怎样看暴行（1） 　　

流逝的岁月前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回忆录

1946年夏，我从北平回到邯郸。那时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日常工作已由薄一波主持，刘伯承、邓小平率野战军到前方去了。原来的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长宋任穷随后也到前方去了，改由王从吾接替。我仍回到组织部工作。很快，王从吾要到冀南去任区党委书记。那时，邯郸市要我去作市委副书记，范文澜希望我到北方大学去作党委书记，但王从吾则希望我随他到冀南去作永年县委书记。我拿不定主意，就去问薄一波，他说由我自己挑。不过他倾向于我到永年县去，因为那里离邯郸很近，却被蒋介石收编的伪匪盘踞着，是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心腹大患。由我去去年任县委书记，可以协调包围永年的各方面的关系，而且可以与太行包围安阳的斗争相联系，共同对敌。眼看全面内战爆发，敌人将拼命打通平汉线，我们也应加强平汉沿线的工作，不让敌人得逞。我听从发薄一波的意见，决定随王从吾到冀南的永年去任县委书记。

　　那时冀南区党委在南宫。王从吾起身到南宫前和我谈了一次话，说他已与三地委（永年属三地委）联系好了，要我先到肥乡三地委，随即到永年去，不必再到南宫去绕圈子。大约在"七一"前夕，我到了肥乡，见到了地委、军分区和专署的各位领导同志。地委焦书记原在太岳区工作，在北方局和太行分局时期就见过；分区张司令员和我是党校同学；都是老熟人。只有温专员过去不认识，但也一见如故，因为他为人很活跃，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开起玩笑来了。那时我和于川刚结婚，她几个月前从北平出来，虽已穿上一身解放军服，但一眼看去仍能知道是从大城市来的。加上我们两人都戴着近视眼镜，知识分子的标记特别明显，因此我们便成了大家开玩笑的对象。在这个欢迎的"宴会"上，虽没有什么菜肴，但大家谈笑风生，倒也十分欢快。

　　我们从邯郸到肥乡，从肥乡到永年，都坐"轿车"。当然，这种轿车是中国古式的，四个铁轮，由一匹或两匹牲口在前头拉着。平原地区的女人出嫁或走亲戚坐的就是这种车。旧戏《三上轿》里的轿就是这种轿车，并不是人抬的轿。人抬的轿子只有达官贵人才能坐。不过，这种轿车，里面很宽敞，可以铺上软的坐垫，坐着还算舒适，讲究点的，再在轿外加上各种装饰，也还是很漂亮的。我们坐的那辆车大概是从有钱人家借来的，油漆尚新，颇引人注目。要不是因为赶车的人是个解放军，人们定会把它看作是喜车，里面坐的不是一位新娘就是一对新婚夫妇。其实，我们刚好正是一对新婚夫妇。只不过我们结婚，非常革命化，没有经过任何烦琐的形式罢了。今天坐轿车，正好补行一次"仪式"，所以我们上车的时候，不由得都笑了。谁知刚上车时很新鲜，坐久了却十分难受。因为我们的行李少，没有什么铺垫，坐在那硬梆梆的座位上很不舒服，加上道路不平，铁轮子又毫无弹性，车里面颠得很厉害，有时能把人颠起来直碰着顶棚，更不用说东倒西歪坐不安席了。车行之慢尤为可怕，每小时只能走上几里地。从邯郸到肥乡不过几十里，走了整一天；从肥乡到永年也不过几十里，又走了一天。我是从太行山下来的人，都感到很厌烦，于川刚从有现代化交通的大城市出来，怎能不从心里发急呢？在休息的时候，我对她说："革命嘛，首先就是耐心的锻炼。抗战不就是因为能坚持打到底才获得胜利的吗？"我用唱歌来安慰她。我从小爱唱歌，会唱的歌数以百计。于是便从"打倒列强"唱起，直到把抗战歌曲唱个遍。所有的歌都唱完了，唇干舌燥，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路漫漫其修远兮"，屈原的叹息看来是有道理的。当年孔老二驾着老牛破车周游列国，其艰难困苦也可想而知了。我把这些感想都告诉了于川，她这才感到舒展一些。也许是我随遇而安的乐观主义感染了她，一到永年境内，特别是到了城西地区，她的情绪高涨起来了。其实，既不是我的歌声，也不是我的情怀使她感奋，使她情绪高涨的真正原因乃是永年这片沃土上的动人景象。沿永年城西的渠道走去，一路全是水浇地，井架林立，渠道纵横，庄稼的茂盛，农民的繁忙，特别是许多妇女都下地干活，身姿健美，穿着也较漂亮，在北方实属罕见。这一带地势平，道路宽，车行也较快而平稳，放眼望去，夏收作物一片金黄，秋禾一片深绿，好一派农村美景！无怪乎于川左顾右盼，目不暇接了。伴着我的歌声，我们兴高采烈地到了永年县委所在地--讲武。

　　永年这时的县委书记是由地委组织部长康健生兼任的。他向我介绍了县委各重要成员的情况：副书记路子谊是长工出身，农民运动领袖，抗战八年一直在肥乡和永年这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和群众关系很好，就是爱喝一点酒，脱离不了农民习气。宣传部长李庆和，永年城里人，小知识分子，抗战初期八路军来了即参加革命，一直在本地坚持工作。组织部长王守信，邱县人，也是抗战初期参加工作一直坚持到今天的。县长宋钦，本县人，地主家庭出身，本人是知识分子，也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在本地坚持工作的。县大队副政委李学文（政委由县委书记兼任），也是抗战八年都在三分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公安局长李文彪，贫农出身，抗战初期参加革命，在永北（永年北部）抗日根据地坚持斗争多年，作战英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