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oliw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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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  流逝的岁月

— 本帖被 总编室 执行合并操作(2009-05-15) —

                                        题  记  
           
   人生如客，来去匆匆，踏印着不同的足迹； 

    岁月似河，昼夜不舍，跳动着生命的浪花。 

   我这一辈子，在岁月的长河中，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它平常、平凡、平和……。 

  


           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1950—1956）    　　　　
          
    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快乐的无忧无虑的。那时，家庭生活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我能吃得饱，穿得暖。一些基本的生活和学习上的需要，父母都能满足。父母对我疼爱有加。父亲平时少言寡语。父亲每天上班，我要上学，再加上父亲去抗美援朝两年多，所以，我和父亲的接触不如母亲多。父亲忠厚老实，为人正直，对人和气，对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挺大。母亲勤劳，干净利索；能吃苦，说话大嗓门；好唠叨，护孩子，说话办事不拐弯。父母都没有文化。所以，他们对我的责任就是管吃、管穿、管住。谈不上对我有多少思想教育，更谈不上在学习上的辅导和帮助。再说，我在思想、行为和学习上，也没有让他们操心的地方。他们总是以我的表现为荣。 
    我小时候的好的思想品德，好的行为习惯的养成，学习上的成绩和各方面的优点的形成，主要的应当归功于学校和老师的教育，特别是班主任老师的教育和培养。我的小学时代，基本上是在顺境中度过的，是在表扬和奖励中度过的。
    从第一批入队，到学习委员，到班长；从小队长到中队长，到大队长；从优秀学生到优秀学生干部到保送上中学，荣誉的光环一直没有离开过我。这种状况，使我形成了自信、自傲、自负的心理，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优越感，觉的我什么地方都比别人强，也应该比别人强。这就好像是在温室里成长的幼苗，看似茁壮，其实很嫩弱。犯不得一点错误，遇不得一点风雨，受不得一点挫折和打击。我的以后的人生经历，着实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状况，在我的幼小心灵里，刻下了一个深深的烙印。就是认为：我之所以受表扬，当干部，获奖励，都是因为我听话。在家听父母的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对老师的所有要求，都努力地一一做到、做好。遵守纪律是这样，良好的行为习惯是这样，对各科文化课的学习更是这样。那时，在我的心里，老师就是真理的化身，老师的话就是对的，就要照着做，并且要做好。有的时候，甚至做得很机械，很教条，很呆板。比如，老师说：“同学到老师办公室要敬队礼。”我到老师办公室去送学生作业去，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也要恭恭敬敬地打上一个队礼。现在想起来都可笑，可那时的我就是这样。听老师的话，听学校的话，固然使我形成了许多优点和好的行为习惯，但是，事事听话的思想，也为我后来的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怕打击的思想的形成造成了羁绊。不管怎样，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快乐的，无忧无虑的，是幸福的。

           拣 煤 核    
     
    打我记事的时候，就知道我家生活挺困难。那时候，一家四口人，爸爸一个人上班，每月工资不到五十元，常常是缺米少煤的。为了节省一些开支，妈妈经常早早起来，到三棵树车辆段附近拣煤核。我到了八、九岁的时候，也和妈妈一起去拣煤核了。 
    拣煤核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要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戴上棉帽子、棉手套，背上小铁桶，顶着星星月亮，冒着刺骨的寒风，走上二十分钟左右，来到车辆段卸炉灰的地方。那时候，拣煤核的人很多。大家都早早地来，等着拉炉灰的轱辘码子出来倒炉灰。天冷，常常冻得手脚象猫咬的似的，只好不停地跺脚，心里盼着拉炉灰的轱辘码子快点出来。刚从锅炉里运出来的炉灰还都是热的，直冒热气。大家就争着抢着往自己怀里扒炉灰。有了炉灰，才有煤核拣。寒风吹得背上透心凉，胸前的热炉灰把棉衣、棉裤都弄湿了，一会就冻得硬邦邦的，手却被炉灰烫得发疼。尽管这样，能抢到比较多的炉灰，还是高兴得不得了。
    这时候，天也蒙蒙亮了，再从炉灰里，扒拉来扒拉去，把煤核一个一个地拣到小桶里，直到快拣满了为止。要回家啦，也是个难事。因为我太小，装煤核的桶又挺沉，我揹不起来。有妈妈在的时候，妈妈帮我揹。妈妈不在，就得求人帮助我揹到肩上。
    有一次，我一个人去拣煤核。回来的时候，走在路上，就觉得脸上直发烧，痒痒的。回到家里，妈妈一见我，吓了一跳。说：“孩子，你咋的啦？”我说：“没咋的呀。”妈妈说：“你脸上都起了泡，还说没咋的。”我照镜子一看，可不是，满脸的大泡。原来是抢炉灰的时候，身上出了汗，让冷风一吹，受风了。
    我从八、九岁起拣煤核，一直拣到我大妹妹十几岁的时候，大妹妹接替我拣。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我家几乎没有买过煤，煤棚子里的煤核总是堆得高高的。拣煤核，吃了不少苦，挨了不少累，但是，也锻炼了我不怕苦，不怕累，勇于克服困难的勇气和精神，也让我过早地懂得了过日子的艰难。

           镇压反革命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为了巩固政权，在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我在八、九岁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参加了一次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大会。大会是在道外区八区广场召开的。大会会场前临时搭起了台子，参加会的人大约有一万来人吧，感觉是人山人海的。参加大会的人，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各种颜色的小旗子，上面写着不同的字。台上坐着一排人，一个人在台上讲话，不时地喊着口号，参加大会的人就举起小旗子，随着台上的人喊着同样的口号。台下站着十来个反革命分子，都戴着手铐、脚镣，头上戴着一个很高的大纸帽子，弯着腰，脖子上插着一个木牌子，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ｘｘｘ。周围有许多解放军战士押着，有的身后还有两个解放军按着。大会结束了，解放军把反革命分子拖到大卡车上，一个卡车上有两个反革命分子，车里有二十多个解放军战士，都拿着枪。车要开的时候，许多人都围了上来，群情激愤，有的嘴里骂着，有的拿小石头打，更多的人是举着小旗子，高喊枪毙反革命。
    本来，开完会，我和妈妈回到家里，就没事了。可是，枪毙反革命分子的地方，就在离我们家住的东棵街不远的地方，那是一个小山丘，山丘下面是一片坟茔地。有人说：“东边要枪毙人了。”我们一帮小孩就都跑了去看热闹。解放军战士不让我们到跟前，我们就在远远的地方看。反革命分子站成一排，都跪在地上。有的瘫倒了，解放军战士就又把他们拽起来。只听一个解放军战士喊预备——放！枪响了，反革命分子一个个倒了下去。这时，解放军战士又到每个反革命分子跟前，补了两抢。这以后，解放军战士就把我们这些看热闹的人都撵走了。后来听说，挖了一个大坑，把反革命分子都埋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的唯一的一次看到枪毙人。

          抢生意所   

    日本鬼子在中国东北统治了十四年。他们在各地都建立了许多为日本人服务的各种生活部门，其中生意所就是供应生活用品的地方。在我居住的三棵树东棵街就有一处日本人开的生意所。生意所面积不大，大约有一百多平方米。房子后面有一个三米多高的平台，我和小朋友经常上去玩。
    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以后，日本人并没有马上全都撤回去，生意所还继续开着，只是里面有了中国人。大约是在五零年左右吧，有一天，我正在生意所附近玩，就看见许多人跑到生意所，把里面的东西都抢走了。有的扛着布，有的拿生活用品，有的拿瓷盆等等。这些人都急匆匆的，有的人把东西送回家，又跑回来拿。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在旁边看热闹。这时，妈妈来了，看到我，一把拽住我，说：“锁子，快走，咱回家去。”抢东西的人对我妈说：“大嫂子，你怎么不拿点东西回去啊，过这村可没有这个店了。”妈妈说：“我们可不拿，怪害怕的。再说，碗边子饭，也吃不饱人。”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日本人都撤走了，中国人官方还没有接管，就在这个空当，生意所被人抢了

          斯大林逝世那一天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逝世的那一天，我正和一个小朋友在我们家的房后玩。突然，天空阴的黑沉沉的，不一会，刮起了大风，下起了雨。风刮得天昏地暗。风是黄的，雨水也是黄的，对面看不见人。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刮得蒙头转向，心里害怕极了，一边打着转，一边喊着小朋友的名字。但是，我只能听到小朋友的喊声，却看不到他们的影子。我被刮得东跑一下，西跑一下。突然，我碰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我想起来了，这是一个用水泥制成的装垃圾的箱子。我就钻了进去。这下子好了，风吹不着了，雨淋不着了。我蜷缩着身子，闭着眼睛，等待着风雨停下来。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后吧，风雨才小了一些。我赶紧从垃圾箱里钻了出来。这时，我的身上、脸上都是黄泥水，简直不像孩子样了。回到家里，妈妈埋怨我老往外边瞎跑。第二天，我出门一看，房子、树木，板障子都是黄的。我听人说，不光是哈尔滨，全国好多地方都下了黄雨。
    那天是斯大林逝世的日子。

　           家里来了陌生人  

    一九五四年，我十一岁。那是一个冬天，我家来了两个陌生人。陌生人是两个男的，大约四十多岁的样子，个头都不高，瘦体形，长脸，戴着农村人常戴的那种狗皮帽子，很像是农村人。记得，当时，妈妈好像是让我管他们叫叔叔。他们还和我唠嗑。问我学习怎么样？家好不好？爸爸妈妈好不好？还问我愿意跟他们上农村去吗？我说：“不愿意去。”其中一个男的有一本毛泽东选集，封面都油了。问我要不要，我说：“要。”他就把这本书给了我。以后，我还真看了这本书。后来，我有了新的，这本书就不知道弄哪去了。他们跟我唠完嗑以后，就到里屋和妈妈说话去了。他们好像在争论什么，有时声音还挺大的，但是，我听不懂。再后来，他们出来，好像要让我跟他们走。妈妈横扒竖挡地拦着，不让我跟他们走。两个陌生人没办法，也就走了。他们是谁？来干什么？为什么让我跟他们走？当时，我都不知道。

         爸爸去抗美援朝 

    一九五零年，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毛主席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当时，爸爸在三棵树车辆段当检车员，工作干得挺好。
    抗美援朝，要有火车拉军队，拉军火，拉伤病员。火车上就要有检车员，爸爸被批准随车赴朝了。那时，我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记得，一天晚上，爸爸和妈妈很晚都没有睡觉。我睡了一大觉，醒来小便的时候，看到爸爸妈妈还没有睡，他们在唠嗑。第二天，爸爸就走了。后来，我知道爸爸去朝鲜了。
    爸爸去朝鲜以后，家里经常有人来看望妈妈。说我们是抗美援朝的家属，说妈妈光荣。有一次，车辆段举行援朝家属招待会，妈妈领我去了。在会上，有领导讲话，有家属代表讲话，以后是大家座谈。桌子上摆了好多水果，还有长白糕、蛋糕等。妈妈一个劲地让我多吃。在爸爸去朝鲜的那一段日子里，妈妈感到很光荣，我也感到很光荣。爸爸在朝鲜工作的很好，回国的时候，得了四枚奖章。后来，听爸爸说：“在朝鲜，火车（那时叫卫生车）经常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抢运伤员和救援物资，那是非常危险的。”爸爸说：“我命大，活着回来了。”
    爸爸回国的时候，就带回来一件东西。是在鸭绿江上捡回来的一个大石头，石头被水冲得光光的，像一个大鹅卵石似的。我们就用它压酸菜缸，一直用了好多年。

         门牌、防火牌与卫生旗  

    五十年代初期，我家住在三棵树东棵街。这里的房子都是一排一排的，每一趟房住八户人家，每一家面积都只有十二平方米。日本鬼子统治时期，日本人住在南棵街，中国的小头头或者是警察什么的住在北棵街。住在东棵街的都是中国的最底层的工人和无业游民。建国以后，国家对防火、卫生和户籍管理都很重视，抓得很紧。那时候，每一户门上都有一个门牌，上面写着街号、户主姓名。家家都有，非常规范。每一趟房都有一个防火牌。防火牌是一个长方形的木板做的，上面写着“防火”两个字。八户人家轮流值日，每天负责到各家提醒注意防火。每当轮到我们家值日的时候，这事都由我来做。我拿着防火牌，一家一家走，每到一家，说一声“请注意防火”。这事，一直延续到五八年以后，就没有了。再有，那时，对卫生抓得也非常紧。经常检查卫生，包括屋里和院子。卫生好的人家，就在大门上插一个红旗，差的就插一个黄旗，最差的就插一个黑旗，还要组织大家到插红旗和黑旗的人家去参观。这样，插黑旗的人家就很没有面子了，要让大家笑话的。所以，家家都特别重视搞卫生。妈妈是一个干净利索的人，无论什么时候，屋里屋外都是干干净净的。我们家经常是插红旗。领导还把我们家作为卫生好的典型表扬过。那时候，不但每家的卫生状况好，就是街道上的卫生也都非常好。每家每月都拿卫生费，有专人每天打扫街道。每家门前都有一个自己挖的下水井，污水倒在下水井里，是不准随地乱泼的。那时，东棵街虽然不大，人也不多，但是，街道整齐干净，人员的整体素质也比较好，邻里之间相处得很和谐。不像现在的东棵街乱糟糟，脏、乱、差，许多事情都没人管。现在想起来，真是有点留恋那个时候。

                      照   相


    不知为什么，我小的时候，没有一张照片。也许是没有给我照过，也许是照了，没有保存下来，这可真是个遗憾的事。直到一九五零年，我要上学之前，有一天，爸爸说领我去照相。那是一个冬天，我和爸爸去了照相馆。爸爸穿着铁路制服，带着大沿帽，挺精神的。爸爸那年才四十六岁。爸爸坐着，我站在爸爸的身旁，是立正的姿势，留着小平头，裤子显然是做长了，折折巴巴的，不过也挺精神的。这可是我的第一张照片啊。

        入学考试 
  
    一九五一年，我九岁，要上学了，心里自然很高兴。那时，上学前，都要到学校考试。 
    记得，老师考我的题目是：树上有五只鸟，猎人用枪打下了一只，问树上还有几只鸟？一张桌子有几个角？用刀砍下一个角，还剩几个角？一头牛，头向东，问尾巴向哪边？等等。这些，对于一个九岁的孩子来说，自然是考不住的，我都答得很好。回到家里，我高兴地把考试的情况告诉了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给我买了新书包、文具和本子。其中，有一个十六开的硬壳本夹子，我非常喜欢，一直保存着。可惜，一九九七年，我的两个书箱子在楼道的阁楼上丢失了，这个心爱的本夹子就在里面，真是可惜。考完试，一周以后，我高高兴兴地来到了车站小学校（三棵树铁路第二小学校的前身）,当上了一年级小学生。

        戴上了红领巾  
 

    上学以后，我遵守学校的纪律，听老师的话，和同学的关系也挺好，学习用功。一年级上学期我考第十一名，下学期考第七名。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日，我在班级里第一批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戴上了红领巾，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那时，入队是挺难的事。第一批入队的在全班只有几个人。所以，能戴上红领巾是非常光荣的。记得，我带着红领巾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爸爸妈妈都非常高兴，邻居叔叔婶婶也都夸我，说我长大了一定有出息。戴上了红领巾，老师说：“做一名少先队员，是非常光荣的。人生有三大光荣，第一是入队，第二是入团，第三是入党。这是人的三大政治生命。”我记住了老师说的话。心里想：我长大了，一定要入团，入党。虽然，以后入团、入党的道路都很曲折，但都实现了。

            参加夏令营活动   

    一九五三年八月，上级（当时不知道是哪个部门）组织优秀少先队员到巴林参加夏令营活动。我们学校选了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高年级的，叫谢忠和。回到家里，邻居们问我夏令营在什么地方？我说在巴黎。大家都笑了，说那不是出国了吗？其实，是在巴林。那时，我也不知道巴林在什么地方，老师说在挺远的地方，要坐火车去（后来知道，巴林在北部线博克图附近）。 
   妈妈给我准备了简单的行李，送我到学校。妈妈一再叮嘱我要听老师的话，要注意安全。当时，我只知道高兴了，心里一点“怕”的感觉也没有。坐了大约十来个小时的火车，终于到达巴林了。
    原来，巴林是个很小的地方，周围都是大山、树林。山下有一条小河，风景确实挺美。房子在树丛中，都是俄罗斯式的木头房子。我们在巴林住了四天。白天去爬山，采榛子，到小河里去捞鱼，晚上听老师讲《沙漠追匪记》故事，开篝火晚会，学跳集体舞，学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有一天半夜里，不知道是哪个学校的学生，搞恶作剧，高声喊：“狼来了！”我们在睡梦中被惊醒，吓得一个个拿着鞋往外跑。这次可真害怕了。不知是吓的，还是吃什么东西不对劲了，第二天，我就病了，发烧，拉肚子。害得我在“家”躺了一天。别人爬山，我都没去成。
    在夏令营期间，我给爸爸妈妈和班主任老师分别写了一封信，结果，还把信装错了信封。在夏令营期间，我们照了好几张相。可惜，只保存下来一张，是全体营员在山上照的。
    近一周的夏令营生活结束了。回来的那天，下车时，天已经黑了。我背着行李，在满天星斗的夜空里高声唱着“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踏进了家门。爸爸妈妈正在扒苞米，看到我高兴的样子，他们也都乐了。

         登 台 演 出 

    小的时候，大约是在七、八岁到小学六年级这段时间吧，我会唱歌，会跳舞，会画画。也爱唱歌，爱跳舞，爱画画。那时，每天一到晚上，我就和在一趟房住的小朋友在家门口唱歌、跳舞、做游戏。有时一直玩到天黑了，还不肯回家。那时，我的声音好，会唱很多歌。有一次，邻居的大叔大婶们把我找到他们家里，让我给他们唱歌。唱了一个又一个，也不让走。后来，妈妈来找我来了。他们就把我藏了起来，等妈妈走了，又让我接着唱。上学以后，老师让我参加了学校的合唱队，每周集中练一次。在合唱队里，我又学了许多新歌，唱歌的水平也提高了。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要排一个小话剧，老师让我参加了。话剧的内容是说在一个班级里，好学生帮助差学生克服缺点，好好学习的故事。我在剧里扮演一个后进变先进的学生。这个话剧演了十几场，在学校震动很大。这是我第一次登台演出。后来我和一个叫阿玉的女同学还登台演了好几场《二小放牛》表演唱，都很成功。

         住   医  院   

    大约是在一九五三年的冬天，我脚上长了个“鸡眼”，影响了走路。爸爸妈妈说：“要到医院去治。”到了医院，医生说：“要做手术，把“鸡眼”挖掉，而且需要住院。”我开始因为怕疼，不愿意做手术。医生说：“你不做手术，以后会越长越大，就不能走路了。”我不得不听医生的话，去住院治疗了。按理说，做一个挖“鸡眼”的小手术，有两三天就够了。但是，刚进医院时，因为手术人多，我要等两天，第三天才能做手术。手术时，因为打了麻药，不怎么疼，但是，心里还是挺紧张的。住院期间，由于男病房的人太多了，医生就把我安排到女病房了。好在我小，别人也不在意，我也不在乎。医院里伙食好，每天晚上还给每人发一个苹果。在住院的人里，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要做痔疮手术。也是因为排队，一时做不上手术。他就每天晚上给我们讲故事。他讲得可好了，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我做完手术都已经三天了。医生说：“你可以出院了。”可是，我没有呆够，央求医生又多住了两天。在病房里，有一个和我同龄的小女孩，是三铁一校的学生，长得很好看，给我的印象很深。她的模样至今还在我的脑海中。

         参加演讲比赛  

    到了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就从东棵街的三铁二校移到在南棵街的三铁一校去上学了。那时，学习苏联，把五年级叫高小一年级，我在一年三班。有一天，班主任高粹筠老师对我说：“太平区要搞一次少年儿童演讲比赛，你代表学校参加这次比赛，要好好准备，为学校争光。” 学校大队辅导员田老师找到我，帮助我确定了演讲的题目――《少先队员要积极参加绿化活动》。辅导员老师帮助我写的演讲稿。我在家里把稿子背下来，一遍一遍地练习。老师又给我做了指导，从语速到音调，从表情到手势，细心地教我。比赛是在一个像俱乐部的大屋子里进行的，里面坐了有好几百人。上台前，辅导员老师嘱咐我：“别害怕，别忘词。”我不慌不忙地走上了讲台。按照我练习的样子讲了下来。当时，我的感觉是老师还满意。这次演讲比赛，一共有七名队员参加演讲，评选结果，我获得第三名，为学校得了一面奖旗。
    直到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我看到那面奖旗还在学校挂着呢。 

         主持大队会  

    我在小学一年级时入队，二年级戴上了一道杠（小队长标志），当上了小队长。三年级戴上了两道杠，当上了中队长。到五年级戴上了三道杠，当上了三铁一校少先队大队长。当大队长，除了品德好，学习好，身体好以外，还要有工作能力，有领导能力。当时，我在这方面是有很大优势的，老师夸我，同学们羡慕我，我有一种很强的优越感。
    有一次，召开全校少先队大队会，是在三棵树铁路俱乐部召开的。我做大会主持人。我沉着冷静，态度自然，把一个几百人的大会主持的有板有眼。我声音洪亮，语言流畅，没有出现一点差错。学校领导和老师们都很满意，同学们报以热烈掌声。这是我第一次主持那么多人参加的大队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一次惊险之遇　   　 

    一九五四年的冬天，爸爸去朝鲜抗美援朝回国后，眼睛患了白内障，到三棵树铁路医院做手术，住院了。一天，我一个人去医院看望爸爸。爸爸的眼睛用一层层沙布蒙着，我不知道能不能治好，心里很担心。我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在回家的路上，我顺着铁道线，低着头往前走。天很冷，我戴着大皮帽子。一边走，心里还在想着爸爸的眼睛能不能治好。这时，前面一列火车开来。由于是倒站车，车头不在前面，车是倒着开的，所以声音很小，我又戴着棉帽子，没有听到声音。等我发现了火车时，火车离我只有不到二十米远了。我惊吓了一大跳，急忙离开了铁道线，火车几乎是擦身而过。真是好险啊。这件事，我一直也没敢对爸爸妈妈说。

         我的作文成了“范文”

    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的作文就写得越来越好了，每次都得五分，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到了五年级，我的作文水平在班级里已经是一等的了。
    有一次，我们写的作文题目是《我们可爱的学校》。老师看了我的作文，非常满意，赞不绝口，决定把我的作文作为范文推荐给学校。学校同意了。于是，把我的作文在每个班级里宣读了一遍，指出我的作文写得怎么好，并且号召同学们向我学习。从这以后，许多同学都知道我学习好，作文好。班级里和外班的同学经常借我的作文看。我在同学们中的威信更高了。 

         跳     车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在三铁一校学习。多数时候都是走着去，走着回家，来回需要一个多小时左右。有的时候，遇上了有走转盘道的火车，我们就上去坐蹭车。等车到车辆段门口停一下的时候，我们几个小朋友就赶紧下来。这样，可以少走很多路。有一次，我们又去坐蹭车。可是，这次车到车辆段门口的时候，不停了。这下，我们可着急了。如果不下车，就又把我们拉回去了。 情急之下，我们几个小朋友说一声:“跳”！就不顾一切的跳了下去。我们哪会跳车呀？结果，一个个都摔得很惨。我跳下去以后，摔在地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几分钟后，我醒过来，看到车轮在我的身旁隆隆的走过，可把我吓坏了。我笨笨咔咔地站起来一看，胳臂腿还都齐全，只是把胳臂和脸都摔破了。其它小朋友也都受了一些伤，好在没有大事。我们都很后怕，一个个提心吊胆地回了家。我想，大家肯定是都说了谎话。我撒谎说是踢球摔的。妈妈数落了我一顿，也就过去了。从此，再也不敢跳车了。

             惹妈妈生气了  

    我小时候是个听话的孩子。在家听爸爸妈妈的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大家都说我是一个好孩子，经常听到夸奖的声音。但是，有一次，我却惹妈妈生气了。
    那是在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邻居的一个比我大很多的孩子把我们三、四个小孩叫到一起，说：“我们去东大坝的水泡子洗澡去吧。”我们说：“我们不会游泳，再说，大人也不让去。”大孩子说：“没关系，大人不会知道，洗澡可凉快了”。在他的劝说下，我们就偷偷地去了东大坝。
    一看到水泡子，我们就脱光了衣服，噼里啪啦地跳了进去。好在水不深，我们就在水里打水仗玩。正玩得高兴，一个小朋友大喊一声：“不好了，大人来了。”我抬头一看，妈妈，还有几个大人正急急忙忙地向我们跑来。我们慌忙上了岸，抱起衣服，光着屁股就跑。我们在前面跑，大人们在后面追。后来，我们跑散了。我在树棵子里把衣服穿上，接着跑，一直跑到家。妈妈看着我跑到家了，也不再追我了。可是，我不敢回家，怕挨打。我藏在了我家的煤棚子里，不知怎么的，就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要黑了。在煤棚子里，我听到妈妈一声一声地喊我的小名，听声音，嗓子都哑了。我又有点害怕了，就出了煤棚子，让妈妈看我一眼，就跑到房头躲起来。妈妈追到房头，我就跑到房子的另一头。就这样，妈妈追到这个房头，我就跑到另一个房头，一遍又一遍地不知跑了多少次。我累了，妈妈也累了。妈妈无奈地对我喊着说：“孩子，你别跑了，妈不打你，咱们回家吧。”听到这话，我才回了家。妈妈果真没有打我，但是，气得够呛，把我数落了一顿。说：“在水泡子里洗澡，多脏，再说淹死了怎么办”等等。打这以后，我再也不敢去水泡子游泳了，直到三十八岁以后，我才学会游泳。

                  读 课 外 书 
    
    我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读课外书的。那时，我有一个小朋友叫王选魁。他爸爸有文化，家里有许多书。他爸爸对我们说：“你们不要每天做完作业就算完事，要多看一些课外书，有好处。”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看课外书。书，都是从王选魁家借的。先是看小人书。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后来就开始看大部头书了。我看的第一本大部头书是《儒林外史》。后来看的有《东周列国志》、《聊斋志异》、《桃花源记》等等。可以说，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读书旺盛的时期。它不但使我增加了许多知识，更重要的是激发了我读书的热情和兴趣，引起了我对读中国古典文学著作的渴望。我后来读中国古典文学著作的兴趣强于读外国文学的兴趣，也是和这些有很大关系的。为此，我深深地感谢王选魁和他的父亲。  
         
  
         练 写 字     
    
     上学以后，每天的作业都有写生字。老师要求，一个字，要写十几遍。到二年级的时候，我和王选魁、高俊、高士奎等几个同学在一起练习写字。先是描红，再是仿写。一个假期，我们每个人都写了十几本。我们这几个人，王选魁写得最好，他写的是正楷字。我就向他学，也写正楷字。后来，我看到高俊写的是长方形的仿宋体字，也挺好看。我就不写正楷了，改写仿宋体字，结果，哪一样也没有学好。写出的字，长不长，方不方的。总之，在我们这几个小朋友中，我的字是最差的了。到了初中的时候，一位老师对我们说：“听课，要学会记听课笔记。这样，能使你注意力集中，加深记忆。”我信了。就开始记听课笔记。这个习惯一形成，就收不住了，一直记到中师毕业。记笔记，虽然有不少好处，但是，却把我的字毁了。因为要记录，就要写得快，越写得快，字就越不像样了（本来就没有打好底）。所以，我的字一直拿不成“个”。为此，不少老师、同学说：“你的文章写得那么好，你的字可太差啦。字是知识的门面。你的字和你的文采太不相称了。”为此，到了中师二年的时候，我又开始了第二次练字。   

              和爸爸出远门  
  
    一九五八年暑假，爸爸带我上舅舅家去。舅舅家在武汉，离哈尔滨很远。 
    爸爸带了二十斤面，领着我坐火车，坐了很长时间，才到了武汉。舅舅那时在武汉钢铁厂工作。我们费了一些周折，找到了舅舅家。舅舅家不大。武汉非常热，坐在屋里就直冒汗，让人受不了。晚上睡觉要有蚊帐，不然就让蚊子咬得浑身是包。我们在舅舅家住了四、五天，把我热得受不了，吵着要回家。不过，也有一件很大的收获，就是去了长江大桥。那时，长江大桥刚修好，非常壮观。我和爸爸从桥这头，一直走到桥那头，真是开了眼界。 

             看电影《危险的恋爱》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看电影。电影的名字叫《危险的恋爱》。电影的内容说的是：“在苏联卫国战争的时候，一个为德国服务的苏联女间谍，为了获取一份重要的军事情报，和一个掌握重要军事机密的苏联年轻军官谈恋爱。年轻军官掉入情网中，险些将重要的军事机密泄漏出去。由于苏联反间谍机构及时识破了敌人的阴谋，抓住了女特务，才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影片在描写女特务和苏联军官谈恋爱的时候，多次出现互相拥抱，互相接吻的镜头。有几次接吻，还是特写镜头。这些画面，我都是第一次看到。当时，感到心里很紧张，很好奇，又有些不好意思。总之，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感觉。心想，原来男女之间还能这样啊。看完电影好几天，心里还想着这件事。那些接吻的镜头，还在脑子里转。
    在学校走廊里，贴着一张电影宣传画，上面就有《危险的恋爱》中的剧照。有一天，我不由自主地走到了宣传画前，去看那男女拥抱的剧照，被学校打铃的张师傅看到了。张师傅对我特好，平时总夸我。他也许不知道我的名字，就叫我“六年三”。看到我在看剧照，张师傅对我说:“六年三，看什么呢？离找对象还远着呢。”说得我不好意思地跑开了。

　           打仗与受伤   

    我小的时候，长得瘦小，又没有力气，所以，经常受人欺负。我和别人打仗，有的时候怨我，但多数时候是不怨我的。可是，我骂不过他们，更打不过他们。每次打仗，不管怨谁，妈妈总是拉着我去找人家大人，和人家大人吵架。妈妈的嗓门高，又会骂人，吵起架来，就没完没了的。妈妈越是和人家吵架，人家就越是欺负我，形成了恶性循环。所以，我小的时候，脸上经常是让人家挠得一条子一条子的。那时候，我常想，我什么时候能长大了，就再不受人欺负了。有一次，因为玩游戏，一个大孩子输了我，不服气，就和我打起来了。在厮打中，那个大孩子狠狠地往我裤裆处踹了一脚。这一脚，正好踢在我的小便上，疼得我当时就昏了过去。后来，一些人把我背到医院，大夫给我做了检查，说没有什么问题，就让我回来了。可是，几十年以后，我发现我的两个睾丸一个大一个小。当时，我又有疝气病，就以为是疝气造成的。疝气病有时犯，有时好，我也一直没有治。到了五十岁的时候，我去医院检查身体，对大夫说了这个情况。当时大夫说是睾丸里有积液，要做手术才行。我想，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不做了。又有一次，我去医院的男性科让大夫再做一次检查。这位大夫说：“不是大的不正常，是小的不正常。”大夫问我是不是受过外伤。 这时，我才一下子想起来，小的时候，让人踢过。大夫说：“这就对了。”当时，大夫可能怀疑我是得了睾丸癌。告诉我：半年以后，如果还是这样，就没什么问题了。如果有变化，一定要到我这来治疗。半年多过去了，没什么变化，我也就没有再去检查，看来，问题不大了。

                     小弟弟死了   
    
    妈妈一辈子生了十二个孩子，最后，只活了我们四个。多数都是孩子在一两岁的时候，得肺炎，就是治不好。 那时候，一方面是医疗条件差，肺炎还是疑难病症。另一方面也是家里生活困难，不能及时治疗。也许还和妈妈不咋会伺候孩子有关。不管咋说，死了八个孩子，对妈妈真是一件残忍的事情。在死去的这些孩子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弟弟，那年都五、六岁了，我都领着他到处玩了。小弟弟长得虎头虎脑的，哥哥长哥哥短地叫我。可是，不知得了什么病，就死了。小弟弟要死的那天晚上，爸爸妈妈让我到张大娘家去住的，张大娘问我：“你想不想小弟弟”我说：“想。” 第二天，我回到家里，小弟弟就没了，我难过得哭了。
    还有两次。一次是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太平桥一家医院给小妹妹看病。那个小妹妹大概有一岁多一点吧。看完病，在回家的路上，小妹妹就死在爸爸的怀里了。当时，爸爸说：“怕是不行了。”妈妈看了看，真的不行了。再一次，也是一个小弟弟，在两岁的时候死了。那时，爸爸去抗美援朝去了，没在家。妈妈找了一个老头，用一捆草，把小弟弟裹着从窗户抱出去的。打那，我知道了，家里死了小孩，不能从门出去，要从窗户出去。
    爸爸抗美援朝回来，本来是应该挺高兴的，可是，一进家门，知道小弟弟没了。一股急火，得了白内障，不能检车了。两年后，就停薪留职了，每月开五十二元钱。爸爸的眼睛后来做了手术,戴上了一千多度的眼镜，视力也只有零点零一。 爸爸去世的时候，我把这副眼镜放到棺材里了。

            妈妈住院了  

    妈妈爱劳动，整天闲不住，还挺有劲，身子骨挺结实。年轻的时候，很少有病。有一年，妈妈怀孕在身，可能有四、五个月了吧。一天，妈妈正在自家种的菜地里蹲着间生菜，在一趟房住的一个叫杨老四的人，拿着篮球去罐头厂打篮球去。看到妈妈在间菜，就用篮球打了妈妈的后腰一下。本来是闹着玩，不想，这一下，把妈妈打流产了。晚上，爸爸把妈妈送到医院去了，孩子没有保住。妈妈住了医院，护士打针时，技术不好，又打了滚针，妈妈的胳臂肿得很厉害。爸爸要去医院护理，就我一个人在家（那是一个星期天）那时，我家养了七、八条泥鳅鱼，放在一个罐头瓶子里，瓶子放在了窗台上。窗台上还放了一些干辣椒。我家的窗台，离炕有一米多高。晚上七点多钟，我要上窗台看爸爸回来没有，结果，一不小心，碰倒了装泥鳅鱼的罐头瓶子。泥鳅鱼跑到窗台上，让辣椒辣得吱吱直叫唤。我抓来抓去，怎么也抓不住，把我急得直哭。后来，没办法，就用笤帚把泥鳅鱼扫到了洗脸盆里。这时，天已经黑了，爸爸还没有回来，我有些害怕了，就把门划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一阵砰砰的砸门声，把我砸醒了。我急忙起来给爸爸开了门。那时，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八点多钟了。爸爸说：“我昨天晚上十点多钟回来的，把门都要砸碎了，你也不醒。没办法，我只好回到车辆段卫生车（公务车）上睡了一宿。你的觉也太大了。”

            替爸爸写信  

    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替爸爸写信了。那时，我会写的字还不多，所以，写信的时候，得爸爸挑我会写的字编成话，我才能写成。写一封信，要费挺大的劲。后来，随着我会写的字多起来，写起信来就越来越容易了。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写家信的格式。每次，关里家来信，首先要我给爸爸念信，然后再写回信。很长一段时间，是我以爸爸的口气，给奶奶写信。后来，奶奶去世了，我就以我的口气，给我的叔伯姐姐叫彩凤的写信。彩凤姐姐还寄来过一张照片。彩凤姐姐长得很漂亮。我写信，也出过笑话。有一次，爸爸对邻居李哥说我能念信和写信了。正好收到一封信，爸爸说：“你给念一念吧。”我挺得意地念了起来。其中，有一句话是说：“叔父大人身体是否健康？”我念成了叔父大人身体是甭健康。其实，以前，我遇到这个否字，都念成了甭字，爸爸也都听得懂。这次不行了，李哥说：“那个字不念甭，念否”我当时还和李哥争论。后来知道，我确实念错了。

            挑水  劈柴  刨茬子 

    我小的时候，个子不高，身体瘦小，也没有多大的劲。但是，我并不懒惰。小时候，我最早干的活有三样，就是挑水，劈柴，刨茬子。 东棵街没有自来水，喝水要到固定的井点去挑水。井点离我家有一里多地远。我个子小，挑不起来两桶水，就把扁担钩弄短一点，挑不动两大桶，就用两只小桶挑。每次都要把缸装得满满的。后来，长高了，有劲了，就用大桶挑。我从十一、二岁开始挑水，一直挑到我上师范学校，离开家。夏天挑水还好一些，冬天挑水就费劲了。井边冻了好多冰，又高又滑，要把水桶从井边滑到地面，才能挑。有时候，水桶滑到地面，就剩下半桶水了。有时候，不小心还要摔一脚，水洒了，身子倒了，弄了满身的水，到家，衣服上都冻成了冰。有一次，我脚下一滑，摔了个四仰朝天，脑袋嗑在冰上，顿时晕了过去。当时，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还得再接水，回家还不敢对妈妈说。
     我干的第二样活就是劈柴。那时候，烧柴要到煤炭商店去买，商店把烧柴都锯成一尺多长，限量供应。我用小爬犁把烧柴买回来，把烧柴劈成细细的长条，然后，在院子里码成井字形，有一尺多高，摆放得整整齐齐。 邻居们或者外人来到我家，妈妈总是说：“这是我们小锁子劈的，这孩子可爱干活了。”我听了，心里总是美滋滋的。
    我干的第三件事，就是每当到了秋天，我就到周围种苞米的大地里去刨苞米茬子，冬天，用苞米茬子烧火。刨苞米茬子，不怎么费劲，就是往回运的时候费劲。它虽然不沉，但是，占地方，面积大，刨多了，拿不回来，刨少了，不甘心。有时候，我们几个小朋友，就合伙借一个手推车运回来。每年秋天，我家的苞米茬子都堆了不少，省了不少的烧柴。  

        
        我的启蒙老师

     我的启蒙老师叫钱吉良。他是一位男老师，个头不高，总是留着小平头，走路好背着手，猫着腰，低着头，走路很快。 教我那年，他也是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大约有十九岁吧。据说，他父母早逝，家也不在哈尔滨。他就住在学校，吃饭有时就到附近的罐头厂食堂去。钱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从小学一年一直教到小学三年。那时，我们念书分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念到四年级，就是初级小学毕业了。钱老师对我们挺负责任，教课认真，对同学也都挺好。我的算术、语文的基础，都是钱老师给打的。记得，有一次，钱老师到我家家访，和我妈妈谈了挺长时间，有时说话好像还背着我。后来我猜想，可能是妈妈把我的身世情况对钱老师说了。
     我和钱老师挺有缘分的。一九六二年，我师范毕业以后，由于当时国家处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时期，我们都被分配到小学工作，我被分配到了哈分局。当时，钱老师在哈分局管内的玉泉小学校当校长。钱老师就对我说：“跟我到玉泉小学吧，离家也不远。”我当即就答应了钱老师。一是因为，我不愿意在家门口的三铁二校当老师；二是因为，钱老师毕竟是我的老师，他当校长，对我可能更好一些。就这样，我到了玉泉小学任教。一年后，钱老师调回哈尔滨了。两年后，我调回到三铁二校工作。这时，钱老师在三铁二校当总务主任，我们又在一起了。一九七一年，我在哈铁七中先是当团委书记，后是当教导主任，钱老师在七中后勤工作，我们还是在一起工作。直到一九七六年，我离开七中，到教育党委工作，才与钱老师分别了。
    现在，我和钱老师有时还能见面。他已经七十多岁了，精神状态不太好，据说是因为他老伴去世，受到了刺激。有一次，他得病住院了，大夫怀疑是癌症，需要手术。他怕再也见不到我们了，就托人打电话给我，说非常想念我和老伴，要见见我们俩。我和老伴到医院去看了他，给他扔下二百元钱。说起往事，他流出了热泪。钱吉良，我的启蒙老师，我是不会忘记他的。

             我的第二位班主任 

    一九五四年，我初小毕业了。学校由原来的“车站小学”改名为三棵树铁路第二小学校。我们也不在东棵街这所学校念书了，而是到了南棵街的三棵树铁路第一小学校念高小。三铁一校的校舍是日本人盖的房子。很长一趟房，教室大，明亮，走廊宽敞。屋里、走廊铺的都是地板，还有暖气。这可比三铁二校强上百倍了。这所学校从前是日本人的小孩念书的地方，那时，中国小孩是进不了这所学校的。我和东棵街的小朋友们来到了这样好的学校念书，心里都非常高兴。只是学校离家远了点，要走半个多小时，还要经过很长的一段铁路线，大人们总是怕我们在安全上出事。来到新学校，我被分到高一.三班，也就是五年三班。班主任老师是个女的，那年有三十多岁吧，姓高，叫高粹钧。高老师中等个头，瘦瘦的，瓜子脸，尖下颏，戴一副眼镜。后来，听说她那时还没有结婚，如果是真的，那她就是一直到去世也没有结婚。高老师对我的教育、帮助很大，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她不但教给了我很多的知识，而且，她一直都很喜欢我，对我疼爱有加。 
    我在三铁一校，当上了少先队大队长，多次组织和主持班级的和学校的大队会和各项活动，锻炼了我的组织能力和讲话能力；我多次被选为优秀学生，优秀少先队员，优秀学生干部，树立了我的自信心，也形成了一种优越感；在高老师的培养教育下，我的学习成绩科科优秀，我的作文被作为范文在各班讲评，我参加太平区组织的少先队员演讲比赛，获得奖旗，为学校争得了荣誉。我被学校和老师誉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高小毕业后，我被保送到哈市第十二中学校（全校只有六名学生被保送，而我是六名保送生里的第一名）。可以说，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最得意最值得骄傲的一段时光。而所有这些，都是和高老师分不开的。
    高老师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之一。工作以后，我还经常想念高老师。一九六五年，我打听到了高老师的住处，去看望了她老人家。忆起往事，感到十分亲切，分别时依依不舍。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了。高老师因为所谓历史问题，遭到了批斗。那不是一般的批斗，而是体罚、肉刑，高老师遭了不少的罪。有一次，在哈铁四校集训班，三铁一校的造反派们正在批斗高老师，让我看到了。那真是触目惊心，不寒而栗。造反派们把桌子、凳子码起来，足有两米高，然后让高老师站到最上面的凳子上，低着头，大弯腰，头发披散着，让她交代问题。高老师被折磨得没有办法，就说：“我有罪，我是狗特务，当年，是我扛着炸药包去炸解放军工事的，证明人有xxx，xxx，xxx。”这时，造反派们如获至宝，振臂高呼打倒狗特务，打倒高粹钧……。 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我知道，其实，高老师根本不是什么特务。她在批斗会上说的都是临时编的，为了少挨打。 粉碎四人帮以后，她被落实了政策，但是，身心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据说是在一九九七年左右，高老师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了，活了七十多岁。她走得并不心安。高老师去世，没有人告诉我，这是我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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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 小 | 中 | 大 蓑笠翁8481 [1楼] 发表于：2009-04-29 19:09 suoliw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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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  流逝的岁月 （2）

      
                无拘无束的中学阶段 （1957—1959）

    初中的三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成长时期，也是个性发展的时期。国家大跃进，教育改革，教学秩序混乱，没有怎么学习文化课。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好教师当了右派，老师也不怎么认真教课。许多学生退学，找工作了，学生人数越来越少，学校不得不并班。像我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当时正处在心理危机时期。男女之情萌动，思想固执、偏激，做事走极端化等等。在这个最重要的心理变化时期，我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呵护和正确的引导，致使我的思想、心理、行为表现都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从以前老师眼里的最好的学生，滑到了老师眼里的最差的学生。从时时事事都听老师话的学生，变成了能独立思考，敢于给老师提意见，甚至和老师对着干的学生。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过去听话，懦弱，呆板的性格，形成了我的一种独立思考，固执己见，不在意他人的看法，敢于反抗的个性。从这一个角度说，初中三年的所谓弯路，对我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在这三年当中，我读了不少中外小说。如《铁道游击队》、《红旗谱》、《烈火金刚》、《保卫延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日》、《青春之歌》、《一生》、《静静的顿河》等等。还读了一些哲学著作，使我对哲学产生了兴趣。这些对我后来的成长和进步都有很大的帮助。这三年，让我感到很遗憾的事情是，由于没有人提醒，没有在变音期注意保护嗓子，造成了唱歌跑调，从此，与唱歌无缘。如果说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无忧无虑的，那么，我的中学时代则是无拘无束的。像一个脱缰的小马，东跑西撞。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次思想上的解放，行为上的无忌，个性上的张扬。中学时代，令我回想的时代。

                    我被保送到中学

    一九五六年，我小学毕业了。我被学校保送到了哈尔滨市第十二中学校学习。由于我是保送生，学习成绩和操行鉴定都非常好，所以，当时的班主任老师朱月华就让我当班长。我说：“我当班长不行（说这话，一是有点谦虚，二是看到别的同学年龄和个头都比我大，怕当不好班长，也是有点心虚）”班主任老师看了看我，就笑着说：“那你看做点什么工作好？”我顺口说了一句：“就做生活委员吧。”就这样，我到中学以后，就当上了班级生活委员。可是，生活委员太难当了。每天要管班级的卫生，扣谁的分谁不高兴。班级扣分，我要受批评。周六要组织大扫除，一些同学都不愿意干活，我也说不听他们。这个生活委员干得非常吃力。我就对班主任老师说：“我不当这个生活委员了。”可能班主任老师也感觉到我干得很吃力了，就说：“我看你学习挺好，那你就当学习委员吧。”于是，我由生活委员改作了班级学习委员。这个学习委员一直干到初中毕业。 

            上 大 课 

    到了一九五八年，国家开始搞大跃进，搞教育改革。学校实行上大课，就是一堂课上八十分钟。每堂课都把老师累得够呛，我们学生也累得够呛。作为初中学生，一堂课也就有五十分钟的精力吧，后二、三十分钟就根本听不进去了。慢慢的，我们就不愿意学了。遇到不感兴趣的课，或者认为老师讲得不好的课，一些同学就根本不上课了，出去玩去。有几次，我也跟着一些同学逃过课。这对我来说，是过去和后来都从未有过的事。由于老师不愿意讲，学生不愿意学，再加上经常不上课，去炼钢铁，去积肥，去打麻雀等，所以，教学秩序就特别乱，班级纪律也越来越差。许多年龄大的同学干脆就不上学了，去找工作了，那时的工作也比较好找。这一时期(初中二年)是我念书时在各方面都表现得最差的时期。老师对我的看法也不好，团没有入上，毕业报考师范，也没有保送我。 

         拣 废 铁

    一九五八年，国家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国家提出为年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于是，学校对我们中学生也进行了总动员。学校号召同学们拣废铁，交到学校，各班评比，同学之间也评比，看谁拣得多。我们放学以后，就分成几个小组，到处去拣废铁。先是在自己家里找，把家里有的铁丝，铁棍，破锅，破大勺等，凡是见铁的东西，都交到学校去了。后来，家里没有了，就到附近的车辆段、罐头厂、哈一机厂附近去拣。有时要往地下挖，挖过去埋在地下的废铁。拣到了，挖到了，就非常高兴，然后，再借手推车拉到学校。那时候，我们同学都有一股为大跃进献力的热情，不怕脏，不怕累，有时干到天黑，也不知道累。
    有一次，我们在哈一机厂附近挖废铁，一直挖到天黑。月亮出来了，那一天正好是八月十五，皎洁的圆月挂在天空。我们几个同学蹲在大坑里，干得满头大汗。休息的时候，我们望着明月，心里想，这就是我们的学生时代。经过全校同学的努力，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学校操场上堆的废铁就像小山一样了。其实，这些废铁没有啥用，根本炼不成铁，只是向上边报数字而已。在那个年代，虚夸风盛行，好像有了数字，就有了铁一样。大炼钢铁，把同学们是发动起来了，也拣了不少的废铁，但是，把同学们的学业却真正的荒废了。

        烧 焦 炭

    在大跃进的日子里，我们中学生，除了要拣废铁以外，还要经常停课去烧焦炭。到离学校很远的市郊，先是用同学们拣来的砖头砌成一个圆圆的像炉子似的东西，然后在里面放上煤，上面封上，在下面用火烧，要烧挺长时间，就把煤烧成焦炭了，然后，好用焦炭去炼铁。这活要比拣废铁麻烦多了，也累多了。它有个技术问题，需要有师傅指导才行。有的时候，由于我们不认真，或者没有严格按师傅说的做，就把一炉的煤废了，或者烧出的焦炭质量不高，不能用，都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你想，用不合格的焦炭在不合格的所谓土炼钢炉里炼那些拣来的废铁，能炼出有用的铁来吗？ 说大跃进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真是不假。可那时候，是没人敢说的。

       打麻雀与打老鼠

    一九五八年春天，兴起了一阵打麻雀和打老鼠的风。说麻雀吃粮食，是四害之一；老鼠传染疾病，当然，更是四害之一了。
    先说打麻雀。麻雀会飞，不容易打到。 我们先是用弹弓打，打不了多少。后是用板子拍，也拍不了多少。到了春天，就到市郊区用粘网粘，虽然粘的麻雀数量比较多了，但是，离彻底消灭麻雀还差得很远。那时候提出的口号是把天下的麻雀彻底消灭光。 怎么办？当时，不知道是谁想出了一个高招。就是想办法，不让麻雀落地，让它总在天上飞，直到把它饿死、渴死，累死。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地把死麻雀拣起来就行了。于是，全市人民总动员，在同一时间，大人小孩都出动，拿着大杆子晃，拿铜盆敲，用嗓子喊。站在大道上、房顶上、江边、大地里，总之，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有声音，麻雀落不了地，真的就有不少麻雀累死了，我亲眼看到麻雀从天上掉了下来。我们把打到的麻雀的两条腿割下来，交到学校。把在家里用药药死的老鼠，把在田地里用灌水的方法抓住的老鼠的尾巴割下来，交到学校。后来，听说麻雀是四害之一，是毛主席说的。毛主席一句话，可把麻雀害惨了，差一点绝种。现在，早已给麻雀平反了，这也算是一件冤案吧。

           我尊敬的老师成了右派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了。那时候，我小，不知道反右派斗争是怎么回事。开始，只是看到学校满走廊都是大字报，我也跟着看。只记得有一张大字报说，某某老师说苏联占领东北的时候，他们把中国的东西都拉到苏联去了。有的苏联军人还强奸中国妇女等。说这就是反对苏联。那时，教我们语文的老师叫王秀越。他的课讲得可好了，我非常尊敬他。王老师平时总是穿中山装，打扮得整整齐齐的，非常有风度。可是，有一次，他上课时，穿了一件旧衣服，还说：“老师也要朴素一些。”当时，我们不明白怎么回事。可是，过了不几天，他就不教我们课了，看到他在操场上打石头呢。大一点的同学告诉我，说王老师成右派了。 又过了不几天，我们看到，有十几个老师都不教课了。有的扫地，有的打扫厕所。打扫厕所的是一位女老师，叫侯仲一，都挺大岁数了。
    还有一位老师是当时十二中的语文组组长。他姓刘。刘老师曾经给我们班代过几天的课。有一次，他讲课时，说了一首诗，是毛主席的《七律长征》〉。下课以后，我就到他的办公室找到他，说：“请刘老师把在课堂上说的那首诗写给我。” 刘老师听了非常高兴，立即给我写了下来，还做了注解。比如，三军，不是三个军，是多数的意思等等。（刘老师的字写得非常漂亮，这张纸条，我保留了很长时间，后来，装书的箱子丢了，这纸条也丢了。）第二天上课时，刘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了我，还说我将来能在文学上有作为。不想，这样一个好老师，也成了右派。后来，我听说，十二中当时抓了十多个右派。长大后，我知道了反右派是怎么回事，也知道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了，许多人被冤枉了，二十多年后，才得到平反。我想，我的这些被打成右派的老师，恐怕绝大多数都是错划了。不知他们后来的境遇怎么样，有多少人熬到了平反那一天。
    想起这些事来，我常常有这样的念头，依我的性格和愿意说真话、说实话的秉性，我如果在工作时，赶上反右派斗争，我准被打成右派，没跑。我庆幸，那时我小。

       二米饭加咸菜   

    我在小学的时候，又瘦又小，总是坐在前排。到了初中，我开始长个了。 那时候，我家虽然不富裕，但是，粮食还够吃。我的饭量特别大，每天，妈妈给我带饭，用一个当时最大的铝制饭盒，饭盒里装着满满的一盒二米饭，旁边装上咸菜，几乎每天都是这样。每天午间，我都能把满满的一盒饭吃得光光的。到了一九五八年，开始粮食定量了。我当时定量是四十斤，每天带饭也还是和以前一样。虽然，吃的菜很少，更没有副食，但是，由于我饭量大，又能吃饱，所以，对身体没有什么影响。到了初中三年，我的个头就已经长到一米五、六了。

          挑柿子与拣黄瓜 

    初中二、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几个小朋友利用暑假和寒假的时间去干活。那时候叫勤工俭学，现在叫打工。那时候，家里都不富裕，出去干点活，可以挣几个钱，补助家里。再说，放假也没有事。记得，有一个暑假，我们到附近的罐头厂干活。任务是把发来的一箱一箱的西红柿，按照厂方规定的标准挑出来，用这些合乎标准的柿子做罐头。先是挑柿子，等到黄瓜下来了，再挑黄瓜，做黄瓜罐头用。这活看来简单，其实挺累。每天从早上一直干到下午四点多钟才下班。一天下来，也是腰酸腿疼的。不过，也有一个好处，可以吃到柿子和黄瓜。厂方说：“可以吃，但是，不准吃好的，不准往家拿。”有一次，我在搬西红柿箱子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了木箱子上的钉子上了，结果，把前脚掌都穿透了，流了好多血，只好提前回家了。这是在暑假。到了寒假，我们就去商店，帮助商店卖东西。有一个寒假，我到四商店帮助卖咸菜、酱油，有时帮助卖白菜，当了二十多天的售货员。刚去的头两天，不会看称，又不好意思问，结果，都少给顾客了。总之，放假期间，我们去勤工俭学，既锻炼了自己，又获得了一些收入，爸爸妈妈都很高兴，说我懂事，立事早。　

       卖小白菜与扫大道 

    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家五口人，靠爸爸每月五十二元的工资生活，已经挺困难了。记得，一年春天的时候，爸爸在自家地里种了一些小白菜。到小白菜长大了的时候，我和爸爸就把小白菜小心的间下来，弄干净，捆成一捆一捆的。借了个手推车，拉着小白菜走街串巷的叫卖。一把小白菜卖几分钱，买的人也不多。那时候的心情就是盼着有人来买小白菜。如果有人来问一问，小白菜多少钱一斤，心里都特别高兴，心想：“快买一把吧。”就这样，我和爸爸叫卖了一天，总算把大部分小白菜都卖出去了，回家一数钱，不过是卖了几元钱，那也乐得什么似的。为了缓解生活上的困难，妈妈在公社的帮助下，找了一份扫大道的活，每月也就是几块钱吧。妈妈和爸爸轮换着扫，有时是你一天我一天，有时是一人半天。星期天我在家的时候，我就帮着爸爸妈妈去扫。妈妈不让我去扫，说念书了，怕别人笑话。我不在乎，坚持去扫。爸爸说：“孩子心疼咱们，让他去吧。”

　       学习成绩“满堂红” 　
　
    一九五六年九月，我来到十二中学报到。十二中学是一九五三年建立的，所以，当时学校的设备设施还都很好。班主任老师叫朱月华，是个女老师，南方人，教我们数学。从小学到中学，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是学习的科目多了，从五、六科到十一科，学习的难度也大了。但是，由于我上课注意听讲，及时地独立地完成作业，考试前认真复习，所以我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一直是名列前茅。初中一年，我的十一门课程都是五分（那时是五分制），获得了我学习生涯中的第一个“满堂红”。应当说，这是很不容易的，在学生中也是很少见的。老师们夸我，同学们羡慕我，爸爸妈妈以我为荣。我的内心也充满了喜悦，又一次铸成了我的光荣感，自豪感和优越感。

      车老师教我打乒乓

    打乒乓球是我一生的爱好。乒乓球给了我无限的欢乐，给了我健康的身体，也给了我体育运动中的荣誉。这一切，都是我的乒乓球启蒙教练车仁贵老师给予我的。乒乓球使我终生受益，车老师让我终身不忘。
    那是在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一九五八年十月左右），有一天，我们正在上自习课，车老师来到我们班级，在过道上一边走，一边看同学。车老师看了一圈，走到我的桌前，对我说：“同学，你叫什么名字？”我说：“叫xxx。”车老师说：“你想不想打乒乓球？”我说：“想”。车老师说：“你下课到办公室来找我。”这样，我当上了学校乒乓球队员。从这以后，每个星期训练两个下午，每次都训练到六、七点钟。车老师手把手的教我。从握拍到颠球，从正手抽球到反手推挡，从削球到接发球，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我就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练。每一个单项动作都要上百次的挥拍，使动作正确，到位，形成定势。正因为这样，我的乒乓球的基本功打得比较扎实。这为我以后球技的进步、提高和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车老师不但教会了我打乒乓球的基本功，而且，车老师在思想上和生活上都十分关心我。开始想打乒乓球，不过是觉得好玩，从兴趣出发。一参加训练，很累，又很枯燥，要求又严，有一段时间，我就不想练了。车老师多次找我谈话，帮助我转变思想，批评我的错误认识和态度，对我帮助很大。我们到乒乓球室训练都要换上运动鞋。可是，我家生活特别困难，没有钱给我买运动鞋。车老师就把他的一双运动鞋给了我，使我保证了训练。车老师的个头比较矮小，大概是穿三十五、六号的鞋吧，我穿上他的鞋，前面大出了一大块，好像卓别林穿的鞋。尽管这样，总比没有鞋换强多了。
    车老师教了我一年多，我的球技进步很大。在一次全市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上，我打了第六名，被吸收到哈尔滨市少年乒乓球队参加训练。当时，我们国家的乒乓球运动的形势正是容国团刚刚获得世界冠军不久，国家下决心培养少年运动员，提高乒乓球运动的水平，在世界比赛中夺得更好的成绩。应当说，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也是十分难得的发展自己的机遇。如果当时抓住了这个机遇，也许我就走上了打乒乓球的人生道路了。但是，我失去了这次机遇。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当时我们在道外的人民体育馆训练，每周练两次。因为路太远了，来回都要坐公共汽车，每次需要花一角六分钱。这一角六分钱，学校不能给报销，我家又拿不起，经济上不允许我再练了。二是当时父亲也不同意我打球。他说：“体育棒子没出息，还得好好念书，将来才有出息”等等。 我也不知道父亲是因为家里没钱，才这样说的，还是就是这样想的。反正他是不同意我打球。这是最主要的两个原因。当然，也有我个人的原因。就是教练（叫王纪录，听说现在还活着，已经八十来岁了）对我们这几个人是抱很大希望的。一切都是有计划地正规地系统地训练。每次训练，开始大部分时间是进行身体素质训练，少部分时间是进行基本功训练，这就很累，很枯燥，心里也有点不愿意练了。就这样，大约练了一两个月吧。我就不辞而别了，也没跟教练说明原因，也没打一声招呼，就再也不去了。学校为我办了少年级运动员证书。我的运动员生涯就这样昙花一现地过去了。

       接受女同学礼物

    我第一次接受女同学的礼物，是在一九五八年的六月份。当时，我们班有一名女同学，她叫于秀云。于秀云个头不高，长相一般，挺胖的，梳两条大辫，人很忠厚老实，大约比我大两岁吧。开始，我们接触的并不多。后来，她看到我家的生活困难，主要是粮食不够吃。她就时常送我一些粮票。有一次，她还带我去买豆腐碴，以补充粮食不足。她和我抬着一桶豆腐渣，走了挺长时间才到我家。这样，我就把她看作是姐姐一样，心里挺感谢她。也许是因为这些吧，我们就接触的多了一些。
    五八年六月份的一天，我正在篮球场上和同学们打篮球。这时，一个同学来告诉我说：“于秀云叫你去一趟，她在教学楼房头等你呢。”我光着膀子一口气跑到房头，看到了于秀云。我说：“于秀云，有事吗？”于秀云望着我说：“我要走了，不念书了，送给你这些，留个纪念吧。”我说：“你怎么不念了呢，你做什么去？”她说：“这些，我在信里都写上了，你自己去看吧。” 我当时傻呵呵地说：“那我去打球去啦。”走的时候，我看到于秀云的眼睛红了。我也没在意，就跑了。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见面。回到教室里，我打开纸包一看，里面有一封厚厚的信，有一个很漂亮的笔记本，还有一支华孚牌金笔。我先打开信，看了起来。有些内容现在记不清了。但是主要意思是至今不忘的。她说：她不念书了，主要是因为在班级里有一些同学说她和我好，说我们在谈对象。她受不了这个舆论的压力，她很痛苦。她不能再在这个班里呆下去了。她希望我好好学习，考上大学等等。我看了这封信以后，第一反映是感到挺奇怪的。心想，我也没和她谈对象啊。我也没听到谁说我们好啊。我想问问她是怎么回事，可是，我再也找不到她了。后来，我知道，华孚金笔，在当时就是最好的笔了，要不少钱才能买到。我把笔记本做了读书笔记，精心地爱护这支金笔。遗憾的是，在师范一年级的下学期，一次上化学实验课，同学阿英借我这支笔使，下课以后我也忘了要。后来，她就说还给我了，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这支笔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和于秀云的这段经历，越来越感到很珍贵，也很对不起她。我曾经问过许多当时同班的同学，他们都不知道于秀云的下落。我的好朋友朱云更是热心地为我寻找过。朱云甚至查了太平区的户口档案。太平区有四个叫于秀云的，逐一核实，结果都不是。现在，每每想起这件事，我的心中总有一个结，不知道今生我们是否还能有缘见一面。于秀云，你在哪里？

       第一次唱歌跑调   

    我小的时候唱歌是不跑调的，而且唱得挺好，也愿意唱。我是学校合唱队的成员。到了初中，十五、六岁吧，正是男孩子变音时期。我当时就挺不注意保护嗓子。大声地诗朗诵，大声地唱歌，有时都把嗓子喊哑了。当时，也没有人告诉我注意点。初中一年级下学期，在一次上音乐课的时候，进行期末考试，每个同学都要到讲台前唱一支歌，由老师评分。轮到我了，老师让我唱《王二小放牛郎》。不知怎么的，我唱着唱着，就跑调了。我自己也不知道，可是，全班学生和老师都哄堂大笑了。笑得我很不好意思。 老师说：“你别紧张，再唱一遍。”我就又唱一遍，结果又跑调了。一连唱了三遍，都没有成功。老师说:“你下去吧。”也没有给我打分。从这以后，我唱歌就经常跑调了。因为跑调，也就很少唱歌了。到了中师，学校开音乐课。我可惨了，不唱不行。唱吧，跑调，把别人都拐跑调了。有一次，音乐课考试，老师用的是一个很小的手风琴给我们伴奏。由于我唱歌跑调，老师在伴奏时，就随着我的调，不断的变调给我伴奏。我正唱着，老师突然停止了伴奏，说：“同学，我的手风琴已经不够用了，看在你如此认真的份上，给你打三分吧。”尽管如此，我还是有点不甘心，不认可。我常常想起我小的时候唱歌的情形，想起我在校合唱队唱歌，在舞台上演表演唱的情形。于是，我就下决心练。我唱，让会唱歌的同学听。经过一段时间，我发现，我在唱没有4和7的音符的歌时，就很少跑调，甚至不跑调。这就又增加了我的信心。一九七零年，我在哈铁三中工作时，遇到一位教音乐的老师，他叫杨博亚。我找到他，说：“杨老师，你看看我唱歌跑调是怎么回事，还有没有救了？”杨老师就看我的嗓子，让我发音，弄了半天。他说：“你这嗓子没救了。你唱歌跑调，有多种原因。一个是在变音期时，你没有保护好嗓子。另一个是你的耳朵不行，耳朵辫音能力差，听不准音，你也就唱不准音。我劝你死心吧。” 一个音乐权威把我唱歌不跑调的梦想彻底打破了。

            诗朗诵表演  
  
    从小学二年级起，我读课文的能力强的优点就逐渐表现出来。在课堂上，老师经常叫我读课文，每次读完，都受到表扬。
到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我的读、说的能力在小朋友中，已经是出类拔萃了。到了初中，大约在一年级下学期的时候，有一次，班级演节目。老师问我：“你演什么节目呀？”我说：“我念一首诗歌吧。”老师说：“你会吗？”我说：“试试吧。” 到了演出那天，我朗诵了一首关于赞美台湾岛，祖国人民希望早日解放台湾的长篇叙事诗。我是背着朗诵的，声音洪亮，抑扬顿挫掌握的都好，充满了感情，有时还带着手势。朗诵的效果非常好，赢得了老师的夸奖，同学们的掌声。从此，我朗诵诗歌好，就在同学们中传开了。

           我的同桌 

    都说人到了十五、六岁，也就是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是心理变化的危险期。这个时候，呈现出了一些青春期的征候。比如，个子长高了，声音变了，办事有主意了，自尊心越来越强了等等。还有一条，就是心理的变化。这时候，开始有了异性吸引的感觉。女孩子爱观察男孩子。男孩子爱在女孩子面前表现自己等等。这些生理、心理上的变化，对于我来说，都来得迟了一些。大约到了初中二年级的下学期，我对与我同桌的一位女同学开始有了好感。她大个，苗条，长得也挺好看，学习也可以。她说话快，赶劲，挺厉害的，大家都叫她小辣椒。我们在一桌坐，天天接触，天天说话、办事。心理感觉她挺好的。但是，又不敢表现出来，怕同学们议论，怕同学们说我们好。心里越觉得她好，在行为上越不敢表现出和她好，甚至要表现出和她不好的样子。这是在心理上和行为上的一种十分矛盾的现象。为了表现出我们“不好”，我先是在桌子中间画杠，不准她过界，一旦过界，就挖苦她，讽刺他，甚至用手推她。再就是有意不和她讲话，在一个桌坐，就是不和她讲话，有事写条子。有一次，我们在楼梯上碰到了。她问我一个事，我一句话也不说，扭头就走了，弄得她十分尴尬，对我也很不满意。 事后，他问我对她有什么意见，为什么总不理她？我也不回答。后来，她把我们不说话的事（大约有半个多月吧）告诉班主任老师了。老师把我们俩都叫去了，批评了我，说同学要团结，要互相帮助；说我是班级干部（学习委员），更要主动团结同学等等。从这以后，我们的来往比较正常了。一九五九年元旦到了，班级里开联欢会。在联欢会上，我们不约而同的都为对方准备了小礼物。我给她的是一封厚厚的信和一张贺年卡。她也给我写了一封信，送我一张贺年卡。信的内容都不记得了，大概是消除误会，和好如初的意思吧。她给我的贺年卡，四十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贺年卡的正面是丰收的果篮，印着“比勤比俭庆丰收又红又专迎新春”的字样；背面写的内容是：“赠给敬爱的学友：新年好！ 小小的礼物是忠诚人的心，结成的友谊像海一样深。友谊如花样，耸入高山中，留此作纪念，永这记在心。 祝您新年愉快，精神愉快！ 鞠躬  您的学友  1959年元旦”。 看了他给我的信，看了他在这张贺年卡上写的话，我的心怦怦地跳。心里想，我对她好，她也对我好。然而，我们这种初萌的感情，并没有顺利地发展下去。初中毕业了，我报考了铁路师范学校。从此，我们就分开了。在文革期间，我们在路上见过一次，知道她没有考高中，初中毕业就工作了。 一九九九年，我们搞了一次初中三年二班的同学会，知道了她的电话。我请她参加同学会，但是，她说有事，没有参加。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她是我人生中第一个让我产生男女之情的人，我不会忘记她。

        给老师提意见 

    从小学到初中，我历来是听老师的话的。在我的心里，老师就是我的榜样，老师的话就是对的，学生就要照着老师的话去做。 可是，在初中二年级下学期的时候，我第一次觉得老师做得不对了，还大胆地代表全班同学给老师提了意见。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教我们语文课的老师是一位很有学问、有风度的中年男老师。这位老师在讲文学课时，经常像给我们讲故事似的，描绘人物形象，还有声有色地做着手势和形体动作，逗得同学们直笑。这种情形要占用不少时间。我觉得上这种课（我当时已经很喜欢语文学科了，想多学到一些知识），学不到什么知识，白白浪费时间。 一天，我大胆地到语文老师办公室，对老师说：“王老师，我代表全班同学来给你提意见。”王老师说：“什么意见，你说吧。”我说；“你在讲课时，总是像讲故事似的，这样讲太消磨时间，我们也学不到什么知识。”王老师一听，不高兴了。冷冷地说：“这叫什么话，我这是在作形象感染教学，怎么能说消磨时间呢。” 那时候，我也不懂什么是形象感染教学。我说：“反正同学们不喜欢你这样讲课。”说完，我就气呼呼地离开了办公室。回到教室，我还在想，我脱口说了个“消磨”时间，不知道这个“消磨”词用得对不对。这事不久，就开始反右派斗争了，王老师成了右派分子，就去操场劳动去了。当然，这事和我给他提意见是没有关系的。

       读大部头哲学著作

    一九五八年，全国搞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学哲学。 当时，说哲学并不神秘，哲学就在人民群众中，在火热的生活中。书店里出了不少人民群众学哲学，用哲学的书。我当时也看了一些普及哲学的小册子。开始，觉得挺有意思，后来就逐渐对哲学感兴趣了。一位老师对我说：“学好哲学，一辈子都有用。”于是，我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挺厚的哲学书，是苏联哲学家尤金着的，书名有点记不准了，大概叫《辩证唯物论》吧。我利用休息的时间看。其实看不懂，就硬着头皮往下看。在学校里还要偷着看，怕同学看见，讽刺我。有一次，真的让同学发现了，说我还想当哲学家呢。记得，当看到书中说“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时候，我不懂。我想，怎么能说世界上的物质都是运动的呢？我在书的眉批处写道：“难道我家的桌子、椅子也在运动吗？学校的楼房也在运动吗？” 现在想起来，是非常可笑的，但在当时却是一种求知的表现。应当说，我后来对哲学的学习和理解，对人生的领悟，就是从这种幼稚的发问开始的。

　　　　写入团申请书  

    我是在初中一年级下学期第一次写入团申请书的。当时我在各方面的基础还是挺好的。一是我是保送来的，小学老师给我写的鉴定非常好，为此，一入学，班主任老师就让我进了班委会，当了班级生活委员。二是我的学习成绩好，老师满意，同学羡慕。 尽管这样，我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也没有写入团申请书。当时的主要原因是，我看了一些鲁迅和郭沫若的书，心里想：鲁迅和郭沫若都不是党团员，他们不都一样有名气吗？我要像他们一样，这辈子不入团入党了，我要当一个民主人士。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别人写入团申请书，我也不写。后来，老师找我谈话，问我怎么不写入团申请书呢？我说了自己的想法。老师说：“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启发我要要求进步。再后来，我看到我的好朋友阿云等人都入了团。我才写了第一份入团申请书。记得当时我在申请书中写的最后一句话是“孔子曰，听其言，观其行，请老师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可是，交了申请书以后，我的行动却越来越不好了。直到初中毕业，也没有入团。

　         和班主任老师对着干  

    升入初中三年级，我们班换了班主任，姓王，教我们几何课。凭良心说，他的课还是讲得挺好的。但是，我不喜欢他。最初产生这种想法，是感到他对同学不是一视同仁，有偏有相。最明显的是偏着男生，相着女生。在女生中，又特别相着那几个长得好看的同学。我们班有一个女同学，长得好看，大家都叫她大美人。她整天娇滴滴的，不愿劳动，怕苦、怕累、怕脏，同学们都对她有意见。可是，王老师就是对她好，有时劳动也不让她参加。我和同学们就看不惯，说王老师不公平。再就是王老师对工作不太负责任，一天除了上课，很少接触同学们，对班级的事，也不管，班级越来越乱。
    激起我对王老师有很深成见的是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快要放学的时候，我拿着书去问他一道几何题怎么做。王老师拿过题，只是扫了一眼，就说：“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说完，一甩袖子就走了。当时气得我都说不出话了。在那一瞬间，我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对老师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对抗情绪，甚至萌发了一种仇恨的心理。就在那一瞬间，我发誓长大也要当一名老师，我要做一个好老师，决不做不告诉学生问题的老师。这种伤害，这种情绪，这种心理，埋藏在我的心里，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和王老师对着干。只要是王老师说的话，我就不听、不信、不做，有时甚至故意反着做。课堂上不注意听讲了，课间打闹了，有时甚至不上课了，劳动偷懒了。总之，和刚入校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一名好学生，变成了在老师的眼里是最差的学生。
    转眼，要毕业了。在报志愿的时候，班里有十来个同学报考高中，其它同学都报了中专。按我当时的学习成绩，应当说考上高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家里穷，没有钱供我上高中，我只好报中专。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报了中等师范。王老师一听我报了师范学校，高兴了，把我找了去，说我响应国家号召，应当受到表扬等等。因为当时国家在大跃进时期，教育事业发展很快，特别缺师资，所以国家号召初中毕业生报考师范学校。当时，学校对各班报师范志愿是有指标的。同学们知道我要报师范学校的时候，都劝我不要报师范学校，说当老师多没意思，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嘛。可是谁也说不动我，我就铁了心了，一定要当一个好老师。那时候，一般说，只要报师范，就都能保送，不用考了。可是，王老师偏偏就不保送我。我说：“没关系，你不保送我，我就考，看我能不能考上。”结果，我以平均八十五分的成绩考上了铁路师范学校。 
    可以说，是王老师使我选择了教师的职业，是王老师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是王老师让我时时想到做一个负责任的好老师，也是王老师使我深深地感到，一个人民教师的言行对孩子们的影响有多么重要。 回复 引用 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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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 小 | 中 | 大 蓑笠翁8481 [2楼] 发表于：2009-04-29 19:51 suoliw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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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  流逝的岁月 （3）

           
             走向成熟的师范岁月 （1960—1962） 

    三年的中师生活，是我从青少年走向青年的时期，是我从不稳定的心理状态趋于稳定的心理状态时期，是我增长较多知识的时期，是我接受正规教育的最后三年。一句话，是我走向成熟的时期。 
    在这三年里，我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肚子。我多次参加下乡劳动，经受了艰苦的锻炼。我增加了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进一步增强了对文学的热爱，提高了我的文字能力、表达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在别人认为反正毕业以后肯定会有工作，因而，不好好学习，甚至谈恋爱，找对象的时候，我却一直在努力的学习每一门功课，又一次获得满堂红的成绩。我没有虚度这三年。 
    在这三年里，虽然家里生活很困难，我的衣着很简朴，我没有钱买更多的书，也很少看电影。但是，我的内心是充实的，精神是快乐的，身体也是健康的。 
    在这三年里，我加入了团组织，实现了我的第二个理想；对教师这个职业，从初中和老师赌气报了师范，到对教师职业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到决心当一个好老师，不动摇地确立了自己的职业理想，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也是我思想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这三年里，开始改变了我的一些幼稚的想法。比如，要做一个完美的人，不犯错误的人；伟人、名人都是不犯错误的人；做一个诚实的人，永远不说谎话的人；做一个办任何事情都坚定、执着，认认真真的人；只要我刻苦努力学习，我将来不但可以教中学，也可以教大学等等。尽管对这些幼稚的认识的改变还是微小的，朦胧的，但是，毕竟和我小学、初中时的执拗的想法有了不同。 
    三年的师范生活让我成长了许多，成熟了许多，是我人生中的重要的一个时期。但是，总体上说，还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学生，是一个充满着梦幻的青年，是一个没有经过风雨的嫩苗。 
    这一切，都在文革的风暴中得到了证实。

           当了师范生

    初中三年级班主任王老师的一件事，激起了我念师范，当老师的决心。一九五九年八月，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哈尔滨铁路师范学校。当时，因为爸爸是铁路工人，我也愿意在铁路工作，所以报了铁路师范学校。可是，一去报到，才知道，所谓铁路师范学校，就是在哈铁一中念书，我们不过是哈铁一中的附属师范班而已。当时的哈铁一中师资力量还是很强的。就是学校设备和条件不好。教室都是原来的住宅，房子老旧，楼梯又窄又陡，教室里还有凸出的一部分，像是厨房似的，根本不像个教室的样子。这和我在十二中念书时的教室比可差远了。 
    我们这期师范生一共有一百人左右，分两个班，我分在一班。我们这个班有五十人左右，特点是，男生少（十几个人），女生多；男生穷，女生年龄大。我在班级里，年龄就是小的了。不管怎么说，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又要在学校吃住，心情还是很高兴的。记得，当时我写了一首小诗，记录了我当时的感受：“细雨蒙蒙，绿柳青青，雨露晶莹。怀着激动的心情，踏进新的环境，从此，我们相逢。三三两两，面面相映，互通姓名。围着亲切的老师，不时朗朗笑声。从此，我们是师范生。”

           消除了自卑感

    我们的班主任叫万树坛，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教师。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一个新的集体，我的第一感觉是有点抬不起头来。全班大约有五十多人吧，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共青团员，绝大多数都是保送来的。全班只有四名同学是考来的，这四名同学中就有我一个。一种明显的自卑感袭击着我的心。开学以后，我很少说话，也很少和同学来往。大约有一个来月的时间吧，有一天，班主任万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万老师说：“你的学习成绩很好，你要振作精神，现在做一名好同学，将来能做一名好老师。老师相信你，同学们也不会看不起你。这样吧，你就做班级的学习委员吧，把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抓起来。”听了万老师的话，我感到很突然，也感到很意外。万老师的话和他的决定，对消除我的自卑感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二天，老师就宣布我做学习委员了。
    我非常认真地执行我的职务。在保证我自己的学习成绩好的基础上，我协助老师做了不少的工作。比如，收发作业，办学习墙报，给同学介绍学习方法，帮助学习成绩差的同学补课，每天统计课堂上发言的人数和取得的成绩，统计和发表每次考试的成绩，向老师反映同学们的学习要求等等。这样，我在同学们中很快建立了威信，也经常受到老师们的表扬，刚一到校时的自卑感很快就消失了。这是我在人生道路上的一次心理和行为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万树坛老师给了我自信心和积极向上的勇气。我对万老师的感激之情，真是一言难尽。

          女生大，男生穷 

    女生多，男生少；女生大，男生穷。这是我们师范班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全班只有十几个男生，女同学占绝大多数。女同学不但人数多，而且普遍的年龄大。我那年十七岁，是班级里比较小的了。女同学和我同岁的没有几个，大部分都比我大一两岁，个别的还有大三岁以上的。这些女同学的年龄大，家境一般也都比男同学好。男同学几乎个个家里都很穷。有的是家在外地，无依无靠的；有的是弟弟妹妹多，生活困难的；有的是单亲，生活来源差的等等。像阿怀，一个人在学校，无亲无故，全靠每月的助学金生活。像阿双，家里弟弟妹妹多，生活很困难，冬天穿的小棉袄非常薄，一天冻得斯斯哈哈的，手都生了冻疮。有一次，我们几个男同学在一起闲聊，说长大了，工作了，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同学甲说：“我的最大的愿望是能有一双棉乌拉穿，不冻脚就行。” 同学乙说：“我的最大的愿望是能有一个厚厚的棉手套，有一个狗皮帽子，就知足了。”我当时说：“反正我这辈子不穿皮鞋。” 这事，到现在，还是我们同学见面时的话料，想想那时候，穷人家的孩子的要求多么低廉啊。我们每月发八元钱的助学金。那些女同学是用这钱买书，看电影，而我每月盼着发这八元钱，是因为家里等着买米。这种困难的家境，拮据的生活，促使我更加努力学习功课，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做一个好学生。到了师范二年以后，一些年龄大的同学，特别是女同学，有的退学了，有的在谈恋爱，甚至有的都结婚了，同居了。我们这些年龄小的，却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知道，还在认认真真的学习。单纯得像个小傻子。

　　　　　过上了集体生活      

    到师范班报到以后，老师说：“师范生都要在学校住宿，过集体生活。”于是，我们都各自把户口、粮食关系迁到了学校。妈妈为我准备了行李，从此，我开始了集体生活。过去在家里，我的一切都是妈妈伺候惯了，现在要自己整理床铺，自己洗衣服，自己搞卫生，许多事情都不会干，弄得手忙脚乱的。集体生活是有规律的，起床、晨练、一日三餐、洗漱、熄灯都有固定的时间要求。这对于改变我的无规律的生活习惯起了重要的作用。师范一年级的时候，总的感觉还是挺好的。

           挨饿的日子 


    一九六零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国家停建了大批援建项目。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大跃进运动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连续的全国性的自然灾害，使粮食产量骤减。天灾人祸，给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困难，缺少粮食，缺少副食品，人民在饥饿中生存。
    刚入师范的时候，我的粮食定量比较高，还能吃得饱。到了一九六零年，我的粮食定量减到了30斤，每天一斤，还要节约一两，给学校。这样，每天就只有九两粮了。那时候，我们住宿，都在学校食堂吃，早晨三两，午间四两，晚上二两，给的又不够量。我们都是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我的饭量又大，所以，根本吃不饱。粮食不够吃，学校想了不少办法，比如，搞所谓的人造肉，搞瓜菜代，搞双蒸法。结果，吃的馒头看着挺大，挺宣，但是不劲饿；吃高粱米面，大便干燥；喝大麦粥，涨肚；吃甜菜渣滓饽饽，直反胃，吃多了，身上浮肿。
    有一次，学校食堂一粒粮食都没有了，学生晚上吃饭没有米下锅了。学校就让我们几个师范班的学生去到卖粮的地方拉粮食。 我们去了一看，拉粮的人排了长长的队伍，等着机器把玉米粒压成楂子，装一袋子，拿走一袋子。我们等了两个多小时，才拉回来三袋子粮食，算是晚上学校有米下锅了。学校大师傅说：“这点粮食只能够吃两天的，后天还得去排队。”当时，我们的心情真是很复杂，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那时候，每天都是饥肠辘辘的。早晨刚吃完饭，就盼着什么时候吃午饭。第五节没下课，就早早的把粮票数好了，下课铃一响，就急急忙忙地拿着饭兜往食堂跑。有一次，我和三个同学商量，用星期日（回家吃）省下的粮票来一次喝粥比赛，吃它一顿饱饭。结果，我们每个人都喝了三四小盆（一小盆能装三碗粥）粥，算是灌饱了肚子。
    那时候，我们就盼着快到星期六，因为星期六晚上就允许回家了。爸爸妈妈知道我在学校吃不饱，吃饭的时候，就总是让我多吃一些，尽管他们（包括弟弟妹妹们）也都吃不饱，但是，还是先可着我（直到现在，大妹妹有时还说，那时候，看着爸爸妈妈可着你吃东西，我们可馋了，也不敢说什么）。 有时候，妈妈能托人在罐头厂买到一些鸡头、鸡爪子什么的，这时，我就能吃饱肚子了。当时，感到是一种最大的享受了。
    有一次，我从滨江站坐火车回家，在三棵树车站下车的时候，在铁道线里走，看到有一列拉甜菜疙瘩的火车停在铁道线上。 我就细心地看有没有掉在地上的甜菜疙瘩。果然，我拣到了三个。拿到家里，看到爸爸妈妈的高兴劲，看到弟弟妹妹们的高兴劲，我的心里非常不是滋味。第二天的晚上，我又去了车站，想再碰碰运气，拣几个甜菜疙瘩。可是，没有运甜菜疙瘩的列车。我不甘心空手回家，就找到了车站附近的一个食堂，在食堂倒垃圾的地方，找白菜叶子，烂土豆子，挑能吃的拣了一些，妈妈给我们做了一顿菜粥。这种挨饿的日子，六零年、六一年最甚，六二年开始有所好转。那时候，我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一挑水挑不动。
    我们班有一个叫阿臣的同学，他家在沈阳，星期天也不能回家，他就比我们更惨了。吃不饱，就喝水。有一次，他一边喝水，一边说：“喝水也能顶饿呀。”这话不知道让谁告诉老师了，老师在全班好一顿批评他。他写了一篇作文，写的是他在火车上，看到一个妇女和孩子挨饿的事，结果，又让老师批评一顿，说他思想有问题。还有一个叫阿怀的同学，他是个孤儿，没地方去。放寒假了，别人都回家了，他一个人在学校。孤单、挨冻、吃不饱，又没有钱。一念之差，他就把宿舍里的草甸子面（布的）给卖了。结果，被学校发现了，弄得他抬不起头来，就退学了。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在挨饿，听说，有的地方饿死了不少人。但是，社会治安是好的，人们的精神状态是好的。绝大多数人凭着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和信赖的感情，理解党和国家的困难，咬紧牙关，勒紧裤带，坚持生产，坚持工作，终于挺了过来。

           下乡与干农活   

    我这一辈子，说起来也没少干农活。这些农活，一方面是念书的时候，学校组织下乡干的，当老师的时候，领着学生下乡干的；另一方面是小的时候，我家有好几块园田地，在三铁二校工作的时候，我家还有一块园田地，在玉泉小学工作的时候，我也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园田地，这些地都是我自己种的。有玉米、豆角、土豆、茄子、辣椒、西红柿、倭瓜等等。种这些东西，从翻地、播种到铲地、培垄、间苗、剪枝到收获、保存，我都亲自做。在自家地里劳作，谈不上什么辛苦和劳累，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乐趣，也是为了生活的需要。那时，家里生活困难，买不起菜，自己种地，解决了很大的问题。要说干农活，最苦最累的是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学校组织的下乡劳动。初中时，也没少下乡，但是，那时候年龄小，任务不多，干的时间不长，活也简单，主要是扒苞米、拔白菜、遛土豆什么的。到了师范班就不行了。年龄大了，干的都是大人活，任务重，时间长、活累，在农村住，条件艰苦。铲地，一条垄望不到头，手磨出了血泡，真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割小麦，累得腰酸腿疼，第二天动弹不得，还得去干。最难干的活是割高粱。有一次，我们下乡，是在深秋时节，住在一个破屋子里，门窗四面透风，地上铺的草，我们就和衣而睡。我穿个大棉猴，带个大棉帽子，把身子捂得严严的，好在我的觉大，一觉到天亮。第二天早早的就得起床，去割高粱。这下可惨了，天冷，手冻得像猫咬的似的，镰刀又不快，砍好几下也割不下一根高粱。我在班里是年龄小的，又没有劲，怎么弄也赶不上别人。拉在后面，心里着急，眼看着大个女生都赶到我的前面去了，就是没办法。那次劳动，好几个同学都火线入团了，我就入不上。
    艰苦的下乡劳动，虽然吃了不少苦，挨了不少累，但是，也确实锻炼了我的思想。一方面增强了我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克服困难的精神，磨练了我的意志品质。另一方面，农村的艰苦，农民的困苦，对我的思想也有很大的震动，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落后，什么是贫穷，什么是艰苦。有时，也闪现这样的念头，庆幸我没有生在农村，想想农村的现状，城里的人，城里的孩子该有多么幸福啊。

       积    肥    
   
    积肥这事，从小学就干，一直干到中师。 只不过是在小学的时候，是拉一个筐，用铁锹拣地上的粪便； 在中学的时候，拣的多了，要用手推车运到学校。可是，到了中师，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不是拣，而是要到厕所里去刨。我们多次积肥，都是在三九天，下到厕所里，用镐头刨粪便，粪便渣滓崩到衣服上，崩到嘴里，是经常的事。 三九寒天，干得却满身满脸是汗。谁也不喊脏，谁也不叫累。那时候，心里想的是多积肥，支援农业，为班级争光，不能让别人说自己落后。

　　　　   到工厂文艺演出 

     在师范念书的时候，我们还经常到机务段去文艺演出，主要是慰问工人，向工人师傅宣传安全生产，多拉快跑，完成生产任务。每次去工厂之前，我们要排练小节目，例如，快板、三句半、独唱、诗朗诵、小合唱等。我唱歌跑调，就让我说三句半或者诗朗诵什么的。主要内容都是歌颂工人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祝贺工人完成生产任务，为国家多做贡献等。有时候，要先请段领导讲一讲段的生产形势，工人的劳动热情和工人中的好人好事，请先进人物讲讲自己的事迹等，然后，再到车间给工人师傅演出。 我们每次演出都挺成功，受到工人师傅的热烈欢迎，也受到了分局领导的好评和表杨。我们师范生中，能歌善舞，能拉会唱的人挺多。在向工人慰问演出的过程中，我们对工厂站段的情况，对工人也有了一些了解，从工人师傅那里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半夜冻得腿肚子抽筋

    一九五九年冬天，是我第一次在集体宿舍里过冬。我们的宿舍楼在距离我们教室大约二百米远的地方，是日本人盖的一幢二层小楼。我们宿舍在二楼靠北面的一间把头房，住七个人，都是我们班的。五九年那年冬天特别冷，我们宿舍又是冷山，学校的暖气烧得又不热，所以屋子里特别冷。晚上睡觉进不得被窝，得七个人一齐喊一、二、三，大家一起往被窝里钻。觉轻的人，冻得晚上睡不好觉。我是个例外，因为我觉大，被子又厚，躺下很快就能睡着，基本上一觉到天亮。我们班有一位叫阿怀的同学，他的被子特别薄。有一天后半夜，他被冻得腿肚子抽筋了，疼得直叫唤，把我们一屋子人都弄醒了。大家七手八脚地帮他又是抻又是拽，好不容易弄好了，大家也就再也睡不着了，只好唠嗑，说笑话熬到天亮。

          体育老师对我的影响

    我们有一位体育老师叫刘承志。在一次上体育课的时候，他说：“同学们，谁想多活十年，谁就好好上体育课。”听了他这句话，我信了，照着做了，这让我受益不浅。打那以后，我认认真真地上好每一堂体育课，严格地按老师的要求去做，比如做操、跑步、坐垫上动作等。我后来的长跑习惯，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除了间操、集体跑步以外，还每天早晨约几个同学到文化公园去跑步。平时，尽量用跑步代替走步。 
    有一次，学校组织看电影《地下尖兵》，同学们都集体去了。我说：“你们先走吧，我跑步去。”结果，找不到电影院了，又自己跑了回来，电影也没有看成，同学们都笑我是呆子。到中师二年级的时候，学校体育课开始教太极拳。那时，我对太极拳一点也不了解，但是，老师说：“太极拳是我们国家的瑰宝，对强身健体非常好。”我信老师的话，下决心，要把太极拳学会。我就认真地跟着老师学，从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学起，虽然动作很僵硬，又是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看起来像做操似的。但是，它让我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坚定了我学会太极拳的信心。对我后来真正理解、领悟太极拳的要领和提高打太极拳的水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刘老师的一句话，对我后来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对增强我的身体素质，健康地生活几十年，起了重要的作用。我永远不会忘记他。  
                       
            又一次学习成绩满堂红 
          
    原本，我们报考中师的时候，是说毕业以后教中学，是培养中学师资的。所以，老师说：“我们要用两年的时间把高中三年的课程学完，第三年分科，学习大学的课程。”这样，我们在中师二年级要结束的时候，就把高中三年的教材学完了。就在这一年，我的十几科的文化课的年终成绩都是五分。也就是说，我又一次获得了学习成绩满堂红。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也因此，受到了老师的高度评价，受到了同学们的赞扬。这一年，我被评为“三好学生”，受到了学校的奖励。这是我在师范班学习的三年中，第一次当三好学生。因为在这一次评三好学生的时候，学校规定，学习成绩有三分的，不能评为三好学生。所以，以往经常被评为三好学生的同学，因为这一条不合格，就没有被评上。 
    记得，在统计学年成绩的时候，我知道，其它许多科我的成绩都是五分了，只有数学一科不知道是几分。我就怀着急切的心情，找到了教我们数学课的陈世敏老师。陈世敏老师正在考评我们的数学成绩，我对陈老师说：“陈老师，我的数学要是五分，我就满堂红了。”陈老师对我笑了笑，说：“我给你看看。”结果一看，我的成绩是平时五分，期中四分，期末五分。陈老师给我总评五分。当时，把我乐得跳了起来。这是我在读书期间，第二次获得满堂红的好成绩。每每说起这件事，我都感到十分的自豪。

          入    团  

    小学的时候，老师就对我们说：“人生有三大光荣，一是入队，成为少先队员，二是入团，成为共青团员，三是入党，成为共产党员。”我从小就对我自己说：“这辈子，我一定要入队，入团，入党。” 虽然，我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写了入团申请书，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自己表现下滑的原因，在初中没有入上团。到了师范班，由于开始思想上有自卑感，没有写入团申请书。后来，在老师和团支部，特别是在班长阿坤的帮助和影响下，写了申请书。但是，当时，我们班的政治空气非常浓厚，积极要求进步的人很多，而他们的很多优点又是我不具备的，比如，热情、开朗，及时向团支部汇报思想，征求意见，在劳动中不怕苦不怕累，总是冲在前等等。我在当时，好像就是学习好，别的什么事情都不行，所以，也一时半时轮不到我。但是，我并不甘心，我还是决心要实现自己的愿望。
    有一次，又有同学入团了。在公议会上，团支部让我以要求入团积极分子的身份发言。我在发言中，歌颂了共青团组织，肯定了入团的同学的成绩，表示虚心向他们学习，表达了我积极要求入团的心情和态度，说明了我今后怎么做。发言感情激动，声情并茂，很有文学色彩，受到了与会的校团委书记、老师和团员们的好评。在这以后，虽然一批一批的同学在我前面入了团，但是，我并没有灰心泄气，继续努力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终于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五日这一天，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实现了我的第二个理想。就在入团后的第三天，我对阿坤说：“我能入团，是你对我帮助和影响的结果，我对你很感激。我愿意和你做一个终生的朋友，不知道你愿意不？”阿坤说：“好，我愿意。”当时，我们还热情地握了手。之后，我还一本正经地向他介绍了阿云的情况，说他是我初中的好朋友，希望你也能和他成为好朋友。自此，我和阿坤的缘分越来越深，以后，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好几年。在文革中一起受难。多少年来有事相帮相助。不论后来阿坤的官做有多大，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几十年来，我们的来往不断，我们的友谊与日俱增，真正成为了莫逆之交。

          一次乒乓球赛      

    到了师范班，其实我就很少打乒乓球了，只是在六零年参加过一次学校乒乓球队集训。我是校乒乓球队队员，参加过比赛，所以，同学们都知道我会打乒乓球。一九六二年四月份，学校组织了一次乒乓球比赛。我代表师范班参加了这次比赛。我们师范班的许多同学都到赛场给我加油。我那次发挥得非常好，顺利地打入了决赛。在争夺冠亚军的比赛中，我的对手是高中二年级的同学，也是我们乒乓球队的队友。其实，我们两个人的水平差不多，过去打球各有输赢。这次，也许是有那么多的同学给我加油吧，我充分发挥了我的水平，特别是正手攻球是我的特长，我攻球的命中率特别高，技战术也非常正确，这样，就把对方抑制住了。结果，我打赢了这场球，获得了冠军。就在我把最后一个球打中的时候，同学们一拥而上，把我围了起来，欢呼声一片，祝贺我获得冠军。那种场面，真是令人激动，我感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胜利的喜悦和同学的情谊，集体的温暖。 那情景，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帮助同学补课

    我在师范一年、二年时，一直担任班级学习委员。学习委员，除了自身要学习成绩好以外，还要帮助老师做一些工作。我们班有一名女同学。她年龄比较大，心思没有在学习上，脑子又笨，所以学习成绩很差，每次考试都有好几科不及格。因此，时常受到老师的批评。她自己也觉得面子上过不去。 在一次要放暑假前，她找到我，希望我能在暑假期间帮助她补补课。 我觉得，这是我当学习委员的责任，就答应她了。
    放暑假了，别人都回家了，我却留下来，认认真真地帮助她补课。但是，在补课的时候，她总是心神不定，心不在焉的样子。我就心里挺不高兴，心想，我牺牲假期休息时间给你补课，你还不好好补。 大约补了一个星期，有一天，我偶然看到，在她的一本书的空白处上写着：“大热的天，我头疼、胃疼，还要补课，真没意思。” 我看了，就气不打一处来，心想，我这是何苦来的，我图什么呀？真是费力不讨好，还落了一身不是。 第二天，我就对她说：“咱们就补到这吧，以后开学了再补。”她挺高兴地说，那就算了吧。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我感到我是做了一件傻事，挺长时间，心里都不是滋味。
                 
         我为同学讲故事


    在师范念书的时候，我有两次为同学讲故事，都受到了同学们的好评。一次是讲《王若飞在狱中》的故事；一次是讲水浒中的一段故事。特别是讲《王若飞在狱中》的故事时，我凭着较强的记忆力，把王若飞在狱中的故事讲的完整、流畅，自然，生动。讲速有快有慢，音调有高有低，加上必要的手势和面部表情，把王若飞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的斗争精神和革命者的高尚品质，展现在了同学们的面前。同学们都听得津津有味，思想上也受到了教育。讲完以后，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是对我的鼓励和赞扬，是对我的演讲能力的肯定。事过几十年，同学们到一起，回忆起师范生活，同学们还说：“你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讲王若飞在狱中的故事的情景。”

          第三次练字

    念了十年书，我的字一直写得不好。同学们都说，我的字和我的文学水平不相称。回想起来，我的字写得不好，是和我没有下功夫练有关，也是和我在初中时就有课堂上记笔记的习惯有关。课堂上要记笔记，写字的速度就要快，速度一快，字就拿不成“个”了（因为没有基本功）。那时，我能在课堂上，把老师讲的东西都记录下来。我的课堂笔记一本又一本的。我最能评价哪个老师讲得好，哪个老师讲得差。因为讲得差的，我没法记。现在，念师范了，将来要当老师了，写的字拿不成“个”怎么行？所以，我又下决心练字。
    我先是请教写字好的同学，问他们怎样才能写好字？同学告诉我：要想写好字，有三条。一是要懂得字的间架结构，偏旁部首要搭配的正确、合理。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多看字，动脑子看，然后找规律，记在脑子里。二是要选择一本适合自己喜欢的字帖，先看，多看，后描，临摹要慢，不可图快。三是，在以上的基础上，单独写字。不论写什么，都把它看成是练字的过程，时间长了，字就会写得好了。我觉得，这三条很有道理，于是，就按这三条做。可不是嘛，写了十年字，我的脑子里居然没有写字要摆好间架结构的概念，更不知道每个字的正确的间架结构应该是怎样的，这怎么能写好字呢？ 于是，我就留心看字典，看字的间架结构，一边看，一边用手指头比划。以后，又买了一本字帖，看字帖，照着写。这样，大约用了一两年的时间，虽然没有练成体，但是，字能拿成个了，比以前好多了。当老师了，我又认真地练了好几年粉笔字，写的字，算是说得过去吧。

      参加校体育集训队

    一九六零年七月中旬暑假期间，我参加了学校体育集训队。我是乒乓球运动队的队员。我们乒乓球运动队共有三名男队员，三名女队员，梁寿元老师是我们的教练员。在集训队里，我们进行了比较正规的训练，包括身体素质训练和乒乓球技术训练。在队里，我的乒乓球技术不是最好的，所以，我对训练是非常认真的，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经过这次集训，我的乒乓球技术有了一定的提高。在集训队里照的照片，我至今还保存着，它时时唤起我当年美好的回忆。 

             吕老师教我打太极拳

    一九六零年，学校体育课开始教太极拳。教我们太极拳的是吕启发老师。那时，我就下决心要学会太极拳。在课堂上，我十分认真地跟着老师学。在课后，我一遍又一遍地练。我知道，不论学什么，基本功都是最重要的。在练太极拳的时候，我就从一着一式的基本功练起，练步型、步法，练手型、手法等等。这样练，虽然看起来很慢，但是，动作到位，可以打好基础。经过一段时间，我基本上可以把二十四式杨式太极拳打下来了。当然，现在看起来，当时，离太极拳的要求差得太远了。但是，它使我对太极拳有了初步的认识，有了粗浅的了解，也有了一定的实践。这为我在后来继续学、练太极拳，打下了一个基础。以后的事实证明，正是有了这第一次的学习，才使我数年、数十年之后，太极拳的水平有了很大的长进，对增强我的身体健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这一点上说，我不会忘记教我太极拳的启蒙教师吕启发老师。  

      读文科 
   
    师范三年上学期开学以后，我们就分班了。当时是按照培养中学师资考虑的，所以，我们用两年的时间把高中三年的课程都学完了，最后一年分科学习大学的课程。我报了文科班。我们文科班一共有十八名同学，只有我和阿鹏两名男同学。在老师的提议和同学们的同意下，我当了文科班的班长。班主任老师姓孙，三十六、七岁的样子，人长得挺帅，满面红光的。他教我们文艺理论。 在文科班，我们学到了更多的知识，同时，老师还帮助我们纠正错别字，纠正说话带口头语和不说标准音等毛病。一年的文科班学习收获很大。在我们文科班的十八名同学中，应当说，真正喜欢文学的，文学基础好的，毕业后愿意当语文教师的也只有五、六个人，其它的人多半是理科学得不好，没办法，到了文科班。所以，不同的情况，对学习的态度和积极性也不一样。共同的爱好和目标，使我和阿兰、阿珍、阿芝等人经常在一起研究学习中的问题，在一起复习功课，在一起讨论未来教师的生涯和人生的道路等。接触使人了解，了解使人相知。我们在一起感到投合，知心，建立了同学间的真挚的友情。正是这段友情成为了后来我和阿珍相恋的基础。

                和女同学看电影

    在文科班学习的时候，随着我和阿兰、阿珍、阿芝的接触的增加，我们之间就更加了解，更加知心，愿意在一起相处。由于阿珍和阿芝都在道外住，他们经常一起回家，一起上学（到文科班的时候，我们就不住宿了）。他们成了形影不离的最要好的朋友。 一九六二年三月末的一天，阿珍和阿芝约我一起去看电影，我心里自然很高兴（他们知道我家生活困难，我很少看电影）。电影院在道外，我也不知道是谁给我买的电影票，电影叫《刘三姐》。本来应当是一件很有情调的事情，可是，我却没有做好。当时，我看到《刘三姐》中的唱词太好了，就拿出笔和本来，在昏暗的光线下，记录着唱词。整整一场电影，我几乎全在记录了，电影也没太看好。现在想起来，真是有点书生气加傻气。

  
    抄笔记与围巾的故事  


    有一次，我借了一本哲学书籍，感到内容非常好。我就想把它抄下来。可是，还书的日子太紧，我一个人抄不过来了，我就求阿珍帮我抄。这是我第一次求她办事。还好，阿珍很痛快地答应了。很快，阿珍就按着我说的内容，把书抄好了。当时，我非常高兴，即兴写了一首诗给她：“情知同学百忙中，雪中送炭念挚情。伏桌直书灯光下，遥想一气呵成。” 分科以后，我们就不在学校住宿了。我每天上下学都要坐火车，往返于三棵树车站和滨江车站之间。六一年的冬天，一天，我和阿珍放学在一起走。她家在道外住，回家要经过滨江车站。这样，我们能在一起走一段路。那天特别冷，刮着北风，下着小雪，风雪刮到脸上，像针扎似的。 我没有戴棉帽子，只戴了一个滑冰帽，有点不伦不类，也挡不住刺骨的寒风。这时，阿珍就把自己的围巾递给了我，我推托不要。 她瞪了我一眼，说：“我家近，快到了，你围上吧。”我默默地把围巾围在了脖子上，顿时，感到了很暖和。不只是肉体上的暖和，更是心理上的暖和。回到家里，妈妈问：“是哪来的围巾？”我说是同学借的。第二天，我一到学校，班级还没来几个同学，我就赶紧悄悄地把围巾放到了阿珍的书桌里。后来，我为这件事，写了一首诗《风雪途中》，放到了我的诗集里。

         写　　诗  

     
    在初中的时候，我也试着写过一些诗，但是，那时候写的诗，基本上都是顺口溜，只是有点押韵而已，算不上诗。而且，数量也不多。我真正学着写诗，实际上，是从上师范开始的。我现在整理的诗集的第一篇诗，写的就是到师范学校报到时的感受，诗名叫《初逢》。以后，我就有意识地把我在学校的生活，用诗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样，写的诗逐渐多起来。分科以后，我们学习了文艺理论，对写诗的知识增加了，开始懂得了写诗不仅是要押韵，还要有意境，有思想，字句要凝练。写古体诗词，要符合平仄要求和句式要求等等。这一阶段，我看的古诗词，有关写诗的书，例如《诗话》等也多了。我写的诗，也逐渐好了起来，从顺口溜，从政治口号，到有点像诗了。我的《诗集》中的大部分诗词都是在师范这个阶段写的。例如： 

          
            《　秋　》

　　　　　迭迭白云飘悠悠，

　　　　　滔滔江水天际流。

　　　　　车水马龙望不尽，

　　　　　潇潇秋风掠千楼。

 

　　　  《　归　航　》

　　　　

          旭日东升，

　　　　  浩淼连天，

　　　　  上下天光，

　　　　  隐映着斑斑点点。

　　　　  是仙女披着白纱将彩霞抛撒？

　　　　  是白色的海鸥在翩翩舞动？

　　　　  啊！

　　　　  近了，近了，

　　　　  高高的桅杆扯着白帆，

　　　  　那是归航的渔船。

　　　　　

       《　游文化公园　》

　　　　　　

        绿柳垂垂飘摇对，
 
        珠花飞舞喷泉水。

       眼前楼阁攀藤绕，

       头顶蓝天白云飞。

       秋花朵朵争秋艳，

       青松株株胜春蕾。

       历历秋色风光好，
　　　 　
       皑皑白雪更心遂。 

 
        《浪淘沙　悼念》

　　　　

　        霹雳震山颠，

　　　　　漫江巨澜，

　　　　　锦河山烟火弥漫。

　　　　　街头巷口刀光闪，

　　　　　卢沟事变。

 

          骄子镇河山，

　　　　　殉身赴难，

　　　　　忠魂轻扬九重天。

　　　　　看今朝红旗漫卷，

　　　　　浮想联翩。

               
       学 跳 舞

    在文科班学习的时候，因为班里只有十八个人在一个大教室里学习，屋子里好大一块地方都空着。班主任孙老师就说：“当老师不会跳舞，有多遗憾啊，我来教你们跳。” 于是，孙老师就让我们分成一对一对的，因为只有我和阿鹏两个男生，多数人就只能是女生和女生一对。孙老师就从站姿，步法教我们，教室里有两个大柱子，我们就围着大柱子跳。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跳舞。当时，一方面是我的思想还很保守，认为跳舞不是什么好事情，跳舞的人也不是思想好的人，至少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所以，我对这件事非常反感，不愿意学。另一方面，我没有文艺细胞，听不懂音乐，缺乏节奏感，又特笨。所以，怎么也学不会。每次都是笨笨咔咔的，直踩脚，弄得女同学也不愿意和我跳。就这样，没有学几次，我就干脆不学了。
　  
        学生时代的最后一次联欢会   

    一九六二年六月份，我们全体师范生都合在一起上大课了。那时候，由于有不少同学因为种种原因，都不念了，所以剩下来的也就有七十多人吧。在要毕业的前夕，我们开了一次联欢会。大家唱歌，演小节目，做游戏，畅谈三年的师范生活，表达和老师、同学的情谊，畅想即将当老师的情景，联欢会的氛围非常好。在联欢会上，我出了一个节目。我把将近一百来部电影的名字连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带有情节的故事，背着讲述给大家听，大家都静静地听得入了神。联欢会结束的时候，好几个同学都借我的稿子，要抄下来，我就借给他们了。结果，传来传去，就再也没有传回到我手里，我又没留底稿。现在想起来，还感到十分可惜。问题是，那些电影名字，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想全了。

　　　　一次上大学的机会   

    在我们即将要师范毕业的时候，传来了一个好消息。老师说，鉴于我们已经学习完了所有高中三年的课程，允许我们中的同学报考大学，而且不考外语。不考外语这一条很重要，因为我们这一期的学生没有学过外语课。这对于我这样爱学习的人来说，该是一个多么好的消息呀。
    我怀着一种兴奋、激动、期待的心情回到家里，把这个事情对爸爸说了。我多么想圆我的大学梦啊！ 可是，爸爸说：“你上大学，家里有钱供你吗？”我说：“我可以不向家里要一分钱，我用我的助学金念书。”爸爸说：“就算是你不向家里要钱，可是，家里需要你挣钱呀，你妹妹、弟弟越来越大了，他们要念书，要吃饭，爸爸哪有钱支撑这个家呀。”听了这话，我无话可说了，眼泪不住地流了下来。连续几天，我没心思吃饭，晚上常常哭醒，泪水打湿了被子。命运到底堵死了我上大学的门。      

           当实习老师

     一九六二年六月，三年的师范生活即将结束了。学校组织我们到哈铁第一小学校去实习。我在五年一班，指导老师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女老师，姓姜。实习的任务是讲一周的课，包括算术和语文。姜老师指导我们怎样备课，怎样写教案，告诉我们讲课时注意什么。我认真地按照指导老师的要求去做，上课前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尽管这样，第一次走上讲台，还是有点紧张，好在学生小，又都听话，紧张劲很快就过去了。下课了，指导老师对我说：“讲得挺好，不足之处是讲得有点快，说的都是大人话，有点太严肃了。” 在以后的几节课上，我注意改正老师说的缺点，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指导老师在我的实习鉴定上说了许多优点，打了优等。在实习结束时召开的联欢会上，我朗诵了一首自己写的长诗《一个实习生的心意》，受到老师和同学的赞扬。

         毕 业 分 配  
   
    三年的师范生活结束了，我们面临着毕业分配。由于国家处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期，原本我们应该到铁路中学当老师，现在，一律都要到小学当老师了。毕业分配，要我们每个人先报志愿，志愿到路局管内哪个分局当老师。许多同学都希望留在哈分局，最好是在哈尔滨市的铁路学校。
    我的想法和别人不一样。我希望分得越远越好。我不愿意留到哈分局，因为我怕把我分到三棵树铁路二校去。三铁二校就在东棵街，那里离我家太近了，学校又不好，学生很差，我实在不愿意在家门口当孩子王。因此，在填志愿的时候，我报的是佳木斯分局和绥化分局。填完志愿，学校领导要找谈话了。当时是学校教导副主任刘兴亚找我谈话。刘主任问我：“你想到哪去呀？”我说：“越远越好，最好到佳木斯分局。”刘主任笑了，说：“你说的是真话吗？”我说：“绝对是真话。”刘主任说：“那好，你就去佳木斯分局报到吧。”我高兴地说：“那太好了，谢谢刘主任。”可是，刘主任接着说：“经过学校研究，决定把你分到哈分局了，你看你愿意到哈分局的哪个学校去。”我说：“那我去五常，或者去玉泉都行。”刘主任说：“我们研究一下，再告诉你。”就这样，谈话结束了。我当时就不明白，学校为什么把我留到哈分局呢？ 是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好，哈分局想要把好的学生留下来？还是因为我的家庭生活困难，照顾我？ 就在这时，我的小学班主任钱吉良老师找到我，他当时是玉泉铁路小学的校长。钱老师说：“到我那去吧，学校虽然不大，但是环境挺好，学生也听话，工作好做，再说，离家也不远，每个星期六晚上都可以回家，坐火车很方便。” 我当时想，除了钱老师说的以外，钱老师是我的小学班主任，了解我，他又当校长，我工作起来可以顺当一点，又躲开了三铁二校。所以，当时我就很痛快地答应了。一个月后，我就去玉泉小学报到了，从此，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

       我记忆中的几位老师   

    校长刘宝智：按说，我们做学生的，和学校的校长接触并不多，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印象。 但是，刘宝智校长例外。 第一，在我们刚到哈铁一中师范班的时候，召开的第一次大会，就是刘宝智校长为我们作报告，他给我的印象就挺深。在谈到当老师的重要性的时候，他说：“在学校工作，和年轻人在一起，自己也觉得年轻了许多。整天有一群孩子在周围闹哄哄的，没有了，还会感到很寂寞。”在谈到青年人要集中精力学习本事，不要过早地谈恋爱的时候，他说：“谈恋爱应当是工作以后的事情，不要怕找不到对象，天涯何处无芳草？”当时，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聪慧、老道、健谈、幽默，是一个有水平，有本事的校长。第二，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关刘校长的两件事。一是由于当时铁路学校缺乏师资来源，学校教师紧张，刘宝智就在高三优秀毕业生中留校了一批学生，让他们在校当老师。后来，为了长期留住他们，刘校长又煞费苦心地做红媒，让留校老师一对一对的恋爱、结婚。二是我们还知道当时刘校长和校党支部书记不和，学校领导班子不团结，分局曾经派工作组到一中解决班子团结问题。第三，在一九六一年的暑假，我在勤工俭学的劳动中，因为在间葫萝卜苗时，出了问题`，当时思想非常苦恼。正好刘校长到农场，我就把我的事向刘校长做了汇报。刘校长当时并没有怎么批评我，只是说：“一个人在一生中，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十分注意检点自己。”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第四，我们毕业以后不久，就知道刘校长在和党支部书记的争斗中失败了。他被打成了阶级异己分子（据说他隐瞒了自己的家庭成分），撤消了校长的职务，到三棵树工务段进行劳动改造，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才被平反。平反后，他坚持要到哈铁一中继续当校长，组织上同意了。我想，刘校长一定是出了一口气。大约在一中干了三四年校长吧，后来退休了。第五，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由于种种原因，我到哈铁一中任党总支书记。一天，我在路上遇到了刘校长，我告诉他，我到一中工作了。他当时表现出很意外的样子，接着，又表现出很遗憾的样子。他说：“你怎么到这地方来了呢，这是个是非之地，很不好干的。有时间我和你唠唠。”我说：“好啊。”因为是在路上，也就没有再多谈。我想，当时，刘校长是担心我在一中这个是非之地干不好，才说这番话的吧。后来，我在一中工作的状况，还算顺利。遇到的困难没有我预料的那么严重，所以，也就没有主动找刘校长谈。刘校长后来因病去世，结束了他坎坷的一生。 
    班主任万树坛：万老师是我师范生活中的第一位班主任老师，也是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一位老师。最主要的影响是我刚进师范班的时候，由于我是考入的，而班级里绝大多数人都是保送的，所以，我当时有很强的自卑感，觉得低人一等。在这种情况下，万老师没有看不起我，而是热情地和我谈话，并且让我作班级的学习委员，这样，很快消除了我的自卑感，激发了我的进取心。 实事求是地说，万老师讲课的水平在当时并不是学校的高水平老师，但是，他对教学非常认真，对同学非常负责。他十分注意激发同学们的集体荣誉感，班级做什么事情，都做得好。比如同学之间的团结，班级的学习空气，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和劳动，都明显地比别的班要好。同学们也以在这样的班集体里生活感到骄傲和自豪。所以，当时，我们班的同学对万老师都是很尊重的。万老师的性子急，要强，有时脾气不好，发起火来，有时让人莫名其妙。比如有一次，我们班有一名叫阿臣的同学，他会画画，可能是万老师让他在班会前往黑板上写美术字，阿臣没有按时完成。万老师就在班里大发了一顿脾气，指责阿臣拿一把，阿臣感到很委屈。事后，万老师又向阿臣道了欠。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社会上扫四旧，学校里批师道尊严，发动师生给校领导和老师写大字报。有一天，在铁路局文化宫开会，休息时，万老师找到我，非常诚恳地对我说：“你看，我给你们当老师的时候，性子急，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我一定要认真反省。” 当时，我就听出来了，他是担心我和同学们给他写大字报。我说：“万老师，你别担心，哪个老师对我们好，我们心里有数，您就放心吧。”万老师说：“那就好，谢谢了。” 其实，我心里想，不会有同学给万老师写大字报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万老师还是没有逃过劫难。他被以国民党特务的罪名打入了牛棚，受到了批斗。我想，万老师肯定遭了不少罪。虽然，文革末期，给万老师平了反。但是，给万老师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万老师在晚年的时候，患了精神抑郁症，有时思维混乱。 有一次，我去看望万老师。那天，万老师的头脑就十分清楚。他絮絮叨叨地和我讲起当年我们班的事情。好多事情，他都记得很清楚。说着，他从书柜里找出厚厚的一摞东西给我看。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他教我们班的时候的资料，有他的教学日记，有班级的好事，有成绩册和同学们的操行评语等等。这些东西，他都一直保存着（可见，他十分珍视教我们的那一段生活）。 在谈话中，他一再表示，在文革中，我们班的同学没有伤害他，他很感谢等等。就在这次见面一个多月以后，我们尊敬的万树坛老师离开了人间，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语文老师陈舰；陈舰是教我们汉语课的老师，他家也在三棵树住。当时，我们哈铁一中语文组的师资力量是很强的。教现代文学出名的是韩立炎，作文教学出名的是金钟华，教文艺理论出名的是孙德仁，教语法出名的就是陈舰老师。陈舰老师没有上过大学，是从教小学、初中干起来的。他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刻苦治学的精神终于成为一名优秀的高中语文教师，并且成为学科带头人，这是很不容易的。 陈老师说话有些口吃，但是，讲起课来，却从不口吃。人们说，陈舰有毅力，能把口吃都矫正过来。 陈老师自己刻苦做学问，他也就非常喜欢刻苦学习的学生。我就是他喜欢的学生之一。他不仅对我的学习成绩满意，对我的为人也十分赞成。他多次在同学和其他老师中夸我。他不喜欢好张扬、不踏实、虚荣心强的人。陈老师不大关心政治，也不大善于和人交往，属于那种看谁好，哪都好；看谁不好，哪都不好的人。他说话挺尖刻，有时挖苦人，让人受不了。一九七零年，我在哈铁三中工作了一年多，那时候，陈舰老师也在三中工作，我们的接触比较多了一些，只可惜，时间太短了，不久我调回三铁二校，就很少见面了。 陈老师在九十年代因病去世了，当时，我不知道消息，也没有送送他，是个遗憾。 

           
            快乐的玉泉小学生活（1963—1964）         　    


    在玉泉小学工作、生活的二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二年。一是玉泉的环境好，山美，水美，人更美。春天，坐在办公室里备课，窗外明媚的阳光，盛开的各种果树花，花香扑鼻，沁人肺腑。夏天，绿树成荫，流水哗哗。秋天，山里红，山丁子，核桃，山梨，果实累累。冬天，一片银白世界，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嬉戏滑雪，令人心旷神怡。二是人际关系好。这里的人纯朴，善良，善解人意。老师们好，学生好，家长好。二年里，我几乎没有和任何人发生过矛盾，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就连跟学生生气的事也很少。在二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学生知道我叫什么名字，更不用说叫什么外号了。三是，我的家境也是比较好的一段时间。我每月开三十元五角，给家里三十元，加上爸爸的劳保费，每月能有五六十元的生活费了，全家能吃饱肚子了，能换上几件新衣服了，所以我的心是静的。四是工作上是顺利的，有成绩的。虽然，那时我每周二十四节课，又担当少先队辅导员和教师团支部书记，担子很重，但是，并不感到累，还经常受到领导的表扬，心里着实有一种成就感和光荣感。
    总之，在玉泉的二年里，是心顺、气顺、工作顺，是我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玉泉小学，我工作的第一所学校

    一九六二年八月末，我离开了家门，背着十斤苞米面，带着一罐头瓶咸菜，到玉泉小学报到。从三棵树到玉泉，火车要走四个小时。我坐在奔驰的列车上，望着车窗外的广阔的大地和熟了的玉米高粱，想象着玉泉小学和师生们的样子，心中真的涌起一股激情。这是青年人的激情，是即将走向工作岗位的激情，是初为人师的激情。
    玉泉铁路小学，就在离玉泉车站五百多米远的地方。一座俄国人盖的房子，大约有三四百平方米大小，中间是走廊，两侧是教室和办公室。学校坐落在山下，十分幽静。学校只有六个班，一个年级一个班，不到三百名学生，全校十一名教职工。因为没有开学，学生和多数老师都没有上班。老教师马勃（女）、中年教师于清和工友张连斗在学校住。我和钱校长就在教师办公室放了两张床，晚上住在办公室。一周以后，老师们上班了，我见到了各位老师。老师们都很热情，尤其是马老师和工友张连斗，时常让我和他们一起吃苞米，豆角、茄子等。我和他们处的很融洽，在二年里，从来没有红过脸。在第一次校务会议上，钱校长讲了工作计划和对教师的要求。这是我第一次听学校工作计划，所以，感到很新鲜，也感到钱校长挺有水平。开学了，我的教学分工是教四年级地理和自然，五年级历史和自然，再加上全校体育课，每周二十四节课。其实就是除了音乐、美术课以外，全校科任课都是我一个人的了。这在现在，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在当时，我不但高兴地接受下来了，而且还干得挺有劲。

         玉泉生活趣事
 
     第一次当老师，教两个年级，三门课加上全校体育课，每周24节，再加上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教师团支部书记，真是每天紧忙活。好在年轻，精力充沛，再加上心静，人际关系又都挺好，所以，生活得很充实，也挺愉快。这里，采撷几束生活的浪花。  
    吃饭：一日三餐，都要自己做。说起来也简单，把苞米面放到饭盒里，用水搅成面糊糊，放到蒸锅里蒸，做出来像发糕似的。吃“发糕”，喝白开水，就咸菜。有时候，马老师、张师傅叫我和他们一起吃土豆、豆角、茄子什么的。有时候，他们也送给我青苞米吃。 
   洗衣服：夏天，洗衣服，就在操场上晾干。冬天，洗了衣服，就贴到烧水炉上，烤干。那时候，没有多余的内衣，晚上洗，第二天早上穿。 
   看电影：我每月工资三十元五角，交给家里三十元，自己留五角。玉泉镇有一个电影院，一场电影一角钱。我每月可以看三次电影，这就是我的文化生活了。 
   锻炼：我有锻炼身体的习惯。夏天，早晨起来，去爬山。学校附近就有一座不太高的山。每天早晨，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迎着初升的太阳，爬到山顶，站在凉亭上，欣赏着祖国大自然的景色，心旷神怡，踌躇满志。有的时候，感到运动量太小，就把足球从山底下踢到山顶上(不能用手)，到了山顶上，就是满头大汗了。晚上，睡觉前，有时自己玩篮球，有时和住宿的王老师在一起打篮球。王老师是篮球运动员，所以，玩得总是很开心。有时候，我也到玉泉车站活动室和工人师傅打乒乓球。我和校长也时常出去散步。在山间小路一边走，一边聊天。刘校长好聊战争的事，我说他是战争狂。后来的陈校长好聊学校的事和为人处事的事。到了冬天，我就和刘校长去山上练滑雪，别有一番情趣。 

    种地：到了第二年春天，我分了一块园田地，晚上吃完饭，就去种地。春天翻地、背垄、播种；夏天铲地、间苗；秋天收获。到了秋天，我就能吃到我自己种的豆角、茄子和苞米了。老师们开始以为我对种地一窍不通，看到我的实践以后，都夸我说：“真没想到，xxx，你还有这两下子，不简单。”我说，这都是我小时候在家学的，我家也有园田地。

           滑   雪 
   
     学会滑雪，是我在玉泉二年生活中的一大收获，因为 在城里是没有这个条件的。在我们学校附近就有一个滑雪场，山不高，坡也不算陡。玉泉的男孩子们大部分都会滑雪。他们也不用滑雪板，就是两个竹坯子，比脚长一点。前边削成尖尖的，也不用绑在脚上。在山顶上，两只脚踩着竹坯子，就可以直降到山下，滑得非常漂亮。那时，刘校长也好运动。我们两人就一起去学滑雪。开始，不懂要领，胆子也小，在半山腰上往下滑，还总摔跟头。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个朝鲜族人，他和学校老师都熟悉，听说学校校长要学滑雪，就主动教我们。先是告诉我们怎样穿滑雪板，怎样做动作，弯腰、重心前移、眼睛往前看，还告诉我们怎样摔跟头等等。在教练的指导下，我和刘校长进步很快，慢慢地胆子也越来越大。有一次，我和刘校长同时从山顶上往下直降，我们两个都摔倒了。两个人又都把两只滑雪板别到一起了，结果，谁都起不来了。两个人笑得前仰后合，互相望着，没有办法。后来，还是刘校长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自己的雪板弄开了。过了不久，我们俩就都基本学会了，可以迂回，可以直降，也会急停了。直降时，遇到山岗，身体就悬空起来。急停时，雪花飞起一米多高，那情景，真像电影《林海雪原》中的滑雪健儿一样。那感觉，真是好极了。 
   有一次，我们在滑雪结束时，那个朝鲜人教练邀我和刘校长去他家喝酒。我们喝得非常高兴。后来，教练有点喝多了，我和刘校长就告辞了。没想到，教练因为喝多了，就和衣而睡了。他们家是火炕，结果，两只脚被烫伤了，第二天不能下地了。我和刘校长去看他，感到很不好意思。

      进     山

    到了秋天，我时常和一些老师、学生进山去玩。在城里念书的时候，没进过山。第一次进山感到非常新鲜。山连着山，到处是树林，我们跑啊，跳啊，采核桃、山丁子、山里红。在山里，还能看到日本鬼子留下的工事，弹药库。据当地人说，有些弹药库还没有打开过，不知道里边都有什么。有一次，我和钱校长、许老师上山。在半路上，许老师就吐了。我以为许老师累的，或是有病了，就陪着她慢慢走，好不容易回到了学校。我问钱校长：“许老师怎么了？”钱校长瞅了我一眼，说：“没事，她是怀孕了。”现在想起来，当时有多傻。

     和解放军联欢   

    自从我担当学校大队辅导员以后，学校的少先队工作就活跃起来。首先，我健全了少先队组织。学校成立了大队委员会，各班成立了中队委员会。我经常召开大队和中队委员会干部会议，部署工作，开展活动，小干部的工作能力越来越强，各班任老师都非常满意。其次，我们玉泉镇有解放军部队，我聘请了解放军战士为校外辅导员，请解放军战士到校参加少先队活动，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六三年的夏天，我们全校同学和解放军校外辅导员搞了一次大型的联欢活动，请解放军战士讲故事，学生们演文艺节目，联欢活动非常成功。那时，学校的团队活动接受车站党支部的领导，学校少先队的工作受到了车站党支部书记的表扬。 

          告别玉泉铁小

    一九六二年四月末， 父亲突然患脑溢血症，三天后病逝，我转回到了三铁二校。在离开玉泉小学的时候，我真是恋恋不舍。我和老师们照了像，和大队委员们照了像，留作纪念。临走前，我为全校师生写了一封充满留恋、感谢之情的信，张贴在了走廊。要走的那一天，许多学生知道了。他们自发地送我到车站，不少学生留下了眼泪，我也眼圈红红的。火车启动了，我不停地挥手向站台上的师生告别。
    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动感情的一次，那情景，至今还是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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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 小 | 中 | 大 十方清静 [3楼] 发表于：2009-04-30 03:11 无边虚空，觉所显发。觉圆明故，显心清静。心清静故，四大六根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五有，皆得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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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回忆录 风雨同舟

举案家风正应时。
清心端自秀深闺。
芝兰玉树临风立。
早岁贤淑灵照女，
风雨同舟手常携。
声名要与断机齐。 至若追踪昔贤 幽居帝京之西 昆玉之曲 守先哲之遗范 愿济世于苍生者 则有如精卫填海 固难可即 却系余心之所善 虽九死其犹未有悔 回复 引用 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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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 小 | 中 | 大 十方清静 [4楼] 发表于：2009-04-30 03:35 无边虚空，觉所显发。觉圆明故，显心清静。心清静故，四大六根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五有，皆得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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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回忆录 流逝的岁月 （1）

图片：
我小的时候 住在三铁大院

这么多年 这个院居然没什么变化 真是奇迹 至若追踪昔贤 幽居帝京之西 昆玉之曲 守先哲之遗范 愿济世于苍生者 则有如精卫填海 固难可即 却系余心之所善 虽九死其犹未有悔 回复 引用 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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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 小 | 中 | 大 十方清静 [5楼] 发表于：2009-04-30 03:41 无边虚空，觉所显发。觉圆明故，显心清静。心清静故，四大六根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五有，皆得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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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回忆录 流逝的岁月 （2）

人民教师 以前那是园丁
教授的不仅是知识
更是言传身教的典范

真希望目前的教师的队伍能够重新找回自身的尊严 至若追踪昔贤 幽居帝京之西 昆玉之曲 守先哲之遗范 愿济世于苍生者 则有如精卫填海 固难可即 却系余心之所善 虽九死其犹未有悔 回复 引用 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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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 小 | 中 | 大 十方清静 [6楼] 发表于：2009-04-30 03:46 无边虚空，觉所显发。觉圆明故，显心清静。心清静故，四大六根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五有，皆得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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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回忆录 流逝的岁月 （3）

我表弟是哈铁一中的 

我是郑铁一中 至若追踪昔贤 幽居帝京之西 昆玉之曲 守先哲之遗范 愿济世于苍生者 则有如精卫填海 固难可即 却系余心之所善 虽九死其犹未有悔 回复 引用 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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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 小 | 中 | 大 十方清静 [7楼] 发表于：2009-04-30 03:47 无边虚空，觉所显发。觉圆明故，显心清静。心清静故，四大六根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五有，皆得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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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回忆录 流逝的岁月 （3）

看电影记笔记

      至若追踪昔贤 幽居帝京之西 昆玉之曲 守先哲之遗范 愿济世于苍生者 则有如精卫填海 固难可即 却系余心之所善 虽九死其犹未有悔 回复 引用 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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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 小 | 中 | 大 十方清静 [8楼] 发表于：2009-04-30 03:48 无边虚空，觉所显发。觉圆明故，显心清静。心清静故，四大六根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五有，皆得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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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回忆录 流逝的岁月 （3）

太极十年不出门

形意当年打死人 至若追踪昔贤 幽居帝京之西 昆玉之曲 守先哲之遗范 愿济世于苍生者 则有如精卫填海 固难可即 却系余心之所善 虽九死其犹未有悔 回复 引用 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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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 小 | 中 | 大 想想 [9楼] 发表于：2009-04-30 23:22 人生何时不迷狂，正心诚意修非常，道体玄通无为处，佛心妙谛真如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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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引用楼主蓑笠翁8481于2009-04-29 15:54发表的 回忆录  风雨同舟 : 
为了能有一个自己的房子，我磨破了嘴，跑断了腿，伤透了脑筋，尝尽了苦头。先后借房子、租房子、“抢”房子，总算有了自己的家。 
.......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老杜的千年一叹，至今犹如雷贯耳。

另外，请教楼主，当时确有16寸彩电吗？我们这当时好像只有14寸和20寸两种型号 兼容并蓄 回复 引用 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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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 小 | 中 | 大 想想 [10楼] 发表于：2009-05-01 00:31 人生何时不迷狂，正心诚意修非常，道体玄通无为处，佛心妙谛真如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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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回忆录 流逝的岁月 （1）

原来50年代初已经有了三道杠和脑筋急转弯（当时肯定不用这个词），很有史料价值 兼容并蓄 回复 引用 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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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 小 | 中 | 大 十方清静 [11楼] 发表于：2009-05-01 12:11 无边虚空，觉所显发。觉圆明故，显心清静。心清静故，四大六根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五有，皆得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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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回忆录 流逝的岁月 （3）

学生

他比您晚很多

我们其实都是晚辈

我的家族都是铁路系统的 以前 准确的说 是铁三局系统的 至若追踪昔贤 幽居帝京之西 昆玉之曲 守先哲之遗范 愿济世于苍生者 则有如精卫填海 固难可即 却系余心之所善 虽九死其犹未有悔 回复 引用 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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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 小 | 中 | 大 十方清静 [12楼] 发表于：2009-05-01 12:14 无边虚空，觉所显发。觉圆明故，显心清静。心清静故，四大六根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五有，皆得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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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回忆录 流逝的岁月 （3）

郑铁一中我前些年回去过

确实如此

可叹的是 铁老大确实变化缓慢

我小时候在哈住的院子和在郑铁局住的院子至今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

不过也挺好 至若追踪昔贤 幽居帝京之西 昆玉之曲 守先哲之遗范 愿济世于苍生者 则有如精卫填海 固难可即 却系余心之所善 虽九死其犹未有悔 回复 引用 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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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 小 | 中 | 大 蓑笠翁8481 [13楼] 发表于：2009-05-01 21:03 suoliw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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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  流逝的岁月 （4）

         
                           奋发向上的两年（1964—1965）      

    一九六四年五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是我在思想、工作等各方面都积极奋发向上的两年。一九六四年五月，我转到三铁二校以后，得到了校长苏松林的厚爱，受到了教育团委书记的青睐，获得了当时在学校工作的同学们的支持。特别是在我担任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和教师团支部书记以后，我用自己工作认真，对自己要求严格，说话负责的人格和品质，用较强的工作能力和效果，赢得了校领导、团委领导和学校教职工们的拥护。
    这期间，学校少先队活动丰富多彩，有声有色。先是由阿坤的班级搞起的小民兵活动，后来在全校铺开，再后来，教育团委在学校召开少先队工作经验交流会，小民兵活动在全管内推广。教师团支部工作日益活跃，团员的模范作用越来越好，组织发展工作加快，团支部委员会的威信越来越高。学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经常化，制度化，有成效。当时，学校没有独立的党支部，只有校长一名党员，所以，学校的重要事情，校长总是要和我商量、研究后作出决定。校长也是毫无顾忌地表现出他对阿坤和我的信任，经常在教师们中夸奖我们俩，把我们俩视为他的左膀右背。
    这期间，校长多次启发我要求入党，于是，我在一九六五年初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很快，我和阿坤被列为入党积极分子。这期间，我对自己的政治生命和工作前途充满着美好的憧憬和信心。当时，我在心中想，我不会当一辈子小学教员，最低也要当上小学校长。
    这期间，也是我在生活上最困难的时期，家里五口人，全靠我的四十三元工资生活。大妹妹又要上学，粮食又不够吃，每月都要借粮、借钱。后来，妈妈感到实在太困难了，就通过街道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在一个木器厂做力工，这样，生活才好了一些。那时，我买不起衬衫，妈妈就用白花旗布给我做了一件，又瘦又小。穿脏了，我就晚上洗，放到学校的大水壶上烫干，第二天再穿，直到把这件衬衫穿得雪白（开始白布是发黄的），穿到能抽出布丝，才换了一件。虽然当时生活上是十分艰苦的，但是，我的精神状态却是好的，因为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着自信。
    特别是一九六五年九月，我和阿珍确立了恋爱关系以后，又增加了爱情的动力。我们的一封封的书信，虽然没有卿卿我我和谈情说爱的语言和内容，但是，我们在谈工作，谈理想，谈未来的思想交流中饱含着恋人的温情、关爱和鼓励。我们相约，在至少有一个人入了党以后再结婚。冬天到了，阿珍在克山为我织了一幅手套送给我，使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在这短短的两年中，我不但处在忙碌的工作中和心理上的踌躇满志中，而且沉浸在初恋的幸福中。
    如果说，在玉泉的日子是快乐的，那么，在这两年中，则是内心充满幸福的两年，奋发向上的两年，是我人生中最值得珍藏和回忆的两年。遗憾的是，这两年，时间太短了。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将我卷入了痛苦的深渊。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父 亲 病 逝 

    一九六四年四月的一天，我正在玉泉小学上课，学校领导告诉我，家里来电话，让你马上回家。我听了以后，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急急忙忙向车站走去。不知怎么的，在去车站的路上，我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我的心头。
    回到家里，看到父亲静静地躺在炕上，两眼微闭，已经不能说话。我在他的耳边，一遍一遍地说:“爸爸，我回来了，你说话呀。”可是，爸爸好像什么也听不到了，更不能说话了。听妈妈说，在得病的前一天晚上，爸爸吃了三碗面条。半夜里，小弟弟要尿尿，妈妈让爸爸开灯。可是，怎么叫，爸爸也不吱声，也不动弹。妈妈急了，就自己打开灯一看，爸爸不动了，也不能说话了。妈妈慌了，就让大妹妹到三铁二校去往医院打电话。恰好阿坤在学校值班，他就半夜到医院把大夫找了来。大夫到家一检查，说：“是急性脑溢血，不行了，准备后事吧。”我回来后，又到医院去见了大夫，大夫说：“这种病，没办法，过不了三四天了，赶紧准备后事吧。”
    我回到家里，一面准备爸爸的后事，请阿坤等人去买衣服，买棺材，一面守着爸爸。守了两天一夜，爸爸一句话也没有说。 到第三天的九点多钟，我摸着爸爸的脉搏，看着爸爸静静地停止了呼吸。妈妈找来在一趟房住的杨老四，我叫他四叔。四叔帮助我给爸爸穿上了衣服，把爸爸停在了地上。
    要入棺那一刻，是我和爸爸见最后一面的时候了。我跪在爸爸的面前，一面哭着，一面历数爸爸的一生，旧社会怎样死里逃生，抗美援朝怎样不怕牺牲，对我们儿女的养育之恩等等。那时，还很少有火葬，在买墓坑的时候，工作人员劝我买一个双人坑吧，说以后都要火葬了。我听了劝说，买了一个双人坑。本想妈妈百年之后，能和爸爸葬在一起。不想，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后来，把皇山的坟地都平了。父亲的尸骨也不知去向了。想起来，就觉得对不起父亲。
    卡车拉着父亲的棺木去墓地的时候，我和大姐在车上。由于道路不平，汽车颠簸得挺厉害。棺木就向我和大姐坐的这一边倾斜，挤得我和大姐都没地方躲了。大姐说：“这是爸爸不让咱们送啊。”我当时也没太注意这话，以为大姐是在说她自己，因为，我知道大姐不是父亲生的。棺木入土了，我扑到坟头上，哭得死去活来，几个人都拉不起我。因为，当时我清醒地知道，父亲的去世，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不仅仅是失去了我最亲近的人，而且是，爸爸把一付沉重的家庭担子扔给了我。我将如何才能担起这副担子啊？
    安葬了父亲，阿坤等人为父亲办理了父亲的丧葬费，大约有四百元钱吧。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后一笔钱了。我用这笔钱，买了一台红灯牌无线电收音机，买了一个写字用的小方桌，两个小方凳。父亲去世以后，在辽宁的伯父特意到哈尔滨来一趟，在家住了三天，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见到伯父。　

　          当 班 主 任  

    一九六四年四月末，我转到了三棵树铁路第二小学校任教。校长姓苏，这里有我好几个同学，还有曾经教过我的老师。一报到，校长就让我当五年级的一个班的班主任。这个班的前班主任是一个代课教师。因为学生反映他对女同学手脚不老实，就把他辞退了。
    我接了这个班以后，决心挺大。心想，一定要把这个班带好。第一天上课，学生还都挺好的，静静地听我讲话。我说：“老师凭什么教育学生？就凭一个字，这个字就是理字。老师要讲理，同学也要讲理。”一周过去了，班级也还可以。课后，一些女同学向我反映，那位代课老师怎么和他们动手动脚的，男同学向我反映，那位代课老师怎么罚站，怎么动手打他们等等。我听了，心想，老师怎么能那样对待学生呢？我一定要对学生好。
    可是，好景不长。两三周以后，一些淘小子就开始犯毛病了。有的上课说话，有的不完成作业，有的在教室里打闹。我批评他们，也不管用。我召开学生干部座谈会，研究解决的办法，学生干部说：“老师，你不厉害，他们不怕你。”眼看着班级一天不如一天，我十分着急。有时都吃不好，睡不好。可是又没有什么办法。应当说，我这第一次班主任，没有当好，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幸好，在这时，分局教育团委书记决定让我做三铁二校的大队辅导员工作，下半学期，我就把班级交给别人了。从此，我就结束了在小学当教师的工作。

　　　     当大队辅导员和教师团支部书记

    一九六四年九月，我当上了三铁二校大队辅导员。在小学，大队辅导员算是一个小干部。我的工资从每月三十元五角升为每月四十三元整。这在我们同学当中，我的工资就是高的了。一九六五年，我被选为三铁二校教师团支部书记。当时，学校教师中共有团员二十来个，团支部委员有三个人。在团员中，我的年龄是最小的，资历也是浅的。有的当年是我的老师；有的当年是我的班长；还有一些人都是老共青团员。尽管这样，我还是挺自信的。在第一次团员大会上，我没有拿稿子，讲做一个团员的光荣感、责任感和怎样做一名优秀的共青团员的问题。讲得声情并茂，有理有据，使全体团员感到耳目一新，受到震动和鼓舞。会后，大家反映，从来没有听到这样好的讲话。由此，我在教师中的威信也与日俱增 。
       
          写入党申请书

     一九六五年三月，在校长的启发下，我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我觉得，我加入党组织，是我的人生理想。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是我的政治信念。我的理想和愿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以至后来，我和阿珍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彼此还说，我们两个人必须有一个人入了党的时候，再结婚。但是，事实上，我们入党的道路非常坎坷。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由于我的身世和弄不清楚的社会关系（当时，主要是我有一个叔叔，在年轻的时候，就失踪了，外调时，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于是，就可以推测在台湾，台湾不解放，我的叔叔的下落就搞不清楚，搞不清楚，我就不能入党），至使我三次被党支部公议（1971年、1973年、1976年），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不再执行左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我才终于加入了党组织。这中间，经过了十一年的漫长的时间。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被批准入党了。第二天，我就被调到教育党委作宣传工作去了，从此，离开了哈铁七中。
    
        介绍工作经验

    一九六五年四月，我在三铁二校做大队辅导员工作快一年了。工作很有起色，受到学校领导、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六四年秋天，阿坤任五年一班的班主任，为了加强班级学生的组织纪律性，增强学生的国防意识，阿坤在班级里开展了小民兵活动。小民兵活动就是把学生组织起来，开展军事训练活动，请解放军战士讲军事常识，讲枪械构造和用法，讲军队的服从命令听指挥和铁的纪律。同时，学生每人做一支木枪，进行简单的军事训练，如立正、稍息、齐步走、正步走、向左右转、向后转走以及一些刺杀动作。通过这样的活动，正确的引导了学生活泼好动的天性，使学生学到了必要的军事常识，增强了组织纪律性，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此，我将五年一班的小民兵活动进行了总结，首先在全校进行了交流和推广。两个月以后，我把在全校开展小民兵活动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上报了教育团委。教育团委王书记看了经验材料，很高兴。认为适合小学生的年龄特点，有新意。决定在我们学校召开开展小民兵活动的现场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教育团委组织哈分局管内的所有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到我们学校开了现场会。会上，我介绍了开展小民兵活动的经验，组织全校学生进行了小民兵操练表演。王书记对我校开展的小民兵活动给与了高度评价，建议各校学习推广。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总结工作经验，第一次介绍工作经验。自此，我的文字能力，表达能力也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赞许。

         去外地学习经验

    一九六五年秋，分局教育团委组织管内小学大队辅导员去牡丹江分局教育团委学习少先队工作经验。在牡丹江，我们听取了牡丹江教育团委的少先队工作经验，参观了三所小学的少先队活动。浏览了牡丹江市容，瞻仰了杨子荣烈士墓。通过这次学习，我们看到了先进，找到了差距，进一步增强了做好少先队工作的光荣感和责任感，增强了做好工作的信心，也增进了校际之间辅导员的友谊。回校后，我向老师们传达了牡丹江的少先队工作经验，结合我们学校的实际，做了进一步做好少先队工作的动员和工作安排。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学校的少先队工作。

         进京参观学习 

    一九六五年四月，教育团委组织哈分局中小学团书记、大队辅导员去北京参观廖丰黄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展览馆。这是我第一次去首都北京，当时的心情甭提有多高兴了。到了北京站，一下火车，看到雄伟的天安门，肃穆的人民纪念碑，壮观的人民大会堂和军事博物馆，看到令人惊诧的故宫，我的心情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平静。那天，下着小雪，我们在雪中照的像。第二天，我们去参观了廖丰黄（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我一边看，一边摘记，深受启发和教育，心中立下一定要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心。这次参观学习还有一个额外的收获，就是我们有幸参观了人民大会堂。从能容纳万人的会场到各省的会议厅，我们每个人还在大会堂的椅子上坐了一会。除此之外，我们还参观了军事博物馆，参观了故宫。这次进京，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收获颇丰，让我终生不忘。 

        短暂的恋爱时光
         
         恋爱，恋爱，爱需要一个恋的过程。恋爱应当是人生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可是，我和阿珍的所谓恋爱过程，实在是太短暂了，太缺少浪漫了。从时间上说，只有七八个月的时间。在这七八个月的时间里，又有五六个月是人各一方。她在克山，我在哈尔滨。不能见面，没有花前月下，没有长凳依偎，没有卿卿我我。我们只能是书信往来，在信中交谈，而交谈的内容又都是工作、学习、进步和对彼此生活、健康上的关心和挂念。和过去书信的内容不同的是在称谓上，由过去的“阿珍友”改成了“亲爱的阿珍”或“珍”能够弥补思念的唯一办法是在十天八天中通一次电话，打电话的时间又不能太长。
    寒假到了，我们有了见面的机会。可是，大冬天的，没地方可去。也不能在寒冷的冬天压马路啊。只好隔三差五的，我到她家去一趟，她到我家来一趟。一九六六年的春节，阿珍是在我家过的。妈妈和弟弟妹妹们都很高兴，一家人欢欢喜喜，充满着祥和的气氛。开学了，阿珍又回到了克山小学。我们心里想着，到了暑假就好了。我们可以到松花江畔去散步，去游船，去看电影，去逛商店，过一过恋人的生活，体验一下恋爱的感受。可是，谁能想到，六六年的五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暑假取消了。阿珍那时转到了绥化铁路第一小学，在学校办学习班，我在哈铁第四小学办学习班，不能见面。开学以后，又各自在学校接着搞文化大革命。这期间，我们只见了一面。那是在六六年八月，听说我“病”了，阿珍从绥化回来看我。回去以后，她在学校挨批，我在学校挨斗。直到六七年五月一日，我们在患难中结婚了。 

  
       苦辣酸甜的十年 （1966—1976）  　 　     

    从一九六六年五月毛主席发出《五一六通知》算起，到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止，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整整十年。这十年，是人妖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不分的十年；是灾难性的十年；是历史大倒退的十年；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充满了苦辣酸甜的十年。在这十年中，我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变换了四个单位，历经了政治上的磨难，遭受了从未有过的身心的摧残，同时，也是受到了一次最好的磨练和考验。
    五个阶段：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六六年九月，所谓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阶段；一九六六年九月至一九六七年四月，挨批挨斗阶段；一九六七年四月至一九七一年六月，打派性仗阶段；一九六八年八月至一九七零年七月，搞外调阶段；一九七零年七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复课闹革命阶段。
    四个单位：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零年九月：三铁二校戴帽中学教员；一九七零年九月至一九七一年三月：三棵树铁路中学教员；一九七一年三月至一九七四年五月，工农兵学校团委书记；一九七四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哈铁第七中学教导主任。

        文革初期负责运动

    一九六六年五月，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叫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后来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我在三铁二校任教师团支部书记、少先队大队辅导员。运动一开始，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动教职工写大字报，（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揪牛鬼蛇神。
         当时学校只有校长一个人是党员，而校长又在党委驻勤。三铁二校和三铁一校是联合党支部，支部书记负责三铁一校的运动。教育党委就让我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负责三铁二校运动的具体工作，直接向教育党委负责。这样，我就实际上成为了领导学校运动的主要负责人。那时候，人们的思想都很单纯，特别听党的话。党支部书记一动员，不到一个星期，教职工就贴了两教室的大字报。大字报的指向多数都集中在当时的校长身上。内容多数是思想方法片面，工作主观，对教师不一视同仁，在校打麻将等等。也有批评教师工作不负责任，劳动纪律松懈，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的大字报。我当时的主要工作是把群众发动起来，积极参加文化革命；了解和掌握教职工的思想动态；参加党支部委员扩大会，分析教职工的思想动态和在运动中的表现，后来发展到要给教师分类，哪些是左派，哪些是中间派，哪些是右派。同时要统计大字报的份数，把内容分类，写成分析材料及时上报等等。
    到了七月，由于校长的大字报太多了，上级党委就让他回到学校接受教育。根据毛主席关于解放军要支持左派的指示，解放军进驻了学校，学校的运动由工作组领导。但是，我仍然是骨干。工作组组织教职工开了几次帮助校长提高认识的会议。先是由校长作检查，然后大家提意见，帮助分析危害，挖掘根源。弄得校长吃不好，睡不好，检查一遍一遍地不能通过，他差点要自杀。这段时间大约到七月中下旬。放暑假以后，全体教职工都参加了在哈铁四校办的文化革命集训班。正是这段工作，使我在后来的运动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险些丧了性命。

      参加文革集训班 

    一九六六年七月中下旬，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分局管内小学的全体教师到哈铁四校集训，在四校吃住。集训班开始还是在工作组（由局、分局领导和解放军代表组成，局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张惠恩任组长）的指导下，在教育党委的领导下进行。集训班大体上是组织教师学习，提高对文化革命的重要性的认识；揭发问题，写大字报，然后组织大会发言。在进入召开大会发言阶段之前，工作组的领导找到我，说让我在大会上发言，并说了发言的主要意思。根据领导的要求，我做了认真的准备。可是，在这个大会上，风云突变，出现了新的情况。哈铁一校一位教师突然走上讲台，抢过麦克风，说：“这个大会的方向不对，是在挑动群众斗群众。教育的问题，不在于群众，而在于上级领导，在于当权派。因此，这个大会是错误的。” 这样一说，立刻得到了一些教师的支持。台上，形成了这位教师和领导辩论的局面，台下多数人在观望，少数人在支持这位教师。大会僵持了一段时间以后，还是决定把会开完，叫到我的时候，我还是上台按原稿讲了。但是，明显地感到，我所讲的与大会的氛围已经十分的不协调了。其实，这些话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台上的领导不愿意听，台下的群众也不会认可。大会就这样被冲击了。后来的日子，领导就越来越被动了，工作组已经失去了控制能力，解放军也在一夜之间全部撤走。八月末，集训班不欢而散。 

        被 批 斗

    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十六条》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着，毛主席发表了第一张大字报，题目叫《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运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四清是形左实右，矛头直指刘少奇。这期间，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实行了轰轰烈烈的大串联活动。当时，我们学校也有一些人去了北京。 
    到了九月中下旬，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学校从北京串联回来的人，首先向我发难。先是在校园内张贴“火烧xxx”的大字报。接着召开揭发批判我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九月下旬，三铁一校和三铁二校的造反派，在三铁俱乐部联合召开批判大会，校党支部书记、我、还有阿堃等人都戴上了用纸糊的高帽子，站在一条长板凳上，大弯腰，还要不时地回答揭发批判的人提出的问题。我当时的主要罪名是党外走资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钢杆保皇派。
    在会上，党支部书记因为年龄大了，又有高血压病，在板凳上摔了下来，这时，我就从板凳上跳下来，把书记从地上扶了起来，并且小声对他说：“书记，没关系，你坐下。”当时，我的这一举动，是很难让人理解的。引起了一些人的笑声，也在一些人的心中引起了敬佩之意。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多次和书记一起被批斗。有的是学校自己开的，有的是三棵树地区开的，有的是教育口开的，有的是分局和路局开的。我先后三次被游街，其中一次是路局召开的批判大会，会后有七百人大游街。前排是路局局长黎波涛打着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白旗，我在倒数第四排。
    文化大革命对我的冲击最严重的是在初期，等到后来，看到到处都是被批判的各单位的领导干部，看到到处都是被游街的人的时候，我的思想就想开了。觉得这已经不是我个人犯错误的事了，而是整个路线的问题。这是个人无法避免的事。我是当时的学校的运动负责人，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事，也确实是我执行的（发动群众写大字报，批四旧，横扫牛鬼蛇神，给教师排左中右等等）。学校的造反派，不批我，批谁？再说，我当时还没有入党，也不是什么“官”，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可怕失去的。所以，我也就不在乎了。

　        触目惊心的一幕

    一九六六年七月以后，运动从扫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转向揪党内走资派，大字报开始转向各单位领导。一天，我在去三棵树车站的路上，看到在哈一机门口的一片空地上，跪着一个女人。头上骄阳似火，这个女人只穿着一个短裤，跪在玻璃渣滓上，披散着头发。脸上、手上都用墨汁涂黑了，就那么一动不动的跪着。嘴里叨咕着：“我有罪，我有罪。”我不知道她是什么人，有什么罪，但是，那情景真是令人心惊肉跳。还有一次，那是在哈四校学习班期间，临近哈四校有一个哈尔滨市第七中学。一天，在七中操场上开批斗大会。在临时搭的台子上，站着七八个人，可能都是学校的领导。他们一个个低着头，弯着腰，脸上身上都用墨水涂黑了，在接受批判，说他们是黑帮分子。看到那情景，真是不寒而栗。我心想：这是怎么了？怎么能这样呢？我对这场运动是越来越不理解了。
             
                   解放军进驻学校

     就在我的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解放军以工作组的名义进驻了学校。当时，解放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是很高的。人们相信解放军，拥护解放军。解放军到学校以后，因为他们是受教育党委的领导，所以，很快就表现出是支持我的，信任我的。在解放军的支持下，我按照党委的指示，又积极地开展了工作。群众看到解放军支持我，对我的态度也就急剧地发生了变化。我的威信又一点一点地高起来，我的心理状态和情绪也越来越好。      

     解放军一夜之间全部撤走

    就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在群众造反的势头越来越强，领导越来越难以控制局势的时候，一天晚上，进驻各校的全体解放军突然全部撤走了。当时，我和一些老师还送了在我们学校工作组的解放军同志。记得，解放军同志临走时对我说：“到任何时候，都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这话当时很流行，我也没在意，只是对解放军的突然撤走，感到很不理解，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登车的最后一刻

    学习班解散以后，大家各自回家。这时候，正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红卫兵进北京见毛主席和到各地大串联的时候。学校有十几个人决定去北京。有人问我去不去？我拿不定主意，一方面自己的精神状态还很低落，另一方面，也不知道上级领导让不让去。于是，我打电话问当时的团委王书记。 王书记说：“在这种形势下，个人要去，领导不拦，拦也拦不住。但是，我个人的意见最好是不去。” 听了这个意见，当时，我想去了。因为去见毛主席，毕竟是一件难得的荣幸的事，再说坐车、吃、住都不用花钱。我回到家里，跟妈妈说，我要去北京了。我兜里揣了二十元钱，和几个老师一起去车站赶火车。就在登车前的一瞬间，我心里想的是，这毕竟是一种个人行为，是领导不希望做的事情，实际上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想到这，我把登上火车的一只脚撤了回来，站在站台上，看着火车徐徐地开动了。

      在挨批挨斗的日子里

    从一九六六年九月到一九六七年四月，是我挨批挨斗的日子。
    1、在劫难逃。一九六六年九月中旬，学校去北京串连的人回来了。他们带回来了运动初期，是刘少奇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在全国范围内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信息。三铁二校的初期运动的负责人是我。当时党支部书记负责三铁一校的运动，我负责三铁二校的运动，我直接向党委负责。所以，运动初期的事情都是在我领导下做的。现在，要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批我批谁？我是在劫难逃啊！
    2、摘掉了红卫兵袖标。大串联的人回到学校以后，立刻成立了造反团。开始，对红卫兵的政治标准和家庭成分要求很严，因为我是贫农出身，家庭和社会关系都很清白，属于红五类，所以，我也戴上了红卫兵的袖标，当时觉得很幸运。可是，好景不长。没过一个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我成了造反派批判的对象，于是，我没有资格当红卫兵了。在一次大会上，我的红卫兵袖标被当众摘掉了。
    3、险些得精神病。一九六六年九月份，我被第一次火烧。校园里贴上了“火烧xxx”的大字报。接着召开揭发批判我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造反派不断地要求我回答各种问题，要求我低头认罪。几乎全校的人都远离了我，没有人和我接触，没有人和我说话。我在承受着有生以来的最孤独，最痛苦，最失落的打击。在痛苦中，我突然感到心慌，心烦，心乱。坐不住板凳，总想走，走多远的路，走多长的时间都不知道累。但是，思维还是正常的，心里还是明白的。我就想，这下子完了，这不要得精神病吗？我这一辈子不就完了吗？我也到医院去看过，医生看不出什么病，只是让我精神放松点，给我开了一些安定药，回家吃了也不好使。
    4、两次想到过死。在我最痛苦的日子里，曾经两次想到过死。一次是在挨批挨斗初期，我觉得自己落到了孤家寡人的地步，好像从众人之上的地位，一下子跌到了黑暗的深渊，已无出头之日，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可是，我没有去死。我想，我不能就这样死了。一是我早就知道，自杀是背叛党的行为，我不能背叛党。二是我不甘心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我要等到运动后期，看看究竟是什么结果，到那时再决定也不迟。第二次是在我受到批判，神经出了问题，坐不住板凳，满街走的时候。那时候，主要是怕自己真的成了精神病人。人不人，鬼不鬼的怎么办？不如一死了之。可是，我还是没有去死。主要是我还有很强的生的欲望。我想，我还没有真疯，我的意识还清楚。我还有母亲、弟弟妹妹，还有阿珍。我还没有结婚，我不能轻率地做这样的傻事。
    5、一下子想开了。一次，在接受造反派的批判的时候，我突然摔碎了一个暖瓶，一下子把我的神经摔好了。我顿时就能坐住板凳了，心也不慌了。好像一个濒临淹死的人遇到了船只，一个走入绝境的人看到了出路，心里一下子明白了，亮堂了。再加上，满大街都是挨批挨斗的所谓保皇派，走资派。他们的官都比我大，他们的事都比我多，我算什么呀？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更加认识到：这是路线错误，不是我个人的错误。我的错误是由我在运动初期的地位决定的，不是我可以躲过的。这样，我就把一切都想开了。我的精神状态，我的情绪，我的心理状态，就都改变了。
    6、学会了保护自己，应付造反派。思想通了，情绪好了。我开始坦然地面对造反派对我的批斗了，有时还反抗一下。一次，在三棵树俱乐部召开批斗会，因为在我们开会之前，一个单位已经在俱乐部召开了批斗会，把一些纸帽子就放在了俱乐部。在我们开会的时候，造反派就用了这些现成的纸帽子。在给我戴纸帽子的时候，造反派给了我一个写着“王八”两字的帽子。我提出抗议，我不戴。我说：“我不是王八。”造反派只好给我换了一个。换的这个帽子是用三根很粗的木棍子支起来的，带起来高高的。但是，不能弯腰，一弯腰，三根木棍就直崩崩地触到地上了。造反派让我大弯腰，我就只好把帽子支在地上，把脸扣到帽盔上，手放到上面扶着，这样，反倒很舒服。下边的群众都笑了。造反派一看，说：“这不行。”我说：“我不行，你来试试。”造反派没办法，只好依着我。为了保护身体，减轻苦累，我在被批斗时，学会了让身体的重心高一阵低一阵，左一阵右一阵，这样就好多了。后来，我又有了新办法，就是在开会前，就做好若干个纸条，上面写着：“我要上厕所。”开会的时候，感觉有点累了，就从左边的裤兜里掏出一张纸条，交给大会主持人。过一会，再从右边的裤兜里掏出一张纸条，交给大会主持人。每次出去，并不一定是上厕所。我就趁机晃晃腰，做几节操缓解一下。还有一次，在批斗完了以后，进行游街。那是在十二月份，天气很冷。造反派用大卡车拉着我们到东棵街，到我的家门口游街。让我们戴着高帽子，手里拿着铜锣，一边敲锣，一边说自己的罪名。当时，谁也不愿意干这个事，我说我来。我就一边敲锣，一边高声喊我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我是钢杆保皇派，保刘少奇。造反派还在我家门上贴了一幅对联，当时，我没有看到。游街完了，天已经黑了。我回到家里，看到门上还有对联，我连想都没想，就把对联撕了下来。这下，可把妈妈吓坏了，说：“这能行吗?”我说：“妈，没事，怕啥，他们能把我咋的？”我和造反派对着干的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在一次批斗会上，下面的一个造反派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说我在运动初期组织老师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会主持人让我回答。我说：“我得上麦克风前回答，不然，大家听不见。”主持人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同意了。这下我可有发言机会了。我简要说了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接着说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重要性，反问造反派：我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何罪之有？接着，我质问在下面提出问题的那个人，我说：“当时，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你向我提出来的，如果说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你是什么角色呢？在运动前期，你积极向我反映群众的情况，积极张贴、统计大字报，你又是充当了什么角色呢？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呢？”说得这个造反派无言以对。顺势，我又说了一通“好人终究是好人，好人可以犯错误，改了错误仍然是好人。坏人和小人只能得势于一时，不会长久，也不会有好下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十年以后见分晓。”我这些话惹怒了造反派，说我要秋后算账，高喊：“打倒秋后算账派，打倒xxx。”愣是把我拽了下来。但是，我这最后一段话，还真是言中了。十年以后，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革。当年的造反派头子xxx被定为犯了严重错误的三种人，在党内受到了严厉处分，停止了教课，去给老师做饭去了。还有一个造反派头子因和小学生通奸，被判刑，蹲了监狱。还有一个因为在运动中打人也受到了处分。一个个都没有好下场。十几年以后，当年的同志见面，还提起这件事，还记得我当时说的话。

　　　　　在那动乱的年代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一年的六年间，是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潮的时间，那真是一个动乱的年代。极左路线达到顶峰，形而上学猖獗；奸佞当道，忠良遭陷；经济崩溃，思想混乱。中华大地横遭暴风雨的袭击，十亿人民处在狂热之中。
    造神。毛泽东成了人们心中的神。“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是神的光环，“万岁，万岁，万万岁！”是人们对神的真诚地祈祷。“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不容人置疑。毛主席的巨大的铜质塑像在城市的广场、企事业单位的门前到处可见。家家一日三餐要对神虔诚的三敬三祝。毛主席的“像章”，男女老幼必戴。毛主席的画像，不用印刷，人们用锯末子粘制，到处张贴．．．．．．。毛泽东成为奸佞小人陷害忠良的“钟馗”，只要扣上一个反对毛主席的帽子，就一定是正不压邪。
    小红书天天读。林彪发明了“学毛主席著作走捷径，活学活用，带着问题学。”于是，印制了《毛主席语录》。从此，十亿人毛主席语录随身带，有空就学起来。单位，每天都要天天读，要背“老三篇”，要练就用毛主席的语录回答各种问题的硬功夫。不识字的老太太，到商店买东西，要首先用毛主席的语录回答售货员的问题，才能买东西。比如，售货员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老太太要回答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斗私批修。”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江青发明了大搞“红海洋”。于是，全国不知道用了多少红油漆，把所有的房子都刷上红油，上面写上毛主席语录。
    学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不过夜。那时候，把毛主席的话叫最高指示。每次报纸上、广播中要发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时候，不论多晚，单位都要把职工集聚到一起，读报纸，听广播，接着座谈讨论，领会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并且要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召开党的“九大”的时候，全国各地通宵达旦地庆祝，晚上，打着灯笼，到大街上游行、跳忠字舞、喊口号，真像疯了一样。黄钟弃毁，瓦釜雷鸣。上至刘少奇、邓小平、贺龙、彭德怀、陈毅下至省市一级的忠良志士直到基层的各级领导干部和文人学者，不知有多少人被打倒，被诬陷，被关进监狱、送进牛棚，身心受到巨大的摧残，许多人丢掉了性命。与此同时，阴谋家、野心家被奉为“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有的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有的把持省市一级的党政军大权，有的在基层招摇过市，为所欲为。白卷先生张铁生成为教育革命的先锋，中学生黄帅成为反对“师道尊严”的闯将．．．。人妖不分，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奸佞当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国家在风浪中颠簸，人民在狂热中躁动。那动乱的年代，留给了人们多少心灵的创伤。想起来，至今还令人心悸。

      在患难中结婚   

    一九六七年四月份的一天 ，我对阿珍说：“怪没意思的，咱们结婚吧。乐呵乐呵。”阿珍说：“行吧。”本来，我们当初说好的，至少要有一个人入了党，再结婚。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了。说要结婚，可是，手里一点钱也没有。没办法，只做了两床被褥，在武汉的舅舅寄来一块布料，给阿珍做了一件小薄棉袄。阿珍给我买了背心、裤衩、衬衣、衬裤，一双回力牌球鞋，一套蓝涤卡的中山装。我在工会借了伍十元钱。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我们俩到长春、大连去了一趟，就算旅行结婚了。
    那时候，男女结婚需要单位开介绍信，才能给登记。我找到造反派，说我要结婚，开介绍信。造反派说：“你还要结婚？我们研究研究吧。”他们派一个头头到公社去问：“像这样的人能不能结婚？”人家说：“我们不管他是不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只要他合乎婚姻法规定，就给登记，你们也应该给开介绍信。”造反派没办法，只好给我开了介绍信。这事，是我后来听那个头头说的，你说好笑不好笑。
    从大连回到家里，买了一些糖和水果，还剩了十来块钱。有十几个老师来家看了一下，算是贺喜了。过了一周左右，阿珍就回绥化一校上班去了。我们就只好又人各一方，三五天通通电话。现在想起来，我和阿珍真是患难夫妻。人生一次的婚事，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宾朋，没有贺礼，没有宴席，没有婚纱照，甚至都没有自己的洞房。然而，正是这特殊年代，特殊境况下的极为简单的婚事，考验了我们的真情，铸就了我们婚姻的坚实的基础。

       暴风雨过后

    到了一九六七年三月份，批斗的势头就过去了。我在经过了几次各层次的批斗和陪斗以后，也认真地进行了自我反省，自我检查。从自己的成长经历上，从思想认识上挖掘自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原因和危害。我的每次检查都得到了大多数群众的认可，造反派也觉得在我身上没什么文章可做了，于是在四月份就宣布我“解放”了。 那时候，提出了中小学要复课闹革命。造反派认为我没有资格上课，所以，就把我挂起来了。我整天没有事可干，倒是十分清闲自在。

              两年外调工作 

    一九六八年七月，我被工作组调出三铁二校，做外调工作。听说我要去做外调工作，造反派一伙找到军宣队的负责人，说我这样的人不能搞外调。 军宣队的负责人说：“他为什么不能搞外调?我们认为他很合适。”把造反派们顶了回去。
    我的外调工作大约搞了一年多的时间。先是和一位哈尔滨工务段的老工人搭档，后是和一位解放军叫李双喜的在一起。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先后去过巴彦县、四平、长春、公主岭、坦途、山东曲阜等地。那时，正值阿珍刚生第一个孩子。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在一间租来的小草房里住，非常困难。再加上经济上的拮据，生活非常艰苦。到了冬天，我没有棉袄穿，向一位老师借了一件他干活时穿的工作服，旧的不像样，袖子露棉花。每次出差，带上一大罐头瓶子的咸菜，每顿饭就是四两高粱米饭，喝白开水，吃咸菜。还要把每天的花费记在小本子上，一分钱一分钱算计着花。尽管这样，在精神上还是挺充实的。因为我远离了学校里的人与人之间的争斗，远离了精神上的烦恼。
    有一次，我和解放军李双喜在外调时，走了好多路，又爬了一座大山，两个人累得不行了，就躺在山顶上，望着蓝天、白云，谈论文化大革命，谈论人生，也感到十分惬意。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份，我和一位工人师傅到山东外调。这位工人师傅的老家就在曲阜。于是，我们到了工人师傅的家。一看，那哪是家呀，房子漏天，外面下雪，屋里飘雪花。家徒四壁，什么家具也没有。师傅的老娘看到儿子回来了，非常高兴。不知道费多大的劲，弄了点白面，给我们做了一顿饺子。可是，只能我和工人师傅两个人吃，老娘一口不动。因为饺子太少了。 就在我们吃饺子的时候，中央电台广播了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的公报。
    在整个一年多的外调里，我和同伴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坚持不带任何个人感情色彩写外调报告；坚持保密原则。所以，做到了没有冤枉和诬陷任何人。这一点，不但我无愧于心，也受到了军宣队负责人的高度评价。我们的外调结论都经受住了时间和历史的考验。应当说，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我一个人守护学校  

    一九六七年十月份，黑龙江省的捍联总和炮轰派的斗争越演越烈，直至发展到动用了枪支、坦克等军事武器。一天，东棵街罐头厂的捍联总和炮轰派又激烈的武斗起来。因为动用了枪支，所以，许多人都离开了东棵街躲避了起来。那时，学校已经没人管了。所谓造反派们都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反正学校一个人也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一个人去守护了学校。当时，罐头厂的两派斗争已经动了抢，有两个人不知是哪一派的，被打伤了，身上流着鲜血跑到学校，想要躲藏一下。可是，后面追的人很快也来到学校，这两个人一看不行，就又跑了。在枪声密集的时候，我就趴在教室的墙根底下，真有点像战争年代的样子。
   后来，学校工宣队的领导表扬了我的这种不顾个人安危，守护学校的行为和精神，言外之意隐含着你们造反派不行，还得像xxx这样的保皇派在关键的时候过得硬。再后来，武斗越来越厉害，哈一机的炮轰派动用了坦克，扬言要血洗东棵街，与捍联总同归于尽。东棵街的人基本上都跑光了。正好这时阿珍回来了。我不想离开东棵街，但是，妈妈、妹妹们害怕，非要走，阿珍也说走对。没办法，我们一家人挑着行李，就像逃荒的似的，来到了道理的大姐家避难。

       王富林被打得皮开肉绽  
  
    一九六八年八月，我在搞外调的时候，正是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 由于左的路线的影响，许多在历史上有过一些问题的人都遭到了厄运。有的被打成特务，有的被打成汉奸，有的被打成地主的狗崽子、阶级异己分子等等，受到了残酷的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自杀了。
    三铁二校受迫害最严重的是总务主任王富林。其实，王富林只是在日伪统治时期做过勤劳奉事的小头头，并没有做什么坏事。而且，这些早就做了明确的历史结论。但是，造反派就硬说王富林是日本特务。先是多次被揪斗，王富林不承认，就打他，逼他，不但老师打，而且发动学生打。我搞外调回来，听说几个造反派头子用凳子腿打王富林，把棉裤都打飞了，把凳子腿都打断了，打得王富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
    我参加了一次批斗王富林的批斗会。我亲眼看到造反派把一大卷子废纸放到一个档案袋里，对着王富林说：“王富林，你老实点，你的事我们都掌握了，这里就是你的日本特务的罪行材料。”我知道，那里边其实都是废纸，他在那骗人呢。在会上，有的人说：“xxx搞外调，懂政策，请xxx发言。”于是，我说了要文斗不要武斗，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等道理。虽然，这些话对王富林不一定起什么作用，但是，造反派也说不出我什么。第二天晚上，我到拘押王富林的地方看望了王富林。王富林一一向我倾诉造反派们怎样打他，怎样发动学生打他。我说了一些安慰他的活，告诉他：“要吃饭、睡觉，保重身体，无论如何要活下去。”王富林在被批斗以后，还是头一次听到这些话，很受感动。后来，把王富林送到三棵树车辆段保卫股拘押了。在一次押送王富林回学校批斗的路上，我偷偷地对王富林说：“不要怕，你自己有没有事你还不知道吗?一定要挺住。”王富林带着感激的眼神向我点了点头。王富林真的挺了过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王富林被解放了，平反了。造反派头子下台了，受到清查了。在落实政策以后，王富林就一次一次的上访，揭发造反派头子迫害他的罪行，直到他们被定为“三种人”，受到党纪处分。王富林和他的一家人对我则是交口称赞，感激不尽，在背地里说了我许多好话。

        工宣队进驻学校

    复课闹革命以后，学校先后两次进驻工宣队。一次是客运段的所谓工人阶级，来了四五个人。他们根本不懂教育，名副其实地是外行领导内行。后来，说是教育改革，实行厂管校，我们三铁二校归三棵树车辆段领导，于是，学校改名为工农兵学校。客运段的工宣队撤了，又从三棵树车辆段派来四五个人，仍然是外行领导内行。有一次，一位老工人给老师们做忆苦思甜报告，说在旧社会，穷人没有饭吃，就到地主家去要。地主家办喜事，支大棚，让穷人吃个够，一连可以吃四五天。老师们说：“这不是给地主歌功颂德吗？”　　  
         复课了，我当了班主任

     刚复课的时候，学校让我教小学六年级。那时，因为刚刚复课，我又被批判过，学生们都知道。所以，我上课非常困难。学生不愿意学习，更不愿意听保皇派讲课。没办法，我就只能讲半堂课，用剩下的时间给学生讲《铁道游击队》和《林海雪原》，就像说书一样。我头一次知道，原来，我还有说书的口才。学生们特别爱听。半学期，我差不多把《铁道游击队》讲完了。有一次，我给他们讲《林海雪原》。学生就把书桌都摞起来，一直摞到快要到房顶了，让我坐在最上面。我就像座山雕似的说：“孩儿们，拿酒来。”这样的日子有一两个月吧，后来的情况就越来越好了。

       当中学班主任，既教语文又教数学

    一九七一年三月，我从三铁中学回到了工农兵学校，工宣队的领导对我挺信任。我当了初中一年级的班主任。我本来是教语文的，但是，当时学校能教中学的老师少。我就主动提出一个人既教语文课，又教数学课。这在中学里，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虽然备课累一点，但是，也有好处，就是我只教我自己班的课，这样，和学生接触的时间就特别多，便于了解学生，管理班级。半学期以后，学校来了新老师，我就不再教数学课了。

       带领学生学工 

    毛主席发出《五七》指示后，学校积极组织学生到农村劳动，到工厂学工。那时，我们归三棵树车辆段管，所以就组织学生定期轮流到车辆段学工。一九七六年，我带领学生在车辆段干了将近半学期。我一边组织学生劳动，照顾他们的安全，一边我自己也学习操作。过去，我几乎没有进过工厂，对工人和工人的生活了解得很少。这次，可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不但学习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和严谨的组织纪律性，而且也学到了一些简单的操作技术。比如，我对车钳洗刨等机械的构造、性能、作用都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重点学习了车工的操作技能。经过一两个月的学习，我不但能上机了，而且能车出简单的零件了。开始，只车橡胶零件，后来，也能车出金属零件了。例如，套螺丝扣，车金属球等。在学工结束的时候，经过工人师傅的同意，我自己车了四个放在铁床上的金属球，留作纪念。这四个铁球，我用了好几年。看着它，心里就感到美滋滋的，有人来作客，我就骄傲地说，这是我自己车的，是毛主席《五七》指示的成果。

      难上难的事  

    一九六八年五月，阿珍已经妊娠九个月了，眼看着要分娩了。可是，还没有生孩子的地方。家里人多，五、六口人住在十二平方米的小屋里，实在是挤不下。再说，又怕闹出矛盾来。我知道，女人坐月子是怕生气的。所以，我必须在阿珍生孩子之前，找到一个房子，哪怕是借一两个月住也行。可是，我到哪里去找房子呀？无奈之中，我想到了阿云家。那时候，阿云家有两个一屋一厨，家里只有她妈妈一个人住。（阿云参军了）我到了阿云家，把我的困难情况对老太太说了。还好，老太太总算答应了，条件是只能住一个月。第二天，我和阿珍去阿云家看了房子，阿珍也同意了。于是我们拿了简单的行李和用具，放到借给我们的小屋里。临走时，我用一把小锁把屋子锁上了。当时只是想；既然是借给我们住了，那么，这个屋子的使用权和管理权就应该是我们的了。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把小锁头惹怒了老太太。当天晚上，我再去阿云家的时候，老太太反悔了，说什么也不借我住了。我一再解释，好话说了三千六，就是不行。没办法，我说：“大娘，现在已经是半夜十一点多了，你容我明天早上把东西拿走，不行吗？”老太太说：“不行，现在就必须拿走。”逼得我没办法，半夜十一点的时候，我扛着行李，流着眼泪，离开了阿云家。当晚，我把行李扛到了学校，在学校里住了一宿。第二天，还得想想怎么办啊？我在日记中写道：“置身无地有谁怜，走西奔东我大难。人说山前必有路，唯我风起却无船？”那时候，东棵街不少人家都有小偏厦子。我就从东棵街的北边往南找，看到谁家有小偏厦子，就进去问：“租不租？”我从北边一直问到南边，也没有租的。怎么办？真是难死我了。过了几天，一个学生家长对我说：“在东棵街的最南边，有一家有一个装破烂东西用的房子，你去看一看，能住不？”我去了一看，就是用土坯堆起来的四框，没有窗户，没有门，房盖也漏。我见了房子的主人。房主姓张，只有夫妻两口人，大约二十多岁吧。夫妻俩听了我的情况，很是同情我们，说：“房子太破了，要住，就得你自己修。”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说：“行，我修，谢谢你们了。”我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安上了门窗，房盖铺上了油毡纸，屋里做了间壁，外面有一个小厨房，屋里只能放下一张二人床。就这样，总算解决了住的地方。在我后来搞外调的日子里，阿珍和孩子就住在这个房子里，直到十一月份，天太冷了，屋里实在不能住人时，才离开这个小屋。

                       初 为 人 父 

    一九六八年六月，阿珍十月怀胎，就要分娩了。六月一日晚上，阿珍说肚子疼。妈妈说：“怕是要生了，吃完饭上医院吧。”晚上十点多钟，我陪着阿珍到了三棵树铁路医院，当时医院就把阿珍留下了。可是，在医院，等了两天一宿，这孩子也没有生下来。大夫说，阿珍骨盆小，生孩子困难，需要进行侧切手术。我在手术单上签了字。六月三日大约在早上九点多钟，一个小生命诞生了。他是我和阿珍的爱情的结晶。当我听大夫说是个男孩时，更是喜上加喜。我高兴地在心中说：“啊，我当爸爸了。”当天，我在日记中写道：“十月怀胎今朝娩，世间又多一儿男。培养教育责任重，愿儿有为捍江山。”当即，我回到家里，让妈妈做了小米粥，煮了鸡蛋，送到了医院。当时以为，住上两三天就可以回家了。谁知，医院在给阿珍做手术的时候，出了点小事故，伤口不愈合，一直不能出院。孩子的奶又下不来，别人又帮不上忙，可苦了阿珍了。
    大约过了二十来天吧，总算出院了。到家一看，孩子饿得只剩下皮包骨了。我这又赶紧去买奶粉。那时候，奶粉挺不好买的，好不容易在一家商店里有卖的，好多人在排队，等排到我的时候，售货员又说没有货了。这下可急坏我了。我央求着说：“我爱人刚生下孩子，没有奶吃，孩子都要饿死了，卖我一袋吧。”这时一个妇女看到我着急的样子，就说；“我这有两袋，你拿一袋吧。”我千谢万谢人家，拿着奶粉回家救命去了。从此，每个月买奶粉，就成了我的第一个愁事，因为不买不行，没钱不行，借到了钱，买不到东西还不行。 嗨！当爸爸真不容易。

             有了自己的房子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子。这房子不是上级分配的。严格地说，是我私占的，是“抢”来的。事情是这样的：在我母亲住的房子的附近，有一趟房子，这房子的产权是归铁路的。但是，多年来都是由部队家属居住。后来，部队家属陆续的搬走了，一些没有房子的铁路职工就住了进去。六九年的十月，阿珍因病休假，带着孩子在岳母家住。就在这时，我的邻居冯婶告诉我：“又有一家部队家属搬走了，房子现在空着呢。”我知道消息后，立刻去了这家，一看，房子果真空着。我喜出望外，马上回家拿了一把大勺，一个凳子放到了屋里。心想，要先占上。然后，我去学校找人来帮我往房子里搬东西。就在我把人找来的时候，屋子里又来了一家。是一对年轻的夫妇，男的是三棵树车辆段的工人。来人说：“这房子我占上了，是我的。”我说：“我有东西在这，是我先进来的，房子应该是我的。”他说：“我来的时候，这屋里没有人，这房子就是我的。”就这样争执了半天，谁也不肯让步。到了晚上，各自就都往屋里搬东西。我离母亲家近，自然是我搬的东西多一些。他家在肇东，没办法，他就从在车辆段的一个同事家拿了点东西放在了屋里。到了晚上十点多钟了，谁也不肯撤退，怎么办？这个小房一共有十二平方米大。去掉厨房，屋里也就八平方米，有一个小炕。当天晚上，我们两家人家就住在了这一铺炕上。我和阿珍和孩子在一头，他家两口子在一头。晚上哪里能睡着觉啊？我就和那个男的谈判。我说我的困难，他说他的困难。我希望他撤出去，他希望我撤出去。谁也说服不了谁（当然，凭良心说，他也挺困难，不然，谁能扯这个呢）。
    第二天，我和那位男的上班去了，阿珍抱着孩子与那个女的在屋里占着。这样一直坚持了四、五天。这种情况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我离母亲家近，吃饭不成问题。对方就不行了，他吃饭很困难。这时，对方就把我告到了车辆段保卫股，说我非法抢占公房（当时，我们学校是归车辆段领导的）。保卫股把我传了去，要办我的学习班。我就把我无房子住的困难情况，把我先一步进的房子的情况讲了一遍。保卫股的人听了，也不好说什么。因为都是他的职工，谁住都是一样的。最后，保卫股的人只好说：“那我们不管了，你们谁有能耐谁就住吧。”我们就又在这个小屋里僵持着。对方看阿珍抱着孩子，就在屋里弄了个铁炉子，点着了火，弄得满屋子都是烟。孩子小，怕呛，外面又冷，没有办法，我就让阿珍抱着孩子回岳母家去了。结果，又出了新问题。对方男的是两班倒，要有一天不在屋里住。这样，晚上就剩下我和一个女的了，这怎么住啊？没办法，我就只好声明：“这房子是我的，今天晚上因为就咱们两个人，不方便，所以，我走。”就这样，大约又僵持了半个多月吧。
    有一天，对方两个人都在家，女的就故意吐我。我不干了，回了她两句。先是斗嘴，后来，那个男的就动起手来。他们两个人打我一个。这时，惊动了邻居冯叔，冯叔把我们拉开了。后来我知道，这个女的已经怀孕了，在打仗时，抻着了，出了问题。有一周左右，两个人都不来了。大约在十一月中旬左右，一天，对方的男的来了，说他决定撤了，我当然高兴，还说了一些好话，希望他能早些有房子。那天下着小雪，临走时我还送了他一程。
   就这样，经过了这么多的风波，得到了这个房子。房子虽然很小，但是，来之不易。 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真是梦想成真，乐不可支。虽然有了自己的房子，但是，家里什么也没有，不大的小屋，却是空荡荡的。好在有一个火炕，有炉灶，放上行李，在我妈家拿了一些做饭用的炊具、碗筷，买了一个小圆桌，就可以过日子了。
    后来，我们又从岳母家要了一个碗架柜，是我和阿珍从道外抬到滨江站，又从三棵树站抬到东棵街的。大约是在一九七三年左右，阿珍的三哥给我们焊了一个二人床。我求一个学生家长拿到车辆段去喷的漆。这样，我们就把火炕扒了三分之二，三分之一仍然是一个小火炕。用炕沿的木料做了一个靠边站桌子，从此，屋里有了二人床。一九七四年，阿珍的大哥说：“有一对木头箱子，一共四十元钱，问我们要不要？”我说：“要。”那时候，要把这一对箱子运回来，还挺困难的呢。箱子在学府路工程力学研究所附近的大哥家，我借了一辆手推车，硬是一步一步地把这对箱子拉了回来。来回走了四十多里地，用了六个多小时。到这时候，我们的这个家，就挺不错了。虽然很小，东西也很少，经济上也很紧张，但是，阿珍把屋子弄得干净、整洁。工作了一天，很累，回到家里，也感到很温馨，有一种知足感和幸福感。一九七五年，我们又在房子前边盖了一个小偏厦子，在当时，已经很满足了。 直到现在，阿珍还时常说起：“当时的小火炕真好，想起来，还让人留恋。”我们在这个小屋住了十二年。一九八二年离开了这个永远不会忘记的来之不易的小屋。

       当上了中学老师   

    一九六九年八月份，我被调到了三棵树铁路第三中学当教师。当时，我真是高兴了一阵子，因为我终于从小学教师干到了中学教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从我第一天当小学教师的时候起，我就立志，我不会当一辈子小学教师，至少要当一名小学校长。现在，我当了正式的中学教员。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干，当一名称职的，好的中学语文教员，来实现我的人生价值。可以说，这时候，我不再有更多的非分之想了，只觉得我能做一名好的中学教师，这辈子就可以了。
    到了三铁中学，没有想到的是，领导竟然让我去教高中三年级语文，并且当一个班的班主任。这真是对我的莫大的信任。虽然，当时也没有高考什么的，学校对教学质量要求得不太高，但是，我还是认真备课，认真上好每一节课。上课不到两周，就有老师去听我的课。后来我知道，给我的这个班，是学校最难带的一个班。在高中二年里，这个班已经换了十六个班主任，都是领导认为最有能力的人，但是，他们都没有带好。这个班的主要问题是学生中分派，男生和女生不和，男生之间分好几伙，女生之间分好几伙，男女生之间交叉又分好几伙。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我认真搞调查研究，放下老师的架子，和他们平等地谈心，做思想工作，做和解工作，不管是哪一派的学生，我都对他们信任、关心，一视同仁。这样，收到了较好的成效。到毕业的时候，班级一直比较稳定。有的矛盾即使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但是，也没有公开化。虽然，我付出了很多的劳动，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是，毕竟开了一个好头。我的工作受到了校领导和工宣队领导的一致好评，我被列为入党积极分子。即使是在当时教工派性很严重，我也被卷入其中的情况下，我的工作仍然受到了大多数老师的好评。
    可是，没有想到，事情又有了变化。工农兵学校，也就是原来的三铁二校改为了戴帽中学。学校缺少中学教师。于是，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份，我又被调回了工农兵学校，担任中学部的教师。当时，调回来的有好几个人，有的人就赖着不走，直到赖不动了，一个来月以后才回到工农兵学校。而我没有这样，领导一和我说，第二天我就回工农兵学校报到了，两个学校的领导都对我给了很好的评价。

           任校团委书记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铁二校改为戴帽中学，起名叫工农兵学校。一九七一年九月，我被任命为校团委书记。我积极努力的工作，组织开展团课学习，开展各种适合青少年特点的活动，例如，参观烈士纪念馆，组织祭扫活动，请模范人物作报告，开展团内评比活动，发展新团员等等。学校团的工作比较活跃，我成为学校领导的重要助手，我的工作能力和水平也得到了较快的提高。这段时间，对我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为我以后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任中学教导主任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一九七四年，工农兵学校中的中学部分分离出来，独立成为哈尔滨铁路第七中学校。 四月份，我被任命为哈铁七中教导主任。
    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变动。第一，我年轻轻的，又没有上过大学，只教过一年多的中学，可以说，没有做中学教导主任的资历（况且是越过了教导副主任，直接做教导主任）。领导这样决定，是对我的信任和重用，这是无疑的。第二，这样的工作变动，也使我明确地感到了，我的入党问题是很难解决了，甚至可以说不能解决了。这意味着，我人生工作的方向将是业务，而不是政治工作了。于是，我下决心要努力钻研业务，将来在教育教学业务上有所成就。可惜，一九七四年的时候，还不太重视教学工作。教学工作的制度也不健全，学生要学工、学农。今天下乡，明天到工厂，一年上不了几天文化课。所以，学校的教学工作很不正规。在这种情况下，我这个教导主任也好做，基本上是做组织工作，做学生的纪律教育工作和教师的管理工作。一天也是忙忙呼呼的。
    就这样，当了将近三年的教导主任。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极左路线有所改变，我的入党问题终于解决了。我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入党（当时没有预备期），第二天就接到通知，让我到教育党委宣传组报到。从此，结束了我的教导主任工作。我的工作从业务性质又转为政治工作了。自此，我也就离开了哈铁七中，离开了三棵树东棵街。

      在生活最困难的日子里

    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十年间是我生活最艰苦的一段时间。小时候，虽然家里也穷，但是，那时候，过日子是大人的事，不用我操心，家里再穷，也能让我吃饱穿暖。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不大体会过日子的艰难。
    到了六八年，情况就不一样了，我要独立过日子了。那时候，我们有了小宝宝，成了三口之家。从经济上说，我每月挣四十三元钱，阿珍每月挣三十元钱，看起来，还可以。但是，阿珍生了小孩以后，由于孩子小，她身体又不好，在家休了半年多，每月就只有我四十三元钱的收入了。孩子没有奶吃，每月要花十几元钱买奶粉，又要给妈妈十元钱，所以实际上每月的花销就只有二十多元钱。这二十多元钱，要买柴米油盐，要交各种费用，所以根本不够花。 
    靠借钱过日子。 经济上的拮据，使我每月都只好拆东墙补西墙，靠借钱过日子。那时候，大家都挺困难，借钱是一个很难的事。再加上我和阿珍的脸皮又薄，怕张一回嘴，人家再说没有，感到面子上不好看。所以，每次借钱，都要犯思量。找估计能有钱，又能借给我们的人张嘴。我和阿珍分工，这个月我负责借钱，下个月她负责借钱。 
     吃救济的滋味真难受。那时候，学校工会也有困难救济，大约是半年一次。吃救济的滋味可真难受。首先要个人提出申请，说明申请救济的理由，然后，全校教师要在申请的人中进行评议，再经过上级工会审批。一旦批准了，还要在全校教师大会上作表态发言，表示感谢党的关怀；表示要节约过日子，不浪费；表示要好好工作，用实际行动感谢党，感谢工会组织，感谢全体老师。其实，一次补助最多也就是三十元钱，哪里还敢乱花。有一次，我到团委开会回到学校挺晚了，又急着有事要办，没有时间回家吃午饭了。我就买了一个面包，就着开水吃了。就这样一件事，在一次教师大会上，还有一位老师说：“xxx拿着工会的救济，还吃面包，以后不能再给他救济了。”听了这话，我的眼泪含在眼圈里。
    一卷糖过个年。过年了，家家都要买一些糖果，用来招待来拜年的客人。一九六八年，是我和阿珍独立过日子的第一年。这一年的春节，我们家买的糖只是一卷薄荷糖，一卷薄荷糖过了一个年。六九年春节，进步了，买了一卷用玻璃纸包的糖。到了一九七零年，用罐头瓶装了大半瓶散装的块糖，来人了，就用小勺把块糖送到客人的嘴里。一九七一年以后，才能买一、二斤用纸包的糖，再买点配给的花生、瓜子，放到小盘里，摆在桌子上，像是过年的样子了。摆放以后，我看了又看，心里感到美滋滋的。那时候，孩子小，全家每月二斤大米，只能给孩子做粥吃，大人根本吃不到。买几个鸡蛋，用一个罐头瓶淹上，给孩子就粥吃。有一次，阿珍对我说，他抱着孩子到商店买了一角钱的榨菜，在回家的路上，一边走，一边吃。人到家了，一角钱的榨菜也都吃光了。 
    补丁不离身。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我们一家三口人穿的衣服，总是补丁不离身。特别是内衣、袜子更是补丁不断。阿珍经常缝补衣裳。她对我说：“什么时候，咱家要是有一台缝纫机就好了。”可是，没有钱买缝纫机。阿珍就只能一针一针的缝补。一九九零年，学校的缝纫班撤消了，要处理一批缝纫机，一百元一台。我回家说了这件事。阿珍说：“咱们买一台。”我说：“现在咱们也不穿带补丁的衣服了，买它干啥？”阿珍说：“过穷日子那时候，就想有一台缝纫机，可是买不起。现在，我要实现这个心愿。买了，放到那，看着也行。”结果，真的买了一台，放到小屋里不用。阿珍说：“看到它，就想起了过穷日子那阵。”到了一九七八年以后，我们全家才不再穿带补丁的衣服。 
   三伏天穿灯芯绒裤子。 在最困难的那几年，我几乎没有换洗的衣服。夏天，衣服脏了，要晚上洗，白天穿。一九七五年的七月，我还穿着一条黑色的灯心绒的裤子。一位老师看见了，说：“你怎么大夏天的穿个这么厚的裤子，不热吗？”我嘴里说：“不热。”心里说，你以为我愿意穿呀，我是没有别的裤子穿啊。
    八分钱憋倒男子汉。那时候，我的衣兜里，经常的是一分钱也没有。这对我来说，都已经习惯了。有一次，我坐火车到团委开会。回来的时候，赶不上火车了，只有坐汽车回家了。可是，兜里一分钱也没有，天又很晚了。怎么办？当时，我们团委王书记家离汽车站不远，我就只好硬着头皮到了王书记家。王书记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但是不知道我有什么事，我又不好意思张口，弄得我十分尴尬。但是，总得说呀，不说，回不了家呀。我就吭吭吃吃地说了真话。王书记一听，赶紧给我拿钱。后来，我要还他这一角钱，他说啥也不要。打那以后，我每次去团委开会，散会的时候，王书记总是不忘问一问我：“有车钱吗？”还有一次，我到南岗去办事。心想，顺便到王书记家去看看。到了王书记家，人家家里有客人，正在煮饺子。我本来想走，可是，王书记两口子都留我吃饺子。我就心实了，真地留下来，吃了一顿饺子。这事要是在现在，说什么也不能留下呀。一是人家有客人，二是赶上了，人家能不让一让吗。可是，那时候就不行，看不出眉高眼低，再加上肚子饿了，嘴上馋了，平时很少能吃顿饺子呀。说到底，是穷啊。  
    一根炕沿做了一个靠边站桌子。一九七三年，阿珍的三哥给我们焊了一个二人床。我把火炕扒了，用一根炕沿做了一个靠边站的桌子。又攒钱先后买了两个水桶，一个洗衣盆。后来，阿珍的大哥又帮助我们花四十元钱买了一对木箱子。就像燕子垒窝似的，我们一点一点地把这个家弄得像个家样了。 
    到车站卸煤 。一九七四年六月，学校一位老师在三棵树车站联系了一个卸煤的活。他和我搭伴去干了好几次。从车厢里卸煤，是个力气活，又是一个脏活，过去我没有干过。可是，为了生计，我和这位老师还是去干了。每次都弄得像煤黑子似的，晚上回到家里，累得腰酸胳臂疼，大约挣了六十多元钱吧。那时候，增加了六十元钱，就觉得像发了一笔小财一样，着实解决了不少问题。  
    贫瘠的文化生活。这期间，不但物质生活是贫困的，而且文化生活也是十分贫瘠的。那时，只有样板戏可看，只有毛主席语录可读。早晨听新闻，因为家里没有无线电，就把脸贴在墙上，听隔壁的邻居家的无线电。后来，情况好了一些，有少数几部电影可看了。有一次，三棵树地区俱乐部放映电影《从奴隶到将军》。我和阿珍弄到了两张票，高兴得不得了。儿子那时还小，也非要跟着去，一边哭着一边追着我们俩，说：“我也要看《狐狸到江边》。”弄得大家啼笑皆非。 
 
       阿珍病倒了  

     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在孩子身上的花消也越来越大。可是，工资却不增加（十三年没有长过工资），靠我一个人的工资再也无法支撑下去了，阿珍不得不带着孩子到绥化去上班了。在绥化雇了一个保姆。白天，阿珍把孩子送到保姆家，保姆给看着。下了班，阿珍要接孩子，要给孩子洗洗涮涮，弄到很晚才能睡觉。阿珍带着孩子和十几个老师住在一个宿舍里，因为怕孩子哭，影响别人睡觉，加上阿珍的觉本来就轻，所以，一宿睡不了几个小时。时间一长，阿珍的身体顶不住了。
    终于有一天，阿珍卧床不起了。我接到电话，急急忙忙地赶到了绥化。阿珍住院了，她躺在病床上，消瘦了许多，脸色憔悴，手不能动，也不能说话，有点像植物人了。吃饭、喝水都要我一勺一勺地往嘴里喂。我问大夫：“这是怎么了？”大夫说：“主要是劳累过度，病名叫迷路炎。” 当天下午，我去保姆家看孩子。保姆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太太。孩子长大了，会乍巴乍巴地走了。可是，这几天在保姆家弄得不像个孩子样了，小脸、小手脏兮兮的，头发呛毛呛刺的。我都有点认不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到绥化分局找到管教育的副局长，说明了阿珍的困难情况，希望能放阿珍转到哈分局，局长答应研究研究。我在绥化呆了将近一周时间，待阿珍好了一些，我就把她们娘俩接回了哈尔滨。从此以后，阿珍就再也没有回绥化上班。这是一九六九年五月的事，同年九月，阿珍就转到三铁二校了。

　　　 林彪事件及批林批孔   

    作为老百姓，怎么也不会想到写在党章上的“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一时的林副主席会抢班夺权，谋害毛主席，最后仓皇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
    说起来挺好笑。因为我是搞政治工作的，所以，平时看政治工作的书多一些。当时，有一本《林彪论思想政治工作》。我看了觉得非常好，不知看了多少遍，总是爱不释手。一九九一年十月上旬，学校组织师生到农村劳动，我还带着这本书，闲暇时就看一看。一天，我对副校长王育桐说：“林副主席的这本书写得真好，说得真深刻。”当时，我还给他念了几段，来证明我的说法。可是，王校长当时一言也没发，一点反应都没有。我就觉得有点奇怪。第二天，说党委要开紧急会议，让我和王校长马上回哈尔滨开会。到了会场，主持会议的书记先宣布几条纪律：不准记录，不准录音，不准向下传达等等。当时我还想，什么内容啊，这么严肃？结果是传达林彪叛逃的中央文件。当时，我都有点傻了。一边听，脑子里一边闪出两个念头：一个是，这怎么可能呢?林彪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个是，林彪是毛主席选的接班人，又是写在党章上的。出了这事，这怎么解释呀? 后来，中央又接着发了几个文件，把我心中的疑虑都解开了。接着，就按着毛主席的指示，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有一天，教育党委副书记把我找到党委，说教育党委要开一次大型的批判会，主要内容是批林批孔，让我写一篇发言稿，并且在大会上发言。我写了一篇《人民是创造历史的英雄》的批判稿。我用诸多的事实，有力的推理和论述，批判了英雄造时势的观点，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与会者几次报以热烈的掌声。我想，我的这次表现，也是后来调我到党委作宣传工作的一个原因吧。

        有了第二个孩子
 
    一九七三年一月，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那时候，党的生育政策是一对夫妇两个孩，中间间隔四五年。我们完全是按照当时的政策要的。要第二个孩子，主要是想要一个小姑娘。阿珍特别喜欢小姑娘。心想，要是再有一个女孩有多好。当时社会上传阅着一个生男生女的生育表，我们按着表，在连续四五个月都是生女孩的中间月份要的孩子。阿珍的二姐已经有两个男孩了，也想要一个女孩。阿珍就把这个表给了她二姐，还说：“这个表可准了。”结果，我们又生了一个男孩。阿珍的二姐也生了一个男孩。
    这第二个孩子生得挺顺利，也有奶吃，让我们省了不少心，也减少了不少生活负担。二孩子生下来，不但有奶吃，而且由于奶水太足，孩子一吃奶就呛，憋得小脸都紫了，像要死了一样，每次都得轻轻地敲一阵，才能缓过来。孩子一到吃奶的时候，阿珍就特别紧张。只好挺个脖子，一动不动。结果，后来得了颈椎病。因为孩子一吃奶就呛个半死，这要是呛死了怎么办呢？我从小就知道，家里死了小孩，不能走门，只能走窗户。我想：这大冬天的，窗户都用铁条封着，孩子真的死了，也弄不出去呀？就在这胡思乱想的时候，学校王校长来我家，说教育党委要我明天到党委参加领导干部学习班。我说：“阿珍还没满月，孩子一吃奶就呛个半死，我也去不了啊。”王校长说：“那我跟书记说一下，给你请个假。”我本以为这事就完了。不想，第二天，王校长对我说：“看来你得去参加学习了，书记发脾气了。”我说：“发脾气怎么了，我就是不能去。”王校长说：“最好你亲自跟他说一下。”第二天，我请隔壁的冯婶到我家，帮助照料一下。我带着大孩子去找书记理论。到了招待所，王校长看到我气呼呼的样子，就拦着我不让我见书记，怕把事闹大了。就这样，我到底没有参加学习。事后，我听说，书记在参加会议的全体干部面前说：“哈铁七中的xxx，因为在家侍候老婆月子，居然不来开会。”开学以后，在一次团干部会议结束时，书记还对我说：“你没有参加干部会议，我真为你遗憾。”我简单地说了一下当时的困难情况，他也没再说什么。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干部都有点人人自危了。书记单独找到我，说：“过去我的脾气不好，因为你没来开会的事，我的态度也不对，请你原谅等等。”其实，是怕我给他写大字报。

        去榆林干校学习 

    一九七四年四月，教育党委通知我到榆林干校学习，时间是三个月。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一般来说，去党校学习的人有三种情况。一是准备提干的人；二是准备调动工作的人；三是培养提高有发展前途的人。我想，我当时应当是第三种人吧。但是，要去党校学习三个月，对我来说，困难是挺大的。主要是二孩子小，岳母又在我家住，阿珍的家务负担太重了，怕她承受不了。其中最难的一件事是没有人挑水。为了解决这件事，我就动员大孩子挑水。那年他六岁多。我给他弄了两个小桶，一个小扁担。说：“挑不动，你可以挑半桶。”可是，这孩子说什么也不干，气得我没办法，打了他一顿。他还是不干。后来我知道，其实他是怕别人笑话。在这种情况下，我有点动摇了，不想去了。但是，阿珍坚持要我去。她说：“我和孩子抬水也能解决，不会渴死我们的。”于是，我带着担心的心情还是去了。榆林是一个不大的地方，在那里主要是学习六本书。有《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国家与革命》等。后来学习中央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学习的方法是听辅导，讨论，写学习心得，写批判文章。除了学习之外，还经常参加劳动，口号是：“出大力，流大汗，练红心。”我们在榆林封闭式的学习了三个月。在三个月中，我没有往学校打过一次电话，没有给家写过一封信。我想家，家里人也十分惦记我。回来后，阿珍还说：“这么长时间，也不知道给家里写封信。          

 　　       难忘一九七六年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一九七六年真是难忘的一年。这一年，敬爱的周总理、朱总司令，伟大领袖毛主席相继离开人世，让人们泪水涟涟，悲痛欲绝。公布毛主席去世的那天，我正领学生在三棵树车辆段学工劳动。噩耗传来，我怔怔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思想凝固了一般，脑子里一片空白。从小，爸爸、妈妈、老师教导的都是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长大了，看到的是国家的发展，人民的幸福。这些都使我对毛主席充满了无限热爱的感情。这种感情甚至到了狂热和迷信的程度。那时，我脑子里想得最多的是没有了毛主席，中国怎么办？后来，在不断的学习和领悟中，我知道了毛主席的功与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人们心中的毛主席逐步地从神坛走了下来。今天，有人留恋毛主席的时代。有人咒骂毛主席犯下的过错不可原谅。而我依然认为毛主席的功大于过。毛主席的时代有它历史的局限，不可与当今同日而语。毛主席的过错固然是他的悲剧，但是不管怎么说，毛主席仍然不愧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不愧为历史的巨人。我非常赞同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历史决议》中关于对毛主席的评价。我相信，毛主席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粉碎“四人帮”
　 
    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粉碎“四人帮”，对于老百姓来说，或者也曾有过短时间的惶惑与不解。比如，我那时就有过这样的念头：“四人帮”这些人除了毛主席的夫人，就是毛主席生前器重的人，现在毛主席尸骨未寒，就把这些人搞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能坚持了吗？中国将向何处去？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多地了解了“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对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大快人心，雀跃欢呼的心情和举动也就不难理解了。从我个人来说，如果不能粉碎“四人帮”，不能改变极左的路线，我的入党问题可能就一辈子也解决不了了。

         入      党 

    做一名共产党员，是我从小就立下的志向。可是，我入党的道路却是布满了荆棘和羁绊，曲曲折折，坎坎坷坷。这荆棘和羁绊说到底，是来自于当时的极左的路线。一九六五年以前，由于极左的路线影响，党的大门基本上是关着的。那时候，在一个单位十几年甚至二十多年都不发展党员，尤其是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学校，更是这样。当时我在的三铁二校，只有校长一个人是党员。一九六八年以后，党的大门开了，在学校也开始发展党员了。可是，由于当时左的路线统治，像我这样的执行过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是入不了党的。党要造反派或者至少是有造反精神的人，没有我的份。一九七一年，我终于被学校党支部公议了，全体党员都同意我入党了。可是，到了党委，不批。不是因为我的表现不够格，是因为我的社会关系没有弄清楚。我的一个叔叔在解放前失踪了，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推测可能在台湾，所以不能批。一九七三年，我又第二次被学校党支部公议了。报到党委，还是不批。这次是因为我的一个爷爷（我父亲的小叔）在一九七二年突然来找过我，我从他那里知道爸爸是蒙族人。事后，我就把这个情况向党组织作了汇报。于是，我的社会关系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民族是蒙族，我有一个爷爷在内蒙。党组织派人去外调，结果说我这个爷爷可能是内人党（当时把内人党定为反革命组织，后来平反了）成员。这下完了，我的党又没有入上。这时候我已经对入党没有什么信心了，特别是一九七四年，组织上把我从校团委书记破格提为教导主任。我更明白，我这辈子是不能入党了，准备吃业务饭了。但是，即使不是党员，我也得好好干啊。我还是教导主任呢。所以，我仍然积极工作，在各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了“四人帮”，极左路线有了改变，再加上所谓反革命组织的内人党问题不存在了，于是，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第三次被党支部公议。这次报到党委，很快就批了。而且那时候新党员没有预备期，从党支部公议那天起，我就是正式党员了。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是李维新。这样，我的入党问题总算解决了。随后，我就接到党委的通知，到党委宣传组报到了。

       十年文革的考验与反思

    这场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历史来说，是倒退。对国家来说，是灾难。对人民来说，是浩劫。对我个人来说，是考验和磨练，在考验和磨练中充满了反思。现在回想起十年文革的历程，真好像是历史开了个大玩笑。开始，好人整“坏人”（四清），后来，掌权人成了阶下囚，“坏人”成了好人（造反派夺权）。一时间，是非混淆了，人妖颠倒了，真的是“黄钟弃毁，瓦釜雷鸣”。折腾了一大阵子，结果是国家经济崩溃了，社会秩序混乱了，人们的思想道德滑坡了。到头来，好人又打倒了“坏人”（粉碎四人帮，落实政策），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给受冤枉的人落实政策，一一平反。原来的掌权者又重新掌权，好人依然是好人，只是冤死者不能复生。造反派、阴谋家、“四人帮”则受到了历史的惩罚。国家在轮回中新生，社会依照自己的规律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使是伟大人物，也不能逆天而行。
    在十年文革中，我可以无愧地说，经受住了考验。第一，我没有落井下石。没有给党支部书记写过一张大字报。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杀回马枪，揭发他的所谓的罪行。因为我知道书记是好人，好领导。他不过是执行了刘少奇的路线，而他又不可能不执行当时的路线。我揭发了他一件事，造反派还会向我要第二件，第三件事。我不知道那么多的事。也没有那么多的事。我永远也满足不了造反派的胃口。索性，我就一保到底了。第二，我没有为保全自己，栽赃陷害他人。这场运动，爆露了形形色色的人的嘴脸。有的人为了保全自己，洗清自己，以免受批斗，不惜无中生有，胡说八道，栽赃陷害他人。而这样的人，恰恰又正是运动前领导最器重的人。我最鄙视这样的人。第三，我没有趋炎附势，在造反派面前低三下四，“卖身求荣”。相反，倒是利用不同的方式同他们作了斗争和反抗。第四，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我都没有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没有玩世不恭。相反，不论做什么工作，我都认真地努力地去做好。因为在我的心里坚定着这样一个信念：工作是为了事业，不是为哪一个人干，也不是为造反派干。不论做什么事，都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国家的工资。正因为这样，当着运动后期的时候，回头看我在运动中的表现，组织上满意，我自己也感到没有什么遗憾。当年被批斗的遭遇和所经历的考验，反倒成为了我后来被重用的资本。
    当然，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暴风雨，也真切地，残酷地让我看到了我自身的弱点和缺陷。而这些弱点和缺陷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是很难或者不可能意识到的。是这场暴风雨的袭击，是在挫折中的反思，使我看到了在表扬中成长，在顺境中工作的我，形成了我的强烈的自尊心，虚荣心和自我意识。在遭受打击、挫折的逆境中的心理承受能力多么脆弱，实实在在是一棵温室中的幼苗，经不起风吹雨打和大风大浪。使我认识到了从小形成的听话的意识、服从的意识，桎梏了我的思维，“一根筋”的思维方式常常使我唯书、唯上，缺少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使我认识到了与人为善，宽容的秉性固然好，但是，傻呵呵的，没有心计，没有防人之心，常常使自己落入他人的陷阱，遭人陷害的结局更是可悲。使我认识了办事认真，追求完美固然好，但是，不论大事，小事，工作上的事还是生活中的事，都那么认真，出了差错，又总是自责不已，有时并不一定好。在有些事情上糊涂一点，随意一点，可能对人对己对事更好一些。认识自己难，改正自己更难。在后来的工作和经历中，特别是在哈铁一中的十五年工作中，我对上述的弱点和缺陷有了一定程度的改正，以至使我在对待一些事情的处理上，（比如对待荣誉、困难、他人的误解、退二线、退休等）都做得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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