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海王启航雷利打监狱:许锡良：为什么在中国“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许锡良：为什么在中国“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谚语，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说法。分析一个民族的谚语，常常能够看到相关的社会因素。

比如，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种说法是由来已久，也可以说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一种客观描述。因为，有这种思想观点，肯定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事出有因的。

为什么，在中国，男怕入错行？在中国，虽然自古就有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说法，表面看来中国的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其实，更重要的还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因为读书高的后面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但是，要实现这惊人的鲤鱼跳龙门，还得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然后官运亨通，才能够把读书与做官对接起来。这样，读书高的后面是因为有“学而优则仕”作支撑，因此，读书高，其实是通过科举得到功名之后做官。因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其实是唯有做官高。为什么唯独做官高呢？因为，做了官，有了权，就可以通过权力无偿获得其他百工的劳动成果。当然，要取得权力的最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读书考中科举。

因此，所谓男怕入错行的“错行”，其实就是指仕途之外的所有行当。在中国，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就是产生官本位，儒术独尊的结果也就是权术独尊。

照说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即使入错行，也有改正的机会。因为所有的职业都是向你开放的，发现自己所处的行业与职业不太符合自己的兴趣与特长，还可以及时撤出来，去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更何况，在民主国家，一个人真正要入仕途从政当官，还得从其他职业干起，只有在某个职业领域表现特别优秀，成为行业领袖人物，才有可能参与什么州长、总统、国会议员之类的竞选，人家才相信你真正有管理才能。同时你作为行业的成功人士，也不需要通过从政来达到发财的目的。像韩国总统李明博那样一当上总统，就宣布不拿工资，还把自己大部的家产都捐出来。

可见，在自由开放的社会，不存在男入错行的问题。因为，一是入错了可以退出来，及时换上自己喜欢的，在这样的社会，一个普通的人常常都可以换上五到六种职业，因此也就不存在入错行的问题；二是无论哪一行业，只要特别有才干，只要特别敬业，只要做出了卓越的成就，都会有自己独立的价值。人的价值不取决于行业，而是取决于自己的优秀与卓越程度。

但是，在一个封闭式的等级社会就不同了。每个人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不同的家庭，而家庭出身也常常决定着你的职业前途。在中国所谓的“不肖子孙”，其实就是指责一个人，子不能够继承父业。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职业也常常是家庭出身决定的。因此，也就有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家庭出身决定一个人将从事什么职业，反过来，你从事什么职业常常就决定了一个人的身份与地位，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互相证明的关系。在这样的社会，个人奋斗的空间不是没有，而是实在小得可怜，同时也几乎是要靠运气。在这里家庭出身才是最关键的因素。就像今天中国还会把“我爸是李刚”喊得震耳欲聋，国骂“他妈的”还那样流行，不是没有社会基础的。官二代与富二代的流行让更多的人看到了自己的宿命。这也就是，“文革”流行的血统论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切都是血统决定的。家庭出身不行，再加上入错行，升官发财无望，在中国，这是男人最为忌讳的事情。

可见，男怕入错行的后面是对一个等级身份的封闭社会的客观反映，其实也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

再看“女怕嫁错郎”，婚姻大事，实为一个人的终身大事，但是婚姻是男女双方的事情，为什么只强调女人怕嫁错，而不说男人怕娶错？那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男权社会，男人可以在婚姻上三妻四妾，因此，娶错一个不要紧，一是可以不经女方同意，男方可以单方面毁约，把女方给休了；二是，实在不愿意休，不想做减法，也不要紧，还可以做加法，这个不行，就再娶一个，然后再纳一个。三妻四妾，一直弄到十三姨太太，也不罕见。像民国时山东的土匪头子张宗昌将军，最喜欢倡导尊孔读儒家经书，但是，金钱与太太，还有孩子多到连自己也没有数了。

在中国古代社会，女人就不同了。女人的事首先还是坏在女人自己身上，就像流行歌曲所唱的那样“女人何必为难女人”，早在二千多年前，西汉一个才女叫班昭，她自己早年守寡，一生寂寞难耐，却为了做女人的典型，弄出了一个《女诫》七篇，后来女人就倒霉了。这都是女人为难女人的恶果。这个《女诫》读后，男人甚是欢喜，可是苦的却是女人。其大致内容就是：

《七诫》包括：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章。本是用来教导班家女儿的私家教课书，不料京城世家却争相传抄，不久之后便风行全国各地。

在“卑弱”篇中，班昭引用《诗经·小雅》中的说法：“生男曰弄璋，生女曰弄瓦。”以为女性生来就不能与男性相提并论，必须“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和事，不辞剧易。”才能克尽本分。

在“夫妇”篇中，认为丈夫比天还大，还须敬谨服侍，“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妇不事夫则义理坠废，若要维持义理之不坠，必须使女性明析义理。”

在“敬慎”篇中，主张“男子以刚强为贵，女子以柔弱为美，无论是非曲直，女子应当无条件地顺从丈夫。”一刚一柔，才能并济，也才能永保夫妇之义。

在“妇行”篇中，订定了妇女四种行为标准：“贞静清闲，行己有耻：是为妇德；不瞎说霸道，择辞而言，适时而止，是为妇言；穿戴齐整，身不垢辱，是为妇容；专心纺织，不苟言笑，烹调美食，款待嘉宾，是为妇工。”妇女备此德、言、容、工四行，方不致失礼。

在“专心”篇中，强调“贞女不嫁二夫”，丈夫可以再娶，妻子却绝对不可以再嫁，在她的心目中下堂求去，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悖理行为，事夫要“专心正色，耳无淫声，目不斜视。”

在“曲从”篇中，教导妇女要善事男方的父母，逆来顺受，一切以谦顺为主，凡事应多加忍耐，以至于曲意顺从的地步。

在“叔妹”篇中，说明与丈夫兄弟姐妹相处之道，端在事事识人体、明大义，即是受气蒙冤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万万不可一意孤行，而失去彼此之间的和睦气氛。（据百度的资料）

女人在这种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其实最是受害者。从出生到死亡，都必须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三从四德”、“贞女不嫁二夫”、逆来顺受，暗无天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还得抱着走。可是，偏偏许多女人成为捍卫这种假道学的忠贞不渝的榜样。世界上女人折磨女人是最有办法的。中国古人把许不好的词汇都加女字偏旁，比如“奴才”的“奴”，“通奸”的“奸”等等，数不胜数。有的非常好笑，有些坏事本来是要男女合作才能够做成的，比如“通奸”的奸情，“强奸”的“奸”更是男人的罪恶的标志，却也用上了“女”字偏旁，好像不关男人什么事一样。虽然这也许是男权的话语霸权的结果，但是，其实也是女人密切配合默契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要是嫁错了郎，确实只有死路一条，因为没有选择的余地。有时，其实并没有真嫁，只是在娘胎时就被指腹为婚，后来也就变成了他家的人。活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一个女人的幸福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命运与偶然。数千年来，悲苦屈辱女人，代代相传。

但是，奇怪的是，今天中国儒学复兴，旧道德抬头，拥抱与响应的人中，还有不少就是女人，有时与这样的女人争论，她们充满激情地顽固捍卫这种儒家传统文化，我暗中就好笑，作为男人，我本来没有什么大男权主义思想，也经不住儒家女弟子们这般的热情周到地一再劝勉进位，因此，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她们许下的“三从四德”，我弄璋，她弄瓦，对男人的我，阿意曲从男人。

其实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男女婚姻自由，在英语里嫁娶都是同一个词，都是那个marry，女人可以marry男人，男人也可以marry。不但如此，像自古在英国还动辄就是女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可怜在中国儒家文化中，女人简直就是女奴。像于丹这样的儒家学术超女，不知道有没有研究过这些儒家关于女的道德与操行，而她自己是不是在按照这些道德操行做了。至少，像儒家对女人的要求来说，当教授、做院长，四处奔波，四处活动，这都是儒家文化中的小脚女人做的事情，而是男人的天地。按照儒家学说，女人做这些事情，就是违反妇德、妇言、妇行，也是按照妇女四种行为标准：“贞静清闲，行己有耻：是为妇德；不瞎说霸道，择辞而言，适时而止，是为妇言；穿戴齐整，身不垢辱，是为妇容；专心纺织，不苟言笑，烹调美食，款待嘉宾，是为妇工。”妇女备此德、言、容、工四行，方不致失礼。 儒家的女弟们，现在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按照这些方式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