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为什么会人轻言微?
许锡良
记得台湾的殷海光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讲情，也讲礼，但是缺乏讲理的习惯。殷先生的这个判断是十分正确的。这个理，既是道理的理，也是理性的理。讲情，大家都知道，就是讲感情，关系亲疏之类，讲礼的含义，其实就是讲来头，讲面子，讲礼尚往来与上下礼节。办事，也见“礼”行事，而不是依理而行，更不是什么依法而行，在这里其他的思维与判断都是多余的。
在中国缺乏讲理的传统，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始终没有出一个类似于亚里斯多德式的逻辑学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中国第一个真正的逻辑学家，要算是金岳霖先生了，不过，他不是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学来的，而是从德国留学学来的，而且这已经是现代的事情了。中国的历史虽然是数起来是上下五千年，其实五千年都只是一笔糊涂帐。读着这样的历史，只有让人不断地发昏。发昏的历史，只有用糊涂的头脑去读，因此郑板桥先生概括说，中国人的生存之道在于“难得糊涂”，应该是不错的。
不讲理，而只讲情只讲礼的社会，自然就会得出“人轻言微”的结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真理是因人而异的。一个人说的话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逻辑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说话的人的身份地位。位高权重者随便放个屁，那也是重要的一屁，说不定还特别香。这个你不服不行的。不但说说话写写文章的人如此，而且就是连书法也是这样的。话以人贵，文以人贵，连书法也是因人而贵，字以人贵，言，则一言九鼎，人轻，则人轻言微。当年就是伟人坐过的普通板凳，也因为贵人享用过了，而变得特别珍贵起来,要特别放到博物馆里供人参观学习之用。
同样,在中国,学术研究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学术地位,有学术地位则有学术见解,无学术地位,则放个屁都不会响。一个人能否发现奥秘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能否掌握实权。一旦大权在握，其他的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因此，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小人物即使发现了一点好东西，也一定要通过公车上书的方式，得到圣意的认同，才有可能有机会实施下去。
我记得1983年，北京景山学校让在读的邓小平的孙女要爷爷为学校题词。据说学校是草拟预备了好几个题词供邓小平选，因为知道大人物总是特别忙的,总不肯在大人物日理万机之时,来为这等小事来耗费脑筋的。这备选的题词中，就包括了我们现在炎黄子孙都知道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三个面向,最后邓自然慧眼有见识选了这一条，因此，我们的教育就有了三个面向，幸而也只有三个面向，教育才没有被太折腾，如果再加上一条“教育要面向传统，面向国学”，中国的教育还不知道要折腾到什么样呢，至少今天的国学就要早二十年在教育界兴风作浪。幸运的是，那时，底层的小人物尚且知道，教育要面向的是世界与未来，而不是儒学之类的国学。
不过，此前恐怕也有不少草根人物提出过类似的东西，但是终于因为“人轻言微”，而埋没于奴隶人之手。但是，同样的道理经历大人物一说，借大人物的生花妙笔一写，立即轰动起来，全国人民立即投入到热情而紧张的学习状态。谁说真理与权力的大小无关呢？至少在中国，真理是与权力的大小成正比的。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中国人的折腾也够多的了，也不知道有多少农民与工人凭自己的直觉喊出了“不要再折腾”的话，但是，这是没有用的。非得经过大人物认同，才会产生效应。现在在中华大地，“不折腾”早已经是家喻户晓的话语。其实也不奇怪的，在中国，人不贵，言就不会重，正如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一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权里面出权力，权力里面出真理。谁的官大，听谁的。其实一个人的智商与权力并不是没有关系。获取权力是需要高智商的，大智若愚，大勇若怯，也就是一种智慧。不过，这只是获取权力的智慧。至于获取权力之后的做事情的智慧就难说了。比如说过河吧，大家知道，最好的办法就是架桥，如果河实在太宽，无法架桥，至少也会想到弄一只轮船来摆摆渡，也是可以的，这是人过河的常识，但是，某大人物，面对河流，只会想到摸着石头过河。结果可想而知，石头越摸就越少，水也越摸越深，摸到后面只有地雷可摸了。尽管周边的河都架上了钢筋混凝土的桥梁，但是我们的智慧还只是摸着石头过河。
一个民族如果只能够靠一个重要人物来发表意见才会有效，完全依赖于一个伟人的头脑，那是没有活力的。我们搞不过美国人，就是因为美国人几乎不存在人轻言微，是真理，就要服从，是真相，就得尊重。不论揭示这个真相的人是什么身份、性别、年龄与学历如何。相反，一个人重不重，反过来要看这个人能够说出多少有智慧的话来。他们遵守的社会规则是“言轻人微”。也就是说，无论是谁，只要说糊话，说昏话，他也就意味着要失去他现在的位置。因为他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工作岗位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几乎完全相反的差异呢？就是因为有常识，有逻辑的地方与没有常识，没有逻辑的地方，那是必然要产生这样的结果的。人，一旦被倒置着看世界，我们看到的世界，自然也就是倒置着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总也回归不到常识，总也不能够说一些人类共同能够理解的话的原因。
2009年6月8日
九乡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