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魔术 电影下载:王石：艺术不权引导信仰还延伸民族精神

王石：艺术不权引导信仰还延伸民族精神

2010-12-28 14:32:57

凤凰网：各位凤凰网友，大家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来了作家，也是文艺理论家，中华文化促进会的副会长王石先生来到这里和我们作客。
    
    王石（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凤凰网友，大家好。
    
    凤凰网：有专家就说，中国大陆在未来最大的危机就是信仰的缺乏。您对于这样的说法，有什么样的看法？
    
    王石：我理解这样的说法的合理性，也确实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笼统的说信仰，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不知所云，在我看来可能信仰基本上应该分成若干层面，比如说政治的，它是一种信仰；宗教的，它是另外一个向度，方向的考虑，也许还有伦理的，或者是文化的，或者哲学的，比如说，我信仰无神论，我是信奉精神第一性等等，也可能是哲学的，但是我觉得加起来，也可以说是文化的。
    
    因为它是一个精神现象，一切精神的东西，我觉得都可以归结为，思想的、政治的、宗教的、伦理的，都可以归到文化的范畴。在我看来所谓的信仰就是你相信什么，或者你赞成什么，或者你依仗什么。
    
   凤凰网：您觉得信仰在中国来说，将来会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吗，我们会缺乏信仰吗？

    
    王石：不缺乏，现在这么信钱就是信仰嘛。
    
    凤凰网：您觉得钱反而是一种信仰。
    
    王石：现在，我觉得大家可能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没有信仰，而是觉得这个信仰有问题，现在信什么，很现实的说，我认为有两个是代表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观。
    
    第一，权势。很多人奔着权势去的，当然权势后面是利益；第二，财富。我觉得权势和财富是今天很多人的信仰，不能说我们没有信仰，我们太有信仰了。
    
    凤凰网：也有人会说，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所以造成了信仰的丧失或者说因为我们经济的发展对这个思想和价值造成这样的冲击，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王石：有这个因素，可是我想在经济发展和精神、和社会信仰的方面，也许不应该把它说的那么绝对或者那么简单，在这些方面，我想很难说出一个规律来，比如说，经济发展的高潮一定会带来一个文化的高潮，我看不到这种迹象，起码在咱们国家人们可能看到的是相反。
    
   美国它的历史很短，它在这短暂的时间里面，经济高度发展，这是谁都看得见的，但是你能说美国在高度发展的一个经济的时间中间，信仰和道德倒退吗，不能这么说。
    
    我有一次去美国，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那一天在地下铁里面，一个18、19岁年轻的孩子，可能精神有点问题，在这个地铁开过来的时候，他忽然跳进去了。我们都觉得他肯定完了，但是有一个人下去把他给救了。
    
    就是两个铁轨中间凹的地方，那个人就把这个孩子给摁到那，他自己就爬在他身上了，这也来不及了，车就过去了，我们都觉得他没有了，可是过去后，居然没有伤到他，他们俩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人在为他们鼓掌。
    
    后来不久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就授给那个人一个英雄的奖章，并且奖给他2万美元，当然一个例子不能说什么，可是你不能说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必然会带来信仰的一种道德沦丧，我没看到，但是目前中国的这种情况值得忧虑，我认为这倒是的这确实是这样。
    

    凤凰网：很多人就认为说，我们现在中国这个物质极大的丰富了，中国人一定要有信仰吗，或者说，我们提出这个信仰的必要性在哪里？
    
    王石：人，我想应该是要有信仰的。我想这是人不同于远离动物或者是最后脱离动物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一个人只要是受过教育的，如果他有一种文化知识的，他有精神生活的，他就不能免去这一点。
    
    你有时候坐在一个火车上，你会看到一个老人家坐在那个地方，连续几个小时，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一句话没说，他可能在精神上没有这个需要，他只是说，要吃饭的时候，那老头才说，吃点东西吧，他才觉得是需要了，我觉得这是文化造成的。
    
    就是他的文化是属于比较低的这种文化，可是你要看到一个大学生坐在火车上，你让他坐在那，四个小时，一天一句话不跟旁边说，而且他也不看报纸，也不看书，我觉得那不太可能，我是说人的精神需要是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人总是会想他是谁，他要做什么，他要做什么，他想怎么样等等的，所以这必然要牵扯到信仰的问题。
    
    凤凰网：所以您觉得这个必要性还是非常存在的。
    
    王石：联合国现在也讲幸福指数，这个幸福指数，我认为指的就是这个。
    
    凤凰网：更多的是精神层面上的。
    
    王石：就是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人自我感觉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等等，这我觉得就牵涉到信仰问题了。
    
    凤凰网：中国人有五千年文化传承，很多人就说其实中国人早就找到了一种比信仰更为高级的这种心理依托的方式，比方说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文字，你觉得这两个东西可以代替信仰吗？
    
    王石：不能，我是这样想，文字和中国古老的文明一样是中国人的骄傲，而且我还认为，中国的文明能够传承这么长，得益于汉字长寿。
    
    
    
    
    
    
        
    时码:富士康员工自杀源于内心毫无希望
        
    
    
    
    
    王石：汉字长寿，汉字没有消失，所以我们的文明和文化就一直记录下来，没有消失，如果文字没有了，我们还有什么，所以说，这当然是很重要，它使文明没有消失，但是这个文明，这个文字还不属于价值观的层面，还不直接属于思维方式的层面，还不属于伦理道德的层面。
    
    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是在文明和文字中间，所包含的这个层面的东西可能是属于信仰的东西。当然中华文化有一个独特的东西，我觉得如果说从整个历史过程来看，说中国人的信仰是一种文化的信仰可能更准确一些。
    
    这个文化中间，伦理道德这个层面占了很大的部分，中国人无论在国内，还是走到国外去，几代人过去了，他还信守着中国人的一种方式，风俗、礼仪、规矩，这些东西是中国人的这种规矩，慢慢的，它从一种伦理，一种礼仪，慢慢的就变成了一种信奉的东西，坚守的东西，看上去和信仰类似的东西。
    
    凤凰网：不如您从信仰的这个角度和我们谈谈几个比较热的新闻事件，看看您的看法怎么样？我们第一个来聊聊富士康的青年员工自杀的事件，您从信仰的层面和我们解读一下，您对这个新闻的看法？
    
    王石：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们看到几个视频，这几个视频当时他们员工宿舍里面探头拍摄下来的，我看了以后有一种非常惊讶的，毛骨悚然的感觉，因为我眼看着一个女孩子走过去，然后几点几分又一个走过去，从那个地方走到晾台上跳下去，就很惊讶。
    
    我是当过兵的人，我过过这种集体生活，我记得我从学校到部队去的时候，第一天晚上新兵分配的时候，我当时感觉到我就是一个东西被放到那。首先是一个东西被放到山沟里的某一个营房，然后又像一个东西一样，被这样弄到某一个联队。
    
    到那个地方人家9点钟要熄灯，我们8点40才到，我一看我那个床，上面铺了一些的稻草，我只有一个被子，我就铺了一半，盖了一半，连枕头都没有，我就躺下了，还没躺好，灯就关说了。说熄灯了，安静，我当时觉得我要在这地方过三年，我能在这里过三年吗？
    
    凤凰网：能坚持下去吗？
    
    王石：我当时后悔极了，而且第二天我就想回家，我不要在这个地方待下去，而且那个屋子里边睡着40多个人，一个排，只有一个火炉在那个地方。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人，我已经消失了，我不能在那待下去，可是最有意思的是我时隔半年，我离开那的时候，我大哭一场，我那些素不相识的一个班，一个排的人，他们也大哭一场。
    
    因为半年以后，我调到解放军报工作，他们也不舍得我去，我也不愿意离开那，就心里边好难过。为什么呢？因为它那里建立了一个军队的，一个集体的一种荣誉，它的共同信念，以至于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关系，他有一整套的军队方法能让你从睡觉的时候，那样的一种状态很快的过渡到，如果你离开这，你会大哭一场。
    
    我当时就想，我看到富士康这样，我说富士康没有这些，它只有我前边的当兵那天晚上的感觉，那种感觉一天、两天、三天人要疯掉的。当人觉得他自己不是一个人，没有人把他当人看，他们也没有同类，也没有交流，生活在那样一种状态的时候，我觉得他会崩溃的。
    
    凤凰网：极为痛苦。
    
    王石：对，当时我想到的就是我当兵时候的那种感觉。
    
    凤凰网：看来富士康马上想到自己当时的那个情景？
    
    王石：是，你只是一个工具只是一个东西被人家弄来弄去，我有时候想，我们的企业，军队里边过去，你要是觉得这个班长盯着你，排长指导着、连长指导着。你今天情绪不太高，马上就是你怎么了，家里来信了，没什么事吧，有什么不开心吗？他会关怀到你，当然这种关怀有时候也很麻烦。
    
    今天的年轻人人家不要这种关怀，我也非常理解。当然，你想想，如果没有这种关怀，压根就没有，就是一个人你想什么，你有什么不高兴的事，你内心怎么样，那跟我们公司一点关系没有，完全是你的事，我只要你干事情，你能赚钱就好，一个人如果在这样的一个集体里的时候，会很晦涩，这是我的想法。
    
    凤凰网：非常的没有希望感。
    
    王石：是。
    
    凤凰网：第二个就想和您聊聊方舟子坚持打假，十年如一日的这样的一种新闻，您是怎么看的？
    
    王石：我宁可这样想，可能他觉得我们这个社会作假，《红楼梦》里边说“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就是这种社会假象可能太多了，我自己是这样想，我没有很具体的了解这件事情，但是我有这种感觉，待会说到我们的文化人物的时候，我还想说这件事情。
    
    凤凰网：我们再来说说唐骏的学历造假事件，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王石：我不是很了解这个事情。
    
    凤凰网：那继续说说刚刚发生上海大火后，满街都扑满了鲜花，你觉得从信仰的角度，您怎么样来解读这样的一个事件？
    
    王石：这个事情不仅仅是这样，在我们汶川的事情上，在玉树的事情上，以及在今年7月份，我们到唐山举行了唐山地震纪念都有这样的一种形式。那天我去唐山，唐山当年是在3秒钟之内，20多万人没有了。因此唐山市政府就做的一人名碑，所有罹难的名字只要能收集到，都把它写到一面墙上，墙上写着20多万人的名字，我们那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发现唐山人在那个地方就是自动的到处放了很多鲜花，怀念着，这已经20多年了。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这是人性光辉，人们对于往生者，对于自己的同类、同胞、朋友、亲人，这样的一种感受。
    
    
    

        
    时码：艺术不仅引导信仰还延伸民族精神（27：20-43：15）
 
    
    
    
    
    凤凰网：我知道您也从事过艺术教育，还有艺术研究的工作。您觉得艺术对人的精神向导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王石：我说这些话，我不知道现在年轻的朋友会不会赞同我，我只能说我自己的话，我前天在南京，我有一位从俄罗斯来的朋友，他跟我说，他要在俄罗斯创立中华文化促进会，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从那个事情，我就想到了，我印象中的19世纪和20世纪的俄罗斯，我对他说，俄罗斯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年的时候，如果整个的艺术，人类的艺术也是一个奥运会。我觉得俄罗斯几乎把所有的金牌都拿到手了，他们在诗歌方面的，普希金和马雅可夫斯基；在油画方面的，列维坦和列宾；在芭蕾舞方面的乌兰诺娃；在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表演上的柴可夫斯基；在文学上的屠格涅夫果戈理等等的，还有托尔斯泰，说不完。
    
    他们那个时候整个的，我觉得最好的艺术家都在俄罗斯，那个时候形成俄罗斯的一个非常饱满的一个民族、精神的饱满，以至于在斯大林在动员苏联红军开赴前线去，那样的时候希特勒已经把莫斯科城围住了，然后正逢十月革命纪念，斯大林在红场上检阅了军队，这个军队从红场上走过就开赴到前线去了。
    
    这个时候，斯大林说什么呢？希特勒想消灭这样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曾经产生了普希金，这个民族曾经产生了托尔斯泰，那个时候，他说到的就是我说的这个名字，他觉得要消灭这样一个民族是不可能的，我说孙汉林在民族危亡的时候想到文化。
    
    就是这个时候，整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苏联这个民族，它的艺术和文化的气质和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有一首歌叫神圣的战争，我们用在了《潜伏》里边，《潜伏》的片尾曲就是这个神圣战争，这是亚历山大洛夫红旗合唱团的指挥。
    
    他当时还是一个小伙子，就在德国人侵略以后，他就立刻写了这首歌，这首歌立刻就传遍了整个全部的苏联和前线，我们今天在《潜伏》那个电视剧里还能听到他，就是我非常相信文化和历史，对艺术、对人的精神，对人的生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
    
    我们很多老一代的人，我想他们比我们感受更深，他们很多人都是因为一首诗或者看了一出戏，或者读了一篇什么小说，然后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所以也许今天资讯多了，选择多了，更为多元等等，但是这些并不能说艺术不再重要，文化不再重要，这样对人来说，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我最近看了几部好的作品，回头我还要说到，我觉得我很想推荐给凤凰的网友们。
    
    凤凰网：一会我们在凤凰那一块，咱们在细细的慢慢的聊，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在寻找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如何的让媒体来担任一些角色，您觉得社会各个的层面，它应该分别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和任务呢？
    
    王石：你说到媒体，我们就，现在我这个年龄的人，说到国内的，咱们具体的说，不包括凤凰卫视和凤凰网，说到国内的媒体摇头的多。为什么摇头的多呢？就是觉得媒体有一点失格，失格在哪呢？失格在追求收视率和发行量，收视率和发行量是不能不考虑的。
    
    是媒体的生命，它不能不考虑，难道媒体只有生命吗？媒体还要有心灵，不但要有生命，而且还要有心灵，而且还要有媒体伦理。这些方面，我觉得在这些年里面国内的媒体有这种过多的考虑的发行量和收视率的问题，我觉得社会责任感薄弱，这是显然的。
    
    缺少坚守，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引起注意的，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刚刚搞完中华文化人物评选和颁布，然后我坐在飞机上就看到了当地一个很有影响的媒体，有一份报纸的报道，我就很有感受，我就不说它的名字，可是在当地是很有影响的。
    
    它最显著的标题是朱哲琴、余隆当选什么样的人物，可是我作为一个事情的主办者之一，我会觉得他歪曲了我们，或者他不理解我们。我是这样想，我们讲过多次，我们也包括凤凰卫视，我们心里面觉得比较起来，我们并不很倾向于瞄准一个大名人，然后跑到他面前说，我们这有个荣誉，你收一下吧。
    
    他已经有很多荣誉了，比起来，我们可能更倾向于找到一个人，给你介绍一个人，然后你说谁啊，没听说过啊，可是你听了他的故事，你心里边会一热，甚至会很惊讶，甚至会肃然起敬说，我们生活中间还有这样的人，其实这个是我们这个劳动更重要的部分，更重要的部分，可是我觉得我们这更重要的部分，被它曲解了，被它歪曲了，为什么歪曲了呢？因为他脑子里想的可能是买报的人，一看到朱哲琴马上就要买这份报纸。    
    
    明星有明星的光环，他有他的号召力，我并不是说朱哲琴不应该当选，而是说起码她不能体现，比如说我们这个活动里面有105岁的周有光，他是中国少数几个见过爱因斯坦的人，交谈过的人。他105岁还在思考，还在写作，他的书还有盗版呢？老头很乐观说，我要活到106岁，有信心活到106岁，多有趣，多有意思，他没有写一个周有光怎么，写一个朱哲琴。
    
    我说句难听的话，让我看到了媒体嘴脸，我都不想用媒体形象，就是你看到它，我是觉得，我们为大众服务，最重要的是提升大众，可是单纯讲收视率和发行量，你其实就是想盯着大众的腰包想掏人家钱嘛，等于盯着人家的腰包想掏人家的钱，所以我觉得你老想这个事就用心不正。
    
    你不说周有光，也不说金一南，非要说个朱哲琴，你根本就是用心不正，你就是想掏人家腰包，你没有说能够把你最重要的人，说一说，为什么不能嘛，所以我觉得它考虑经济的因素，大大的超过了一种媒体伦理，这是我觉得特别不好的。
    
    凤凰网：您觉得媒体这样的一个行为和现在大众的一些品位会不会也是有一定的相关性可能大家。
    
    王石：大众的品位，一定是一个国家最低的，只有小众的品位才可能是高的，我觉得也别怕得罪大众，大众一定是最低的，你说是不是？最缺少教育，就不是大众的问题，这是我们国家的现实，是我们国家的历史。
    
    你说审美、欣赏和理解力来说，大众能超过小众吗，因此小众必须去为大众服务，去提升大众，让大众得到提升，小众不是这样，它要盯着大众的钱包，你买我报纸我就登各种不堪的东西。
    
    凤凰网：吸引眼球。
    
    王石：我认为这不是对大众的一种赡养。
    
    凤凰网：负责的态度，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在80年代启蒙的文化语境当中，信仰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凸显，直到今天，很多关注信仰，并且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学者可以说是寥寥无几。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原因是什么造成的呢？
    
    王石：我觉得这是因为在中国有一种特别的文化生态，我觉得这几十年走过来，我们考虑事情的角度，包括文化在内，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的角度，比较单一的、政治的角度，因此信仰就变成不可讨论的东西。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能叫信仰社会主义吗？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当然要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有什么呢？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代替这些。
    
    就是毛主席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政治信仰，问题不在这，问题是我们在谈到和接触到信仰的时候，基本上是在这个层面上，在政治的层面上，并没有从宗教的、文化的、伦理的方面去考虑。
    
    比如说伦理，我们把伦理也政治化了，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说，反正我想我不能说，你们可以把它去掉。我认为，我就非常想对锦涛同志说，你那个八荣八耻就很好，就不要给人加上社会主义的荣辱观。荣辱观，道德不能政治化，道德政治化，就把道德给缩小了，道德是一个普遍的，对所有时代，所有的人，所有的阶层，特别是社会功德全是这样，不随地吐痰，难道还要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吗？
    
    就是把它给，锦涛书记本身提的八荣八耻就非常好了，可是我们要加上社会主义，比如说勤俭，勤俭是社会主义特征吗？不是。帝国主义也得勤俭，资本家难道不勤俭，资本家比较我们更勤俭，我们钱浪费多厉害，这些东西把很多层面的东西都政治化了以后，这个信仰就变成不能谈了，80年代也有这个问题。80年代以后，那个时候也是人们实际上忙于政治上的思想解放，比如两个凡是的问题等等，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那时候所有的问题，基本上在政治领域，直到现在，我觉得我们还在受着这样的影响。我们在谈论一些和信仰有关系的问题的时候，一弄就把它政治化了，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我觉得，道德问题、宗教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如果说一定要说它是一个文化问题，宁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