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氧层离地面:革命之路的评论 ——评《让子弹飞》 - 【艺文】 - 继圣学园

革命之路的评论    4

　　所有经典的复仇故事几乎总有一个这样的段落，当复仇结束，主人公被巨大的空虚所包围，宛如从一个黑暗逼仄的洞穴里重见天日的人，以手遮眼望着太阳底下金光闪闪的来回奔忙的芸芸众生，感到阵阵眩晕。不管是在《基督山伯爵》还是在韩国人的电影中，这样的段落都意味着小说主题的某种升华和回归，在这个时刻，生活成为了与传奇和激情相对立的存在，所谓升华即是对日常伦理的重新确认，（据称这是一种更为普遍，也是更“高”一层的伦理生活）所谓回归，所谓回归即是对日常生活的正当性进行某种重新确认。复仇是真实还是日常生活是真实，如果非要做一个比较，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意义上，做爱和复仇是一样的。小说《拉维尔斯坦》中有这样一个段落，“拉维尔斯坦读过我的科贡速写后，说我应该对他的性生活加以评论——一个很大的遗漏，他坚信。它带有权威地告诉我，‘你漏掉了这一点——科贡对男人有兴趣。’当我要求提供证据时，他说，某某人，一位研究生，到处发誓，讲一天晚上他们喝多了，拉克弥尔试图吻他。很难想象科贡吻人，我说一千年后我也决不能想象拉克弥尔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那么你已经被洗过脑了。’拉维尔斯坦说。”根据你日常生活的经验，常常无法用来判断一个人是如何复仇或者是做爱。这从好莱坞电影热衷塑造的那些彬彬有礼的变态杀手和色情狂那里就可以得到印证。
　　
　　但不管是大仲马还是变态杀手，他们都懂得，需要有一种常态来挽救高潮过后的失落，对于作者和观众都是如此。然而在萨姆·门德斯的《革命之路》中，性爱后的失落却无法用日常生活来挽回，或者说，二者几乎是一回事。这就是为什么门德斯让自己的老婆在电影里和两个不同的男人发生了几次点到即止的肉体关系。拉维尔斯坦对此会这样戳穿，“在现代，我们所能期望最好的东西不是爱情，而是性关系——以波希米亚形式出现的资产阶级的解决方法。我提到波希米亚，是因为我们需要被解放了的感觉。”事实上这也是导演的想法，因此，用陈词滥调的人性勾兑上流光溢彩的镜头和交响乐勾勒出的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伦理在胶片上进退维谷，成为一堆无用的套话，淤积在无法沟通和逃避的苦闷和狂躁之上。
　　
　　在电影《革命之路》中，女人想要通过抓住“去巴黎”这个灵光一现的想法把自己从单调的生活中拯救出来。这个想法带动了处于同样处境中的男人。两人开始相互暗示，否认过去那些庸俗单调生活的真实，This is what is unrealistic。在这里，不真实背后是不合法，这是一种隐性的柏拉图主义的对位。然而，这种憧憬的判断终于被证明是危险的，这一切被男人的突然升迁，并以女人意外怀孕为借口打断。女人为了证明她的突发奇想并非幼稚，以堕胎为巴黎之行增加道义上的重量，却不幸失血过多而死。故事于是完结。这是一个多少有点昆德拉式的故事，导演在制造一种普遍的尴尬以便强行抓起我们的手叩问存在的意义。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也许这种焦虑并不足以裹挟我们所有人，或许这只是特定年代发生在小布尔乔亚们中间的事情，是他们在新教伦理和老欧洲迂腐的教养中找到的平衡的副产品。当然，这样的日常生活被战后的工业产品和媒体推向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但这并不足以说明这种空虚是普遍的，恰如昆德拉的虚无也不过是以中欧为圆心一个欧洲式的塌陷。所以盲目地比附是愚蠢的，正如我们处境可能与影片中人的处境不同一样，解决之道并非仅限于幻想巴黎。
　　
　　还记得《猜火车》的开头吗，“选择生活，选择工作，选择职业，选择家庭，选择该死的大电视，选择洗衣机，小车，激光唱机，电动开罐器，选择健康，低胆固醇，牙医保险，选择楼宇按揭，选择首间楼宇，选择你的朋友，选择便服和皮箱，选择分期付款的三件头西装，选择自己动手，选择周日醒来不知道自己是那根葱，选择坐在沙发上看狗屁电视还一边往嘴里塞垃圾食物，选择烂命一条来丢人现眼，躺在老人院让人腻味，选择最无耻的勾当，用你的精子制造出自私胆小鬼继续祸害，选择未来，选择生活，可我凭什么非得这么做？我选择不要生活，我选择其他。理由呢？没有理由。理由不能拿来爽，有了海洛因，还要什么理由。”是的，嗑药。对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年轻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违法行为，越过法治社会所提供的常识，瘾品的作用需要加上“文化”的后缀来更为深沉地理解。看过影片《霸王别姬》的人大概都记得程蝶衣抽着鸦片欲仙欲死的场面，这一场景在六十年代的美国重新上演，只不过这次那些留着长发同样男女不明的艺术家们用的是大麻和多少有些技术含量的LSD。而台子下面，是一帮听着Led zeppelin，Chicago，Grateful Death，Jefferson Airplane随地做爱的家伙。LSD最著名的推广者提姆·李瑞曾为了捍卫迷幻体验运动，舍弃了大有可为的学术生涯，（“LSD比哈佛重要”）甚至放弃自由，过了几年牢狱生活（随后成功越狱）。李瑞具备真正的革命分子不可或缺的三项特质：不屑于谨慎、不在乎造成伤害、精于颠倒是非的狡辩。他要带着美国的青年人们一起体验LSD带来的超验真理。而《美丽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飞越疯人院》的作者肯·凯西同样都是LSD的追随者。即便60年代的美国年轻人从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摔门而出想要把李瑞当作自己的精神父亲，后者还是要抱怨，“我在LSD运动中已经算过时了。披头士取代了我的地位。他们那张新专辑完全是在颂扬LSD。”——如果你还记得有一首歌叫《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的话。（村上龙的一部描写毒品的小说也有着相似意境的名字：《几乎无限透明的蓝》）。
　　
　　或者我们不妨假设革命路小别墅中的男女主人公真的去了巴黎，那么在六十年代末的时候，他会看到嬉皮士运动的欧洲版本。只不过前者的代言人是披头士，后者的代言人则是居依·德波、瓦格纳姆，他们的代表作《景观社会》和《日常生活的革命》宣称着一些诘誳聱牙，让年轻人发狂的理论，成为“五月风暴”的理论旗帜。1968年的巴黎同样并不缺少狂欢，年轻人们有戈达尔，格瓦拉，萨特和毛澤東。他们闹剧般地仿效着巴黎公社的前辈们筑起了街垒。与大洋彼岸的嬉皮士一样，他们的口号也是爱与和平，这个爱，似乎也是性爱的爱。为此，我们不妨回想一下贝托鲁奇的《Dreamer》。
　　
　　或者我们换个角度想象一下彼时的中国？至少有人从这片道德和悲情的泥淖中发现了某种不一样的叙事，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孩子们守着一座多少带有迷幻色彩空城。而王安忆将此间一个教育全面停滞的年份描述为《启蒙时代》。
　　
　　《猜火车》的结局交代了这些群落的两种命运——毕竟，你不可能让你的青春期阴魂不散地保持四十年——其一是自我边缘化，在封闭的群落中进行封闭的堕落，只与主流社会中的警察和监狱等暴力的突出部保持日常联系，如同汤米、贝比。一个死掉，一个进局子。其二是对自己所处的群落做一个不痛不痒的背叛，重新对邻居大妈报以衣食无忧的微笑，得到主流社会的巴望已久的宽容。如果你还记得本文的开头的话，这个结尾同样预留了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可疑的升华和回归。
　　
　　在电影《拉斯维加斯的恐惧和憎恶》的最后，拉奥尔杜克说，“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在一条幸存的旅游线上，没有60年代那般疯狂了，那是一条提姆·李瑞的旅游线。他附落在美国，宣传“意识扩大化”，甚至都不去想想，这个严酷的现实世界，它一直在等着那些把它看得很认真的人。所以那些希奇古怪的可怜的吸毒者，他们以为他们只要花五元买毒品，就可以得到宁静和理解，但是他们的迷茫和失败，也同样是我们的……李瑞记下的，不过是他创造的一个生活方式的幻想，这一代人是永久的跛子，他们探求失败，他们永远都不会理解这个古老神秘的毒品文化的本质，这种绝望的设想。有些人，或者至少某些力量，在这条隧道的尽头看管着心火……”。
　　
　　五十年代的憋屈，六十年代的爆发终于被七十年代的耗尽感所代替。这个时代，里根和撒切尔上台，新自由主义的庇佑下资本主义蒸蒸日上。波希米亚人被欧洲人的憎恶消灭以后，波希米亚文化开始稳步进入巴黎、米兰和纽约所引领的崭新趣味中，成为一组昂贵的符号，如拉维尔斯坦所言，这种消费其快感类似于偷情。（齐泽克称之为“布尔乔亚的波希米亚”）而毒品文化在七十年代一蹶不振，因为摇滚乐成为了商业的宠儿，而毒品却成了各国政府喊打的老鼠。
　　
　　在这些年头，拉维尔斯坦或阿兰·布鲁姆从多伦多回到美国，写出了那本著名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如前所言，他厌恶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儿戏般的日常伦理，同样被六十年代末发生的一切深深伤害并愤怒不已——年轻人用他们还不够纯属的理论告诉他，“教学首先是一种权力关系”。作为反击，他从日常生活的黑暗和反抗的激烈中看到了某种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其实是施特劳斯派的某种共同的信念：“施特劳斯的特点就在于他把自由主义和激进派看成是本是同根生，因此他对自由主义的批判等同于他对后现代的批判，反过来也可以说在他那里批判后现代就必须批判自由主义本身，因为在他看来，自由主义和现代性的内在逻辑必然导向这种走向，亦即必然是‘后现代’的展开”。而这种一致性背后的政治含义，则是蕴藏于美国人自矜的教养中的所谓“平等”与“自由”——以及无所不在的怀疑、无知和相对主义。而这种不加论证的“平等”与“自由”深入美国人的人格，是因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的民主人教育不幸演变为一种民主人格教育”——这多少有点像上帝的选民在调笑人类的选民，尽管布鲁姆本身并不崇信上帝。“相对主义泯灭了教育和美好生活的原动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教育所导致的虚无主义诱发了激进派的批判狂潮，（其中最无害的是一个女人想逃脱康涅狄格的单调生活去巴黎居住）只可惜后者本身是前者的影子，因此终不免烟消云散。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维尔斯坦抱怨，“美国的虚无主义是一种没有深渊的虚无主义”。美国的平等和自由讽刺性地包容了布鲁姆的异见，他的书一时洛阳纸贵，本人也成为晚年的百万富翁和总统的座上客。显然，对于里根和布鲁姆而言，要解决社会问题，诉诸教育要比诉诸革命高雅和安全得多，对于里根，这是政治，对于布鲁姆，这事关信念，尽管他曾经声言“没有伟大的政治，激情就不可能被表现出来”。
　　
　　回到开头关于复仇和做爱的讨论上来，当无法统一复仇和做爱的逻辑（如你所知，这也是一切批判、革命、私奔、离家出走、背叛、心血来潮打算下半辈子去巴黎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度过余生的逻辑）与我们赖以确证自己存在的那个日常伦理之间的裂痕时，我们该相信它们中的哪一个，或者重新组织第三个？或者我们应该感觉到，所谓日常伦理不过是某种轻微而深刻的意识形态——人们与其实际生存状态之间“想象的”或虚构的关系？此刻，拉维尔斯坦或许要说——就像他对索尔·贝娄说的那样——“那么你已经被洗过脑了”。
　　
　　于是我们还是要回到人性的陈词滥调上来，以便审视人性的陈述何以成为陈词滥调。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人的价值观和虚无主义依附着中产阶级的别墅电视小轿车和游泳池行销全球，美国梦再也不止是爱尔兰人脑中的构想，而成为我们这个星球镶着金边的另一个太阳，招徕着迂腐不堪的西欧之外所有对生活有着玫瑰色幻想的头颅——当然，西欧也正在改变。第三世界国家的日用品广告中的理想家庭都要模仿美国中产阶级的做派，那些迷人的总统般的微笑，“幸福得就好像上帝在美国”。然而，选票和民主教育塑造出来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格？其所依托的又是怎样的一种伦理？在事实与价值分离的年代，当然不会有多少人考虑这些问题，考虑者大概也会被自由平等的推拿化解于无声。因此，并非出于对《革命之路》所表现的黑暗的日常生活的惊诧，我们有必要问一下，这样的空虚背后是否有一个被消极自由娇生惯养的廉价的伦理？这种伦理的背后是否是一个被实用而安全的套话点缀着的简陋不堪的人性？这样的人性是否就是你所说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