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市地税局:给政府收入设定上限-马光远-搜狐博客

给政府收入设定上限

过去一周，有三件事引发全国热议：其一，国家税务总局宣布，2010年全国税收收入达到77390亿元，即使再加上政府前11个月的非税收入8408亿元，全国财政收入轻松超过了8.5万亿；其二，坊间流传很久的房产税有了最新的消息，重庆拟对大户型和高档住宅征收房产税，而上海的方案是对新增住宅征收房产税，看来，房产税这只鞋子落下不会太久；三是河南一农民冒充军车拉沙子，两辆卡车，8个月时间，居然骗逃高速费368万，而其拉沙子的收益却只有20万。

三个热点，都和政府的税费收入有关，亦和中国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息息相关，以368万的高速费为例，按照网友们算的一笔经济账，368万意味着需要拉沙的车每天24小时，以每小时1400公里的速度跑8个月，很显然，这样堪比飞机的速度极其荒谬，但荒谬的背后折射的，却是中国经济不堪重负的流通成本。据测算，目前中国的物流成本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比例接近20%，比日本和美国多一倍左右，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2010年整个物价高烧不退的制度根源。

再看看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情况，笔者通过分析发现，从2000年到2010年的这10年，中国财政收入分别为1.3万亿，1.6万亿，1.89万亿，2.17万亿，2.64万亿,，3.16万亿，3.94万亿，5.13万亿，6.13万亿，6.8万亿和8.5万亿。从增长的速度看，突破2万亿用了3年时间；突破3万亿用了2年时间，突破4万亿只用了1年时间，而从6万亿到8万亿的跨越也仅仅用了1年的时间。在这10年时间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6倍，而居民收入只从2000年的人均5800，增长至2010年的1.8万左右，增长不到3倍。如果统计政府的全部收入在内，2010年，即使只统计财政收入和土地出让金两块，政府收入高达11.2万亿，占GDP的比例接近35%，总收入在全球的排名仅次于美国，而占GDP的比例和欧美等发达国家不相上下。

这样，高昂的物流成本和沉重的税负，构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制度生态，亦造就了中国产业难以自圆其说的“三维环境”：对内，宏观税负追英超美，企业负担沉重；对外，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利润空间日益被压缩。企业要生存下去：一是压低人力资本的成本，二是逃税漏税；三是尽可能逃避流通成本，用秦晖的话说，就是基本靠“低法治”优势、“低环境”优势、“低人权”优势等制度禀赋生存。很显然，中国企业要获得发展，必须支付比国际竞争对手很多倍的昂贵的制度成本，这是中国企业转型，产业升级的最大制度障碍。在这种制度环境下，中国企业的生存链非常脆弱，即使人民币小幅升值，对很多产业而言，都成为不可承受之重。

面对沉重的税负躯壳，高层以“结构性减税”以抚慰，在去年年底召开的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就指出要在“十二五”期间要继续坚持结构性减税。”财政部在2010年12月31日年度会议的公报表示，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是2011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笔者认为，结构性减税的提法总体没有错，但如果在政策的细节上设计不好，很容易沦为不减税的一个借口：其一，中国的税负问题，既存在结构性的不合理，但更重要的是总体税负过重，以广义的宏观税负口径计算，中国当属全球宏观税负最重的国家之一，在总体税负过于沉重的情况下，首先要控制总体税负的规模；其二，对于整体税制的不合理，采用结构性减税的提法有其合理性，但纵观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税收改革，哪一个不是有增有减？就有增有减而论，任何一个国家的税制改革都是“结构性减税”，而很显然，中国的税收政策恐怕不是“结构性减税”可以概括的；其三，“十二五”期间，加税的压力明显高于减税的动力，无论是未来营业税变增值税，还是开征房产税，资源税，环境税，都是加税的举措，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负责人在很多场合一再表示，未来减税的空间并不大；其四，减税的阻力之大超乎想象，在实体经济的造血功能日益萎缩的情况下，政府的收入增长压力很大，政府减税的动力不强，以个人所得税为例，连提高起征点这样的让利与民的举措都举步维艰，一些大的减税举措就可想而知。

这意味着，如果不能正视中国总体税负过重的事实，在利益博弈复杂的情况下，仅仅提结构性减税，搞所谓的“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而不是首先通过限制政府的总体收入进行大规模的减税，最终结构性减税就会被演绎成“结构性的加税”。笔者认为，面对外界的压力，政府有推动减税的压力，以12月的政府税收收入来分析，根据统计，前11个月全国税收收入68332.36亿元，而全年的税收收入为77390亿，意味着12月份的税收收入居然高达9千多亿，而这还是在很多地方税务部门担心税收增长过快，引发外界的质疑，主动要求企业“压库”，将12月份的税收延缓到2011年上缴的结果。

笔者同意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的提议，通过立法限制政府的收入，将政府收入的上限规定为不能超过GDP的33%，只有限制政府收入的上限，才有可能真正降低总体税负，也才有可能进行税制结构的优化。如果政府不能控制总体税负，沉重的制度成本进一步削弱经济的竞争力和造血功能，2010年政府11万亿的收入，有近3万亿居然是靠卖地获得的，中国经济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土地经济”，而很显然，这样的收入增长是没有任何持续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