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岁末，中国现场艺术家金锋总要为人们端出一盘开胃小菜。去年是如日中天的易中天，今年是名不见经传的站街女。作品原型是广东东莞警方去年扫黄铐住的小姐，名为《“游街女”昂起了她的头颅，疑似烈女》。这件玻璃钢雕塑，仅有35厘米高，可以称作微型作品。
这个雕塑的上半身和下半身截然不同：一颗昂扬的头颅，有不容亵玩的自尊；红色，这种燃烧的决绝之色，表明女主人的血性与刚烈，裹在里面的乳房也虎虎有生气，俨然不可亵玩——你得用尊重的目光平视这个女子，虽然被绳索紧紧拴着，却活脱脱一个不屈服的精灵。橙色丁字裤挣脱蓝色牛仔短裤的束缚，把香艳的部位提示给观者……
烈女？有心人对照了刘胡兰的就义油画，确认此女上半身酷似刘胡兰。作者莫非顾忌媒体的意识形态压力，才将标题改为现在这样游移的词语。道德命云
这个改动，仍然令某些人不舒服。批评家刘仰先生一眼就觑出了苗头，发现了卖淫女不会反抗、慷慨赴死的本质，从而解构了金锋在站街女与烈士之间转换的有效性。“卖淫女与政治概念上革命者的关联，似乎在于‘游街’，因为，以前确实有政治革命者被游街的事情。然而，东莞涉嫌卖淫的女性只是指认现场，而非游街，使得把它们拼凑起来的粘合剂，也只是一个想象。把毫无关联的东西拼凑在一起，自以为就产生了新的东西，这也是当代艺术的浅薄之处”。刘先生断定，卖淫女是不会成为革命者的：“不管性解放、性革命可以宽泛到怎样的程度，卖淫女的革命者资格，或者说是认定标准，是有严格限制的。即：甘为卖淫女的，从来都不可能是性解放的革命者。只有反抗被强迫卖淫的，才有可能成为性解放的革命者，才有可能成为烈士、烈女。”
金锋的想象是否合理？这是一个问题。
卖淫女当然不敢如此反抗，照片上顺从的姿态表明，她们是积极合作的。给予她们反抗的意志和姿态，有无问题恐怕才是核心。中国的现实，全然一副魔幻现实主义的模样，犹如著名的脏小说《土街》的寓言——魔幻皆成现实。夫妻在家中看黄碟被抓，与标榜顶级性服务的“天上人间”并存，公权力可以肆意侵入干扰私生活，也可以放纵性糜烂，一个向度的疯狂只是为了平衡另一个向度的疯狂。
“受侮辱与受损害者”才有革命资格，听起来铿锵有力，但此调早该歇息了。“被”是一个极端复杂的动作，出于生存的“被”胜过老鸨阶层的公然逼迫。何况生存又有多重含义：温饱型、发展型以及享受型的。除非暴力胁迫，性工作者在步入自己的领域之前，心里早已经没有了知识人看重的“道德感”，如果你还试图扮演风月场中的骑士，那就太不解风情了。一份营生，使用某个器官和多个器官，在她们看来，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她们唯一的奢求是利润最大化，跟所有的营销者一样，在短时间内获取尽可能多的利益——这个利益也是多方面的，金钱、见识以及百不一见的艳遇，修成人生正果。温饱型的多干快挣，发展型的注重机缘，享受型的注重体验——扭动于成功人士和贪腐官员面前，她们有异样的成就感，性的供给者从来就不缺乏这样的职业成就感。她们在建立自己的性人际圈的同时，体会到其他途径难以领受的乐趣。与利益集团的肌肤厮磨，会让她们产生上升感，也确有无数小姐由此进入上流社会。一个无道德社会里，上与下其实没有什么边际，一次荷尔蒙主导的苟合便足以产生一个“幸福”家庭。
曾几何时，“天上人间”之类后花园所圈养的高级小姐，欣欣然换上了一副上层社会女主人的嘴脸：倚靠张牙舞爪的公权力，她们感觉自己挤入了上流社会，成为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博士文凭拥有者唐骏所推崇的人生成功者。“你玩得起我吗？”她们斜睨着阅人无数的眼神，非常硬地刺进探头探脑的门外汉。依附于权势的色相，也是这个社会的主人，而纯粹的性工作者，靠肉体温暖人的劳动者，你们处于生物链的最低端：刚从你们那里出来的，转身就能鄙视上你们；起了歹心的，想一试身手练练胆子的，便把凶光投向你们。
真实的站街女是谦卑的，在国家权力面前甚至有点魂不守舍。她的身体是松弛的，俯就的，她无意去对抗这种周期性发作的权力，她只想知道这次又会如何，需要熬多长时间便可重操旧业。她的职业性自卑与罪感、耻感混杂一体，几乎看不出特种行业的痕迹来了。在中国特色的“猫鼠游戏”中，她们是本能的躲避者和合作者，某些人需要她们的肉体所散发的芳香，同时又需要侮辱她们来证实自己的力量。
她们没有身份。灰色地带的人是无力反抗的，而制造无身份性奴隶的权力无须负责。她们知道，接受定期凌辱是自己能够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所以，她们内心其实是非常放松的，像是参与一场没有悬念的游戏。
雕塑下半身应该是权势者最喜欢出入的地方，紧绷与松弛，造成致命的诱惑——他们知道自己有权力进入，而且不受惩罚。
相比那些不劳而获的权势阶层，性工作者完全有资格梗起脖子对警察喊道：请尊重我。
一个悖论是，游街女早就被修理得低眉顺眼，如果有了刘胡兰式的表情和意志，她们根本就做不了这一行。初涉风月场所的愣头青，经常会用跳楼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决绝，因为刘胡兰式的自尊完全无用。所以，艺术家金锋未免有点自作多情了，他在性工作者身上寄予了太多人文情怀，把自己的意志安置在了无生命的躯壳上。套用季羡林的定律“坏人是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站街女不知道自己是坏人，不配进行性革命的，她们觉得自己出卖劳动获得报酬，符合社会的基本道德。火眼金睛的金锋怎么就看不到这一点呢？
今天是刘胡兰烈士就义六十四周年的日子，她如果活着，也是七十九岁的老人了。如果冷不防看到金锋这尊梗起脖子的游街女雕塑，不知她会作何想？她该不会自责：我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时到底想清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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