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自我介绍学生高中:再见，老房子(试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23:35:22
《再见，老房子》 第一部分插图(图)(1)
《再见，老房子》 第一部分插图(图)(2)
《再见，老房子》 第一部分插图(图)(3)
《再见，老房子》 第一部分插图(图)(4)
《再见，老房子》 第一部分插图(图)(5)
《再见，老房子》 第一部分插图(图)(6)6
《再见，老房子》 第一部分插图(图)(7)７6
《再见，老房子》 第一部分目 录 目录：
北京 走投无路的胡同
上海 欲望的旗帜
天津 夜与昼
西安 被篡改的地图
成都 顽强的欢乐
广州 看不见的西关
昆明 最后的顺成街
海口 全球化的悖论
《再见，老房子》 第一部分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祝勇，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鲁迅文学院。曾供职于北京某出版社。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至今已出版作品20余种，其中有思想随笔《改写记忆》《禁欲时期的爱情》《祝勇序跋》，散文集《文明的黄昏》《蓝印花布》等，有三卷本《祝勇作品集》行世。主编图书若干，有：《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重读大师》《我们对于饥饿的态度》《一个人的排行榜》等，以及《阅读》《布老虎散文》两份丛刊。
《再见，老房子》 第一部分走投无路的胡同(1) 北京：走投无路的胡同
一
在北京坐车，常会看到有些车站是以胡同的名字命名的，比如辟才胡同、灵境胡同，人们都知道它们的名字，但是这些胡同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它们仅以汉字的方式存在于站牌上，就像一个无足轻重的词混迹于辞典里。与这些名字相对应的是一条条熙熙攘攘的大街，各种店铺罗列在街边。马路很宽，中间有铁栅栏相隔，街两边的住户隔路相望，老死不相往来。
《再见，老房子》 第一部分走投无路的胡同(2) 二
在北京，在许多古老的事物消失之后，有些名词幸存下来，企图以隐晦的方式保持着与过去的勾结。比如东单、西单，东四、西四，是用牌楼的数量命名，它们的全称应当分别是东单牌楼、西单牌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这些地名陈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曾经把守在十字路口的牌楼，分别是一个和四个。牌楼隐退之后，这些地名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不三不四，不上不下。北京地名的一大特点是具象化，具有某种最简洁有效的描述能力，因而，名称与实体之间绝对是一一对应的，但年深日久，它们势必与它们的本意脱节，它内在的汁液将被抽干，最后变成一个没有感情色彩的单词，所以，把一个地方称为A，或者称为B，已经没有区别。
消失的胡同就是明证。在过去，胡同首先意味着一种生活形态，它主要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所谓硬件，是指那些很硬的物件，比如胡同里的砖墙，和等次鲜明的门，它的宽窄、布局，都受到礼制思想和风水观念的管辖，尺度与走向不是凭空而来；而所谓软件，则是指在胡同内形成的人伦关系。胡同是大小四合院之间的夹道，它的窄度决定了不同家族之间的人们必然在这里相遇，而它迷宫般的走向，又将所有的四合院连接成一座命运交叉的城堡。现在，胡同连同它所赞赏的生活一同消失了，这令幸存的名字显得孤孤单单、孤苦零丁，孤立无援。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它们无所适从。我们将循着一条“胡同”的名牌寻找到一座商务中心，这显然是可笑的。但这不是它们的过错。这些名字已被驱赶出原有的生活现场，它们只能在现代的街区里苟且偷安。
如同大地上缤纷的春色已经退化成诗歌中的记忆，胡同节节败退，最后退缩成站牌上几个不起眼的文字。从地图上检索到它们或许并不困难，但这里只有辞条没有注释，或者说只有标题而没有下文，很少有人知道它们的来龙去脉。在灯红酒绿之中，它们显得来路不明，形迹可疑，像混在北京的民工，但它们是这座城市里最古老的事物。自从这里在八百年前第一次成为全国首都，胡同就一直是这座城市的关键词。它曾经善良地向所有人发出邀请，并为他们准备了房子、树阴和茶水。
古老的胡同如今寄居在几个肢体僵硬的汉字里。如果站牌年久失修，那几个汉字可能碰巧会脱落，但我们毫不在意，因为那里已不再是我们的目的地。
《再见，老房子》 第一部分走投无路的胡同(3) 三
但更多的名字随同它们所代表的胡同一起消失于时间中。它们被迅速遗忘。它们似乎已经成为停滞、老旧、落后的代名词，因而许多词汇拒绝与它们合作。它们更多地出现于城市规划的官方文件中，出台那些文件的目的就是为了最终消灭这些名字，并以充满时代气息的名字取代它们。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他们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每一座拔地而起的大楼都是他们的纪念碑。这座宁静幽深的城市已经变得吵闹不堪，声音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鸟却从此失语，
只有少数不识时务的人仍然执迷于那些消失的名字，像Kim和我。我们跟在那些名字的屁股后面寻找通往古代的道路，但在当下，这注定是一项荒唐的事业。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也就是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这些胡同就已经成批地死去——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所以，我们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已经受到现实的否定——我们不可能目睹已经消失的事物。Kim曾经搜寻到一册《实用北京街巷地图》，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一版，定价只有两块二，作者竟然是我的朋友王彬。在那本地图册上，还有许多胡同的残余势力，纠集在一起。我看到的是一页页胡同的家谱，纵横错落，关系复杂，像一片丛林，是许多生命的寄生之地。有许多张面孔在那些名字的后面晃动，有一千部电影同时在这座城市里上演，胡同本身便酝酿故事，不像商品房，无论盖得多高，都像停尸房一样冷漠寂静。
仿佛片尾的字幕，图册里那些胡同的名字，表示着已经流逝的人和事。几十年之后，这座城市里的胡同所剩无几，甚至这座城市里都古老的胡同之一——元代就有的砖塔胡同，也被列入拆除计划。我听Kim在冰冷的空气里发出的一声叹息，之后，我们决定离开这座城市。除了整日被形迹可疑的野导游们兜售的几处旅游景点，这座古城，几乎已经一无所有。
《再见，老房子》 第一部分走投无路的胡同(4) 四
我问了许多人，他们的回答几乎一致：能拆的基本已经拆完了，北京已经没有什么可拆的了。我相信这是无须置疑的标准答案，也是对这座古老城市的最佳总结。但是一次偶然的事件改变了我们的计划。那天，无所事事的我们沿着西海漫步，然后一头扎进新街口外的胡同里。这时，一片支离破碎的胡同出现了。残缺不全的墙壁使迷宫得到了解构，我们可以从这条路望到另一条路，或者无须遵循道路的安排而随时出现在任何一个院落里。新街口七条，边上有一些彼此孤立的院门和房子，它们曾经是一个整体，有着神秘的呼应性——大门的规格关系到二门的形制，而檐廊的宽度则可能决定着砖雕的式样，那些互不勾连的构件在一个更大的视角中竟然变得密不可分，它们以隐蔽的方式结成同盟。它们的组合顺序使得一个人进入院落成为一种仪式，但这种空间美感已经荡然无存。那些彼此沟通的建筑细节，在事变中也划清了界限，它们之间是一片凌乱的废墟，只有深知老房子底细的人，才能看出它们最初的联系。在一片狼籍之上，有一座残存的正房（我相信它是一个大宅院中的正房）向我们发出邀请，但是一圈简易的铁板包围着它，使我们的视线无法看到它的全部。即使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屋顶已被拆除，但里面露出的通红的漆柱依然透露出它不凡的血统，仿佛一个贵族，即使身世破落，也令我们肃然起敬。
李捷已经成为这个院子里最后一位居民。她还将在这里孤身住下去。她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是一座王府。一年以前，三进的大院子还保存完好。她站在院子里（如果还能叫院子的话），指点着那个虚拟中的王府——它的一部分已经压在新楼盘的地基下面，另一部分则几乎已经变成一片垃圾。只有两棵百年的核桃树，目前还以一种宁死不屈的造型，屹立于一片瓦砾之中。不久以后，最后一栋老屋将荡然无存，售楼处的沙盘已经暗示了它的去向。现在李捷试图寻求资金对它进行修缮，把这里变成一个小型会馆。但是，整体结构已经面目全非的院落，使她的愿望显得有些尴尬。
抵抗不仅无效，而且显得滑稽，这是抵抗者的宿命。呼啸而来的起重机将铲除所有的幻想，同时让藕断丝连的记忆在垃圾堆里苟延残喘。破坏者义正辞严，他们有一万条理由消灭这些古老的事物，为此他们使用了所有的伎俩，包括对原住民进行恐吓和欺骗。他们的恶行并非因为他们天生凶恶，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理论信以为真。
《再见，老房子》 第一部分走投无路的胡同(5) 五
李捷的房子诱导我们走进这片胡同。从新街口头条到新街口七条，我们逐一查询每一条胡同的来历和去向。旧城西北部的这片旧巷，自城墙消失之后，就失去了屏障，马路和立交桥长驱直入，汽车更是得寸进尺，用尖利的喇叭对胡同进行咒骂。梁思成想象中的那条新城与老城之间的界限已不可能存在，那些幽深的胡同，即将消失在写字楼的腹部，光滑的磁砖将出现在原先砖雕或者门墩的位置上，玻璃房子成为胡同华丽的坟墓。人们的“交往方式是互换名片，礼貌地招呼……过去那种抬脚串门、炒菜时缺盐少醋都可以跟邻居要的快乐日子一去不返了”（杜丽：《我拿什么留住你》，见《书城》，二OO四年十二月号）到处都写着“拆”字，最后的防线已经崩溃，老城区正在全面退缩，走投无路的胡同开始奔向喷泉四溅的广场，胡同的名字将永远消失，它们最多只能成为恋旧者在幽黯的记忆里相遇时使用的暗语。
我们留在了北京，没有马上按照计划去往别的城市。我们每天寻找着新的工地，那些君临一切的塔吊将为我们指路，在它们的指引下，我们很容易发现遍体鳞伤的胡同，在步步紧逼的高楼大厦面前显得不堪一击。甚至在城市中心区，比如西长安街北侧的钟声胡同、崇善里、力学胡同，阜成门内大街南侧的丰盛胡同、丁章胡同、大麻线胡同，“拆”字依旧不可一世，所向披靡。一条金融街将取代丰盛胡同，陈志华教授曾请求拆迁者按照国际惯例将四合院的构件编号保存，以便今后易地重建，在开发公司老总们漠然的表情面前，受伤的必将是他的奢望。
杜丽要我去红星胡同，在东单北大街的东面，已经处于闹市的围困之中，北面新开了一条大街，取了一个恶俗无比的名字——金宝街。杜丽写道：“这条胡同原来叫‘无量大人胡同’，我不知道从前曾住过哪位‘大人’，只知道抗战前梅兰芳曾在这里住过，并在这里接待过‘一万多位’中外友人，从老照片上看，那院子亭台轩榭，气象森然。我住进来时这条胡同早已更名为‘红星胡同’，虽然是旧梦不再，但仍是那么富有烟火气：胡同西头正对着金鱼胡同口的王府饭店，把角处则是‘米市商场’，东头是‘乃仙菜馆’，远近闻名。胡同里有三分之一是露天菜市场，附近的人都来这里买菜，我不仅熟悉每一位卖菜的人，甚至认识他们的家人和孩子，更在和其他买菜顾客的攀谈中学会了不少道菜式……解放初曾住过不少出版社的专家名人，他们在这里研读红楼，注释鲁迅，辑旧推新，颇有过激扬文字的一段好时候，小满家就是当年纳逊翻译《一千零一夜》的地方。曾听人叹说当年，茶初酒半，灯尽香温，这个院子里很有一番风雅的光景……但这两年来，这条昔日风光热闹的胡同已被拆得七零八落，不像样子了，这次的告示一出，更是宣布了它的即将消失。我的朋友小满，这个从来不会伤感的人见了我竟也有些伤感起来。”（出处同上）
与红星胡同与它南侧的东堂子胡同，早在一九九八年就被北京市政府列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据二零零五年十月九日《北京晚报》）那里曾经是清末专司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所在地，原为清朝大学士赛尚阿的宅邸，一八六一年改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为在晚清史上出现频率最高的专有名词之一。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具体位置。总理衙门的东半部是中国最早的外语教学机构京师同文馆，西半部则为各部院大臣与各国使节进行外交活动的场所。一九零一年，清政府被迫推行宪政改革，将总理衙门改为外交部，东堂子胡同南侧外交部街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除此之外，蔡元培、吴阶平、林巧稚、丁西林等文化名人，都曾在这条胡同里居住过。沈从文先生自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零年一直居住在东堂子胡同五十一号的历史博物馆宿舍中。从红星胡同到东堂子胡同咫尺之地，竟然散落着如此密集的文化记忆，这是北京历史的一个缩影。但是现在，所有的文化地标都在铲除之列。这几条毗邻王府井的胡同，自然死有余辜。只有蔡元培故居，在各方压力之下，政府才停止拆除行动，并予以修复。
在堆土机的围剿之下，胡同轻易就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肇始于五十年代的灭绝行动，使这些密如织网的胡同彼此失去联系，一个有机的生理系统遭到破坏之后，个体部位的成活就变得极其艰难。步步为营的高楼大厦使得幸存的胡同日益孤立，仅仅因为后者存在，它们便宣布后者有罪。
我们以为破坏古都这类愚蠢的行径已经绝迹。它们已经臭名昭著，但是只需换一个名目（比如把“破四旧”换成“商务区开发”），它们便可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北京城以足够的耐性等待着这场凌迟的结束，在最后一块血肉被割尽以前，那把刀将始终忠实于它的使命。刀的光荣来自肌肉的呻吟，老北京没有很快死去，这决定着刀仍有大把的机会炫耀它的威力。它因此而赢得了众多的掌声，它将在骄傲中为新城市的诞生加冕。
《再见，老房子》 第一部分走投无路的胡同(6) 六
一个老太太坐在新街口头条的胡同里，她面部的皱褶里布满眼泪。她是李捷的邻居。在拆迁人员的威吓和哄骗之下，她签了拆迁协议，在她准备进入新房子的最后一刻，才被告知自己要补交三十万元，原来她的那几间老屋在经过数位拆迁工作人员苦口婆心的劝说之后，落在纸面上的有效数字只剩下区区十平米。这意味着她将永远离开自己居住了大半生的胡同，而她最终将在哪里落脚，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对老房子的拆途通常是在改善居住条件的名义下进行的，但实际上却是对居住者进行的一次巧妙的置换。胡同里的老住户们或许不会想到，他们脚下的土地也同样嫌贫爱富，它们与开发商一拍即合，而对占据的黄金地段的平民们则摆出一副铁面无私的驾势。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遭到欺骗，而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许诺成为谎言，居住者遭到背叛。他们没有得到想象中的美好生活，他们得到的只有泪水。所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在这样的结局面前都将受到置疑，它们在拆除老房子的同时也拆除了人们对于和谐与善良的期许。
新街口二条八号是一座有着精美砖碉的完整四合院。几个月后，它和它的伙伴们一起消失于建筑工地的围墙中。作案现场已经打扫完毕，并且传递着有关未来世界的传闻。在大历史的背后，小人物的命运向来无足轻重。换句话说，英雄的事业从来都需要小人物来充当炮灰。现在，新世纪的阳光照耀着金光大道，新大厦的三维图巍然耸立，像真理一样，有着无须辩驳的气势。偶尔经过的人不会对这里的过往时光有任何想象，而真正离不开这里的人，只能在几十华里以外，重温他们的梦境。
《再见，老房子》 第一部分走投无路的胡同(7) 七
财产与家族的荣誉可以遗传，但它们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事物都无法从前代人那里继承，比如知识和记忆。这为我们设定了一种宿命——后人必将重复前人的错误，即使前人已经预告那即将到来的悲剧，后人依旧无法逃避。
北京城仿佛一个巨大的谶言，它为所有的错误编定了程序，并让那些自命不凡的人铩羽而归。它是一座停留在时间里的城，并因此成为所有以时间代言人身份自居的人们企图改变的城。出于对历史的无知，那些篡改者对它缺乏起码的敬畏。他们扇动着骄傲的翅膀，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能够左右这座城市的去向。他们希望通过剿灭历史的方法来凸显自己的功德，但被他们毁掉的历史中，恰恰早就书写了对这种愚蠢方法的嘲笑。他们匆匆忙忙地营造着自己基业，有趣的是，眼前的所有伟业都将无一遗漏地成为日后的罪证。历史之城在现代人的万丈豪情面前显然不堪一击，作为古城的重要器官，城墙、牌楼、寺庙、宅院被以凌迟的方式逐一消灭——个别用于展览的标本除外，但难以想象的是，最终的胜利者却是殉难的城市，它不断通过记忆的方式复活，并通过展现它昔日的精美华璨，让那些历史杀手们无地自容。
二OO五年三月写，四月九日完成
《再见，老房子》 第二部分插图(图)(1)
《再见，老房子》 第二部分插图(图)(2)
《再见，老房子》 第二部分插图(图)(3)
《再见，老房子》 第二部分插图(图)(4)
《再见，老房子》 第二部分插图(图)(5)
《再见，老房子》 第二部分插图(图)(6)
《再见，老房子》 第二部分插图(图)(7)
《再见，老房子》 第二部分欲望的旗帜(1) 上海：欲望的旗帜
一
我不知道这世界上倒底有几个上海。每翻开一本书，我们面前就会闪出一个上海，张爱玲王安忆卫慧们正在用不同的口径述说着各自的上海，显然，她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为此她们难免抖一点上海小女子的机灵拌几句嘴。杜月笙和王洪文的上海截然不同，孙道临和周润发的上海截然不同，甚至于同一屋檐下的上海人对上海的记忆都截然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是一种流质，它没有固定的造型，它的造型取决于你的欲望，也就是说，当你需要一种形式的上海时，上海便刚好与你的欲望吻合。
二
我跟随马可走在浓荫蔽日的山阴路上。那是很多年前，马可在领事馆工作，这位能读中国古书的德国人个子高高大大，走起路来大步流星。那是我第一次仔细观察上海的石库门弄堂，向导居然是一位外国人。那时他已在上海生活很多年，对上海的一切几乎了如指掌。他在祥德路刚刚租下一栋老房子，邀请我过往上海时住在他家，可惜我每次的上海之行都是行色匆匆。
那是我第一次仔细观察上海的石库门弄堂，我没带照相机，但那天傍晚有着很好的光。那种光很容易令我沉溺，沉溺于某种安详的想象中。弄堂门上巴洛克风格的浮雕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最引人注目，卷曲的叶蔓正向石头深处生长，每一条筋脉都被倾斜的阳光突出出来，炫耀着它们的活力。在那些石刻的外面，真实的植物顺着石墙攀缓而上，不知疲倦。石头内部与外部的植物形成某种镜像关系，它们互为对方的影子，但它们没有对话的可能，它们十分相似却不属于同一体系，所以植物的问询无法得到浮雕的回答。
石库门建筑实际上是联排房屋，有两层楼的，有三层楼的，有点像现在所谓的联排别墅，以纵向为单位，每个家庭各自为政，每家都有自己的楼梯、厨房、卫生间，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各家房前还有一个小小的庭院，庭院外面则是一排石库门。石库门多为欧式，如同北京四合院门头的砖雕，石库门门头装饰十分重要，像穿在外面的服装，代表主人的品质和地位。石库门建筑把长长的欧式房子等分成若干个单位，每个单位里安顿着一个家庭。“它们带有一些深宅大院的遗传，有一副官邸的脸面，它们将森严壁垒全做在一扇门和一堵墙上。而且，一旦开进门去，院子是浅的，客堂也是浅的，三步两步便走穿过去，一道木楼梯在了头顶。木楼梯是不打弯的，直抵楼上的闺阁，那二楼的临了街的窗户便流露出了风情。”（王安忆：《长恨歌》，第四页，作家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作为棚户区和高级别墅的中间物，石库门建筑维护的是一种小资生活，优雅安闲，幸福得近乎萎靡。上海人连做梦都是欧式的，所以石库门建筑刚好可以成为他们梦的仓库。它像一道坚硬的外壳，把梦围拢起来。但那小小的庭院都是中国式的，种花莳草、品茶打牌，都是江南人的情趣。所以上海不是任何一个欧洲城市的翻版，是建立在江南文化上的一座欧洲城市，是一座同时热爱西装和旗袍的城市。
在十九世纪中叶，为躲避太平天国之乱，许多华商涌入租界，租界内便建造许多木构的联排房屋卖给他们，这是石库门建筑的雏形。一八七零年以后，这种房屋因经常失火，而被租界当局取缔。一种新型的砖土结构的石库门建筑才应运而生。为了节约用地，容易构造，总体仍以联排组合，单体平面取自江南传统民居的合院布置。据说上海最早的石库门建筑位于北京东路的兴仁里，建于一八七二年，在城市改造中早已被拆除。南市小东门附近的郭仁里、棉阳里，河南中路的吉祥里（一九零四年）、淮海东路上的宝康里（一九零四年）、浙江中路厦门路转角处的洪德里（一九零一年）、祥康里（一九零八年）及衍庆里、明月里、春平坊、同益里等等，都是早期石库门的代表。（据张锡昌：《说弄》，第十一、十三、三十页，山东画报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版）
但后来的石库门已不再是富商们的避难之所，他们很快拥有了自己的深宅大院，而石库门建筑，则安顿着小资产阶级的黄金岁月。上海有多少幢石库门建筑，就有多少怀揣粉色欲望的小资产阶级栖身其中。所以，上海的小资，是一个可以量化的群体。上海各种建筑的数量，告诉我们这座城市里不同阶层的比例分配。小资在其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只要清点一下密密麻麻的石库门就可以清楚。王安忆说“石窟门弄堂是上海弄堂里最有权势的一种”（《长恨歌》，第四页，作家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就是说它们人多势众。但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不同人群在不同建筑中的分配规律被打乱了，而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石库门建筑又被大面积拆除，这使我们对这座城市的了解失去了最直观的依据。
上海的历史是由大资产阶级和赤贫阶级书写的，但它却是小资的乐园。大资本家们通过他们的资本冒险，在平地上建起了一座迷宫般的城市；而这座物质主义的城市却成为培育革命的温床——从小刀会到革命党，都从这座城市发迹。这两个处于两极的社会集团使上海成为一张随时可以翻转的纸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你死我活是这座城市开埠伊始就明确的规则。但是，处于两极阵容中间的小布尔乔亚们，却赋予生活一种超强的稳定性。上海不动声色地消解了革命的激情。他们安闲、从容、温文尔雅，对那些隐形的绞刑架和断头台视而不见，即使这座城市已经危机四伏，他们仍然专注于自己的小日子。上海不相信口号，而只相信闲言。一九三五年，穆木天在上海的著名画报《良友》上撰文说：“东家的主妇，西家的女仆，在那里制造弄堂的新闻，鼓吹弄堂的舆论。如果您能够懂他们的哝啊哝的话语的话，就可以好多好多的珍闻轶事。就是不懂那些话语，您也可以把那当为一幕一幕的哑剧去观赏。在那种哑剧中，又以看东家的男仆同西家用主妇是身份平等，您也看出来一切的表情上的生动真实。”（穆木天：《弄堂》，原载《良友》，一九三五年十月号）也许是城市的残酷使他们对营造自己的香巢或曰醉乡更加痴迷。阳台、客厅、公寓电梯、浴室、舞场、有弧形雨篷的露天咖啡馆、寂寞的街、笑靥和玉臂、俗艳四溢的靡靡之音，一种属于上海的岁月，在任何时候永不变形。即使在“文革”这样的极端年代，上海仍然是富足和时髦的象征。中庸、物欲和颓废，是他们对付时代巨变的超级秘笈。他们具有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动荡中求平衡的天生本领。当大历史尘埃落定，最终浮现出来的，就是这些芸芸众生，绅士淑女，乌鸦与麻雀。石库门建筑是他们的纪念碑，记录着他们不屈不挠的享乐史。
《再见，老房子》 第二部分欲望的旗帜(2) 三
赫拉克利特排除了我同时踏入两条河流的可能性，但我同样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当我第二次到来的时候，原来的那条河流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另一条河流；它们可能在相同的位置上，但它们不同。
在变动的时间中，建筑是最稳定的因素，因而我们经常把它确认为记忆里最忠实的坐标。但建筑也会变节，也会背叛我们的记忆，也会参与到时间的骗局中。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的建筑像中国一样始终处于大规模的动荡中，仿佛有一只手在始终转动着城市的魔方。当我们刚刚认清城市的面孔，它已经发生了变化。城市为闯入者准备了各种不同的入口，这些形态各异的入口已经令我们眼花缭乱，它们为我们安排了各种不确定的命运，从每一个入口走进去，结局都不一样。但是现在，所有的入口都在变，每一个入口在不同的时间中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也就是说，一个入口可以同时是一百个入口，这使我们深陷迷惑而不能自拔。城市的街景不再是一幅固定的图画，它拒绝按图索骥，它已是一串变动不拘的电影菲林，华丽、璀璨，转瞬即逝。
我和Kim在二零零五年的圣诞节前来到上海时，上海已经不是我和马可漫步过的那座城市。许多变化已经在暗地里发生。石库门老房子几乎已经灭绝。新时代的小资们在选择另外的栖居方式。推土机正在煽动这座城市脱离旧日的记忆。当然，所有的变化都以量变的方式进行着，不易察觉，但在我看来，质变在每一刻都在发生。这要看我们把参照物定在哪里，一种变化相对于一天前是量变，相对于一百年前却是质变。我们无法统计新房子与老房子的力量对比，无法计算当老房子减少到多少，高楼大厦增加到多大比例时，此上海便不再是彼上海，我们只知道上海在每一分钟都在改变着自己的形状。这要求我们在记录上海印象时，要提供精确的时间刻度，因为时间的流逝将使我们所有的描述过期作废。这显然是强人所难，无论文字还是镜头，在这样的变动中都将败下阵来。
石库门弄堂在这座城市里已所剩无几。十五年前，当我站在一幢酒店高层的窗前眺望这座城市的时候，就已经预知了这样的结局。那时的石库门弄堂几乎成为拥挤脏乱的同义词，所以它们遭到这个崭新时代的唾弃。实际上，正在进行的不是城市改造，而是新的城市借用了旧城市的地盘。除了几条著名的大道，在这座城市里寻找海上旧梦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想，以后的年轻人再面对张爱玲小说可能会产生阅读障碍，而石库门、弄堂、亭子间这类词语，在进入新人类的语言系统时也需要艰难的转译。上海在遭受大规模的篡改之后已经拒绝透露它往日的真相。
上海昔日的寻常生活已经变得稀有，在虬江路和西藏北路、虬江路和四川北路交叉处，还有江西北路附近，一些石库门建筑在做最后的拆除。这几乎使我们丧失了进入老上海真实生活的最后机会，那个上海正在对我们关上大门。它们拦住了我们的去路，往日性感诡秘的生活永远消失。
《再见，老房子》 第二部分欲望的旗帜(3) 四
可以把马可时期的上海与Kim时期的上海进行一番对照，尽管两者相距不远。就在那个有斜阳的午后，我跟随马可走进石库门弄堂，仔细打量老房子的每一处细节。我注意到那些房子都是排排相对，一家的院门对着另一家的院门，像对偶一样格律整齐。大人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孩子们更是聚集在巷弄里共同玩耍。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结构设计在充分保证家庭隐私的前提下，又赋予了不同家庭之间共同生活的空间。也就是说，它与“个人—家庭—社会”的伦理关系是同构的，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物化体现，因而，这是一种附合人性的建筑（这是因为它们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某些理念），与其相比，现代建筑则使人陷入一种囚徒般的生活——每个人被分割在封闭的空间里，楼房里没有公共场所，人们通过在空中乱舞的手机信号来传递信息。现代建筑表明了人类智慧的枯竭，人类没有找到一种安顿自身的更好的方式，但他们却对前人的智慧不屑一顾。
我和Kim见到的却是另外一个上海，那里到处是残垣断壁。这样的景象与其他城市的拆房工地如出一辙，因而对它们的描述在此可以省略。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一座石库门，门楣上写着某某里或某某弄，我们会喜出望外。走进去，会有一条悠长的老弄堂，带着所有旧日时光的讯息出现在面前——那些永远滴水的晾衣杆，坐在竹椅上看晚报的老奶奶，放学排着队在弄堂里弯来弯去的学生们……一个弄堂有时会牵引出好几条弄堂，而所有的老房子，都阵列在那里，等待着时间的检阅。然而，弄堂的尽头，必定是一堆砖瓦的废墟。所有弄堂的终点都必将是废墟。这几乎使我们所有的怀旧之路都成为断路。我们无论往哪个方向走，最终都将与废墟相遇。废墟虽然丑陋，但在这个世界上，它们比那些精致的老房子更受青睐。所以它们在城市经络细密的肌体上，像牛皮癣一样肆无忌惮地疯长。
在老西门附近，遍布着废墟的迷宫。那些尚未拆除的弄堂，依旧沉浸在自己的章节里，提供着旧日生活的示范。显然，与老房子相比，废墟、垃圾和工地更加理直气壮，它们仿佛得到了未来的授权，来宣判旧日生活的死刑。上海，市井中的温柔乡，即将失去它最后的布景。它们今后将成为摄影棚里的假景，来呼应我们的怀念与想象。
二零零五年八九月间写
九月九日完成
《再见，老房子》 第二部分夜与昼(1) 天津：夜与昼
祝 勇
一
夜色把天津修改成另一座城市。Kim和我在夜幕里潜入天津，这使她有了一种做梦的感觉。她把这里称作“goast town”，意思是“鬼城”。晚上七点，街上却没有人，一百多年前的老洋房肃立着，斑驳的基座与廊柱在经过彩色灯光的包装之后，呈现出怪异的表情。那灯光显然经过了一番设计，很像马戏表演时的灯光一样灿烂、妖媚，与古旧的街道极不相配，但它增加了整条街道的超现实感。这样的氛围可以使一个人的血流加快，身体变轻，意志在假设的抵达中迷失。Kim说她以为自己回到了波士顿，即使在波士顿，也见不到这么多的老洋房。
解放北路两边罗列着许多具体的房子，但这条道路是抽象的，灯光、广告、电动旋转门……那些彼此交叉的异质符号使这里变得离奇，我们看到了时间的叠加效果，如同在一张脸上同时目睹了它的青春期和老年。我没有在那些石头房子上找到西洋钟，即使有，它们也会指向不同的时间。时间总是比空间更加任性，但在此刻，夜色掩盖了道路的边界，使它变得像时间一样高深莫测。我们在冬夜的寂静里走过解放北路，我们看到空间附着在时间之上一点一点地呈现。这是地图上标注的那条道路吗？我有点怀疑。解放北路似乎已经断绝了它与我手里那份天津市交通图之间的联系，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址，而只是梦中的布景。Kim坚持认为，只要从前边的街角转弯，她就能找到波士顿那家熟悉的咖啡馆。
只有少数人在夜间穿越这条街道。他们乘坐豪华的车子，在西洋古堡式的饭店前停下，侍者以雪白的手套为他们打开车门。周围的洋楼大都被大的银行和公司占领，下班以后，里面一片漆黑，只有饭店里灯火通明，外人只能透过灯光闪耀的大门窥视里面水晶宫般的华丽，总有人会出现在这样的城堡里面，像小说里的公人主，但永远不会是他们自己。那些人应该是一百年前的人，他们的身影一闪就不见了，只剩下空荡荡的旋转门，依然凭借惯性缓慢转动。
二
但在白天，这完全是另外一条街道，它吵嚷、喧嚣、拥挤，它是许多人上班、上学、办事、购物、吃饭、赶火车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这一条道路上重叠着许多条道路，那些道路彼此磨擦、碰撞，甚至大动干戈，于是，这条老街也变得益发暴躁、怪异和不可理喻。白天的解放北路是一条现实中的道路，与天津市任何一条道路没有区别。出租汽车司机对于天津的道路怨声载道，他们希望这座城市能够进行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造，好让它彻底脱胎换骨。
解放北路已列入保护范围，但司机们也将如愿以偿，在与解放北路几乎平行的大沽北路上，拆迁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那条道路正在变成肢解洋楼的现场。那些老房子至少已经在那里站立了一百年，如果没有经历这次大规模围剿，它们至少还要站立一百年，或许更久。但是现在，拆房者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只争朝夕，坚硬的石头已经放弃了抵抗。窗子消失了，雕花被砸掉了，立面倒塌了，如果运气好，还可以看到裸露在外的壁炉，正面对着虚拟的客厅发呆。房屋变成骨架、变成平地，我仿佛看见时间在倒退，回到建造它们之前的年代，只是搬家公司的广告像病菌一样在老房子体内迅速繁殖，使有关时间的想象大打折扣。
在这里，白天表现出对于夜晚的尖锐的敌意，它用凡俗、琐碎、阴霾的生活来瓦解夜晚的浪漫、诡异和明亮。它是梦想的敌人，用越来越多的挣扎者充填那些童话里的城堡，以此来改变那些精致房子里的生态环境，并且最终因此而取得了毁灭那些房子的理由。白天的这一策略取得了成功，它让我们目睹了老房子里的肮脏、拥挤和混乱不堪，并把一切罪过推卸给老洋房本身，尽管这些房子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远比那些新建的“火柴盒”高明许多。
《再见，老房子》 第二部分夜与昼(2) 三
冯骥才写道：“一百年来，天津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入口’。一个是传统入口——从三岔口下船，举足就迈入了北方平原那种彼此大同小异的老城文化里；另一个是近代入口——由老龙头车站下车，一过金钢桥，满眼外来建筑，突兀奇异，恍如异国，这便是天津最具特色、最夺目的文化风光了。”（《小洋楼的未来价值》，见《手下留情》，第十八页，学林出版社，二OOO年版）舟船与火车，是代表两种文明的最佳意象，前者悠缓、松驰，心不在焉，后者迅猛、强烈、不容分说。与它们相连的，分别是稳定恒常的传统街巷，和刺激晕眩的西洋风景。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生活形态，它们被不同的性质的房屋所区分。然而，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异质生活的空间秩序在大革命的狂欢与苦难中土崩瓦解。人口以爆炸的速度迅速塞满所有的房屋，此时的洋房已经成为集体宿舍，它仅能作为实用的居所存在，而所有与实用无关的事物均显得多余和奢侈。某种只能在洋房里滋生的生活被正式取缔，人与建筑之间的相互选择关系至此结束。
大沽北路记录着老房子的此类履历。在这里，洋房早就开始被迫接受肮脏隐晦、混乱不堪的生活，包括赌博、醉酒、偷情、吵架和揩油。尽管这里面也有欢愉、兴奋以及邻里间的相互依靠，但它们混淆了老城与租界的空间布景，它们应当寻找与其匹配的空间，并在那里挽留他们的人伦关系。生活与房屋的这种粗暴组合只能产生一种荒诞效果。
面对凡俗生活的过度发情，老洋房表现得比较克制，在更多时候，它们冷静面对世事的迁徙，即使人们把这种生活视作乐园，它们也并不发表不同意见。
四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类型的洋房聚集在同一座城市里，仿佛一场华丽的盛宴。Kim也没有，她去过意大利，她说意大利最好的老房子大多是公共建筑，比如教堂，而住宅并不比天津的好。天津像是一座建筑的仓库，表现出对于漂亮房子的某种贪婪。学习建筑的人甚至不需要游历世界，只要到天津就够了，天津为他们准备了一部有关建筑学的加厚辞典，它的十字路口仿佛变幻无穷的神秘暗道，为我们提供通往异国的最便捷途径。
十九世纪，在清廷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之后，天津开埠，英、法、美、德、日、意、俄、奥、比九国租界开始形成。每个国家都选用最好的设计师建造租界建筑，以炫耀自身的历史文化。对于这些建筑，有人曾作细致描述，现录于下：
在天津的小洋楼建筑中，罗马式建筑采用券柱，增加构图的曲线，其运用也并不局限于房屋的支柱，广泛运用于门窗的装饰；多变的巴洛克建筑风格，更加强调其变化之美，运用其夸张变形的手法，强调建筑表面的凹凸变化，富于动感；意式风格的反映，则主要以科林斯柱式（Corinthian）的柔美加以强调，突出华丽之感；俄式建筑则以浑圆饱满、富于生气的葱头穹顶见称；另外还有折中主义风格、浪漫主义风格、希腊复兴风格等等。
在柱式上，除一般传统应用的陶立克柱式（Doric）、爱奥尼科柱式(Ionic)、科林斯柱式(Corinthian)、塔司干柱式（Tuscan）和复合柱式(Combosite)五种以外，又发挥和发展了如螺旋形柱式和磨砖砌成的柱式等。在柱式的组合方面，西洋古典建筑常用的壁柱、列柱、旋柱、倚柱等都可以见到。
天津小洋楼的另一特色在门，尤其是大门的处理上，特别注重了门的使用功能和与主体建筑的协调。不论是古希腊建筑风格的公共建筑，或是荷兰民居风格的住宅，以及一般民宅都有自己的特点。在窗的处理上，通常把凹凸的线条与雕饰巧妙地结合运用，使建筑物的外檐更加和谐、深邃。外檐上的花饰、浮雕也很统一，主要集中在山花、檐部、柱头、旋洞、门套等部位，犹如一组精美的艺术品。各种因素的形成主要是其历史人文使然。
同时，由于与西方古典建筑相比，天津小洋楼形成年代较晚。设计师们在作品中往往省去了一些繁琐的传统装饰，又利用当时建筑材料的特点，吸收了当时的流派做法，创作出简洁大方、婀娜多姿的空间造型，不仅有力地表现了建筑的整体艺术效果，而且把历史人文与整个城市的居住空间装点得起伏有序、优雅别致。（马千：《北京有四合院 天津有小洋楼》，原载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二日《北京青年报》）
清末学者孙宝瑄在他的著作中对天津洋房津津乐道，在他的《忘日庐日记》中，赞美之辞不胜枚举。其中光绪二十九年（公元一九零三年）日记中，对它们作如下描述：“盖纵横曲直，高楼峻宇，皆西国模制，无稍稍闲杂。殆与游欧洲街市无异，上海所不如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政局多变，各种身份显要或特殊的人物，从各地来到天津租界这块‘超然世外’的空间里建造住宅别墅。”（冯骥才：《小洋楼的未来价值》，见《手下留情》，第二十三页）其中不乏国亲国戚、总统督军、富贾明星。“这些沿续着租界风格建造的小洋楼却不再严格遵循外来的样式规范，而是依从它们中国主人的口味与习惯，并信由中国的设计师们随心所欲地改造，致使各国租界晚期建筑彼此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一种津地所独有的小洋楼风情便悄然形成。”（同上）
孙宝瑄一厢情愿地把天津的西式建筑置于上海之上，但天津人似乎对此并不领情。更多的人对于这种虚拟的旅行不感兴趣，他们考虑的是如何避免堵车这类迫在眉睫的问题。人们已经习惯于考虑这样的重大问题并在这样的深思熟虑中度过了几十年。我问询的十个天津人中有九个表达出对于城市建设现状的不满，认为天津几十年没有变化，比起深圳、上海甚至北京，都远远滞后了。这个时间差令他们感到焦灼不安，他们希望这座城市更加时尚，能够给他们一点兴奋、自信甚至野心；现在的问题是，当一只钟表与其他钟表出现时间差异时，我们无法证明谁的时间更加正确——如果真有一个“绝对正确”的客观时间的话。那个先于钟表出生的时间此刻正逗留在什么地方？连表针自己都对那个“正确时间”毫无知觉，因而，在核对时间的问题上，似乎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理由。或许，所谓的正确时间，不是存在于人们的想象里，就是存在于某种话语霸权里，但它们并不可信。
《再见，老房子》 第二部分夜与昼(3) 五
道路把我们引渡到意大利建筑群中——现在叫“一宫”，在火车站附近，自由道、进步道、民主道与民族路等道路在这里纵横交叉，对那些房屋进行排列组合，使这些单体建筑彼此有了暧昧的联系。尽管同为意式风格，但这些老房子的形制却各不相同，几乎没有一座是重复的。这让我唏嘘不已，更令Kim大开眼界。那些房屋酷似衣服，每一个部位都有着精致的尺寸，并且，残留着主人的体温。只是，换幕的时间到了，所有人都应退场，建筑博物馆正被改装成建筑殡仪馆。
所有的洋房都被写上“拆”字。我没有数过，估计有一百个！一百座洋房，与一百个“拆”字，形成一种怪异的对偶关系，仿佛那些房子在经历百年风雨的老宅，等待的就是这个字的终审判决。粗糙的字体成为对精致的建筑莫大挖苦。Kim和我都不相信这是真的，不相信在二十一世纪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定是在梦游，是恶梦混淆了昼夜而不合时宜地现身。或许，这更像是一件胆大妄为的行为艺术作品，一种政治波普，创作的目的仅仅是使我们受到惊吓。此时我们的惟一希望就是尽快寻找一条梦的出口，我们出来，把梦关在里面。
但是我们分明目睹了那些建筑的伤口，残垣断壁成为对这些老洋房命运的最佳注释。Kim到中国四年，她记得最牢的一个汉字可能就是“拆”，因为她有许多义务老师不辞辛苦地把这个字放大到墙上。它是这个时代最为简捷的口号和动员令，有着不可置疑的权威性，因而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但它同样是脆弱的，因为它从来都是孤立的，没有来龙，也没有去脉，没有注解，没有语言环境，所以，它的锋芒必将伤害自己——无论它书写得多么巨大，最终都将被人们无情地拆去。
六
无须邀请，我和Kim可以自由出入于任何一座老洋房里，这是这次拆除行动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好处。我们可以把自己设想为房子的主人，幻想着自己循着弧型的楼梯上上下下，出现在任意一个房间里的情景。晴朗的夜晚，月光可以透过百叶窗射到地板上，并且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在地板上懒散地爬行。房屋里的一切在我们的想象里复原，所有的家具都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花朵在客厅里盛放，厨房里的餐具一尘不染，可以在月光里做任何事情，比如聆听留声机里的咿哑歌声，或者期待一个分别已久的人在寂静中突然揿响门铃。但是在这废墟式的老房子里，这样的想象显得有些步履维艰，所有消失的事物必须经过那些摇摇晃晃的楼梯才能得以恢复。大部分楼板已经消失，站在一楼的门厅里，目光可以穿透数个楼层而直达房顶。这使得那些贮藏在老洋房里的复杂生活早就跌落下来，粉身碎骨，垃圾站成为收容它们的最佳场所。为了选择拍摄角度，Kim要上演高空杂技，从最后几根木梁上走过。我们的脚步和视线受到了最大的限制。我们已经很难与老房子和解，在经过拆除者苦心孤诣的篡改之后，老房子变得冷酷、诡异和莫测，对来访者表现出十足的敌意。它们已经成为幻想的敌人，对未经允许的幻想发出警告。
所以，当我们出现在这些老洋房里的时候，我们的动作并不优雅，而是显得有些笨拙和难堪，有的时候甚至要手脚并用。仿佛蓄意报复，老房子把我们折磨得灰头土脸。它们只对老鼠们提供优待政策，老鼠们在老房子的鼓舞下纷纷安营扎寨，打造它们的安乐窝，它们的步态远比我们绅士和敏捷。我们目睹了老洋房最难堪的部份，因而我们理应受到惩罚。被砸烂的窗户好像被撕裂的伤口，阳光大面积地漫溢进来，像聚光灯一样，使洋房里的垃圾无处躲藏。到处都是旧物的尸体——那些不洁的洁具，以及残疾的桌椅。
一些最精致的器具变成最肮脏的垃圾，是谁具有点金成石的僻好？它们曾经受到过贵宾级的对待，即使在这座空气清新的海滨城市里，它们每天也要被擦拭许多遍。在那些地板消失之前，它们曾安然无恙地呆在原处，仿佛生活品质的鉴定者，忠于职守。但是自从与拆除者蛮横的工具遭遇之后，它们的骄傲就变得无法维系。它们被分散、转移，无法转移的，就会得到功割机的特别关照。现在，它们肮脏、散漫、无用，仿佛一群词语，在脱离语境之后，再也无力发表任何宣言。这使我觉得有些荒诞，我指的并非这些不堪入目的洋房，而是我们自己。我们有关艺术的所有努力，居然都是建立在废墟和垃圾之上，垃圾不仅诠释了老房子的命运，而且界定着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体从垃圾堆上穿越，从中寻找着自己所需要的灵感。我们的工作性质与整日埋头于垃圾堆的、满身垃圾气味的那些专业垃圾工作者没有本质的区别。
尽管如此，Kim和我，对于垃圾还是有着不同的理解。她对垃圾充满敬意，它们曾经是某种理想生活的代表，语境的转换改变了它们的语义，它们狼狈不堪，充满敌意，但她试图在想象中，把这些词语的碎片拼接起来，恢复昔日的光泽。即使在瓦砾堆中，她仍然能够将某些特别的词语捡选出来，反复欣赏。比如那些老的梁木、厚重的雕花门板，以及造型别致的长窗，她说，在美国，它们是最昂贵的建材，比那些新的材料要贵许多倍，因为它们从材质到工艺都是最优秀的，现在的建筑构件无法比拟。如果把老房子比作一个高贵的家族，那么这个家族的任何一个成员都不是寻常之辈。但是，在拆除者的战俘营中，任何身份高贵者都无法得到赦免，甚至于，它们正是因为自己的身份高贵而获罪，而那些相貌普通的火柴盒式民居，却始终安然无恙。
《再见，老房子》 第二部分夜与昼(4) 七
在千疮百孔的老房子里嗅到煮饭的芳香令我们惊异无比。在这样的废墟里面，居然还有人在生活。那显然不是一种理想中的生活。那种生活与老房子的精致古雅无关，雕饰花纹的风格解决不了他们生活的窘困。老洋房对于他们来说，仅仅是一个栖身之所，与街巷里某些鬼鬼祟祟的私搭房没有本质区别，甚至更糟。一些木板被用于遮挡那些被砸坏的部分，使它至少从里面看不那么令人难过。这并非因为他们对过去生活的顽固偏好，而是因为他们无处可去。在这座房价昂贵的城市里，他们无法找到收容之所。拆迁补助在经过几道贪婪的手之后已经所剩无几。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进他们生活空间，客气地向他们致意，尽力保全着他们的自尊。但一个外国女子的到来显然使他们感到不适，因为在重视礼仪的天津人心里，这种光顾已经超出了他们的心理尺度。
有人用驱逐的方式来维护他们的尊严，也有人努力地清理出一处干净的地方，让我们坐下。这使我们有机会打量他们的生活。陈旧的家具用最紧凑的方式罗列着，像一堆未经推敲的词语，笨拙地搭配。它们并非刻意阻拦我们，但穿越它们还是需要陪加小心。老洋房维持着一种最低限度的生活，这对它的制造者堪称莫大讽刺。在这里，审美早已变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遮挡不严的窗户，能否让他们安然度过这个冬天。
房屋与生活以一种极其脆弱的方式粘接着，这显然违反了房屋的本意，也与生活的设想无关，但不知什么原因，事情就弄成了这样。总之，生活已经同房子一起变得破烂不堪，无法挽救，像经历了一场相互戕害的婚姻。这里将不再是浪漫、童话和奇遇出没的场所，那些呼啸而来的钢筋水泥将把它们彻底埋没。
八
不知是否有一种物质守恒定律约束着这座城市，否则创造一些事物，为什么一定要以毁灭另一些事物为代价？在老城旁边另建新城这个老生常谈，难道真的不是一个万全之策？迁移行政中心固然成本高昂，但有什么能比毁灭文化遗产成本更高？人们在一座城市中本该目睹时间的进程，房屋是时间的量具和物质载体，但人们在拆除房屋同时也拆除了构成时间的逻辑关系，使城市不再处于一个时间链条上，而永远成为一个断点，孤立无援。这使城市的任何表象都显得无比突兀，来路不明，形迹可疑，飘忽不定。天津是一座奢侈而任性的城市，它通过摧毁昂贵的事物来获得快感。
许多人正致力于取消天津的独特性，欲望正在以广场、商厦、立交桥、商品楼的形式瓜分这座城市有限的空间，而老房子则只能成为它们的猎物。这些洋房仿佛精心制作的佳肴，刚好适合它们的胃口。只有少数的幸存者，比如解放北路，但它们不会使我们感到幸福，相反，只能见证我们的伤感与哀恸。
二OO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
二OO五年三月一日改
《再见，老房子》 第二部分被篡改的地图(1) 西安：被篡改的地图
祝 勇/著文 [美]Kim Roseberry/摄影
一
【《明清西安词典》】西安地方志丛书之一，西安地方志馆编纂，张永禄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三十二开本，精装，一百一十三万字，一九九九年十月第一版，定价：八十元。
我在西安古旧书店发现了这本书，在一堆红红绿绿的打折畅销书中。这本外表朴素的辞书将带我走进明清时代的西安。书前附有《清西安府图》，城垣寺庙、坊里街巷、书院社学、署馆宅第一一标注得清楚细致，让人依稀可以听到那个时代的声音。目录正文一律以小五号字排印，密密麻麻，却分列有序，指点着我的纸上旅行。我曾经六次到过西安，对于在大街小巷中穿行充满偏爱，但我对于这座城市的了解在这六千多个陌生的词条中消失了。它们描述的几乎是另外一座城市，与我脚下的这座城市仅有几处相同的地名，除此之外，我对它一无所知。时间的冲突清晰可见，一百年前的城市，对我而言已形如迷宫。它两千年的深度更使我的旅途变得焦虑、暧昧和离奇。只有那张脆黄的、即将从书页上脱落的地图让我嗅到了那座城市的味道，浮动在阳光、薰香、衣料与尘土之上，与目录中每一个单词有着隐约的联系。那些费解的语词如同布满缺口的街巷向我发出邀请。从书店出来，我开始企图穿越那幅地图，偷渡到它所描述的城市，为此，我需要选择一个显而易见的入口进入那座城市，就在这个时候，我抬头看见了如同佛像般端庄的鼓楼。
二
【北院门大街】明清西安街名。位于府城西门大街东段路北鼓楼之北。原为隋唐长安皇城内殿中省、左武卫与尚书省所在地，唐末以皇城改筑为新城后逐渐为居民坊巷。明初洪武十三年（一三八O年）修建鼓楼后即形成此街。南北纵街，南起鼓楼，北抵巡抚署“北院”。此街因在“北院”门前，故称。解放初称北院门街，并延伸至鼓楼南到西大街，今简称北院门。
有位老人正乜着眼睛端详着过往的行人。我想，在鼓楼的前面，应该有这样一位老人。老人在这座城市里变得稀有。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年轻人，穿着时髦的衣服，把头发染成各种鲜艳的颜色。与他们相匹配，这座城市也越来越年轻，大街周围的许多高楼大厦的历史最多不超过十年，换句话说，在这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里寻找一座一百年以上的老房子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外表古怪的新事物正在扩大它们的地盘，比如鼓楼前面巨大的麦当劳“M”型标志，就已经证明了美式装备的战无不胜。
几天以后，我们在柏树林街的老房子里见到了真正的老人，他们躲在过去的生活里，很少出来。只有在天好的时候出来走走，头顶的光线中还混杂着过去的尘土。对于这座古城而言，老人应该成为最好的装饰，在他们心中，埋伏着许多过去时光里的秘密。年轻人对此全然无知，因而他们与这座城市显得愈发格格不入。
鼓楼算得上一个真正的老人。它已经七百多岁，皮肤已经开始皴裂、枯萎，但它身体内部的气脉依然如故，并试图以此证明老事物存在的合理性。从鼓楼的门洞穿过去，就到了一百年前的西安。所有隐蔽在那幅古地图背后的事物全都显现出来，带着迫不及待的杂音，交织碰撞着，突如其来。
尽管有几幢形迹可疑的新房子，鼓楼身后的北院门大街约略保持着从前的模样，至少，在狭窄拥挤的街道上晃动的烤肉的炭烟味道与从前是一致的。气味从来都拒绝表述，嗅觉更不能推广、转移或授予别人，但它可以遗传，也可以帮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安然地抵达过去。
无法背诵出各种小吃的名字，它们有着与食物本身一样鲜艳的色彩。陕西人喜欢色彩鲜艳的事物，色彩鲜艳的皮影、剪纸、年糕、衣饰，明亮高亢，与灰黄的街道形成对比。因而，它们往往比气味更加先声夺人。那些事物中蕴含着它们严格的色彩美学，成熟、稳定，在这一点上，与那个正在变得富贵庸俗的新城市有着本质的不同。
北院门大街自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起，经历过一些改造。对东大街、西大街这条东西干道的改造也同期进行。但在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里，北院门大街依然显得不够与时俱进。一旦这几条仅有的古街摆脱了与过去的联系，整座城市就会从历史的背景上松脱下来。所有传奇都将成为无耻的虚构，而那些关于所谓古迹的导游词，都将成为一场并不高明的骗局。
鼓楼也要成为兵马俑式的展览品了。二OO五年一月，我和Kim来到这里的时候，鼓楼广场的兴建工程正在准备之中，鼓楼西侧已经被拆得一片狼籍，北院门大街与鼓楼衔接处的老房子也正被拆除，那些靠近鼓楼的摊贩不得不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营生。我不怀疑这里将变成一个干净整洁的广场，有绿地和喷水池，而那些埋伏在拥挤纷乱中的寻常生活，将被作为文明的对立面而予以革除。
《再见，老房子》 第二部分被篡改的地图(2) 三
【柏树林】明清西安城街名。位于府城东门大街中段路南端履门大街之南。在原隋唐长安皇城东南隅文献皇后庙处。唐末韩建以皇城改筑为新城后，渐为居民坊巷。南北纵街，北接端履门大街，南抵南城墙。自宋以后，此街南段路西临近文庙。明正统（一四三六——一四四九年）年间，西安知府孙仁益在文庙四周广植柏树，此街由此得名。今仍沿称。
柏树林拆迁工程使我看到了一百多年前的老房子，那些被低矮杂乱的简易房遮蔽的部分逐一显现。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为此我似乎应对这些破坏行为心存感激，否则我将与这些老房子彻底无缘。如果时间赶得巧，我还可以目睹一座完好如初的旧宅，砖雕、窗栏板无一损坏，仿佛刚刚建成，表达着它永不消逝的决心。但这只是我的幻觉，它将在我下次到来的时候变成一片瓦砾。在原来砖雕的位置上出现的，将只有一片污浊的尘埃。那座旧宅将只存在于文字与胶片的描述里，而那条即将面目全非的崭新马路，将对我们的描述理直气壮地提出置疑。
在西安的日子里，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去一次柏树林，并且与柏树林的居民成为朋友。这使我们精确记录了拆除过程。我可以把拆房当作建房的逆向过程，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摆渡到一百多年前的时光。那些在废墟中裸露出来的梁柱约等于刚刚安装上去的木材，甚至连漆色都没有太大变化。柏树林街四十五号，梁架上巨大的雕花令Kim和我大吃一惊。当地人把它们称作“辟邪”，有阴刻阳刻两种花纹，安装于梁架之上，当房屋建成之后，它们便被遮挡起来，没有人能够看到它们。它们在隐蔽中保护着房屋的安全，而它们的重新出现，则意味着房屋的劫数到了。
拆迁工地正在变成传授中国古代建筑知识的课堂，梁、柱、檩、枋都按照最经典的方式排列组合。由于西安地处秦岭以北，取材方便，所以西安的古建筑以木土结构为主。长短不同的木材按照事先确定的契约彼此沟通联络，在各自经过回环曲折的旅程之后联结在一起。来自不同方向的力量彼此制约咬合，形成一种超强的稳定力量，即使再过几百年，这样的老房子也不会倒塌。倒塌的只有中间的隔墙，因为它不具有承重的功能，所以墙倒之后可以随时重建。“这些房屋的架子都是一个个活的结构，它们是通过榫头联接在一起的，各种材料相互之间有许多的缝隙和和宽容度，且质地柔软，彼此不会势不两立，随时可以妥协、调和、谦让；仿佛它们是有生命的活物，能够应合着天地的变化而自动调整与地面的角度、关系，使之与自然界更和谐。”（于坚：《幸存之城》，见《于坚集》卷四，第一三四页，云南人民出版社，二OO四年版）如果那套构架在历经风雨之后变得倾斜，那么，选择一个合适的角度，用一根扛子就能把它们顶正。从老房子的骨架中，我看到了它们与时间对抗的密诀。
西安的老房子许多是四合院，与北京四合院不同之处在于，它两边的厦房（厢房）通常向内缩进一间屋子的距离，使院落变得紧凑狭长，站在院落里，只能看见正房的中央部分，而正房的两翼，则藏在厦房的后面，这是中国民居根据气候作出的应对。正房、厦房均有台座，距离门口四尺半，可以摆下一张矮桌，顶檐为一面坡，也几乎伸出同等宽度，为坐在台座上的人遮风挡雨。于是，台座就成为室内与院落的中介者，一种十分巧妙的过渡性空间。这样的设计以视觉的形式传达了某种人际关系，使房屋的社会学价值得以确认。
站在街上可以看见屋顶的火檐墙。作为一种防火隔墙，与江浙的马头墙不同，西安的火檐墙几乎都是锯齿形状，并且墙檐不是凌空飞出，而是有一个垂直的收尾，戛然而止，终结处的上端，常见几何形装饰，或方，或圆，或作云钩形，全是用雕花青砖砌成的。于是，隔墙的实用性在建筑的表面神奇地消失了，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幅形态不同的雕像，在高处，双手难以企及的距离之外。
四合院的院门也有固定的形制，与北京四合院的窄大门相近。上有坡顶，考究一点的，会在门楣上雕刻花纹。坡檐下有一块竖板，曰“档”；棚顶的内部木饰，曰“横”。门由门饰、门框和门扇组成，下有门槛，用内外双层的门墩石卡住，门槛是活的，如有车子通过，可以将它提起、取下。一位老人为我们演示了取下门槛的过程。倘若以老房子为主题发明一种儿童积木，一定十分有趣，我相信其中包含的悬疑与机趣能够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并使他们得到教育。
现在，被脚步磨平的台座即将成为马路的一部分，房屋和居住者都不知去向，曾经细致排列的青砖，将被作为垃圾运往农村的处理场。那些纪律严明的建筑构件将如同解散的军团一样呼拉一下消散在野地里。环卫工作者将为如何最终消灭它们而感到头疼。
《再见，老房子》 第二部分被篡改的地图(3) 四
【高家大院】西安市柏树林街兴隆巷四十二号的“易俗社”创始人高培支先生旧居。建于清朝末年，坐北朝南，为三开间三进院落，院内两侧的厢房都是“房子半边盖”的典型陕西民居特色，过厅为硬山明柱出檐式，且前后、东西相向对称，上房为硬山明柱出檐二层楼房。二道门为三开门，即正门带两个偏门，门楼砖雕精美，除花鸟竹木之外，“平为福”、“苍竹”等字如浮空中，与白纸窗棂相映成趣。
在前往高家大院之前，我们先去了另外一座古宅。它隐蔽在暗处，如果没有吴震、夏晓雷、李乃棠这几位热情的老人引领我们穿越这片复杂的地形，我们不可能目睹它黑暗的近于不存在的脸。但是在看到它的第一刻，我就意识到它与那张地图的某种呼应关系。（《清西安府图》于光绪十九年十月由中浣舆图馆测绘，这幢古宅在那时早已存在。）只有将它们互相参照，我们才能完成对于那座古代城市的想象。
这是一座二层建筑，是一座四合院的正房。西安许多四合院的正房都是二层的，有的还有中西合璧的装饰。吴震说，是岳吉力恒的太祖父建造的这座院落。一九O二年，著名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的弟子岳吉力恒就出生在这个院子里。它原先是一个二进院落，后面还有后花园，但是那些环环相扣的院落结构已不复存在，只剩下这座正房。正房是纯木结构，装饰全部是中式的，槅扇裙板上的雕饰清晰如初，只是二楼的栏杆已经消失，整个框架也已显得疲惫松散。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历史符号，它行将消失。一些丑陋的现代房屋正在围拢过来，在它身边窃窃私语，密谋着如何挤占它的空间。紧挨着它的一座红砖楼是其中的首领，据说它是某一文物单位的居民楼，是它提议拆除这座性格孤僻的老房子，为这家文物部门再添一座崭新的大楼。在红砖楼的威胁之下，老房子里的居民早已离开这是非之地，没有人气的木构房屋存活不了多久，遭到背叛的老房子已经走到自己的末路。
在这些楼房的包围之下，老房子无路可逃。它整日生活在高楼的阴影中，使那些细致的雕饰暗然失色。本来那些木制造型在不同时间的光线中可以呈现出种种微妙变化——比如在上午九点，阳光刚好从东厦房的肩头上斜照过来，将院中古柏的影子拉长到西厦房的柱础上，此后那影子连同房屋廊柱的所有影子始终处于运动之中，直到正晌时分，仿佛一直躲在暗影里等待显影的底片，正房户牖栏杆上的鸟兽花草显露出最为清晰的身影，每一个精心酝酿的细节在这样的光线之下都会显得异常激动，而这样的影像在下午又将慢慢褪去，直到傍晚六点，光线从飞檐上消失，整座院落又晦暗之中，紫气在院子里流动——但日益逼近的楼房取消了这种可能性。它们的策略是先把老房子变成死物，再一步一步进行肢解。
文物部门成为这栋老房子的最大敌人，这是我们经常遭遇的黑色幽默。而普通居民，却成为老房子的守卫者。吴震先生自己花费几千元，才通过“关系”获得柏树林的测绘图纸，他并非文物工作者，却对柏树林的民居进行了详细的调研，对每座房屋的历史都了如指掌。（拆除化觉巷安家大院的时候，安家的后人也自行将化觉巷全部测绘一遍。）他们甚至从韩城买回许多古建构件，要求政府准许他们自行修缮和保护老房子，因为他们愿意生活在自己熟悉的氛围里，愿意与邻里低头不见抬头见，而不愿意去住三室一厅。但他的要求至今无人理睬。他们对那些房子充满理解，或者说，他们与老房子是一体的，离开老房子，他们就像根须离开土地一样无法生存。（辛亥革命后，陕西军政府大都督张凤翙要在柏树林置房，就遭到柏树林住民的一致拒绝。）
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柏树林西侧的高家大院。与只剩下一座单体建筑的岳吉力恒故居比起来，高家大院的整体结构完好无损，在已经没有几座完整的古宅的西安，它完全像是一个精心炮制的幻影。但它的美仑美奂不能成为它躲避恶运的理由，一个正在挖掘的巨大的地坑将成为吞噬它的陷阱。古宅的居住者开始动用一切手段捍卫他们的权力，并且据说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涂在墙上的“拆”字也被暂时沫去，但是，那已经张开的大口是否能够善罢甘休，却是很值得怀疑。一座现代化的大楼已经呼之欲出，尽管它们通常以华丽的广告词粉饰自己，柏树林的老住户们却对那些不土不洋的高楼大厦充满敌视——它们在这座城市里显得异常尴尬。它们篡改了城市的地图，破坏了城市的结构与气脉，除了给开发者带来可观的利润，它们丝毫不能为这座城市增添任何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者成为古城里的掠夺者，他们通过蚕食历史的血肉来喂饱自己的私欲。
五
【钟楼】明清西安城宏伟建筑。初建于明洪武十七年（一三八四年），在今西大街广济街口原奉元城钟楼旧址，正统五年（一四四O年）修。万历十年（一五八二年）陕西巡抚龚懋贤檄咸宁、长安两县令迁建于府城向东扩展后的城中心今址。后又经清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年）、乾隆五年（一七四O年）相继修葺。从此，钟楼岿然立于通城门四衢交汇点，形成了西安城以钟楼为中心，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向外辐射的主要城市格局。
吴震说，柏树林的老房子还不是最好的，最好的在西大街上，以及夏家什字、甜水井、四府街、东西举院巷、南广济街、五味什字、开通巷等地（开通巷就在柏树林边上，夏晓雷带我们去了那里），那里原有许多大户人家的宅子，远比柏树林的民居富丽堂皇。从《清西安府图》和二OO四年版《西安交通旅游图》中，都可以检索出以上名字，但这是两份不能对话的地图，分属于两种不同的年代，固执地使用着各自的语言。它们的口径截然不同，如果把它们强行放在一起，它们就会发生争执。从其中一幅地图进入另一幅地图是不可能的事，当我们以为自己会成功的时候，时间之手就会截断我们的去路。
譬如钟楼，依然肃立于市中心的位置，但已被麦当劳、韩国城等重重围困，而不再具有居高临下的非凡气势。站在街上，钟楼几乎是这座城市里可以遥望的仅有的古代建筑，人们把它当作稀有之物而不惜重金登临其上，但老谋深算的钟楼让所有人上了当，因为站在钟楼上，人们差不多已经不可能再看见城市里的任何古迹了。钟楼为他们的视线制造了盲点，当他们试图生发思古幽情的时候，他们将只能看见一个拔地而起的新兴城市，而那座金戈铁马、风雅流丽的古都，已经在他们的脚下悄然消失。
二OO五年一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
《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插图(图)(1)
《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插图(图)(2)
《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插图(图)(3)
《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插图(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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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作者照片图(图)
《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看不见的西关(1) 广州：看不见的西关
一
小姐的闺房在二楼，顺着陡峭的楼梯上去，便可嗅到淡淡的脂粉味，与西关大屋的华美相匹配。其实，整幢建筑从脚门开始，就处处显示着它的尊贵。门板上的木雕是宝瓶图案，瓶里的花朵开放得一丝不苟。窗子是套色花玻璃样式，它使这座城市里并不明媚的光线在经过它的修饰之后变得活泼可爱。穿过天井，踩着地板上五颜六色的光斑走进内厅，可以见到名贵的酸枝家具，墙上则是快要生出霉菌的字画。不中不西，中西合璧，恣意的奢华、任性的讲究，在这样的房子普遍盛行。楼梯上响起空洞的脚步声，闺阁里的少女在等一个人来。她们在打扮上已经开始逐西，内心却依然守旧。她们在闺阁里守着自己的小心思，不肯轻意说出来。人们把她们称作“西关小姐”。她们的长相大抵相仿，细弯的眉毛，小巧的面孔，映在稍稍变形的镜子里，像月份牌上的“小明星”邓曼薇——床头的留声机里正放着她的《水晶帘下看梳头》。那声音咿咿呀呀，若有若无，仿佛空气里有气无力的雨丝。晦暗的日子里，她们会对着镜子打量自己，构思着自己的故事。没有一个作家把这些故事写下来，所以，我们至今无从知晓它们的内容。西关大屋严守着她们的秘密。我走上二楼，看到六十年前的小姐正缓缓站起身来，脸上挂着幽秘的笑容。
二
西关大屋在一百多年前就有了。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就有富商巨贾和洋行买办在这里修建住宅。“在民间的传闻中，西关大屋的兴建是很夸张的，青砖墙铺砌所用的不是水泥，而是以糯米饭拌灰浆，所以砌出来的墙没有一丝缝隙，砌好砖墙之后还须在外面再贴一层水磨青砖，这种面砖贴上去之前就要先用人工打磨，所以西关大屋的青砖墙永远是平滑的。青云巷通常连着小门。一间大屋大得里面还可以有小巷子，小时候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大了。据说这些大屋里面的青云巷的功用在于营造穿堂风、方便仆佣出入。”（黄爱东西：《老广州》，第四、五页，江苏美术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所谓“西关”，就是老广州的城西地区。广州城墙未拆以前，有东南西北四座城门，便有东关、南关、西关和北门四个城关区域与之呼应。民国时期，这里散落着七个小区，分别是：黄沙、陈塘、逢源、长寿、西禅、南岸和沙面。一九五零年，政府把它们合并为三个区，两年后再度合并为西区。一九六零年，西区和中区部分地区合并为荔湾区。西关一名，最早见于清初西关长寿之西设立西关汛。
西关是真正的藏龙卧虎之地，当时十三行的洋行和商业行庄，以及富商、科举士绅的馆舍宅邸，多集中于此，最著名的就是潘、卢、伍、叶四大家族。“潘氏住在颜家巷及连庆桥附近的海山仙馆，卢氏住在十七甫，伍氏的住宅在十八甫，现在的富善东、西街就是它的两个正门，叶氏住在十六甫的占大部分。至于科举人物，最吃香的就是三鼎甲：状元、榜眼、探花三及第。当时的状元梁耀枢，住在十一甫状元第；榜眼谭宗竣住在十二甫；探花李文田住在至宝桥。”（同上，第一五五、一五六页）西关遍布着大家族的徽记，在那些被大屋分割的空间里，老爷、少爷、小姐、丫环的故事彼此纠缠着，分也分不开。每张面孔都在叙事，从那些不同的脸上，我们可以阅读到那个时代里的欲望、不安和茫然。西关是这座城市的腹部，五脏俱全，它吞吃着整个城市的营养，并且为城市的生长提供着能量。
但那些老屋很快像它们的住客一样消失了。我甚至不可能把它们当作展品，隔着护栏观望它们。广州的天气和一百年前一模一样，我把手伸向滑腻的空气，希望摸到的是一堵布满苔藓的老墙，或者一张被岁月忘却的脸。
《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看不见的西关(2) 三
龙津西路正在施工。许多蓝色围板将道路与房屋分割得支离破碎，堆土车一如既往地宣讲着它有关大乱与大治的教义。它们不断地煽动人们背弃历史，并且对背叛者许诺了若干好处。在它们背后，关于未来生活的诸多憧憬应运而生。不知道眼前这个追逐前卫的世界是否被闺阁里的少女们想象过的，但至少，西关大屋的岁月已经遥远得无法触及。过去的西关变成现在的荔湾区（荔湾区以荔枝湾而得名），精美绝伦的西关大屋变成半身不遂的高架公路、飞扬跋扈的高楼大厦和呆头呆脑的火柴盒民居，西关小姐变成穿着露脐装的时尚女郎——即使我们真能与她们谋面，我们也会感到无比陌生。尽管像陈家祠这样的旧时豪宅在这座城市里零星可见，但它们已经像恐龙化石一样稀有，它们已经失去了繁衍的可能性，因而只能作为观赏品或者布景存在，而无法与生活发生实质性的关系。历史在这座城市里已经变得支离破碎、年代模糊、地址不详，它越来越成为一种虚拟空间，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像一叠没有来头的照片，只配有最简单的说明。
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寻找有关西关大屋的线索，尤其在曾经古宅聚集的十三行路、康王南路、十八甫路一带，我们几乎走遍了每一条小巷，但西关大屋仍然杳无信讯。后来，在车水马龙的观音庙街，我们与一个拆除工地不期而遇。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去，我们在狼籍的碎砖烂石中间发现了许多木栅门和窗栏板，上面雕纹清晰如旧，被当作垃圾随意丢弃，颇有沦落之感。仔细辨认，还可以发现有一些带有卷草花纹装饰的山墙碎片混迹于垃圾之中。它们的出现反衬了垃圾的粗鄙不堪。工地、废墟以及新贵般的高楼共同组成了大开发时代的话语系统，时时刻刻以粗暴的方式行使着自己的霸权，现实中的城市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工地，它们以烟尘与噪音来炫耀自身的存在。但是那些老房子的残迹打破了它们的垄断，使它们显得简陋、粗俗和肤浅。在巨大的工地上，我的脚步瞬间就被那些老房子的构件所吸引。作为已逝岁月仅存的证词，它们代表过去发言，描述着对生活的另外设想：适意、安闲、没有紧张感，有的，只是某种恰如其分的享受。
凌乱的废墟掩盖了昨日的生活现场，我无法证实，这些失之交臂的老房子就是西关大屋。我企图透过那些旧日的门窗向时间深处窥视，但我看到的只有灰尘，不知疲倦地，在光束中舞蹈。
《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看不见的西关(3) 四
日理万机的堆土车尚未对西关一些小民居表现出足够的重视，这使那些精致的小房子得以苟延性命，它们也因此为我们提供了想象西关的旧日生活的素材，仿佛行进中的木舟上的一条刻痕，诱使我们捞起水下那把早不存在的锈剑。
西关小民居是广州近代民居建筑的基本单元。单独存在时，人们称其为“西关小民居”，纵向组合为“竹筒屋”，纵横组合，便是西关大屋。有学者将这种民居的平面特点归结为：“一、房屋纵向垂直街道，除正面外，周边与邻屋相连；二、设前、后天井各一个，面积前大后小，两者与‘冷巷’（内廊）相连。有的前天井由门前小院或街巷代替。”（汤国华：《岭南湿热气候与传统建筑》，第二零三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版）作家则对其作出如下描述：
“老广州人家，住的是一种叫‘竹筒屋’的民居，也就是现在广州话里所说的‘眼镜房’。在我的小学同学里，不少人的家就是这种‘眼镜房’。这种房子，通常不宽，进深通常在十二米以上，一进门就是客厅，一条长长的走廊，连着后面的厨厕，而卧室则在厅和厨房之间，通常用满洲窗间隔。因此在布局上看起来厅和厨房活像眼镜的两个镜框，所以这种房子叫‘眼镜房’。
“临街的‘眼镜房’，大门颇似西关大屋的‘三件头’，也有吊脚扇门、趟栊和大木门，乍一看是很容易和西关大屋混淆的，只是进行门去整个房子的宽度仅比大门的宽度略宽，里面的结构就是‘眼镜房’的格局。大木门平时是开着的，只有在全家都出门或睡觉的时候才关上。所以，只要大木门没关，屋里肯定有人，要不然就是出去买菜什么的，走得不远，等一会儿人肯定就回来。小时候时常在上学的路上隔着趟栊喊一声，同学就会跳出来，一同上学去。这种房子从前是没厕所的，在没有了‘倒夜香’（广州人管当时推车沿途惧各户倒马桶的行当叫‘倒夜香’）这一行后，常常要去公厕。”（黄爱东西：《老广州》，第八页）
出观音庙街，从文昌路上龙津中路，往荔湾湖方向走，再到龙津西路，旁边的窄巷里，如捷龙北街、鸿福大街，还残留着许多这样的民居，在成为千篇一律的新式民居以前，保持着昔日的从容，趟栊、屏门、满洲窗，一如其旧。我没有关于这些老房子的生活记忆，我对它们的最早印象来自欧阳山的小说《三家巷》，以及一部名为《羊城暗哨》的黑白电影。那部老片的许多镜头都是实景拍摄，它在无意中为我们保留了这座老城市的旧日风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趟栊，那种木条横向排列的木栅门，兼有通风和保护安全的作用，对我这个北方人而言，显得别具趣味。我在这些窄巷里又找到了很多有趟栊的房子，有小孩子趴在趟栊的横格子上向外观看，而我，则想象着他如何在这样的老房子长大成人。趟栊的格子映在客厅的地板上，像精致的刻度，随时间而变化。我相信一个在老房子里生活久了的人完全能够透过趟栊影子的变化来判断钟点。
但这些老房子终究不能被时间所豁免。斑驳的墙上醒目的“拆”字，早已为它们指明了去向——它们的终点便是观音庙街的那片荒诞的废墟，而黄爱东西书中的叙述，也将成为无法证实的梦幻。
《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看不见的西关(4) 五
趟栊宜于通风，而趟栊外的脚门，则有遮阳的作用，脚门关上时，便会阻止光线进入室内，以保持室内的阴凉。建筑学家对脚门的定义是：“在大门前附加一道矮门，它由两扇向外对开的折叠木板门组成，门高约一点六米，可遮挡人体的下部和脚；上部是格栅，有利室内观窥和遮挡街外的视线干扰。又因为此门比大门矮得多，能遮挡阳光和防止飘雨对大门下部（门脚）的侵蚀，故俗称‘脚门’。” （汤国华：《岭南湿热气候与传统建筑》，第四十七页）城市马路多变的走向，使得小巷里的房屋朝向各不相同，脚门遮阳，则显得灵活而简便。门的设计，透露了广州民居的开放性质，与有意以影壁封堵外界视线的北京四合院形成反差。
西关民居是湿热的中国南方生长出的建筑之花。它们的每一处设计都与天地自然保持着天衣无缝的呼应关系。房屋的坡屋顶、瓦垅、封火山墙等建筑构件，不仅是美的符号，而且使房屋具有了隔热的本能。房屋之间错综复杂的平面关系，使懒惰的风成为宅子里常客：
[风压通风]当室外有主导风的作用，房屋的迎风面正压和背风面负压就形成风压差。当门、窗打开，风从前天井进入室内，经冷巷从后天井出，形成“穿堂风”。 穿堂风风速一般在每秒零点八米时对人体有明显的吹风感，散热效果好。但因广州夏季主导风多为阵风，且房屋进深较大，空气流阻也大。还有，后天井开口窄而高，阵风不能一下子全部排出，部分动压变成静压。于是，冷巷和后天井之间就成了藏风的地方。阵风一停，部分静压风又变为动压往回吹。这就是“回风”。因此风压通风是不稳定的。
[热压通风]因前天井受晒面积比后天井大，受晒时间比后天井长，前天井空气温度比后天井高，空气密度比后天井小。当室外为静风时，前后天井空气密度差就形成热压差。空气从后天井流向前天井。气流速度一般是每秒零点二至零点五米，对人体无明显的“吹风感”，只有“阴凉感”。由于热压通风的成因是前后天井的空气温度差，这种温度差因天井设计而成，不受外界主导风的影响，因此热压通风是稳定的。这就是西关小屋通风的最大优点。（汤国华：《岭南湿热气候与传统建筑》，第二零八页）
这段枯燥的文字在我眼中颇具情节感，它所产生的表达效果不是文学力所能及的，那完全是一些存在于我们视线、想象和语言之外的事物，神秘、复杂、深邃。文学无法参与这样的过程，只能分享它们的结果：古旧的房子四季阴凉。炎热的天气里，西关小姐坐在自己的屋子里安静地写信，风拂动着她的纸页，那些温柔的字句，照亮了她的面孔。
六
西关民居终将带着各种我们意想不到的传奇消失。从开埠、经商到革命，广州曾经一度是整个中国的中心，这使西关的住宅具有了某些神秘色彩，许多来自草莽或者草民的故事，在被正史删除之后，又在这些密密麻麻的老屋中浮现出来。我们在满是鱼腥味的窄巷中穿行，倾听老人们的絮语、他们曾经有过的梦。西关民居以平静的方式容纳着所有跌宕的传说，所有消失的房子和消失的人都会在万盏灯火的夜晚复活，年龄大的人会说，一切都与从前一模一样。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
《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最后的顺成街(1) 昆明：最后的顺成街
祝 勇/著文 [美]Kim Roseberry/摄影
一
最深的痛苦来自那些房子的主人，当巨大的机械臂把古老的房梁砸得粉碎，我几乎能够听到主人们的尖叫。二OO四年十一月一个平常的午后突然触痛了他们，这天下午，一群工人开进了工地，老板在计算着所需的费用，而工人则估量着他们工作的强度。
在这个无比势利的年代里，房子的主人早已被忽略不计。他们都是一些非凡的人，但他们早就死了，没有人看见过他们的面孔，也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时间已经剥夺了他们发言的权利，并让那些掌握堆土机的人成为胜利者。后者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为他们粗暴的劳动附加了若干果决、欢乐和正义的成份。他们将用一座摩天大厦来修饰他们的成功，而来自时间深处的叹息，将被永远埋在大厦的地基下面。
在沙溪，Kim就预言了今天的这个场面，因为这个喜欢中国文化的美国女孩，已经在昆明居住了将近四年，她亲眼目击了对这座美丽古城里的老房子的围剿过程。经验使她能够准确地判断下一个工地将出现在什么位置。于是，我们在茶马古道上的偏僻小镇沙溪会面的时候，她向我透露了有关顺成街拆迁的可靠消息。显然，这已不是什么内部机密，那些正向古街靠拢的威风凛凛的塔吊，已经宣布了对那些老房子的最后判决。
二
Kim经常到顺成街的小馆子吃饭。这是一条回民街，街道两旁有大量的穆斯林饭馆，当街还有许多卖羊肉的摊位。那些沾着血汁的鲜肉以及炝人的炭烟使得这条狭窄的小巷显得无比亲切和诱人。这条街破旧、简陋，但它远比那些现代化的街区更令人向往。在这里，历史首先是作为一种味道存在的，它在每个人的鼻孔上晃动着，被他们吸附进去，成为他们身体里的某种养料。
我和Kim一起去档案馆查阅有关顺成街的资料。也许是方法不对，我们一无所获，只是从当地居民口中得知，在昆明古城墙没被拆除的时候，顺成街是大南门城墙外的一条古街，比邻城里最热闹的商业区三市街，所以一直比较繁华，甚至连英国旗昌洋行这样的外国商号，都在顺成街附近落户。与顺成街垂直的沿河路原来是一条河，奔波于茶马古道上的商旅，有时会顺河而下，到达昆明城外，如果天色已晚，他们就不再进城，而是在顺成街寻找一家客栈住下，沽酒吃肉，准备在第二天天亮时进城。我在Kim的指引下来到顺成街的时候，这条街已经丧失了半壁江山，也就是说，有一侧的老房子几乎已经被拆干净了，只留下一座老客栈，在一片废墟中负隅顽抗。
这是我第一次到达这条古街。现在，它正以一种触目惊心的残损形象等待着我的造访。街道的一侧暂且原封未动，是一些相互挤靠的二层木楼，下层一般是铺面，上层则一律是各式各样的雕花木窗。长年的烟熏改变了木窗的颜色，把它们加工得更具历史感，让我们相信这里是古代人的天然住所。有时会有一张清幽的面孔在窗口一晃，当你试图看清时，它又不见了。那些偶然出现的年代莫辨的面孔增加了这些建筑的神秘感，使得小街对面那片明晃晃的废墟显得丑陋不堪。在所谓现代生活的迫不及待的攻势下，这条古街已经失去了平衡，道路两侧的房屋不再拥有对话的可能。那些相对的窗子本来可以孕育许多传奇，但是现在，这种可能性不存在了。仅存的老屋开始失语，对一切事物无动于衷，而那些已经死去的主人，则在地下等待着自己的第二次死亡。
《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最后的顺成街(2) 三
现在需要描述的是古街的另一侧，在那里，差不多所有的老房子都已下落不明，那些栖息在梁枋间的麒麟仙鹤、飞禽走兽已经树倒猢狲散，春兰秋菊、茶树梨花也不知去向。那些精美绝伦的房屋仿佛一颗颗牙齿被拔掉了，我们此刻所能见到的仅仅是血肉模糊的牙床。一座三十层的庞然大物将取代原来的老房子，我相信它会成为一颗巨大的假牙，以包金嵌银的方式宣告并且炫耀它的胜利。
韩国大宇的重型起重机隆隆驶过，仿佛武装警察操纵的坦克，企图以暴力的形式重建秩序。古街上的老房子如同钟表一样，一律有着精密的结构。那些房屋大部分是通过榫头联结在一起的，历经风雨地震，可以东倒西歪，却从来不曾倒塌。“各种材料相互之间有许多的缝隙和宽容度，且质地柔软，彼此不会势不两立，随时可以妥协、调和、谦让；仿佛它们是有着生命的活物，能够应合着天地的变化而自动调整与地面的角度、关系，使之与自然界更和谐。”（于坚语）但是起重机显然对这样的秩序心怀不满，它工作的目的就是强行取消这样的秩序。显然，没有起重机的埋头苦干，那些老房子一时很难自行倒塌。暴力于是成为旧秩序与新秩序之间最好的纽带，也只有暴力，可以使二者发生关系。起重机用它粗壮的铁臂宣布着它的真理，而在它的铁臂下已经不堪入目、一片狼藉的废墟，则成为对它的真理的最佳注解。
四
那座负隅顽抗的客栈，表面看去平淡无奇，铺面被一些商贩分割，分别兜售服装、饮料、胶卷、百货。房檐下完好无损的精致柱头被一束束纷乱的电线掩盖着，只有懂建筑的人，才可能在石板街站上半天，找一个合适的角度打量它们。一个普通的游客，从这座房子面前走过，只需要一分钟。我也应该夹在人流中从它门前匆匆而过，但是我决定推门走进去，情况就有所不同了。Kim已经向我预言了它内部的华丽，我走进去，是为了验证她的许诺，同时证明一个几乎不可能存在的事实。
客栈的大门以它平淡无奇的外表守护着内部的绮丽，但跨过那座门槛，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取得了房屋的信任，几乎所有的秘密都会公开，已经消失的岁月立即以视觉化的形式呈现，仿佛瞬间打开的画轴。往事像潮水一样冲刷过来，使我几乎成为所有事件的亲历者。我相信我曾经来过这里，在某一个遥远年代，而我自己已经忘记，庭院里的每处细节，正在企图唤醒我迟钝的记忆。
上下两层的木板楼围成一座巨大的两进四合院，它用雕饰复杂的门窗槅扇将内部结构隐藏起来，使我们忽略柱梁榫卯在空中的曲折历险，而只关注严丝合缝的结局。门窗槅扇是中国传统的XX式，花纹密集，像在南方湿热的空气里大量繁殖的树叶，这使我们无须关注它在构造上的意义，而专注于它们所营造的美感。我觉得中国建筑与中国语言是一体的，它们含蓄唯美，通常把实用价值隐藏在背后，秘而不宣。唯美的门扇，一层层推开，修饰着我们进入古客栈的动作，使它具有了某种仪式感。门让我们意识到自己与房屋的差别，并且提醒我们注意自己的举止。
客栈是一座容器，它搜集天南海北的旅人。可以想象远道而来的商旅们，牵着各自的骡马、携带着各自的辎重，找到这家客栈时的那种幸福感。即使从未来过这里，他们也不怀疑在昆明城外，将有一座精致的客栈在等待他们。实际上，当他们穿行于雪山高原的时候，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装着一座缩小的客栈。只有客栈粗大的酒碗，能够容纳他们生命的辛酸和真相。那些燃烧的酒在寒夜里已经无数预告过它的到来，但它们始终践约。在客栈，人们无须再掩饰对酒的迷恋，他们会像波德莱尔说的那样“毫不迟疑地喝酒”。客栈是一个富于安全感的地方，他们将在这里放心饮酒和做爱。但他们不会在这种安全感中停留太久，酒会挑动他们血液中不安分的成分，唆使他们开始新的冒险。
他们坐在摇摇晃晃的船上，在轻微的晕眩中看到以相同的频率摇晃的屋顶。他们的心情应该是迫不及待，但我相信他们在进门的时候，脚步应该是从容镇定，没有丝毫的急促慌乱，在跨过门槛的一刹，也必定有一个撩袍的动作。精致的房门规范着人们的动作，使其不会显得轻浮和莽撞。他们来自很远的地方，但是注定将与我们在门槛上相遇。我扭过头，打量他们，我看不见他们的面孔，但我知道他们在这里，并且会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与我说话。
二层楼上都有回廊，连通不同的房间。正房前后都有门窗，住在那里的人几乎可以同时观望前院和后院。古屋的结构在向我们暗示着在这里发生过的故事，有关白银、刀和大腿。这些故事隐匿在建筑的每一个构件上，只有具备了某种特殊的破译工夫，才能把它们解读出来。古屋像公式一样以不变应万变，掌握了这个公式，就等于知道了许多的事情。
中间的庭院比南方民居中的天井要大许多，在那里可以栓马和存放货物。客栈边上是主人的私宅。居说主人的名字叫张绍然，他生活在清代。现在，他的私宅已改成一家饭馆，饭馆还沿用着一百多年前的名字：一家宾。张的后人仍住在这里。院子里的那口井仍在为人们提供饮水。客栈的门牌上写着顺成街六十七号，不久之后，这个地址将和它所代表的房屋一起不复存在。
《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最后的顺成街(3) 五
如此细致地描述客栈仅仅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我无法描述未曾见过的建筑，那些建筑现在正躺在工地上，痛苦地呻吟。一家宾客栈的左邻右舍几乎已经被全部消灭，无一漏网，只有个别的房屋还在拆除之中，我们还可以幸运地见到它们的骨骼以及支离破碎的身体。这是一次种族灭绝式的屠杀行动，顺成街是最后的幸存者，但它仍然在劫难逃，工地的围墙，把这里迅速改造成一座古建筑的集中营。雕梁画栋，显然不是现代施工机械的对手，它们的交锋充满隐喻性。后者仿佛解放者的冲锋枪，它们用所谓的真理为自己的暴行辩解，它们盗窃了别人的自由，连起码的客气都不表示一下，它们用君临一切的威严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在这场依靠暴力决定胜负的较量中，老房子注定不是对手，这不是它们的长项，但现代社会已经把“进化论”作为自己的游戏规则，并且准备了一个角斗现场，企图以钢筋水泥的现代取代飘散着木质的天然芳香的古代。木构的老房子被迫卷进了一场莫名其妙的竞技中，并且很快就一败涂地。在这场头脑简单的角斗中，文化的积淀几乎不发挥任何作用。
“解放者”的到来将意味着老房子的彻底消失。许多人见证了一系列集体屠杀的过程。长期住在昆明的诗人于坚作过如下记录：“在云南，作为世界历史遗产载入历史的是在二十世纪的变革中坚持着一成不变的大研镇而不是不断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兴土木的省会昆明，这恐怕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如果从城市的历史面貌例如从法国人方舒雅在一百年前拍下的昆明城的照片来看，曾经有过的昆明作为一个传统中国的城市，它可能在某些方面比丽江更为气派、更为精致，也更集中了古代中国世界能够传到边地的一切建筑精华，也像丽江那样，由于地理上的偏远，得以在沧桑巨变中保持着一个在前进的世界中失传的世界。但昆明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中消失了，世界的目光越过高原上的水泥昆明，转向它的西部，在那边厢，金沙江像古代那样日夜奔流、玉龙雪山高耸在森蓝的天空下，伟大与光荣照耀着一个古代的城市。这个城市坚定地拒绝新世界流行的水泥和钢筋，坚持着它在传统中获得的栖居方式、美学风尚和与此相依为命的日常生活。”（《幸存之城》，见《于坚集》卷四，第一百三十二页，云南人民出版社，二OO四年版）由于当时正为中央电视台作一部纪录片，我曾经见过方舒雅的那些照片，也见过照片的发现者殷小俊，并且把玩过方舒雅的老相机。应该感谢那位法国外交官，用那架尚不够先进的照相机，通过笨拙的玻璃底片，来显示“改造”前昆明原初的影像，使我们得以目睹了那些排列有致的街道、高高低低的屋檐，以及错综复杂的生活。他用那些朴素的照片来证明今人的疯狂。有趣的是，有关部门经常把这些照片作为“忆苦思甜”的活材料，用新修的高楼大厦来嘲讽老昆明的斗栱飞檐。正是在这样的控诉，使那个古旧斑斓、如梦如幻的老昆明一再得到展现的机会。
Kim也是整个过程的目击者。昆明城原有“三坊二十四铺”，以东寺街为代表的昆明老商品街，直到二十世纪的最后五年，才在城市改造的名义下消失。我们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人对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如此痛恨。她说，她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住在这样的老房子里。我说，他们即使拆掉也不会让我们住。对顺成街的拆迁显然是一次旨在斩草除根的行动，他们将对这座城市里的古典元素进行彻底歼灭，以此来显示他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他们的工作很有成效，工地上遍布老房子的尸体。我们试图寻找一些木雕残片作为纪念，但许多漂亮的构件已经被砸碎。Kim找到一扇窗栏板，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它从瓦砾下面小心翼翼取出来，正想逃离作案现场，却不幸被拆迁工人当场捉拿。他们没想到有人会对这样的破木头感兴趣，于是把它当作一次意外的发财机会。他们开出天价，但我并不具有讨价还价的兴致，进而对那些构件在脱离母体之后是否还有价值产生怀疑，因而我们的对话无法进行。他们显然比我更加失望。为此，他们站在废墟上争吵了很久。
《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最后的顺成街(4) 六
在拆迁队步步围剿的险恶形势下，还有一些“钉子户”在作着不屈不挠的最后抵抗，或者说，最后挣扎。令我惊异的是，最后的坚强战士竟然是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我在顺成街对仁巷十二号的一座老洋楼里见到了她们。（对仁巷已不存在，只剩下这座孤零零的老房子。）曹树莲已经七十八岁，她说自己是一九五三年搬来的，这座洋楼里总共住了七户，大多都已经住了半个世纪，彼此十分和睦。现在她们这些老姐妹要分开，心里很难过。她们使拆迁的进度得以延缓，为我们的拍摄提供了可能。如果没有她们，我们将永远会有一种“迟来一步”的懊悔。拆迁者为她们准备了许多砖头，在半夜穿越脆弱的玻璃，砸向她们的室内。很久以来，她们已经没有好梦，夜晚对于她们已经与惊恐同义，但她们不走。她们不走一是因为她们无处可去，那一点可怜的拆迁补贴在日新月异的昆明城里买不到一间新屋，更重要的是因为她们已经在这里住了至少五十年，这条街已经成为她们记忆的载体，如果连记忆也被剥夺，她们就真的一无所有了。所以，她们已经抱定了死在顺成街的决心，人在阵地在。但是，窗户玻璃已经不知去向，厨房也被砸烂，她们将如何面对以后的时光？就在我们到来的几天之前，一位老人已经死在岗位上，带着她的遗憾和不平，从楼梯上一头栽下来。
Kim为她们照了相，她们围坐在一间屋里，像平常一样神态安祥。我说我会把照片寄过来，但这个地址将很快消失；我说下次我亲自带过来，但那时候老房子已经不在，我将无法找到她们。
死亡是一次真正的搬家，她们将在死亡中找到永远温暖的居所。新的大厦将在扫除了她们这些障碍之后拔地而起，有关顺成街的记忆将从此消失。
七
最后需要谈到一位瑞士老人，他叫托马斯·瓦格纳，曾经是苏黎士市市长，现任瑞中友协主席。我与Kim在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约去云南北部的古镇沙溪参加一项保护活动的时候与他结识，并把昆明顺成街的情况向他作了介绍，或许，他会为顺成街的命运带来转机。这种做法，用慈禧老佛爷的政治术语，叫“携洋自重”，好在中国人素有崇洋媚外的癖好，这一招或许可以奏效。瑞士首长在听取了我们的汇报之后决定立即到顺成街看一下，回昆明以后，Kim和我专门陪同瓦格纳先生参观了顺成街。他到现场后的第一句话是：“It’s terrible!”（“太恐怖了！”）我笑了，我觉得瑞士同志对我们中国国情太不了解了。这样的场面，在中国几乎已经司空见惯。他承诺他去找市长，苏黎士与昆明是友好城市，他与昆明市长也是朋友。临走的时候，他再次强调，一定要把客栈保护下来。
但我们并没有对此抱太大希望。我们早就不相信奇迹，不相信已被押徒刑场的囚徒能够全身而返。顺成街上的一家宾客栈，是茶马古道留给昆明的惟一证物，即使得到保全，最多也只能成为一个旅游景点，它将在整修一新之后面向公众，为游客照相留念提供布景。在亲切、热烈、和睦的顺成街消失之后，它将和那些用于招徕生意的冒牌古董没有区别。
二OO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完稿
《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全球化的悖论(1) 海口：全球化的悖论
祝 勇/著文 [美]Kim Roseberry/摄影
一
老海口只有五条马路，就是现在的长提路、中山路、博爱路、新华南路和新华北路，围成一个五边形，彼此相通。我九十年代曾经来过海口，目睹了房地产事业由蒸蒸日上到江河日下的过程。在那火红的年代里，房子像是自己从土地里长出来的，那些钢筋水泥的骨头成群结队地茁壮成长，最后变作一排排巨大的尸体耸立在空中，很像一堆后现代雕塑，让人感到惊愕和幽默。那时我没去老城，准确地说是不知道还有一座老城，尽管老城处于城市的中心位置，但它几乎已经成为一个死角，被孤立于现实生活之外。
今天的人们总是混淆梦境与真实的区别，他们已经习惯于将荒诞视为现实，而将最妥帖的生活排斥在外。老城显然是海口最富有生活气息和传奇色彩的地方。那里有无数充满波德莱尔诗意的西式阁楼，两层，或三层，有石雕、临街小阳台、百叶窗。我感觉那窗子背后应该有一位年轻诗人，嘴里叼着雪茄，在用笨重的老式打字机写着英文诗歌。站在小阳台上，他就能眺望到美丽的印度支那。许多洋楼是中西合璧式，砖雕花纹是中式的喜鹊梅花，无论上部采用哪种风格，下部一律是南方骑楼形式，雨天的时候，人们在骑楼下行走，既可以欣赏雨中的街景，又不会被淋湿。一层多为商号，出售食品百货，但是有些店铺的门已经紧闭。这类骑楼是岭南近代建筑的经典形式，自二十世纪初，西方混凝土结构传入岭南，中西结合的砖混木结构或砖混结构的低层有柱骑楼便在海口大量出现。专家认为：骑楼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楼”本身，而在于楼下的公共空间，在南中国炎热的夏季里，“传统骑楼下高大的空间有利于人行道和沿街店铺通风散热散湿，特别在静风闷热的日子更显现其优越性。骑楼还避免了露天人行道路面吸收太阳辐射热太多而增强城市‘热岛效应’的缺点。”（汤国华：《从广州人行道热环境看“骑楼”建筑的去留》，原载《南方建筑》，一九九五年第二期）城门已经消失，东门现在是集贸市场，可以在那里看到各种新奇水果。老城的一切组成关于海口的一系列意象，发黄、模糊、忧郁。它为这座湿热的海岛城市准备了某种典型生活，但现在的人们更对全球化一往情深，而对于那种陈旧的诗意不感兴趣。
全球化正在日益变成一个时间概念，而不是空间概念。它的意思是要追赶时代的最新潮流，与当年“赶英超美”的意思相近，而不去顾及某一个具体空间的传统血脉。倘若从空间上说，老海口完全符合全球化的标准，在这里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西洋老建筑，尽管过去的主人对它们的局部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但Kim仍然认为，只要把字号上的中文招牌换成外文，这里就是国外，比如东南亚，或者南欧的某个小镇。那些从海上归来的淘金者仿佛海啸幸存者一般稀有，大约一两百年前，他们在经历了百年孤独式的传奇之后回到故乡，开始构筑自己的安乐窝。那些房子差不多都是对南洋殖民地建筑的模仿——也就是说，西洋建筑在经过南洋这个中转站之后，在这座岛上安家落户——其中包含了他们对于富裕生活的全部想象。但是今天，它们掉进了时间的天罗地网，它们被时间包围和剿杀，尽管它们曾经与国际接轨，但它们是旧房子，它们不符合人们对于现代化的设想，无法给高速公路、地铁和机器人提供安身之所，所以无论它们有多么精美绝伦，都将被人们所遗弃。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全球化实际是一场拙劣的骗局，一个荒诞不经的、可怕的梦想。
《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全球化的悖论(2) 二
所以，这五条马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那些适于诗人或者少女驻足的阳台，早已空无一人，精致的百叶窗已经凋落，木质的楼梯积满尘土，或许只有毫无重量的鬼魄从上面经过并且不留任何痕迹。人们被动，或者说主动地放弃了某种生活。作为容纳梦想的器具，那些洋楼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功用。人们开始寻找新的安乐窝，并以马赛克、铝合金以及蓝宝石玻璃来装饰它们。人们仇视旧的事物，却忽略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们所求取的新生事物在变成旧物以后将一钱不值。当然会有更新的事物吸引他们，他们已经决心将地球变成一座巨大的垃圾处理场，用以堆积那些过时的废物。根据能量守恒定律，他们无法彻底消灭它们。由此可以推导出一个可笑的结论：那就是被淘汰下来的旧事物将越来越多，所有新事物都将成为它们的助长剂。作为一个巨大的联合体，它们将共同密谋对于我们生活的重新占领。
海南的经济泡沫使老城暂时摆脱了被拆除的命运，所以在我们走过的许多城市中，海口是一个例外。新城与老城和平共处，相安无事。这并非因为这座城市采用了梁思成的古城保护思路，在老城之外另建新城，而是因为新城尚未为它的扩张准备足够的能量。所以，这仅仅是一个时机问题。至少，新城在时间上是主动的，如同一个年轻人对付老者的顽固的最佳武器就是时间，它可以耐心等待老城的自行瓦解。这样的迹象已经清晰显现，遭到遗弃的老房子已经出现裂缝，有的部分开始坍塌。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或者迫不及待地住进新房，主动拆除老房子的行为开始发生。一个个巨大的缺口出现在石头的史诗当中，使它的叙事被时常打断，有时甚至是在最精彩的段落里。那些笨拙的火柴盒房屋如同文章中的黑体字一样提醒着人们新时代的主题。这令我感到某种不适，却又无可奈何。一些新的建筑被加强进去，连同它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比如简单、方便、快速，惟一缺乏的是审美，在它们当中，精神生活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它们以特有的话语方式对史诗进行改写，使其变得庸俗、实用和浅白，似乎在表明除了吃喝拉撒以外，生活再也不需要别的内容了。
既没有资金进行保护，也没有资金进行拆除，这将老海口的旧洋楼置于无比尴尬的处境当中，使它们既不可能重获新生，也不可能像天津的洋房那样悲壮地集体退场。它们只能默默忍受某种慢性病的长期折磨。由于被抽去了生活的血液，它们的皮肤将一寸一寸地烂掉。时间会把它们篡改得污秽、丑陋——这是一种蓄意的妖魔化处理——并将最终以此为借口将它们删去。这是不杀之杀，我们看到时间的利刃在阳光中闪烁。精美的雕花被时间偷偷搬运，离开它们的母体之后便不可能再如往日般盛放。由于这种剿杀是在暗地里进行，因而它绕过人们的视线，不会受到谴责，甚至变得可以理解。话语霸权掌握在时间手里，它可以把不合理变成合理，把错误变成正确，把暴行变成拯救。
三
老城为我们准备了五条道路，从其中任何一条进入老城结果都差不太多，这些组成环形的道路使得人们注定要相遇。如果我今天去过老城，明天还去，那么明天的我就会遇到今天的自己；如果我年老的时候还在这条路上走着，我就会撞见年轻时的自己。这是一条永不中断的道路，一个人可以在这条街走上一辈子，因而这小小的街区可以算上世界最长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总有一天会中断，会有一只只沉重肉感的水泥巨兽横在道路的前面，那些骨骼坚硬的家伙会以时间代言人的身份毫不客气地发号施令，让街道拐弯、迁徙和死亡。失去道路以后，那些老洋房就会像失去线索的故事一样坍塌下来，只有在个别时候才可能被偶然提起。
雨在晦暗中落下来，我和Kim走进长提路边上的一幢南欧风格的老建筑，老房子的立面很窄，在街上并不起眼，它的旁边是杂货铺和修车铺，但走进去，发现里面有着长长的通道，和复杂的内部结构。它拥有一张近乎平凡的脸，但它的内部却神秘而幽深，像女人隐秘而潮湿的阴道。这几乎是我惟一进入的老房子，其他洋房都以陈列品的方式出现在街旁，封闭了通往内部的道路，我只能看到它们狼籍的窗口。门口的修车工说，这样的老房子原来在长提路边到处都是，面向大海一字排开，十分壮观。但现在都拆了，只剩几座，空着，有时也看见有人住在里面，但没有人认识他们。房屋一共三层，中央是天井，两边有长长的回廊，站在回廊上可以望见天空，或者地面上的花砖。我想象着居住者的优雅，差不多与此同时，我们听到了民工在走廊上撒尿的声音。我们在撒尿的伴奏声中往外走，我们听得到脚步的回音从远处传来，仿佛有许多人在黑暗中与我们一起走着。我看见墙壁上挂着一面残破的镜子，一个谋杀现场从镜子中映照出来，是一场对建筑的谋杀，新生的房屋正把血气方刚的手指深深陷入老房子虚弱的脖子里。
道路在黑夜里中断了。远方霓虹闪烁，仿佛假造的星空。
《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全球化的悖论(3) 四
如同一切动听的词汇一样，全球化也有值得怀疑的方面，那就是以谁为标准进行全球化。这显然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一个谁来“化”谁的问题，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问题。这一口号显然不是为世界人民大团结而设计的。世界大同这面大旗背后掩盖的是权力与野心，因而，全球化与其他任何响亮的口号一样，都不是什么好货色，既无创意，也不诱人。但总有一帮智商不高的英雄们抱着这面大旗冲锋陷阵，遗憾的是，无名高地常常控制在他们手里。
互联网、信用卡、好莱坞大片以及摩天大楼成为全球化的商标，而不是非洲丛林里的部落图腾。作为一种专制，全球化旨在剥夺人们的选择权利，人们将被迫接受一种强加的生活，作为交换，人们被许以某些好处。作为一种全球化的商品，鸦片和毒品同样给人们带来关于幸福的许诺，但它们却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损害人们。因而，对于任何一种推荐而来的真理，我们都不应轻信。
老海口的主人们曾经将西化当作他们幸福生活的保证，但这种选择同样遭到唾弃。这表明了所谓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全球化是一个势利眼，它从来没有一套固定的价值体系，只善于观察强者的眼色。然而强者从来都是一个不固定的概念，它将因时而变，不会成为对某个个体的固定封号，这使得全球化变成一场只有口号而内容空洞的游戏，作为殖民主义的替身，它的主人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并将导致整个世界的发展失去连贯性。正像赛曼·杜林所说：“全球化意味着文化形成越来越失去固定空间的限制，并很难集合为整体和传统。”（《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第一四O页，中央编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在全球化的倡导之下，海口市同样在兴致勃勃地奔向一种更加时尚的生活。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寻找着通往纽约的道路，他们将此称为选择，并准备为此不惜一切。
二OO五年一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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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老房子》 第一部分插图(图)(2)
《再见，老房子》 第一部分插图(图)(3)
《再见，老房子》 第一部分插图(图)(4)
《再见，老房子》 第一部分插图(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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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老房子》 第一部分插图(图)(7)７6
《再见，老房子》 第一部分目 录 目录：
北京 走投无路的胡同
上海 欲望的旗帜
天津 夜与昼
西安 被篡改的地图
成都 顽强的欢乐
广州 看不见的西关
昆明 最后的顺成街
海口 全球化的悖论
《再见，老房子》 第一部分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祝勇，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鲁迅文学院。曾供职于北京某出版社。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至今已出版作品20余种，其中有思想随笔《改写记忆》《禁欲时期的爱情》《祝勇序跋》，散文集《文明的黄昏》《蓝印花布》等，有三卷本《祝勇作品集》行世。主编图书若干，有：《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重读大师》《我们对于饥饿的态度》《一个人的排行榜》等，以及《阅读》《布老虎散文》两份丛刊。
《再见，老房子》 第一部分走投无路的胡同(1) 北京：走投无路的胡同
一
在北京坐车，常会看到有些车站是以胡同的名字命名的，比如辟才胡同、灵境胡同，人们都知道它们的名字，但是这些胡同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它们仅以汉字的方式存在于站牌上，就像一个无足轻重的词混迹于辞典里。与这些名字相对应的是一条条熙熙攘攘的大街，各种店铺罗列在街边。马路很宽，中间有铁栅栏相隔，街两边的住户隔路相望，老死不相往来。
《再见，老房子》 第一部分走投无路的胡同(2) 二
在北京，在许多古老的事物消失之后，有些名词幸存下来，企图以隐晦的方式保持着与过去的勾结。比如东单、西单，东四、西四，是用牌楼的数量命名，它们的全称应当分别是东单牌楼、西单牌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这些地名陈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曾经把守在十字路口的牌楼，分别是一个和四个。牌楼隐退之后，这些地名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不三不四，不上不下。北京地名的一大特点是具象化，具有某种最简洁有效的描述能力，因而，名称与实体之间绝对是一一对应的，但年深日久，它们势必与它们的本意脱节，它内在的汁液将被抽干，最后变成一个没有感情色彩的单词，所以，把一个地方称为A，或者称为B，已经没有区别。
消失的胡同就是明证。在过去，胡同首先意味着一种生活形态，它主要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所谓硬件，是指那些很硬的物件，比如胡同里的砖墙，和等次鲜明的门，它的宽窄、布局，都受到礼制思想和风水观念的管辖，尺度与走向不是凭空而来；而所谓软件，则是指在胡同内形成的人伦关系。胡同是大小四合院之间的夹道，它的窄度决定了不同家族之间的人们必然在这里相遇，而它迷宫般的走向，又将所有的四合院连接成一座命运交叉的城堡。现在，胡同连同它所赞赏的生活一同消失了，这令幸存的名字显得孤孤单单、孤苦零丁，孤立无援。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它们无所适从。我们将循着一条“胡同”的名牌寻找到一座商务中心，这显然是可笑的。但这不是它们的过错。这些名字已被驱赶出原有的生活现场，它们只能在现代的街区里苟且偷安。
如同大地上缤纷的春色已经退化成诗歌中的记忆，胡同节节败退，最后退缩成站牌上几个不起眼的文字。从地图上检索到它们或许并不困难，但这里只有辞条没有注释，或者说只有标题而没有下文，很少有人知道它们的来龙去脉。在灯红酒绿之中，它们显得来路不明，形迹可疑，像混在北京的民工，但它们是这座城市里最古老的事物。自从这里在八百年前第一次成为全国首都，胡同就一直是这座城市的关键词。它曾经善良地向所有人发出邀请，并为他们准备了房子、树阴和茶水。
古老的胡同如今寄居在几个肢体僵硬的汉字里。如果站牌年久失修，那几个汉字可能碰巧会脱落，但我们毫不在意，因为那里已不再是我们的目的地。
《再见，老房子》 第一部分走投无路的胡同(3) 三
但更多的名字随同它们所代表的胡同一起消失于时间中。它们被迅速遗忘。它们似乎已经成为停滞、老旧、落后的代名词，因而许多词汇拒绝与它们合作。它们更多地出现于城市规划的官方文件中，出台那些文件的目的就是为了最终消灭这些名字，并以充满时代气息的名字取代它们。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他们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每一座拔地而起的大楼都是他们的纪念碑。这座宁静幽深的城市已经变得吵闹不堪，声音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鸟却从此失语，
只有少数不识时务的人仍然执迷于那些消失的名字，像Kim和我。我们跟在那些名字的屁股后面寻找通往古代的道路，但在当下，这注定是一项荒唐的事业。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也就是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这些胡同就已经成批地死去——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所以，我们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已经受到现实的否定——我们不可能目睹已经消失的事物。Kim曾经搜寻到一册《实用北京街巷地图》，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一版，定价只有两块二，作者竟然是我的朋友王彬。在那本地图册上，还有许多胡同的残余势力，纠集在一起。我看到的是一页页胡同的家谱，纵横错落，关系复杂，像一片丛林，是许多生命的寄生之地。有许多张面孔在那些名字的后面晃动，有一千部电影同时在这座城市里上演，胡同本身便酝酿故事，不像商品房，无论盖得多高，都像停尸房一样冷漠寂静。
仿佛片尾的字幕，图册里那些胡同的名字，表示着已经流逝的人和事。几十年之后，这座城市里的胡同所剩无几，甚至这座城市里都古老的胡同之一——元代就有的砖塔胡同，也被列入拆除计划。我听Kim在冰冷的空气里发出的一声叹息，之后，我们决定离开这座城市。除了整日被形迹可疑的野导游们兜售的几处旅游景点，这座古城，几乎已经一无所有。
《再见，老房子》 第一部分走投无路的胡同(4) 四
我问了许多人，他们的回答几乎一致：能拆的基本已经拆完了，北京已经没有什么可拆的了。我相信这是无须置疑的标准答案，也是对这座古老城市的最佳总结。但是一次偶然的事件改变了我们的计划。那天，无所事事的我们沿着西海漫步，然后一头扎进新街口外的胡同里。这时，一片支离破碎的胡同出现了。残缺不全的墙壁使迷宫得到了解构，我们可以从这条路望到另一条路，或者无须遵循道路的安排而随时出现在任何一个院落里。新街口七条，边上有一些彼此孤立的院门和房子，它们曾经是一个整体，有着神秘的呼应性——大门的规格关系到二门的形制，而檐廊的宽度则可能决定着砖雕的式样，那些互不勾连的构件在一个更大的视角中竟然变得密不可分，它们以隐蔽的方式结成同盟。它们的组合顺序使得一个人进入院落成为一种仪式，但这种空间美感已经荡然无存。那些彼此沟通的建筑细节，在事变中也划清了界限，它们之间是一片凌乱的废墟，只有深知老房子底细的人，才能看出它们最初的联系。在一片狼籍之上，有一座残存的正房（我相信它是一个大宅院中的正房）向我们发出邀请，但是一圈简易的铁板包围着它，使我们的视线无法看到它的全部。即使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屋顶已被拆除，但里面露出的通红的漆柱依然透露出它不凡的血统，仿佛一个贵族，即使身世破落，也令我们肃然起敬。
李捷已经成为这个院子里最后一位居民。她还将在这里孤身住下去。她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是一座王府。一年以前，三进的大院子还保存完好。她站在院子里（如果还能叫院子的话），指点着那个虚拟中的王府——它的一部分已经压在新楼盘的地基下面，另一部分则几乎已经变成一片垃圾。只有两棵百年的核桃树，目前还以一种宁死不屈的造型，屹立于一片瓦砾之中。不久以后，最后一栋老屋将荡然无存，售楼处的沙盘已经暗示了它的去向。现在李捷试图寻求资金对它进行修缮，把这里变成一个小型会馆。但是，整体结构已经面目全非的院落，使她的愿望显得有些尴尬。
抵抗不仅无效，而且显得滑稽，这是抵抗者的宿命。呼啸而来的起重机将铲除所有的幻想，同时让藕断丝连的记忆在垃圾堆里苟延残喘。破坏者义正辞严，他们有一万条理由消灭这些古老的事物，为此他们使用了所有的伎俩，包括对原住民进行恐吓和欺骗。他们的恶行并非因为他们天生凶恶，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理论信以为真。
《再见，老房子》 第一部分走投无路的胡同(5) 五
李捷的房子诱导我们走进这片胡同。从新街口头条到新街口七条，我们逐一查询每一条胡同的来历和去向。旧城西北部的这片旧巷，自城墙消失之后，就失去了屏障，马路和立交桥长驱直入，汽车更是得寸进尺，用尖利的喇叭对胡同进行咒骂。梁思成想象中的那条新城与老城之间的界限已不可能存在，那些幽深的胡同，即将消失在写字楼的腹部，光滑的磁砖将出现在原先砖雕或者门墩的位置上，玻璃房子成为胡同华丽的坟墓。人们的“交往方式是互换名片，礼貌地招呼……过去那种抬脚串门、炒菜时缺盐少醋都可以跟邻居要的快乐日子一去不返了”（杜丽：《我拿什么留住你》，见《书城》，二OO四年十二月号）到处都写着“拆”字，最后的防线已经崩溃，老城区正在全面退缩，走投无路的胡同开始奔向喷泉四溅的广场，胡同的名字将永远消失，它们最多只能成为恋旧者在幽黯的记忆里相遇时使用的暗语。
我们留在了北京，没有马上按照计划去往别的城市。我们每天寻找着新的工地，那些君临一切的塔吊将为我们指路，在它们的指引下，我们很容易发现遍体鳞伤的胡同，在步步紧逼的高楼大厦面前显得不堪一击。甚至在城市中心区，比如西长安街北侧的钟声胡同、崇善里、力学胡同，阜成门内大街南侧的丰盛胡同、丁章胡同、大麻线胡同，“拆”字依旧不可一世，所向披靡。一条金融街将取代丰盛胡同，陈志华教授曾请求拆迁者按照国际惯例将四合院的构件编号保存，以便今后易地重建，在开发公司老总们漠然的表情面前，受伤的必将是他的奢望。
杜丽要我去红星胡同，在东单北大街的东面，已经处于闹市的围困之中，北面新开了一条大街，取了一个恶俗无比的名字——金宝街。杜丽写道：“这条胡同原来叫‘无量大人胡同’，我不知道从前曾住过哪位‘大人’，只知道抗战前梅兰芳曾在这里住过，并在这里接待过‘一万多位’中外友人，从老照片上看，那院子亭台轩榭，气象森然。我住进来时这条胡同早已更名为‘红星胡同’，虽然是旧梦不再，但仍是那么富有烟火气：胡同西头正对着金鱼胡同口的王府饭店，把角处则是‘米市商场’，东头是‘乃仙菜馆’，远近闻名。胡同里有三分之一是露天菜市场，附近的人都来这里买菜，我不仅熟悉每一位卖菜的人，甚至认识他们的家人和孩子，更在和其他买菜顾客的攀谈中学会了不少道菜式……解放初曾住过不少出版社的专家名人，他们在这里研读红楼，注释鲁迅，辑旧推新，颇有过激扬文字的一段好时候，小满家就是当年纳逊翻译《一千零一夜》的地方。曾听人叹说当年，茶初酒半，灯尽香温，这个院子里很有一番风雅的光景……但这两年来，这条昔日风光热闹的胡同已被拆得七零八落，不像样子了，这次的告示一出，更是宣布了它的即将消失。我的朋友小满，这个从来不会伤感的人见了我竟也有些伤感起来。”（出处同上）
与红星胡同与它南侧的东堂子胡同，早在一九九八年就被北京市政府列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据二零零五年十月九日《北京晚报》）那里曾经是清末专司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所在地，原为清朝大学士赛尚阿的宅邸，一八六一年改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为在晚清史上出现频率最高的专有名词之一。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具体位置。总理衙门的东半部是中国最早的外语教学机构京师同文馆，西半部则为各部院大臣与各国使节进行外交活动的场所。一九零一年，清政府被迫推行宪政改革，将总理衙门改为外交部，东堂子胡同南侧外交部街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除此之外，蔡元培、吴阶平、林巧稚、丁西林等文化名人，都曾在这条胡同里居住过。沈从文先生自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零年一直居住在东堂子胡同五十一号的历史博物馆宿舍中。从红星胡同到东堂子胡同咫尺之地，竟然散落着如此密集的文化记忆，这是北京历史的一个缩影。但是现在，所有的文化地标都在铲除之列。这几条毗邻王府井的胡同，自然死有余辜。只有蔡元培故居，在各方压力之下，政府才停止拆除行动，并予以修复。
在堆土机的围剿之下，胡同轻易就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肇始于五十年代的灭绝行动，使这些密如织网的胡同彼此失去联系，一个有机的生理系统遭到破坏之后，个体部位的成活就变得极其艰难。步步为营的高楼大厦使得幸存的胡同日益孤立，仅仅因为后者存在，它们便宣布后者有罪。
我们以为破坏古都这类愚蠢的行径已经绝迹。它们已经臭名昭著，但是只需换一个名目（比如把“破四旧”换成“商务区开发”），它们便可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北京城以足够的耐性等待着这场凌迟的结束，在最后一块血肉被割尽以前，那把刀将始终忠实于它的使命。刀的光荣来自肌肉的呻吟，老北京没有很快死去，这决定着刀仍有大把的机会炫耀它的威力。它因此而赢得了众多的掌声，它将在骄傲中为新城市的诞生加冕。
《再见，老房子》 第一部分走投无路的胡同(6) 六
一个老太太坐在新街口头条的胡同里，她面部的皱褶里布满眼泪。她是李捷的邻居。在拆迁人员的威吓和哄骗之下，她签了拆迁协议，在她准备进入新房子的最后一刻，才被告知自己要补交三十万元，原来她的那几间老屋在经过数位拆迁工作人员苦口婆心的劝说之后，落在纸面上的有效数字只剩下区区十平米。这意味着她将永远离开自己居住了大半生的胡同，而她最终将在哪里落脚，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对老房子的拆途通常是在改善居住条件的名义下进行的，但实际上却是对居住者进行的一次巧妙的置换。胡同里的老住户们或许不会想到，他们脚下的土地也同样嫌贫爱富，它们与开发商一拍即合，而对占据的黄金地段的平民们则摆出一副铁面无私的驾势。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遭到欺骗，而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许诺成为谎言，居住者遭到背叛。他们没有得到想象中的美好生活，他们得到的只有泪水。所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在这样的结局面前都将受到置疑，它们在拆除老房子的同时也拆除了人们对于和谐与善良的期许。
新街口二条八号是一座有着精美砖碉的完整四合院。几个月后，它和它的伙伴们一起消失于建筑工地的围墙中。作案现场已经打扫完毕，并且传递着有关未来世界的传闻。在大历史的背后，小人物的命运向来无足轻重。换句话说，英雄的事业从来都需要小人物来充当炮灰。现在，新世纪的阳光照耀着金光大道，新大厦的三维图巍然耸立，像真理一样，有着无须辩驳的气势。偶尔经过的人不会对这里的过往时光有任何想象，而真正离不开这里的人，只能在几十华里以外，重温他们的梦境。
《再见，老房子》 第一部分走投无路的胡同(7) 七
财产与家族的荣誉可以遗传，但它们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事物都无法从前代人那里继承，比如知识和记忆。这为我们设定了一种宿命——后人必将重复前人的错误，即使前人已经预告那即将到来的悲剧，后人依旧无法逃避。
北京城仿佛一个巨大的谶言，它为所有的错误编定了程序，并让那些自命不凡的人铩羽而归。它是一座停留在时间里的城，并因此成为所有以时间代言人身份自居的人们企图改变的城。出于对历史的无知，那些篡改者对它缺乏起码的敬畏。他们扇动着骄傲的翅膀，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能够左右这座城市的去向。他们希望通过剿灭历史的方法来凸显自己的功德，但被他们毁掉的历史中，恰恰早就书写了对这种愚蠢方法的嘲笑。他们匆匆忙忙地营造着自己基业，有趣的是，眼前的所有伟业都将无一遗漏地成为日后的罪证。历史之城在现代人的万丈豪情面前显然不堪一击，作为古城的重要器官，城墙、牌楼、寺庙、宅院被以凌迟的方式逐一消灭——个别用于展览的标本除外，但难以想象的是，最终的胜利者却是殉难的城市，它不断通过记忆的方式复活，并通过展现它昔日的精美华璨，让那些历史杀手们无地自容。
二OO五年三月写，四月九日完成
《再见，老房子》 第二部分插图(图)(1)
《再见，老房子》 第二部分插图(图)(2)
《再见，老房子》 第二部分插图(图)(3)
《再见，老房子》 第二部分插图(图)(4)
《再见，老房子》 第二部分插图(图)(5)
《再见，老房子》 第二部分插图(图)(6)
《再见，老房子》 第二部分插图(图)(7)
《再见，老房子》 第二部分欲望的旗帜(1) 上海：欲望的旗帜
一
我不知道这世界上倒底有几个上海。每翻开一本书，我们面前就会闪出一个上海，张爱玲王安忆卫慧们正在用不同的口径述说着各自的上海，显然，她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为此她们难免抖一点上海小女子的机灵拌几句嘴。杜月笙和王洪文的上海截然不同，孙道临和周润发的上海截然不同，甚至于同一屋檐下的上海人对上海的记忆都截然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是一种流质，它没有固定的造型，它的造型取决于你的欲望，也就是说，当你需要一种形式的上海时，上海便刚好与你的欲望吻合。
二
我跟随马可走在浓荫蔽日的山阴路上。那是很多年前，马可在领事馆工作，这位能读中国古书的德国人个子高高大大，走起路来大步流星。那是我第一次仔细观察上海的石库门弄堂，向导居然是一位外国人。那时他已在上海生活很多年，对上海的一切几乎了如指掌。他在祥德路刚刚租下一栋老房子，邀请我过往上海时住在他家，可惜我每次的上海之行都是行色匆匆。
那是我第一次仔细观察上海的石库门弄堂，我没带照相机，但那天傍晚有着很好的光。那种光很容易令我沉溺，沉溺于某种安详的想象中。弄堂门上巴洛克风格的浮雕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最引人注目，卷曲的叶蔓正向石头深处生长，每一条筋脉都被倾斜的阳光突出出来，炫耀着它们的活力。在那些石刻的外面，真实的植物顺着石墙攀缓而上，不知疲倦。石头内部与外部的植物形成某种镜像关系，它们互为对方的影子，但它们没有对话的可能，它们十分相似却不属于同一体系，所以植物的问询无法得到浮雕的回答。
石库门建筑实际上是联排房屋，有两层楼的，有三层楼的，有点像现在所谓的联排别墅，以纵向为单位，每个家庭各自为政，每家都有自己的楼梯、厨房、卫生间，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各家房前还有一个小小的庭院，庭院外面则是一排石库门。石库门多为欧式，如同北京四合院门头的砖雕，石库门门头装饰十分重要，像穿在外面的服装，代表主人的品质和地位。石库门建筑把长长的欧式房子等分成若干个单位，每个单位里安顿着一个家庭。“它们带有一些深宅大院的遗传，有一副官邸的脸面，它们将森严壁垒全做在一扇门和一堵墙上。而且，一旦开进门去，院子是浅的，客堂也是浅的，三步两步便走穿过去，一道木楼梯在了头顶。木楼梯是不打弯的，直抵楼上的闺阁，那二楼的临了街的窗户便流露出了风情。”（王安忆：《长恨歌》，第四页，作家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作为棚户区和高级别墅的中间物，石库门建筑维护的是一种小资生活，优雅安闲，幸福得近乎萎靡。上海人连做梦都是欧式的，所以石库门建筑刚好可以成为他们梦的仓库。它像一道坚硬的外壳，把梦围拢起来。但那小小的庭院都是中国式的，种花莳草、品茶打牌，都是江南人的情趣。所以上海不是任何一个欧洲城市的翻版，是建立在江南文化上的一座欧洲城市，是一座同时热爱西装和旗袍的城市。
在十九世纪中叶，为躲避太平天国之乱，许多华商涌入租界，租界内便建造许多木构的联排房屋卖给他们，这是石库门建筑的雏形。一八七零年以后，这种房屋因经常失火，而被租界当局取缔。一种新型的砖土结构的石库门建筑才应运而生。为了节约用地，容易构造，总体仍以联排组合，单体平面取自江南传统民居的合院布置。据说上海最早的石库门建筑位于北京东路的兴仁里，建于一八七二年，在城市改造中早已被拆除。南市小东门附近的郭仁里、棉阳里，河南中路的吉祥里（一九零四年）、淮海东路上的宝康里（一九零四年）、浙江中路厦门路转角处的洪德里（一九零一年）、祥康里（一九零八年）及衍庆里、明月里、春平坊、同益里等等，都是早期石库门的代表。（据张锡昌：《说弄》，第十一、十三、三十页，山东画报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版）
但后来的石库门已不再是富商们的避难之所，他们很快拥有了自己的深宅大院，而石库门建筑，则安顿着小资产阶级的黄金岁月。上海有多少幢石库门建筑，就有多少怀揣粉色欲望的小资产阶级栖身其中。所以，上海的小资，是一个可以量化的群体。上海各种建筑的数量，告诉我们这座城市里不同阶层的比例分配。小资在其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只要清点一下密密麻麻的石库门就可以清楚。王安忆说“石窟门弄堂是上海弄堂里最有权势的一种”（《长恨歌》，第四页，作家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就是说它们人多势众。但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不同人群在不同建筑中的分配规律被打乱了，而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石库门建筑又被大面积拆除，这使我们对这座城市的了解失去了最直观的依据。
上海的历史是由大资产阶级和赤贫阶级书写的，但它却是小资的乐园。大资本家们通过他们的资本冒险，在平地上建起了一座迷宫般的城市；而这座物质主义的城市却成为培育革命的温床——从小刀会到革命党，都从这座城市发迹。这两个处于两极的社会集团使上海成为一张随时可以翻转的纸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你死我活是这座城市开埠伊始就明确的规则。但是，处于两极阵容中间的小布尔乔亚们，却赋予生活一种超强的稳定性。上海不动声色地消解了革命的激情。他们安闲、从容、温文尔雅，对那些隐形的绞刑架和断头台视而不见，即使这座城市已经危机四伏，他们仍然专注于自己的小日子。上海不相信口号，而只相信闲言。一九三五年，穆木天在上海的著名画报《良友》上撰文说：“东家的主妇，西家的女仆，在那里制造弄堂的新闻，鼓吹弄堂的舆论。如果您能够懂他们的哝啊哝的话语的话，就可以好多好多的珍闻轶事。就是不懂那些话语，您也可以把那当为一幕一幕的哑剧去观赏。在那种哑剧中，又以看东家的男仆同西家用主妇是身份平等，您也看出来一切的表情上的生动真实。”（穆木天：《弄堂》，原载《良友》，一九三五年十月号）也许是城市的残酷使他们对营造自己的香巢或曰醉乡更加痴迷。阳台、客厅、公寓电梯、浴室、舞场、有弧形雨篷的露天咖啡馆、寂寞的街、笑靥和玉臂、俗艳四溢的靡靡之音，一种属于上海的岁月，在任何时候永不变形。即使在“文革”这样的极端年代，上海仍然是富足和时髦的象征。中庸、物欲和颓废，是他们对付时代巨变的超级秘笈。他们具有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动荡中求平衡的天生本领。当大历史尘埃落定，最终浮现出来的，就是这些芸芸众生，绅士淑女，乌鸦与麻雀。石库门建筑是他们的纪念碑，记录着他们不屈不挠的享乐史。
《再见，老房子》 第二部分欲望的旗帜(2) 三
赫拉克利特排除了我同时踏入两条河流的可能性，但我同样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当我第二次到来的时候，原来的那条河流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另一条河流；它们可能在相同的位置上，但它们不同。
在变动的时间中，建筑是最稳定的因素，因而我们经常把它确认为记忆里最忠实的坐标。但建筑也会变节，也会背叛我们的记忆，也会参与到时间的骗局中。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的建筑像中国一样始终处于大规模的动荡中，仿佛有一只手在始终转动着城市的魔方。当我们刚刚认清城市的面孔，它已经发生了变化。城市为闯入者准备了各种不同的入口，这些形态各异的入口已经令我们眼花缭乱，它们为我们安排了各种不确定的命运，从每一个入口走进去，结局都不一样。但是现在，所有的入口都在变，每一个入口在不同的时间中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也就是说，一个入口可以同时是一百个入口，这使我们深陷迷惑而不能自拔。城市的街景不再是一幅固定的图画，它拒绝按图索骥，它已是一串变动不拘的电影菲林，华丽、璀璨，转瞬即逝。
我和Kim在二零零五年的圣诞节前来到上海时，上海已经不是我和马可漫步过的那座城市。许多变化已经在暗地里发生。石库门老房子几乎已经灭绝。新时代的小资们在选择另外的栖居方式。推土机正在煽动这座城市脱离旧日的记忆。当然，所有的变化都以量变的方式进行着，不易察觉，但在我看来，质变在每一刻都在发生。这要看我们把参照物定在哪里，一种变化相对于一天前是量变，相对于一百年前却是质变。我们无法统计新房子与老房子的力量对比，无法计算当老房子减少到多少，高楼大厦增加到多大比例时，此上海便不再是彼上海，我们只知道上海在每一分钟都在改变着自己的形状。这要求我们在记录上海印象时，要提供精确的时间刻度，因为时间的流逝将使我们所有的描述过期作废。这显然是强人所难，无论文字还是镜头，在这样的变动中都将败下阵来。
石库门弄堂在这座城市里已所剩无几。十五年前，当我站在一幢酒店高层的窗前眺望这座城市的时候，就已经预知了这样的结局。那时的石库门弄堂几乎成为拥挤脏乱的同义词，所以它们遭到这个崭新时代的唾弃。实际上，正在进行的不是城市改造，而是新的城市借用了旧城市的地盘。除了几条著名的大道，在这座城市里寻找海上旧梦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想，以后的年轻人再面对张爱玲小说可能会产生阅读障碍，而石库门、弄堂、亭子间这类词语，在进入新人类的语言系统时也需要艰难的转译。上海在遭受大规模的篡改之后已经拒绝透露它往日的真相。
上海昔日的寻常生活已经变得稀有，在虬江路和西藏北路、虬江路和四川北路交叉处，还有江西北路附近，一些石库门建筑在做最后的拆除。这几乎使我们丧失了进入老上海真实生活的最后机会，那个上海正在对我们关上大门。它们拦住了我们的去路，往日性感诡秘的生活永远消失。
《再见，老房子》 第二部分欲望的旗帜(3) 四
可以把马可时期的上海与Kim时期的上海进行一番对照，尽管两者相距不远。就在那个有斜阳的午后，我跟随马可走进石库门弄堂，仔细打量老房子的每一处细节。我注意到那些房子都是排排相对，一家的院门对着另一家的院门，像对偶一样格律整齐。大人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孩子们更是聚集在巷弄里共同玩耍。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结构设计在充分保证家庭隐私的前提下，又赋予了不同家庭之间共同生活的空间。也就是说，它与“个人—家庭—社会”的伦理关系是同构的，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物化体现，因而，这是一种附合人性的建筑（这是因为它们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某些理念），与其相比，现代建筑则使人陷入一种囚徒般的生活——每个人被分割在封闭的空间里，楼房里没有公共场所，人们通过在空中乱舞的手机信号来传递信息。现代建筑表明了人类智慧的枯竭，人类没有找到一种安顿自身的更好的方式，但他们却对前人的智慧不屑一顾。
我和Kim见到的却是另外一个上海，那里到处是残垣断壁。这样的景象与其他城市的拆房工地如出一辙，因而对它们的描述在此可以省略。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一座石库门，门楣上写着某某里或某某弄，我们会喜出望外。走进去，会有一条悠长的老弄堂，带着所有旧日时光的讯息出现在面前——那些永远滴水的晾衣杆，坐在竹椅上看晚报的老奶奶，放学排着队在弄堂里弯来弯去的学生们……一个弄堂有时会牵引出好几条弄堂，而所有的老房子，都阵列在那里，等待着时间的检阅。然而，弄堂的尽头，必定是一堆砖瓦的废墟。所有弄堂的终点都必将是废墟。这几乎使我们所有的怀旧之路都成为断路。我们无论往哪个方向走，最终都将与废墟相遇。废墟虽然丑陋，但在这个世界上，它们比那些精致的老房子更受青睐。所以它们在城市经络细密的肌体上，像牛皮癣一样肆无忌惮地疯长。
在老西门附近，遍布着废墟的迷宫。那些尚未拆除的弄堂，依旧沉浸在自己的章节里，提供着旧日生活的示范。显然，与老房子相比，废墟、垃圾和工地更加理直气壮，它们仿佛得到了未来的授权，来宣判旧日生活的死刑。上海，市井中的温柔乡，即将失去它最后的布景。它们今后将成为摄影棚里的假景，来呼应我们的怀念与想象。
二零零五年八九月间写
九月九日完成
《再见，老房子》 第二部分夜与昼(1) 天津：夜与昼
祝 勇
一
夜色把天津修改成另一座城市。Kim和我在夜幕里潜入天津，这使她有了一种做梦的感觉。她把这里称作“goast town”，意思是“鬼城”。晚上七点，街上却没有人，一百多年前的老洋房肃立着，斑驳的基座与廊柱在经过彩色灯光的包装之后，呈现出怪异的表情。那灯光显然经过了一番设计，很像马戏表演时的灯光一样灿烂、妖媚，与古旧的街道极不相配，但它增加了整条街道的超现实感。这样的氛围可以使一个人的血流加快，身体变轻，意志在假设的抵达中迷失。Kim说她以为自己回到了波士顿，即使在波士顿，也见不到这么多的老洋房。
解放北路两边罗列着许多具体的房子，但这条道路是抽象的，灯光、广告、电动旋转门……那些彼此交叉的异质符号使这里变得离奇，我们看到了时间的叠加效果，如同在一张脸上同时目睹了它的青春期和老年。我没有在那些石头房子上找到西洋钟，即使有，它们也会指向不同的时间。时间总是比空间更加任性，但在此刻，夜色掩盖了道路的边界，使它变得像时间一样高深莫测。我们在冬夜的寂静里走过解放北路，我们看到空间附着在时间之上一点一点地呈现。这是地图上标注的那条道路吗？我有点怀疑。解放北路似乎已经断绝了它与我手里那份天津市交通图之间的联系，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址，而只是梦中的布景。Kim坚持认为，只要从前边的街角转弯，她就能找到波士顿那家熟悉的咖啡馆。
只有少数人在夜间穿越这条街道。他们乘坐豪华的车子，在西洋古堡式的饭店前停下，侍者以雪白的手套为他们打开车门。周围的洋楼大都被大的银行和公司占领，下班以后，里面一片漆黑，只有饭店里灯火通明，外人只能透过灯光闪耀的大门窥视里面水晶宫般的华丽，总有人会出现在这样的城堡里面，像小说里的公人主，但永远不会是他们自己。那些人应该是一百年前的人，他们的身影一闪就不见了，只剩下空荡荡的旋转门，依然凭借惯性缓慢转动。
二
但在白天，这完全是另外一条街道，它吵嚷、喧嚣、拥挤，它是许多人上班、上学、办事、购物、吃饭、赶火车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这一条道路上重叠着许多条道路，那些道路彼此磨擦、碰撞，甚至大动干戈，于是，这条老街也变得益发暴躁、怪异和不可理喻。白天的解放北路是一条现实中的道路，与天津市任何一条道路没有区别。出租汽车司机对于天津的道路怨声载道，他们希望这座城市能够进行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造，好让它彻底脱胎换骨。
解放北路已列入保护范围，但司机们也将如愿以偿，在与解放北路几乎平行的大沽北路上，拆迁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那条道路正在变成肢解洋楼的现场。那些老房子至少已经在那里站立了一百年，如果没有经历这次大规模围剿，它们至少还要站立一百年，或许更久。但是现在，拆房者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只争朝夕，坚硬的石头已经放弃了抵抗。窗子消失了，雕花被砸掉了，立面倒塌了，如果运气好，还可以看到裸露在外的壁炉，正面对着虚拟的客厅发呆。房屋变成骨架、变成平地，我仿佛看见时间在倒退，回到建造它们之前的年代，只是搬家公司的广告像病菌一样在老房子体内迅速繁殖，使有关时间的想象大打折扣。
在这里，白天表现出对于夜晚的尖锐的敌意，它用凡俗、琐碎、阴霾的生活来瓦解夜晚的浪漫、诡异和明亮。它是梦想的敌人，用越来越多的挣扎者充填那些童话里的城堡，以此来改变那些精致房子里的生态环境，并且最终因此而取得了毁灭那些房子的理由。白天的这一策略取得了成功，它让我们目睹了老房子里的肮脏、拥挤和混乱不堪，并把一切罪过推卸给老洋房本身，尽管这些房子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远比那些新建的“火柴盒”高明许多。
《再见，老房子》 第二部分夜与昼(2) 三
冯骥才写道：“一百年来，天津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入口’。一个是传统入口——从三岔口下船，举足就迈入了北方平原那种彼此大同小异的老城文化里；另一个是近代入口——由老龙头车站下车，一过金钢桥，满眼外来建筑，突兀奇异，恍如异国，这便是天津最具特色、最夺目的文化风光了。”（《小洋楼的未来价值》，见《手下留情》，第十八页，学林出版社，二OOO年版）舟船与火车，是代表两种文明的最佳意象，前者悠缓、松驰，心不在焉，后者迅猛、强烈、不容分说。与它们相连的，分别是稳定恒常的传统街巷，和刺激晕眩的西洋风景。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生活形态，它们被不同的性质的房屋所区分。然而，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异质生活的空间秩序在大革命的狂欢与苦难中土崩瓦解。人口以爆炸的速度迅速塞满所有的房屋，此时的洋房已经成为集体宿舍，它仅能作为实用的居所存在，而所有与实用无关的事物均显得多余和奢侈。某种只能在洋房里滋生的生活被正式取缔，人与建筑之间的相互选择关系至此结束。
大沽北路记录着老房子的此类履历。在这里，洋房早就开始被迫接受肮脏隐晦、混乱不堪的生活，包括赌博、醉酒、偷情、吵架和揩油。尽管这里面也有欢愉、兴奋以及邻里间的相互依靠，但它们混淆了老城与租界的空间布景，它们应当寻找与其匹配的空间，并在那里挽留他们的人伦关系。生活与房屋的这种粗暴组合只能产生一种荒诞效果。
面对凡俗生活的过度发情，老洋房表现得比较克制，在更多时候，它们冷静面对世事的迁徙，即使人们把这种生活视作乐园，它们也并不发表不同意见。
四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类型的洋房聚集在同一座城市里，仿佛一场华丽的盛宴。Kim也没有，她去过意大利，她说意大利最好的老房子大多是公共建筑，比如教堂，而住宅并不比天津的好。天津像是一座建筑的仓库，表现出对于漂亮房子的某种贪婪。学习建筑的人甚至不需要游历世界，只要到天津就够了，天津为他们准备了一部有关建筑学的加厚辞典，它的十字路口仿佛变幻无穷的神秘暗道，为我们提供通往异国的最便捷途径。
十九世纪，在清廷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之后，天津开埠，英、法、美、德、日、意、俄、奥、比九国租界开始形成。每个国家都选用最好的设计师建造租界建筑，以炫耀自身的历史文化。对于这些建筑，有人曾作细致描述，现录于下：
在天津的小洋楼建筑中，罗马式建筑采用券柱，增加构图的曲线，其运用也并不局限于房屋的支柱，广泛运用于门窗的装饰；多变的巴洛克建筑风格，更加强调其变化之美，运用其夸张变形的手法，强调建筑表面的凹凸变化，富于动感；意式风格的反映，则主要以科林斯柱式（Corinthian）的柔美加以强调，突出华丽之感；俄式建筑则以浑圆饱满、富于生气的葱头穹顶见称；另外还有折中主义风格、浪漫主义风格、希腊复兴风格等等。
在柱式上，除一般传统应用的陶立克柱式（Doric）、爱奥尼科柱式(Ionic)、科林斯柱式(Corinthian)、塔司干柱式（Tuscan）和复合柱式(Combosite)五种以外，又发挥和发展了如螺旋形柱式和磨砖砌成的柱式等。在柱式的组合方面，西洋古典建筑常用的壁柱、列柱、旋柱、倚柱等都可以见到。
天津小洋楼的另一特色在门，尤其是大门的处理上，特别注重了门的使用功能和与主体建筑的协调。不论是古希腊建筑风格的公共建筑，或是荷兰民居风格的住宅，以及一般民宅都有自己的特点。在窗的处理上，通常把凹凸的线条与雕饰巧妙地结合运用，使建筑物的外檐更加和谐、深邃。外檐上的花饰、浮雕也很统一，主要集中在山花、檐部、柱头、旋洞、门套等部位，犹如一组精美的艺术品。各种因素的形成主要是其历史人文使然。
同时，由于与西方古典建筑相比，天津小洋楼形成年代较晚。设计师们在作品中往往省去了一些繁琐的传统装饰，又利用当时建筑材料的特点，吸收了当时的流派做法，创作出简洁大方、婀娜多姿的空间造型，不仅有力地表现了建筑的整体艺术效果，而且把历史人文与整个城市的居住空间装点得起伏有序、优雅别致。（马千：《北京有四合院 天津有小洋楼》，原载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二日《北京青年报》）
清末学者孙宝瑄在他的著作中对天津洋房津津乐道，在他的《忘日庐日记》中，赞美之辞不胜枚举。其中光绪二十九年（公元一九零三年）日记中，对它们作如下描述：“盖纵横曲直，高楼峻宇，皆西国模制，无稍稍闲杂。殆与游欧洲街市无异，上海所不如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政局多变，各种身份显要或特殊的人物，从各地来到天津租界这块‘超然世外’的空间里建造住宅别墅。”（冯骥才：《小洋楼的未来价值》，见《手下留情》，第二十三页）其中不乏国亲国戚、总统督军、富贾明星。“这些沿续着租界风格建造的小洋楼却不再严格遵循外来的样式规范，而是依从它们中国主人的口味与习惯，并信由中国的设计师们随心所欲地改造，致使各国租界晚期建筑彼此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一种津地所独有的小洋楼风情便悄然形成。”（同上）
孙宝瑄一厢情愿地把天津的西式建筑置于上海之上，但天津人似乎对此并不领情。更多的人对于这种虚拟的旅行不感兴趣，他们考虑的是如何避免堵车这类迫在眉睫的问题。人们已经习惯于考虑这样的重大问题并在这样的深思熟虑中度过了几十年。我问询的十个天津人中有九个表达出对于城市建设现状的不满，认为天津几十年没有变化，比起深圳、上海甚至北京，都远远滞后了。这个时间差令他们感到焦灼不安，他们希望这座城市更加时尚，能够给他们一点兴奋、自信甚至野心；现在的问题是，当一只钟表与其他钟表出现时间差异时，我们无法证明谁的时间更加正确——如果真有一个“绝对正确”的客观时间的话。那个先于钟表出生的时间此刻正逗留在什么地方？连表针自己都对那个“正确时间”毫无知觉，因而，在核对时间的问题上，似乎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理由。或许，所谓的正确时间，不是存在于人们的想象里，就是存在于某种话语霸权里，但它们并不可信。
《再见，老房子》 第二部分夜与昼(3) 五
道路把我们引渡到意大利建筑群中——现在叫“一宫”，在火车站附近，自由道、进步道、民主道与民族路等道路在这里纵横交叉，对那些房屋进行排列组合，使这些单体建筑彼此有了暧昧的联系。尽管同为意式风格，但这些老房子的形制却各不相同，几乎没有一座是重复的。这让我唏嘘不已，更令Kim大开眼界。那些房屋酷似衣服，每一个部位都有着精致的尺寸，并且，残留着主人的体温。只是，换幕的时间到了，所有人都应退场，建筑博物馆正被改装成建筑殡仪馆。
所有的洋房都被写上“拆”字。我没有数过，估计有一百个！一百座洋房，与一百个“拆”字，形成一种怪异的对偶关系，仿佛那些房子在经历百年风雨的老宅，等待的就是这个字的终审判决。粗糙的字体成为对精致的建筑莫大挖苦。Kim和我都不相信这是真的，不相信在二十一世纪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定是在梦游，是恶梦混淆了昼夜而不合时宜地现身。或许，这更像是一件胆大妄为的行为艺术作品，一种政治波普，创作的目的仅仅是使我们受到惊吓。此时我们的惟一希望就是尽快寻找一条梦的出口，我们出来，把梦关在里面。
但是我们分明目睹了那些建筑的伤口，残垣断壁成为对这些老洋房命运的最佳注释。Kim到中国四年，她记得最牢的一个汉字可能就是“拆”，因为她有许多义务老师不辞辛苦地把这个字放大到墙上。它是这个时代最为简捷的口号和动员令，有着不可置疑的权威性，因而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但它同样是脆弱的，因为它从来都是孤立的，没有来龙，也没有去脉，没有注解，没有语言环境，所以，它的锋芒必将伤害自己——无论它书写得多么巨大，最终都将被人们无情地拆去。
六
无须邀请，我和Kim可以自由出入于任何一座老洋房里，这是这次拆除行动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好处。我们可以把自己设想为房子的主人，幻想着自己循着弧型的楼梯上上下下，出现在任意一个房间里的情景。晴朗的夜晚，月光可以透过百叶窗射到地板上，并且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在地板上懒散地爬行。房屋里的一切在我们的想象里复原，所有的家具都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花朵在客厅里盛放，厨房里的餐具一尘不染，可以在月光里做任何事情，比如聆听留声机里的咿哑歌声，或者期待一个分别已久的人在寂静中突然揿响门铃。但是在这废墟式的老房子里，这样的想象显得有些步履维艰，所有消失的事物必须经过那些摇摇晃晃的楼梯才能得以恢复。大部分楼板已经消失，站在一楼的门厅里，目光可以穿透数个楼层而直达房顶。这使得那些贮藏在老洋房里的复杂生活早就跌落下来，粉身碎骨，垃圾站成为收容它们的最佳场所。为了选择拍摄角度，Kim要上演高空杂技，从最后几根木梁上走过。我们的脚步和视线受到了最大的限制。我们已经很难与老房子和解，在经过拆除者苦心孤诣的篡改之后，老房子变得冷酷、诡异和莫测，对来访者表现出十足的敌意。它们已经成为幻想的敌人，对未经允许的幻想发出警告。
所以，当我们出现在这些老洋房里的时候，我们的动作并不优雅，而是显得有些笨拙和难堪，有的时候甚至要手脚并用。仿佛蓄意报复，老房子把我们折磨得灰头土脸。它们只对老鼠们提供优待政策，老鼠们在老房子的鼓舞下纷纷安营扎寨，打造它们的安乐窝，它们的步态远比我们绅士和敏捷。我们目睹了老洋房最难堪的部份，因而我们理应受到惩罚。被砸烂的窗户好像被撕裂的伤口，阳光大面积地漫溢进来，像聚光灯一样，使洋房里的垃圾无处躲藏。到处都是旧物的尸体——那些不洁的洁具，以及残疾的桌椅。
一些最精致的器具变成最肮脏的垃圾，是谁具有点金成石的僻好？它们曾经受到过贵宾级的对待，即使在这座空气清新的海滨城市里，它们每天也要被擦拭许多遍。在那些地板消失之前，它们曾安然无恙地呆在原处，仿佛生活品质的鉴定者，忠于职守。但是自从与拆除者蛮横的工具遭遇之后，它们的骄傲就变得无法维系。它们被分散、转移，无法转移的，就会得到功割机的特别关照。现在，它们肮脏、散漫、无用，仿佛一群词语，在脱离语境之后，再也无力发表任何宣言。这使我觉得有些荒诞，我指的并非这些不堪入目的洋房，而是我们自己。我们有关艺术的所有努力，居然都是建立在废墟和垃圾之上，垃圾不仅诠释了老房子的命运，而且界定着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体从垃圾堆上穿越，从中寻找着自己所需要的灵感。我们的工作性质与整日埋头于垃圾堆的、满身垃圾气味的那些专业垃圾工作者没有本质的区别。
尽管如此，Kim和我，对于垃圾还是有着不同的理解。她对垃圾充满敬意，它们曾经是某种理想生活的代表，语境的转换改变了它们的语义，它们狼狈不堪，充满敌意，但她试图在想象中，把这些词语的碎片拼接起来，恢复昔日的光泽。即使在瓦砾堆中，她仍然能够将某些特别的词语捡选出来，反复欣赏。比如那些老的梁木、厚重的雕花门板，以及造型别致的长窗，她说，在美国，它们是最昂贵的建材，比那些新的材料要贵许多倍，因为它们从材质到工艺都是最优秀的，现在的建筑构件无法比拟。如果把老房子比作一个高贵的家族，那么这个家族的任何一个成员都不是寻常之辈。但是，在拆除者的战俘营中，任何身份高贵者都无法得到赦免，甚至于，它们正是因为自己的身份高贵而获罪，而那些相貌普通的火柴盒式民居，却始终安然无恙。
《再见，老房子》 第二部分夜与昼(4) 七
在千疮百孔的老房子里嗅到煮饭的芳香令我们惊异无比。在这样的废墟里面，居然还有人在生活。那显然不是一种理想中的生活。那种生活与老房子的精致古雅无关，雕饰花纹的风格解决不了他们生活的窘困。老洋房对于他们来说，仅仅是一个栖身之所，与街巷里某些鬼鬼祟祟的私搭房没有本质区别，甚至更糟。一些木板被用于遮挡那些被砸坏的部分，使它至少从里面看不那么令人难过。这并非因为他们对过去生活的顽固偏好，而是因为他们无处可去。在这座房价昂贵的城市里，他们无法找到收容之所。拆迁补助在经过几道贪婪的手之后已经所剩无几。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进他们生活空间，客气地向他们致意，尽力保全着他们的自尊。但一个外国女子的到来显然使他们感到不适，因为在重视礼仪的天津人心里，这种光顾已经超出了他们的心理尺度。
有人用驱逐的方式来维护他们的尊严，也有人努力地清理出一处干净的地方，让我们坐下。这使我们有机会打量他们的生活。陈旧的家具用最紧凑的方式罗列着，像一堆未经推敲的词语，笨拙地搭配。它们并非刻意阻拦我们，但穿越它们还是需要陪加小心。老洋房维持着一种最低限度的生活，这对它的制造者堪称莫大讽刺。在这里，审美早已变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遮挡不严的窗户，能否让他们安然度过这个冬天。
房屋与生活以一种极其脆弱的方式粘接着，这显然违反了房屋的本意，也与生活的设想无关，但不知什么原因，事情就弄成了这样。总之，生活已经同房子一起变得破烂不堪，无法挽救，像经历了一场相互戕害的婚姻。这里将不再是浪漫、童话和奇遇出没的场所，那些呼啸而来的钢筋水泥将把它们彻底埋没。
八
不知是否有一种物质守恒定律约束着这座城市，否则创造一些事物，为什么一定要以毁灭另一些事物为代价？在老城旁边另建新城这个老生常谈，难道真的不是一个万全之策？迁移行政中心固然成本高昂，但有什么能比毁灭文化遗产成本更高？人们在一座城市中本该目睹时间的进程，房屋是时间的量具和物质载体，但人们在拆除房屋同时也拆除了构成时间的逻辑关系，使城市不再处于一个时间链条上，而永远成为一个断点，孤立无援。这使城市的任何表象都显得无比突兀，来路不明，形迹可疑，飘忽不定。天津是一座奢侈而任性的城市，它通过摧毁昂贵的事物来获得快感。
许多人正致力于取消天津的独特性，欲望正在以广场、商厦、立交桥、商品楼的形式瓜分这座城市有限的空间，而老房子则只能成为它们的猎物。这些洋房仿佛精心制作的佳肴，刚好适合它们的胃口。只有少数的幸存者，比如解放北路，但它们不会使我们感到幸福，相反，只能见证我们的伤感与哀恸。
二OO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
二OO五年三月一日改
《再见，老房子》 第二部分被篡改的地图(1) 西安：被篡改的地图
祝 勇/著文 [美]Kim Roseberry/摄影
一
【《明清西安词典》】西安地方志丛书之一，西安地方志馆编纂，张永禄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三十二开本，精装，一百一十三万字，一九九九年十月第一版，定价：八十元。
我在西安古旧书店发现了这本书，在一堆红红绿绿的打折畅销书中。这本外表朴素的辞书将带我走进明清时代的西安。书前附有《清西安府图》，城垣寺庙、坊里街巷、书院社学、署馆宅第一一标注得清楚细致，让人依稀可以听到那个时代的声音。目录正文一律以小五号字排印，密密麻麻，却分列有序，指点着我的纸上旅行。我曾经六次到过西安，对于在大街小巷中穿行充满偏爱，但我对于这座城市的了解在这六千多个陌生的词条中消失了。它们描述的几乎是另外一座城市，与我脚下的这座城市仅有几处相同的地名，除此之外，我对它一无所知。时间的冲突清晰可见，一百年前的城市，对我而言已形如迷宫。它两千年的深度更使我的旅途变得焦虑、暧昧和离奇。只有那张脆黄的、即将从书页上脱落的地图让我嗅到了那座城市的味道，浮动在阳光、薰香、衣料与尘土之上，与目录中每一个单词有着隐约的联系。那些费解的语词如同布满缺口的街巷向我发出邀请。从书店出来，我开始企图穿越那幅地图，偷渡到它所描述的城市，为此，我需要选择一个显而易见的入口进入那座城市，就在这个时候，我抬头看见了如同佛像般端庄的鼓楼。
二
【北院门大街】明清西安街名。位于府城西门大街东段路北鼓楼之北。原为隋唐长安皇城内殿中省、左武卫与尚书省所在地，唐末以皇城改筑为新城后逐渐为居民坊巷。明初洪武十三年（一三八O年）修建鼓楼后即形成此街。南北纵街，南起鼓楼，北抵巡抚署“北院”。此街因在“北院”门前，故称。解放初称北院门街，并延伸至鼓楼南到西大街，今简称北院门。
有位老人正乜着眼睛端详着过往的行人。我想，在鼓楼的前面，应该有这样一位老人。老人在这座城市里变得稀有。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年轻人，穿着时髦的衣服，把头发染成各种鲜艳的颜色。与他们相匹配，这座城市也越来越年轻，大街周围的许多高楼大厦的历史最多不超过十年，换句话说，在这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里寻找一座一百年以上的老房子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外表古怪的新事物正在扩大它们的地盘，比如鼓楼前面巨大的麦当劳“M”型标志，就已经证明了美式装备的战无不胜。
几天以后，我们在柏树林街的老房子里见到了真正的老人，他们躲在过去的生活里，很少出来。只有在天好的时候出来走走，头顶的光线中还混杂着过去的尘土。对于这座古城而言，老人应该成为最好的装饰，在他们心中，埋伏着许多过去时光里的秘密。年轻人对此全然无知，因而他们与这座城市显得愈发格格不入。
鼓楼算得上一个真正的老人。它已经七百多岁，皮肤已经开始皴裂、枯萎，但它身体内部的气脉依然如故，并试图以此证明老事物存在的合理性。从鼓楼的门洞穿过去，就到了一百年前的西安。所有隐蔽在那幅古地图背后的事物全都显现出来，带着迫不及待的杂音，交织碰撞着，突如其来。
尽管有几幢形迹可疑的新房子，鼓楼身后的北院门大街约略保持着从前的模样，至少，在狭窄拥挤的街道上晃动的烤肉的炭烟味道与从前是一致的。气味从来都拒绝表述，嗅觉更不能推广、转移或授予别人，但它可以遗传，也可以帮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安然地抵达过去。
无法背诵出各种小吃的名字，它们有着与食物本身一样鲜艳的色彩。陕西人喜欢色彩鲜艳的事物，色彩鲜艳的皮影、剪纸、年糕、衣饰，明亮高亢，与灰黄的街道形成对比。因而，它们往往比气味更加先声夺人。那些事物中蕴含着它们严格的色彩美学，成熟、稳定，在这一点上，与那个正在变得富贵庸俗的新城市有着本质的不同。
北院门大街自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起，经历过一些改造。对东大街、西大街这条东西干道的改造也同期进行。但在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里，北院门大街依然显得不够与时俱进。一旦这几条仅有的古街摆脱了与过去的联系，整座城市就会从历史的背景上松脱下来。所有传奇都将成为无耻的虚构，而那些关于所谓古迹的导游词，都将成为一场并不高明的骗局。
鼓楼也要成为兵马俑式的展览品了。二OO五年一月，我和Kim来到这里的时候，鼓楼广场的兴建工程正在准备之中，鼓楼西侧已经被拆得一片狼籍，北院门大街与鼓楼衔接处的老房子也正被拆除，那些靠近鼓楼的摊贩不得不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营生。我不怀疑这里将变成一个干净整洁的广场，有绿地和喷水池，而那些埋伏在拥挤纷乱中的寻常生活，将被作为文明的对立面而予以革除。
《再见，老房子》 第二部分被篡改的地图(2) 三
【柏树林】明清西安城街名。位于府城东门大街中段路南端履门大街之南。在原隋唐长安皇城东南隅文献皇后庙处。唐末韩建以皇城改筑为新城后，渐为居民坊巷。南北纵街，北接端履门大街，南抵南城墙。自宋以后，此街南段路西临近文庙。明正统（一四三六——一四四九年）年间，西安知府孙仁益在文庙四周广植柏树，此街由此得名。今仍沿称。
柏树林拆迁工程使我看到了一百多年前的老房子，那些被低矮杂乱的简易房遮蔽的部分逐一显现。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为此我似乎应对这些破坏行为心存感激，否则我将与这些老房子彻底无缘。如果时间赶得巧，我还可以目睹一座完好如初的旧宅，砖雕、窗栏板无一损坏，仿佛刚刚建成，表达着它永不消逝的决心。但这只是我的幻觉，它将在我下次到来的时候变成一片瓦砾。在原来砖雕的位置上出现的，将只有一片污浊的尘埃。那座旧宅将只存在于文字与胶片的描述里，而那条即将面目全非的崭新马路，将对我们的描述理直气壮地提出置疑。
在西安的日子里，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去一次柏树林，并且与柏树林的居民成为朋友。这使我们精确记录了拆除过程。我可以把拆房当作建房的逆向过程，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摆渡到一百多年前的时光。那些在废墟中裸露出来的梁柱约等于刚刚安装上去的木材，甚至连漆色都没有太大变化。柏树林街四十五号，梁架上巨大的雕花令Kim和我大吃一惊。当地人把它们称作“辟邪”，有阴刻阳刻两种花纹，安装于梁架之上，当房屋建成之后，它们便被遮挡起来，没有人能够看到它们。它们在隐蔽中保护着房屋的安全，而它们的重新出现，则意味着房屋的劫数到了。
拆迁工地正在变成传授中国古代建筑知识的课堂，梁、柱、檩、枋都按照最经典的方式排列组合。由于西安地处秦岭以北，取材方便，所以西安的古建筑以木土结构为主。长短不同的木材按照事先确定的契约彼此沟通联络，在各自经过回环曲折的旅程之后联结在一起。来自不同方向的力量彼此制约咬合，形成一种超强的稳定力量，即使再过几百年，这样的老房子也不会倒塌。倒塌的只有中间的隔墙，因为它不具有承重的功能，所以墙倒之后可以随时重建。“这些房屋的架子都是一个个活的结构，它们是通过榫头联接在一起的，各种材料相互之间有许多的缝隙和和宽容度，且质地柔软，彼此不会势不两立，随时可以妥协、调和、谦让；仿佛它们是有生命的活物，能够应合着天地的变化而自动调整与地面的角度、关系，使之与自然界更和谐。”（于坚：《幸存之城》，见《于坚集》卷四，第一三四页，云南人民出版社，二OO四年版）如果那套构架在历经风雨之后变得倾斜，那么，选择一个合适的角度，用一根扛子就能把它们顶正。从老房子的骨架中，我看到了它们与时间对抗的密诀。
西安的老房子许多是四合院，与北京四合院不同之处在于，它两边的厦房（厢房）通常向内缩进一间屋子的距离，使院落变得紧凑狭长，站在院落里，只能看见正房的中央部分，而正房的两翼，则藏在厦房的后面，这是中国民居根据气候作出的应对。正房、厦房均有台座，距离门口四尺半，可以摆下一张矮桌，顶檐为一面坡，也几乎伸出同等宽度，为坐在台座上的人遮风挡雨。于是，台座就成为室内与院落的中介者，一种十分巧妙的过渡性空间。这样的设计以视觉的形式传达了某种人际关系，使房屋的社会学价值得以确认。
站在街上可以看见屋顶的火檐墙。作为一种防火隔墙，与江浙的马头墙不同，西安的火檐墙几乎都是锯齿形状，并且墙檐不是凌空飞出，而是有一个垂直的收尾，戛然而止，终结处的上端，常见几何形装饰，或方，或圆，或作云钩形，全是用雕花青砖砌成的。于是，隔墙的实用性在建筑的表面神奇地消失了，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幅形态不同的雕像，在高处，双手难以企及的距离之外。
四合院的院门也有固定的形制，与北京四合院的窄大门相近。上有坡顶，考究一点的，会在门楣上雕刻花纹。坡檐下有一块竖板，曰“档”；棚顶的内部木饰，曰“横”。门由门饰、门框和门扇组成，下有门槛，用内外双层的门墩石卡住，门槛是活的，如有车子通过，可以将它提起、取下。一位老人为我们演示了取下门槛的过程。倘若以老房子为主题发明一种儿童积木，一定十分有趣，我相信其中包含的悬疑与机趣能够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并使他们得到教育。
现在，被脚步磨平的台座即将成为马路的一部分，房屋和居住者都不知去向，曾经细致排列的青砖，将被作为垃圾运往农村的处理场。那些纪律严明的建筑构件将如同解散的军团一样呼拉一下消散在野地里。环卫工作者将为如何最终消灭它们而感到头疼。
《再见，老房子》 第二部分被篡改的地图(3) 四
【高家大院】西安市柏树林街兴隆巷四十二号的“易俗社”创始人高培支先生旧居。建于清朝末年，坐北朝南，为三开间三进院落，院内两侧的厢房都是“房子半边盖”的典型陕西民居特色，过厅为硬山明柱出檐式，且前后、东西相向对称，上房为硬山明柱出檐二层楼房。二道门为三开门，即正门带两个偏门，门楼砖雕精美，除花鸟竹木之外，“平为福”、“苍竹”等字如浮空中，与白纸窗棂相映成趣。
在前往高家大院之前，我们先去了另外一座古宅。它隐蔽在暗处，如果没有吴震、夏晓雷、李乃棠这几位热情的老人引领我们穿越这片复杂的地形，我们不可能目睹它黑暗的近于不存在的脸。但是在看到它的第一刻，我就意识到它与那张地图的某种呼应关系。（《清西安府图》于光绪十九年十月由中浣舆图馆测绘，这幢古宅在那时早已存在。）只有将它们互相参照，我们才能完成对于那座古代城市的想象。
这是一座二层建筑，是一座四合院的正房。西安许多四合院的正房都是二层的，有的还有中西合璧的装饰。吴震说，是岳吉力恒的太祖父建造的这座院落。一九O二年，著名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的弟子岳吉力恒就出生在这个院子里。它原先是一个二进院落，后面还有后花园，但是那些环环相扣的院落结构已不复存在，只剩下这座正房。正房是纯木结构，装饰全部是中式的，槅扇裙板上的雕饰清晰如初，只是二楼的栏杆已经消失，整个框架也已显得疲惫松散。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历史符号，它行将消失。一些丑陋的现代房屋正在围拢过来，在它身边窃窃私语，密谋着如何挤占它的空间。紧挨着它的一座红砖楼是其中的首领，据说它是某一文物单位的居民楼，是它提议拆除这座性格孤僻的老房子，为这家文物部门再添一座崭新的大楼。在红砖楼的威胁之下，老房子里的居民早已离开这是非之地，没有人气的木构房屋存活不了多久，遭到背叛的老房子已经走到自己的末路。
在这些楼房的包围之下，老房子无路可逃。它整日生活在高楼的阴影中，使那些细致的雕饰暗然失色。本来那些木制造型在不同时间的光线中可以呈现出种种微妙变化——比如在上午九点，阳光刚好从东厦房的肩头上斜照过来，将院中古柏的影子拉长到西厦房的柱础上，此后那影子连同房屋廊柱的所有影子始终处于运动之中，直到正晌时分，仿佛一直躲在暗影里等待显影的底片，正房户牖栏杆上的鸟兽花草显露出最为清晰的身影，每一个精心酝酿的细节在这样的光线之下都会显得异常激动，而这样的影像在下午又将慢慢褪去，直到傍晚六点，光线从飞檐上消失，整座院落又晦暗之中，紫气在院子里流动——但日益逼近的楼房取消了这种可能性。它们的策略是先把老房子变成死物，再一步一步进行肢解。
文物部门成为这栋老房子的最大敌人，这是我们经常遭遇的黑色幽默。而普通居民，却成为老房子的守卫者。吴震先生自己花费几千元，才通过“关系”获得柏树林的测绘图纸，他并非文物工作者，却对柏树林的民居进行了详细的调研，对每座房屋的历史都了如指掌。（拆除化觉巷安家大院的时候，安家的后人也自行将化觉巷全部测绘一遍。）他们甚至从韩城买回许多古建构件，要求政府准许他们自行修缮和保护老房子，因为他们愿意生活在自己熟悉的氛围里，愿意与邻里低头不见抬头见，而不愿意去住三室一厅。但他的要求至今无人理睬。他们对那些房子充满理解，或者说，他们与老房子是一体的，离开老房子，他们就像根须离开土地一样无法生存。（辛亥革命后，陕西军政府大都督张凤翙要在柏树林置房，就遭到柏树林住民的一致拒绝。）
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柏树林西侧的高家大院。与只剩下一座单体建筑的岳吉力恒故居比起来，高家大院的整体结构完好无损，在已经没有几座完整的古宅的西安，它完全像是一个精心炮制的幻影。但它的美仑美奂不能成为它躲避恶运的理由，一个正在挖掘的巨大的地坑将成为吞噬它的陷阱。古宅的居住者开始动用一切手段捍卫他们的权力，并且据说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涂在墙上的“拆”字也被暂时沫去，但是，那已经张开的大口是否能够善罢甘休，却是很值得怀疑。一座现代化的大楼已经呼之欲出，尽管它们通常以华丽的广告词粉饰自己，柏树林的老住户们却对那些不土不洋的高楼大厦充满敌视——它们在这座城市里显得异常尴尬。它们篡改了城市的地图，破坏了城市的结构与气脉，除了给开发者带来可观的利润，它们丝毫不能为这座城市增添任何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者成为古城里的掠夺者，他们通过蚕食历史的血肉来喂饱自己的私欲。
五
【钟楼】明清西安城宏伟建筑。初建于明洪武十七年（一三八四年），在今西大街广济街口原奉元城钟楼旧址，正统五年（一四四O年）修。万历十年（一五八二年）陕西巡抚龚懋贤檄咸宁、长安两县令迁建于府城向东扩展后的城中心今址。后又经清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年）、乾隆五年（一七四O年）相继修葺。从此，钟楼岿然立于通城门四衢交汇点，形成了西安城以钟楼为中心，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向外辐射的主要城市格局。
吴震说，柏树林的老房子还不是最好的，最好的在西大街上，以及夏家什字、甜水井、四府街、东西举院巷、南广济街、五味什字、开通巷等地（开通巷就在柏树林边上，夏晓雷带我们去了那里），那里原有许多大户人家的宅子，远比柏树林的民居富丽堂皇。从《清西安府图》和二OO四年版《西安交通旅游图》中，都可以检索出以上名字，但这是两份不能对话的地图，分属于两种不同的年代，固执地使用着各自的语言。它们的口径截然不同，如果把它们强行放在一起，它们就会发生争执。从其中一幅地图进入另一幅地图是不可能的事，当我们以为自己会成功的时候，时间之手就会截断我们的去路。
譬如钟楼，依然肃立于市中心的位置，但已被麦当劳、韩国城等重重围困，而不再具有居高临下的非凡气势。站在街上，钟楼几乎是这座城市里可以遥望的仅有的古代建筑，人们把它当作稀有之物而不惜重金登临其上，但老谋深算的钟楼让所有人上了当，因为站在钟楼上，人们差不多已经不可能再看见城市里的任何古迹了。钟楼为他们的视线制造了盲点，当他们试图生发思古幽情的时候，他们将只能看见一个拔地而起的新兴城市，而那座金戈铁马、风雅流丽的古都，已经在他们的脚下悄然消失。
二OO五年一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
《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插图(图)(1)
《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插图(图)(2)
《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插图(图)(3)
《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插图(图)(4)
《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插图(图)(5)
《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插图(图)(6)
《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插图(图)(7)
《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作者照片图(图)
《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看不见的西关(1) 广州：看不见的西关
一
小姐的闺房在二楼，顺着陡峭的楼梯上去，便可嗅到淡淡的脂粉味，与西关大屋的华美相匹配。其实，整幢建筑从脚门开始，就处处显示着它的尊贵。门板上的木雕是宝瓶图案，瓶里的花朵开放得一丝不苟。窗子是套色花玻璃样式，它使这座城市里并不明媚的光线在经过它的修饰之后变得活泼可爱。穿过天井，踩着地板上五颜六色的光斑走进内厅，可以见到名贵的酸枝家具，墙上则是快要生出霉菌的字画。不中不西，中西合璧，恣意的奢华、任性的讲究，在这样的房子普遍盛行。楼梯上响起空洞的脚步声，闺阁里的少女在等一个人来。她们在打扮上已经开始逐西，内心却依然守旧。她们在闺阁里守着自己的小心思，不肯轻意说出来。人们把她们称作“西关小姐”。她们的长相大抵相仿，细弯的眉毛，小巧的面孔，映在稍稍变形的镜子里，像月份牌上的“小明星”邓曼薇——床头的留声机里正放着她的《水晶帘下看梳头》。那声音咿咿呀呀，若有若无，仿佛空气里有气无力的雨丝。晦暗的日子里，她们会对着镜子打量自己，构思着自己的故事。没有一个作家把这些故事写下来，所以，我们至今无从知晓它们的内容。西关大屋严守着她们的秘密。我走上二楼，看到六十年前的小姐正缓缓站起身来，脸上挂着幽秘的笑容。
二
西关大屋在一百多年前就有了。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就有富商巨贾和洋行买办在这里修建住宅。“在民间的传闻中，西关大屋的兴建是很夸张的，青砖墙铺砌所用的不是水泥，而是以糯米饭拌灰浆，所以砌出来的墙没有一丝缝隙，砌好砖墙之后还须在外面再贴一层水磨青砖，这种面砖贴上去之前就要先用人工打磨，所以西关大屋的青砖墙永远是平滑的。青云巷通常连着小门。一间大屋大得里面还可以有小巷子，小时候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大了。据说这些大屋里面的青云巷的功用在于营造穿堂风、方便仆佣出入。”（黄爱东西：《老广州》，第四、五页，江苏美术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所谓“西关”，就是老广州的城西地区。广州城墙未拆以前，有东南西北四座城门，便有东关、南关、西关和北门四个城关区域与之呼应。民国时期，这里散落着七个小区，分别是：黄沙、陈塘、逢源、长寿、西禅、南岸和沙面。一九五零年，政府把它们合并为三个区，两年后再度合并为西区。一九六零年，西区和中区部分地区合并为荔湾区。西关一名，最早见于清初西关长寿之西设立西关汛。
西关是真正的藏龙卧虎之地，当时十三行的洋行和商业行庄，以及富商、科举士绅的馆舍宅邸，多集中于此，最著名的就是潘、卢、伍、叶四大家族。“潘氏住在颜家巷及连庆桥附近的海山仙馆，卢氏住在十七甫，伍氏的住宅在十八甫，现在的富善东、西街就是它的两个正门，叶氏住在十六甫的占大部分。至于科举人物，最吃香的就是三鼎甲：状元、榜眼、探花三及第。当时的状元梁耀枢，住在十一甫状元第；榜眼谭宗竣住在十二甫；探花李文田住在至宝桥。”（同上，第一五五、一五六页）西关遍布着大家族的徽记，在那些被大屋分割的空间里，老爷、少爷、小姐、丫环的故事彼此纠缠着，分也分不开。每张面孔都在叙事，从那些不同的脸上，我们可以阅读到那个时代里的欲望、不安和茫然。西关是这座城市的腹部，五脏俱全，它吞吃着整个城市的营养，并且为城市的生长提供着能量。
但那些老屋很快像它们的住客一样消失了。我甚至不可能把它们当作展品，隔着护栏观望它们。广州的天气和一百年前一模一样，我把手伸向滑腻的空气，希望摸到的是一堵布满苔藓的老墙，或者一张被岁月忘却的脸。
《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看不见的西关(2) 三
龙津西路正在施工。许多蓝色围板将道路与房屋分割得支离破碎，堆土车一如既往地宣讲着它有关大乱与大治的教义。它们不断地煽动人们背弃历史，并且对背叛者许诺了若干好处。在它们背后，关于未来生活的诸多憧憬应运而生。不知道眼前这个追逐前卫的世界是否被闺阁里的少女们想象过的，但至少，西关大屋的岁月已经遥远得无法触及。过去的西关变成现在的荔湾区（荔湾区以荔枝湾而得名），精美绝伦的西关大屋变成半身不遂的高架公路、飞扬跋扈的高楼大厦和呆头呆脑的火柴盒民居，西关小姐变成穿着露脐装的时尚女郎——即使我们真能与她们谋面，我们也会感到无比陌生。尽管像陈家祠这样的旧时豪宅在这座城市里零星可见，但它们已经像恐龙化石一样稀有，它们已经失去了繁衍的可能性，因而只能作为观赏品或者布景存在，而无法与生活发生实质性的关系。历史在这座城市里已经变得支离破碎、年代模糊、地址不详，它越来越成为一种虚拟空间，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像一叠没有来头的照片，只配有最简单的说明。
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寻找有关西关大屋的线索，尤其在曾经古宅聚集的十三行路、康王南路、十八甫路一带，我们几乎走遍了每一条小巷，但西关大屋仍然杳无信讯。后来，在车水马龙的观音庙街，我们与一个拆除工地不期而遇。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去，我们在狼籍的碎砖烂石中间发现了许多木栅门和窗栏板，上面雕纹清晰如旧，被当作垃圾随意丢弃，颇有沦落之感。仔细辨认，还可以发现有一些带有卷草花纹装饰的山墙碎片混迹于垃圾之中。它们的出现反衬了垃圾的粗鄙不堪。工地、废墟以及新贵般的高楼共同组成了大开发时代的话语系统，时时刻刻以粗暴的方式行使着自己的霸权，现实中的城市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工地，它们以烟尘与噪音来炫耀自身的存在。但是那些老房子的残迹打破了它们的垄断，使它们显得简陋、粗俗和肤浅。在巨大的工地上，我的脚步瞬间就被那些老房子的构件所吸引。作为已逝岁月仅存的证词，它们代表过去发言，描述着对生活的另外设想：适意、安闲、没有紧张感，有的，只是某种恰如其分的享受。
凌乱的废墟掩盖了昨日的生活现场，我无法证实，这些失之交臂的老房子就是西关大屋。我企图透过那些旧日的门窗向时间深处窥视，但我看到的只有灰尘，不知疲倦地，在光束中舞蹈。
《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看不见的西关(3) 四
日理万机的堆土车尚未对西关一些小民居表现出足够的重视，这使那些精致的小房子得以苟延性命，它们也因此为我们提供了想象西关的旧日生活的素材，仿佛行进中的木舟上的一条刻痕，诱使我们捞起水下那把早不存在的锈剑。
西关小民居是广州近代民居建筑的基本单元。单独存在时，人们称其为“西关小民居”，纵向组合为“竹筒屋”，纵横组合，便是西关大屋。有学者将这种民居的平面特点归结为：“一、房屋纵向垂直街道，除正面外，周边与邻屋相连；二、设前、后天井各一个，面积前大后小，两者与‘冷巷’（内廊）相连。有的前天井由门前小院或街巷代替。”（汤国华：《岭南湿热气候与传统建筑》，第二零三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版）作家则对其作出如下描述：
“老广州人家，住的是一种叫‘竹筒屋’的民居，也就是现在广州话里所说的‘眼镜房’。在我的小学同学里，不少人的家就是这种‘眼镜房’。这种房子，通常不宽，进深通常在十二米以上，一进门就是客厅，一条长长的走廊，连着后面的厨厕，而卧室则在厅和厨房之间，通常用满洲窗间隔。因此在布局上看起来厅和厨房活像眼镜的两个镜框，所以这种房子叫‘眼镜房’。
“临街的‘眼镜房’，大门颇似西关大屋的‘三件头’，也有吊脚扇门、趟栊和大木门，乍一看是很容易和西关大屋混淆的，只是进行门去整个房子的宽度仅比大门的宽度略宽，里面的结构就是‘眼镜房’的格局。大木门平时是开着的，只有在全家都出门或睡觉的时候才关上。所以，只要大木门没关，屋里肯定有人，要不然就是出去买菜什么的，走得不远，等一会儿人肯定就回来。小时候时常在上学的路上隔着趟栊喊一声，同学就会跳出来，一同上学去。这种房子从前是没厕所的，在没有了‘倒夜香’（广州人管当时推车沿途惧各户倒马桶的行当叫‘倒夜香’）这一行后，常常要去公厕。”（黄爱东西：《老广州》，第八页）
出观音庙街，从文昌路上龙津中路，往荔湾湖方向走，再到龙津西路，旁边的窄巷里，如捷龙北街、鸿福大街，还残留着许多这样的民居，在成为千篇一律的新式民居以前，保持着昔日的从容，趟栊、屏门、满洲窗，一如其旧。我没有关于这些老房子的生活记忆，我对它们的最早印象来自欧阳山的小说《三家巷》，以及一部名为《羊城暗哨》的黑白电影。那部老片的许多镜头都是实景拍摄，它在无意中为我们保留了这座老城市的旧日风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趟栊，那种木条横向排列的木栅门，兼有通风和保护安全的作用，对我这个北方人而言，显得别具趣味。我在这些窄巷里又找到了很多有趟栊的房子，有小孩子趴在趟栊的横格子上向外观看，而我，则想象着他如何在这样的老房子长大成人。趟栊的格子映在客厅的地板上，像精致的刻度，随时间而变化。我相信一个在老房子里生活久了的人完全能够透过趟栊影子的变化来判断钟点。
但这些老房子终究不能被时间所豁免。斑驳的墙上醒目的“拆”字，早已为它们指明了去向——它们的终点便是观音庙街的那片荒诞的废墟，而黄爱东西书中的叙述，也将成为无法证实的梦幻。
《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看不见的西关(4) 五
趟栊宜于通风，而趟栊外的脚门，则有遮阳的作用，脚门关上时，便会阻止光线进入室内，以保持室内的阴凉。建筑学家对脚门的定义是：“在大门前附加一道矮门，它由两扇向外对开的折叠木板门组成，门高约一点六米，可遮挡人体的下部和脚；上部是格栅，有利室内观窥和遮挡街外的视线干扰。又因为此门比大门矮得多，能遮挡阳光和防止飘雨对大门下部（门脚）的侵蚀，故俗称‘脚门’。” （汤国华：《岭南湿热气候与传统建筑》，第四十七页）城市马路多变的走向，使得小巷里的房屋朝向各不相同，脚门遮阳，则显得灵活而简便。门的设计，透露了广州民居的开放性质，与有意以影壁封堵外界视线的北京四合院形成反差。
西关民居是湿热的中国南方生长出的建筑之花。它们的每一处设计都与天地自然保持着天衣无缝的呼应关系。房屋的坡屋顶、瓦垅、封火山墙等建筑构件，不仅是美的符号，而且使房屋具有了隔热的本能。房屋之间错综复杂的平面关系，使懒惰的风成为宅子里常客：
[风压通风]当室外有主导风的作用，房屋的迎风面正压和背风面负压就形成风压差。当门、窗打开，风从前天井进入室内，经冷巷从后天井出，形成“穿堂风”。 穿堂风风速一般在每秒零点八米时对人体有明显的吹风感，散热效果好。但因广州夏季主导风多为阵风，且房屋进深较大，空气流阻也大。还有，后天井开口窄而高，阵风不能一下子全部排出，部分动压变成静压。于是，冷巷和后天井之间就成了藏风的地方。阵风一停，部分静压风又变为动压往回吹。这就是“回风”。因此风压通风是不稳定的。
[热压通风]因前天井受晒面积比后天井大，受晒时间比后天井长，前天井空气温度比后天井高，空气密度比后天井小。当室外为静风时，前后天井空气密度差就形成热压差。空气从后天井流向前天井。气流速度一般是每秒零点二至零点五米，对人体无明显的“吹风感”，只有“阴凉感”。由于热压通风的成因是前后天井的空气温度差，这种温度差因天井设计而成，不受外界主导风的影响，因此热压通风是稳定的。这就是西关小屋通风的最大优点。（汤国华：《岭南湿热气候与传统建筑》，第二零八页）
这段枯燥的文字在我眼中颇具情节感，它所产生的表达效果不是文学力所能及的，那完全是一些存在于我们视线、想象和语言之外的事物，神秘、复杂、深邃。文学无法参与这样的过程，只能分享它们的结果：古旧的房子四季阴凉。炎热的天气里，西关小姐坐在自己的屋子里安静地写信，风拂动着她的纸页，那些温柔的字句，照亮了她的面孔。
六
西关民居终将带着各种我们意想不到的传奇消失。从开埠、经商到革命，广州曾经一度是整个中国的中心，这使西关的住宅具有了某些神秘色彩，许多来自草莽或者草民的故事，在被正史删除之后，又在这些密密麻麻的老屋中浮现出来。我们在满是鱼腥味的窄巷中穿行，倾听老人们的絮语、他们曾经有过的梦。西关民居以平静的方式容纳着所有跌宕的传说，所有消失的房子和消失的人都会在万盏灯火的夜晚复活，年龄大的人会说，一切都与从前一模一样。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
《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最后的顺成街(1) 昆明：最后的顺成街
祝 勇/著文 [美]Kim Roseberry/摄影
一
最深的痛苦来自那些房子的主人，当巨大的机械臂把古老的房梁砸得粉碎，我几乎能够听到主人们的尖叫。二OO四年十一月一个平常的午后突然触痛了他们，这天下午，一群工人开进了工地，老板在计算着所需的费用，而工人则估量着他们工作的强度。
在这个无比势利的年代里，房子的主人早已被忽略不计。他们都是一些非凡的人，但他们早就死了，没有人看见过他们的面孔，也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时间已经剥夺了他们发言的权利，并让那些掌握堆土机的人成为胜利者。后者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为他们粗暴的劳动附加了若干果决、欢乐和正义的成份。他们将用一座摩天大厦来修饰他们的成功，而来自时间深处的叹息，将被永远埋在大厦的地基下面。
在沙溪，Kim就预言了今天的这个场面，因为这个喜欢中国文化的美国女孩，已经在昆明居住了将近四年，她亲眼目击了对这座美丽古城里的老房子的围剿过程。经验使她能够准确地判断下一个工地将出现在什么位置。于是，我们在茶马古道上的偏僻小镇沙溪会面的时候，她向我透露了有关顺成街拆迁的可靠消息。显然，这已不是什么内部机密，那些正向古街靠拢的威风凛凛的塔吊，已经宣布了对那些老房子的最后判决。
二
Kim经常到顺成街的小馆子吃饭。这是一条回民街，街道两旁有大量的穆斯林饭馆，当街还有许多卖羊肉的摊位。那些沾着血汁的鲜肉以及炝人的炭烟使得这条狭窄的小巷显得无比亲切和诱人。这条街破旧、简陋，但它远比那些现代化的街区更令人向往。在这里，历史首先是作为一种味道存在的，它在每个人的鼻孔上晃动着，被他们吸附进去，成为他们身体里的某种养料。
我和Kim一起去档案馆查阅有关顺成街的资料。也许是方法不对，我们一无所获，只是从当地居民口中得知，在昆明古城墙没被拆除的时候，顺成街是大南门城墙外的一条古街，比邻城里最热闹的商业区三市街，所以一直比较繁华，甚至连英国旗昌洋行这样的外国商号，都在顺成街附近落户。与顺成街垂直的沿河路原来是一条河，奔波于茶马古道上的商旅，有时会顺河而下，到达昆明城外，如果天色已晚，他们就不再进城，而是在顺成街寻找一家客栈住下，沽酒吃肉，准备在第二天天亮时进城。我在Kim的指引下来到顺成街的时候，这条街已经丧失了半壁江山，也就是说，有一侧的老房子几乎已经被拆干净了，只留下一座老客栈，在一片废墟中负隅顽抗。
这是我第一次到达这条古街。现在，它正以一种触目惊心的残损形象等待着我的造访。街道的一侧暂且原封未动，是一些相互挤靠的二层木楼，下层一般是铺面，上层则一律是各式各样的雕花木窗。长年的烟熏改变了木窗的颜色，把它们加工得更具历史感，让我们相信这里是古代人的天然住所。有时会有一张清幽的面孔在窗口一晃，当你试图看清时，它又不见了。那些偶然出现的年代莫辨的面孔增加了这些建筑的神秘感，使得小街对面那片明晃晃的废墟显得丑陋不堪。在所谓现代生活的迫不及待的攻势下，这条古街已经失去了平衡，道路两侧的房屋不再拥有对话的可能。那些相对的窗子本来可以孕育许多传奇，但是现在，这种可能性不存在了。仅存的老屋开始失语，对一切事物无动于衷，而那些已经死去的主人，则在地下等待着自己的第二次死亡。
《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最后的顺成街(2) 三
现在需要描述的是古街的另一侧，在那里，差不多所有的老房子都已下落不明，那些栖息在梁枋间的麒麟仙鹤、飞禽走兽已经树倒猢狲散，春兰秋菊、茶树梨花也不知去向。那些精美绝伦的房屋仿佛一颗颗牙齿被拔掉了，我们此刻所能见到的仅仅是血肉模糊的牙床。一座三十层的庞然大物将取代原来的老房子，我相信它会成为一颗巨大的假牙，以包金嵌银的方式宣告并且炫耀它的胜利。
韩国大宇的重型起重机隆隆驶过，仿佛武装警察操纵的坦克，企图以暴力的形式重建秩序。古街上的老房子如同钟表一样，一律有着精密的结构。那些房屋大部分是通过榫头联结在一起的，历经风雨地震，可以东倒西歪，却从来不曾倒塌。“各种材料相互之间有许多的缝隙和宽容度，且质地柔软，彼此不会势不两立，随时可以妥协、调和、谦让；仿佛它们是有着生命的活物，能够应合着天地的变化而自动调整与地面的角度、关系，使之与自然界更和谐。”（于坚语）但是起重机显然对这样的秩序心怀不满，它工作的目的就是强行取消这样的秩序。显然，没有起重机的埋头苦干，那些老房子一时很难自行倒塌。暴力于是成为旧秩序与新秩序之间最好的纽带，也只有暴力，可以使二者发生关系。起重机用它粗壮的铁臂宣布着它的真理，而在它的铁臂下已经不堪入目、一片狼藉的废墟，则成为对它的真理的最佳注解。
四
那座负隅顽抗的客栈，表面看去平淡无奇，铺面被一些商贩分割，分别兜售服装、饮料、胶卷、百货。房檐下完好无损的精致柱头被一束束纷乱的电线掩盖着，只有懂建筑的人，才可能在石板街站上半天，找一个合适的角度打量它们。一个普通的游客，从这座房子面前走过，只需要一分钟。我也应该夹在人流中从它门前匆匆而过，但是我决定推门走进去，情况就有所不同了。Kim已经向我预言了它内部的华丽，我走进去，是为了验证她的许诺，同时证明一个几乎不可能存在的事实。
客栈的大门以它平淡无奇的外表守护着内部的绮丽，但跨过那座门槛，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取得了房屋的信任，几乎所有的秘密都会公开，已经消失的岁月立即以视觉化的形式呈现，仿佛瞬间打开的画轴。往事像潮水一样冲刷过来，使我几乎成为所有事件的亲历者。我相信我曾经来过这里，在某一个遥远年代，而我自己已经忘记，庭院里的每处细节，正在企图唤醒我迟钝的记忆。
上下两层的木板楼围成一座巨大的两进四合院，它用雕饰复杂的门窗槅扇将内部结构隐藏起来，使我们忽略柱梁榫卯在空中的曲折历险，而只关注严丝合缝的结局。门窗槅扇是中国传统的XX式，花纹密集，像在南方湿热的空气里大量繁殖的树叶，这使我们无须关注它在构造上的意义，而专注于它们所营造的美感。我觉得中国建筑与中国语言是一体的，它们含蓄唯美，通常把实用价值隐藏在背后，秘而不宣。唯美的门扇，一层层推开，修饰着我们进入古客栈的动作，使它具有了某种仪式感。门让我们意识到自己与房屋的差别，并且提醒我们注意自己的举止。
客栈是一座容器，它搜集天南海北的旅人。可以想象远道而来的商旅们，牵着各自的骡马、携带着各自的辎重，找到这家客栈时的那种幸福感。即使从未来过这里，他们也不怀疑在昆明城外，将有一座精致的客栈在等待他们。实际上，当他们穿行于雪山高原的时候，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装着一座缩小的客栈。只有客栈粗大的酒碗，能够容纳他们生命的辛酸和真相。那些燃烧的酒在寒夜里已经无数预告过它的到来，但它们始终践约。在客栈，人们无须再掩饰对酒的迷恋，他们会像波德莱尔说的那样“毫不迟疑地喝酒”。客栈是一个富于安全感的地方，他们将在这里放心饮酒和做爱。但他们不会在这种安全感中停留太久，酒会挑动他们血液中不安分的成分，唆使他们开始新的冒险。
他们坐在摇摇晃晃的船上，在轻微的晕眩中看到以相同的频率摇晃的屋顶。他们的心情应该是迫不及待，但我相信他们在进门的时候，脚步应该是从容镇定，没有丝毫的急促慌乱，在跨过门槛的一刹，也必定有一个撩袍的动作。精致的房门规范着人们的动作，使其不会显得轻浮和莽撞。他们来自很远的地方，但是注定将与我们在门槛上相遇。我扭过头，打量他们，我看不见他们的面孔，但我知道他们在这里，并且会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与我说话。
二层楼上都有回廊，连通不同的房间。正房前后都有门窗，住在那里的人几乎可以同时观望前院和后院。古屋的结构在向我们暗示着在这里发生过的故事，有关白银、刀和大腿。这些故事隐匿在建筑的每一个构件上，只有具备了某种特殊的破译工夫，才能把它们解读出来。古屋像公式一样以不变应万变，掌握了这个公式，就等于知道了许多的事情。
中间的庭院比南方民居中的天井要大许多，在那里可以栓马和存放货物。客栈边上是主人的私宅。居说主人的名字叫张绍然，他生活在清代。现在，他的私宅已改成一家饭馆，饭馆还沿用着一百多年前的名字：一家宾。张的后人仍住在这里。院子里的那口井仍在为人们提供饮水。客栈的门牌上写着顺成街六十七号，不久之后，这个地址将和它所代表的房屋一起不复存在。
《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最后的顺成街(3) 五
如此细致地描述客栈仅仅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我无法描述未曾见过的建筑，那些建筑现在正躺在工地上，痛苦地呻吟。一家宾客栈的左邻右舍几乎已经被全部消灭，无一漏网，只有个别的房屋还在拆除之中，我们还可以幸运地见到它们的骨骼以及支离破碎的身体。这是一次种族灭绝式的屠杀行动，顺成街是最后的幸存者，但它仍然在劫难逃，工地的围墙，把这里迅速改造成一座古建筑的集中营。雕梁画栋，显然不是现代施工机械的对手，它们的交锋充满隐喻性。后者仿佛解放者的冲锋枪，它们用所谓的真理为自己的暴行辩解，它们盗窃了别人的自由，连起码的客气都不表示一下，它们用君临一切的威严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在这场依靠暴力决定胜负的较量中，老房子注定不是对手，这不是它们的长项，但现代社会已经把“进化论”作为自己的游戏规则，并且准备了一个角斗现场，企图以钢筋水泥的现代取代飘散着木质的天然芳香的古代。木构的老房子被迫卷进了一场莫名其妙的竞技中，并且很快就一败涂地。在这场头脑简单的角斗中，文化的积淀几乎不发挥任何作用。
“解放者”的到来将意味着老房子的彻底消失。许多人见证了一系列集体屠杀的过程。长期住在昆明的诗人于坚作过如下记录：“在云南，作为世界历史遗产载入历史的是在二十世纪的变革中坚持着一成不变的大研镇而不是不断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兴土木的省会昆明，这恐怕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如果从城市的历史面貌例如从法国人方舒雅在一百年前拍下的昆明城的照片来看，曾经有过的昆明作为一个传统中国的城市，它可能在某些方面比丽江更为气派、更为精致，也更集中了古代中国世界能够传到边地的一切建筑精华，也像丽江那样，由于地理上的偏远，得以在沧桑巨变中保持着一个在前进的世界中失传的世界。但昆明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中消失了，世界的目光越过高原上的水泥昆明，转向它的西部，在那边厢，金沙江像古代那样日夜奔流、玉龙雪山高耸在森蓝的天空下，伟大与光荣照耀着一个古代的城市。这个城市坚定地拒绝新世界流行的水泥和钢筋，坚持着它在传统中获得的栖居方式、美学风尚和与此相依为命的日常生活。”（《幸存之城》，见《于坚集》卷四，第一百三十二页，云南人民出版社，二OO四年版）由于当时正为中央电视台作一部纪录片，我曾经见过方舒雅的那些照片，也见过照片的发现者殷小俊，并且把玩过方舒雅的老相机。应该感谢那位法国外交官，用那架尚不够先进的照相机，通过笨拙的玻璃底片，来显示“改造”前昆明原初的影像，使我们得以目睹了那些排列有致的街道、高高低低的屋檐，以及错综复杂的生活。他用那些朴素的照片来证明今人的疯狂。有趣的是，有关部门经常把这些照片作为“忆苦思甜”的活材料，用新修的高楼大厦来嘲讽老昆明的斗栱飞檐。正是在这样的控诉，使那个古旧斑斓、如梦如幻的老昆明一再得到展现的机会。
Kim也是整个过程的目击者。昆明城原有“三坊二十四铺”，以东寺街为代表的昆明老商品街，直到二十世纪的最后五年，才在城市改造的名义下消失。我们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人对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如此痛恨。她说，她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住在这样的老房子里。我说，他们即使拆掉也不会让我们住。对顺成街的拆迁显然是一次旨在斩草除根的行动，他们将对这座城市里的古典元素进行彻底歼灭，以此来显示他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他们的工作很有成效，工地上遍布老房子的尸体。我们试图寻找一些木雕残片作为纪念，但许多漂亮的构件已经被砸碎。Kim找到一扇窗栏板，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它从瓦砾下面小心翼翼取出来，正想逃离作案现场，却不幸被拆迁工人当场捉拿。他们没想到有人会对这样的破木头感兴趣，于是把它当作一次意外的发财机会。他们开出天价，但我并不具有讨价还价的兴致，进而对那些构件在脱离母体之后是否还有价值产生怀疑，因而我们的对话无法进行。他们显然比我更加失望。为此，他们站在废墟上争吵了很久。
《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最后的顺成街(4) 六
在拆迁队步步围剿的险恶形势下，还有一些“钉子户”在作着不屈不挠的最后抵抗，或者说，最后挣扎。令我惊异的是，最后的坚强战士竟然是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我在顺成街对仁巷十二号的一座老洋楼里见到了她们。（对仁巷已不存在，只剩下这座孤零零的老房子。）曹树莲已经七十八岁，她说自己是一九五三年搬来的，这座洋楼里总共住了七户，大多都已经住了半个世纪，彼此十分和睦。现在她们这些老姐妹要分开，心里很难过。她们使拆迁的进度得以延缓，为我们的拍摄提供了可能。如果没有她们，我们将永远会有一种“迟来一步”的懊悔。拆迁者为她们准备了许多砖头，在半夜穿越脆弱的玻璃，砸向她们的室内。很久以来，她们已经没有好梦，夜晚对于她们已经与惊恐同义，但她们不走。她们不走一是因为她们无处可去，那一点可怜的拆迁补贴在日新月异的昆明城里买不到一间新屋，更重要的是因为她们已经在这里住了至少五十年，这条街已经成为她们记忆的载体，如果连记忆也被剥夺，她们就真的一无所有了。所以，她们已经抱定了死在顺成街的决心，人在阵地在。但是，窗户玻璃已经不知去向，厨房也被砸烂，她们将如何面对以后的时光？就在我们到来的几天之前，一位老人已经死在岗位上，带着她的遗憾和不平，从楼梯上一头栽下来。
Kim为她们照了相，她们围坐在一间屋里，像平常一样神态安祥。我说我会把照片寄过来，但这个地址将很快消失；我说下次我亲自带过来，但那时候老房子已经不在，我将无法找到她们。
死亡是一次真正的搬家，她们将在死亡中找到永远温暖的居所。新的大厦将在扫除了她们这些障碍之后拔地而起，有关顺成街的记忆将从此消失。
七
最后需要谈到一位瑞士老人，他叫托马斯·瓦格纳，曾经是苏黎士市市长，现任瑞中友协主席。我与Kim在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约去云南北部的古镇沙溪参加一项保护活动的时候与他结识，并把昆明顺成街的情况向他作了介绍，或许，他会为顺成街的命运带来转机。这种做法，用慈禧老佛爷的政治术语，叫“携洋自重”，好在中国人素有崇洋媚外的癖好，这一招或许可以奏效。瑞士首长在听取了我们的汇报之后决定立即到顺成街看一下，回昆明以后，Kim和我专门陪同瓦格纳先生参观了顺成街。他到现场后的第一句话是：“It’s terrible!”（“太恐怖了！”）我笑了，我觉得瑞士同志对我们中国国情太不了解了。这样的场面，在中国几乎已经司空见惯。他承诺他去找市长，苏黎士与昆明是友好城市，他与昆明市长也是朋友。临走的时候，他再次强调，一定要把客栈保护下来。
但我们并没有对此抱太大希望。我们早就不相信奇迹，不相信已被押徒刑场的囚徒能够全身而返。顺成街上的一家宾客栈，是茶马古道留给昆明的惟一证物，即使得到保全，最多也只能成为一个旅游景点，它将在整修一新之后面向公众，为游客照相留念提供布景。在亲切、热烈、和睦的顺成街消失之后，它将和那些用于招徕生意的冒牌古董没有区别。
二OO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完稿
《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全球化的悖论(1) 海口：全球化的悖论
祝 勇/著文 [美]Kim Roseberry/摄影
一
老海口只有五条马路，就是现在的长提路、中山路、博爱路、新华南路和新华北路，围成一个五边形，彼此相通。我九十年代曾经来过海口，目睹了房地产事业由蒸蒸日上到江河日下的过程。在那火红的年代里，房子像是自己从土地里长出来的，那些钢筋水泥的骨头成群结队地茁壮成长，最后变作一排排巨大的尸体耸立在空中，很像一堆后现代雕塑，让人感到惊愕和幽默。那时我没去老城，准确地说是不知道还有一座老城，尽管老城处于城市的中心位置，但它几乎已经成为一个死角，被孤立于现实生活之外。
今天的人们总是混淆梦境与真实的区别，他们已经习惯于将荒诞视为现实，而将最妥帖的生活排斥在外。老城显然是海口最富有生活气息和传奇色彩的地方。那里有无数充满波德莱尔诗意的西式阁楼，两层，或三层，有石雕、临街小阳台、百叶窗。我感觉那窗子背后应该有一位年轻诗人，嘴里叼着雪茄，在用笨重的老式打字机写着英文诗歌。站在小阳台上，他就能眺望到美丽的印度支那。许多洋楼是中西合璧式，砖雕花纹是中式的喜鹊梅花，无论上部采用哪种风格，下部一律是南方骑楼形式，雨天的时候，人们在骑楼下行走，既可以欣赏雨中的街景，又不会被淋湿。一层多为商号，出售食品百货，但是有些店铺的门已经紧闭。这类骑楼是岭南近代建筑的经典形式，自二十世纪初，西方混凝土结构传入岭南，中西结合的砖混木结构或砖混结构的低层有柱骑楼便在海口大量出现。专家认为：骑楼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楼”本身，而在于楼下的公共空间，在南中国炎热的夏季里，“传统骑楼下高大的空间有利于人行道和沿街店铺通风散热散湿，特别在静风闷热的日子更显现其优越性。骑楼还避免了露天人行道路面吸收太阳辐射热太多而增强城市‘热岛效应’的缺点。”（汤国华：《从广州人行道热环境看“骑楼”建筑的去留》，原载《南方建筑》，一九九五年第二期）城门已经消失，东门现在是集贸市场，可以在那里看到各种新奇水果。老城的一切组成关于海口的一系列意象，发黄、模糊、忧郁。它为这座湿热的海岛城市准备了某种典型生活，但现在的人们更对全球化一往情深，而对于那种陈旧的诗意不感兴趣。
全球化正在日益变成一个时间概念，而不是空间概念。它的意思是要追赶时代的最新潮流，与当年“赶英超美”的意思相近，而不去顾及某一个具体空间的传统血脉。倘若从空间上说，老海口完全符合全球化的标准，在这里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西洋老建筑，尽管过去的主人对它们的局部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但Kim仍然认为，只要把字号上的中文招牌换成外文，这里就是国外，比如东南亚，或者南欧的某个小镇。那些从海上归来的淘金者仿佛海啸幸存者一般稀有，大约一两百年前，他们在经历了百年孤独式的传奇之后回到故乡，开始构筑自己的安乐窝。那些房子差不多都是对南洋殖民地建筑的模仿——也就是说，西洋建筑在经过南洋这个中转站之后，在这座岛上安家落户——其中包含了他们对于富裕生活的全部想象。但是今天，它们掉进了时间的天罗地网，它们被时间包围和剿杀，尽管它们曾经与国际接轨，但它们是旧房子，它们不符合人们对于现代化的设想，无法给高速公路、地铁和机器人提供安身之所，所以无论它们有多么精美绝伦，都将被人们所遗弃。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全球化实际是一场拙劣的骗局，一个荒诞不经的、可怕的梦想。
《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全球化的悖论(2) 二
所以，这五条马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那些适于诗人或者少女驻足的阳台，早已空无一人，精致的百叶窗已经凋落，木质的楼梯积满尘土，或许只有毫无重量的鬼魄从上面经过并且不留任何痕迹。人们被动，或者说主动地放弃了某种生活。作为容纳梦想的器具，那些洋楼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功用。人们开始寻找新的安乐窝，并以马赛克、铝合金以及蓝宝石玻璃来装饰它们。人们仇视旧的事物，却忽略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们所求取的新生事物在变成旧物以后将一钱不值。当然会有更新的事物吸引他们，他们已经决心将地球变成一座巨大的垃圾处理场，用以堆积那些过时的废物。根据能量守恒定律，他们无法彻底消灭它们。由此可以推导出一个可笑的结论：那就是被淘汰下来的旧事物将越来越多，所有新事物都将成为它们的助长剂。作为一个巨大的联合体，它们将共同密谋对于我们生活的重新占领。
海南的经济泡沫使老城暂时摆脱了被拆除的命运，所以在我们走过的许多城市中，海口是一个例外。新城与老城和平共处，相安无事。这并非因为这座城市采用了梁思成的古城保护思路，在老城之外另建新城，而是因为新城尚未为它的扩张准备足够的能量。所以，这仅仅是一个时机问题。至少，新城在时间上是主动的，如同一个年轻人对付老者的顽固的最佳武器就是时间，它可以耐心等待老城的自行瓦解。这样的迹象已经清晰显现，遭到遗弃的老房子已经出现裂缝，有的部分开始坍塌。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或者迫不及待地住进新房，主动拆除老房子的行为开始发生。一个个巨大的缺口出现在石头的史诗当中，使它的叙事被时常打断，有时甚至是在最精彩的段落里。那些笨拙的火柴盒房屋如同文章中的黑体字一样提醒着人们新时代的主题。这令我感到某种不适，却又无可奈何。一些新的建筑被加强进去，连同它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比如简单、方便、快速，惟一缺乏的是审美，在它们当中，精神生活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它们以特有的话语方式对史诗进行改写，使其变得庸俗、实用和浅白，似乎在表明除了吃喝拉撒以外，生活再也不需要别的内容了。
既没有资金进行保护，也没有资金进行拆除，这将老海口的旧洋楼置于无比尴尬的处境当中，使它们既不可能重获新生，也不可能像天津的洋房那样悲壮地集体退场。它们只能默默忍受某种慢性病的长期折磨。由于被抽去了生活的血液，它们的皮肤将一寸一寸地烂掉。时间会把它们篡改得污秽、丑陋——这是一种蓄意的妖魔化处理——并将最终以此为借口将它们删去。这是不杀之杀，我们看到时间的利刃在阳光中闪烁。精美的雕花被时间偷偷搬运，离开它们的母体之后便不可能再如往日般盛放。由于这种剿杀是在暗地里进行，因而它绕过人们的视线，不会受到谴责，甚至变得可以理解。话语霸权掌握在时间手里，它可以把不合理变成合理，把错误变成正确，把暴行变成拯救。
三
老城为我们准备了五条道路，从其中任何一条进入老城结果都差不太多，这些组成环形的道路使得人们注定要相遇。如果我今天去过老城，明天还去，那么明天的我就会遇到今天的自己；如果我年老的时候还在这条路上走着，我就会撞见年轻时的自己。这是一条永不中断的道路，一个人可以在这条街走上一辈子，因而这小小的街区可以算上世界最长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总有一天会中断，会有一只只沉重肉感的水泥巨兽横在道路的前面，那些骨骼坚硬的家伙会以时间代言人的身份毫不客气地发号施令，让街道拐弯、迁徙和死亡。失去道路以后，那些老洋房就会像失去线索的故事一样坍塌下来，只有在个别时候才可能被偶然提起。
雨在晦暗中落下来，我和Kim走进长提路边上的一幢南欧风格的老建筑，老房子的立面很窄，在街上并不起眼，它的旁边是杂货铺和修车铺，但走进去，发现里面有着长长的通道，和复杂的内部结构。它拥有一张近乎平凡的脸，但它的内部却神秘而幽深，像女人隐秘而潮湿的阴道。这几乎是我惟一进入的老房子，其他洋房都以陈列品的方式出现在街旁，封闭了通往内部的道路，我只能看到它们狼籍的窗口。门口的修车工说，这样的老房子原来在长提路边到处都是，面向大海一字排开，十分壮观。但现在都拆了，只剩几座，空着，有时也看见有人住在里面，但没有人认识他们。房屋一共三层，中央是天井，两边有长长的回廊，站在回廊上可以望见天空，或者地面上的花砖。我想象着居住者的优雅，差不多与此同时，我们听到了民工在走廊上撒尿的声音。我们在撒尿的伴奏声中往外走，我们听得到脚步的回音从远处传来，仿佛有许多人在黑暗中与我们一起走着。我看见墙壁上挂着一面残破的镜子，一个谋杀现场从镜子中映照出来，是一场对建筑的谋杀，新生的房屋正把血气方刚的手指深深陷入老房子虚弱的脖子里。
道路在黑夜里中断了。远方霓虹闪烁，仿佛假造的星空。
《再见，老房子》 第三部分全球化的悖论(3) 四
如同一切动听的词汇一样，全球化也有值得怀疑的方面，那就是以谁为标准进行全球化。这显然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一个谁来“化”谁的问题，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问题。这一口号显然不是为世界人民大团结而设计的。世界大同这面大旗背后掩盖的是权力与野心，因而，全球化与其他任何响亮的口号一样，都不是什么好货色，既无创意，也不诱人。但总有一帮智商不高的英雄们抱着这面大旗冲锋陷阵，遗憾的是，无名高地常常控制在他们手里。
互联网、信用卡、好莱坞大片以及摩天大楼成为全球化的商标，而不是非洲丛林里的部落图腾。作为一种专制，全球化旨在剥夺人们的选择权利，人们将被迫接受一种强加的生活，作为交换，人们被许以某些好处。作为一种全球化的商品，鸦片和毒品同样给人们带来关于幸福的许诺，但它们却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损害人们。因而，对于任何一种推荐而来的真理，我们都不应轻信。
老海口的主人们曾经将西化当作他们幸福生活的保证，但这种选择同样遭到唾弃。这表明了所谓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全球化是一个势利眼，它从来没有一套固定的价值体系，只善于观察强者的眼色。然而强者从来都是一个不固定的概念，它将因时而变，不会成为对某个个体的固定封号，这使得全球化变成一场只有口号而内容空洞的游戏，作为殖民主义的替身，它的主人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并将导致整个世界的发展失去连贯性。正像赛曼·杜林所说：“全球化意味着文化形成越来越失去固定空间的限制，并很难集合为整体和传统。”（《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第一四O页，中央编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在全球化的倡导之下，海口市同样在兴致勃勃地奔向一种更加时尚的生活。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寻找着通往纽约的道路，他们将此称为选择，并准备为此不惜一切。
二OO五年一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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