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制作棒冰的小窍门:真实潜伏-吴石-中共台湾地下党群像---人物政治

二十世纪中叶，对台湾和大陆来讲都是历史的十字路口。在不可分割的两块中国领土之间，一幕幕爱恨情仇的故事上演了，风云变幻、波澜诡谲的历史迈进了。漫长的岁月流逝后，一群为理想奋斗拼搏，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人，几乎隐没在历史的深处，难以被后人看清真正的面目。他们是当年肩负使命，在宝岛台湾秘密潜伏的人。出于你死我活的对立立场和截然不同意识形态，对他们有着不同的命名。在当年的台湾当局口径中，他们被称为“匪谍”、“共谍”，被形容为恶魔般的破坏者。在更广袤、更主流的另一种记忆中，他们有个响亮的名字──台湾地下党。

他们的事业，是改变中国历史的壮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自身，是一个更大的、处于历史上升期的团体的组成部分。他们从属的这个团体──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功，而他们自身，如果从当年成败的角度看，却是失败者，因为并没有达成“解放台湾”的目标。然而，事过境迁，尘埃落定多年之后，虽然一切是非成败被后来纷繁变幻的人和事淹没了，却有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发现，有这样一群隐忍、坚韧、拼搏、牺牲的人。他们的奋斗，注定永不消逝。

源起：解放台湾

在热播一时的电视连续剧《潜伏》中，中共地下工作者余则成作为已经攀上高位的国民党情报工作人员，随同国民党前往台湾。余则成自然而然转变成台湾岛上的“潜伏者”，也便是“台湾地下党”的一员。台湾地下党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名称，而是在中共领导下，为实现解放台湾，统一全中国目的而隐藏潜伏在宝岛台湾，从事谍报工作的地下工作者的一个统称。余则成也不是这些“共谍”的唯一类型，事实上，早在国民党失去大陆政权之前，各种背景、来源的地下党已经活动几年，还影响了诸如“二·二八”事件等台湾历史的进程。

左翼力量早在台湾光复之前便有萌芽，并产生了台湾的共产党组织。不过，日据时代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台共组织并不隶属于中国共产党，而是日本共产党的分支。1928年，在上海参与创立台湾共产党的台湾留俄学生谢阿女不会想到，二十年后，她将以谢雪红这个名字书写激昂悲壮的一页，并被历史永远铭记。谢雪红1901年出生于台湾彰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她在1928年参与创建的台共组织却被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1945年台湾光复后，她和她的同志重新开始了曾被日本殖民统治者扼杀的左翼政治活动，并在“二·二八”事件中领导了台中地区的武装斗争，失败后经香港返回大陆，创立大陆的民主党派之一──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谢雪红的复杂经历浓缩了一言难尽的台湾历史。她算是一位公开的台共，但她的背景是另一类台湾地下党成员的典型。他们与余则成不同，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为了主义和信仰不惧牺牲奋斗，在组织上同共产国际、日共、中共发生着复杂的关系。抗战结束后，这些背景各异的理想主义者有了不约而同的归属认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努力，为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不息。

1945年8月，台湾籍干部蔡孝乾被中共中央派遣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成为台湾地下党的领导人。蔡孝乾不仅和谢雪红一道参与过1928年台共的创办，还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是在中共党内成长起来的台籍革命者。蔡孝乾于1946年7月到达台湾，标志着岛内的台共活动有了相对统一的组织领导。事实上，蔡孝乾正代表着台湾地下党的另一类组成人员──曾长期在大陆奋斗的台湾人。中共党内的历炼使他们获得信任，台湾籍的出身又是他们展开工作的宝贵财富。不过，正由于他们长期的大陆经验，跟本土成长起来“旧台共”人士和台湾本地人有一定隔阂。按照台湾的习惯，他们被称作“半山”。这样的隔阂多少影响了整体的地下工作。蔡孝乾到达台湾后，与陈泽民、洪细樵、张志忠等人一道完善党组织，开展联系潜在台共人士和左翼积极分子等活动，并在1947年1月接受中共中央指示，就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女学生事件发动大规模反美示威。至于秘密搜集传递情报，为战场胜利作出贡献，则主要依靠余则成那样打入国民党当局内部的潜伏者。

活动：将台湾、金门等地军事地图、军队布署等机密情况上交中共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任何一种台湾历史叙述中无法不触及的领域，这场席卷全岛的民众反抗运动虽被后来的镇压者屡次定性为“受到共党匪谍的煽动、主导”，其实作为组织的中共台湾省工委从头到尾采取了静观其变的姿态，没有积极参与。对于这种做法，一种评价认为是保存实力，为更重要的人民解放事业蓄积力量，一种则认为是丧失良机，应变不力。然而，党员谢雪红、张志忠投入并领导了群众抗争，两人分别成为台中、嘉义两地武装反抗的领袖。“二·二八”事件之后，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当局丧失民心，在台湾的中共党组织迅速发展，人数激增一倍。

“二·二八”事件前，地下党的组织延伸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知识精英当中，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吴克泰、刘青石等人便在这个阶段加入，其中还包括一个日后举世瞩目的名字──李登辉。根据李登辉当年的入党介绍人吴克泰回忆：李登辉1946年由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返台后，便向吴克泰流露出信奉共产主义的思想。后来，在吴克泰的介绍下，李登辉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并向张志忠递交了自传，蔡孝乾不久就批准李登辉入党，并由吴克泰与其进行单线联系。此后，李登辉提出退党，后来又有反复。这是一段无法抹煞的历史事实。

与组织发展相比，真正的谍报工作更惊心动魄。据当年的台湾地下党人刘青石回忆，当时他在蔡孝乾的领导下，负责台湾地下党与中共华东局的联系。一次，他乘渔船返回大陆，在港口被检查之际，用药水写在点心盒包装纸上的文件在日光下隐约显形，局面危急万分。他情急之下主动打开包装纸给检查人员看，涉险过关。为了保证安全，他精心选择了一条在台湾和上海之间走私菠萝罐头的路线，传递档案和指示，并向蔡孝乾建议，一旦情况危急，就用这条走私线路离开台湾。

出生于北京的汪声和是类似余则成那样的潜伏者，他为党的工作需要，在上海打入国民党政府民航局，担任无线电报务员。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奉命潜入台湾。他先到香港与同为地下工作者的妻子裴俊会合，借着国民党政府民航局撤退到台湾的机会，到达台湾。随后，他在台北市厦门街一带设立秘密电台，发回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余则成是一个艺术形象，综合了当年许多真实人物的特点。如果要在现实中找到一个最贴切的原型，许多人会想到吴石。这位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军事专家在抗战中屡立战功，同时也在官场沉浮和派系倾轧中逐渐对国民党当局失望。到抗战末期，吴石升任重庆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中将主任，曾帮助地下党人吴仲禧国民党内谋求职位。1947年到1948年间，中共在内战中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吴石在吴仲禧介绍下，正式开始为党工作，接受地下党员何遂的领导，与其单线联系。此后吴石历任“国防部”中将部员、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借这些职务之便，将大量机密情报、档案等送交党组织，或设法保存在大陆。1949年7月，已被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在香港见到吴仲禧，后者表示他可以不去台湾，转赴解放区。吴石当即表态：自己的决心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有机会，个人的风险算不了什么。为避免嫌疑，他还携夫人和一对小儿女一同赴台，留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在大陆。

吴石到台后，中共地下组织给予他的代号为“密使一号”。从他所处的职位，可想而知他所能接触和掌握到何等机密的情报。此时，中共华东局决定派遣长期在沪、港之间从事情报工作的女谍报员朱谌之与吴石联系。朱谌之于1949年11月27日由香港抵达台北，她先与蔡孝乾取得联系，随即与吴石在其寓所中会面。通过朱谌之，吴石将包括台湾、金门等地的军事地图、军队布署、机场及飞机状况等经香港转交中共华东局，有的情报还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叮嘱有关人员“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呀”，并挥毫赋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牺牲：数以千计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左翼人士被杀害

为台湾地下工作者赋诗的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话：有奋斗就会有牺牲。还有一位西方革命者说：在斗争的过程里，有多少英勇不屈，就有多少变节叛卖。这两种说法从不同侧面概括了台湾地下党血色浪漫般的命运。他们的牺牲是巨大的，而由于台湾的历史结局与全国其他地区迥异，让他们的牺牲更形悲壮。确实有不在少数的变节者，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其中包括了党组织的最高负责人蔡孝乾。

台湾光复后，当局对岛内中共地下活动的镇压就没有停止过。1949年大陆山河易色，撤离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为了保住最后一块立足之地，采用了更加残酷、严密的抓捕和镇压行动。这种做法实际上延续多年，造成台湾历史上的白色恐怖时期，许多无辜的人被殃及，真正的中共地下组织更受到严重摧残。

1949年12月，台湾当局建立“国防部总政治部”，由蒋经国出任主任，对军队和保安机构实施特务控制。在这个机构的策划下，国民党军警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展开有效破坏。从1950年1月起，军警相继逮捕杀害多名地下党员。1950年2月，汪声和设在台北厦门街的电台被保密局人员发现，汪声和同妻子裴俊等四人被捕，不久后殉难。

如果说汪声和一案是个案，1月29日蔡孝乾的被捕则造成整个台湾党组织的灾难。没有人能料到，这位经过长征考验的领导者一周后就叛变了，并供出了有关台湾地下党的所有名单资料，400多名地下党员由此被捕。惨烈的一幕由此开始，变节招供的活命，立场坚定的不屈者马上押赴刑场招行枪决。鲜血染红了台北近郊马场町刑场的弹丸之地。

1950年2月2日，朱谌之的身份暴露，此时前往香港、上海的海上和空中航线都被封锁。吴石本人虽已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仍然冒死为朱谌之签发特别通行证，送她飞往舟山。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吴石也暴露了。由于他在国民党内特殊的身份和职位，此案引起蒋介石本人的巨大震动，他亲自下令逮捕吴石，朱谌之也由舟山被押回台湾。这便是举世震惊的吴石案。

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谌之等四人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谱写了地下工作者最可歌可泣的一幕。吴石留下了“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的诗句。这一年当中，被杀害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左翼人士数以千计。

就义前的吴石

朱谌之被押赴刑场

终局：过去的岁月变成回忆

2000年8月25日，《1950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揭幕。这是台湾地区第一次打破禁忌，客观展览了当年国民党政权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杀害共产党员与左翼人士的情形，表明历史发展到某个阶段后，一种新的思考和审视。到了2005年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2008年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国共两党和海峡两岸之间发展出和解双赢的全新关系，更令健在的当年亲历者备感唏嘘。

物是人非，当年奋斗者有着不同的终局，吴石、朱谌之、张志忠、汪声和英勇就义，为生命划下最凄美的句号。他们的名字，或不知名的事业，将被后人永远纪念。

变节者苟活一时，但人生的故事并未结束。蔡孝乾后来出任台湾当局安全部门少将副参议副主任，从此开始了低调的著述生活，著有《台湾人的长征纪录》等。他于1982年在台北病逝。蔡孝乾这样获得中共中央高度信任的干部，为何会在当时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之际轻易叛变，一直是个迷。有一种说法是：国民党军警特务利用与其有染的姨妹拉他下水，如今这些说法真假莫辩。也许，只有从人性的复杂中揣摩答案。

也有历经九死一生返回大陆的人，从此经历另一种人生。谢雪红、吴克泰等早在“二·二八”事件后便返回大陆，有了见证新中国诞生、成长的荣誉，也经历了以后数十年的沧桑沉浮。党组织在1950年完全瓦解后，刘青石历经沧桑，直到1956年才经香港返回大陆。此后，由于种种原因，他在北京清河农场劳动22年，直到文革后获得平反。

还有一些人既未蒙难，也未返回大陆，便在台湾长期定居下来，将过去的岁月变成回忆。随着岁月流逝，分居两岸的台湾地下党逐渐凋零。近年来，随着两岸时局的变化，台湾岛内有人站出来声称是当年潜伏下来的地下党员，其中可能有真有假，有人确实是地下党外围活动者或同情者，并有大陆方面的健在者证明。有人则在年龄和其他方面都不符合，大概是如今盛行台湾的“作秀”文化的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