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义乔波会议中心:潜伏台湾地下党覆灭内幕

中共地下党与国民党特务机关之间，从一九二七年初一路缠斗到一九四九年底，在长达二十三年的隐蔽战线斗争中，初期彼此各擅胜场，各有胜负，愈到后期，地下党愈战愈勇，明显占了上风，故能乾坤一掷，把国民党政权一路赶到台湾去。然而，教人意外的是，一九四九年以迄一九五0年，地下党组织“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却无从乘胜追击，在岛内隐蔽战线一场恶战中，竟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整个颠覆，几乎整锅端走。一九四九、一九五0年之交，原是蒋介石国民党当局溃退台湾之后，存亡绝续的紧要关头，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在岛内隐蔽战线上打的第一仗，地下党却意外地败下阵来，这一仗，也让蒋氏父子得以在岛内站稳脚跟，保住他们最后一块根据地。

一、台湾中共地下党

蔡孝乾，在日人占据台湾时期，即参加共党组织。一九二八年担任台湾共产党中央委员兼宣传鼓动部长；一九三二年进入中共江西苏区，任“中央苏区” 反帝总同盟主任；一九三四年，朱毛红军在我国军围剿下撤离苏区时，随中共红一方面军西窜，一九三五年抵达陕北苏区；一九三六年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内务部长；一九三七年调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

历经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艰苦的八年抗战，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共中央任命蔡孝乾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地下党在台湾的组织工作。蔡孝乾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从陕西延安出发，长途跋涉三个多月，于十二月抵达江苏淮安。

一九四六年二月，蔡孝乾率领张志忠等人，先到上海和当地华东局地下党人员会合，并在当地学习了一个月。人员齐备，训练完成，“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台湾地下党组织于一九四六年三月正式成立。一九四六年四月，张志忠先行搭船抵达台湾基隆，随赴台北展开活动。

三个月后，一九四六年七月，蔡孝乾也搭船抵达台湾，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正式在台湾运作，由蔡孝乾担任书记，辖下的单位有台湾学生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高雄工委等组织。

一九四八年五月，为了迎接台湾解放，省工委在香港召开会议，据蔡孝乾的报告显示，全台湾正式党员已有二百八十五人。然而，从四八年五月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台湾地下党组织发展情况相当蓬勃，正式党员增加到了一千三百多人，据蔡孝乾的说法，如果算上即将入党的同情群众，还得增加两千人以上，如果再加上可以动员的普通群众，例如“高山族”、“三七五减租佃农互助会”和军警等，可以掌握的群众将达五万人。

省工委的实力，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发动的“四六学潮”充份展现，这个时期省工委的运作十分积极，并曾向中共中央提出《攻台建议书》，表示:“如果我们的攻台计划，需要考虑季节风势的话，则攻台日期，应以明年四月最为适当。”当时台湾之地下党设定一九五0年四月，作为从岛内响应解放军攻台行动的发起时间。

二、光明报事件

“四六学潮”鼓动的反美、反蒋浪潮，让台湾地下党党组织略显得意忘形。学潮事件三个月后，有人在台北台湾大学校园里散发地下党的机关刊物《光明报》（按:事后证实该报其实是地下党基隆工委会的所属刊物），特务人员将一份《光明报》呈给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陈诚，数日之后，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阳明山官邸召开会议，当面痛斥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内政部调查局局长季源溥、台湾省保安副司令彭孟缉。尤其彭孟缉被骂得最凶，他稍早之前曾当面报告蒋介石，台湾的地下党根本不成气候。当时，南京、上海早已解放，东南半壁也行将解放，蒋介石满脸怒容，训令克日查出“反动报纸”到底是哪里来的。

阳明山紧急会议后三天，保密局特务抓到早先在台大校园散发《光明报》的四个学生，当中一个叫戴传李的台大学生供承，报纸是他妹妹戴芷芳拿给他的，而把报纸交给戴芷芳的，是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清晨三点半钟，保密局派出三个行动小组的特务，荷枪实弹进入基隆中学校长寓所，逮捕了钟浩东，同时搜出了印制《光明报》的印报器材，及大量共产党宣传资料。钟浩东的太太蒋碧玉也是一名地下党，面对来势汹汹的保密局特务，她幽幽地说:“这次我们失败了，我们难逃一死，但是，我们能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在台湾流第一滴血，我们将光荣的死去！”

钟浩东历经了三天三夜连番讯问，在讯问过程中，钟浩东显得很顽强固执，但是，一条宝贵的线索，把《光明报》串连上升到更高层级的地下党高干。当钟浩东显然已经被日以继夜的讯问整得精疲力竭、濒临崩溃边缘，他忽然反问讯问他的特务谷正文:“老郑怎么样？”但是，钟浩东死都不肯说老郑是谁，然而，保密局特务心里明白，老郑肯定是地下党派在台湾的头面人物。

这是保密局特务第一次听见“老郑”这个名字，特务根据先前散发《光明报》的台大学戴传李作的供诉，得知钟浩东是基隆市工作委员会书记，那么如今可以合理推论，钟浩东口中的老郑，应该是比钟浩东层级更高的人，可能是地下党省级负责干部。

钟浩东夫妇被捕之后，保密局陆续又抓捕了四十四个地下党，轮番侦讯告一段落，每个人都像被挤光的牙膏空罐子，四十四个地下党当中，钟浩东、蒋碧玉及部属罗卓才、张奕明等七人被枪决，其他人等按情节轻重分别被判处徒刑。

特务从钟浩东嘴里问不出老郑的底细，这时，地下党高雄市工作委员会负责工运的李汾，在参加完秘密会议后，被保密局特务抓个正著。李汾是高雄铁工厂一名工人，讯问过程中，特务告诉李汾，地下党基隆工委会已经瓦解，台湾地下党很快也要面临同样的命运，李汾说:“或许在你们破坏台湾地下党之前，台湾就已经解放了！”特务使出威吓手段:“如果你不跟我们合作，你可能活不过下个月！”

负责全案的保密局谷正文上校，认为李汾为了自己身家性命，心理上已经屈服，所以，他释放了李汾，意在放长线钓大鱼。过了一个多月，已经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中旬，李汾突然悄悄回到保密局高雄站，意欲通风报信，换取日后能对他从轻发落。谷正文连忙赶到高雄。李汾告诉谷正文，他的上级和他约好，十月三十一日，在高雄市农会前碰面。

于是，高雄市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兼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陈泽民在那一天被逮捕。保密局特务在陈泽民随身的笔记簿里，又发现了“老郑”两字。陈泽民不愿意供出老郑是何许人也，只说他见过老郑几面。讯问到最后阶段，陈泽民终究熬不住刑讯的疼痛，被迫说出了老郑落脚处的地址: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六号。

保密局特务立刻派出一组人员，二十四小时，在屋内外隐密处轮班守候。特务埋伏了整整一个多月，都不见任何人来到这幢日式木造平房。

逮捕老郑的行动，固然暂时落空，但在高雄逮获陈泽民以后，保密局特务又把矛头指向台湾省工委武装部部长张志忠（化名杨春霖，台湾嘉义人）。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志忠一个人骑著自行车，在台北万华区老松公园外漫不经心地闲逛，却未察觉他已被保密局特务跟监了一个多月，特务见他单独行动，机不可失，旋即开著一部吉普车，朝他身后猛撞，张志忠倒地后，特务一拥而上，将他铐上手铐。张志忠被关押在台北市南昌街保密局黑牢里，长达四年三个半月。

随著大陆国共内战的基本结束，中共急于开展对台湾的解放工作。因此，台湾地下党也在忙著召开一连串的秘密会议。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发出了题为“怎样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指示，这项指示表明:“台湾的解放更接近了，台湾的解放是肯定的，而且为期是不远的。台湾的解放主要依靠人民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台湾组织的任务是很迅速很切实的来准备力量配合解放军作战”台湾省工委并提出了六项配合解放军作战的具体任务。

三、老郑第一次落网

 讽刺的是，就在台湾地下党最高部门发出这项指示不久，老郑在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六号那幢日式平房里，被保密局特务趁著夜暗被逮个正著。时间是一九五0年一月一日深夜。

当老郑被逮捕时，即使负责抓他的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也还没搞清楚，老郑就是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在台湾地下党的最高负责人蔡孝乾。在第一次讯问老郑时，谷正文在回忆录中坦承:“我直觉他若不是台共的头号领导人，至少也是领导人的左右副手”，这一点足证，国民党当局在面对地下党的渗透时，他们手头掌握的情报是何其单薄有限。

老郑落网最初几天，保密局特务对他进行了一连串侦讯，但是，老郑毕竟是久经阵仗的老革命，对特务的问话，总是不著边际地兜著圈子，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似乎胸有成竹，暂不急于逼问过甚。一九五0年一月初的某一天，谷正文临时接到保密局高雄站站主任黄昭明的电话，请他协助到高雄布置一个大搜捕行动，他把侦讯老郑的任务，移交给手下的特务牛树坤等人，为了笼络老郑，临走之前，谷正文特意交代牛树坤，老郑有什么要求尽量满足他。

谷正文南下高雄出差不到一个礼拜，某日中午，老郑吵著想吃延平北路波丽露西餐厅的牛排。牛树坤一肚子恼火，心想给你吃饺子已经够优待，老郑简直是蹬鼻子上脸了，还想吃牛排！可长官临走交代要满足老郑需求，无可奈何，只好买来牛排，让老郑饱餐一顿。吃完牛排，老郑凑近牛树坤耳根旁边说，为了感谢你买牛排我吃，我要对你投桃报李，抓到人保你升官。老郑向牛树坤伪称，有一施姓连络人，在台北博爱路电信总局供职，如果抓住这姓施的，地下党在台湾的组织就连根瓦解了。牛树坤不疑有他，与特务张西林，连同另外三个特务，带著老郑前往电信总局。

快到电信总局时，老郑告诉牛树坤，一会我去柜台指认施某的时候，你们隔我远一点，以免让姓施的有所警觉，牛树坤信以为真，放任老郑暂时单独行动走到柜台边上，哪知老郑趁牛树坤注意力松懈时，一个急转身就往电信局侧门狂奔，牛树坤这时方知上当，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紧跟老郑身后一路穷追。老郑窃笑这下脱身了，哪知念头一闪而过，人刚才跑出电信局门口，一个熟悉的人影一把就揪住他衣襟，喊道:“郑先生，你要去哪？”原来张清杉因为不放心牛树坤等人带老郑出门，悄悄在电信局门外盯梢，这真是鬼使神差，张清杉站的地方就在电信总局侧门口，老郑原本正得意计谋得逞，没想到还是逃不出张清杉手掌心。

老郑被抓回牢笼不到半天功夫，牛树坤、张西林这几个特务急功近利，又带著老郑前往台北市武昌街，指认施姓连络人的住家。一伙人沿著武昌街栉比鳞次的木材行，逐一找寻老郑声称的施姓连络人住处，走到一处黑暗的转角，老郑冷不防窜进一家黑漆漆的木材行，牛树坤等人赶忙冲进去追捕，老郑早已在暗夜中逃得无影无踪。

煮熟的鸭子飞上了天，谷正文得到老郑逃走的消息，从高雄火速赶回台北，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威胁谷正文，怪他督导不周，处分记大过两次，但是，如果抓回老郑归案，这两大过可免。谷正文开始布署再抓老郑。但是，接连一两礼拜过去了，就是找不著老郑的踪迹，蒋介石这边厢发了火。

一九五0年二月间的一个礼拜三（当时蒋介石尚未复职），在阳明山官邸的一个会议场合，蒋介石问毛人凤:“脱逃的那个奸匪抓回来了没有？”蒋介石已经不知是第几次追问老郑的事，毛人凤被问得头都抬不起来，只有唯唯诺诺答覆，我们一定克日把他抓回来。

四、紧靠在蒋介石身边的一枚定时炸弹 吴石

一九五0年一月中，老郑第一次落网逃走之后的某日，毛人凤突然想起，他在老郑的记事本里看见一个可疑的名字:“吴次长”，这人究竟是谁？台湾这么丁点大地方，而惟一一个姓李的次长，就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

一九五0年二月底某夜十二点多，特务直接敲吴石寓所大门，睡眼惺忪的吴次长，穿著睡衣面对这群不速之客。吴石力持镇定:“你们是什么单位的人，为何深更半夜叫门骚扰我？”保密局特务诿称他们是“国防部技术总队”的人，因为有人指控吴次长是共产党，所以想请你去队部问话。

白色恐怖年代，特务政出多门，吴石虽然潜伏国民党军多年，但对叠床架屋的特务机构，犹是一知半解，摸不著边。吴石当面驳斥特务的指控，辩称这完全是无的放矢，恶意栽赃。特务不管三七二十一，冲进吴石的卧室、房间，胡乱搜索一通，却一无所获。但是，眼尖的特务发现吴太太满脸惊愕的表情，灵机一动，要求吴太太走一趟队部。吴石无法阻拦，吴太太只好跟著特务人员回保密局接受侦讯。

在保密局人员讯问下，吴太太承认老郑曾经多次到吴家，与吴石连系，吴太太还说“很久没有看见那个人来了…。”既然连吴太太都承认吴石和老郑有关联，特务人员因而认定吴石肯定是地下党。

一九五0年三月一日，大队人马二度光临吴石寓所，吴石见来者又是同一批特务，不禁勃然大怒，吵著要见参谋总长（周至柔），吴石拿起桌上军用电话:“请接总长！”可周至柔一听是吴石，根本不接他电话。吴石心知不妙，瘫坐在客厅椅子上，特务命令吴石写下自白书，万念俱灰之下，吴石在自白书中供承，他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军事情报，将之递交给上级领导老郑。

台湾时期，吴石是已知的地下党潜伏人员当中，在国民党军最高阶官员。他是福建闽侯人，十七岁那年，与好友吴仲禧一块投入福建北伐学生军，参加了辛亥革命。吴仲禧在抗战前夕加入共产党，吴石受吴仲禧影响很深，曾经偷偷阅读《论持久战》等毛泽东著作，和叶剑英、周恩来都有数面之缘。

国共内战爆发之后，一九四八年六月，吴仲禧经吴石引介，任职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后来奉调往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吴石任职国防部史政局长，曾经协助吴仲禧取得徐蚌会战（淮海战役）重要军事情报。

国民党从南京撤退前夕，吴石因担任国防部史政局长，负责保管近五百箱军事机密档案，除假意运走百余箱无关紧要之档案，其它三百余箱重要机密档案，均于福州解放前夕，交由其副官王强留在福州，之后移交给解放军。一九四九年八月中旬，吴石奉命撤退台湾，并转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官拜中将。

一九四九年年底，为加强取得岛内军事情报，中共华东局派遣长期在上海、香港之间活动的女党员，负责到台湾与蔡孝乾及吴石联系，并肩负传递情报之“交通”任务。朱谌之利用女婿王昌诚(在台湾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担任主任)的关系，办妥入境台湾之证件，抵达台湾之后，均暂住王昌诚家中。

朱谌之与蔡孝乾，均曾前往吴石寓所接触，吴石并多次交付重要军事情报予蔡孝乾转交朱谌之，或直接交付予朱谌之。交付的军事情报包括台湾地区防御地图、舟山群岛及大小金门兵力与火炮配置图、台湾海峡海域洋流资料、空军机种、岛内基地与机场，及台湾适合登陆地点资料分析等情报，吴石均将之制作成微缩胶卷，方便朱谌之携带返回大陆，交付上级。

由于有女婿警界之身份掩护，朱谌之始终未受任何人之怀疑，直到蔡孝乾被捕后，才供出朱谌之的地下党身份，这时，朱谌之已利用吴石签署的特别通行证，从台湾渡海到了舟山岛，眼看距离大陆仅一步之隔，只要多给朱谌之一天时间，她就可以成功返回大陆，向组织归队报到，哪晓得最后关头，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一封电报打到舟山，保密局驻舟山“苏浙情报站”站长沈之岳当即循线截捕朱谌之。

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回忆侦讯吴石情景，称吴石原本伏在桌上，昂起头来叹了一口气说:“算了，就这样吧！”吴石在保密局写了一份自白书，为了让上面看出他有自首的诚意，主动供承了许多线索。谷正文回顾，依照吴石的自白书，保密局人员在一天内又抓了十多个人。

与吴石同案被逮捕的，除了朱谌之，还有吴石的太太王璧奎，以及聂曦、陈宝仓、方克华、江爱训、王正均等人。一九五0年六月十号，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等四人，被台湾当局执行枪决，其他同案人员也被处以不同之徒刑。

五、致命一击

一九五0年三月九日，保密局特务侦悉，有一名住在台北中山市场的老台共，名叫黄天，老郑脱逃之后，起初一直带著他的小姨子栖身在黄天家里。保密局特务得知情报，立即赶赴黄家抓人，老郑警觉到台北不宜久住，已早一步搬走，特务等候埋伏在黄天住处数日，没抓到老郑，却抓到了黄天。一阵刑求毒打，黄天被特务施以各式酷刑，嘴巴、鼻孔、眼角喷出了鲜血，头发也渗出血水，不断沿著额头汨汨冒出，黄天挨不住酷刑逼供，在阵阵哀号之中，终于招出了老郑的落脚处。保密局特务张清杉随即乔装成农夫模样，直奔嘉义粪箕湖（今改名奋起湖）林姓医师家。

天下就有这等荒谬戏谑的巧事，保密局特务张清杉坐车到嘉义之后，旋即乔装成农夫模样，换骑一部破旧脚踏车，沿著乡间小路，一路颠簸逡巡，四处寻觅可疑人等。不多时，张清杉瞧见远处有个穿西装的身影，正迎面走来。张清杉满腹狐疑，生活条件如此贫困的台湾南部农村，哪来穿西装的阔佬？正纳闷著，与那人逼近至仅二十米之遥，“瞧！这不是老郑吗！”两人四目对望，老郑绝望的说了一句:“怎么又是你！”张清杉诡秘一笑，一把揪住老郑，铐上手铐:“这次不会再让你跑掉了！”

老郑二度被捕，他在逃亡过程中，一度住在黄天家里，在黄天被捕前一天，经黄天之安排，逃往嘉义乡下避难，这二个多月的逃亡，让来台湾后过惯小资生活的他，感到精疲力竭，无法忍受，再加上组织大部遭国民党破坏，万念俱灰之下，经不起再三刑讯追逼，自知大势已去，只好向保密局特务坦承终他的真正底细，和地下党在台湾之全盘组织。老郑的真名叫蔡孝乾，是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包括“郑祥辉”在内的四、五个姓郑的名字，都是他的化名。蔡孝乾全部招供了参加中共组织的详情。第二次被捕后的蔡孝乾还透露一项讯息，台湾省工委会宣传部长洪幼樵，即将搭乘四川轮，逃到大陆，暂避风头。蔡孝乾重回牢笼的第三天，洪幼樵在基隆码头被逮捕。

一九五0年三月，是地下党台湾同志最黑暗的一个月份。台湾省工委会重要干部几乎全部一网成擒，除了蔡孝乾以外，还有张志忠、林英杰、洪幼樵、简吉、张明显、吕焕章、季澐、计梅真等，全部被关押在保密局台北延平南路看守所里。从一九五0年一月初，老郑第一次被逮捕，到同年三月初第二次被捕，他先后供出了分布岛内各地的地下党员名单。据不完全统计，蔡孝乾投靠国民党后，共有四百多人被依“匪谍”罪名被抓捕，造成中共台湾省工委会成立以来，一次毁灭性打击，组织几乎全部瓦解。

相较于蔡孝乾变节投靠，造成一九五0年第一波中共地下党隐蔽战线的全线溃败，在地下党同志里边，也有许多威武不屈，至死不投降的无名英雄，与钢铁般的硬汉。

据保密局侦防组长谷正文表示，张志忠是被他逮捕的地下党当中，评价最高的一位，因为他威武不屈。原台湾地下党台北学委会书记吴克泰，于二二八事变后离开台湾前往大陆，新中国成立后，吴克泰担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在回忆文章中，吴克泰也认定张志忠是台湾地下党最杰出的代表，称张志忠是台湾地下党的铁汉。所有健在的台湾地下党同志，不约而同告诉吴克泰，张志忠为党壮烈牺牲。

吴克泰回忆文章中，引述昔日同志回忆，张志忠被关进保密局黑牢后，只要看见有同志被抓捕进来，他就大叫:“早说早死，晚说晚死，不说不死！”劝诫被捕的地下党同志应该威武不屈，坚不吐实。甚至蒋经国亲自到南昌街保密局监牢劝降，张志忠依旧不动如山，蒋经国问张志忠:“张先生，你有什么地方需要我帮助的吗？”张志忠回答:“你如果想帮助我，就让我快死！”隔一阵子，蒋经国又来劝降，张志忠还是那句话:“让我快死，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六日，张志忠求仁得仁，被特务绑赴台北马场町枪决。一九九八年一月，中共中央经多年核实，确认张志忠为烈士。

一九五0年五月中的一次会议上，蒋经国（时任总政治部主任、总统府资料室主任）向与会干部宣称，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0年三月初，保密局一共破获了八十几件共谍案。光是因为蔡孝乾投靠国民党，被抓捕讯问、清查的关系人，就多达一千八百多人。

据谷正文的回忆中形容，蔡孝乾，还有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等几名地下党干部被捕之后，曾在牢房中集体批斗蔡孝乾。张志忠指著蔡孝乾破口大骂，指摘蔡某生活腐败，诱奸十四岁的小姨子（妻妹），侵吞一万元美金工作经费，天天上波丽露西餐厅（台北早年最贵的西餐馆）吃早点，中午和晚上在山水亭餐厅吃山珍海味，吃过晚饭上永乐町看戏，完全是一副资产阶级的嘴脸，竟然还敢到处张扬他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

陈泽民指著蔡孝乾鼻子痛骂，我们的失败都是你蔡孝乾一个人造成的，你从来不曾交代你自己具有老台共的身份，但到处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员，根本没有办法开展新关系。

以隐蔽战线最基本的常识判断，蔡孝乾的作为确实存在著多项致命的缺点，如果陈泽民、张志忠等人对蔡孝乾的指控属实，蔡某不仅没有资格领导地下党隐蔽战线的工作，他甚至连当一个共产党员都不够格。

谷正文在评论蔡孝乾领导的地下党时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行迹过于暴露之外，它的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谷正文说，如果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初，共产党派来台湾领导地下党的人，能有几分周恩来或者罗荣桓的才气，那么国共在岛内这页隐蔽战线斗争史，恐怕要改写。

蔡孝乾投靠国民党后，任职于“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情报局”等情报单位，授予少将衔，上级交付其任务为专事写作及研究分析工作。重要著作有《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战争之硏究》等。一九八二年十月，蔡孝乾因病卒于台北，得年七十四岁。

第一阶段的隐蔽战线斗争，固然失败了，但是，后继的地下党人员，仍然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地尝试以各种方法，进行谍报战，国民党当局的神经索似乎从来不曾放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