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贷利息怎么算的:真实潜伏：中共谍战起源上海

                       情侦保卫工作规定不许搞党内侦察

我党的情侦保卫工作，是自1925年廖仲恺被刺后由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首先创建起来的。

1926年末，中共上海区委组织工人准备武装起义时，又从秘密的工人纠察队中挑选有战斗精神并精明强干的人员，建立起“打狗队”。当时“打狗队”很好地担负了保卫领导人和惩处工贼的任务，确保了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安全，保证了工人武装起义的成功发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由武汉迁回上海，11月周恩来从广东回沪后又组建了中央特科，在建总务、情报和通讯部门的同时又重建了“红队”(俗称“打狗队”)，专门对付破坏党的叛徒内奸。

1928年春，周恩来亲自主持了特科人员培训班，指派从苏联学习过“格别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保卫工作的陈赓、顾顺章等人授课，还亲自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指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不许”是指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周恩来随后还规定，情侦保卫工作绝不能像反动阶级那样靠金钱、美色，而主要通过政治信仰发展情报关系。

我党领导的情侦保卫工作学习、借鉴了苏联的情侦保卫的经验，但一开始便与其有所区别。苏联的“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简称)在列宁去世后便开始涉入联共(布)的内部斗争。而中共特科建立之初便禁止在党内斗争中搞侦察，这一原则对防止苏共悲剧的重演起到了重要作用。

                                阻断敌特破坏线索

在中共中央特科刚刚展开工作之际，党内出现了一起叛徒出卖领导人的重大事件。因而，对付党内叛徒，阻断敌特破坏线索，成为情侦保卫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1928年4月，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租界被捕并引渡给国民党当局，六天后即遭杀害。中央特科负责情报的陈赓等人通过内线关系，了解到罗亦农被捕是由担任中央秘书和接待的何家兴、贺芝华出卖的。何家兴夫妇的叛变，使上海党组织面临着极大危险。中央一面紧急通知重要领导人马上搬家，一面让“红队”冲进这对叛徒的住房，搜出名单后开枪将何家兴击毙，贺芝华头上也挨了一枪负重伤，就此斩断了继续出卖同志的线索。

1929年8月24日，由于白鑫叛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等五人在上海沪西区的军委秘书白鑫家开会时突然被逮捕，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未到而幸免。彭湃等四位同志遇害后，周恩来指示“一定要把白鑫干掉！”特科很快侦知这个叛徒隐藏地，并于11月派“红队”将其击毙。枪声轰动上海，使叛徒特务一时闻之丧胆，在上海街头不敢随便活动。

                              在敌特内部建立情报关系

中共中央建立特科后，对破坏了组织的叛徒实行惩治固然重要，但毕竟只能起威慑作用，从敌营垒中获得叛变破坏分子的线索，才能防患于未然。为此，周恩来在特科建立后对情侦工作提出了“打进去”、“拿过来”的指导方针，这项工作在1931年以前实施得也比较顺利。

中央特科从国民党特务机关中拉出来的典型，是其中央调查科(中统的前身)驻沪特派员杨登瀛。此人在大革命时期同一些共产党员交往并受到了革命思想影响，受命赴沪担负特务工作后，一方面想在国民党内继续做官，一方面又感到不能对不起中共方面的朋友。

周恩来通过与杨认识的陈养山得知这一情况后，毅然决定将此人发展为反谍报关系。在三年的时间里，杨登瀛一直同陈赓、刘鼎接头，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得到的一些叛徒告密材料未送京便被截下来交给中共特科。

如从苏联回国准备任军委领导的黄第洪(黄埔一期)因丧失革命理想，返回上海便写信给“校长”蒋介石“悔过”，并准备出卖周恩来和中央机关，此消息很快便由此渠道报来。中央查实后，派“红队”佯称国民党来人找其谈话，用黄包车将黄第洪拉到一个僻静处消灭。有些打入共产党组织的内奸也因杨登瀛的秘密通知暴露了真实身份，很快便神秘地“消失”。

当时，我党打入国民党内最重要的侦察渠道，就是于1929年进入中央调查科内部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周恩来后来将他们称为党的情报工作的“前三杰”。

钱壮飞因精明能干被任用为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曾乘机用照相机翻拍了他深藏在内衣兜中的密码本，使国民党的绝密通讯大都能被破译。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后，要求面见蒋介石，保证在三天内将中共领导机关一网打尽。这一电报拍到南京后先被钱壮飞译出，使在上海的党中央几十处机关和数百工作人员能在敌特大搜捕前迅速转移。在顾顺章叛变的千钧一发之际，打入敌特内部的“铁三角”发挥了挽救党中央的作用，却也因自己暴露不得不撤出。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特科的大量情况被敌掌握。6月间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虽向敌屈服却被蒋介石下令枪决。同年秋天，周恩来等领导人离开上海转移到中共苏区，中共在大城市的组织此后因缺乏保卫和侦察力量而连遭大破坏，特科组织也逐渐萎缩，临时中央至1933年初被迫转移到赣南苏区的瑞金。

 
 
      廖仲恺（1877～1925）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广东惠阳人。出身于旅美华工家庭。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回国。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去日本留学，先后在早稻田大学经济预科、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次年开始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同盟会成立，担任同盟会总部执行部外务科负责人，中国留日学生会会长。以屠富、渊实、无首等几个笔名在《民报》发表9篇文章，其中8篇是关于欧美日本社会主义学说的译文，对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布，起了一定的作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潜回国内，在天津、吉林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清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广东都督府总参议。二次革命失败后，民国3年（1914年），在东京积极为中华革命党刊物《民国》撰稿。民国8年（1919年）孙中山在沪创办《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他协助编辑，并在这两个刊物及国民党左派主编的上海《民国日报》发表十多篇政论文章，解释新旧三民主义，赞扬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五四运动。民国10年（1921年）任孙中山非常大总统府财政部次长、广东省财政厅长。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当选为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财政部长、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要职，坚决拥护和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成为国民党左派的一面旗帜。民国14年夏（1925年8月）在广州被右派指使的暴徒暗杀。著作收入《廖仲恺文集》。
 

     顾顺章早年在南洋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小工头，1925年“五卅”运动时，在罢工中表现活跃而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被党组织选派与陈赓一起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1927年回上海不久，即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被上海市民代表推选为执行委员和上海市政府委员。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在党内初露头角。

 “4·12”政变后，顾顺章转移到武汉从事秘密斗争，负责制裁叛徒和特务。“八七会议”后，顾在上海参加中央特委，在中央特科担任行动科(三科)负责人。其时，他领导的“红队”(又称“打狗队”)极为活跃有名，确实制裁了不少叛徒特务，震慑了敌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党在白区的损失，顾也由此当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顾顺章却居功自傲，往往不把他人放在眼里；且利用工作的特殊性，日渐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当时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的科长就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就在党中央考虑将其调离特科之际，顾顺章亦有所闻，对此极为不满，顿生叛变之心。

 不久，党中央决定张国焘及陈昌浩赴鄂豫皖苏区，由顾顺章护送至武汉。但任务完成后，顾并未立即回上海复命，而在汉口停留下来，并以艺名“化广奇”在新市场游艺场表演魔术敛钱。1931年4月24日，曾是顾的下属、而后叛变的尤崇新碰巧在游乐场发现了顾顺章。汉口新市场游艺厅，舞台上魔术大师化广奇，正在表演拿手戏法，台下掌声让他颇为得意，然而他并没注意，就在一个昏暗角落里，还有一双特殊的眼睛。当晚，化广奇被当场逮捕，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身为侦缉处处长的蔡孟坚大喜过望，因为他已得知，这个魔术师的真实身份是中央特科的“天字号”人物黎明，当然黎明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名叫顾顺章。特务在其身上除搜出我党重要文件外，还有一封写给蒋介石的信，可见其叛变之心早已有之。

顾顺章被捕后即叛变，并供出所知一切中共机密。幸亏打入中统内部并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获取顾叛变的绝密情报，并抢在特务动手之前通知党中央机关转移，在上海的党中央及江苏省委才未被破坏，周恩来等党中央主要领导得以幸免于难。据当年也在中央特科工作并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元帅回忆说：“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由于中央及主要领导及时转移，特务们一无所获，令徐恩曾十分沮丧。

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向特务机关指认了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其时，恽代英正被关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化名王作霖，身份尚未暴露)。结果，在恽代英经党组织多方营救，眼看即将出狱脱险之际，却被敌人杀害在南京雨花台。

顾顺章一面千方百计破坏中共在各地的组织和机关，搜捕其人员，一面为中统对付共产党献计策，并为其培训特务。曾为顾当过贴身保镖的林金生称：“在中统特务疯狂破坏中共地下组织过程中，顾顺章经常亲往策划、指挥。”突出的一例即是1931年6月，顾顺章带领特务捕获中共另一领导人蔡和森，终致蔡惨死狱中。
     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对中共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对顾发出“通缉令”。1931年12月1日发布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亲自签发的。通缉令历数顾的种种罪行，并称：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家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这份特殊的《通缉令》，可以说是对顾顺章下了“格杀勿论”的严令，在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特下这种“通缉令”，可谓极为罕见。

顾顺章投入敌人怀抱后，由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摇摆于中统、军统之间，在两方面都邀功买好，因而不久即遭中统的冷落。不甘寂寞的他又企图组建所谓的“新共产党”，犯了蒋介石的大忌。终于被逮捕关押。

 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死况甚惨。据知情者透露，因顾顺章在特务中名气甚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装术、魔术，而且会催眠术，甚至“土遁术”。为此，临刑前特务给顾穿了“琵琶骨”，以镇其邪术，防其逃跑(负责执行枪决的特务名叫吕瑞京，与林金生是熟人，行刑情况是他后来亲口告诉林的)。顾顺章死时年约31岁。由于顾顺章叛变时掌握着我党的高级机密，叛变后又穷凶极恶地破坏我党各地的组织，故有人称他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罗亦农生于1901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28年4月21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中共中央在5月30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20期上，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专文，题目是《悼罗亦农同志》。文章高度评价了罗亦农的革命精神，指出：“罗亦农同志的热烈的革命精神，可为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的楷模。反动派吴稚晖等提起罗亦农三字为之齿颤。他的死是莫大的损失！”

罗亦农，湖南湘潭人，出生于一户家庭殷实的人家。他自幼即富于正义感，曾在自家门口贴上一副自撰的对联：存得天良，蒙庆受富；放开眼界，创业成家。借此嘲讽为人刻薄的父亲。后到上海求学，得识于陈独秀。

1921年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旅莫支部委员、负责人，同行者当中有刘少奇、任弼时。

1925年3月回国后，从事工人运动，参与组织和领导省港大罢工及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历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1927年6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调任湖北省委书记。

1927年8月，在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八七会议”后，组织领导了鄂南暴动。同年11月，在上海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与周恩来、李维汉组成中央组织局，他出任主任。是月下旬，作为中央巡视员前往武汉指导两湖省委工作。

1928年元旦回上海同李文宜结婚后，主持中央组织局工作。

1928年4月15日，罗亦农因叛徒贺治华（朱德的第三位妻子）、何家兴出卖被捕。他在狱中写下绝命诗：“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表现了一位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

“龙潭三杰”是指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他们分处南京、上海、天津，形成遥相呼应的铁三角。周恩来曾感慨地说到，他们三个人深入龙潭虎穴，可以说是“龙潭三杰”，如果没有他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将被改写。

 钱壮飞1928年在上海考入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主办的上海无线电训练班后，日益得到徐的信任。1929年12月，徐恩曾正式出任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主任，他特意把原来的私人秘书钱壮飞一块带过去，并任命钱为机要秘书。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特务机关连续向蒋介石、徐恩曾发出顾顺章叛变的电报，但均被钱壮飞截获。钱壮飞立即派人赶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警，使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共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在沪机关全部迅速地安全转移，对保卫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胡底1929年打入南京的特务机构，1930年下半年出任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北方的分支机构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每当南京、天津方面有紧急情报，钱壮飞和胡底就立即报告给在上海的李克农，由李克农通过陈赓及时转报中共中央。1931年4月，李克农得知顾顺章叛变的那天晚上，用暗语给胡底发了一个电报：“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他们事先约定的暗号：“克”是说李克农，“潮”指钱壮飞，“病笃”意即事态严重，必须立即行动。接到电报后，胡底马上乘坐外国轮船离开天津。

1929年，李克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化名李泽田，以应考方式考入国名党特务机构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该局负责人徐恩曾对李克农观察一段时间后，对他产生信任。不久，李克农便升任特务股股长。虽然徐恩曾对李克农很信任，但一个专供国民党高级官员相互发电报使用的密码本，绝不外传。每次外出，徐恩曾都将其放在贴身口袋里。徐恩曾某次从南京到上海开会时，李克农见其急着去找上海滩的美女，就用手指指其胸口，说：“不行！不行！徐主任，您带着这个怎么行？”徐恩曾觉得言之有理，当即从小褂里掏出密码本交给李克农，并嘱咐他小心保管。徐恩曾走后，李克农立即将密码本复制收藏。后来就是这个复制的密码本，在关键时刻帮助破译了国民党的绝密情报，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