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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金庸、包玉刚

吴跃农

邓小平与“大侠”金庸
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即金庸先生）。7月的北京，天气炎热，金庸郑重其事，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带着妻子林乐怡和一对子女，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走进人民大会堂。邓小平穿着短袖衬衫，站在福建厅门口迎接，一见到金庸，立即走上前，热烈地握着他的手，满脸笑容地说：“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并同金庸及其妻子和子女合影。金庸对邓小平说：“我一直对您很仰慕，今天能够见到您，感到很荣幸。”邓小平爽朗地笑着说：“对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了！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是历经磨难才终成大事，这是人生的规律。”
邓小平对金庸早已熟知。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邓小平自江西返回北京，曾托人从境外买到一套金庸小说，十分喜欢。对于《明报》对自己的评价邓小平也是知道的。从70年代后期起，《明报》对邓小平主张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热烈的支持。在金庸看来，邓小平是郭靖般的英雄人物。金庸认为“邓小平有魄力、有远见，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路线，推翻了以前不合理的制度，令人佩服。真正的英雄，并不取决于他打下多少江山，要看他能不能为人民百姓带来幸福。”在中共领导人中，他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
这次是金庸自1948年去香港后的第一次回大陆。1948年，金庸在上海应聘香港《大公报》记者一职，一试中的，去了香港。这次应邀访问大陆，金庸提出要见邓小平。在这之前，两人虽没有见过面，但已是“老朋友”了。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金庸的政论文章很多是对大陆政局的评述，他对这场运动的抨击是非常尖锐的。与此同时，他又很看重邓小平的作为，对邓多有赞誉，特别是在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到江西新建农机厂劳动时，金庸还是不改初衷，称赞邓小平、支持邓小平，在预言江青等人终将“无处可躲”的同时，他预测了邓小平还会“东山再起”。1976年春天，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再次被逐出政坛，金庸在社评中不仅表示支持邓小平，而且仍然预言邓小平不久就会东山再起，重返权力舞台。这一预测一年后即得到证实。对此，他曾对记者说：“可以说，我的想象实际上就是代表中国多数人民的愿望，既然是众望，大概事情就可以做到。”这大概也是邓小平愿意见金庸的原由之一。
这次会见，很有历史意义，因为在此前不久的６月２７日闭幕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坐下后，邓小平抽出一根熊猫牌香烟递给金庸，自己也用火柴点了一根。他一边抽着烟，一边笑着对金庸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还有三件大事：一是要在国际上继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三是搞好经济建设，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邓小平进一步对金庸说：半个月前结束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主要办了两件大事，一是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是对人事作新的安排，这是为了保证我国政策的连续性。
金庸说：“邓副主席本来可以当主席，但你坚持自己不做，这样不重视个人的名位，在中国历史上，以及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罕有的。这令人十分敬佩。”邓小平听后微微地笑了一下，接着又点了根烟，并深深地吸了一口，说：“六中全会比原定的时间推迟了一段时间才召开，这是因为《决议》没有写好。在写《决议》的过程中，我们反复进行了讨论，最大的一次讨论会有4000人参加。我们写这样一个《决议》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他指出：写《决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向前看，对历史问题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总结，然后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
金庸说：六中全会开得比大家想象中的好，国内外对会议的反应都很好。全会通过的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地、坦白公正地从政治上解决了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这个决议很好。
这一次会见，主要讲到了台湾问题。1973年春，金庸曾应国民党之邀去了台湾，还与蒋经国见面会谈。蒋是“金庸迷”，但他与金庸所谈的并非武侠小说，而是时政国事……金庸在金门观察时看到坑道纵横，地上、地下，到处都是炮位和机关枪阵地……他感到悲戚，面对海峡对岸的大陆雄伟的海岸线，他慨叹道：“能亲眼见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这次会见讲到两岸的统一问题，金庸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我觉得，在国家统一这件事上，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最基本的因素。”邓小平对此表示赞同，说：“三件大事中，国家的经济建设最重要，我们的经济建设发展得好，其它两件事就有基础，经济建设是根本关健，目前的经济需要调整。”
一个多小时的会见，气氛欢快，宾主谈笑间，常常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思想火花迸发。
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有没有谈到香港的回归问题呢？笔者没有发现有相应的记载，但有一个现象是颇有意味的，也就是在这次会见之后，金庸对中国政府恢复行使香港主权的一系列“动作”都“预测”得相当准确。如，1981年12月26日，金庸在《明报》的一篇社论中指出，中国政府将会在1997年之前的15年内宣布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并宣布香港的现状将维持不变。事实确是如此，可以说，即使是邓小平在会见中没有深入涉及，金庸也会推测出来，显然，金庸十分了解邓小平对香港的一贯立场。早在1979年3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总督时的谈话，就已表明了“一国两制”的初步构想：“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来处理。到１９９７年，无论香港问题如何解决，它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说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因此，请投资人放心。”
人们知道写过《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和《鹿鼎记》等许多精彩的武侠小说的作家金庸，可能并不知道金庸的大名鼎鼎是双重的，在他的武侠小说世界之外，他是香港著名的创刊于1959年的《明报》的创办人和社长，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中的重要成员。1986年4月18日－22日在北京召开的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成立了起草基本法的五个专题小组，金庸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专题小组负责人，还同时担任经济专题小组的成员。1988年，他和查济民联名提出的香港政制过渡应实行循序渐进的民主选举的“主流方案”即“双查方案”，是对彭定试图以“政改”搞乱香港的回击。1995年，金庸被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1997年金庸又亲眼见证了香港回归祖国。可以想象，在那激动人心的时刻，金庸先生一定会想起与邓小平的那次会面。
邓小平与船王包玉刚
1984年12月17日，船王包玉刚应邀来到北京，他的身份是香港《联合声明》基本起草委员会成员，１８日，他作为港澳一百零一人的代表团成员，前往北京机场迎接前来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并于19日出席了签字仪式。邓小平当时对撒切尔夫人的讲话，包玉刚听得十分真切，邓小平说：“我们两国的领导人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为各自的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香港问题不解决，在我们两国之间人民之间总是存在着阴影，现在这个阴影消除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前景光明。”也就是在签字仪式结束时，包玉刚接到通知，邓小平次日要单独会见他。
12月20日，包玉刚心情十分激动地提前出门，走进人民大会堂接见厅时，邓小平已经先到了，包玉刚忙笑着伸出双手向邓小平快步走去，邓小平也伸出手，声音宏亮地说：“你好，船王，我们又见面了。”
会见中，包玉刚告诉邓小平，他最近访问了家乡宁波，他这是40年之后的首次回家乡，并介绍了宁波的情况，并顺便提及向家乡捐赠5000万人民币，准备创办一所宁波大学的事，邓小平听后很高兴，说：“你很热心啊。”对包玉刚为祖国、为家乡做了许多事情表示赞赏。船王以宁波家乡人的身份邀请邓小平访问宁波，邓小平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邀请，说：“很想去宁波看看啊！”
谈到中英两国签署“联合声明”一事，邓小平抽着香烟，谈笑风生，他说：“解决香港问题的经验如果用于台湾，将对大家都有利，对美国也有利。”他还说，“中美之间的问题还是一个台湾问题。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消除了中英之间的阴影，解决了台湾问题，中美之间的阴影也将消除。”他进而强调说，“香港问题解决了，这是一个扎扎实实的现实嘛。”
船王包玉刚受到邓小平的接见，已不是第一次，从1981年到1984年底，这已是邓小平第七次接见包玉刚了。其中1981年7月6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包玉刚和他的父亲包兆龙以及包氏环球航运集团成员一行；同年12月8日，在钓鱼台国宾馆再次会见包玉刚和他的父亲包兆龙。这两次邓小平与包玉刚的会见，主要是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也是重要的话题，就是教育问题。包玉刚记得，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就讲过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非常得当的，包玉刚对此非常有共鸣，包玉刚也认为：要建设就要靠教育，没有教育的大发展，基础建设就难以搞上去，经济建设就会更加困难。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包玉刚的印象中，邓小平对改革很有信心，包玉刚对此也是深有同感，每次回内地，都可以看到内地经济改革在稳步推进，形势喜人。邓小平在会见时对包玉刚说：在改革的过程中会遇到种种困难，有时也会犯错误，这不要紧，犯了错误可以改正。他认为，改革的总的方向是好的，“七五”计划的指标是可以达到的。包玉刚对改革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有很坚强的意志，他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取得改革的成功，实现民族的振兴。
时隔三年，包玉刚非常高兴地看到，邓小平的身体非常健康，思维非常敏捷，看问题非常敏锐，他的讲话简明扼要，提纲挈领，决无一句是多余的。
这之后，包玉刚还多次受到邓小平的接见。1985年10月，邓小平为包玉刚投资一千万在北京建造的“兆龙饭店”题写店名，并亲自出席兆龙饭店的剪彩仪式，还为宁波大学题写校名，并委派万里出席宁波大学奠基典礼。
1986年4月19日，邓小平会见了包玉刚、王宽诚、霍英东、李兆基等，主要就经济体制改革和教育问题发表讲话，他指出，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四化建设的实现要靠知识、靠人才，政策上的失误是很容易纠正过来的，而知识不是立即就能得来的，人才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培养出来的，发展高科技，用人才，用我们自己培养的人才，香港的人才也包括在内，还有海外的留学生和华裔学者。他对包玉刚、王宽诚、霍英东等香港知名人士热情捐资帮助内地兴办教育事业的举动表示赞赏，他说，我们国家要在教育科学方面走得快一点，但财力有限，你们出力是对国家和民族干了好事。包玉刚表示，能为国家的教育事业，为子孙后代出点力，是很愉快的事。
包玉刚被委任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后，与邓小平的见面就更多了。1986年4月21日，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并宴请包玉刚，说：对能否实行“一国两制”，总是有人担心，其实用不着，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是不会不讲信用的。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不会在香港这么做。包玉刚告诉邓小平，大家对基本法的起草很热心，香港舆论对此也很关心。
包玉刚对家乡倾注了深厚的赤子之情。他或捐出或投入巨资支援家乡建设，为家乡的建设尽心尽力，这一点一直深为邓小平所赞赏。1986年10月，国务院任命他为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顾问，从此，他为宁波开发不辞辛劳，奔波于香港和西欧之间，风尘仆仆，为北仑港开发区引进外资牵线搭桥，一些外国朋友曾风趣地称他为“宁波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