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6-27 21:54:09

他为什么29岁就当了市长
29岁的市长名叫周森锋，清华大学研究生，2004年毕业，第一份工作是湖北省襄樊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委员，他担任宜城市市长，是在人大会议上全票当选。他的整个从政过程满打满算只有五年，令人在吃惊之余不得不问:他为什么29岁就当了市长?这样的速度说明会的是什么？
为了说明周森峰创造的速度与他的家庭背景无关，一家媒体报道称,负责引进周森锋的襄樊市委组织部人才科李主任澄清,周森锋没有背景,老家在农村,此前互不认识。
我可以相信周森峰是个农民之子，不过有资料表明，中国政坛上的贪官大多出身于农民之子，相当多的贪官在法庭上忏悔的时候都会提到自己是农民之子。这是否说明乡下仔比之于官宦子弟更易于易腐败呢？有人说在中国社会农民的法律意识最薄弱、文明习惯最少、封建意识、小农意识、官本位意识反而最多，所以一旦有了机会捞一把的时候，他们的胆子也最大、办法也最多、顾虑也最小。
对此，出身农民，对农民有深刻洞察的毛泽东一直高度警惕。在延安整风时期，他要求全党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告诫大多数出身农民的共产党领导干部们勿学李自成、刘宗敏；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明确提出了两个务必，再次给多为泥腿子出身的共产党干部敲警钟；建国之初，又拿刘青山、张子善两个进城就忘本、蜕变的领导干部开刀；还专门开展了打老虎运动，狠刹领导干部以功臣自居搞贪污腐化、搞小老婆的风气。
不过，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一个农民之子仅仅靠胆子大、办法多、顾虑小也是难成气候的，所以用文化包装自己很有必要。在中国政坛早已形成气候，大小做个科长，也要有个本科学历。而周森峰是清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自2004年参加工作以来，凭着清华大学工学硕士的头衔，一出马就是副处级待遇，历任襄樊市建委副主任、规划局副书记、副局长和宜城市副市长、副书记、代理市长。
在一个干部靠上级选拔任用的时代，被看重的干部能力要被领导赏识、作风要与官场习气合拍，不然仅有名牌学历，也只能落个知识越多越无用的下场。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优先的保护下，中国的官场文化不仅保持了它的传统特色，而且也和中国经济一道步入了市场，以获取利益为目标，大胆地实行了权与钱的交易。朱元璋当皇帝当到第十八个年头（公元1386年），曾感慨他任用官员中的一个現象：刚刚提拔任用的時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们当官当上一段时间，就变得又奸又贪。这就是官场文化对人发生的作用。
29岁的市长周森锋可以脱离中国的官场文化而自生吗？这种可能不能说完全不存在，他可以发生在狄仁杰、陈希亮、包拯、海瑞等人身上，难道就不能发生在周森峰的身上？狄仁杰、陈希亮、包拯、海瑞其实是官场的另类，他们为官清廉，刚正不阿，直言上谏，为民办事，说到底只是他们个人道德修养和自律的结果。而靠个人道德修养和道德自律使官员清正廉洁、勤政为民是毫无保障的，所以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弄个“全票当选”。并且在个人道德修养和道德自律背景下产生的好官，对改变整个官场的腐败之风影响甚微，甚至没有影响。而且好官很快就会被坏官淘汰出官场。
29岁的市长周森锋肯定与狄仁杰、陈希亮、包拯、海瑞不同，对他的报道不会失实地说：他是在人大会议上全票当选。湖北省宜城市的人大代表肯定不是靠个人道德修养和道德自律才当上人大代表的，所以他们一致看好的人，又怎么会是靠个人道德修养和道德自律他们心仪的人物呢？为了证明这种看法的正确，周森峰，29岁，中国最年轻的市长，就有“论文抄袭门”、“香烟门”、“打伞门”等等不是丑闻的丑闻频频曝光于媒体。
“论文抄袭门”、“香烟门”、“打伞门”不是丑闻是因为周森峰论文抄袭的事情所表明的学术腐败，在中国已成泛滥之势，别说周森峰有论文抄袭的问题，比市长更高级别的官员难道就没有假文凭、假学历、假论文等等问题吗？现在官员混文凭，秘书代上课考试还少了吗？
周森峰的抽天价烟的问题。南京的周局长因天价香烟倒了台，算他倒霉！可是现在有的村干部就能随手掏一包软中华香烟，对于村一级财政，这算不算天价香烟？天价烟为什么能卖到天价，一是政府招待、二是请客送礼。真所谓“买中华的都不是自己抽的，抽中华的都不是自己买的”，如果说这是周森峰的问题，不如说这是中国官场文化中的问题。
最后谈谈别人替周森峰打伞的问题。如果伞照不放到了网络上，这种现象实在是太普遍了！在官场中，下级给上级打伞，下级给上级挡酒早已屡见不鲜，而且在危难时刻下级更是会振臂高呼：让领导先走！再说中国人有谁没有见过警车为领导开道？旅游景点为领导参观清场？比较之下给领导打伞也算丑闻，那你就太不了解中国国情了。  

　　综上所述，29岁的市长周森锋的出场，是中国的官场文化制造出的又一产品，在他的身上只是多穿了一件 清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的校服而已。他不可能是狄仁杰、陈希亮、包拯、海瑞，他只是一个 能力被领导赏识、作风与官场习气合拍 的农民之子，他的成功再一次告诉我们：中国的农民胆子最大、办法最多、顾虑最小，所以成功者也就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