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简易单缸发动机:《金融海啸》第九章 美国世纪的黎明 第十章

第九章 美国世纪的黎明

　　“暴政可能需要很大的生活空间。但是，自由需要的生活空间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要比暴政大得多。”——亨利·卢斯,1941年论美国世纪
　　“我认为，没有国外市场就没有美国国内的充分就业和繁荣。”——迪安·艾奇逊，1944年11月

　　请英帝国敬陪末座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戏剧性的结果是，主宰世界一个半世纪的英国的政治强权消失了——差不多等于大不列颠的死亡。用更宽广的地缘政治眼光来看，从1914年开始到1945年为止的这两场世界大战，其实就是一场“争夺英帝国继承权的竞赛，这场发生在德国和美国之间的争夺战一直进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无条件投降才见分晓”。
　　美国的权势集团和盟友没有坐失良机，马上以实际行动继承了世界帝国的位置。早在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华盛顿就已经向丘吉尔讲清楚，战后的世界不会遵守传统的势力范围划分。最能体现这个转变的，是英国不仅会丧失在中东石油政治中的主导身份，而且还不能参与开发原子弹。后来杜鲁门切断了依据《租借法案》对英国提供的援助，还在美国提供的战后财政援助条件上不讲情面地讨价还价，至此,什么叫做在经济上“战后不遵守传统的势力范围划分”就一清二楚了。
　　罗斯福制造的沙特政变：美国世纪的太阳升起了……
　　美国石油业的利益和权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战后和战前的情形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主要是因为来自英国和法国石油竞争对手在战争中元气大伤。华盛顿毫不犹豫地利用了对手衰落的机会。
　　罗斯福总统任由战争与和平研究组的人实际上掌控美国国务院的政策，对戴维·洛克菲勒的大通银行在战时的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通银行在亲德国的法国维希政权时期，在纳粹占领下的巴黎为德国的法本公司和其他第三帝国的客户转移资金；罗斯福还委任纳尔逊·洛克菲勒全面负责对拉丁美洲的“睦邻”政策；在这一切之上，他还要最后一次给这个正在上升的洛克菲勒帝国一个大大的关照——把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石油专营权交给洛克菲勒石油公司。沙特阿拉伯令人惊叹的石油财富和专营权力授与这个事件的意义如此深远，它决定了从那时直到今天美国的全部中东政策。
　　哈罗德·伊克斯担任罗斯福的内政部长达13年之久，负责处理联邦土地矿产租赁的各种问题。他自1941年开始担任国防石油协调员,还担任过罗斯福新政的公共工程管理局的负责人，权力非常大，在大萧条时期曾经把纳税人的数十亿美元辗转投到私营产业中去。洛克菲勒的沙特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阿美石油公司）通过伊克斯说服了罗斯福总统，于1943年按照《租借法案》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慷慨的援助。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介入沙特的国内事务。此举为洛克菲勒的阿美石油公司的财团利益打造了一面盾牌，而这个公司始终在伺机往沙特的石油财富中插进一只脚。
　　伊克斯也是罗斯福的圈内人，洛克菲勒家族的密友。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伊克斯一直是洛克菲勒家族在纽约州波坎迪科山的私人庄园的常客，这种特权很少给予圈外人。
　　1942年12月，美国国务院在给白宫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我们非常肯定地认为，应该用国家利益的眼光来看待沙特阿拉伯石油资源的开发。”这里说的国家利益，由洛克菲勒家族和他们的亲信伊克斯代替罗斯福下了定义，就是为美国获得对沙特石油财富的独家权力，把英国这个对手挤出去。
　　1943年2月罗斯福宣布对沙特王国提供《租借法案》的援助,他说，沙特阿拉伯“对美国的防务至关重要”。至于如何重要，他认为不需要做作任何释。阿美石油公司拿到《租借法案》中规定的援助，就有办法往沙特石油财富大门里插进第一只脚。罗斯福是把这个项目作为他总统任期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来做的，而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不多了，只剩下最后几个星期。
　　伦敦对罗斯福用数百万美元援助沙特王国的决定暴跳如雷，但是没有任何办法——伦敦可没钱去和华盛顿盟友竞标。英国已经不得不依赖美国《租借法案》的援助款来维持自己的经济。
　　美国国务院介入沙特阿拉伯的时间其实很晚。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特工人员T.E.劳伦斯（即“阿拉伯的劳伦斯”）来到这里以后，伦敦一直认为中东是掌握在不列颠手中的。直到1942年华盛顿才在利雅得开设了一个很小的公使馆。
　　1945年，在结束雅尔塔三国会议回国的路途中，罗斯福在他自己的军舰上与沙特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有一次秘密会晤。1945年2月，美国军舰“墨菲号”驱逐舰曾经在沙特港口吉达靠岸，这是美国军舰首次停靠沙特。阿卜杜勒·阿齐兹和随从登上驱逐舰驶往苏伊士运河的大苦湖，在那里他转登美国“昆西号”军舰，会见了美国总统，时间是1945年2月14日。这是阿卜杜勒·阿齐兹第一次会见外国领导人。
　　罗斯福在沙特国王面前很谨慎，没有吸烟，也不喝酒，以免冒犯国王的宗教情感和习惯。他答应沙特国王，他“将不会做任何事情帮助犹太人反对阿拉伯人，对阿拉伯人民不会采取敌对行动”。国王所担心的是，大批欧洲犹太难民会涌入当时还是英国托管地的巴勒斯坦。据报道，阿卜杜勒·阿齐兹与罗斯福会谈后离开时，对于美国总统“理解”沙特阿拉伯在敏感的巴勒斯坦问题上的观点感到非常高兴。罗斯福把自己的轮椅和一架DC3飞机作为礼物送给沙特国王，来确认双方的“友谊”。
　　三天后，丘吉尔也要求与沙特国王进行一次会面。这位英国首相是众所周知的酒鬼和烟鬼。在正式会谈开始之前，丘吉尔对国王陛下说，在他这里，吸烟和饮酒被认为是一种庄严的仪式。国王显然很不高兴。丘吉尔拒绝对阿拉伯人对巴勒斯坦的要求的问题上作出任何让步。对于沙特国王镶满珠饰的豪华礼物，丘吉尔只是回赠了一盒廉价的香水。1945年4月5日，罗斯福在一封信件里正式承诺他对沙特国王的保证，特别说明各项承诺都是罗斯福以本届政府行政首脑的资格作出的。
　　一个星期以后，罗斯福去世。讨厌丘吉尔的约瑟夫·斯大林写了密函给罗斯福的遗孀埃莉诺·罗斯福，主动提出派自己的私人医生前来独立验尸。他告诉第一夫人说，他相信丘吉尔设法给罗斯福下了毒。罗斯福夫人婉言拒绝了这个建议。不过罗斯福已经活得足够长了，他已经给洛克菲勒颁发了获取全球石油统治权所需要的最大奖品：阿美石油公司及合作伙伴对沙特全部石油财富的专有权。
　　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国家安全正式与沙特这个沙漠王国的命运连接在一起。这个王国距离美国的海岸有一万多英里，地处波斯湾畔。这不是最后一次把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家利益”与中东石油供应联系在一起。此举把沙特的石油财富变成了美国利益的一部分，这种联系在20世纪40年代显得有点不同寻常，因为当时美国的石油完全自给自足，并不需要进口。世界上最大的油田哈瓦尔于1948年在沙特阿拉伯被发现，它为美国的石油权力对全世界经济的控制增加了一个重要杠杆。石油在战后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基础，是最重要的能源。美国的洛克菲勒石油巨头将牢牢地抓住这项权力。
　　……英帝国的太阳落下了
　　历时6年、覆盖全球的世界大战在1945年结束时，造成有5500多万人丧生。在几个大国中没有谁的伤亡能超过斯大林的苏联——至少有2200万人在战争中死去。华盛顿很清楚谁失去了什么。他们最先要关注的，是如何经营刚浮出水面的美国霸权。在自由和民主的幌子下，美国踌躇满志，要主宰世界事务了，而在1914年第一次大战之前，甚至连英帝国都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在凡尔赛和会之后的1919年，英帝国的统治范围曾经达到了顶点。它的版图覆盖了整个地球表面的四分之一，是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短短30年后，到1949年时，英帝国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都土崩瓦解了，因为殖民地反对压迫它们的宗主国，要求独立。英帝国所经历的，也许是历史上任何王朝都不曾遭遇过的巨痛。此时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偷偷摸摸地鼓励殖民地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但并不去认真地帮助这些国家完成独立后的去殖民化进程。
　　1946年2月印度皇家海军发动了一场兵变，随后,战后的工党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任命了最后一任印度总督——驻缅甸的蒙巴顿子爵，他的任务是安排英国殖民军队撤退，把行政管理部门也从印度撤出。蒙巴顿把广袤的印度次大陆分割成一张奇怪的拼花毯子：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东、西巴基斯坦之间，是印度教徒为主的印度。蒙巴顿抵达印度5个月之内就完成了这个行动，时间是1947年8月15日。在短短几年中，英国正式放弃了她在非洲、太平洋、地中海地区的大部分殖民控制权。这不是出于善意，也不是因为对殖民地人民的自决要求突然产生了同情。实际上正相反，这样做完全是迫不得已。原因就是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初期，华盛顿毫不留情地要求重绘战后势力分布地图。丘吉尔早就担心过，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为了“指挥对英帝国的拆分”。20世纪40年代的后期，英帝国仍然是有可能在未来挑战美国霸权的唯一大国。英国可以是盟友，但是亨利·亚当斯很早就说过“英国是美国体系的一部分”这样的话。他是美帝国主义哲学家、两任美国总统的后裔，他的祖先之一起草了《美国宪法》。
　　战争破坏了支撑英国金融权力的贸易体系。庞大的海外投资早已为偿付战争费用卖光。英国拥有的是前所未有的沉重国债。英国国内的厂房设备破烂不堪，电力供应很不稳定，住宅失修，民生凋敝。到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出口贸易已下降到1938年战前水平的31%。
　　当时英国是靠美国的财政援助才得以维系的,而在美国一方，如果想主宰战后的世界，伦敦金融城掌握的对这个辽阔世界的渊博知识以及与它的合作，是美国所需的；以东海岸权势集团和国际主义分子为首的美国，对这一点认识得很到位。1945年后的英国还能发挥全球性的影响，但是只能在发展和深化同美国的“特殊关系”中迂回实现了。
　　美国在战后还要依赖它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军事力量，才能保证以金融和货币为支柱的美国霸权继续统治1945年以后的世界。用什么办法，才能防止新的国家联盟形成并挑战美国世纪？用什么办法才能防止1945年的盟国变成10年或20年后的致命的敌手？华盛顿的答案恐怖到令人无法想象。美国已经秘密开发了战争史上最可怕的武器，美国政治家将要向全世界表明，如果把他们激怒了，他们就会把这种最恐怖的武器用到对手身上去。
　　华盛顿扔下原子弹
　　1945年，杜鲁门总统下达了轰炸日本城市的命令，采用的是恐怖的新式炸弹。
　　华盛顿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传达的是比任何战争行为都更清晰的信号：战后的美国强权是残忍而毫不留情的。这是当时美国仅有的两颗原子弹，里面是浓缩的可裂变铀-235和钚-239，威力超过了战争史上的任何炸弹。投在广岛的炸弹威力比英国炸弹“大满贯”的爆炸力还要强2000倍，“大满贯”已经是有史以来的最大的常规炸弹。投到长崎的炸弹仅含8公斤钚-239；炸弹故意在广岛上空大约2000英尺（600多米）的空中爆炸，目的是用事实向全世界证明最新的核武器所具有的威力。从地面“零高度”到空中500米之间，一切都在100万度的高温中白炽化了。
　　这个城市的2.2万人在几分钟内死去。把正式记录以外的情况都算上，死亡人数很可能还要增加几千人。另有1.7万人在原子弹爆炸后最初4个月里死于辐射和核散落物污染，共计达3.9万人。加上广岛的死亡人数，原子弹大屠杀的死亡人数高达10.3万人。
　　这个数字非常保守。美国政府官员刻意淡化和否认核辐射和散落物的杀伤力。日本官方的详细报告指出，还有无数日本人后来患先天畸形、脱发、皮肤紫斑、白血病，癌症发病率也很高。美国占领当局蓄意隐瞒有关核辐射死亡和疾病的报告。
　　罗斯福于1945年4月突然去世。他的副总统,来自密苏里州的前参议员哈里·杜鲁门匆忙继任。杜鲁门在听了军事参谋们介绍原子弹后批准了向日本投放原子弹，这是他以总统身份采取的最早的行动之一。其实，在1945年8月与斯大林和丘吉尔在德国波茨坦会谈时，这个决定已经得到杜鲁门的秘密授权。这是杜鲁门与未来的冷战敌人唯一的会晤。
　　向日本扔原子弹引起的争议是空前绝后的。杜鲁门声称他采取这个行动的目的是迫使日本投降，是为了缩短战争和减少美国人的死亡。对于细心观察事态的人来说，这个说法无法令人信服。
　　1945年5月，即杜鲁门继任总统后的第一个月，希特勒的德国已经向盟军投降。日本孤立无援，经济上破产，实际上已经战败。据军事专家的观察，美军及盟军的战舰对日本进行了有效的海上封锁，这足以迫使日本天皇投降，无论华盛顿提出的条件有多么苛刻。这样本来可以减少死亡的人数。
　　然而，华盛顿却拿出了可怕的新式原子武器。杜鲁门坚持说他是根据军事人员的建议而采取行动的，他的目的是“拯救10万美国青年的生命”。实际上，他是要向世界,尤其是向苏联的斯大林表明，美国强权强大无比,超乎世人的想象。
　　杜鲁门在1945年7月的私人日记里这样写道：“希特勒一伙人或斯大林那些人都没有掌握原子弹，这对世界肯定是一件好事。原子弹似乎是迄今发现的最可怕的东西，但它也可以是最有用的。”这很说明问题。杜鲁门私下收到过一份有关原子弹效果的详细军事情报。据传说他露出天真的笑容并高喊：“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东西！”一个刚刚下令使用这个“最可怕的”武器来打击日本的人竟然说出这样的话，真让人感到怪异莫名。
　　1945年夏天,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阿拉摩哥多试爆成功。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建议杜鲁门拒绝日本天皇可能结束战争的任何有条件投降。他说，有了原子弹和俄国参战，已经没有必要再和日本做交易了。
　　扔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真正的打击目标是莫斯科，其次才是东京。美国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听说在新墨西哥州阿拉摩哥多第一次成功试爆原子弹后十分欣喜。他用打牌术语在日记中写道，美国压倒性的战后经济实力，再加上对原子弹的垄断，将给予美国“一手同花顺牌（其中还有A打头的同花顺），我们在玩牌的方式上绝不能干蠢事”。杜鲁门告诉史汀生，他认为“牌在美国人手中”，并且说他是要“把它们作为美国牌来打”的。
　　1945年美国拥有生产原子弹必需的工业能力和资源的垄断权。1943年罗斯福总统就与丘吉尔的英国签署过一项秘密协议，即《魁北克协议》，目标是控制原子能的开发和铀燃料。军事作家汉森·鲍德温这样说过，美国新的战略实力现状以及美国使用原子弹的意愿，永远终结了美国自己是世界道义领袖的幻想。然而，它的确开辟了通往另一种领导权的道路，后来被称为冷战的长久冲突的体系就是这样出现的。
　　美国秘密建造原子弹的计划被称为《曼哈顿计划》。该计划由陆军将领莱斯利·R.格罗夫斯领导。格罗夫斯掌握着这个秘密和可怕的新武器,他利用这一独特的军方人员身份来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杜鲁门的几位顾问认为，许多国家都能够很快地开发自己的原子弹和铀燃料。而格罗夫斯反对这种意见，他坚持认为美国能够垄断原子弹很多年。
　　在给杜鲁门的简报中，格罗夫斯谎称只有瑞典和苏联两个国家有能力挑战美国和英国对高品位铀矿所在地区的联合控制——在那里可能有全世界97%的铀矿，这是原子弹的燃料。格罗夫斯进一步错误地声称“苏联的原材料资源远不如”美国所控制的资源。格罗夫斯费了很大劲去说服杜鲁门，要他相信俄国需要20年以上的时间才能造出一颗原子弹来。
　　杜鲁门决定轰炸日本前所考虑的因素之一，就是相信了苏联在数十年内不能与美国可怕的新原子武器竞争。掌控着军事秘密和原子弹项目的格罗夫斯故意扣下了一份给美国总统的请愿书，由70名研制原子弹的美国知名科学家签名、1945年7月下旬提交的请愿书。科学家们力劝杜鲁门不要向日本投放原子弹，“除非要日本接受的条款已经公布,而日本了解这些条款后还是拒绝投降”。没有人事先告诉过日本这个核武器的可怕力量,而杜鲁门是直到原子弹扔下几天后才听说了科学家们请愿这件事。
　　然而，对日本的原子弹轰炸并没有使斯大林的苏联产生任何恐惧，没有出现一点苏联会服软的迹象。斯大林在美国政府的高层机构里安插了克格勃间谍，使莫斯科获得了关于美国原子弹项目的充分情报。生产原子武器所需的图纸被秘密送到了苏联科学家的手里。仅仅四年之后，1949年苏联就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震动了美国和全世界。核武器对抗的冷战就这样开始了。
　　美国对原子武器的垄断和工业经济上的优势，在格罗夫斯的眼里就是1945年后美国主宰世界的开门钥匙。他公开提倡把原子弹作为“为了打开世界而在外交上讨价还价的支点”，他在1946年给美国国会的备忘录中说：“如果世界上必须有原子武器，我们就要掌握最好的、最大的和最多的。”他在陆军部汇报会上说：“我们占据了优势地位……我们现在应该建设基地，并且做50年到100年的规划，而不是只做10年的规划。”
　　美国世纪的军事版本是被放射性蘑菇云笼罩着的。
　　为了保证美国的核优势，格罗夫斯还建议美国军方对苏联的核研究设施进行一次先发制人的核打击。
　　杜鲁门政府的内阁讨论过对日本平民使用原子弹这一决定引出的后果，亨利·A.华莱士副总统以及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主张与苏联友好合作，维持和平，不进行军事对抗。国务卿吉米·伯恩斯、曼哈顿计划负责人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和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的主张是对新式武器进行保密和军事垄断。华莱士在私人日记中描写了那场辩论，距离原子弹投在日本的事件刚刚过去了几周。
　　1945年9月21日
　　内阁会议讨论的议题是原子弹和原子能在和平时期的开发。总统请陆军部长史汀生首先发言。他的发言开头很漂亮，陈述很全面。他说，所有在陆军部工作过的科学家都深信，要想把持原子弹的科学秘密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认为联合国成员国之间应该有科学信息的自由交流。他说，科学家们告诉他，投出去的原子弹只利用了原子的很小一部分能量，今后的原子弹将具有无限的破坏性——比现在的原子弹先进得多，就像现在的原子弹已经比1945年之前的原子弹更先进。他说，有一些人担心，原子武器的威力如此强大，有可能会点燃大气层，毁灭全世界。他说，他想到过与联合国其他国家的科学信息交流难免都会把苏联问题提到桌面上来。然后，他开始长时间地为苏联国防辩护，说在整个历史上，苏联一直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手里没有任何苏联想要的东西，苏联也没有拿着我们想要的东西。他还说，我们与苏联的关系最近几个月一直在改善……
　　“接着，总统要（财政部长）弗雷德·文森发言。他不同意陆军部长史汀生的说法，并且说其他国家都是不可信任的。陆军部长史汀生说，可以想见的是，有一些国家能够在三年之内不依靠我们的帮助就掌握原子弹的秘密，最多不会超过五年。文森质疑这个判断。汤姆·克拉克的态度与财政部长文森相同。海军部长福雷斯特的看法最极端。他宣读了一份由海军将军们准备的备忘录。一个好战的、大海军的和孤立主义的姿态……
　　几天后杜鲁门向新闻界宣布，他已作出决定，英国和苏联不能分享关于原子弹的任何秘密。军方说服了总统。
　　为了把新的权力关系强调得更明确，1945年11月，杜鲁门告诉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华盛顿方面不会提供英国要求的60亿美元无息贷款了——英国重建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很需要这笔钱。相反，他能拿出来的是37.5亿美元利率2%的贷款。此外，杜鲁门明确地表示，华盛顿会紧紧地看守住美国的核垄断地位。杜鲁门退出了《魁北克协议》（战时和加拿大、英国进行原子能合作的协议），按照那个协议，美国和英国在决定使用原子弹之前要进行协商。华盛顿决心保持对核武器的彻底垄断，连最亲密的盟友都不许染指。
　　华莱士私下表示过他的失望。他给杜鲁门写过一个先知先觉的警告：“科学的本质、各个国家的知识目前达到的状态，决定了没有办法防止别的国家重复我们做过的事情，并在五六年内超过我们……世界将分成两大阵营，非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最终会在人口、资源和科学知识方面占上风。”
　　华莱士当时没有想到，他说的那些正中要害：美国正是要想尽一切办法防止那种情形发生。
　　美国的战后 “生存空间”
　　洛克菲勒的对外关系理事会、战争与和平研究组、罗斯福总统带领美国参战事件、整个美国的战争行动、打仗所需要的战争动员和公共债务，所有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一个战后的目标：为美国建立一个广大的垄断市场或经济空间——美国的“生存空间”，这正是对外关系理事会艾赛亚·鲍曼所说的“一个真正的美国世纪”。
　　这个帝国很像1815年之后的英帝国，但有一个显著的差别：它把经济帝国主义隐藏在“推广自由企业制度、支持民族自决和民主”的漂亮空话背后。它在国务院、白宫和对外政策机构的操刀手们创造了很狡猾的欺瞒方式，他们说这个制度不是帝国，因为它没有对其他国家实行军事占领，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然而，这是彻头彻尾的帝国，尽管在形式上好像是非正式的；它的根基是美国在国际金融中扮演的角色（美元是战后金融体制的支柱）和美国拥有的军事优势。
　　这种欺瞒行为取得了惊人的成功，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上层精英看到了市场的价值：可以把富人和腐败的精英放到（外地和外国的）市场上去，让他们去切那些地方的财富蛋糕——他们看到的就是这种市场价值。同样，华盛顿和好莱坞之间的亲密联盟也创造了非常有效的政府宣传机器，他们把大多数国家的人民内心深处改善生活的愿望挑出来大做文章；尽管如此，从1945年的形势演变出来的是这样的模式：被一个唯一拥有压倒性力量的国家——美国——所主宰的那种市场，其中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臣服；臣服的国家中富有的统治精英要通过某种方式依附于美国、得到美国的恩宠，才能生存下去。本书的前几章已经指出，过去将近一个世纪的美国历史，一直被一个由金融精英组成的越来越强大的卡特尔和它们控制的大工业托拉斯推动着。他们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决定着那个卡特尔的战略重点；他们对国家媒体有着绝对的控制权，这使得他们手下的宣传专家可以肆无忌惮地把主子的私利说成“美国的利益”。
　　在美国扩张主义者（如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和布鲁克斯·亚当斯）的心目中，有一个上帝赐予美国的“天命论”或“天定命运”，就是说美国必须永远不停地开疆拓土。这个理念其实只是把下面的事实神秘化了或者说进行了浪漫的改造：美国从 19世纪60年代后演化出来的垄断经济，要靠征服新的市场来维持生存；而经济垄断化是金融托拉斯和卡特尔化的结果。他们的经济模式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模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巴巴利海盗（17～19世纪活跃于北非的海盜，掠夺欧洲船只,俘掳数以百万计的人口，许多被俘者因此死亡，一些改信伊斯兰教，其他俘虏则被教会 、政府及其家庭所救。——译者）的模式：依靠抢掠一个又一个地区来维持自己的帝国，所过之处鸡犬不留。对于洛克菲勒家族这个战后最前卫的 “天命论”集团来说，这个世界整个都是他们的“边疆”。
　　1944年，美国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告诉研究战后经济问题的国会委员会：“ ……没有哪一个部门相信我们的国内市场可以吸纳现有生产体系下的全部产品。因此，你们看到了,必须寄希望于别的市场，而那些市场都在海外。”
　　艾奇逊曾被称为“冷战的设计师”。他提出了“杜鲁门主义”，说服杜鲁门1950年在朝鲜打了一场没有正式宣战的战争。他还在1944年制定布雷顿森林协议中起了很关键的作用，那些协议推进着美国对“海外市场”的探索。
　　1945年那一年，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和华盛顿的外交政策界的计划可以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在他们看来，唯一存在的问题是，如果他们真的要主宰世界经济和市场，那么还存在着两个巨大的封闭区域没有变成“天命论”经济扩张版图的一部分。它们必须被破坏或肢解：先是苏联，然后是（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赛亚·鲍曼在为洛克菲勒和对外关系理事会的战争与和平研究项目工作期间，说服了年迈的英国地缘政治之父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为他的《外交》杂志写了一篇有关战后地缘政治秩序思想的战略性文章。麦金德文章的题目是《圆的世界与和平的胜利》，1943年7月登载在《外交》上，此时距离盟军在诺曼底登陆还有将近一年。
　　麦金德在文章中概述了他的见解——战后的世界秩序将是以美国为主导的。他重申了最初于1904年提出的心脏地带的定义，即心脏地带是英美战后维持霸权要对付的最难缠的对手。他说的心脏地带基本上指苏联领土所在的地方。麦金德为后来的冷战播下了地缘政治的种子。他是这样写的：“如果苏联在这场战争中作为德国的征服者兴起，她就一定会成为全球最大的陆地强国，这个结论毋庸置疑。此外，她将在战略上处于最强大的防御地位。心脏地带是地球上最大的天然堡垒。”
　　鲍曼和美国外交政策界的主要成员对此显然心领神会，但思路却是美国的而不是麦金德的——麦金德认为苏联应该是英美战后遏制德国的盟友。
　　罗斯福去世之后不久，美国的外交政策集团将配合丘吉尔，把他们战时的盟友苏联定义为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其实在战争结束之前，丘吉尔就是这样看的：用英国经典的均势理论来考虑，英国的两个欧亚霸权竞争对手中较弱的那一个,就是德国，在将来某个时候还要成为英国的盟友，来对付现在更强大的那一个——斯大林的苏联。这种算计与意识形态没有关系，有关系的只是纯粹的地缘政治权力博弈。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这一点，也没有多少人想要理解这一点。
　　1945年4月15日，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下葬后数日，德国投降前仅仅几天，外交高层决策者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关起门来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15人中有时任陆军部副部长的约翰·J.麦克洛伊,他是大型国防承包商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长,以及其他一些被指定的权力集团内部人士。普通美国人认为战争已经取得了胜利，现在是恢复和平的时候了。面对主流的民意，这次会议要讨论的，是如何引导美国舆论转向，把战时的盟友苏联变成敌人，需要如何挑动斯大林采取某种侵略性行动，让苏联看起来是背信弃义、威胁和平的。他们已经学好了英国的均势权术课并且做好了一切准备，要以决定命运的大手笔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运用它。
　　他们还意识到，在西欧的东部边境矗立起一个敌对的苏联，就是在事实上把西欧、日本和许多亚洲国家、非洲和南美洲纳入了同一个经济空间，这个从1945年以后将由美国主宰的经济空间，还必须仰仗美国的军事保护。对外关系理事会战争与和平研究组的战略就要实现了：这就是他们在口头上不挑明不宣布的战后美帝国。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石油和粮食危机期间，亨利·基辛格同时任尼克松总统的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两项职务,他曾说过：“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甚至所有大陆;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1945年，美联储的手中控制了自由世界（西方学者指资本主义世界。——译者）的绝大多数货币黄金。在华盛顿和华尔街银行所构建的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它的货币（即美元）被有意识地当作美国控制下的全球货币体系。早在1941年，美国的政策界就曾经推测，希特勒进军苏联的行动会消灭掉德国这个竞争对手的威胁，战后的经济霸权就以此为基础进行准备。他们干得非常有效，但只是一时有效而已。
　　创建布雷顿森林美元体系
　　美国的经济战略的核心，是塑造一个美国的战后世界，就是后来所说的同盟国之间的布雷顿森林协定，战争还没有结束他们就把这个协定先签订了。促进自由贸易,使美元成为世界贸易的唯一货币，是这个战后世界的核心内容。
　　自由贸易涉及降低关税和取消国家保护主义。关税和国家保护主义阻碍出口，特别是妨碍美国向全球市场出口。当英国于1846年废除农业保护主义的《谷物法》时，他们相当清楚，“自由贸易”或“公平的竞技场”总是最强大、最先进的经济体发出的战斗口号，他们是在为自己的产品寻找并打开那些欠发达国家的市场。1945年后，美国银行界和工业界的精英决心要完善这一体系，把它变成实际上谁也不能挑战的宗教教义。
　　欧洲的各个经济体经过将近六年的战争破坏，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同意美国的战后国际经济管理体系的设想,甚至认为自己至少在谈判桌上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英国，在美国的苛刻要求面前，也不得不学习苦涩谦卑的一课。
　　经过几个月谈判，特别是英国和美国谈判代表之间激烈的明争暗斗，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的华盛顿山庄饭店达成了有关货币和经济事务战后“世界新秩序”的最后协议。英美称霸世界金融和贸易是这个协议的核心。英国财政部顾问凯恩斯勋爵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理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从1941年以来举行的一系列私下谈判，早就敲定了那些最要紧的关键性条款。
　　被罗斯福称为“联合国”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意在取代以英国为主导的国际联盟，成为战后联合国组织的第一个机构。联合国组织不同于国际联盟，它将是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机构，要推动的是美国的战后世界计划,甚至连设在曼哈顿的联合国总部都是建筑在洛克菲勒兄弟捐赠的土地上的,外国外交官入住曼哈顿抬升了相邻土地的价值，洛氏兄弟得到的回报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慷慨捐赠。
　　尽管英国极力反对，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新机构的投票权、规则制定和其他重要方面最终都按照华盛顿的意愿确定下来。
　　为了确保在联合国中有足够的选票，纳尔逊·洛克菲勒亲自组织了一场很不平常的 “拉”选票活动，这种活动一旦在报刊上曝光,就会导致政治上的尴尬局面。这些选票要从泛美联盟14个国家拉来，其中包括阿根廷在内的七个在战争期间保持中立的国家。洛克菲勒刚刚被总统任命为拉丁美洲事务部长助理，就向拉丁美洲各国发出最后通牒，她们必须在1945年2月前正式向轴心国宣战，否则就不许参加新的联合国组织的创建工作。联合国是对外关系理事会战争与和平研究组有关战后美国主导地位的地缘政治议程的核心,而正式向轴心国宣战必须遵守刚刚达成的雅尔塔三国协定。
　　只有阿根廷仍然置身世外，但美国需要她这一票来抵消英国掌握的票数。洛克菲勒请病中的罗斯福签署了一份授权书，向阿根廷发出邀请来参加联合国的成立工作，这样做违反了数周前在雅尔塔与英国和苏联刚刚达成的协议——只有已经向德国宣战的国家才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这种宣战在军事上已经毫无意义，因为战争事实上已经结束，宣战只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姿态而已。这是纳尔逊·洛克菲勒拉选票反对英国的一个小计谋，在创建联合国的过程中，英国利用了自治领和英联邦国家来增加她的得票数。斯大林对此愤怒不已。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在三个支柱上：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成员国的会费将构成应对国际收支困难的紧急储备;一个是世界银行或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它将贷款提供给成员国政府从事大型公共项目的建设；稍后还有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其目的是通过有组织的多国削减关税谈判，建立一个可控的“自由贸易”框架。每个成员国都要按照分配的限额把货币和黄金放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里；她们在理事会里所拥有的投票权，决定于她们在整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里所占的份额。这是一场从一开头就由美国主宰的游戏。美国是最强大的经济体，持有最大数量的黄金储备，最终得到总投票数的大约28%，英国拿到13%。相比之下，法国仅有5%。这个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实是英美按照自己的愿望塑造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形势的一个工具。
　　布雷顿森林恰到好处地为美国改进了早先的金本位制，因此参加协议的其他成员国只能同意把她们的货币价值同美元挂钩，而不是以黄金的重量来定值。1945年有人说“美元像黄金一样值钱”，一个世纪以前英国人对英镑也是这样说的。把美元当作国际金融稳定的“不证自明”的前提，20年后,时间证明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幻想。1945年欧洲急需美元信贷来进行重建。它们的货币不能自由兑换，它们的经济已是一片废墟。“美元像黄金一样值钱”是1945年的现实。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是一家私人机构，自从1913年成立以来就为华尔街金融托拉斯所控制。它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心脏，拥有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大部分货币黄金。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对美国有特殊的好处。在实际运转中，因为美元是主要的储备货币，其他国家的本币只好钉住美元；今后一旦恢复自由兑换，这些国家将要买进和卖出美元，使市场汇率的浮动区间保持在平价的正负1%之间——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所要求的。美元接替了黄金在实行金本位制的时候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曾经扮演的角色。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世界贸易几乎完全以美元结算交易，后来的事情将会证明，这对美国的利益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安排。
　　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不受任何挑战，这是战后美国力量的两个基本支柱之一。第二个支柱是作为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美国的军力也无人可以挑战，这个巨大的优势甚至连冷战期间的苏联都不能抗衡。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西欧国家债台高筑，却要在美国政府的要求下把大量的黄金转移到美国去。这一切造就了美国在1945年以后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至高无上的霸主地位。
　　布雷顿森林体系成员国的本国货币必须钉住美元。美元官方价格则定为1盎司纯金兑换35美元，这还是罗斯福总统确定的价格，时间是在大萧条期间的1934年，也就是一场世界大战的重大经济影响发生之前。这个制度与1919～1934年实行的金汇兑本位制的区别在于，这一次美国当了霸主，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它都没有对手了,它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已经在战争期间堂而皇之地积累了大量的黄金储备，美元已经是世界上最坚挺的货币,并且以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为支持。在一场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已经没有哪一个国家还有资格和能力去跟这个战后的美元本位制度较真儿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华盛顿的蓝图建立起来，给战后的美国银行业和金融业提供了巨大的国际优势。美元同时（自动）变成全球储备货币，在事实上取代了黄金。美元正式取代黄金是后来在1973年发生的。
　　美元的这个地位使美国的资本获得了超越一切潜在竞争对手的优势，无论是英镑、德国马克还是法国法郎。更重要的是，它赋予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不受节制的权力，几乎可以无限量地发行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美元，根本不用顾及这样发行货币是否有黄金的支持。
　　实际上美元并不能“等值于黄金”，可是很多年以来美元就是这样被使用的。由洛克菲勒的大通银行和国民城市银行主导的纽约银行界，终于取代了1914年以前作为“世界银行家”的伦敦。在战后的年月里，美国的资本涌向欧洲、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地，用在投资项目上。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世界储备货币的独特身份，赋予美国又一项决定性的优势——美国可以通过增发货币而不是增加黄金储备来筹措海外军费，激愤的苏联经济学家曾经这样指出过。是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享受这种奢侈，除了美国。
　　1945年4月罗斯福去世后初步成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当时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鲍曼领导的对外关系理事会战争与和平研究组的最初想法是，战后美国应该与俄国及盟友结成联盟，防止一个强大的德国再次出现，而中国是对付日本的盟友，为避免将来日本死灰复燃还有用处。然而，杜鲁门倾向于听从前驻莫斯科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和国务卿艾奇逊这几个顾问的意见，他们要求用更强硬的姿态反对斯大林在东欧的活动，尽管这样做是违反雅尔塔协定的。罗斯福利用联合国来扩大美国“生存空间”的宏大计划被搁置在一旁，华盛顿将要采取的是双边行动，但是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
　　1946年，丘吉尔在杜鲁门的家乡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宣布欧洲又在发生分裂。至少从1943年以来，丘吉尔和他周围的英国“圆桌”会社就算计过，他们需要制造和苏联的冲突，以便使英国成为国际战略新手华盛顿在苏联和美国之间不可或缺的“调停人”。甚至在1945年初德国投降以前，丘吉尔曾经有一次下令被俘的德军部队保持建制原地待命，武器也不收缴，以备可能对付苏联红军的战斗行动，这可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举动。那个潜在的计划作为军事行动遭到艾森豪威尔将军和白宫的否决,但是它透露出来的意图是，英国已经在着手为下一阶段的世界权力均势做准备了。
　　丘吉尔甚至在罗斯福担任总统时就意识到，哪怕只是为了维持战前大国权力的门面，英国都不得不与华盛顿拼死抗争。杜鲁门很早就清清楚楚地表明，美国就是要这么干。
　　杜鲁门当了总统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突然取消对英国的租借援助，并要英国归还打仗欠的战争贷款。英国人大吃一惊，他们本以为美国会继续慷慨解囊，帮助英国进行战后重建。1945年上半年，英国55%的有劳动能力的人不是在军队服役就是在从事军工生产。战时严格的配给意味着英国的人均消费比1938年的水平下降了16%。战争结束的时候，英国的黄金和美元储备只有不足15亿美元，而她的短期债务达到了惊人的120亿美元。英国除军工行业以外的工业一片凋零。煤炭产量大幅度下降，停电司空见惯。还有数以百万计的退伍士兵得安排到摇摇欲坠的民用经济部门里去。
　　取消对英国的租借援助是打压伦敦的行动，这一点再清楚不过，因为杜鲁门在同一个时期还在继续对中国提供租借援助——这是一个例外。对于华盛顿和对外关系理事会的人来说，取消对英国的信贷和供给，就是瞄准并且压制战后潜在的经济竞争对手英国；要知道英国及其在世界各地的自治领和庞大的殖民地之间还维持着一个英镑特惠协定。
　　罗斯福和洛克菲勒家族参战不是为了拯救英帝国。他们的目的正相反，一定要打掉英国的威风，她必须同意在一种英美“特殊关系”里充当明白无误的二等角色。英国的哈罗德·麦克米伦（温斯顿·丘吉尔的战时使者）向理查德·克罗斯曼（著名的英国社会民主党人）这样表述新的现实：“我亲爱的克罗斯曼，我们是美帝国里面的希腊人。你会发现很多这样的美国人，就像希腊人看到的罗马人一样——大块头、粗俗、吵吵嚷嚷，比我们更有活力也比我们更懒惰，比我们有更多天然的美德但也更加腐败。我们必须掌管盟军总部，这和希腊的奴隶替克劳狄皇帝作战是一回事。”
　　“马歇尔计划”：美国世纪的开始
　　到了1947年，华盛顿的方案确定了：把西欧纳入美国的经济领域，孤立苏联。他们提出了一个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这是一个美国-欧洲双边计划。
　　美国东海岸权势集团、纽约银行和国际公司——其中大多数与洛克菲勒集团或它们的亲信有关系，对于美国战后政策的思路心领神会。标准石油公司主席就总结得很好。
　　1946年，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财务主管里奥· D.韦尔奇对华盛顿表示:“……美国对德国以外的国家，包括英国、西半球和远东地区，对她们在政治、军事、领土和经济上的要求和条件，都可以明着说出来了。”他的讲话很可能是对外关系理事会战争与和平研究组为他起草的。
　　韦尔奇用美国商业界的行话接着说道：“我们是最大的资本源泉，我们对全球机制的贡献最大，我们必须当领跑者，我们必须为大多数股东负责任，我们股东的公司就叫做世界……这可不是为了干完一个任期，这是一个永久不变的义务。”
　　1948年，美国国务院制定冷战战略的主要人物之一乔治·凯南，给国务院写了一份机密的内部备忘录。它非常简洁地概述了以洛克菲勒兄弟为首的美国权势集团的战后纲领：……
　　我们拥有世界50%的财富，但人口只占世界的6.3%。亚洲各国与我们之间的差距尤其显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成为忌妒和仇恨的目标。下一时期我们的真正任务是设计一种在不危及我们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允许我们保持这种差距的关系模式。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摆脱所有的多愁善感和白日做梦，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国家最直接的每一个目标上面。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在世界各地干那些毫不利己、乐善好施的事情，这对我们来说太奢侈了。
　　凯南在艾夫里尔·哈里曼（洛克菲勒的商业伙伴）当国务卿的时候任美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是冷战“遏制”政策的设计师。他简述了真正的美国战后政策。凯南诚实得可怕，他把战后美国精英的真正目标讲得太真实了。这就是美国主宰世界，或者至少像在1948年那样尽可能广泛地主宰对外关系理事会提出的那个“大区域”。
　　1947年7月，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威廉·克莱顿和乔治·凯南的协助下，制定并公布了一项欧洲经济重建计划，真正的目标是使美国制造业、大型石油工业和金融业在战后的欧洲保持控制力。这就是“马歇尔计划”，它的正式名称是“欧洲复兴方案”。
　　“马歇尔计划”援助条件的起草者精心设计了一个提议，即美国向苏联提供援助进行战后重建，但这是有条件的援助：斯大林必须对西方和美国实行经济开放,向西欧供给大量原料,等等。还有其他很难接受的条件，苏联肯定会拒绝这种援助，这样一来美国独自在经济上主导西欧，就不必顾虑是否要和苏联合作的麻烦了。
　　“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条件有意识地包括大规模输送美国工业产品到欧洲的内容，这种渗透西欧新市场的方式非常有效。最重要的援助是来自洛克菲勒标准石油王国的石油。根据美国参议院的调查，“马歇尔计划”给受援国最大的一单支出，是以最高价格购买的美国石油，由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供货。
　　战争结束时，洛克菲勒控制的石油五姐妹（即美国的石油工业）就像英国石油工业一样，已经从里到外完全国际化了。它的主要资源在委内瑞拉、中东和其他遥远的地方。“油老大”是这五家巨头公司的别称，即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埃克森）、苏康尼-真空泵石油公司（美孚）、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雪佛龙）、德士古公司和梅隆家族的海湾石油公司。这五家公司朝着决定性地控制欧洲的战后石油市场的目标采取行动。
　　战争的创伤已严重地破坏了欧洲以煤炭作为主要能源基础的格局。德国东部的煤炭落入了苏联控制区，而西部煤炭的产量只有战前水平的40%。英国煤炭产量比1938年的水平低20%。东欧的石油储藏远在丘吉尔所谓的“铁幕”后面，西方国家无法进入。1947年，西欧的石油一半以上是由这五家美国公司提供的。
　　美国石油巨头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美国国会的调查报告、政府中层机构工作人员的批评抗议都没有用，一边在批评滥用“马歇尔计划”的资金，另一边美国石油巨头却在欧洲迫使用户就范。1945年至1948年，洛克菲勒石油公司在欧洲把石油价格提高了一倍多，从每桶1.05美元提高到每桶2.22美元。虽然石油来自中东油田，由美国公司控制（那里的开采费用通常不到每桶25美分），但是运费标准的计算公式故意被弄得很复杂，把加勒比地区到欧洲的运费当作计费标准，那样成本当然要高出得多。
　　即使在欧洲市场，这些石油公司的差别定价也是很惊人的。希腊买一吨燃油必须付8.30美元，同样的燃油在英国每吨只卖3.95美元。此外，在华盛顿的支持下，美国石油公司不允许用“马歇尔计划”的钱建设欧洲本土炼油厂，这样进一步加强了美国“油老大”对战后欧洲的控制力。
　　马歇尔的重建计划始于1947年7月12日，持续到朝鲜战争之后的1953年。在此期间华盛顿为欧洲国家的恢复提供了130亿美元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受援国都是加入了总部设在巴黎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国家。马歇尔的援助有许多附加条件。例如，法国必须放映美国电影以换取美国的财政援助，法国的电影业因此受到伤害。华盛顿十分清楚好莱坞作为宣传工具的价值——可以在观众不知不觉的状态下宣传“美国生活方式”和美国产品。“马歇尔计划”还为美国大公司廉价投资西欧产业开辟了道路，因为欧洲货币相对于美元严重贬值。
　　“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最初主要是用于购买美国的物资，如粮食和燃料，后来是用于购买重建所需的工业产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越来越多的援助——主要是美国制造的军事装备——以创建新的大西洋防务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名义用于重建西欧军队。美国的武器出口将成为美国战后出口政策中的一个优先战略。
　　北约和冷战巩固了美国的经济空间
　　杜鲁门的鹰派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敦促总统支持英国援助希腊的反共产主义势力。丘吉尔已经开始了援助自由派的察尔扎里斯政府的行动。自1946年以来，这个政府就与强大的希腊共产党作战——希腊共产党打算夺取政权。
　　根据1944年10月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议上所达成的条件，苏联和英国领导人已经商定了战后如何将东南欧分别纳入苏联和英国各自的利益范围。根据该协议，丘吉尔建议，苏联在罗马尼亚的影响力可以是90%，在保加利亚75%;英国在希腊的影响力是90%。丘吉尔还建议，在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他们应该各自占50%。
　　10月10日和11日，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和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就势力范围的百分比举行了谈判。讨论的结果是，苏联势力在保加利亚和更重要的匈牙利的百分比，修正到80%。没有提到任何其他国家。斯大林对希腊的事情信守诺言，英国支持内战中的希腊政府军，但苏联却没有帮助共产党游击队。
　　尽管有这个非常小的细节，艾奇逊还是设法让杜鲁门总统同意，虽然那时人们并不认为希腊是美国在欧洲利益的战略重点。
　　1947年3月12日，在希腊的内战危机当中，杜鲁门总统在对美国国会的演说中宣布了后来的“杜鲁门主义”。他宣称：“我认为，美国的政策必须支持自由的人民抵抗武装的少数人的征服企图，或者外力的征服企图。”
　　杜鲁门强调，如果希腊和土耳其得不到所需要的援助，她们将不可避免地倒向共产主义：20年后这个说法在越南还会再重复一次。
　　杜鲁门意外地得到参议员阿瑟·H.范登堡的支持。范登堡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很有影响力，是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曾经当过参议院孤立主义派别的领导者。在玛塔·哈莉式的英国间谍、美艳绝伦的伊芙琳·帕特森的引诱下，他“看到了灵光”。1946年4月，他在开始与帕特森秘密来往后不久突然改变了孤立主义立场，努力说服他在参议院的同事们批准给英国一笔极需的贷款。现在，这位很有影响力的共和党参议员、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负责人，又说服了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在希腊总理察尔扎里斯的访问之后，同时也是“在英国大力的敦促之下”，在这里发表了杜鲁门主义。
　　丘吉尔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当着杜鲁门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后不到一年，就把杜鲁门纳入了他的反对苏联的冷战战略。同样的反苏政策被洛克菲勒兄弟和对外关系理事会的主要人物向杜鲁门反复提出已经数月之久，但动机却大不相同，他们已经看明白斯大林不会为美国的经济渗透敞开苏联大门，他们的美国的“生存空间”就得按照这个情况再行修订了。杜鲁门主义的目的是取代英帝国，通过美国自己来当希腊和土耳其的经济和军事担保人。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次剧烈的转向。有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说：“在总体上没有发生战争的和平时期，美国在历史上第一次选择了干预北美和南美以外人民的事务。”
　　杜鲁门主义干预的理由，在对外关系理事会一篇耸人听闻的文章里可以找到。应对外关系理事会战争与和平研究组主要成员和杂志编辑汉密尔顿·菲什·阿姆斯特朗的要求，这篇文章刊登在他们的《外交》杂志上，署名是“X先生”。这是根据一封来自莫斯科的很长的电报编辑而成的文章，电报出自哈里曼手下的国务院驻莫斯科助理乔治·凯南之手。1946年2月，华盛顿询问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为什么苏联不支持新成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凯南写了这一“长文电报”作为答复，说明他对苏联人在1946年2月时的意见和看法，并将它发送给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洛克菲勒在政府里的亲密盟友之一。国防部长把这封电报交给了对外关系理事会。
　　凯南提到的问题之一是，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对理性逻辑是迟钝的，但对武力逻辑却是高度敏感的。他说，斯大林式的国家认为世界分为不可调和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部分。正是在这个看法的基础上，美国确定了“遏制”苏联的政策，这也是长达40多年的宣传遏制政策和冷战的基础。
　　美国的外交政策明显转向了，从与苏联结盟共同对付德国的威胁，转变为与战败的德国结盟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这是经典的英国均势阴谋诡计，只不过换成了美国风格。然而，尽管希腊危机、苏联封锁柏林,甚至1948年2月共产党接管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这些事件，推动了一个本来不情愿的美国国会投票通过“马歇尔计划”，对西欧进行财政援助，并且很快导致了美国支持北约，可是这些对于美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来说还是不够，而这个调整是美国权势集团的大银行业和工业界所需要的。
　　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取得胜利，腐败的独裁者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逃到台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甚至连这些事件也不足以刺激美国民众支持增加军费开支，而军费开支正是强大的国防产业游说集团（其中许多是洛克菲勒的公司）所期待的。
　　在朝鲜打一仗实现“国家安全状态”
　　到1949年下半年时，杜鲁门政府里里外外的主要派系得出的结论是，要鼓动美国人民的牺牲精神从而支持较大的军费开支，唯一的手段是打一场新的战争。这项军费开支是保护他们新的全球“生存空间”所需要的，而这场战争是一场能够控制的战争，对美国或仍然脆弱的西欧不构成直接的威胁。
　　1948年，美国经济面临战后急剧的衰退，军工合同大幅度减少后，民用支出的规模太小，填补不了经济赤字。从1948年至1950年，美国官方报告的失业率上升了130% 。全国生产指数在战争动员最高峰时达到212的顶点，1948年却已下降到170，1949年再降到156。1950年第一季度资本投资比上年同期下降了令人震惊的11%。从1947年开始美国的出口就不景气，1949年3月至1950年3月再下降了大约25% 。
　　出于各种原因，朝鲜被选定为发动一场有限战争的理想场所。打这场战争的目的是动员美国民众支持永久性国家安全状态（的开支），支持永久性的快速军工扩张和金融家、杜鲁门的顾问伯纳德·巴鲁克所谓的“冷战”。
　　1948年年底，华盛顿宣布了一项计划，要与“马歇尔计划”的伙伴国建立一个新的大西洋军事联盟，以换取在西欧国家设立永久的军事基地。这个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条约于1949年4月签署，签约国有比利时、卢森堡、荷兰、法国和英国。几个月之内，朝鲜战争还要激发这个欧洲组织的成员国，把这一个由华盛顿控制、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机构，当作处于常备状态的军事防御组织来接受。厌战的欧洲又被拖进了美国的军事同盟。将要构成冷战战略的脊梁的这个同盟，它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大约40年后解体的苏联。
　　北约第一任军事司令官是英国的伊斯梅勋爵。他宣布北约的目的是“让俄罗斯人出去，让美国人进来，让德国人下去”。朝鲜战争期间当华盛顿向德国钢铁工业求助以生产军火的时候，这个说法就得做修改了。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德国被纳入美国冷战的新地缘政治体系，但基本的设想保持不变。北约将要充当美国世纪的主要军事支柱。
　　1949年，即北约成立一年后，美国国务院的一个绝密小组就着手制定一项美国的战略新政策，但遭到了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及其在预算局的盟友的反对。为了绕开正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渠道，艾奇逊的国务院获得杜鲁门的批准，成立了一个特设的部门间委员会，在政策规划负责人保罗·尼采手下行动，而尼采与标准石油公司家族有姻亲关系。他们的报告，即《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简称NSC68），于1950年2月开始起草。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主张美国以扩大军备对付它所声称的敌人，那个敌人“不同于以往的霸权追求者……被一种新的狂热信念鼓动着，和我们自己的信念争锋相对”。尼采提出，苏联和美国处在一个两极化的世界里，其中的苏联期望“把它的绝对权力强加给世界其他地区”。该报告主张：“苏联现在把它的力量用于统治欧亚大陆。美国是非苏联地区的首要权力中心和反对苏联扩张的堡垒，是苏联的首要敌人，美国将会受到各种方式的打击，如果克里姆林宫要实现它的基本目标，敌人（美国）的完整性和活力就必须被打乱或毁灭。”
　　这份绝密文件称，这将是一场信念的战争，“法治政府的自由信念与克里姆林宫冷酷无情的寡头统治下的奴隶制思想”是相互对抗的。作为“自由世界的权力中心”，美国应该建立一个国际社会，美国社会在其中将会“生存并繁荣”，还能够推行遏制政策。这个文件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凯南早些时候以“X先生”署名的文章，但是对于他们所说的苏联全球性威胁，这个文件强调的是采取军事手段而不是政治行动。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描绘了一幅1950年苏联军事意图的图景，令人毛骨悚然但是这个判断相当不现实。苏联当时还远远没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她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2200多万身强力壮的青壮年，那时大量军人正在复员，以增加劳动人手去收拾战争留下的烂摊子。这一现实并不影响艾奇逊的尼采团队。他们只是在一味地描绘一幅令人震惊的威胁图：
　　如果1950年发生一场大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苏联和她的卫星国处于备战极为充分的状态，并可以立即进行下列战役。
　　1.横扫西欧，可能不包括伊比利亚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向近东和中东产油地区挺进；巩固共产党在远东地区的成果。
　　2.对不列颠诸岛进行空中打击，对大西洋和太平洋西方列强的交通线路进行海空攻击。
　　3.用原子武器攻击选定的目标，现在包括对阿拉斯加、加拿大和美国本土的可能攻击行动。另外，这种打击能力，再加上苏联会采取的其他行动，可能会使英国无法成为盟军的有效的作战基地。苏联也能够制止盟国强行进入欧洲大陆的任何“诺曼底”式的两栖行动。
　　尼采报告所建议的在1950年对苏联采取的各种明确的行动中，就差先发制人的核战争了。报告的结论是：“建设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对自由世界的信心，以比现在已经设想的速度采取更快的行动，这是推进我们的宏图大业的唯一途径。为了挫败克里姆林宫的计划，自由世界必须制定一个运转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打击苏联的强有力的政治攻势。这一切反过来需要得到足够的军事保护才可以发展。”
　　对尼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最初反应很难说是积极的。杜鲁门考虑的问题是预算和执行的费用（报告中未提及）,他把报告发回重审;国会认为这是危言耸听。杜鲁门主管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拉德·索普不同意关于苏联已经做好战争准备的令人震惊的判断。对尼采报告所说的“苏联正在稳步缩短它与美国在整体经济实力方面的差距”，索普说：“我不认为有证据能够表明这一趋势，而且恰恰相反……实际的差距正在日益扩大，这种扩大是由于我们的原因。”关于苏联的军事投资，索普很怀疑苏联会把国内生产总值的大部分用于军事。他说：“我估计苏联的住房建设占用了大部分投资。”
　　预算局的威廉·肖布也持批评意见。他说在空军、陆军、海军、核武器数量以及在经济的“每一个领域”，美国都远远领先于苏联。凯南也不同意尼采文件，特别不同意他呼吁的大规模重整军备。正如尼采报告的一个咨询顾问所说的：“在争取公众支持国家项目这种事情上，政府还需要有人来协助一下，而且很快就会看到这样做的必要性。”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爱德华·R.巴雷特说：“如果不发生真正的和持续的危机，一个专政的国家无疑可以在常规军备竞赛中比民主国家坚持的时间更长久。”
　　国务卿艾奇逊把杜鲁门主义制造出来之后，政府的宣传机器就紧锣密鼓地进行冷战宣传，试图说服广大民众反对“邪恶的、不信上帝的”苏联共产党人。他们自信能够赢得多数选民支持大量增加联邦国防开支的打算，就像杜鲁门的一个亲信所说的，可以“把美国人唬得灵魂出窍”，也可以用制造“战争恐慌来欺骗国家”。艾奇逊在回忆录中明明白白地承认：“政府官员在解释一项重大政策，或寻求对这个政策的支持的时候，他不是在写博士论文，话必须讲得简单明了、讲得好听，还要把握住直率和粗鲁的分寸，不能有书生气，你的目的是要把别人说服，让他们同意你的观点。”
　　艾奇逊、哈里曼以及五角大楼的军方要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洛克菲勒家族等）周围的精英，开始动手加工制造这样一个“真实的和持续的危机”了。就在尼采报告被有选择地送交国会之后两个月，美国扶持的南朝鲜（1948年5月10日南朝鲜举行单独选举，成立国会。7月1日宣布国号为“大韩民国”，简称“韩国”。7月20日，李承晚出任总统。为尊重历史性的引文和作者的行文，本书里的韩国仍称南朝鲜，朝鲜仍称朝鲜或北朝鲜。——译者）李承晚独裁统治开始了；李承晚在美国生活了33年之后，被华盛顿政府送回去控制朝鲜半岛的南方。
　　保卫南朝鲜的这场战争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首先，它将使苏联间接卷入进来，因为苏联是北朝鲜的主要支持者。第二，洛克菲勒家族和杜勒斯兄弟以及他们的业务伙伴早已在南朝鲜甚至北朝鲜大量投资。日本战败之后，美国和苏联曾同意暂时以三八线为界，把这个国家一分为二，别的事等到恢复和平秩序以后再说。
　　1950年6月25日，世界各地收到来自南朝鲜令人震惊的报告：北朝鲜军队大举入侵南方。然而，最初几天的报告是相互矛盾的；当天正与麦克阿瑟一起在日本旅行的历史学家约翰·根室有亲身经历，他的第一手材料描述这位美国将军的助手激动地从汉城打来的电话报告是：“南朝鲜人进攻北方了！”
　　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华盛顿版本中有这样一个疑点：在苏联提出一次临时抗议时，美国召集了联合国安理会特别会议，这样的话莫斯科就没能到会，不可能去对安理会决议行使否决权——联合国安理会决定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实际上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指挥的美军）前往阻止北朝鲜的侵略。美国大使馆和华盛顿在正式声明中不经意地忽略了以下的事实:6月25日北朝鲜“回应”南朝鲜之前两天，南朝鲜空军曾多次轰炸北朝鲜的目标，南朝鲜军队开进北朝鲜的海州并占领了那个地方。按照华盛顿的观点，“联合国”采取干预行动（技术性地称为“联合国警察行动”）的全部根据是北朝鲜的共产党先动手，无端地大规模入侵南朝鲜，后来在所有美国官方的宣传中都守住这个界限是很重要的事情。
　　麦克阿瑟曾经向杜鲁门要求，让他指挥的美军利用朝鲜半岛冲突这一借口，对中国本土直接发动军事攻击。美国国防部长约翰逊也深信，现在发动一场战争，在中国共产党政权立足未稳的时候就打击它，比以后再打他所谓的“未来不可避免的战争”更容易。麦克阿瑟也同意这一点。麦克阿瑟、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利将军、国防部长约翰逊、洛克菲勒的律师兼国务院顾问杜勒斯，都希望利用朝鲜作跳板，直接对苏联的亚洲地区作战。
　　他们的观点被华盛顿的哈里曼、艾奇逊等人否决了。后者所理解的战争目标并不是“打赢”。在朝鲜半岛打的战争只是为了移动一个地缘政治大战略中的亚洲棋盘上的棋子，调动北约和美国人对冷战的恐惧，为美国创造“国家安全状态”提供一个永久性借口。朝鲜战争刚一打起来，国会就马上通过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
　　美国媒体的战争宣传也大力渲染美国在南朝鲜的重大投资。它们准确地报告说，美国银行和公司在南朝鲜投资高达12.5亿美元以上。洛克菲勒控制的国民城市银行是主要投资者，而洛克菲勒的律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则是该银行驻汉城的新高丽公司董事。
　　利用朝鲜战争来服务于华盛顿冷战派的计划，美国干起来游刃有余。美国国防预算增加了400%，从战争开始时的不到13０亿美元增加到1953年战争结束时的600多亿美元。美国的傀儡政权——台湾的蒋介石和南朝鲜的李承晚，以及麦克阿瑟（他当时的助手是一个年轻的纽约银行家，名叫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领导的美国驻日本军政府，为冷战时期美国在东亚的存在提供了依据。日本工业被允许重组为巨大的联合大企业集团，它们将成为在亚洲“抵御共产主义”的防波堤。同样是由于朝鲜半岛战争，德国获准开始重建鲁尔钢铁工业。
　　国防部的600亿美元的年度预算，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合同发包者；为了防务方面“防患于未然”的目的，它向美国和指定的欧洲及日本企业发出数十亿美元的订单。20世纪50年代，军工综合企业已经成长为庞然大物。冷战之风劲吹，这是标准石油公司的“利好”，因为它给五角大楼的空军、坦克、吉普车和其他车辆提供燃料。在美国国内经济方面，政客们很快就意识到，只要为美国的国家安全辩护，他们的任何计划都能在国会通过。
　　1953年，美国公众表达的对战争和国家安全的忧虑达到了一种发烧的程度，以至于选举了退休将军艾森豪威尔当总统。当初正是洛克菲勒家族说服艾森豪威尔去竞选，也正是他们筹来了华尔街的助选资金，而死心塌地的孤立主义者,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没有得到洛克菲勒家族的青睐。他于1952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曾经这样宣布：“自1936年以来每一个共和党总统的候选人都是大通银行提名的。”所以洛克菲勒的利益在艾森豪威尔确定内阁人选的时候起了重要作用，这一点都不奇怪。
　　新总统任命艾伦·杜勒斯为他的中情局局长。杜勒斯是对外关系理事会的上一任主席，他在那里的同事、战后刚一结束就担任该理事会副主席的艾赛亚·鲍曼，就是这个对外关系理事会所属的战争和平研究课题组（洛克菲勒基金会出钱资助）的负责人。
　　正如前面指出的，艾伦·杜勒斯和他的兄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两人都是洛克菲勒利益集团的律师；（参见第七章）是他们促成了标准石油公司、洛克菲勒大通银行和第三帝国的法本公司之间那些战时的商业交易。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艾伦·杜勒斯担任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前身）驻瑞士伯尔尼站的站长；战略情报局的负责人威廉·多诺万把他最初的总部设在洛克菲勒中心第3603号房间。
　　为了让洛克菲勒的对外关系理事会有更多的权力去支配艾森豪威尔的冷战外交政策团队，艾森豪威尔任命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担任国务卿这一重要职务。艾森豪威尔对外扩张的外交政策牢牢地掌握在对外关系理事会和洛克菲勒圈子的手里。作为华尔街上的沙利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曾经代表过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并且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当理事。
　　那一年在他手中控制的还包括设在纽约的两家最大的银行——詹姆斯·斯蒂尔曼·洛克菲勒大通银行和纽约国民城市银行、还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企业——标准石油集团以及多个军事战略工业以及化学和农业综合企业，更重要的是他对对外关系理事会、对中央情报局和对国务院的控制。
　　1953年，艾伦·杜勒斯的中情局采取行动推翻了危地马拉的哈科沃·阿本斯民选政府，罪名是后者威胁了美国的商业利益，“受到共产党的影响”。这里说的美国商业利益是跟洛克菲勒和杜勒斯有关联的“联合果品公司”的利益。阿本斯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努力推行温和的土地改革，分给农民土地，但是得罪了大规模的外国香蕉种植园。不久后杜勒斯的中央情报局发动了另一场政变，推翻了非常受欢迎的伊朗民选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原因是他把英国石油公司（即英波石油公司）国有化了——这个公司不肯按照伊朗的要求提高付给伊朗政府的石油资源费。美国支持的伊朗国王回国掌权，随后对伊朗石油的控制权就从英国石油公司转移到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的手里去了。
　　就是在国内，洛克菲勒利益集团也在冷战氛围中大牟其利。艾森豪威尔总统最大的公共投资项目是公路,其投资依据是《全国州际和国防公路法》、《公共法第84-627号》。该法令于1956年6月29日实施。国会拨款达250亿美元，拟在20年内建造41 000英里（约66 000公里）州际公路。这是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共工程项目。全国的公路基础设施为战后美国的汽车和卡车运输时代奠定了基础。底特律的通用汽车公司和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是最大的受益者；原有的铁路基础设施被故意忽略，为卡车和客车运输让路。当过艾森豪威尔的国防部长的通用汽车公司前总裁，查尔斯·威尔逊，在1955年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只要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就是对美国有利。”
　　可是到了1957年时，战后美国的布雷顿森林美元系统就开始出现断裂的痕迹了。美国经济已经处在严重的不景气中；西欧成了推动经济的动力，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表现最为突出。前联邦德国应用最先进的技术重建了钢铁工业，在其他领域也是如此。美国公司自身已经逐渐放松了国内产业，更乐于用坚挺的美元在欧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世界各地收购要倒闭的公司。美联储的黄金储备仅仅在10年前还无比巨大，世界第一，现在却正在慢慢地流失，因为外国的央行都在用美元贸易盈余兑换黄金，用这种方式来建立自己的黄金储备。

　　第十章 新美元本位制接管世界

　　“战后美国必须培育出一种有关世界秩序的眼光，把我们自己的这一套东西提升为美国的和平女神。”
　　——美国国务院内部备忘录，1942年

　　经济世界的帝国以及新的金本位制度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的新“生存空间”的范围，包括对夏威夷、菲律宾、利比里亚、沙特阿拉伯、希腊、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全面经济统治。通过军事占领,美国实际上控制了日本和前联邦德国，并在经济上有效地不断增强对阿根廷、西班牙、埃及、泰国和南斯拉夫的控制。
　　在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美国控制了西欧的比利时、挪威和意大利各国政府和重要的工业集团和金融集团。美国在荷兰、瑞典和法国有很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华盛顿和英国之间有“特殊关系”，美国的北方邻国加拿大的经济由美国主导，在英联邦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以及盛产石油的中东大多数地区和前荷兰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美国的影响无处不在。它还主导了南方邻国墨西哥的经济。
　　杜鲁门主义名义上是针对希腊和土耳其内战危机的，但实际上美国是在单方面宣布她有权干预世界上任何国家，它要确保各个国家的政府都服从她的愿望。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相抗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使美国在反对苏联共产主义对自由世界威胁的旗帜下，在和平时期把一个永久性的陆海空军事基地网络建立起来，这些基地分布在从挪威到土耳其、从希腊到西欧的西班牙以及从非洲到南美洲和亚洲的每一个大陆上。世界上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直接政治控制之外的地方，事实上都处在美国的庞大势力范围以内——这就是她的战后“生存空间”。
　　詹姆斯·伯纳姆是战后美国世纪地缘政治思想家之一，曾经被称为“冷战第一勇士”。他供职于美国政府的战时组织——由怀尔德·比尔·多诺万领导的战略情报局（中情局的前身）。伯纳姆在战后创立了最保守的杂志《国家评论》。1947年他写了一部歌颂美国新的世界权力的专著，书名倒是很严谨——《为世界而斗争》。这本书改编自战略情报局的绝密备忘录，是1944年伯纳姆为参加雅尔塔会议的美利坚代表团对付苏联的地缘政治战略而准备的。伯纳姆以最积极的措词描述他心中的“一个正在出现的美利坚帝国，虽然没有占领正式的边界，却能够决定性地控制世界”。
　　伯纳姆继续写道:“美国不能仅仅通过呼吁理性在一定时间内赢得对世界政治秩序的实际领导权……美国必须有权力，并且要以权力进行威慑，无论是间接的经济制裁，还是直接的炸弹爆炸。权力体系的最高端就是对原子武器进行垄断控制”。美国世纪将是一个“不容挑衅”的事业。伯纳姆还说了这么一句：“独立和自由毕竟是很抽象的。”
　　美国控制的经济空间里有5.6亿多人口，潜在的市场规模比英帝国战前的广阔领地更大，美国这个非正式的经济帝国对这个经济空间的许多地方拥有不同寻常的控制权。运用控制权的途径，是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机制、通过控制“马歇尔计划”和总部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宏大的西欧经济政策、通过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和世界金融中心的功能，最重要的是通过金融托拉斯在纽约的银行,以及在华盛顿的已经结为盟友的行政官僚。
　　肢解英国的竞争对手——德国
　　德国是美国在战场上的对手，二者为角逐英帝国的全球霸权曾兵戎相见。现在德国已经屈服，并在1945年后被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华盛顿和华尔街战后最初的行动重心是肢解英国——这个虽然虚弱但仍然很难对付的潜在竞争对手。他们把这活干得很彻底，虽然口头上一直在不停地赞扬“友谊”和英美的“特殊关系”。
　　就像黑手党的礼仪书中的伎俩，华盛顿对她战时亲密盟友的政策就是一种变相的“落井下石”。1941年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大西洋宪章会议期间有这样的会面，根据罗斯福的儿子埃利奥特·罗斯福的亲眼所见，沮丧的丘吉尔急促地对美国总统说：“总统先生，我相信你是在试图消灭英帝国。你有关战后世界结构的每一个想法都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尽管如此，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你们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丘吉尔从来都能够明白无误地把握华盛顿意图背后的地缘政治权力的平衡方式。
　　1945年，美国突然停止了对英国的租借援助，英国不得不与华盛顿就经济复苏贷款进行艰苦的谈判。英国最终拿到了贷款，但条件是苛刻的。华盛顿是要补偿的，英国和英联邦国家要给美国“非歧视”贸易的待遇作为补偿。这意味着英国在战争期间的所有的努力都徒劳无功：英国曾经竭尽全力与南非、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前殖民地一起创造自己的经济空间(即所谓“英帝国特惠制”)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华盛顿深知英国战后经济的致命弱点在哪里，一出手便打击这个弱点。
　　美国和英国作为“世界银行家”的主次位置在战争期间颠倒了过来。在私人对外投资方面，1949年美国的总额超过英国对外投资的3倍。如果加上美国政府的海外投资，1950年美国的对外投资不仅超过英国3倍，而且还超过了所有其他工业国家对外投资的总和。美国已经将英国无情地抛在了身后。作为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本位制的掌管者，纽约的大小银行和华盛顿携起手来，最大限度地扩张他们新的金融权力。他们手中有的是世界其他地方迫切需要的美元。
　　美国对英国控制下的中东国家丰富的石油资源垂涎已久。利用新的杜鲁门主义，通过供应美国武器和防止“共产党接管的威胁”，美国向中东步步推进。“马歇尔计划”的条件中有专门的条款，即某几个主要位于非洲的欧洲殖民地国家必须向美国提供充足的用于“防御”的战略性原料。在1949年欧洲发生美元短缺危机的时候，美国曾抓住这个机会强迫英磅贬值，进一步削弱英国利用帝国特惠制避免在经济上受制于美元的能力。
　　随着1949年4月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建立北约组织，华盛顿还制定了一个新的经济干预措施来取代“马歇尔计划”下的“欧洲复苏”。现在，美国能够以军事准备、战略规划和统一指挥这些随意的名义，对欧洲北约“伙伴”的事务进行更为广泛的经济干预了，而这些都是为了发动“冷战”。美国对东西方贸易进行了大量的限制，大大地影响了西欧的而不是美国的传统贸易模式。这些限制对英国的打击尤其严重。同样地，前联邦德国经济由于得到朝鲜战争期间美国资本的支撑，正在迅速重建，成为英国工业出口的又一个竞争对手。由于所有这些压力，1951年，英国国际收支的美元赤字达到了战后的新的危险水平。
　　1951年，美国在加拿大（英联邦成员）的资本投资，从1939年战争开始时的40亿美元上升至90亿美元，大大超过了英国在加拿大的投资，后者到1948年已降至16亿美元。美国的资本投资在其他英国殖民地或前殖民地也形成了类似的格局，这些殖民地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最具有地缘政治意义的事件，是美国侵入石油资源丰富的在中东的英国的传统势力范围。除了前面提到的罗斯福对丘吉尔的巧妙计谋为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集团获得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石油财富，美国情报机构还曾秘密在伊朗行动，导致英国从伊朗把石油工人撤出来。
　　1952年，在英属北罗得西亚（以英国圆桌会社创始人塞西尔·罗得斯的名字命名），美国资本通过控制罗得西亚美国金属公司，控制了丰富的罗得西亚铜矿带。
　　在南非，洛克菲勒集团通过合并两个银行集团，即拉扎德弗里尔斯公司和拉登伯格塔尔曼公司，进而控制了100多家南非工业和矿业公司。J.P.摩根公司与奥本海默家族强大的南非英美公司联合，志在控制黄金和金属的开采。亨利·卢斯的《时代》杂志称这一事件是“美国资本在南非的首个桥头堡”。纽约巨头肯尼科特铜公司投资于那里的两座大型新金矿，而特拉华纽蒙特矿业有限公司采取行动接管了德国的矿业和铁路公司先前在西南非洲的资产。
　　对于正在崛起的美国大区域或“生存空间”来说，非洲的矿产资源中没有一个超得过比（利时）属刚果的巨大铀矿的价值。洛克菲勒财团,特别是洛克菲勒大通曼哈顿银行通过收购股票掌握了坦噶尼喀特许有限公司的控股权，而这个公司于1950年4月控制了比利时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按照当时的估计，比属刚果东南部的加丹加地区拥有50%以上的世界已知钴储量和60%的世界已知铀储量，这对于建造美国核武库、打朝鲜战争和随后的美苏冷战来说，是一个重要战略的关键部分。
　　战后美国大厦初现裂缝
　　美国主导“自由世界”的货币和经济事务的黄金时代持续了仅仅10年多一点，布雷顿森林体系大厦下面那个有毛病的地基就出现了裂缝。1957年的“艾森豪威尔衰退”就是美元世界出麻烦的第一个预警信号。实际上，1957年的警报显示的是美国军工的老龄化问题——钢铁、铝、机床业等都是在20年前军备建设期间建立的。而20世纪50年代末期，大多数西欧国家，特别是前联邦德国和稍小一些的法国和意大利，都在变成拥有现代厂房和设备的不可小觑的竞争者。西欧不仅不需要进口美国工业产品来重建经济，到1957年，它们甚至再次变成与美国公司直接竞争的出口国。
　　美国工业界和金融界最大的跨国公司都是靠到海外去搜刮强势美元产生利润，而不是致力于投资国内工业的重建。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领先于美国的任何同类计划，这让每一个人都看到美国在技术上落后于世界的其他国家了。
　　还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就开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金汇兑本位制背后瞒天过海玩弄规则。为了支付巨大的,并且日益增长的战争开支，美国采取了“大炮加黄油”计划。尽管根据规定美国必须用黄金来支付外债，可是华盛顿却发行了美联储特别债券和美国短期国库券用来偿债。第一次得手使美国的金融界意识到，这个世界会把美联储的特别债券当作“像黄金一样值钱”的东西，他们就决定要不断扩大在全世界发行美元纸币，但是不再按比例扩大黄金储备了。华盛顿就这样在事实上悄无声息地把美元慢慢地针对贸易伙伴贬值，打击的主要是西欧的贸易伙伴。
　　从肯尼迪时代开始，1961年之后美国出现了严重的贸易赤字。对于外国的中央银行来说，这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应该在问题恶化之前，用他们的贸易顺差美元来兑换美联储的黄金了。美国自己的工业几乎没有对厂房设备进行重大的新投资。相反，剩余的钱被用来投资——购买西欧国家中最先进的工厂，因为在西欧，美元依然坚挺，汇率由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并保持不变。
　　肯尼迪拉响了警报
　　1949年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的黄金储备比美国的外债总额多 180亿美元。到1960年10月，形势已天翻地覆。美国的外债总额比黄金储备还多8亿美元。在同一时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和美国公司持有的长期海外资产数量从1949年的270亿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620亿美元，增长近250% 。
　　总有一天这个世界会意识到，美元不再像黄金一样值钱，如果人们想把手中越来越多的美元钞票兑换成黄金，他们最好排在纽约美联储黄金贴现窗口的第一位。这意味着作为整个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债权国的美国，已经没有偿债能力——用黄金偿还短期债务的能力。
　　20世纪60年代，美国欠外国央行——尤其是德国联邦银行、法兰西银行和日本银行——的外债，已经变成了填不满的鸿沟。这种状况对于在国外经营的美国公司来说，却是巨大的利好。在1961年1月总统对国会的第一次国情咨文中，肯尼迪承认美国国内经济的状况令人不安：“我们就职的时候，经济衰退已经发生7个月，滞胀持续了3年半，经济增长减速延续了7年之久，而农业的收入连续下降已经发生了9年。”
　　他继续说：“企业破产已经达到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1951年以来，农民收入已缩水25%。除了1958年的短暂时期以外，失业保险发放达到历史上最高纪录。在大约550万失业者中，有100多万人找工作的时间超过4个月……近1/8的失业者生活在将近100个绝望而且不安定的地区。此外，刚毕业的学生无处发挥聪明才智，农民不得不放弃维持生计的兼职工作，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从金属、机械、汽车和服装这些重要行业中被解雇。
　　肯尼迪接着描述了美国国际金融和货币令人震惊的状态:“1958年以来……我们的负债余额（赤字）在3年中增加了将近110亿美元，海外的美元持有者用美元兑换黄金的总量已达到近50亿美元，这些黄金已经从我们的储备库中流到了海外。造成1959年赤字的主要原因是，对我们的货物的限制和没有竞争力的价格；我们的出口未能打入海外市场。另一方面，1960年的财政赤字更是由于不断有私人资本流出，去寻求海外的新机会和高得多的回报或者投机利益。”从美国外逃的大部分资本滞留在海外，开始再投资，不流回国内。
　　为了“保卫”美元，华盛顿呼吁前联邦德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提高（为北约承担的）防务开支的份额。1962年华盛顿对西欧施加压力，要它们对美国进口货物取消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以便减少美国的贸易失衡；欧共体的共同农业政策受到的压力最大。这是法国和前联邦德国之间欧洲经济共同体协议的核心。但这一切措施收效甚微。
　　肯尼迪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肯尼迪与美联储作为总统，肯尼迪在他短暂的执政期内树敌很多，这些强大的敌人有美国钢铁公司领导层、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还有五角大楼（国防部）。然而，谁都没有像华尔街的强势银行家那样强烈地反对肯尼迪。戴维·洛克菲勒当时正在作为大通曼哈顿银行负责人继承洛克菲勒王朝的权力。1962年7月，他在亨利·卢斯的《生活》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公开攻击肯尼迪的经济政策——指责肯尼迪把利率定得太低。他提出了一个“财政责任”问题，说白了就是要提高华尔街上的政府债券交易商（例如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利率。而肯尼迪关注的事情，是如何摆脱持续了7年之久的经济衰退。
　　肯尼迪遇刺事件在20年后被证实是中情局刺杀小组所为。在被刺杀前5个月，肯尼迪发表了一份几乎不为人所知的公告，可能就是这份公告要了他的命。就像不肯借伦敦银行的钱来打南北战争的亚伯拉罕·林肯——当年他发行了无息的美国政府债券“绿背”，1963年6月4日，肯尼迪总统发出第11110号行政命令，授权美国财政部“以银条、白银或标准银元为依据发行银元券”。
　　这就意味着，动用美国财政部金库里的白银，政府可以把新的资金注入流通领域。肯尼迪把总计近43亿的2美元和5美元面额的美元钞票引入流通。面值10美元和20美元的钞票还没有流通过，但在肯尼迪遇刺时财政部正在印这些钞票。这是继林肯以后发行无息货币的第一位美国总统，也是第一次现任总统向私人的美联储这个货币权力的寡头提出挑战。在肯尼迪担任总统期间，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是美联储主席。1970年当马丁作为任职时间最长的美联储主席离开华盛顿后，去当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的负责人。
　　肯尼迪死后，第11110号行政命令被束之高阁，也没有再发行更多的白银凭证，已发行的也被回笼。第11110号行政命令从公众视野消失，然后就被遗忘了。
　　伦敦黄金总库流失
　　尽管采取了措施，美国黄金还是继续流失，1961年年底华盛顿说服英国和欧洲的各中央银行在英格兰银行设立一个国际黄金总库，以便共同避免对任何国家黄金储备的恐慌性挤兑。黄金损失数额的50%由美联储支付，其余50%由英国、前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瑞士共同支付。
　　到1962年10月，美元的私人对外直接投资超过350亿美元，大多数投向西欧、加拿大和拉丁美洲。尽管1964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利息均等化税，试图减缓美国资本的外流，但是又在加拿大这里留了个投资免税的漏洞，让美元外逃继续有增无减。
　　直到1967年11月，布雷顿森林体系链环上的薄弱环节——英镑——断裂时才进行美元援助行动。英国已成为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第二大支柱，她在非洲、亚洲和其他地方的前殖民地为了方便而纷纷把英镑外汇储备存放在伦敦的英国银行。尽管英国的技术落后于西德和法国，工业经济相对薄弱，但是金融中介这个身份使伦敦金融城仍然是仅次于纽约的世界第二大资本中心，中央银行的黄金和美元储备都放在那里。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家一心一意要恢复伦敦在二战爆发前扮演过的角色。
　　事态还在发展。英国的银行和它们的纽约表弟一样，也是宁愿损害英国的国内产业也要去海外投资，对欧洲工业投资的资本回报率可以达到12%～14%，是美国或英国国内工业投资收益的两倍以上。英国的银行也是这样一步步削弱了英国保持贸易支付平衡的能力，并逐渐威胁到英镑对美元自1949年以来一直固定不变的那个平价。
　　20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被迫两次动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巨额贷款，试图稳定英镑。持有英镑的外国人信心动摇，开始从英国银行大量撤出资金，他们把英镑兑换成黄金或其他货币，使英镑承受的压力进一步增大。由于私人金融投机者不得拿英镑去购买黄金，他们就用英镑买进美元，造成美元走强的错觉。英镑是整个战后布雷顿森林美元体系的事实上的薄弱环节。
　　英镑菜汤里的法国苍蝇
　　1965年2月，林登·约翰逊决定大量增加美国对越南战争承担的义务，把美国用来支付对外贸易的钱拿去打仗。法国总统戴高乐发表讲话，尖锐地批评这个货币体系，指责美国拒绝美元对黄金贬值、不调整黄金汇兑美元的比率，不去反映已经变化了的现实。他非常正确地指责美国的决策者事实上向欧洲输出通货膨胀，用这个办法为越南战争和国内计划（约翰逊所谓的“大炮加黄油”计划）融资，美国只需要印刷更多的没有黄金支撑的美元就行了。戴高乐向英国和美国呼吁返回真正的金本位制，那个可能迫使各国调整经济政策的制度，以纠正美国外汇支付中越来越大的赤字。
　　英国和美国的黄金流失继续恶化。1965年3月，在纽约和其他金融派系的敦促下，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废除了《1945年货币法》。那个法律要求联邦储备体系保持25%的黄金储备或抵押债券的比例，不仅要支持流通中的联邦储备发行的钞票，而且也要支持联邦系统中的会员银行的存款。美联储的黄金储备水平已经逼近25%的门槛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作为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金汇兑本位制堡垒的地位已经急剧恶化。
　　1949年美国持有的官方黄金储备为约230亿美元，而流通中的美联储钞票和存款约410亿美元，黄金支持率达到令人印象深刻的57%。到1965年初，美国的黄金储备已下降到150亿美元，而存款和流通中的纸币已上升到550亿美元，黄金储备率仅为27%。1945年货币法限定美国必须保持25%的黄金准备率，美元成了整个世界的支付系统，美元从此不再只是一个国家的货币。这一切做法依据的是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条约；废除《1945年货币法》之后，（全世界的）“货币汤”中唯一的那只苍蝇就是美元（纸币）了。整个世界贸易中的所有国家都接受美元代替黄金进行支付，是因为她们相信，美元真的有黄金的坚定支持，它们需要的时候还是可以兑换的。
　　法国、前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瑞士都在利用自己20世纪60年代末的贸易顺差不断增加自己的黄金。法国还呼吁美元大幅贬值，遭到华尔街和美联储的尖锐攻击，声称这是对想囤积黄金储备的国家给予“不公平的利益”：在布雷顿森林制度下各国还是想把积累起来的出口顺差从美元兑换成黄金，而不是继续持有膨胀了的美元。华尔街和美联储从来都不屑于解释“不公平的利益”为什么不公平。
　　美元贬值将在事实上削弱美元,降低美国跨国银行和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这是金融托拉斯最不情愿的。戴高乐的经济顾问雅克·鲁伊夫1969年6月5日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里解释了法国的立场。他指出：“目前水平的黄金价格是1934年罗斯福总统定下的。从那时起，美国的所有价格都已经提高了一倍以上。”
　　1967年英国已经不得不通过借入外国货币来支持英镑，这是固定汇率制寿终正寝的信号。这一年国际上对黄金而不是英镑或美元的私人需求越来越大，英格兰银行的伦敦黄金总库被迫加强了干预。
　　根据1967年1月法国议会通过的一项法律，法郎实行完全自由兑换，因为法郎有80%以上的黄金储备支持。这是法国出手把国际货币改革这个迫切问题提上桌面的一次尝试。1967年夏天法国退出了黄金总库，不愿意再拿她自己的黄金来徒劳地支持美元。结果是英镑的外汇汇率持续下降，市场上私人手持的黄金价格上涨。挤兑已经发生。
　　投机者现在只赌一个确定无疑的东西了。他们迅速地将英镑兑换为美元和别的货币，然后去购买苏黎世、法兰克福、巴黎和比勒陀利亚等所有市场上的黄金。私人黄金市场的价格相比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价格大大上涨，锚定整个世界支付系统稳定性的美元，现在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
　　这是一场与1931年英镑危机（黄金储备流失）很相似的戏剧性事件。稳定英镑的紧急借款并没有减轻英镑的压力。1967年10月，持有大量黄金的、以瑞士联合银行为主的瑞士银行财团向英国提供了1.04亿美元的贷款，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的主要国家拒绝进一步支持英镑。英国政府再次与瑞士谈判，要求瑞士私人银行增加10亿至30亿美元的贷款时，1967年11月18日，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宣布英镑对黄金贬值14%，对美元的新平价固定为2.40美元兑换1英镑。这个贬值的幅度远远小于1949年的30%，但已经足够使20世纪60年代末这个已经变化了的世界，把压力集中到全球货币体系的心脏——美元——上去。
　　美国对法国伺机报复
　　华盛顿是不能容忍法国这样干涉美元金融秩序的，它要报复。华盛顿在华尔街银行家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攻击法国和法郎的全面的经济战争，打击这个货币改革的主要推手。为了破坏法国货币改革的理念，华尔街银行界和华盛顿要打破法国货币和金融的稳定性。一场幕后操纵的静悄悄的全面货币战争在1968年初爆发，所有主要市场的参与者都很清楚，是美国银行界操纵了对法郎和法国黄金储备的挤兑。
　　纽约的银行突然从法国银行取出存款去买德国马克,这是沉重的一击。华盛顿向前联邦德国银行施加压力，要后者跟进，给人们心中的一个模糊的暗示增加点分量——好像大家对法国货币政策已经普遍没有信心了，而并不是美国在推动金融战争。美国还限制法国对美国的出口，建议美国人不要去法国度假。在法国投资的美国公司还悄悄地从法国撤出资本，给法郎再增加一点压力。
　　然后就发生了在时间上看起来几乎不可能的巧合——一个鲜为人知的激进左派无政府主义集团“情境主义国际”突然在法国新左派中出现。这一事件被英美主流媒体（如伦敦的《经济学人》）大加渲染。他们好像是空降来到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学生团体领袖，在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的激进学生运动中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充分地利用了1968年5月被大肆渲染的学生暴乱。情境主义国际的说客丹尼尔·科恩-本迪特那样的激进分子一夜之间就变成法德左派的切·格瓦拉了。这位科恩-本迪特一直是一个团体的成员，这个团体在1967年11月组织了有12 000名学生参加的罢课活动，抗议学校人满为患的现状。在此前的10年中，学生人数从17万上升到51.4万，几乎增加了两倍，但是从1962年以来，大学校舍的总面积只增加了一倍。设施严重不足,校园过度拥挤，这就是背景和社会火种。点火是很容易的。
　　戴高乐受到了打击。一年后的1969年4月戴高乐辞职。金融危机对他的民意支持率非常不利，警察对1968年5月的学生暴乱事件处置不当。美国情报机构人员在学生造反的现场出现，至少采取了鼓励行动。
　　指挥了法郎攻击行动的那个集团巧妙地散布谣言，说德国马克即将对法郎升值，为法郎的恐慌性抛售和法国黄金的流失推波助澜。当学生造反的战场被打扫干净的时候，法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减少了80%（1968年3月至1969年3月），尽管法国银行始终没有放弃保卫法国法郎对美元的比价，但到1969年8月,法郎被迫贬值12% 。同年10月，前联邦德国金融当局不得不让德国马克增值，幅度达8%。这两个经济最强大的欧洲共同体成员国之间的差距一下子就扩大了20%。
　　前联邦德国没有资格支持法国的金融新秩序改革的要求，也没有力量抵制美国银行要她进攻法郎的压力，因为她担心失去美国驻军，华盛顿曾这样暗示过。打击戴高乐政权的这场金融战，为华尔街和美联储赢得了一点时间，人们的注意力不那么紧盯着美元的脆弱性。不过这种注意力转移的时间很短，对美元的攻击很快又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