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漫画软件:毛泽东《兴国调查》中8户农民：1988年未脱贫

核心提示：调查会正式开始时，毛泽东说明了开调查会的目的、意义、要求和希望，提出了调查纲目，然后询问了各个乡有多少贫农、雇农、中农、富农和地主，土豪劣绅杀了多少，逃走了多少，甚至连游手好闲、算命卜卦、拐脚瞎眼的人数都作了统计。这些农民回答毛泽东的问题，有时是你一句我一句，大家凑情况；有时是推荐一个代表作中心发言，综合大家的意见汇报。调查会每天开两三次，有时开至深夜。大家一点不觉得疲倦。一切结论，都是由毛泽东事先提出来，征求他们同意后，再记在本子上。毛泽东还向他们询问了苏维埃政府、农村军事化以及发展生产的状况。本来他还要调查儿童、妇女的情形、交易状况和物价比较，由于蒋介石开始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红军要“诱敌深入”，撤离罗坊，向根据地退却，于是调查会只开了一周便结束了。

早年毛泽东（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8年第11期，作者：赖福荣，原题：《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兴国调查”——从八个农民家庭今昔看中国农村变化》

1930年10月，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新余罗坊会议期间，约请兴国县永丰区参加红军的8位农民，开了一个星期的座谈会。1931年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刚刚结束，毛泽东即将长达4万余字的《兴国调查》整理成文。1988年，江西省社科联和兴国县社科联联合组成调查组，对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提到、分析的8个家庭进行了追踪调查，并同毛泽东当年的调查进行了比较分析。2008年6月，我又重新走访散居在兴国县永丰乡、均村乡的8户农民的后人，调查他们的生活变迁，并从这8户农民及其后人身上，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所发生的变化，特别是中国“三农”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毛泽东作兴国调查的情形

1930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从新余县罗坊镇街上的木行店驻地出来，前往相距不远的陈家闹，出席在那里召开的联席会议。途经彭家洲时，毛泽东看见许多着杂色衣服的新兵，主动跟他们打招呼。毛泽东一问，才知他们原来是兴国县集体报名参加红军的农民。他们曾见过毛泽东在兴国县群众大会上作演说，所以一见如故，称呼他“毛委员”。

这时，红军预备队营长傅济庭走出队列，请毛泽东检阅他们的操练。毛泽东驻足审视着这支尚未穿上军装的红军队伍。看见兴国农民饱满的热情和兴奋的情绪，毛泽东满意地笑了。从彭家洲到陈家闹，一路沉思的毛泽东突然对警卫员兼公务员陈昌奉吩咐道：“你去通知这位傅营长，叫他从兴国红军预备队里找出不同职业、各个乡村的农民，七八个人就行，下午到我们驻地开个座谈会。”陈昌奉向傅济庭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傅济庭在全营挑选了7人，连同自己共8人，于当日下午准时到会。

这个最初冠名为《八个家庭的观察》，以后被命名为《兴国调查》的调查，就这样在远离兴国县城200多公里的新余县罗坊镇街开始了。8位农民中唯一看到新中国成立的温奉章老人，对于那段往事，回忆起来，记忆犹新。

那是1930年丹桂飘香的十月金秋。10月29日这天，红军总前委传令兵按指定名单通知兴国红军预备队8人去罗坊镇街红军总部开座谈会。他们怀着既兴奋喜悦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红军总司令部驻扎的店铺，见毛泽东坐在正席中间，两位负责记录的秘书坐在左右两侧。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站起身来，客客气气招呼他们在两排长凳上坐下，然后笑着说：“你们是兴国来的老表吧！稀客，稀客。请用茶，请抽烟。”说罢，毛泽东拉开抽屉，掏出一把用废报纸卷成的“香烟”分发给大家。公务员给每人倒了一碗茶水。毛泽东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一开始就说他是和大家聊天的。然后他一一问过每个人的姓名、年龄、职务、成分、文化程度、家庭人口、家中田地山林和欠不欠债等问题，接着又问他们这次有多少人参加了红军？大家是不是真正愿意当红军？

他们对毛泽东的问题逐一作了回答，说是来了8个连，都在预备队，都是自愿报名当红军的。投机分子和坏人一概不要，即使报了名也要他们退出，他们出钱也买不到当红军的资格。

毛泽东听后点头称赞道：“对！当红军不能强迫，要靠自觉自愿，革命要真心实意，不能假心假意。”他的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头两天的调查谈话，边问边答，有说有笑，就像拉家常。红军领袖与普通农民彼此进行着心灵的对话和情感的交流，是那样的和谐融洽。毛泽东还让人买了些吃的东西。大家嗑着瓜子，剥着花生，品着茶水，拘谨的情绪和紧张的心情很快消失了。

调查会正式开始时，毛泽东说明了开调查会的目的、意义、要求和希望，提出了调查纲目，然后询问了各个乡有多少贫农、雇农、中农、富农和地主，土豪劣绅杀了多少，逃走了多少，甚至连游手好闲、算命卜卦、拐脚瞎眼的人数都作了统计。这些农民回答毛泽东的问题，有时是你一句我一句，大家凑情况；有时是推荐一个代表作中心发言，综合大家的意见汇报。调查会每天开两三次，有时开至深夜。大家一点不觉得疲倦。一切结论，都是由毛泽东事先提出来，征求他们同意后，再记在本子上。毛泽东还向他们询问了苏维埃政府、农村军事化以及发展生产的状况。本来他还要调查儿童、妇女的情形、交易状况和物价比较，由于蒋介石开始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红军要“诱敌深入”，撤离罗坊，向根据地退却，于是调查会只开了一周便结束了。

八位农民后来的情况

当年接受毛泽东“兴国调查”的8位农民，在调查会后，大部分随军行动。其中，傅济庭、陈北平、雷汉香等6人随即参加了红军。

傅济庭，这位红军预备队营长，负责召集其余7人开会的干部，是兼开小作坊的农民。因家中小作坊账目未清，曾表示回家处理账目后再当红军。但与毛泽东相处一星期，思想发生了变化，在调查会一结束就带头当了红军。他读书6年，文化程度较高，调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工作。1930年底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他请假回家处理小作坊账目，曾带回一张与毛泽东、贺子珍合影的照片给乡邻们看。他在家3天后返回部队，途经崇贤圩，黑夜里被人怀疑为“AB团”探子，杀害于河滩上。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评为革命烈士。

陈北平，革命前是教书先生，1930年冬请假探亲，因正值“肃反”高潮，他被仇家诬告为“AB团”，从家中被抓走，解送到永丰区遭杀害。1982年复查，村里上报了材料，他被追认为烈士。

陈侦山，革命前是一个兼看“风水”的农民，参加红军后成为红三军团一名优秀的基层干部。1934年夏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牺牲在广昌县东华山保卫战中。

黄大春，革命前是兼做鞭炮手艺的农民。他参加红军后的第二年又回到村里，在半个月内动员了同村一批做鞭炮的青年参加了红军队伍。后杳无音信。

雷汉香，雇农出身，革命前是泥水匠学徒。参加红军后，一直没有脱离部队，跟随三军团参加了长征，牺牲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烈士。

钟得五，革命前是账房先生，参加红军后从未返回老家。钟来发是他的侄子，为避战祸，在其母亲的带领下举家逃往福建，新中国成立后才返回原籍，并过继给钟得五为子。

李昌英，佃农出身，当初在调查会上强烈要求当红军，但他年已48岁，未被红军接受，回到村里工作。1935年因生活所迫，年过五旬的他受雇于商人当挑夫，后患痢疾客死在赣州。

温奉章，佃农出身，是当时参加调查会的8位农民中唯一看到新中国成立的幸运者。他当时因腿疾没有被批准当红军。随红军向根据地退却时返家，因行走不便与毛泽东在路上邂逅相遇。毛泽东自己出资派警卫员在附近农家雇请了一辆牛角车（即独轮车），找人将温奉章扶上车，一路护送到吉安。温奉章回到村里后曾到红军后方医院当炊事员。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他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当了红二十四师一名普通战士。红二十四师向闽粤边境突围时，队伍被打散，他讨饭回乡从事农耕。20世纪60年代末，新余县在罗坊筹建毛泽东作兴国调查纪念馆时，曾两度接他去作报告，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欢迎。1972年，他因患鼻咽癌，医治无效，病逝于家中，时年64岁。

1988年对八个家庭后代的调查

岁月悠悠，人世沧桑，毛泽东当年调查过的8户农民家庭，经过多年的历史演变，他们后辈的生活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1988年，江西省社科联和兴国县社科联组成联合调查组找到8位农民的后人，对他们的经济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和测算，并同毛泽东当年的调查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新老一辈都未摆脱贫穷、落后的生活”。

调查报告从四个方面同毛泽东当年的调查进行了对照和比较：

劳动方式、生产工具——8个农户的后人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他们和祖辈使用的生产工具都是犁、耙、锄、铲，几乎没有变化。

口粮和债务——8个农户过去有7户吃不饱，1988年也有7户口粮不足，缺粮数相近，1930年有8户欠债，1987年仍有7户欠债。

文化程度——据统计，老一代人在毛泽东调查时，平均读书5.1年，新一代人在1988年调查中平均读书5.3年，仅增加了0.2年。

生活水平——1987年8户农民人均年收入166元，处在贫困线之下，远远低于同期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406元的标准。

这份调查报告出炉后，在某内刊上登载过，其中的结论部分被一些报刊陆续转载披露，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激起了人们对老、少、边、穷地区农民生活的热情关注，促进了扶贫工作向纵深发展。

1990年，中央政策研究室重新布置对“兴国调查”8位农民后代的生产生活再作调查的任务。江西省社科联根据上级布置的任务，再度组织调查组，对这8户农民开展追踪调查，自1995年至1996年11月上旬，先后作了三次调查，形成了一个详尽的“调查报告”。

2008年的调查：八位农民后代的现状

2008年五六月，我重新走访了8位农民的后代，调查、了解他们目前的生产生活情况。

（一）傅济庭之孙傅传芬

傅传芬全家有10口人，他自己在县城打工，2个儿子、儿媳在广东打工。全家年收入10多万元。4个孙辈都在上中小学和幼儿园，其中大儿子的2个小孩在广州读书。

傅传芬的大儿子在村公路边单独兴建了一幢两层的小洋楼，出租给别人开摩托车修理店。小儿子也在老屋旁边平整了一块150平方米的土地，并购买了部分建筑材料准备兴建新房。

傅传芬家有轻便摩托车1辆，电冰箱1台，彩电2台，电话1部，手机1部，安装了闭路电视。现用压水井，但已购买了安装自来水的水塔等材料，准备安装自来水。有家用碾米机1台。

（二）陈北平继子陈显来

陈显来，1939年生，曾就读南昌铁路学院（1959年），暑假后该学院解散，从此在家务农。

陈显来家有6口人。儿子、儿媳和2个孙子都在外打工，2007年赚回4万多元。陈显来夫妻在家务农，2007年收稻谷2500斤，摘木梓20担（榨油140斤），出栏生猪1头。

陈显来家原来的房子在半山腰上，交通很不方便。2006年，他家又在村级水泥公路边兴建了一层砖混结构新房，占地面积130平方米。

陈显来家有摩托车1辆，彩电1台，VCD1部，电话1部，手机4部，安装有卫星电视地面接收器，打了压水井。

（三）陈侦山继子陈昉琼

陈昉琼已于1999年去世，其妻刘秀英，现年74岁。5个儿子均已成家，家庭总人口28人，生活在村里属中上水平。大儿子以前在赣州与人合伙开店卖家用电器，其他4个儿子都在福建承包建筑工程。现除了老四、老五仍在福建发展外，其余均已回乡创业。

陈昉琼的5个儿子中有4个另外建了新房，占地面积均在120平方米以上。老四的房子不仅内装修较好，家具、电器齐全，外墙还贴了瓷砖，在村里很显眼。老大虽然没有另建新房，但房子经过粉刷装修，收拾得干净整洁，倒也住得舒适。

5个儿子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头脑灵活，又有一门手艺，日子过得相当不错。老大凭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广阔的人缘，经常做些转手生意，每年至少可以赚二三万元。老二回乡后承包了当地的几个建筑工程，还在村公路边兴办纸筋厂，收入也很可观。老四今年又在福建增加投资30多万元，新招工人30多人，规模不断壮大。老五夫妻在福建帮老四管理工地，年收入也不少于6万元。

5个儿子家家都有摩托车、彩电、音响、VCD、电话、手机，安装了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备和自来水。老四家还用上了电冰箱和组合家具。

（四）黄大春继子黄英明

黄英明，住永丰乡茶石村，现年67岁。家庭总人口6人，其中继子一家4口建房另居。

黄英明以前会木匠活，还会做爆竹。现在爆竹不允许小作坊生产，年纪大了木匠活也干不了，只好在家照管亲生女儿的2个小孩。

黄英明家属五保户，2007年共领救济款2070元。2007年初，黄英明患慢性心肌梗塞，后住院治疗，花医药费2300元，幸好有农村合作医疗，报销了800多元。但仍需长期服药，每天药费10多元，成了一个负担。

继子黄春园，农忙时在家务农，农闲时在赣县田村一个砖厂打工，工资七八百元。儿媳在家养猪，年出栏生猪10头左右，可获利1万元。孙子初中毕业后学了电脑，现在县城某广告公司打工，除去吃用，每月剩余500元。孙女在广东打工。

黄英明家的住房是1969年后陆续建成的，土木结构，两层，占地面积120平方米。1999年，其继子又在旁边兴建砖混结构新房一层，占地面积110平方米，2006年续建第二层。今年进行了粉刷装修，看起来很漂亮。

黄英明家有摩托车2辆，彩电2台，电话1部，手机1部，安装了自来水和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备。

黄英明家的交通很方便，水泥公路接通了兴国县城和赣县，每天有2部中巴车从家门口经过。

（五）雷汉香孙子雷怡来

雷怡来，1953年生。雷怡来家有6口人，儿子、儿媳均在外打工，除去吃用每人每月剩余1000多元。雷怡来夫妻在家务农和照管孙子。2007年收稻谷31担，摘油茶4担（榨油80斤），出栏生猪1头。

雷怡来家的经济情况不太好。其妻从2007年开始患高血压、慢性心肌梗塞等病，每天药费10多元。2007年花医药费2000多元，因为是门诊，只在农村合作医疗中报销了100多元。

雷怡来家里原有老屋一栋，1994年在村口路边新建砖瓦房一幢，占地约120平方米，后陆续添建附属建筑，占地100平方米。现又进行了粉刷装修。雷怡来家有摩托车1辆，轻便摩托车1辆，彩电1台，VCD1台，电话1部，安装有家用自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