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自主型商品房申购:四川的哥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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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的哥老会 【 作者：佚名 来源：扯淡网编辑 】 又称汉留，俗称袍哥，相传是清初郑成功领导的反清复明组织“洪门”的一个分支。约在康、雍、乾（１６６２～１７９５）年间，随湖广、闽、粤、赣移民传入四川 。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具有地方特点的、带有社会互助性质、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民间秘 密结社组织。清廷因其反满倾向而视之为“会匪”、“会党”，严旨查禁。
袍哥的起源，现无确考。清史学家萧一山认为，其名称多变，总称天地会，三合会、三点会 皆为其别名。后之清水会、匕首会、小刀会、致公堂、哥老会、青红帮皆源出于此，对内自 称“洪门”。据中外学者考证，天地会最早见于南粤、东南亚一带，故有人认为“白莲教之盛于北，而洪门之会遍于南”。
“袍哥”之名，相传得于《诗经》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之句，意指入会者皆是异姓兄 弟，同生共死。袍哥又名“汉留”，得名于《三国演义》中关羽在曹营留旧袍之故事。间指 入会者誓不事清，奉汉反满之心。洪门(帮)与袍哥之名，因崇奉、凭信、流传区域等略异。 洪帮崇奉“鸿钧老祖”，袍哥供奉“关帝圣君”；洪帮以“布票”为凭证，袍哥以“红片” 为凭信；长江中下游一带多自称洪帮，西南各省多自称袍哥。共同之处为参加者皆为汉人， 间或有少数汉化回人。 四川各地袍哥组织成立时间不一，且多不见于文字。其成员起 初似多系当差之人和兵勇行 伍等下层人物。到清末，袍哥已成为城乡半公开的民间组织，互不统属，只依“汉留”规矩 办事。各路各保的地方豪强和团体头目，多自行开山设堂，聚集势力，以兵勇团丁、游民地 痞为其主要成员。由于袍哥仿效“桃园结义”，以“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 友5 种伦理关系)、“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组织规法，以义气为重，好打抱不平，为哥 兄老弟排忧解难，保护其利益，农民、商人等阶层亦加入以求疵护，成员渐广，三教九流， 无所不包。袍哥组织利用汉族传统的“夷夏之辨”心理，下层社会反抗压迫的愿望，传统江湖游侠的义气，营造出民族、祖宗、君上、复仇、排满的义理，逐步发展成为有组织、有纲 领的民间秘密会社。入会不分贵贱贫富，一律平等相待，遇事出头相助，成为下层民众的代 言人及庇护者，故得到广大阶层的拥护和支持，成为汉族聚居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和 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清末四川多起大规模农民起义和反洋教活动都有袍哥组织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在国内推行反清革命的宗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十分重视自清初以来 在中国南方民间广泛存在的会党(洪帮、袍哥)的潜在力量，积极在会党中发展同盟会员。19 07年，四川同盟会决定推举佘英等负责联络四川袍哥，重庆、泸州、叙府(宜宾)、嘉州(乐 山)、川西一带的袍哥首领纷纷加入同盟会。1906～1910年，经同盟会组织，以袍哥为主要 力量，先后在江油、泸州、江安、广安、嘉定等地发动武装起义。
1911年夏，四川保路风潮兴起，同盟会遣党人分道四出，部署徒众，阴为之备。7月中旬， 新津袍哥首领侯宝斋以贺寿为名，邀请四方袍界钜子百余人聚会新津，密谋举义。8月4日， 四川各路袍哥又在资中罗泉井秘密召开“攒堂大会”，共商起义方略。9月7日成都血案发生 后，成都附近各路袍哥皆呼号而起，进围成都，与清军接战甚烈。全川纷纷响应，民军蜂起 。四川袍哥组织在这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中，起了主要作用。1946年阳翰笙编草莽英雄 剧，以辛亥四川保路运动为背景，将川南袍哥龙头大爷罗选青在高县起义及攻打叙府事写出 ，首次将袍哥之事公开搬上舞台。
辛亥反正后，袍哥组织公开，遍立“公口”。革命党人皆倚袍哥力量接管政权。重庆蜀军政 府以重庆仁、义两堂袍哥为基本力量；成都大汉军政府都督尹昌衡自立“大汉公”，自任龙 头大爷，故军政府被时人指斥为“哥老政府”。后滇军入蜀，渝蓉军政府合并，通令清理袍 哥势力。袍哥组织遂退出政界，在城乡民间发展，势力益大。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如杨沧白、 向楚、朱叔痴等皆入袍哥。从民国初年起，各公口逐步放松香规礼节，入会手续从简，四川 袍哥组织有了大发展，尤以重庆为甚。堂口计分仁、义、礼、智、信，又称威、德、福、智 、宣五堂，各堂口之下，又设公口，五堂共300多道公口，合称“码头”。设置地点一般都 开设茶馆。平日各踞一方，各行其事，有事聚议，听命于总社舵把子。发展最快的是仁、义 、礼三堂。仁字袍哥旧多为有功名者，民国后也多是军政界要人、巨商豪贾、名流士绅等有 身份者；义字袍哥多系军警人员、下级公务人员、水旱两道劳动者；礼字袍哥一般皆为市井 引车卖浆之流。故有民谚：“仁字讲顶子，义字讲银子，礼字讲刀子”，谓其社会基础之差 异。民国之后，四川袍哥组织社会基础扩大，性质逐步演变，开始与军、政、商界发生密 切联系，其社会影响、作用复杂化。
民国初年，四川革命党人在护国、靖国各役，纷纷收编袍哥队伍成军，时称“拖滩招安”。 川军第五师熊克武部官兵大多是辛亥民军中的袍哥队伍改编而成，部队中亦有袍哥组织，该 师九旅十八团卢师谛全团官兵皆是袍哥。川军各军亦多袍哥队伍。川军各部中“袍哥司令” 不胜枚举。利用袍哥拖滩 成军，是四川军阀割据一方，拥兵自重的主要手段，募兵甚易，一夜之间即可有人枪数千。 然袍哥队伍统驭部下，不靠军纪而靠江湖义气，纪律涣散，民不堪扰；训练甚少，小败则溃 ；小予利诱，动辄倒戈，此皆为川军之特征，亦皆因袍哥而有。
民国以来，四川袍哥组织中出现职业袍哥和半职业袍哥，成员、职业逐渐复杂。职业袍哥一 般专事袍哥活动，各堂各公口，从执事大爷当家管事到幺满十排，皆有业者，俗称“光棍” 。半职业袍哥一般为有业者，但须靠袍哥组织方能维持。职业袍哥行为一般有例规，每日定 时坐公口茶馆，与兄弟伙碰头听消息，俗称“一个老鸦守一个滩”。例行公事主要为发展兄 弟伙，为人排难解纷，包庇违法，包揽词讼，从事违禁买卖(如大烟、军火)、聚赌抽头、红 白喜事代出公片等等。“清水袍哥”指从事合法活动者；“浑水袍哥”是以袍哥组织聚众为 匪者，多聚集僻远乡村，散则为民，聚则为匪，其头目称“老摇”或“边棚老板”，亦分堂 口，聚会称“武堂子”。四川袍哥首领业“浑水”者名气大的有渠县范绍增，少年时即入礼 字袍哥，在绿林“拖棚子”，1919年护国之役率众投军，后投靠第二军杨森部，官至师长， 所部多系“浑水边棚”。
抗战爆发，沦陷区国民政府机构大量迁川，原以长江中下游为活动区域的洪门、青帮组织随 之迁来，互相竞争渗透，四川袍哥组织状况更为复杂。对其经典《海底》的程仪逐渐废止， 改行新礼，部份取消入会人等身份禁限，自由新建公口，不受堂口限制，自由参加，不讲班 辈，亦不限堂口，组织总社，统一全堂公口等。组织益滥，成员益众，声势益大。军政人员 、党派头目、社团首脑、乡保长、富商士绅、教育文化人士及地痞无赖纷纷组堂口，借袍哥 势力自重。据估算，至民国中期，四川城乡成年男子参加袍哥者比例高达７０％～８０％左 右。国民政府认为袍哥组织发展危及社会安定，先后于民国25年(1936)、27年(1938)两次下 令解散哥老会，四川省政府亦发出《惩治哥老会缔盟结社条例》、《惩治哥老会实施规章》 ，地方长官仅照转而已，未敢认真执行，四川各地袍哥继续发展，以至于成为地方实力派的 政治工具。
民国22年(1933)，刘文辉在“二刘大战”中败北，退守宁、雅地区，利用袍哥力量自保，在 雅安组织“叙荣乐”总社，各地驻军头目均出任分社首领，与地方袍哥势力来往。民国28年 (1939)西康建省后，刘文辉为利用地方武装力量，派参谋长陈仲光组织西康袍哥“荣宾合” ，形成党、政、袍混合组织，大肆发展人、枪，形成强大社会势力。另一方面，国民政府迁 都重庆后，国民党军统、中统、三青团等派系则千方百计设法控制、利用袍哥组织为己之用 。1941年夏，军统局长戴笠指使警察总队副总队长出面，在重庆组织“人民动员委员会”， 联络本地袍哥及外来青帮、洪门组织，在军统局领导下活动。1945年秋，国民政府宣布“选举”基层政权及“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四川袍哥组织均积极投入，基层政权选举几为袍哥组织垄断，丑闻迭出，民众讥为“选灾”。
据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在抗战后期统计，四川的城市乡镇，无地不有袍哥组织。事实上，到民国后期，袍哥已成为各派地方势力的政治工具。无论在税捐承包、派系倾轧、甚至地方议员、省参议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的竞选中，袍哥都起了举足轻重 的作用。同时，一些以地痞恶棍、惯匪为主体的乡镇袍哥组织(浑水袍哥)，则渔肉乡里，欺 凌善良，抢劫掠夺，无所不为，其中一些即为股匪，成为地方公害。解放后，这些乡村袍哥 组织受国民党残余势力利用，多数参加了反共武装暴乱。
四川解放后，随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民主建政等政治运动的开展，袍哥组织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曾在西南民间流传数百年的袍哥组织最终解体。
袍哥的起源，现无确考。清史学家萧一山认为，其名称多变，总称天地会，三合会、三点会 皆为其别名。后之清水会、匕首会、小刀会、致公堂、哥老会、青红帮皆源出于此，对内自 称“洪门”。据中外学者考证，天地会最早见于南粤、东南亚一带，故有人认为“白莲教之盛于北，而洪门之会遍于南”。
“袍哥”之名，相传得于《诗经》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之句，意指入会者皆是异姓兄 弟，同生共死。袍哥又名“汉留”，得名于《三国演义》中关羽在曹营留旧袍之故事。间指 入会者誓不事清，奉汉反满之心。洪门(帮)与袍哥之名，因崇奉、凭信、流传区域等略异。 洪帮崇奉“鸿钧老祖”，袍哥供奉“关帝圣君”；洪帮以“布票”为凭证，袍哥以“红片” 为凭信；长江中下游一带多自称洪帮，西南各省多自称袍哥。共同之处为参加者皆为汉人， 间或有少数汉化回人。 四川各地袍哥组织成立时间不一，且多不见于文字。其成员起 初似多系当差之人和兵勇行 伍等下层人物。到清末，袍哥已成为城乡半公开的民间组织，互不统属，只依“汉留”规矩 办事。各路各保的地方豪强和团体头目，多自行开山设堂，聚集势力，以兵勇团丁、游民地 痞为其主要成员。由于袍哥仿效“桃园结义”，以“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 友5 种伦理关系)、“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组织规法，以义气为重，好打抱不平，为哥 兄老弟排忧解难，保护其利益，农民、商人等阶层亦加入以求疵护，成员渐广，三教九流， 无所不包。袍哥组织利用汉族传统的“夷夏之辨”心理，下层社会反抗压迫的愿望，传统江湖游侠的义气，营造出民族、祖宗、君上、复仇、排满的义理，逐步发展成为有组织、有纲 领的民间秘密会社。入会不分贵贱贫富，一律平等相待，遇事出头相助，成为下层民众的代 言人及庇护者，故得到广大阶层的拥护和支持，成为汉族聚居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和 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清末四川多起大规模农民起义和反洋教活动都有袍哥组织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在国内推行反清革命的宗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十分重视自清初以来 在中国南方民间广泛存在的会党(洪帮、袍哥)的潜在力量，积极在会党中发展同盟会员。19 07年，四川同盟会决定推举佘英等负责联络四川袍哥，重庆、泸州、叙府(宜宾)、嘉州(乐 山)、川西一带的袍哥首领纷纷加入同盟会。1906～1910年，经同盟会组织，以袍哥为主要 力量，先后在江油、泸州、江安、广安、嘉定等地发动武装起义。
1911年夏，四川保路风潮兴起，同盟会遣党人分道四出，部署徒众，阴为之备。7月中旬， 新津袍哥首领侯宝斋以贺寿为名，邀请四方袍界钜子百余人聚会新津，密谋举义。8月4日， 四川各路袍哥又在资中罗泉井秘密召开“攒堂大会”，共商起义方略。9月7日成都血案发生 后，成都附近各路袍哥皆呼号而起，进围成都，与清军接战甚烈。全川纷纷响应，民军蜂起 。四川袍哥组织在这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中，起了主要作用。1946年阳翰笙编草莽英雄 剧，以辛亥四川保路运动为背景，将川南袍哥龙头大爷罗选青在高县起义及攻打叙府事写出 ，首次将袍哥之事公开搬上舞台。
辛亥反正后，袍哥组织公开，遍立“公口”。革命党人皆倚袍哥力量接管政权。重庆蜀军政 府以重庆仁、义两堂袍哥为基本力量；成都大汉军政府都督尹昌衡自立“大汉公”，自任龙 头大爷，故军政府被时人指斥为“哥老政府”。后滇军入蜀，渝蓉军政府合并，通令清理袍 哥势力。袍哥组织遂退出政界，在城乡民间发展，势力益大。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如杨沧白、 向楚、朱叔痴等皆入袍哥。从民国初年起，各公口逐步放松香规礼节，入会手续从简，四川 袍哥组织有了大发展，尤以重庆为甚。堂口计分仁、义、礼、智、信，又称威、德、福、智 、宣五堂，各堂口之下，又设公口，五堂共300多道公口，合称“码头”。设置地点一般都 开设茶馆。平日各踞一方，各行其事，有事聚议，听命于总社舵把子。发展最快的是仁、义 、礼三堂。仁字袍哥旧多为有功名者，民国后也多是军政界要人、巨商豪贾、名流士绅等有 身份者；义字袍哥多系军警人员、下级公务人员、水旱两道劳动者；礼字袍哥一般皆为市井 引车卖浆之流。故有民谚：“仁字讲顶子，义字讲银子，礼字讲刀子”，谓其社会基础之差 异。民国之后，四川袍哥组织社会基础扩大，性质逐步演变，开始与军、政、商界发生密 切联系，其社会影响、作用复杂化。
民国初年，四川革命党人在护国、靖国各役，纷纷收编袍哥队伍成军，时称“拖滩招安”。 川军第五师熊克武部官兵大多是辛亥民军中的袍哥队伍改编而成，部队中亦有袍哥组织，该 师九旅十八团卢师谛全团官兵皆是袍哥。川军各军亦多袍哥队伍。川军各部中“袍哥司令” 不胜枚举。利用袍哥拖滩 成军，是四川军阀割据一方，拥兵自重的主要手段，募兵甚易，一夜之间即可有人枪数千。 然袍哥队伍统驭部下，不靠军纪而靠江湖义气，纪律涣散，民不堪扰；训练甚少，小败则溃 ；小予利诱，动辄倒戈，此皆为川军之特征，亦皆因袍哥而有。
民国以来，四川袍哥组织中出现职业袍哥和半职业袍哥，成员、职业逐渐复杂。职业袍哥一 般专事袍哥活动，各堂各公口，从执事大爷当家管事到幺满十排，皆有业者，俗称“光棍” 。半职业袍哥一般为有业者，但须靠袍哥组织方能维持。职业袍哥行为一般有例规，每日定 时坐公口茶馆，与兄弟伙碰头听消息，俗称“一个老鸦守一个滩”。例行公事主要为发展兄 弟伙，为人排难解纷，包庇违法，包揽词讼，从事违禁买卖(如大烟、军火)、聚赌抽头、红 白喜事代出公片等等。“清水袍哥”指从事合法活动者；“浑水袍哥”是以袍哥组织聚众为 匪者，多聚集僻远乡村，散则为民，聚则为匪，其头目称“老摇”或“边棚老板”，亦分堂 口，聚会称“武堂子”。四川袍哥首领业“浑水”者名气大的有渠县范绍增，少年时即入礼 字袍哥，在绿林“拖棚子”，1919年护国之役率众投军，后投靠第二军杨森部，官至师长， 所部多系“浑水边棚”。
抗战爆发，沦陷区国民政府机构大量迁川，原以长江中下游为活动区域的洪门、青帮组织随 之迁来，互相竞争渗透，四川袍哥组织状况更为复杂。对其经典《海底》的程仪逐渐废止， 改行新礼，部份取消入会人等身份禁限，自由新建公口，不受堂口限制，自由参加，不讲班 辈，亦不限堂口，组织总社，统一全堂公口等。组织益滥，成员益众，声势益大。军政人员 、党派头目、社团首脑、乡保长、富商士绅、教育文化人士及地痞无赖纷纷组堂口，借袍哥 势力自重。据估算，至民国中期，四川城乡成年男子参加袍哥者比例高达７０％～８０％左 右。国民政府认为袍哥组织发展危及社会安定，先后于民国25年(1936)、27年(1938)两次下 令解散哥老会，四川省政府亦发出《惩治哥老会缔盟结社条例》、《惩治哥老会实施规章》 ，地方长官仅照转而已，未敢认真执行，四川各地袍哥继续发展，以至于成为地方实力派的 政治工具。
民国22年(1933)，刘文辉在“二刘大战”中败北，退守宁、雅地区，利用袍哥力量自保，在 雅安组织“叙荣乐”总社，各地驻军头目均出任分社首领，与地方袍哥势力来往。民国28年 (1939)西康建省后，刘文辉为利用地方武装力量，派参谋长陈仲光组织西康袍哥“荣宾合” ，形成党、政、袍混合组织，大肆发展人、枪，形成强大社会势力。另一方面，国民政府迁 都重庆后，国民党军统、中统、三青团等派系则千方百计设法控制、利用袍哥组织为己之用 。1941年夏，军统局长戴笠指使警察总队副总队长出面，在重庆组织“人民动员委员会”， 联络本地袍哥及外来青帮、洪门组织，在军统局领导下活动。1945年秋，国民政府宣布“选举”基层政权及“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四川袍哥组织均积极投入，基层政权选举几为袍哥组织垄断，丑闻迭出，民众讥为“选灾”。
据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在抗战后期统计，四川的城市乡镇，无地不有袍哥组织。事实上，到民国后期，袍哥已成为各派地方势力的政治工具。无论在税捐承包、派系倾轧、甚至地方议员、省参议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的竞选中，袍哥都起了举足轻重 的作用。同时，一些以地痞恶棍、惯匪为主体的乡镇袍哥组织(浑水袍哥)，则渔肉乡里，欺 凌善良，抢劫掠夺，无所不为，其中一些即为股匪，成为地方公害。解放后，这些乡村袍哥 组织受国民党残余势力利用，多数参加了反共武装暴乱。
四川解放后，随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民主建政等政治运动的开展，袍哥组织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曾在西南民间流传数百年的袍哥组织最终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