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不相知并非永远的宿命

　　本刊编辑部

　　1996年，一个名叫Peter Hessler的美国青年，从顶尖大学普林斯顿和牛津毕业，浪荡旅游了两年之后，加入了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他被分配到四川涪陵一个师范学院教英语，取了中文名字何伟。

　　两年后，英文老师的工作结束了，他却不愿离开中国。这个国家太有意思了。那些为了写作的旅游，成为他了解中国的最佳途径。

　　2001年，他的第一本书《江城》出版，写的是他在涪陵的经历和感想。他也有了稳定的工作——《华尔街日报》的新闻助理。从此，他的中国写作引起了美国新闻界的注意。

　　2006年，他的《甲骨文——在中国过去与现在之间旅行》一书出版。这是美国记者写中国的书里最好的一本。里面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关于意识形态和宗教的长篇大论，他只是写他的学生毕业之后的工作与家庭、艰辛和愉悦，“文革”中自杀的“新月派”诗人和考古学家陈梦家的故事，以及北京奥运会前后中国人的家长里短。

　　一个美国知识分子，目睹了中国的转型，一个骨子里浸淫着西方文化却渴望了解中国文化的记者。何伟的个人经历，就是美国30年来试图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

　　这个东方的国度，对美国人来说已经不是马可·波罗式的幻想了。他们曾经和中国对峙，又历尽千辛万苦向对方敞开。中国的青年到他们的国家留学，他们的商人到中国做生意。他们的日常生活无法缺少Made in China的物品，但他们又经常被新闻里的中国所震惊，所恐吓。

　　许多人开始描述中国，章士敦的《即将崩溃的中国》、费西曼的《中国公司》、大卫·艾克曼的《北京的基督》、潘文的《中国课程》，等等。但中国仍然是一个陌生的国度。

　　《甲骨文》出版后，华尔街日报对何伟的采访是这样的：

　　“似乎你遇见的每一个人都在努力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取得成功。这和我们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如何取得一致？──至少在前苏联，共产主义似乎不提倡个人努力。”

　　“中国人有多少个人自由？在人们的交谈中有什么禁忌吗？”

　　这是何伟以及他之前的费正清的尴尬，他们试图告诉美国一个中国的真相——而这种真相是极其复杂的：既有传统中的阴鸷与伟岸，又有转型期的光明与羁绊。但许多人，不管是美国的知识界，还是普通平民，他们宁愿抱残守缺地将中国做简易的黑白区分。

　　中美建交后的30年里，美国人几乎都是被形势逼着来了解中国的。作为前奏的1972年的重新握手，是美国深陷越南泥沼时的需要；1979年的建交，是美苏斗法的结果；改革开放前20年里，中国几乎不入美国法眼；1997年后的美国在满大街的made in China中谈论中国劳工问题；2000年后，开始恐惧中国的军事崛起；2005年后，开始讲中国文化；2006年，“突然”发现中国在非洲和拉美的存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开始谈中国在美国的投资。

　　早在100多年前，在中国最动荡的时刻，已经有一个西方人对中国有过全面观察和深刻认识，他就是大清授予全权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他在庚子事变当年发回英国的一系列文章中，毫不避讳地批评了各国强加于中国的治外法权的歧视性质，而当时各大国热衷的仅仅是赔款与割地。

　　今天，美国人对于中国的了解，无疑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至少，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人相信中美难免一战；至少，中国威胁论的故事，不再有那么多人相信。有了这些，30年中的风雨如晦才能逾越过去，双方才可以言笑晏晏，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中国是不断流动，不断变化的

　　——美国人的中国观之变迁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北京

　　2月21日下午，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与清华大学学生有一个小型座谈。这位前第一夫人向来不以亲华闻名，但那天，“她的表现相当谦虚”，组织学生参与对话的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说。

　　她先是自我批评，希望中国不要重犯美国在环保方面犯过的错误，又回忆了1979年克林顿任阿肯色州州长时与邓小平见面的情形，赞扬了中国30年来的巨变，最后，在告别时与25名学生和10名专家一一握手——她是如此笑容可掬，“就像竞选时一样”，结果，那些准备了尖锐问题的学生，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8年前，孙哲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9·11”事件发生前一个月，时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拜登访华，在复旦大学，拜登当着主持人孙哲的面“训示”中国学生：“你们刚刚20多岁，已经忍受了共产党专制统治20多年。……在未来20年里，你们应该得到民主和自由，生活在一个更为幸福的体制中。如果那样，你们就可以大胆地像我们美国学生一样批评我，和我自由对话……”

　　对于这种反差，你可以理解为时移世易、地缘政治以及中美两国的处境都有了变化，也可以认为这只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矛盾的一个侧面，但请不要相信这样的概括，譬如拜登反华，而希拉里变得亲华。

　　中美建交30年，中国人的“美国观”与美国人的“中国观”都经历了数轮刷新，在孙哲看来，明白中国的自许与美国的期待，是透视中美交往的关键，换句话说，美国人的“中国观”，不仅仅取决于美国的利益与价值，更取决于中国的自身发展。以实用主义的经济视角观之，内外认知相差过大的国家形象，会增加改革的风险，如清华大学教授雷默所言，“任何对中国形象的略微迟疑，几乎都会直接增加中国的成本。在技术方面尤其如此。”

　　于是我们选择了考察对象，他是位外交官，1950年代从北外毕业进入外交部起就开始从事对美事务，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谈判，他都有参与，中美建交后，他曾担任驻美使馆的政治参赞；1990年代，他从驻芝加哥总领事的位置上退休，其后返聘到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工作至2001年。我们试图通过对他的个人命运，以及他所亲历之历史的考察，窥见美国人“中国观”的一角，更重要的是，看清我们自己的发展——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1971年，尼克松说，中国人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巨大的经济力量

　　王立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时候，俄语还是热门专业，他是“被硬派去学英文的”。1954年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外交部新闻司(当时叫情报司)，任龚澎司长的秘书，当时的新闻司，除了每日有专人收听美国之音、BBC的新闻节目，就是为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准备材料。

　　美联社日内瓦1954年4月28日电：“日内瓦会议上的美国代表团不理睬中国共产党人。国务卿杜勒斯显然正在做出榜样来。虽然他在会议桌旁距离周恩来只有4个座位远，但他没有与周恩来握手或说话……一位美国代表说，杜勒斯在第一次会议上甚至连向周恩来那边看也不看。”

　　1960年，曾报名“参干”的王立被派往朝鲜开城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一待就是7年，却也躲过了“文革”的开始。1967年回国时，“搞外事已经没多少人了”，根据总理周恩来的指示，王立幸运地留在正义路(当时叫反帝路)15号，继续搞业务，和他一同留下来的只有一百来人，其余上千人去了正义路30号搞运动，龚澎后来在运动中被打成里通外国的“三反分子”，1970年病逝。

　　1969年，王立调到美大司，这一年的2月1日，尼克松上台后10天即指示基辛格：“我认为应该尽力促成这样一种态度，即我国政府正在寻求与中国人和解的一切可能性。”3月，中苏关系因珍宝岛事件更加恶化。年底，周恩来指示美大司，要留意美国伸出的触角。“看美国报纸，已经有一些观点出来，比如哈佛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就呼吁不要孤立中国。”王立说。

　　那时总参和外交部在香港设有图书采购点，王立借外交部图书馆之便，看到一些相关著作，他对基辛格的地缘政治分析印象颇深。“当时的中美苏大三角间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相蓝欣说，“但在美国人的眼里，中国只是大棋局中的棋子，最多算是一副‘中国牌’，打给苏联看的，对美国国内政治格局影响不大。”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前的7月6日，尼克松在堪萨斯发表讲话，称当今世界有美、苏、西欧、中国和日本5大力量中心，“8亿中国人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巨大的经济力量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其他方面所能取得的成就”。于是会谈中，周恩来一再提及尼克松讲话，基辛格竟对此一无所知，颇显被动。会后，倒是基辛格向中方借阅尼克松讲话，王立当时被分在政治组，立即向新华社索要英文稿，新华社参编室以特急件送到钓鱼台时，上面写了“仅此一份，请用毕归还”。后来美方以为“归还”要求是外交部所提，还在回忆录中提起，事实上，由于“文革”内耗，当时外交部真的连一台复印机都没有。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王立陪同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出访美、英、加、瑞(典)4国，那是他第一次去美国。“人家敞开给我们看，好多大型实验室都去了，但回来时有些东西不敢讲，当时还是军代表管着科学院啊，写报告时就讲一条优点，再想方设法讲一条缺点，可挑来挑去也没找到什么毛病，正好在加拿大看到一个收集蛾子的实验室，赶紧凑一条：不联系生产实际……”王立回忆说，“结果不久，我们从加拿大进口的小麦闹虫害，还得求助那个实验室。”

　　那次出访让王立印象颇深的还有一件事，中国人所到之处，大型企业都相当欢迎，但有一次没参观成，因为当地的工会不干，工会、工人居然不欢迎共产党国家的客人？代表团很吃惊，感触有二：这里的工人挺保守！美国的工会势力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