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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经济学——最彻底的经济学
作者：舒马赫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1507 更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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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经济学——最彻底的经济学
舒马赫(英)
苏马赫（EFSohumacher）在《美丽新世界》/或《简单之美》（Small is Beautiful）中提出的“佛教经济学”，从劳动观、商品观、利益观、消费观、生活观、资源观等六个方面，描述了其与 现代经济学的不同。总之，依苏马赫看，当前所推行的现代化，对广大群众而言，结局甚为
四 佛教经济学
“正命”（即正确的生活方式）是佛陀的崇高八正道的要求之一。因此很明显，必然有佛教经济学这门学问。
佛教国家经常声言它们期望始终忠于它们继承的遗产。缅甸说：“新缅甸看不出宗教准则同经济进步有任何矛盾，心灵健康同物质福利并不是敌人，它们是天然的盟友。”或者说：“我们能够使我们继承的宗教与精神准则同现代技术的利益成功地溶合在一起。”或者说：“我们缅甸人负有神圣责任使我们的幻想与我们的行动都遵从我们的信仰。我们将永远这样作。”
这类国家全都一样，一贯以为它们能够按照现代经济学制定它们的经济发展计划。它们邀请所谓先进国家的现代经济学专家作参谋，制定应遵行的政策，绘制宏伟的发展蓝图、五年计划或其他名义的规则。似乎无人想到，佛教的生活方式需要有佛教的经济学，就象现代实利主义生活方式孕育出现代经济学一样。
经济学家和大多数专家一样，一般都患有形而上学的盲目症，以为自己的学科是绝对不移的真理，不存在任何先决条件。其中有些人甚至宣称经济规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一样，不受“形而上学”或“价值”观念的影响。我们无需卷入方法论的争论。倒是让我们以某些基本原理为例，看一看用一位现代经济学家与一位佛教经济学家的眼光来观察时是怎样。
普遍认为人的劳动是财富的基本来源。可是，现代经济学家已经教养成将劳动或工作看作一种难以避免的灾祸。从雇主的角度来看，无论如何它只是一项开支，即便不能通过例如自动化全部省免，也应减少到最低限度，从工人的角度来看，它是一种“无效用”；工作是牺牲个人的闲暇与舒适，工资是对这种牺牲的补偿。因此，从雇主的观点看，理想情况是不用雇工而获得产量，从雇工的观点看，理想情况是不用就业而取得收入。
这些态度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当然都有极深远的影响。如果工作的理想是摆脱工作，那么，凡能“减少工作负担”的方法都是好的。除自动化外，最有效的方法是“劳动分工”，典例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称道的别针厂。在这个厂里，不是普通的专业分工——这种分工自远古以来就实行了，而是把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分成细小部分，使最后产品快速度地完成，每个人只须起完全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作用，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技巧的四肢活动。
佛教徒的看法是劳动至少有三重功能：使人获得利用和发展才能的机会；使人通过与其他人共同参加一项任务克服自私自利；生产恰当生存所必需的商品与劳务。从这种看法所引出的推论是无穷尽的。如：以一种使人变得厌烦、愚蠢或神经不安的方式来组织劳动接近于一种犯罪行为；它意味着对商品的关心胜于对人的关心，它的欠缺同情足以造成伤害，而追随世俗生存最原始的一面达到了毁灭灵魂的程度。同样，争取悠闲以替代工作也会被认为完全误解了人生存的基本真义之一：工作与悠闲是一个生活过程的两个相辅部分，分割开来就不能不破坏劳动的喜悦与此悠闲的幸福。
所以，从佛教徒的观点来看，必须明确区分两种类型的机械化：一种增进人的技巧与能力；一种把人的劳动移交给机械奴隶，而人则处在必须服侍奴隶的地位。如何来区分这两种机械化呢？阿南大· 库马拉斯瓦米是一个拥有既能谈论现代西方又能谈论古老东方的知识的人，他说，“如果让工匠自己在机器与工具之间划一条精细的界线，他定能作到。织地毯机是一种工具，是将经线绷紧，让工匠用手在上面编织的装置；但动力织机却是一种机器，它之所以具有破坏文化的效果，在于它取代了实质上属于人做的一部分工作。因此很明显，佛教经济学必然与现代实利主义经济学大有区别，因为佛教徒认为文明的真谛不在于需求增多，而在于人格纯净。同时，人格主要是在劳动中形成。在享有人类尊严与自由的条件下正当进行的劳动，不仅使劳动者得福，也使劳动者的产品得益。印度哲学家与经济学家J.C.库马拉帕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概括：
“如果正确理解与应用劳动的特征，那么，劳动与提高才能的关系就犹如食物与身体的关系。它孕育更高尚的人，并使他生气勃勃，激励他尽力生产出最好的产品。它将他的自由意志引导到正确方向上，陶冶他的动物本能，纳入进步途径。劳动为人提供了显示自身价值高低与发展个性的极好环境。”
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机会找到工作，他就会处于绝望境地，这不仅是因为他缺乏收入，还因为他缺乏有规律地工作所提供的滋养与活跃因素。一个现代经济学家可能专从事高度复杂的计算，计算充分就业是否“合算”，或者计算推行一种非充分就业的经济办法来保证劳动力有更大的流动性、工资更稳定等等是否更“经济”。他衡量成就的基本尺度仅仅是一定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总量。加尔布
从佛教的观点来看，把商品看得重于人，把消费看得重于创造性活动，这是真理的颠倒。它意味着重点从劳动者转移到劳动的产品上，即从人转移到非人的事物上，是对恶势力的屈从。佛教经济计划从一开始就是全民就业的计划，实际上它的基本目的是使每个需要出外谋生的人都有业可就：不是最大量地就业，也不是最大量地生产。大体来说，妇女不需要“出外”谋生，工厂或机关大规模雇用妇女被看成是经济严重衰退的迹象。尤其是让幼小儿童的母亲到工厂里做工，而儿童们到处游荡，在佛教经济学家看来，就同雇用熟练工人当兵在现代经济学家眼光中一样，是很不经济的。
实利主义主要关心是商品，佛教徒主要关心的是“解脱”，但是佛教是“中道”，因而它一点也不反对现世的福利。妨碍解脱的不是财富，而是对财富的迷恋；不是享受舒适，而是渴望舒适。所以，佛教经济学的主旨是朴素和非暴力。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佛教生活方式令人惊奇之处是它的绝对合理性——财力惊人地小却获得特别满意的效果。
对现代经济学家来说，这是很难理解的。他习惯于按每年的消费量来衡量“生活水平”，历来认为一个消费较多的人比消费较少的人“境况优越些”。一个佛教经济学家会认为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极不合理：既然消费只是人类福利的一种手段，目的就应当是以最少的消费求得最大限度的福利。例如，衣着的目的既是御寒和美观，那么，任务就应该是花费尽可能少的力量来实现这个目的，即每年耗费最少量的布匹，采用投入劳力最少的款式。劳力投入愈少，留给艺术创造的时间就愈多。比如说，将一块没有剪裁的衣料作成精巧的皱折，可以给人以美得多的感受时，却象现代化西方那样去追求复杂的裁制，那就很不经济了。极其愚蠢的作法是把衣料缝成易于很快磨损的样式，而最粗暴的作法是把它做成那种丑恶、庸俗乃至下流的服饰。关于衣着的上述看法同样适用于人类其他必需品。拥有商品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佛教经济学系统研究的是如何以最少的手段达到预定的目的。
反之，现代经济学家认为，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与意图，生产因素——土地、劳力与资本——则作为手段。总之，佛教经济学是想通过最佳消费方式使人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而现代经济学家是想通过最佳生产方式来尽量扩大消费。不难看出，维持一种寻求实现最佳消费方式的生活方式所需投入的力量，又能比不断追求最大消费量所需投入的力量小得多。因此，尽管例如缅甸这样一个国家节约劳力的机器使用量只有美国的百分之几，而生活压力与紧张程度却远比美国小，这是不足为奇的。
简朴与非暴力显然密切相联。最佳生活方式是以较低的消费获得高度的满足，使人们的生活不感受巨大压力与紧张，并能履行佛教教义的第一戒律：“停止作恶；努力行善。”既然到处物质资源都有限，人们通过适度使用资源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显然不会象依赖大量使用资源的人们那样容易互相敌视。同样，生活在高度自给自足的本地社会里，也不会象依赖世界范围贸易系统生存的人们那样容易卷入大规模的暴力行动。
所以，从佛教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用地方资源生产来满足地方需要，是最合理的经济生活方式，而依靠远地进口，从而也需要为输出给遥远的陌生人而生产，是非常不经济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有理由小规模地进行这类生产。现代经济学家会承认，在居家与工作地点之间要耗用大量运输设施不意味着生活水平高，而意味着生活中的一件不幸；佛教经济学也同样会认为，用远处而不是近处的资料满足需要，意味着失败而不是成功。前者往往把国家运输系统运输的每人吨/英里数增长的统计作为经济发展的证据，而在后者（佛教经济学家）看来，这个统计象征消费方式已恶化到很不受欢迎的程度。
现代经济学家与佛教经济学家之间另一个显著判别出现在对自然资源的使用上。著名的法国政治哲学家伯特兰德·钬·朱文诺刻划“西方人”的话可以说是对现代经济家公正的描绘：
“除人力外，一切东西他都不看成是支出；浪费多少矿物材料，他似乎不介意，尤其糟的是毁灭了多少活物也不介意。他似乎毫不了解人的生命是由许多不同生命形式构成的生态系统的一个从属部分。世界从城市来进行统治，而城市中的人同人以外的一切生命形式都隔绝，因而不再产生从属于一个生态系统的感觉。这就导致对我们最终必须依赖的水与树木之类的东西恣意耗损。”
相反，佛陀的教义是告诫人们不仅要对所有有知觉的生物，而且十分强调要对树木采取非暴力的虔敬态度。每个佛门子弟都应当每隔几年栽一棵树，照料到根深蒂固为止，佛教经济学可以毫不费力地论证，普遍遵守这条规则就会带来真正的高速度的经济发展，而不用依赖任何外援。东南亚（和世界许多其他地区一样）的经济衰落肯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任意作践树木的可耻行为造成。
现代经济学不区分再生与非再生原料，因为它的方法恰好是用货币价格使一切东西等值与量化。例如，可以选用的各种燃料如煤、石油、木材、水力，现代经济学家所看到的唯一差别是等效单位量的相对成本。价格最低的自然而然是自己要选择的，不这样作就不合理、“不经济”。而从佛教徒的眼光看来，这样作当然不行；非再生燃料如煤与石油，再生燃料如木材与水力，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别是绝不容忽视的。非再生物质只有在必不可缺的情况下才使用，而且必须十分爱惜地使用，特别重视加以保护。毫不在乎或过度浪费是一种暴力行为，尽管在这个地球上未必能实现完全非暴力，但人仍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他的全部行动中致力于非暴力的理想。
设或所有欧洲的艺术珍品都以善价卖给了美国人，现代欧洲经济学家是不会把这笔交易看成是巨大的经济成就的。同样，佛教经济家坚决认为，居民的生活建立在非再生燃料的基础上是寄生生活，靠的是资本而不是收入。这样的生活方式不可能有任何持久性，因而只能作为权宜之计。由于世界非再生燃料资源（煤、石油、天然气）分布极不均匀，而且数量肯定有限，所以不断增加开采量明显地是一种破坏自然的暴力行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暴力行为。
甚至对于佛教国家中毫不关心传统的宗教与精神准则而渴望以最快速度掌握现代经济学实利主义的人们来说，仅仅上述事实就可能使他们不得不思考一番。在他们还没有把佛教经济学看成是一种怀旧的梦想而加以摒弃以前，他们可能要考虑一下现代经济学所描绘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否会把他们引导到他们真正向往的佳境。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哈里森·布朗在他有胆识的著述《人类未来的挑战》中作了以下估计：
“由此可见，正如工业社会十分不稳定，有回复到农业生活的倾向一样，在它内部提供个人自由的条件也不稳定，不能避免出现产生僵化组织与集权控制的条件。的确，当我们分析可以预见到的各种威胁工业化文明生存的困难时，很难看出如何才能使实现稳定与保持个人自由两者并行不悖。”
即使不考虑这个长期观点，目前也存在下面的问题：当前所推行的现代化，不论其宗教与精神准则如何，是否真地在产生满意的效果。就广大群众来说，效果看来是灾难性的——农村经济崩溃，城乡失业趋势上升，城市中身心都得不到培育的最下层阶级人数扩大。
正是根据当前的经验与长期的展望，可以建议甚至那些认为经济发展比精神或宗教准则还重要的人研究佛教经济学。这并不是一个选择“现代的发展”还是选择“传统的停滞”的问题：而是寻求正确发展道路，寻求介于实利主义者的轻率与传统主义者的静止两者之间的“中道”；简言之，是找到“正命”的问题。
五 规模问题
我受的教育对历史的解释是：最早为家庭；许多家族聚居而成部落；随后一些部落形成国家；然后一些国家组成这样或那样的“联邦”或“合众国”；最后，我们还可能期望出现一个单一的世界政府。自从我听到这种似乎合理的描述以后，我对这个进程产生了特殊兴趣，但却无法不看到似乎正在发生相反的情况：国家的数目激增。大约二十五年前，联合国开始成立时的会员国是60个左右；现在已经增加一倍，而且还在继续增加。我年轻时，这种激增过程人们称之为“割据”，看成是坏事。虽然人人说它不好，可是在世界大多数地区却欢快地进行五十多年了。大单位趋向于分裂成小单位。富有嘲弄意味的是，这种现象同我所受的有关教育恰好相反，不论我们赞成与否，至少不应当忽略它。
其次，我受过这样的理论教育：一个国家要繁荣，就必须幅员广大，越大越好。这似乎也很合理。看看丘吉尔称之为“裸麦粗面包侯国”的俾斯麦以前的德意志，再看看俾斯麦帝国。难道不果真是通过统一才出现德意志的大繁荣吗？然而，没有加入帝国的说法语的瑞士人和说德语的奥地利人的经济搞得一样好，如果列一张世界最繁荣国家的名单，我们就会发现大多数是很小的国家；而世界最大国家的名单中却大多数实际很贫穷。这又是值得思考的题材。
第三，我受过“规模经济性”理论的教育，就是说工业与公司和国家一样，有一种受现代技术决定的不可抗拒的趋势——机构越来越大。确实如此，今天的大型机构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大概也更大；但小机构的数量也在增加，肯定不是在减少。这些小机构非常繁荣，向社会提供了大部分真正富有成果的新建树。理论和实际在这里同样是难以完全一致，对任何接受过这三条并行理论的教育的人来说，关于规模问题的情况当然很费解。
甚至在今天，我们还普遍地听说：庞大机构断不可少；但当我们仔细观察时，就能看到大规模刚一形成，就往往出现力图化大为小的尝试。通用汽车
现在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我们的主题，问一问究竟需要什么。在人类事务中，似乎至少需要两件东西，它们表面上是互不相容，互相排斥的。我们永远需要自由和秩序。我们需要许许多多小型自治组织的自由，同时需要大规模乃至全球范围的秩序、统一与协调。具体到行动，我们需要小组织，因为行动主要是个人的事，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只能与数量很有限的人同时接触。但涉及到概念范畴、原理或伦理，涉及到和平以及生态的不可分割性时，我们就需要认识人类的整体性，根据这个认识采取行动。也可以这样说：确实所有人都是兄弟。但在我们实际的人与人的关系中，却可能只把少数人当作兄弟看待，而且要求我们对待这少数人的兄弟之情超出对待全人类的兄弟之情，这也同样是确实的。我们全都领教过那么一类人，他们侈谈人类兄弟情谊，却把邻居视为仇敌。我们也领教过另一类人，他们同邻居的关系处得非常好，与此同时却对自己特定集团以外的一切集团都抱有骇人的偏见。
我想强调的是，谈到规模问题时，人类的需要具有双重性：没有单一的解决途径。由于不同的目的，人们需要很多不同的结构，包括小的和大的，专门的和综合的。然而人们感到，要在自己的头脑中同时保存看来对立的两种现实必然性非常困难。于是他们总是叫喊要找到一条最终解决途径，就好象具体的生命除了死亡之外，还可能有一条什么最终途径似的。建设性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恢复某种平衡。今天我们尝到普遍盲目崇拜巨大规模的苦头。所以必须强调在可能采用小规模的情况下小规模的优越性。（倘使普遍情况是盲目崇拜小规模，那当然必须努力施加相反的影响。）
规模问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所有这些情况需要的是辨识，是将事物区分开。每一种活动都有一定的合适规模，活动愈是活跃和秘密，能够参加的人数就愈少，而联系安排的次数就愈多。以教学为例：人们听到各种关于机器教学优于某些其他教学方式的奇特议论。那么，让我们先辨识一下：我们打算教什么？这样立刻可以想见，某些东西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讲授，另一些东西显然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教学机器等对全体进行讲授。
什么规模合适？取决于我们打算干什么。规模问题在今天极关紧要，在经济、社会和经济事务中如此，在其他一切事务中也如此。例如，一个城市的规模怎样才合适？也可以问，一个国家的规模怎样才合适？这些现在都是严肃而难以解答的问题。不可能给计算机编制一个程序来求答案。真正严肃的生活问题是不能够进行计算的。我们不能直接算出什么是对，但却满可以知道什么是错！我们看得出极端的对与错，然而我们一般地还不能精细到判断出：“这一项应当再加5%，那一项应当再减5%。”
以城市规模为例。人们虽然不能作出精细判断，但我认为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城市合适规模的上限为大约50万居民。十分明显，超出这个规模对城市的价值毫无增进。在伦敦、东京、纽约这类地方，成百上千万的居民并没有增加城市的真正价值，而只会带来大量难题，造成人性堕落。因此，50万这个数量级大概可以作为上限。判断一个城市的下限问题要困难的多。历史上最好的城市，按二十世纪的标准来看非常小。城市的文化工具与设施无疑要靠积累一定的财富。积累多少取决于推行哪种类型的文化。哲学、文学、宗教耗费资金很少很少，其他号称为“高级文化”的文化——空间研究或尖端物理学——耗费资金很多，可是同人类实际需要的距离还嫌远。
我提出城市的适当规模问题，既是为了问题本身，也因为在我看来，当我们探讨国家规模时，它将是最有关联的问题。
我谈到的对巨大规模的盲目崇拜，可能是促成现代技术的原因之一，而且肯定是现代技术的结果之一，特别是在运输和通信方面。一个高度发展的运输和通信系统有一个影响力非常大的后果：它使人们来往自如。
千百万人开始到处流动，离乡背井去追求都市的光明，涌向大城市，造成它的病态发展。以最典型地反映这种情况的美国为例。社会学家正在研究“特大城市”的问题。“大城市”这个词不够用了；因而出现了“特大城市”这个词。他们自在地谈论美国人口分别集中在三个以特大城市为中心的人口稠密区：一个区从波士顿延伸到华盛顿，是拥有6千万人的连续密集地带；一个区以芝加哥为中心，也拥有6千万人；一个区在西海岸，从旧金山到圣迭戈，也是拥有6千万人口的建筑物连续密集地带。其余国土几乎渺无人烟，是一些荒废的城镇与使用大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巨量化学药物耕耘的田地。
如果这就是某些人物设想的美国未来的蓝图，那么这种未来简直是一无可取。但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这却是人们往来自如的后果；是经济学家最最欣赏的劳力以惊人规模流动的后果。
在这个世界里，大小事物都必须有它的结构，否则就会乱套。在大量运输与大众传播工具出现以前，结构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因为相对地来说人们不流动。一些想迁徙的人是迁徙了；有大批圣徒从爱尔兰迁徙欧洲各地。当时有通信工具，也有迁徙，但没有任何往来的自由。现在，许多结构已经崩溃，一个国家就象一艘大货轮，舱里装的货物都没有固定，船身一倾斜，所有货物都滑倒下来，造成沉船。
整个人类结构的主要成分之一是国家，而“结构”（如果可以使用这个词）的主要成分或手段之一是国境。已往，在技术干预之前，国境的意义几乎纯粹属于政治性，它是政治权力的限界，决定你可以召集多少人作战。经济学家为反对国境成为经济壁垒而斗争——于是出现自由贸易的思想。但是，当时人与商品都不能往来自如，运费很贵，因此，人、商品的流动从来不曾超过临界量。工业时代以前的贸易不是必需品的贸易，而是宝石、贵重金属、奢侈品、香料的贸易，不幸还有奴隶的贸易。生活上必要的东西当然得就地生产。除了灾祸期间外，人口的流动限于有特殊原因要迁徙的人，例如爱尔兰圣徒或巴黎大学的学者。
但现在每样东西、每个人都变成流动的了。所有结构都受到威胁，所有结构的脆弱性都超过已往任何时候。
凯恩斯勋爵曾希望经济学能够作为一门类似牙科的普通职业固定下来，可是现在它突然成为所有学科中最重要的学科。经济政策吸引了几乎整个政府的注意力，而同时却变得越来越失灵了。五十年前谁都可以毫不费力办成的一些最简单的事，现在再也办不成了。社会越富有，一些很有价值然而没有直接报酬的事就越是办不成。经济学已成为这样大的一种束缚力，几乎将整个外交政策都包容在内。人们说，“啊，不错，我们并不喜欢同这些人交往，可是我们在经济上要依靠他们，所以不能不迁就他们”。它还有包容整个道德观，取得优先于一切人道考虑的趋势。现在十分清楚，这是一种病态的发展。根源当然很多，但可明显看出其中一个根源在于现代技术在运输与通信方面的巨大成就。
人们根据一种随意的推理，认为快速运输与瞬时通信开辟了一个新的自由天地（在一些细小方面确实如此），但他们忽视了下列事实：这些成就往往会破坏自由，使各种事物都容易受到冲击，非常不稳定，除非制定有意识的政策，采取有意识的行动来减轻这类技术成果的破坏作用。
现在，在大国中这些破坏作用显然非常严重，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国境形成“结构”。一个人要越过国境，离开本国到另一个国家定居，这个决定比在自己国境内移居的决定重大得多。因此，国家越大，往来自如的影响也越严重。在美国这样富有的国家里，前面已经提到往来自如成了“超大城市”的出现，还引起了人数激增与越来越难应付的“中途辍学”问题。这些人到处流动，找不到一个安身之所。连带引起的一个令人震惊的问题是：犯罪、敌意、紧张、社会直到家庭的瓦解。在贫穷国家中，也是一些大国的情况最严重，往来自如造成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大量失业，以及农村地区因劳力外流而出现的饥馑恶兆。其结果是形成一种“双重社会”，既无任何内部团结力，政治上又最不稳定。
且举秘鲁作为例，它的首都利马，坐落在太平洋海岸上，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人口为175，000，距离现在刚好五十年。而现在它的人口已接近300万。这座一度很美丽的西班牙式的城市如今贫民窟比比皆是，城市外围的贫困地带正在向安第斯山脉扩展。这还不算。人们正在以每天1，000人的速率从农村地区涌进这座城市——谁都不知道如何来安置他们。内陆区生活的社会结构与心理结构已经崩溃，人们涌进首都，找一块立足的空地以防警察用棍子把他们赶走，然后用泥巴搭个窝棚蹲下来，再去寻找活路。谁都不知道如何来处置他们，谁也不知道如何去堵住这股潮流。
想象一下1864年，俾斯麦并吞了整个丹麦而不是一小部分，从那以后并没有发生什么情况。丹麦人在德意志是一个少数人种，或许是靠使用两种语言努力把自己的语言保存了下来。官方语言当然是德语。他们只有通过完全德意志化才能避免沦为二等公民。当时，一些已经彻底德意志化而且具有雄心壮志与进取精神的丹麦人本可能形成一股势不可当向南陆移动的洪流，如果是那样，哥本哈根的现状又会如何呢？只不过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城市而已。或者设想一下比利时成为法国的一部分，那么布鲁塞尔又会怎样呢？同样，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城市而已。我不用详加论述了。现在设想一下，丹麦作为德意志的一部分，比利时作为法国的一部分，突然成为现在美称为“民族”的要求独立的区域。那将会有无休止的热烈论证，证明这些 “非国家”在经济上没有生存力，证明它们独立的愿望——引一位有名的政治评论家的话来说——是：“青年期的感情用事、政治幼稚，是假经济学与赤裸裸的机会主义。”
怎么能谈得上小独立国家的经济学呢？怎么能讨论一个非问题的问题呢？根本不存在什么国或邦的生存力，而只有人的生存力。人，你和我这样具体的人，当他们不依靠别人而能找到生计的时候就有了生存力。把大量没有生存力的人放到一个巨大的集体中，你并没有使他们从没有生存力变为有生存力。将一个大集体分裂成许多较密切、较团结和易于管理的小团体时，你也没有使具有生存力的人失去生存力。所有这一切都是十分明显的，绝无争辩的余地。有人问：由一个富有的省份与几个贫穷的省份组成的国家，如果由于富省退出而分裂，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答案很可能是“不会出现什么特殊情况”。富的依然富，穷的依然穷。但如果富省退出前津贴穷省，到那时情况会如何呢？那时，津贴当然可能停止。可是富省是很少津贴穷省的，更多的情况是剥削后者。多半是通过贸易条件进行剥削，而不是直接剥削。它们可能用某种重新分配税收或小规模施舍的办法掩盖一点真相，但最终目的还是想摆脱穷省。
通常的情况完全两样，是穷省希望同富省分开，而富省却想抓住不放，因为它们知道在自己的国境以内剥削穷人要比剥削国境以外的穷人方便不知多少倍。现在，设或一个穷省宁可冒失去津贴的危险而希望退出，我们应当采取什么立场呢？
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决定怎样作，而是说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个问题。难道这种愿望不是应当拍手称赞和尊重的一种愿望吗？我们不是要求人们不依赖他人，作自由和自力更生的人吗？所以这又是一个“非问题”的问题。因此我愿断言，一如全部经验所证明的那样，不存在什么生存力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想向世界各地出口，并从世界各地进口，人们决不会认为它为了作到这一点必须并吞全世界。
关于绝对需要有一个大的国内市场这一点，又怎么考虑呢？如果“大”的涵义是指政治边界，这又是一种错觉。不用说，一个繁荣市场比一个贫穷市场好，但这个市场是处在政治边界之外还是之内，总的来说是没有多大差别的。例如，我看不出：德意志为了向美国这个非常繁荣的市场出口高级小轿车，必须并吞美国之后才能作到。可是如果一个穷城镇或穷省发觉自己在政治上依附一个富城镇或富省，或者受后者的控制，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为什么？因为在一个往来自如的社会里，不平衡法则的威力比所谓平衡法则的威力要大无数倍。一事成功，事事顺利；一事掣肘，事事不利。成功地区抽走了失败地区的活力，弱者失去抵御强者的力量，也就失去任何机遇。或者继续处于弱者的地位，或者向他处流动，同强者联合；他们不能有效地自助。
二十世纪下半叶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人口的地理分布，即“地区特征”问题。但地区特征不是指许多国结合成一些自由贸易体系，而相反是指发展各个国家内的所有地区。这实际上是今天每个较大国家议事日程上最重要的课题。今天，小国家的民族主义以及要求自治与所谓独立的愿望，在很大程度上纯粹是对地区发展需要的一种合理反应。特别是在贫穷国家内，除非地区发展取得成功，否则穷人毫无指望。这种在首都以外进行的发展工作包括有人居住的所有农村地区。
如果这项工作不开展，穷人唯一的选择是：或者继续处于原来的悲惨境地，或者流入大城市而沦于更悲惨的境地。现代经济学的传统知识竟然毫无办法帮助穷人，这确实是一个奇怪现象。
经济学一贯证明，只有那些在实际效果上能使有钱有势的人更有钱有势的政策才行得通。它证明，只有在尽可能靠近首都或另一个很大城市的地方，而不是农村地区，工业发展才合算。它证明，大的发展项目毫无例外地比小项目经济。资本密集的项目比劳力密集的项目经济。现代经济学应用的经济计算法迫使工业家取消人的因素，因为机器不会造成人为的差错。于是乎以巨大力量投入自动化和追求越来越大的组织机构。这意味着那些除了出卖劳力别无东西可卖的人始终处于不利的交易地位。传统知识和现在讲授的经济学内容避而不涉及穷人，而真正需要工业发展的正是这些人。大型化与自动化的经济理论是十九世纪条件与十九世纪思想遗留下来的产物，完全不能解决今天的任何实际问题。今天需要有一种崭新的思想体系，一种以人为重点而不是主要以物为重点的体系——（物是会自得其所的！）。可以归纳成一句话：“大众生产而不是大量生产。”不过，十九世纪办不到的事，现在可以办到。十九世纪在实际上被忽视的问题，现在已经迫切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那就是，要有意识地利用我们巨大的技术与科学潜力同贫困与人的堕落作斗争，这个斗争须同具体的人——个人、家庭、小集体紧密联系，而不是同国家与其他及有个性特征的抽象概念紧密联系。先决条件是需要有一个能形成这种密切联系的政治与组织结构。
民主、自由、人的尊严、生活水平、自我发挥、满足，这些词汇的涵义是什么呢？是关于物的问题还是关于人的问题呢？当然是关于人的问题。但是人只有在能相互理解的小集体中才能有自我的存在。因此，我们必须学会以一种能够适应大量小型组织的灵活结构为出发点来思考问题。如果经济思想不能掌握这一点，那就毫无用处。如果它不能超出大量抽象概念、国民收入、增长率、资本产值比、投入产出分析、劳力流动、资本积累的范畴；如果它不能超出所有这些内容的范畴，触及贫穷、挫折、敌意、绝望、健康损坏、犯罪、逃避现实、紧张、拥挤、道德败坏、心灵死亡等人类的现实问题，那就让我们丢掉经济学，从新开始吧。
难道“时代的迹象”还不足以说明需要一个新的开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