腌蒜香排骨的比例:在《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在《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

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文/涂国文

（201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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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兴能认识在座的这么多中国教育理想主义者。今天这个活动是一个“排毒养颜”活动。刚才话筒被禁止使用（注：傅国涌先生讲话时，到场的警察以影响他人为由，禁止发言者使用话筒），没有话筒也好，说话更自然。

92年前，鲁迅先生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92年过去了，中国教育的现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这个问题上，我非常悲观。我对中国的教育体制和出版体制体会实在太深刻了。我认为再过十年，中国的教育状况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改观。大家十年后可以回过头来验证我这句话。

刚才傅老师也已经谈到，语文教材特别是小学语文教材是一个人养成文明素养的底线。语文教材是“百科之母”，课文是语文教材的核心部分和文本基础。语文教材建设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建设。一部教材，可以影响整整一代人的文化面貌。教育要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教材建设必须先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

我非常欣喜地看到，今日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教育领域一大批有识之士，正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教材建设，特别是小学教材建设。初阳、朝阳、吕栋和李玉龙等老师策划的这本书，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和意义，它必将载入中国当代教育史册。

13年前，邹静之、王丽、薛毅等人发起了“误尽苍生是语文”的教育大讨论。初阳、朝阳、吕栋等老师2009年在《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中对“母爱与教材”的批判，直到今天结集的这本《救救孩子》，又在全国引发了一场教育讨论热潮。

教材有“毒”，是中国教材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2000多年的教材史，四书五经三百千、昭明太子的《文选》，是中国教材的“毒源”。虽然从国粹的角度看，这些书都是所谓的“经典”，但其封建糟粕显而易见。民国的教材有一定改观，但仍然体现着蒋氏的国家意志。1949年后，中国的语文教材更是惨不忍睹。语文教材有“毒”，众所周知。这里不再赘言。

诚如傅老师老师所说，批判是容易的，而且批判也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我们的终极目的是建构。

如何重新建构我国语文的教材体系，或者说怎样的语文教材才是无“毒”的教材、优秀的教材？我个人认为，无“毒”的教材应该具备如下12个标准：

一、它必须是“真实”的。包括事实的真实和情感的真实。语文教材所陈述的事实必须真实，不能杜撰；语文教材所表达的情感也必须是真实的，不能虚假。满纸谎言，用谎言编造彩虹，最后粉身碎骨的只能是学生。

二、它必须是“优美”的。包括语言的优美和格调的优美。语文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对母语的热爱和母语的运用能力，语言不优美、格调不优美，吸引不了学生，学生是不会产生热爱之情的，提高他们的母语运用能力更无从谈起。

三、它必须是“文学”的。文学的语言是最精粹、最优美的、最好的语言。过去我们一直在“语文”到底是指“语言文字”还是指“语言文学”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我认为毫无必要。只有文学教育才能拯救当代中国的语文教育，这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当然这里的文学教育，不是指一种形态教育，而是一种生命教育。

四、它必须是“人文”的。语文教材必须体现对生命的尊重和人文关怀，必须体现平民意识、弱势群体关怀、男女平等意识等现代人文理念，对学生进行人文主义教育，引导他们尊重生命、尊重个性发展，关心大众、关心普通人，进而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

五、它必须是“意味”的。语文教材不能单纯追求所谓的“意义”，而要注重“意味”。单纯追求“意义”，语文教材就会变成说教的工具，学生反胃，教师反感；只有注重“意味”，才能释放母语的无穷魅力，让学生爱上语文。

六、它必须是“个性”的。刚才傅老师谈到民国时期南开大学、春晖中学等学校的老师自编教材进行教学，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的不同国文教材受到社会普遍欢迎，就充分印证了个性化教材的功效。语文教材需要个性化，大一统的教材，培养出来的只会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无魂人”。目前全国好像有5种不同版本的高中语文教材，12种不同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在教材的“个性化”建设上，应该说迈出了小小的一步。

七、它必须是“普适”的。语文教材必须具备开放的视野，体现人类的普适价值，体现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帮助学生了解和尊重多样文化，培养他们全球化的文化视野和吸纳人类先进文化的态度与意识，引导学生做一个“当代人”。

八、它必须是“经典”的。经典容易进入血液、融入生命；粗制滥造的作品天然与生命相斥。当然这里说的经典不是山寨的经典、被阉割了的经典，而是原汁原味的经典。山寨经典本身就是一种造假行为，山寨的经典、被阉割的经典，只能培养出山寨的假“人”、被阉割了的“太监”。经典，唯有经典——原汁原味的经典，才富含高营养。

九、它必须是“本位”的。这里说的“本位”指的是学生本位，不是成人本位。语文教材的编写者必须坚持学生本位，不能站在一种成人本位的社会视角，向学生灌输踏上社会后怎么符合成人社会的规则，而漠视学生当下的生活。更不能为了达到自己设定的教学目的，自己或找他人编写、改写作品，让那些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伪文章”进入教材。

十、它必须是“公民”的。语文教材必须淡化国家意志，从小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引导学生做一个现代的“世界公民”，而不是一个俯首帖耳的封建王朝的“臣民”。是否具有公民意识，是判定一部教材是否具有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准。

十一、它必须是“长远”的。语文教材必须立足于学生的终身发展，注重语文教育的长远目标，摒弃那些短视的、繁琐的、重复的、支离破碎的、耗时低效的“指导”或“训练”，重视学生语文素质的综合发展和长远发展。

十二、它必须是“距离”的。我个人认为，语文教材至少应与意识形态保持50年的距离。与意识形态过度亲密，就会为意识形态所绑架。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语文教材的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给中国语文教育造成了莫大的危害。真正优秀的教材必然是那种远离意识形态、挣脱了意识形态桎梏的教材。而那种教材，是能够穿越历史时空，长久流传的。

中国中小学语文教材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与教材编写者干系甚大。具体来说，与下面两个原因密切相关：一、他们无法挣脱意识形态的桎梏，抗拒国家意志，只能充当意识形态的“傀儡”；二、缺乏跨领域的“复合型人才”，或者说“通才”，过分专业，带来的是视野狭窄。

因为我们处于这样一种现实之中，所以我说，初阳、朝阳、吕栋他们是中国教育领域的一群“悲剧英雄”。他们再次向国人发出了“救救孩子”的悲情呐喊。我很悲观地说，他们这种努力，最后作用可能不会太大。但是，他们像孔子一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抗争精神，令我心中充满敬意！

我向他们，向中国所有的教育理想主义者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