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乐视电视五一广场:苏联解体原因再探

苏联解体原因再探

作者：张盛发 | 时间：

【提  要】苏联解体的原因是综合性的和多方面的。本文对四个方面的因素进行了探讨和论述。一，制度性因素：它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它指的是，以斯大林体制或模式为特征的苏联社会制度在它的演变过程中已经失去了活力和凝聚力，到80年代初期，它已陷入全面危机，从而使整个社会进入了停顿和停滞时期。二，领导人因素：他们发起的改革瓦解了现存的制度并开启了苏联解体的闸门。三，民族问题因素：毁灭联盟的火药桶。民族纠纷和民族矛盾在公开性条件下犹如一股巨大压力得到释放，导致联盟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关系紧张并最终毁灭了联盟。四，阿富汗战争因素：推动了改革进程和削弱了军地位的削弱。

　　【关键词】苏联        戈尔巴乔夫        改革      解体     原因         

　　自苏联解体以来的十年期间，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和论述在国内外书刊和报端上可以说比比皆是，这充分说明苏联解体对整个世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一个存在了70多年的超级大国为何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的改革中瓦解和解体了呢？

　　中国学者从政治、经济、外交、民族关系、思想理论、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和各个角度考察和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许许多多的原因论。概括起来有：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政治改革及其路线；苏共党的思想理论和党的建设方面的错误；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矛盾和弊端；民族关系紧张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对外政策的错误与军备竞赛的负担，等等。[1]

　　西方学者对苏联解体原因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苏联制度、戈尔巴乔夫改革、民族问题和对外政策方面。例如，莱文认为，“在它（苏联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它开始停滞不前了，丧失了改革的能力，从而对所有领域包括其它民族失去了控制。归根到底，是因为政权的官僚本质，它才失足并崩溃了。”[2]

　　林登认为，戈尔巴乔夫开始时进行有限的改革，“但是后来非常强烈地想要使自己和自己的统治由共产党君主转变为尚未成熟的民主共和国的总统。他改变政权的试图产生了破坏苏联帝国本身的危机。”[3]

　　有些学者把苏联的解体归因于民族关系的紧张。他们认为，一旦公开性允许自由，分离主义的声音就愈益强烈。分离主义分子把莫斯科满足他们的要求看作是莫斯科软弱的表现，并且他们利用这种软弱而要求独立。[4]

　　还有一些学者论述了苏联对外关系因素与苏联解体的关系。他们指出了苏联对外关系方面的巨大包袱和消耗：苏联帝国扩展得太大、用来维持帝国的巨大军事力量、补贴东欧的经济负担、抑制东欧动乱所付出的代价、对第三世界的财政援助，等等。[5]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把阿富汗战争与苏联的解体联系起来。例如，鲁维尼和普拉卡什强调了阿富汗战争在苏联解体中的关键作用。[6]

　　可以理解的是，俄罗斯国内对苏联解体原因的探讨和论述则更为热烈。它们的特点是，其一，不仅是学者而且还有许多亲历改革过程的政治家(如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卢基扬诺夫等)参与了讨论。其二，左、中、右各派的看法和观点泾渭分明。[7]

　　博尔金认为，“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8]雷日科夫指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出卖了现行社会主义制度。[9]

　　而盖列尔和涅克里奇却认为，戈尔巴乔夫试图在社会主义内部、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行改革，挖掘社会主义潜力。他改革的基础是不现实的，失败是必然的。他的改革和公开性，是表面上的自由主义，实质上是共产主义。苏联体制的灭亡，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的“主要结果，——但是一个无意识的结果”。[10]

　　亚库宁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目的不负于手段”。可以完全宽恕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11]

　　从中外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论者们的观点既有相同和接近的，更有大相径庭的。笔者以为，苏联解体仅仅过去十年，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解体事件未必已经完全尘埃落定。如果把它比作一杯水，那它仍是混沌不清的。许多史实尚未澄清，众多谜团有待解开。而要客观公正地评价这一事件，论者们的视野不仅应当更为开阔，而且必须不宥于论者本身对解体事件所持的立场——不论是对解体感到悲哀的还是对解体感到喜悦的。在探讨和论述苏联解体原因方面，感情因素往往是妨碍人们对事件进行客观公正分析的大敌。

　　笔者以为，苏联解体“原因论”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题和难题。我们这一代学者因为离它太近，而且夹杂着过浓的感情因素而难免使自己的观点失之偏颇。恐怕得假以几代人的时间，对解体原因的阐述才会更臻于客观和科学。

　　因此，笔者丝毫不敢有在拙文中透彻地说尽苏联解体原因的非份之念，只是试图在中外学者已有论述的基础上，对苏联解体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粗略的思考。

　　本文想从四个方面来考察苏联解体的原因。它们是：制度性因素；领导人因素；民族问题因素；阿富汗战争因素。

一、制度性因素：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制度性因素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它指的是，以斯大林体制或模式为特征的苏联社会制度在它的演变过程中已经失去了活力和凝聚力，到80年代初期，它已陷入全面危机，从而使整个社会进入了停顿和停滞时期。这种制度使得不管什么样的修补都无济于事，而对它进行根本性改革便使它丧命，也就是说，转变成了一场更替制度的革命。

　　在苏联成立到解体的69年历史上（如果从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算起则为74年），除了短暂的列宁时期外，基本上是斯大林体制或者说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统天下。尽管斯大林体制在苏联工业化、都市化和文化教育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它压制社会和压抑人性的本质，它无法完成把俄国建设为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历史性任务。历史已经证明，斯大林体制不能与时俱进地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它无法解决苏联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耗尽了所有的潜力而走到了尽头。

　　斯大林体制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由斯大林建立的苏联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它是在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和发育的，又是在连绵不断的政治清洗和思想批判运动中得到强化和巩固的。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的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运动是斯大林体制形成的推动力和催化剂。

　　1926年开始的工业化运动是在外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进行的，其目的是通过把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来建立和维持强大的军事体系。这也是为何重工业和军工产业构成工业化以及工业化后国民经济重心的原因。[12]差不多只用了两个五年计划多一点的时间就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上百年时间的工业化道路。但这一令人骄傲的成就并不能掩盖工业化过程中违背经济规律的主观行为和消极现象，即，工业化并没有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而是片面强调重工业，牺牲农业和排挤轻工业，无视人民的物质利益和消费需要。工业化的结果是造就了排斥市场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和与统一的世界市场相脱离的狭窄的孤岛经济。暂时的高速发展是以后来的缓慢低速为代价的。

　　1929年展开的全盘农业集体化是以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式进行的。运动中，普遍采用行政命令甚至暴力手段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在此过程中，富农被视为苏维埃政权的死敌，被无情地悉数消灭。集体化运动以极端的方式人为地激化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造成了农村社会的大动荡和生产力的大破坏，以此完成了斯大林对农村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与此同时，联共（布）党内就农业发展和工业化速度等问题的争论，又演变成反右倾运动，结果揪出了“布哈林集团”。而在这之前，斯大林已经先后打倒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派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但是斯大林似乎兴犹未尽，他的著名的论断是：“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13] 到30年代中后期，以审讯前反对派首领为先导，又掀起了大规模的镇压“人民敌人”的“大清洗”运动。“大清洗”给苏联社会各方面造成了难以治愈的创伤。

　　在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的三大运动中，通过强力手段建立起来的斯大林体制，成了苏联人民不容置疑的必须接受的惟一选择。斯大林体制有三个鲜明的特征，即，经济方面，实行高度集权的中央管理体系，否定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它与世界经济是无法相通和相容的，因而它必然孤立于统一的世界经济市场之外。政治方面，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发展的惟一动力，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常态化，不断地在国内掀起各种政治运动和清洗运动，因而始终无法在国内给人民营造出真正安居乐业的和平稳定的环境。思想文化方面，实行书报检查和舆论统制，基本否定和排斥一切外来文化，将其视作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批判，使民族文化不断地萎缩和衰弱。具有这些特征的斯大林体制是一种脱离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封闭式的半军事化体制，它与外部世界本能上是对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