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底起老茧怎么办:从维熙谈文化人的“自读”和“忏悔”

一
　　镜子的功能，就是自照。老祖宗留下的“每日三省吾身”，就是指自读自审而言。在文化人中，那是一种难得的美德。
　　我记忆最为深邃的是，历史新时期开始时的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居然在大会讲台上，当着全体与会代表向萧军不应该承受的苦难，表示他作为当时文化官员难以推脱的责任，为此他特意向萧军道歉。记得当时我正坐在萧军的同排椅子上，情不自禁伸长脖子去看萧军的表情：这个文坛铁汉，灰白头颅垂下的瞬间，竟有些颤抖。这么大的历史话题，我不便在会议上问萧老的感受；因为我和萧老住家都在同一个小区，彼此命运又有着某种类似之处，会后有一次我在萧军家里，便问起周扬当众向他道歉一事。萧军长叹了一口气，缓慢而动情地说：“自审自识是需要勇气和良心的，在文代会上当众自责，就更需要良心背后的勇敢了———我已向他表达了我的心声，谁也无法抗拒逝去年代的政治雕塑；但历史由浊变清之后，每个人都应当反躬自问并承担下自己应当担负的责任。他做的是文化人中良知的先行，我已向他表示了敬意。可惜的是，文化人中像周扬这样的太少了，少到近乎近于绝版……”
　　萧老的这番话让我感动不已，激动之中便也吐出了我的心扉之声：“不知您是否听说了，也有当年的文化官员表示：永不忏悔！”萧军抛出了一句惊人之语：“那是两条腿的人形禽兽！”
　　时过多年，今天周扬和萧军虽都早已作古；但是笔者认为，周扬自读之后的崇高姿态，在新中国文化史上是不能略去的一笔。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在疯狂的文革年代过后，在浓郁的血色面前，有忏悔精神的文化人寥寥可数；相当数量的文化人，像是得了健忘症般，演开了川剧中的变脸术———摇身一变，成了体面的历史新时期的开拓者和学术大家。君不见，报纸上不断有文章追寻某某人的历史踪迹，勾勒出他当年的魔鬼面孔吗？但这些人似乎身揣魔咒，无论国人怎么鄙视其往日行为，但都不能触及他的那根自恋的神经，依然高堂阔步于媒体面前。
　　二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想起了让我肃然起敬的俄罗斯作家法捷耶夫。1934年自苏联成立协会后，在斯大林年代里，先后有近两千名作家，被以各种罪名流放、关押，更有甚者走上了死亡墓地。在此期间，法捷耶夫担任作协的总书记，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充当其中链接的轴承；因而斯大林于1953年离世后，法捷耶夫面临良知的拷问和自我忏悔，于是在1956年他给了自己超凡的一枪，作为他忏悔的最后一笔。以法捷耶夫的人性全面复归孕生的忏悔精神为尺，丈量一下我们的那些“永不忏悔”的文化人，其灵魂的黑白轻重，都演绎得十分清楚了！不要说“每日三省吾身”了，一辈子也不愿意自照一回镜子，还要油头粉面地作秀，以尘封当年的斑斑文化恶行。
　　这些文化上的双面人，让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流行于西方的假面舞会。文化人不是卖笑、卖身的人，无需戴着假面具生活。在历史明镜前洗梳时，还原成一个真实自我，这是文化人自读时应有的起码良知。以上列举的忏悔事例，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我只是个旁观者———让我最最难以忘却的，是我亲历的三件往事：其一、1984年，几位中国作家随张光年先生出访日本。当我们游览到日本箱根的地下温泉时，面对冒着热气翻着浪花的温泉，光年突然对我耳语说：“维熙，这就是你，还有王蒙、刘绍棠……终于从地层下边，涌动到地面上来了。”难以想象，光年会在这儿突发这种奇想，把我们五七年蒙难的一代作家，比为奔涌而出的地泉。接下来的话就更牵动我的中枢神经了，光年说：“当年，我虽然没有直接处理过你们的划右问题，但作为一个负责文学工作的老文化人，也有一定的责任———因而在欢迎你们归来的同时，我常常有一种内疚和负罪之感。”记得，我当时只有心跳，感动到极限之后，我失语了许久。最后，我到底如何向光年陈述心声的，到今天我也难以复述出来。后来，在光年的生命晚年，读了我的二十年劳改生活纪实之后，在病中又动情地给我写来一封长信，信中寄来了他的几天日记，作为他对知识分子苦难历史的反思。《文艺报》于2003年3月7日，用《历史的贡献》为题，发表了光年的来信和日记全文，以更深层次的目光肯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泥泞历史。这可视为老人最后的心声———因为过了不久，他就在北京医院的病榻上告别人世。记得，我去医院看望病危的光年时，说了句真实感悟：“您回到了光未然写黄河大合唱的岁月，我向您表示后来人的敬意。”
　　其二，说起来就更让我血涌心扉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在书店签名售书，正好与漫画家华君武相遇。他签他的漫画集，我签我的散文集。签售之后，他突然走过来握着我的手说：“为五七年我画的反右漫画，向你们道歉。”我愣了许久，不知如何作答。之所以如此，首先因为华君武是美术界的元老之一，虽然同属于文学艺术界，但毕竟与他没有机缘接触；再说当年批判右派的文章铺天盖地，我当真记不起他画的反右漫画，是剑指何方了。但他能如此爽透地向我倾吐真诚，我感动得向他表示了敬意。此事过了多年，直到前不久华君武逝世时，我才从漫画家李滨声追忆他的文章中，知道华君武当年用漫画的形式声讨过李滨声五七年漫画《无嘴的人》。看！这是多么深刻的反躬自问，报纸上说他曾十多次向历次政治运动中落难的文化人，道出他的忏悔之情。
　　三
　　上面提及的是时代文坛大人物之间的历史往事。笔者的感悟之三，是位小人物良知复归：2003年的暮春，有人按响我家的门铃。我问哪位？门外人回：“我是你《走向混沌》里写到的那个‘符某’，到北京来办事，顺便来看看你！”听了对方回答，让我顿时愣住了。自报“符某”的是何许人也？当年劳改队里的头人之一，在我的二十年劳改生活回眸的《走向混沌》一书中，我曾很赤裸地勾勒出他的污秽灵魂。原文大意如下：一个星期天，来自卫生部的劳改“右派”李建原与他在一起洗衣服时，李建原谈到衣服最难洗的部位，是领口和袖口，因为这两个地方最脏。”其实，这是人人皆知的生活常识，但是让人料想不到的是，事后他把李建原的话，上报给了劳改队长。经过他的政治过滤，领口和袖口最脏，摇身一变成了“影射伟大领袖最脏”的恶攻事件。当时正是文革的狂热年代，李建原遭到批判和围攻，并被关进了禁闭室反省。此事在当时成为“典故”，凡是涉及到“领”字和“袖”字的话，一度成为禁区。
　　试想，事隔几十年之后，此公前来探访，能不引起我的惊讶和警觉吗？但我还是打开了门，我们一起走进书房。他说：“老从，我在山西工作，你的地址是从山西文联打听到的。今天我来看你，是抱着忏悔之心来的，在那个年代，人人心灵都扭曲变形———我也难逃这个魔咒。不过，我欠下的这笔历史债务，后来也受到了精神和肉体的惩罚。”他说：“在1972年的早春，我们同在煤矿劳改的时候，你头上顶着头盔和矿灯，在矿井下挖煤；我率队在井上挖冻土。一天，冻土塌方时正好把右派李建原埋在土堆之中，待我们把他扒出土堆时，他已停止了心跳……这时，我想到的只是他真倒霉，没想到此事会波及到自己———不久，上边来人调查事故原因时，我是带队的人，便因失职而被送到禁闭室。真得感谢这次禁闭，那种不见阳光的日日夜夜，让我设身处地开始自照镜子，联想起‘领口’和‘袖口’，让李建原遭受批斗和关禁闭的一幕……我错了，我没脸去见李建原的后人———你如果有机会见到他的家属，一定代我向他们一家赔礼道歉。”
　　至此，我悬在空中的那颗心终于落地。原来他是心揣忏悔之心，来按响我家门铃的。我留他在家吃饭，他说他来北京还有些事情要办，没有与我一起进餐便匆匆走了，给我留下一个良知复归的故事。后来，这个符某人得了肝癌，我去山西访故时，还特意买了些护肝的营养品去他家看望，并叮咛他注意保健的同时，不要困扰在历史往事中不能自拔。历史是把大竖琴，任何人都不过是它的一个音符，在新的历史明镜面前，能有个自审自识也就无愧于今天了。这是小人物自我忏悔的大音响。
　　愿文化人都以周扬和华君武为镜，照一照自身在历史长河中的灵魂肖像。当然，这对一些声言“永不忏悔”的人来说，可能完全是一种童话般的臆想；历史长河一泻千里，飘走一些枯枝败叶，也许并不是什么沉重的话题；但值得警觉的是，不能让中华民族自审自读“三省吾身”的美德，在伟大民族复兴的二十一世纪断肢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