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食品行业喷码机:梁漱溟是文化人的榜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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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名人的最后时光》读后
王攀
这是中央编译出版社的一本书。书衣标题下有三行小字：
今天，在叙述着这些人的人生结局时，似乎很有点悲壮，其实在当年这样的结局很孤独，很平淡，无声无息。很多人生故事，只有在后人的眼中才看得出精彩……
这些话自有编者的深意。但我的理解是，1、任何人的伟大，都是别人眼中的；2、再伟大的人，都是平凡的，甚至是比常人更痛苦。
《文化名人的最后时光》写了十七个人：王国维、弘一法师、朱生豪、闻一多、于右任、傅雷、邵洵美、李广田、翦伯赞、陈翔鹤、陈寅恪、焦菊隐、王伯祥、王芸生、赵丹、梁漱溟、张友鸾。写了每个人的死，写了死前一些事情，还有他们的贡献。编者可能要传递的内容很多，但我是一个买椟还珠之人，所获未必是所予。
王国维投湖而死，湖浅，湖底淤泥，他头先着地，嘴里迅速进泥土，气绝而亡。那个湖叫“鱼藻轩”。诗曰：“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忧王居之不安也。逸诗曰：“鱼在在藻，厥志在饵，鲜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王国维在此处自杀，正如其遗书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王是殉道。
弘一法师的俗名是李叔同，佛学大师。父亲是有名的银行家，72岁得李叔同。李4岁时，其父去世，请僧人到家诵经。这是他最早与佛教结缘。年轻时也曾流风月；25岁，其母去世，他决定去日本，心境大变；36岁断食20余天，不久发心食素，研读佛经；38岁正式出家，法号弘一法师。坚持一天两顿饭，62岁圆寂，李叔同是饿死的。
翻译莎士比亚作品而闻名的朱生豪死于32岁，有病。20多岁时“呕心沥血、用生命翻译莎士比亚作品”——这固然令人欣赏，但20多岁就开始“呕心沥血、用生命”有些不值。他给弟弟写信，“这两天好容易把《亨利四世》译完，精神疲惫不堪，暂停工作，稍作休息……这一年来，尤其是去年九月以后到现在，身体大非昔比……因为终日伏案，已经形成消化不良的现象。走一趟北门简直有如登山。”也许如他所言，这样不顾死活地工作“替中国近百年来翻译界完成了一件最艰巨的工程”，但若有好身体，多活一些年，岂不贡献更大。
闻一多比较惨，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李公朴被暗杀后，闻一多就成了国民党黑名单上的头号人物，但闻一多不怕。尽管学生们劝阻，他仍在李公朴的追悼会上大声斥责国民党，预备“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特务果然没有再给他跨进大门的机会，闻一多被暗杀了，子弹打在了头部。党派之争，分分和和，当国共握手，怎么评价，我不晓得。
于右任是国民党的元老，当过台湾的“审计院长”和“监察院长”，活了85岁。于右任说，“以三省思过，以百忍度人，以万夫不当之勇创业。”看书、写字是于右任的生活习惯，他日记里写到：“少年不看书，老年欲看而不可能，可哀也。”“不看书者真可为愚人，可耻。”“数日因事未看经书，心中不安。”“圣经味淡，百读不厌。”
翻译家傅雷58岁死的，被文革斗死的。书中说，“1966年9月2日夜，著名翻译家傅雷与他的妻子朱梅馥在经过四天三夜的批斗会后，决定不再苟活人世。”傅聪是傅雷的爱子。在傅聪身上，傅雷倾注了无可比拟的父爱，这从《傅雷家书》中就可以看出来。他把傅聪培养成了一个国际知名的钢琴家。傅雷是服毒而死的；妻子晚死两小时，是投缳自尽的。朱梅馥为了不打扰楼下邻居，她把棉絮铺在地上，然后用撕开的被单把自己吊死。
邵洵美是个诗人，作家，翻译家，出版家，死时62岁。祖父是清高官，少时家境很好；后来生活贫困。关于邵洵美，施蛰存评论说，“洵美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即使后来，也没有没落的样子。”邵是得病死的。他在50岁写到，“五十以前人等死，五十以后死等人。后之来者，不知也有我这样勇气否？”此话很有深意。邵洵美很瘦。
李广田，62岁死的，被文革斗死的，他杀，批斗后被人用绳子勒死，仍在水里。他是云南大学校长，闻一多就是这个学校的；文革期间，他公开在会上说“大跃进”是“胡闹”，认为“阶级关系紧张是大跃进造成的”，同时指出强迫学生不断下乡劳动“打乱了学校的教学秩序”——他说了真话，死得很惨。解放前，曾经与闻一多一样上国民党暗杀黑名单的他没有死在国民党的枪下，解放后，却死在了共产党的绳子下。顺便提一下，撒尼人（彝族之系）的叙事长诗《阿诗玛》是他重新整理的。
活到70岁的翦伯赞，是史学家。其历史态度是：说真话，守良知。但这在黑白颠倒的年代里，注定下场不好，他是被批斗后自杀的，跟他一起自杀的还有老婆。遗书两张，一张：“我实在交不去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监视并防止他自杀的杜铨）完全不知道。”另一张：“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六行字只有一个标点。翦伯赞知道，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可以整死，他又算得了什么。
陈翔鹤68岁死的，作家，出版家，文史家。写了《陶渊明写<挽联>》和《广陵散》，前者写生与死，冰心说他“把陶渊明写活了”；后者写魏晋易代之际，嵇康和吕安在曹与司马二氏两家争权夺势斗争中被杀害的事，崇尚自然的嵇康成了牺牲品。陈翔鹤是老共产党员，不怕死，尽管挨了批斗，也没想过死，但最后还是死了，据批斗的人说是“畏罪自杀”，不知是他杀，还是自杀。反正是被文革斗死的。
陈寅恪活到79岁，历史学家，中山大学的老师。陈寅恪与梁朝伟外表有些相似，如果谁要拍陈寅恪的戏，可以请梁朝伟演。陈寅恪也曾被文革批斗，死前有话：“我将来死后，一本书也不送给中大。”与其说陈恨中大，不如说他恨那时的政权。
焦菊隐，70岁死，北京人艺的导演，戏剧理论家，把艺术看得比生命重要。《龙须沟》、《蔡文姬》、《茶馆》等成就了他。文革中被关起来时，有人请他观摩话剧《云泉战歌》联排。友人劝他不要去，就是去了也不要说，就是说了就只说好话。可他到底还是去了，说话了，而且说的不好：“政治上刚及格，艺术上只能给二十分。”结果为更大的折磨埋下隐患。即将病逝，批斗者还让他做最后交代；眼睛里闪过一丝愤怒的焦菊隐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不屑地闭上了眼睛。他是怀着无比的冤屈离开人世的。因文革而死。
王伯祥，活到85岁，史学家。他女儿说，“父亲始终保持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加上他熟悉历史演变的深厚功底，具备了穿透力极强的洞察能力和分析批判能力，因此常把看透事物发生的背景和暂时还隐藏在背后的真正目的，甚至预卜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父亲对江青越来越讨厌，因避时忌，常常只用‘三点水’来代称。当时只要有国宾到，除了周恩来接见之外，江青总要出场另行接见，并在报上大肆宣扬。……父亲一手执报，另一只手在纸面上重重地弹敲，说：这算什么？这是另立小朝廷，发展下去必然会引起朝野大乱，祸到临头。”
王芸生，79岁死的，报人。26岁跟《大公报》的总编张季鸾打笔仗，相识相知，到了《大公报》工作长达37年之久。“大公报”这个名字，其意“无己为之大，无私谓之公”，可见《大公报》的立报之本。王芸生写了好多社论。
电影明星赵丹，活了65岁。解放前他演《十字街口》、《马路天使》等，影迷颇多；解放后所拍摄的《乌鸦与麻雀》在周恩来的提议下赢得金质奖章，以他为主角的《武训传》更是风靡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但是，随着毛泽东发动对《武训传》的大批判所导致风云突变，在文革中，他受到长期关押，遭到非人的摧残，几乎被整死。
梁漱溟，95岁去世，广西桂林人，中国现代思想家，新儒家早期代表。84岁时，《人心与人生》已写完，梁漱溟认为自己念念在心的沟通古今中心学术的心愿已实现，可以没有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然而，又过了十多年，1988年6月23日，梁老才以95岁高龄坦然离开人世。他如何看待生死？梁老在回答美国学者艾恺访问时说，“我曾经说过死亡不会断灭。有些人认为人死了就完了，没有这个事情。我不是说过八个字‘相似相续，非断非常’。生命本来就是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相似就是了，前一分钟的我跟后一分钟的我相似就是了。其实早已不是一回事。相似相续，连续下来，不会断，非断。非常，常是恒常。还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早已不是一回事。人都如此，生命就是如此，那我也是如此。”他和毛结下深厚友谊，但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际，他又声明“自己决定三年之内对国事只发言不行动”，“对民盟则许我离盟；对中共则恕我不来响应新政协的号召”。梁漱溟在文革年代，仍旧坚持立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说，“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梁漱溟说，“讲义与利，义不是空的；利在义中，义包含了‘利’的问题。合乎情理的利叫义，不是完全对立的。”梁漱溟说，“要注意中国传统文化……要读我的《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说，中国“要顺应世界潮流”。弥留之际，梁漱溟说，“人的寿命有限度。大夫说医生治得了病，治不得命。我的命已经完了，寿数就这样了。有时候吃点药，吃点合口味的东西，就可以了，不必延长寿命。”后来，梁漱溟同意接受换肾，可在手术准备进行时，梁漱溟突然大口出血，心律反常。医生赶紧采取急救措施，但已于事无补了。医生问：“梁老，你感觉怎么样？”梁漱溟回答：“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接着，便溘然长逝。——我眼睛湿润了。这是读这本书，唯一让我哭的一个人。
张友鸾，86岁死的，新闻记者，作家，古典文学专家。张友鸾说，人在临终时，回光返照，应该是清醒的。所以，给人送终，不要一咽气，就立刻围着大哭。中国这种送终方法很不合理，应该让病人听到音乐，而不是加重其死亡时的痛苦。张友鸾的《回光返照》的文章所言，颇有意思。
最后总结一下：
1、梁漱溟最潇洒，钦佩；
2、文革害死人，有的文化名人和老婆一起被文革害死；
3、体弱多病不好，文人还是多锻炼身体。
2009年1月3日星期六
《文化名人的最后时光》，张建安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
王攀
这是中央编译出版社的一本书。书衣标题下有三行小字：
今天，在叙述着这些人的人生结局时，似乎很有点悲壮，其实在当年这样的结局很孤独，很平淡，无声无息。很多人生故事，只有在后人的眼中才看得出精彩……
这些话自有编者的深意。但我的理解是，1、任何人的伟大，都是别人眼中的；2、再伟大的人，都是平凡的，甚至是比常人更痛苦。
《文化名人的最后时光》写了十七个人：王国维、弘一法师、朱生豪、闻一多、于右任、傅雷、邵洵美、李广田、翦伯赞、陈翔鹤、陈寅恪、焦菊隐、王伯祥、王芸生、赵丹、梁漱溟、张友鸾。写了每个人的死，写了死前一些事情，还有他们的贡献。编者可能要传递的内容很多，但我是一个买椟还珠之人，所获未必是所予。
王国维投湖而死，湖浅，湖底淤泥，他头先着地，嘴里迅速进泥土，气绝而亡。那个湖叫“鱼藻轩”。诗曰：“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忧王居之不安也。逸诗曰：“鱼在在藻，厥志在饵，鲜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王国维在此处自杀，正如其遗书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王是殉道。
弘一法师的俗名是李叔同，佛学大师。父亲是有名的银行家，72岁得李叔同。李4岁时，其父去世，请僧人到家诵经。这是他最早与佛教结缘。年轻时也曾流风月；25岁，其母去世，他决定去日本，心境大变；36岁断食20余天，不久发心食素，研读佛经；38岁正式出家，法号弘一法师。坚持一天两顿饭，62岁圆寂，李叔同是饿死的。
翻译莎士比亚作品而闻名的朱生豪死于32岁，有病。20多岁时“呕心沥血、用生命翻译莎士比亚作品”——这固然令人欣赏，但20多岁就开始“呕心沥血、用生命”有些不值。他给弟弟写信，“这两天好容易把《亨利四世》译完，精神疲惫不堪，暂停工作，稍作休息……这一年来，尤其是去年九月以后到现在，身体大非昔比……因为终日伏案，已经形成消化不良的现象。走一趟北门简直有如登山。”也许如他所言，这样不顾死活地工作“替中国近百年来翻译界完成了一件最艰巨的工程”，但若有好身体，多活一些年，岂不贡献更大。
闻一多比较惨，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李公朴被暗杀后，闻一多就成了国民党黑名单上的头号人物，但闻一多不怕。尽管学生们劝阻，他仍在李公朴的追悼会上大声斥责国民党，预备“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特务果然没有再给他跨进大门的机会，闻一多被暗杀了，子弹打在了头部。党派之争，分分和和，当国共握手，怎么评价，我不晓得。
于右任是国民党的元老，当过台湾的“审计院长”和“监察院长”，活了85岁。于右任说，“以三省思过，以百忍度人，以万夫不当之勇创业。”看书、写字是于右任的生活习惯，他日记里写到：“少年不看书，老年欲看而不可能，可哀也。”“不看书者真可为愚人，可耻。”“数日因事未看经书，心中不安。”“圣经味淡，百读不厌。”
翻译家傅雷58岁死的，被文革斗死的。书中说，“1966年9月2日夜，著名翻译家傅雷与他的妻子朱梅馥在经过四天三夜的批斗会后，决定不再苟活人世。”傅聪是傅雷的爱子。在傅聪身上，傅雷倾注了无可比拟的父爱，这从《傅雷家书》中就可以看出来。他把傅聪培养成了一个国际知名的钢琴家。傅雷是服毒而死的；妻子晚死两小时，是投缳自尽的。朱梅馥为了不打扰楼下邻居，她把棉絮铺在地上，然后用撕开的被单把自己吊死。
邵洵美是个诗人，作家，翻译家，出版家，死时62岁。祖父是清高官，少时家境很好；后来生活贫困。关于邵洵美，施蛰存评论说，“洵美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即使后来，也没有没落的样子。”邵是得病死的。他在50岁写到，“五十以前人等死，五十以后死等人。后之来者，不知也有我这样勇气否？”此话很有深意。邵洵美很瘦。
李广田，62岁死的，被文革斗死的，他杀，批斗后被人用绳子勒死，仍在水里。他是云南大学校长，闻一多就是这个学校的；文革期间，他公开在会上说“大跃进”是“胡闹”，认为“阶级关系紧张是大跃进造成的”，同时指出强迫学生不断下乡劳动“打乱了学校的教学秩序”——他说了真话，死得很惨。解放前，曾经与闻一多一样上国民党暗杀黑名单的他没有死在国民党的枪下，解放后，却死在了共产党的绳子下。顺便提一下，撒尼人（彝族之系）的叙事长诗《阿诗玛》是他重新整理的。
活到70岁的翦伯赞，是史学家。其历史态度是：说真话，守良知。但这在黑白颠倒的年代里，注定下场不好，他是被批斗后自杀的，跟他一起自杀的还有老婆。遗书两张，一张：“我实在交不去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监视并防止他自杀的杜铨）完全不知道。”另一张：“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六行字只有一个标点。翦伯赞知道，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可以整死，他又算得了什么。
陈翔鹤68岁死的，作家，出版家，文史家。写了《陶渊明写<挽联>》和《广陵散》，前者写生与死，冰心说他“把陶渊明写活了”；后者写魏晋易代之际，嵇康和吕安在曹与司马二氏两家争权夺势斗争中被杀害的事，崇尚自然的嵇康成了牺牲品。陈翔鹤是老共产党员，不怕死，尽管挨了批斗，也没想过死，但最后还是死了，据批斗的人说是“畏罪自杀”，不知是他杀，还是自杀。反正是被文革斗死的。
陈寅恪活到79岁，历史学家，中山大学的老师。陈寅恪与梁朝伟外表有些相似，如果谁要拍陈寅恪的戏，可以请梁朝伟演。陈寅恪也曾被文革批斗，死前有话：“我将来死后，一本书也不送给中大。”与其说陈恨中大，不如说他恨那时的政权。
焦菊隐，70岁死，北京人艺的导演，戏剧理论家，把艺术看得比生命重要。《龙须沟》、《蔡文姬》、《茶馆》等成就了他。文革中被关起来时，有人请他观摩话剧《云泉战歌》联排。友人劝他不要去，就是去了也不要说，就是说了就只说好话。可他到底还是去了，说话了，而且说的不好：“政治上刚及格，艺术上只能给二十分。”结果为更大的折磨埋下隐患。即将病逝，批斗者还让他做最后交代；眼睛里闪过一丝愤怒的焦菊隐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不屑地闭上了眼睛。他是怀着无比的冤屈离开人世的。因文革而死。
王伯祥，活到85岁，史学家。他女儿说，“父亲始终保持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加上他熟悉历史演变的深厚功底，具备了穿透力极强的洞察能力和分析批判能力，因此常把看透事物发生的背景和暂时还隐藏在背后的真正目的，甚至预卜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父亲对江青越来越讨厌，因避时忌，常常只用‘三点水’来代称。当时只要有国宾到，除了周恩来接见之外，江青总要出场另行接见，并在报上大肆宣扬。……父亲一手执报，另一只手在纸面上重重地弹敲，说：这算什么？这是另立小朝廷，发展下去必然会引起朝野大乱，祸到临头。”
王芸生，79岁死的，报人。26岁跟《大公报》的总编张季鸾打笔仗，相识相知，到了《大公报》工作长达37年之久。“大公报”这个名字，其意“无己为之大，无私谓之公”，可见《大公报》的立报之本。王芸生写了好多社论。
电影明星赵丹，活了65岁。解放前他演《十字街口》、《马路天使》等，影迷颇多；解放后所拍摄的《乌鸦与麻雀》在周恩来的提议下赢得金质奖章，以他为主角的《武训传》更是风靡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但是，随着毛泽东发动对《武训传》的大批判所导致风云突变，在文革中，他受到长期关押，遭到非人的摧残，几乎被整死。
梁漱溟，95岁去世，广西桂林人，中国现代思想家，新儒家早期代表。84岁时，《人心与人生》已写完，梁漱溟认为自己念念在心的沟通古今中心学术的心愿已实现，可以没有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然而，又过了十多年，1988年6月23日，梁老才以95岁高龄坦然离开人世。他如何看待生死？梁老在回答美国学者艾恺访问时说，“我曾经说过死亡不会断灭。有些人认为人死了就完了，没有这个事情。我不是说过八个字‘相似相续，非断非常’。生命本来就是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相似就是了，前一分钟的我跟后一分钟的我相似就是了。其实早已不是一回事。相似相续，连续下来，不会断，非断。非常，常是恒常。还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早已不是一回事。人都如此，生命就是如此，那我也是如此。”他和毛结下深厚友谊，但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际，他又声明“自己决定三年之内对国事只发言不行动”，“对民盟则许我离盟；对中共则恕我不来响应新政协的号召”。梁漱溟在文革年代，仍旧坚持立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说，“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梁漱溟说，“讲义与利，义不是空的；利在义中，义包含了‘利’的问题。合乎情理的利叫义，不是完全对立的。”梁漱溟说，“要注意中国传统文化……要读我的《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说，中国“要顺应世界潮流”。弥留之际，梁漱溟说，“人的寿命有限度。大夫说医生治得了病，治不得命。我的命已经完了，寿数就这样了。有时候吃点药，吃点合口味的东西，就可以了，不必延长寿命。”后来，梁漱溟同意接受换肾，可在手术准备进行时，梁漱溟突然大口出血，心律反常。医生赶紧采取急救措施，但已于事无补了。医生问：“梁老，你感觉怎么样？”梁漱溟回答：“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接着，便溘然长逝。——我眼睛湿润了。这是读这本书，唯一让我哭的一个人。
张友鸾，86岁死的，新闻记者，作家，古典文学专家。张友鸾说，人在临终时，回光返照，应该是清醒的。所以，给人送终，不要一咽气，就立刻围着大哭。中国这种送终方法很不合理，应该让病人听到音乐，而不是加重其死亡时的痛苦。张友鸾的《回光返照》的文章所言，颇有意思。
最后总结一下：
1、梁漱溟最潇洒，钦佩；
2、文革害死人，有的文化名人和老婆一起被文革害死；
3、体弱多病不好，文人还是多锻炼身体。
2009年1月3日星期六
《文化名人的最后时光》，张建安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