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犀利公：“慈禧改革”与“孙文革命”的赛跑
(2010-07-27 22: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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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犀利公：“慈禧改革”与“孙文革命”的赛跑
上部
今年第15期《南风窗》发表了一篇对周有光先生的专访。访谈没有在老先生最有新闻价值的头衔——“汉语拼音之父”上着墨，主要围绕所谓的“中国模式”问题。周先生说：
“有人认为美国的民主模式不行了，中国的模式起来了，未来中国模式将代替美国模式。那么我就找一找，哪个国家学习我们？没有。所以我想这不是真的。……从经济学上讲，不存在“中国奇迹”。没有奇迹，只有常规。常规就是走全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希望那些无视走过的弯路，仍然试图找到第二条道路、第三条道路的人们警醒为是。……权贵资本主义问题怎么解决呢？不走民主道路不可能解决。……政治上，民主是必由之路，但是中国搞民主是很难的，传统里没有民主思想，历史又长，包袱越大，改革越难，所以要有耐性。国外估计，中国快的话需要30年，慢的话需要150年。总之，中国不可能不走上民主道路。”
老先生在接受采访时一再提醒记者：“我的话是靠不住的，你要批判引用”。犀利公就对上述谈话进行一点浅薄的“批判”。
历经三朝（晚清、民国、共和国）、已105岁高龄的学者，坚定地认为“中国不可能不走民主道路”，这是对“长在红旗下”的人们很有价值的历史经验传承。但对于30到150年的说法，却要细细思量。清末“慈禧改革”与“孙文革命”的赛跑，是值得深思的一段历史。
一、慈禧改革
出于对丧权辱国的憎恨，国人提起慈禧多是一个“骂”字，提起清末那段史多是一个“恨”字。其实，那是一段类似于你今天正在感受的改革开放的历史。犀利公称之为“慈禧改革”，并将其简要梳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61-1894年（34年），洋务运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56-1860），身为咸丰帝的宠妃，慈禧目睹了战争的全过程。特别是1860年9月，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前，她带着6岁的儿子载淳（后来的同治帝），跟随好色而又多病的丈夫逃往承德避难，这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第二年8月丈夫病亡、儿子继位，11月她发动辛酉政变，中国自此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慈禧时代。也就在这一年，27岁的慈禧支持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少数睁眼看世界的人，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改革开放，旧史称“同光新政”，新史叫洋务运动。
长达34年的洋务运动，兴办了一大批工业和基础设施，如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安庆内军械所）、汉阳炼铁厂、汉阳兵工厂、福州船政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铁路、津榆铁路、上海织布局、兰州织呢局、湖北织布局等。初步建立起北洋、南洋和福建三只海军。创办了北京同文馆（后并入京师学堂）、武昌自强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一批新式学校。拿今人喜欢的GDP来说事，根据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和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等著作提供的数字，在洋务运动的第10个年头即1870年，中国GDP占世界17.3％，日本占2.3％；在洋务运动结束后六年即1900年，中国占11％，日本占2.6％，都比今天的数字要高（2008年中国占世界GDP 7.23％），可谓成果巨大。
第二阶段，1895-1898年（4年），维新变法。
看到洋务运动存在短腿一面的人很多，康有为(1858-1927）无疑是其中的代表。1888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要求变法维新，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主张。1891年开办万木草堂，为变法创造理论。1894年发表《大同书》，提出大同社会理想。1895年3月，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完败，也宣示了坚持一条腿改革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同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全国举人1300多人，向都察院送达他亲笔起草的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史称“公车上书”），主张“拒和、迁都、变法”，捧出了一颗炽热的爱国心。光绪深受感动，随即任命他为工部主事。从此，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梁启超等一干维新派，拥有了主导清廷第二轮改革的舞台。改革的核心是政治，即力图建立中国的君主立宪制。
此轮政改的高潮在1898年（戊戌年）到来。是年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实行新政，变法自强。随后，康有为升任“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拥有“专折奏事”的权力，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核心成员也都在政府中任了职，变法班子正式运作。然而风云突变，9月21日，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谭嗣同等人被杀，康、梁逃往国外，前后一百零三天的变法失败，史称“百日维新”。慈禧当初是支持变法的。光绪帝在颁布变法诏书前，赴颐和园请示过她，慈禧表示：“汝但留祖宗神位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戊戌政变后，慈禧对被囚禁的光绪帝说：“汝之变法维新，本予所许。”由于她19日获得了维新派要搞掉她的消息，不仅超出了她所划定的改革框子，也让她吃惊异常，于是断然采取措施，镇压了维新派。
第三阶段，1901-1908年（8年），清末新政、预备立宪。
杀害戊戌六君子、赶跑康梁师徒、制止维新派冒进犯上之后，慈禧的改革被迫停止了两年（1899-1900年），因为她遭遇了有生以来第二次逃难之祸，史称“庚子之乱”。1897年发端于山东后漫延到直隶的义和团运动（国外称“拳匪”或“拳乱”），因为大肆屠杀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引来列强干涉。1900年（庚子年）洋人由天津出发，一路向西进攻，慈禧便默许义和团大量进京护驾。成分杂乱的拳众很快让北京城陷入混乱。是年6月10日列强正式组建八国联军，8月16日攻陷北京，重演了一场40年前英法联军对北京城的大洗劫。不同的是，上一次主要抢圆明园，这一回主要抢紫禁城。破城前两天，慈禧带着光绪帝逃往西安避难。事后，慈禧以反过来帮助洋人剿灭义和团并签订赔银高达10亿两（含息）的《辛丑条约》为条件，与洋人重归于好。
庚子之乱过后，慈禧继续按照“稳健”的方式步步推进她的改革。
1901-1905年的五年，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连续颁布了一系列上谕，实行新政，史称“清末新政”。内容涉及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改革刑律、编练新军、兴办商务、振兴实业、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等多个方面。这种“开明专制”性质的举措，符合时代潮流，有利于社会进步，并最终促成了中国的经济自由，初步建立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运作架构，尤其是它建立的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百年后的今天，中国还在悄悄地向清末新政所达到的高度回归。革命党人说清末新政是假变法，主要出于革命口号的需要，是不客观、不公正的。清末新政期间开设的新学堂、编练的“新军”，恰恰是日后革命党人的思想摇篮和革命生力军。由此可见，清末新政，慈禧是玩真的。
1905年，慈禧开始考虑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颁布《宪法大纲》，宣布九年后正式召开国会，推行宪政。多数史学家认为，尽管《宪法大纲》的规定与君主立宪政体存有距离，但对于一直实行君主集权的清王朝来说，这无疑是一场颠覆性的政体变革，是慈禧一生的亮点。这一历史评价是客观公正的。犀利公认为，一场亘古未见的政治大变革，慈禧能够给出一步步的时间表，请问今人又有谁能够做得到呢？相较于光说不练甚至是说都不让说的现状，这究竟是历史的前进还是倒退？
二、孙文革命
孙先生并非一开始就是革命者，中山自传及国民党正史中这样写是为了拔高其革命形象，并不符合史实。孙的《政治遗书》中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也是一个约略数字。按40年往上推是1885年。事实上，在1894年底以前，他并无“反”心，《上李鸿章书》是这一判断的可靠依据。
在“慈禧改革”的第一阶段（洋务运动）进行到第34个年头的时候，即1894年6月，28岁的孙中山手持郑观应、王韬、盛宣怀的推荐信，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
书中称赞洋务派敢于冲破束缚，励精图治，“育才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先后辉映……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
书中提出四大改革纲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者，徒维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并预言：“以中国之人力物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西法，其时不过20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
纵览近八千字的《上李鸿章书》，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孙中山对“慈禧改革”的第一阶段即洋务运动是赞赏和满意的；（2）改革不应当“徒维坚船利炮之是务”，而应当向纵深发展，即他提出的四大纲领；（3）期望李鸿章能够将自己的意见转达给朝廷，获得“九重之垂听”，以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宏图；（4）孙的观点与维新派的改良主义观点基本一致，并无反政府、闹革命之意。在此之前，包括他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在澳门、广州行医时，也有一些反清言论，但那仅是热血青年的过激言辞，远不是什么革命思想。
李鸿章接见了孙中山，对其大加赞许，但因朝鲜战事吃紧、中日大战爆发在即，李鸿章无暇考虑，仅答复说：“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失望地回到上海。当年底，即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他生平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可见，李鸿章的冷遇是孙中山萌发革命之念的诱因。
真正促使孙中山抛弃改良思想、立志革命的诱因是甲午战争。战争的惨败及随后所签订的《马关条约》（1895年4月17日），极大地刺激了全国人民。作为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孙中山觉得“和平改革万不可能”，暴力革命成为他的思想选项。但革命思想的真正成型却是在十年之后。
正史一般将1912年以前的孙文革命称为早期革命，1913年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革命称为“二次革命”，1917年反对张勋复辟的护法运动称为“三次革命”。
1895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它既是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年份，又是“慈禧改革”进入第二阶段（维新变法）的年份，也是孙中山开始“造反”的年份。以慈禧去世的1908年为限，期间共14年，这是“慈禧改革”与“孙文革命”赛跑的时间。
犀利公将这14年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895-1898年（4年），革命小试阶段。对应“慈禧改革”的第二阶段，即维新变法阶段。
1895-1898年的4年，是维新变法的热闹时期，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没有取得多大成效，甚至没有吸引多少人的目光，因为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康、梁的身上，变法而不是革命才是社会的主要话题。
这四年，孙有两件事值得说道。
一是原定于1895年10月26日举行的第一次广州起义，未举即败。这次起义完全由孙的日本朋友梅屋庄吉资助并组织。1915年孙、宋联姻也是由梅氏撮合并在其家里举办的，孙、宋还与梅氏夫妇义结金兰，1978年梅的女儿千势子应邀访华还专程去上海拜会宋庆龄。近来有学者指出梅是“玄洋社”成员。玄洋社是由头山满组建、专门对中俄从事间谍活动的黑社会组织，臭名昭著，1901年又由骨干内田良平重组为“黑龙会”，这是一个比玄洋社更加凶恶的组织，以中俄界河黑龙江命名，目的就是要吞并黑龙江流域，“使满洲、蒙古和西伯利亚连成一片，以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黑龙会纲领）。在孙中山几乎全部革命生涯中，都有内田良平和黑龙会的身影。如1900年帮助孙中山组织惠州起义，1905年7月30日在内氏家中召开中国同盟会成立筹备会。孙与黑龙会的关系纷繁复杂，史学界对此争议很大。本文不做过多分析。
另一件是“伦敦蒙难”事件。1896年10月11日，孙中山在伦敦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使馆，在英国外交部的干预下于23日释放，前后13天。孙将此经历写成英文书出版，叫《Kidnapped in London》（《伦敦被难记》），因此名声大噪。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孙本人的“炒作”，因为孙刚刚开始闹革命，没有什么人注意，藉此搞出点动静，目的是扩大革命影响。
第二阶段，1899-1908年（10年），革命中试阶段。对应“慈禧改革”的第三阶段，即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阶段。
1898年9月发生的“戊戌政变”大大帮助了孙中山。慈禧血腥镇压维新派，使得许多原本拥护君主立宪制的人士，转而注意甚至支持起革命党人，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
1899-1900年，持续近两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事件，进一步激发了革命党人的活动激情。有人研究说在此期间孙中山曾想策反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一起搞南方诸省独立，成立类似于美国的合众国政府。此事没有信史证明。但同年10月的惠州起义却是有据可查的，仍然是在孙的日本友人及日本官员资助下发动的，失败后孙到日本避难。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被推举为总理，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政纲，创刊《民报》，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学说，并与改良派激烈论战，宣示进行国民革命、创立“中华民国”。这标志着中山先生民主革命思想的真正形成。此时距离他上书李鸿章仍旧寄希望于维新改良已整整十年。
同盟会的成立以及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系统性提出，大大推动了全国革命浪潮。期间尽管发生过同盟会内部分裂、孙黄（兴）分手等诸多曲折，但各地起义此起彼伏，总数达30多起，仅孙、黄亲自领导的起义就有潮惠起义、钦廉起义、镇南关起义、马笃山起义、河口起义、萍浏醴起义等多起。与此同时，为了保住满清的基本皇权，慈禧的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也在持续推进，与各省的反清起义形成竞跑之势。
下部
三、为何“慈禧改革”在与“孙文革命”的竞跑中败北
研究清末中国历史走向的人，都会纠结于两大疑问。一是为何日本“明治维新”成功而中国“康梁维新”却失败？二是为何“慈禧改革”在与“孙文革命”的竞跑中败北？
慈禧享年74岁（1835-1908），当政47年（1861-1908）；明治天皇享年61岁（1852—1912），当政45年（1867—1912）。二者当政年代几乎同步，是中日双方第一次殊死搏斗时期的最高领导人。
对于第一个问题，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基本相同，归纳起来有两点。（1）中国的维新派实力弱、没有兵权。日本的维新势力以中下级武士为核心，与反幕府的强藩相结合，既有基地，又有军队，并获得了广大农民和市民的支持，力量强大。而中国的维新势力仅以有改良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为核心，联合少数开明官僚，既没有基地，也无兵权、财权，根本无法抗衡以儒学传统为纽带，以传统官僚、将领、地主和富商为主力的守旧派势力。（2）中国的维新派犯了一个策略性错误——反慈禧。日本的维新派始终打着天皇的旗帜，而且获得明治天皇的坚决支持；而中国的维新派虽然打着皇帝的旗帜，也获得了光绪皇帝的坚定支持，但掌权的是慈禧，维新派清楚这一点并且一开始也成功地获得了慈禧的支持，但后期嫌恶慈禧碍事，并密谋除掉她，却反被慈禧所制。第二点是致命性错误。
对于第二个问题，学者们的意见分歧较大，研究结论五花八门。犀利公认为，慈禧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出在人身上，一是她本人，二是权贵集团。
慈禧的一生，经历了5次列强侵华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出于对祖宗基业和皇族利益的维护，为了外抗列强、内避革命，她必定会努力改良统治。在其当政的47年中，设工厂、造轮船、修铁路、办学堂、派留学生、练新军等都在陆续举行。晚年还积极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央设资政院，地方设谘议局，1908年颁布了《宪法大纲》，宣布九年后正式召开国会，推行宪政。这些改革是前所未有的。然而，与明治天皇相比，君主地位的丢失、改革的最终失败，反映了她在性格、学识、抱负等各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1、专权。慈禧对权力有着近乎病态的渴求，大半生都在追逐权力的刺激和享受权力的快感中度过，在通常由男人角斗的权力场中游刃有余。她没能像明治天皇那样给予文臣武将充分施展才华、分享权力、为国家共谋新局面的机会，各级官僚大多持有类似于李鸿章“做裱糊匠”的心理：干一天算一天，糊一年是一年。
2、狭隘。洞悉人性、工于心计、妒妇使诈，慈禧将这些宫廷内斗的本事用在对外上，并不灵光。上行下效，官场生态恶化，当然不可能营造出适应改革所需要的新权力运作环境。另一方面，慈禧的反复无常，如“戊戌政变”，对义和团先利用后镇压等事件，失去了改良派的信任，迫使许多立宪派人士走上了推翻清廷的革命道路。
3、短视。在列强环伺的关键时期，作为最高统治者，本应该运用权力引领中国闯过险滩。遗憾的是，慈禧虽然熟谙权力场上的帝王术，却不具备政治家的眼光和抱负，或视而不见，或反应迟钝，或决策失误。采取“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政策，对外妥协，签订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成为中华民族永久的伤痛和耻辱。对她的改革，人们由感动、支持，到观望、敷衍，最后是怀疑、拒绝。
4、奢靡。慈禧青年丧夫、中年丧子，既不能享受一个正常女人所需要的男欢女爱，也无法获取一个正常母亲所拥有的儿女绕膝、含饴弄孙的幸福，因此，对金钱和物质的追求异乎寻常。以挪用海军经费为例。1885-1895年 “改修三海”（南海、中海、北海），持续十年，耗银600万两，其中挪用海军经费436.5万两。1888-1894年改修颐和园（原名清漪园），持续七年，耗银2000多万两，拨款不够，又从地方上勒捐300万两，通过海军衙门收取各省海防捐银158万两，直接挪用海军专款210万两。1895年，办六十大寿，耗银500多万两。此三项，耗银超过3000万两（也有史料说高达8000万两），相当于四个北洋舰队的建设费用（北洋海军7艘主力舰总费用为778万两）。事实上，为了颐和园工程和筹办慈禧六十大寿，从光绪十四年(1888年)开始，清廷就停止了新购军舰和更新装备。
与此同时，为了建设一支强大海军，1874年明治天皇带头节省宫廷开支。1887年7月又从内库中提取三十万元帑银资助海军，不到三个月，全国竞相效仿，捐款总额达103万之多。1893年天皇又决定此后六年，每年从内库中拿出30万元用于海军建设，为此皇室要缩减十分之一的开支。此举再次带动了政府议员们主动献出四分之一的薪俸用于造军舰。到甲午战争前，明治天皇甚至每天仅吃一餐以支援战争。此消息传到北京，竟成为大清国那些达官贵人们餐桌边的笑谈。
两相对比，犀利公不由得一声长叹：天不亡清天不公！
除慈禧本人外，另一个毁灭“改革”、成全“革命”的是权贵集团。洋务运动持续积累了巨额国家财富，在清廷极权庇护下，养肥了一大批权贵，形成了中国第一代军阀，民众与改革成果无缘。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却成为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最大阻力。在“百日维新”中，尽管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法诏书，但由于权贵集团的阻扰，根本就不可能实施。著名汉学家、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二品洋官W·A·P·马丁（丁韪良），在他所著的《中国之觉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一书中说：“慈禧太后在其以权位性命为赌注的保守做法遭受失败之后得了教训，转而实行进步政策。实际上，她做得超过了她的外甥光绪皇帝”。尽管如此，一向强势的慈禧在其晚年也无法撼动那些脑满肠肥的权贵们，她在人生的最后时期为挽救清廷所推行的“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两组政策，更多的是在权贵们所把持的各级衙门里玩上传下达的文书游戏，并未让改良派进入公务员队伍真正参与其中。这与“明治维新”由中下级武士、广大农民和市民唱主角完全不同，失败当是注定之结局。
四、清末宝鉴
历史的结局不能简单地用“历史的必然”一句作结，其中的偶然却是“以史为鉴”中的一块块很有价值的铜鉴。清末50年遭遇“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可谓宝鉴多多。
宝鉴一：太后慢慢行，革命不等人。
为了平息守旧派的争议与阻扰，慈禧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改一改看一看，走一走停一停。所以，尽管上天给了她比明治天皇还要长的充裕时间，但她的“拖字诀”却让民众最终抛弃了改良派、而选择了革命党。设若“戊戌政变”不在全国大肆捕杀维新派，而是在制止他们的“倒慈”冒险行为后，继续支持光绪帝在前台推动变法，那么十年内（1895-1905）新政必定会深入人心，革命党也就没有鼓动的空间了。前面第二部分说过，革命党成气候是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以后的事。事实上，孙中山尽管革命到底的决心是坚定的，但对于何时能够成功并无预期。从1907年起，迫于清廷缉捕，孙一直居留海外，直到六年后辛亥革命成功，才于1911年12月20日回到上海，28日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三日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据史学家研究，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传到美国时，孙正在丹佛市一个朋友的餐馆里打工，事后孙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这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广播到大陆时国共两党都不敢相信，有些相似。
宝鉴二：一条腿改革站不稳。
“慈禧改革”采取经济与政治相分离的方式，经济、军事、外交、教育方面大力革新，政治方面却严加禁锢。在34年的经济改革（洋务运动）取得辉煌成就、恰恰需要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日益严重的诸如贫富悬殊、腐败失控等各种社会矛盾的时候，慈禧仍然迷信强权，对群体性事件（如捻军、义和拳）采取高压态势，残酷镇压，对新兴资产阶级的民主呼声不以为意，以“拖”维稳。设若洋务运动完成后立即启动政改，即便是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但推行君主立宪制、保住皇位还是没有问题的，也比日后被扫地出门、祖坟被炸强万倍。
宝鉴三：官富民受穷，到头一场空。
“慈禧改革”的第一阶段（洋务运动）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成就，1870年时中国GDP占世界17.3％，是日本的7.5倍，1900年时占世界11％，是日本的4倍，要远远高于今天中国占世界不到8％的比例水平。但因为担心积富于民会危及皇家江山，清廷便垄断一切产业，限制民间资本。结果，官办产业变成了权贵分赃的盛宴，权贵富可敌国，百姓穷困潦倒，民众享受不到改革的成果。以至于为了糊口，许多青年加入到洋人的队伍，1900年攻打北京城的八国联军所属的“华勇营”，就是地道的清朝子民。“慈禧改革”的前30年，尽管对社会底层的开放面不大、容量也有限，但弱势群体毕竟还存在上升的机会，如幼童留美、进入洋务工厂、加入新军等。这其中就有不少人日后成长为新兴权贵，他们是清末民初中国第一批军阀的来源。进入1890年代以后，各种利益部门已经完全被世袭权贵和新兴权贵所把持，底层上升通道被堵死，社会板结。
宝鉴四：权贵爱国靠不住。
“慈禧改革”一向倚重权贵集团，而对知识分子和草根民众却是相当怀疑与防范，这与日本“明治维新”完全不同。慈禧这样做自然有她的逻辑：权贵们家财万贯、妻妾成群、儿女众多，当然最爱国。回头看清廷完蛋的全过程，挖墓人正是权贵，袁世凯是典型代表。清末权贵们的贪婪与短视几乎是群体性的，只要今天还有银子贪，不管明日会否有洋人抢或穷人夺。于是极力拒绝政治改良，拼命护卫专制政体，一步步将国家推向动乱。更为诡异的是，这些权贵们，许多人不仅多次出洋考察、能识洋文、会说洋话，而且还送子女留学，比一般人要了解外面的世界。他们越是看到国内好捞钱，就越是极力维护旧体制。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百年后的今天，此类“爱国”精英依然活跃在舞台上，他们在欧美置办好家产、安顿好妻儿，把中国当作升官发财的战场，精神抖擞，颂赞天朝制度，大骂美帝，大谈爱国，大肆捞钱。
宝鉴五：君主立宪制的沃土掺上革命的硬砂，生长出不同寻常的中国人。
对于慈禧晚年搞的“预备立宪”活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勇说过几段话：
“我认为如果真的实现了预备立宪的目标的话，是有可能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现代民主国家，是有可能完成近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真正转换。”
“民主共和肯定比君主立宪好，君主立宪肯定比封建专制好。但按照当时国内国际的一流思想家的研究和认识，都认为至少是在当时的中国国情下，应该走的是君主立宪制的。……皇权是一种国家稳定的象征，也是一种最高仲裁者，特别是在君主立宪的体制下皇权的能力非常有限，像日本天皇、英国女王。这种君权是象征性的。特别是对于中国当时的文化程度根本就不普及的状态下意义非常大。”
“康有为的《中华救国论》论证了君主立宪的好处，事实上民主共和的发展也反过来证明推翻了封建专制所带来的后果。……经过20多年的震荡，只是得到蒋介石这样一个新的法西斯专政。实际上回到了一个没有皇帝的皇帝的状态。”
这些话颇有见地。马勇先生绝不是保皇党、复古派，他的意思是说，君主立宪制绑住了君王害人的双手，但却留下了使国家稳定的形象，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他特别提到了康有为的《中华救国论》。作为中国第一批探索宪政的人，康反对专制政体，主张君主立宪，提倡权力制衡，欣赏西方民权观，强调公民自治。即便是在今天，这些思想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其实，中国绕了100多年，还没有回到出发的原点。
全球现有38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历史较长、政局稳定的有英国、日本、挪威、瑞典、丹麦、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等国。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的封建历史要久远得多，具有更深厚的君主立宪制土壤。孙的民主革命、蒋的国民革命、毛的共产革命，象锐利的硬砂，生生掺入君主立宪制的软土，于是，中华大地变成了四不像的“复合土”，生长出不同寻常的现代中国人。不寻常在何处？不敬鬼神、不信儒道、不守世规、不留底线。虚伪是这个“不寻常”的基本特征，从上到下，人人两张脸。
立宪派抬出的是皇帝，革命者抬出的是“人民”，前者具体，后者虚幻。民主革命建立了腐败的军阀政权，国民革命建立了独裁的领袖政权，共产革命建立了***，人民实际上生活在没有皇帝的皇帝时代，但口头上和理想宣传中还不能这样说。于是乎，人人只得心口不一，人格分裂在所难免。国人信仰缺失、价值观断裂，是近年来知识界、教育界相当关注的话题。其实，在此之前的中国人是有明确信仰的。不管是本土的儒、道、君，还是外来的佛、主、回，人人都有对应的信仰。但自从老佛爷搞砸了君主立宪制之后，革命趁虚而入，中国人便没了信仰。犀利公思考这一问题多年，追根溯源，竟然找到了慈禧那儿。观点是否大谬，欢迎朋友们批评。
在改革开放32年之际，回顾一个世纪前的洋务运动，“中国模式”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其实早已似曾相识，周有光这位百岁老人的忠告实在是醍醐灌顶。今天虽然增加了经济成分的多样性，但外资、合资、民资这些资本形式，“亚洲四小龙”早就施行，邓公大着胆学习，有气派，但并无创新。主政者切不可沉迷于马屁学者们拔高出来的所谓“中国模式”，重饮一百多年前太后曾经喝过的“中兴盛世”迷魂汤，从而错失进行深层次改革的大好机会。
两年后的2012年，改革开放将进入与洋务运动等长的第34个年头，犀利公与朋友们一起思考：等待中国的将是一个怎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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