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界让鲁迅恼火的“四条汉子”是谁(图)

　　说到“左联”有关人士对鲁迅的批驳文章，值得一说的是所谓的“《倒提》风波”与“调和事件”。

　　在《文学月报》长诗风波后，由于鲁迅的沉默，“左联”成员之间的争论沉寂。到1934年7月，又一位“左联”人士对鲁迅的文章提出驳斥。这就是林默即廖沫沙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的《论“花边文学”》一文。

　　1934 年6月28日，鲁迅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了《倒提》一文，文章的主旨是揭露帝国主义，批判奴才思想，希望中国人民以自己的斗争来求得解放。鲁迅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林默的《论“花边文学”》一文，则批评鲁迅为“买办”，抹杀了《倒提》一文。文章并对鲁迅所说的“花边文学”也加以嘲弄，说它们是“尽了八股的能事” ，“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说它们的作者是为了“花边”(钱)，用词极其刻薄。一年后，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提到此事时说：“去年春天，有人在《大晚报》上作文，说我的短文是买办意识，后来才知道，这文章其实是朋友作的，经许多人的质问，他答说已经寄信给我解释，但这个信我至今没有收到。”信中还说：“上海有些这样的‘革命’的青年，由此显示其革命，而一方面又可以取悦于某方。这并不是我的神经过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箭之来，我是明白来意的。” 后来他又在《花边文学·序言》耿耿于怀地说，这是“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对他射“暗箭”。可见，他的芥蒂之心仍难以化解。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个月后又出现了另一篇批评鲁迅的文章，这就是“绍伯”的《调和——谈〈社会月报〉八月号》的文章。

　　1934年8月，由曹聚仁主编的《社会月报》1卷3期，刊登了鲁迅《答曹聚仁先生的信》一文。此文是鲁迅就关于大众语问题给曹聚仁的回信。同期的《社会月报》还刊登了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一文。

　　就在这期《社会月报》发行后不几天，“绍伯”便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题为《调和——谈〈社会月报〉八月号》的文章，称鲁迅“极善调和”，“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显然，这是明指鲁迅为杨邨人捧场。

　　杨邨人，1928年加入太阳社，原是中共党员。“后来他进了苏区，又从苏区逃出，公开发表污蔑苏区的文章，并揭起小资产阶级文学旗帜，和党领导的左翼文学对抗”。后来，他“又在小刊物上发表给鲁迅的公开信，为自己辩护，要鲁迅把他当作左翼文学家” 。1934年初，鲁迅发表了《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对其予以驳斥。据胡风回忆，鲁迅这封信是由他交给孙师毅发表的：

　　当时孙师毅(记得他还是和夏衍接近的，我并不认识他)办了一个叫做中外图书出版公司的小出版社，出了一个小刊物，向鲁迅要稿。鲁迅就把这封大刊物不敢发表的信托我交给了孙师毅，发表了 。

　　但是，据魏猛克的回忆，这封信最先是要在周扬筹备的一个刊物上发表的：

　　1934 年周扬为左联筹备一个杂志(左联原有的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已经停刊了)。记得任白戈在帮助筹办的工作，我也参加了收集稿件。鲁迅对此竭力支持。我很快就收到他给杂志的文稿《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这是战斗力极强的稿件，发表在左联自己办的刊物上，更能显示当时左联的团结一致对敌的精神(只可惜这杂志由于反动当局压迫的加紧，没有能够找到书店出版。鲁迅对与左联有关系的刊物都写了文章尽力支持) 。

　　魏猛克的回忆表明，周扬对鲁迅的这篇文章是很重视的，也希望发表在“左联”自己的刊物上，只因刊物没有着落才转到胡风手上了。但是，鲁迅这篇文章发表后，却引起了“左联”的上级——文委书记林伯修——的不满。胡风回忆说：

　　(19)34 年夏间吧，周扬送家眷回了湖南一次，由文委的林伯修(杜国庠)和我取(得)联系。林提到了这封信，对鲁迅很不满，说这样一来，他们对杨邨人就很不好做工作了。原来，他是以容忍杨邨人的叛党行为来换取杨邨人的友谊的。杨邨人是太阳社的，林也是太阳社和创造社的，我不能不感到，他们还是以老关系为重。对我这样提，等于批评我不该让鲁迅发表这封信……

　　抛掉胡风回忆中带有个人色彩的话语，我们可知：1。“绍伯”(田汉 )批评鲁迅的文章，代表了文委——至少是文委书记林伯修的——意见。2。周扬不知道这一文章的发表。

　　田汉的文章的确没有什么道理。在三十年代的上海，一家刊物发表不同倾向文章的现象时有所见；而且，这也只能说编者的问题，与鲁迅并无干系，更谈不上是搞“调合”。因此，鲁迅的愤慨是理所当然的了。

　　11 月25日，鲁迅借答复《戏》周刊关于改编《Q》戏的问题，写了一篇《答〈戏〉周刊编者信》(田汉是该刊主编之一)。第一次对田汉的挑战作出公开回答。鲁迅在信中称：自己没有权力“禁止别人将自己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但“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从而澄清了“为杨邨人打开场锣鼓”之嫌。随后，鲁迅将田汉和此前廖沫沙的文章联系起来说：“这倒并非个人事件，因为现在又到了绍伯先生可以施展手段的时候，我若不声明，则我所说的各节，纵非买办意识也是调和论了。”鲁迅在信中还写道：“倘若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于他们的憎恶和鄙视，是明显在敌人之上的。”这化了装的“同营垒中人”，当然指的是“左联”内部；而“这倒并非是个人事件”的说法，显然是鲁迅已从胡风那里得知文委对他答杨邨人公开信的看法，而把矛头指向了文委和“左联”的林伯修、周扬、夏衍、田汉等领导人了。后来，鲁迅的矛头专门指向了夏衍，他在《且介亭杂文·附记》中说：“听说当时我们有一位姓沈的‘战友’看了就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

　　有了这样的认识后，鲁迅对“左联”的领导人——主要是“四条汉子”——的不满时常有所流露：

　　1935年1月26日，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对“左联”党团组织高层表示不满，称“这里朋友的行为，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出过一种刊物，将去年为止的事情，听说批评得不值一文，但又秘密起来，不寄给我看”。

　　1935 年4月28日，鲁迅在给萧军的信中突然重提《文学月报》长诗风波，信中称：“那个杂志(指《文学月报》)的文章，难做得很，我此前也曾从公意做过文章，但同道人中，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我提出质问，但结果是模糊不得要领。我真好像见鬼，怕了……”此信再一次指明了“左联”内部“同道人中”处处与他作难的境况。

　　1935年6月25日，鲁迅在给胡风的信中，对周扬“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往外跑”的行为表示不满。

　　1935 年9月12日，鲁迅给胡风的信，又披露“左联”领导层内部纷争：“一到里边去(加入“左联”)，即酱在无聊的纷争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论，总觉得缚有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么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的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这真令我手足无措。”

　　而在此前后，“四条汉子”所做的另一件事，则使鲁迅很是恼火，这就是“左联”的解散。

　　“左联”是在1936年初宣布解散的。关于为何采取这样的行动，周扬在前引的给中央的上书中这样叙述说：

　　一九三三年，苏联解散了“拉普”(“苏俄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简称)等所有“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团体，另行成立了“全苏维埃”名义的各种文学艺术组织，并对“拉普”所犯的“左”的宗派主义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我们在“左联”的工作中，也同样犯过“左”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曾受到过鲁迅的批评。一九三六年初，我们在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影响下，照搬苏联当年解散“拉普”的经验，决定解散“左联”。事先我们曾就这个问题去征求过鲁迅先生的意见。当时作为“左联”常驻莫斯科代表的萧三也有信给鲁迅，建议解散“左联”。鲁迅当初不赞成轻易解散这个具有光荣战斗历史的团体。他担心放弃“无产阶级文学”(当时也称“普罗文学”)的旗帜在政治上影响不好，担心左翼作家在未来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可能会被右翼所同化(用鲁迅当时的话来说，就是“被人家统了去”)。当解散“左联”已成定局时，鲁迅曾建议应当发表一个公开声明，说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我们没有很好地听取和尊重鲁迅的意见，就轻率地把“左联”解散了。

　　在当时的形势下，为了扩大文化界的抗日力量，解散“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并以原有党员骨干作核心另外建立更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各种文艺和文化组织，这本是可以的，也是需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对解散“左联”等团体这样重要的问题，没有尊重鲁迅先生的意见，没有充分考虑放弃“左翼文学”的口号在政治上的害处，没有在党员干部中做好思想工作，也没有公开发表声明，唯恐这种声明影响未来的统一战线的文艺组织的合法存在。这都是错误的。

　　萧三当时是常驻共产国际总部的“左联”代表，他在1935年11月8日来信中提出解散“左联”，组织新的文艺团体的建议，是当时中共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和康生的决定。信是由鲁迅转达“左联”组织的。当时“左联”的上级组织“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执行了这个决定。所以说这正如1929年决定组织 “左联”一样，此时决定解散“左联”，也是中共上级组织的决定。“左联”党团负责人也只是执行决定罢了。

　　从周扬的回忆来看，鲁迅对共产国际解散“左联”的这一决定，是持反对态度的。“左联”后期的党团书记及鲁迅的联络人徐懋庸的回忆，也证实了周扬的回忆。他在回忆中说，鲁迅认为：组织新的团体，我是赞成的，但以为“左联”不应解散。我们“左联”作家，虽说是无产阶级的，实际上幼稚得很，同资产阶级作家去讲统一战线，弄得不好，不但不能把他们统过来，反而会被他们统过去，这是很危险的。如果“左联”解散了，自己的人没有一个可以商量事情的组织，那就更危险。不如“左联”还是秘密存在。

　　按照夏衍的回忆，是他受周扬之命转请茅盾前去解释的。 茅盾回忆说：

　　夏衍告诉我，自上海党组织遭破坏后，“左联”的工作陷入瘫痪，人自卫战，没有统一的行动。现在党中央号召要建立一个文艺家的抗日统一战线，文化界已经组织起来了，文艺界也准备建立一个文艺家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这个新组织的宗旨是……。不过，夏衍说，这件事要征求鲁迅的意见。

　　夏衍又对我说，另一件事是，既然要成立文艺家的新组织，“左联”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它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解散了。不解散，人家以为新组织就是变相的 “左联”，有些人就害怕，不敢来参加，那么统一战线的范围就缩小了。他们准备在报上登一个启事，宣布“左联”解散。这件事也要征得鲁迅的同意。……我说，我从萧三的信上已经知道了，最近也风闻有些活动。我对于党中央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是赞成的，“左联”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也的确一直妨碍着工作的开展。不过，究竟怎么办，我还要考虑考虑，等我同鲁迅谈过以后再说。夏衍又讲了一些其他的事情，譬如他们已与那些人联系过了，等等。他希望鲁迅能发起和领导这个新组织。

　　茅盾将夏衍的话向鲁迅作了转达。鲁迅对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是赞成的，但对“左联”解散不同意，他担心的是在统一战线中没有“组织”“核心”。茅盾只好将鲁迅的意见转告夏衍：

　　第三天，我又和夏衍在郑振铎家中会面，我把鲁迅的意见讲了。夏衍极力辩解，他说不会没有核心的，我们这些人都在新组织里边，这就是核心。我说，鲁迅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可以把你的意见再告诉鲁迅，我只做个传话人。

　　于是，我第二次去鲁迅家，把夏衍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了鲁迅。鲁迅在听到“我们这些人在新组织里就是核心”这句话时，笑了笑道：对他们这般人我早已不信任了。意思是说：有周扬他们在里面做核心，这个新组织是搞不好的。

　　对于鲁迅既赞成组建新的团体，又要保存“左联”的主张，当时以“文总”身份参加讨论会的胡乔木认为，如果一个群众团体内存在另一个团体，这会造成宗派主义的条件。这样鲁迅也便无可奈何。过后他表示：既然大家同意解散，我当然也只能同意。

　　鲁迅遂要求发表解散“左联”的“宣言”，声明“‘左联’的解散是在新的形势之下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文艺团体所必须的”。“假若这样无声无息地解散，会被人误认为禁不起压迫而溃散”。鲁迅的这个意见得到“文总”一定程度的尊重。据胡乔木的回忆，最初曾决定以“文总”的名义发表解散宣言，但下属各联(包括 “左联”在内)不发表，后来“文化界救国会”接着成立，如再以“文总”的名义发表宣言，会使国民党把“文救会”看作是“文总”的替身，遂又决定一律不发表宣言。由于“左联”的同志没有及时对鲁迅解释，以至于引起了鲁迅的严重对立情绪。1936年2月18日，当徐懋庸将“文总”的最后决定正式告诉鲁迅先生时，“鲁迅当时脸色一沉，不发一言”。

　　鲁迅显然对这样的结果深为痛心和失望。后来他曾私下对冯雪峰说：就这么解散了，毫不重视这是一条战线。由此看出，尽管鲁迅对“左联”部分成员有种种不满，但对于组织本身，却是极其关切和重视的。林淡秋称：“左联”常委会没有认真讨论过鲁迅的意见，根本漠视了鲁迅在“左联”的领袖地位。胡乔木也指出：“左联”的同志没有郑重地征求和听取鲁迅的意见，“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由于这样的过失，从而加剧了以往的对立情绪。等到冯雪峰返回上海后，周扬等人与鲁迅的这种对立情绪也使他对周扬的看法雪上加霜。

　　在这期间，还有一个主要的因素必须提及，那就是“四条汉子”和鲁迅在关于胡风看法上产生的歧义。

　　胡风1933年6月从日本回国后，经周扬的安排，担任“左联”宣传部部长，后又担任组织部部长，并承担了“左联”和鲁迅之间的联络人的工作。此前，胡风和鲁迅原来并不认识，但在此后与鲁迅的接触中，胡风以其自身的理论水平和对鲁迅的尊重成为鲁迅所信任的人。

　　在鲁迅和周扬等人关系不断恶化的过程中，胡风到底起过什么作用？从周扬、夏衍到田汉、茅盾等人，都异口同声地指责胡风从中挑拨离间，即使是在新时期以来平心静气地谈论当年的争论，对胡风的这种指责依然没有消弭。设身处地地考虑一下当时的大环境，这种指责虽不是空穴来风但的确是言过其实了。

　　说不是“空穴来风”，是因为根据当时的历史场景，在宗派主义色彩比较浓厚的情况下，胡风也不可能摆脱这种羁绊。

　　根据胡风本人以及沙汀、任白戈等人的回忆，周扬与胡风在最初的合作是很愉快的，但是，不久情况就有了变化。任白戈回忆说：

　　胡风经常表示不同意周扬同志的意见。但由于何谷天同志是党员，在组织原则上他应该同意周扬同志的意见。常常是我和何谷天同志两人对胡风一人。周扬同志的意见在“左联”常委会上还是得到了贯彻执行。但是胡风担任秘书长的职务，我们常委会的工作由他负责向鲁迅先生报告请示，他常常在传达鲁迅先生指示的时候带进一些他自己的意见，有些就显然与周扬同志的意见不同。本来“左联”是在双重领导下工作：一方面要接受鲁迅先生的领导，一方面要接受党的领导。这两方面的领导要做到一致而不发生矛盾，主要是靠党的组织如何与鲁迅先生通气和协商，而且善于听取和尊重鲁迅先生的意见，同时也依靠“左联”向鲁迅先生汇报请示工作的人能够如实地反映情况，并善于领会和疏通双方的意见。如果胡风在与鲁迅先生接近取得信任之后，能够本着团结的方针，多做一些团结的工作是可以协调一致的。

　　由此说来，不带任何偏见地分析当时及以后的情况，倘若胡风跟鲁迅要好之后，他的心胸更宽阔一些，有意转达对方的诚意，也许真的能缓解双方之间的一些误解。

　　说“言过其实”，是因为说胡风“挑拨离间”的确夸大了胡风的作用。且不说宗派的产生是双方的事情，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鲁迅毕竟是当时中国思想、文学战线上公认的领袖，他同周扬等人矛盾的发生、发展以及他处理问题的方式，都不是当时还是一位文学青年的胡风的言论所能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