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曜石可以戴脖子上吗:知青上山下乡反思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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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上山下乡反思集（二）
放弃“知青情结” 走向澄明境界——中国文化消极沉积层的当代个案分析
放弃“知青情结”  走向澄明境界
——中国文化消极沉积层的当代个案分析
一
有必要先澄清“知青”和“老三届”两个概念。对于过来人，其内涵相当清楚。“老三届”指66-68届高、初中毕业的所有学生：“知青”则指老三届及其“文革”中陆续毕业的下过乡的、具有城镇户口的中学生。它们有重合，又有歧义。老三届内广大农村学生也是地地道道的知识青年，却没有“知青”称号，因为命运注定他们是“回乡青年”，而老三届之外的城镇高、初中学生，虽然不属于老三届，但因为下过乡，却享受“知青”待遇。这是外国人始终弄不清楚的事情，却又是 实实在在的“中国特色”。“知青”类似于“江湖”——又是一个颇具龙文化的概念，它处处不在又处处在——是一个庞杂的聚合体。有的来自文明开放的大城市，有的来自穷乡僻壤的小镇；上至王孙公子、中央首长的嫡系传人，下至平民百姓如引车卖浆、打铁售糖者的子女；既有从未受过冲击的响当当的“红色接班人”，也有一蹶不振、屡受冲击的“黑色受气包”；既有手持丹书铁券、下乡镀金的混世者，也有真诚地想“炼一颗红心”的痴迷者，还有无可奈何、被迫修理地球的尾随者；官、士、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只要你未沾“农”字的边，都可能有“福气”走进其行列。一般来说，既是老三届中人，又有城镇户口，并下过乡的，算是正宗的“铁杆”知青。本文所言，特指这一部分。
澄清这两个概念，意义非常重大。一是身为知情者，魂牵梦绕于此情结，而新世纪的青年已不知“知青”“老三届”为何物。笔者有幸侧身高校，每天与莘莘学子打交道。一天，有学生大侃知青、老三届文学与学术，我越听越不对头，插问：何谓知青、老三届？答曰：77、78、79级大学生是也。我愕然，随即大笑。二是有些过来人也往往以偏概全，有意无意地将知青等同于老三届，他们的文学、学术中，明明讲的是知青，却冠以老三届的称谓，雾里观花，不知所云。从前者看，死守知青、老三届神圣，似无必要，因为自我怜香惜玉，别人却茫然不解，白搭；从后者看，知青=老三届，尤为不妥，因为老三届中更宏大的回乡青年群体，并没有城镇下乡青年（即知青）的优越感，他们或安分守己，或埋头苦干，做着自己或默默无闻、或惊天动地的事情，社会没有视他们为特殊人，他们也从来没有试图将自己看作当代中国人的特殊群落。
问题是，上世纪末20年来，身为知青的朋友们已把知青文学与学术炒得沸沸扬扬，似乎这是最高雅的艺术、最至尊的学问。在炒作中，由于自我暗示、自我确认、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相当一部分人不是自觉融入人群，而是跃出社会，孤芳自赏，大叫“青春无悔”；或将怒气投向社会，哀叹“韶华尽失”，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知青情结”。
新世纪已经来到。“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也不相信浮夸。商品经济社会并不看重你原来的身份，而看你能否在平等的环境与人竞争而胜出一筹。因此，能否放弃知青情结，走入澄明境界，将是知青朋友清除自我优越感或灰色情绪，平等与人相处、开创未来的起点。
二
改革开放以来，知青文学、学术（自我写作、追踪性采访、对上山下乡的评说等等）已经够多了。它们呼应彼时或此时的形势，用揭示知青生活的苦难来透视社会的毛病，是相当深刻的。作为伤痕文学、学术的一部分，促进了打破僵化政治的思想解放运动。在目前，对于知青生活或历史或现实的描述，仍有一定意义。它可以提醒人们：莫要忘记这群人，莫要忽视那个荒唐恶果。但知青文学、学术的功绩似乎仅止于此，也只能如此，不能高估。因此，我们不能永远生活在情绪化的回忆之中。
我们必须明白，参与知青文学、学术活动的，大都是当年知青中人。这种视角无疑限制了这些东西的价值。当事人写当时事，反馈当时事，突出的优点是有无法替代的真实感，能使人从各个侧面、各个层次、各种程度，知晓上山下乡运动是怎么回事。但最大的问题在于：当局者迷。这不是说凡知青都不能写自己的事，而是说在写作时大都缺乏自省意识、忏悔意识，不自觉地从正面或反面美化自己，将过错一古脑地推给别人、推给社会。应该说，这是一种在病态的自恋心理支配下萌生的浅薄的争功诿过动机。
韦君宜《思痛录》说：是的，你们当红卫兵时上当了，上山下乡时受了迫害，你们写了那么多小说摆弄你们的伤痕，你们为什么不反思一下当时你们自己的过错？这话讲得非常好！我还要补充一句，我们为什么不从自造的神坛上走下来，把自己当成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残酷地审视自我、善待别人？再讲具体些，我们为什么打肿脸充胖子，把自己描绘成勇士，为什么又惺惺作态，装扮为小女人？我们欲启别人之蒙，自己的蒙启了没有？我们自认为是牺牲品，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哀怨，想过没有那些千万年来生活在贫瘠大地上的人民大众，尤其是被户籍制度“规定”在社会最底层的农家子弟？
三
现在有人提倡“走出知青情结”，我十二分同意。但“走出”的第一步，应该是从根本上消除自恋心态。否则，知青情结没有走出，“走出知青情结”反而会成为一个时髦的口号——大人先生们最善于制造新名词——成为自恋的新形式。
无庸讳言，知青确实做出了很大的牺牲。青春时节下乡，步入50岁时下岗；与“右派”相比，没有平反之后官复原职的矜持；在讲究出身的年月，时刻背负着“出身”那张沉甸甸的纸，在讲究文凭的时代，却没有文凭这张光鲜的纸……这些都是实情。但公允地反思一下，我们是拿自己吃的亏与别人沾的便宜相比。如果以此作为自恋的资本，作为索要青春、索要钱财、索要住房、索要地位的凭据，那就错了。如果只看到吃亏的一面，而看不到沾便宜的一面，怨天尤人的情绪会更大，会摧毁自己，也会摧毁下一代。
假设打一个颠倒，拿我们沾的便宜与别人吃的亏相比，我们可能就会平心静气一些。试言之：与无钱上学的孩子相比，我们毕竟读了书，否则怎么一不小心就成了“知青”？我们经历过“火红的年代”，受过“接见”，在领袖的支持下欺侮过“走资派”；与回乡青年相比，我们毕竟有“岗”可下，有“工龄”可计算，因为我们有城市户口，而他们连这个都要拿命去拚搏；与“右派”相比，我们没有遭受过那么多提心吊胆、被人蔑视的日日夜夜，我们习惯于气宇轩昂地训斥别人，何曾体验过一旦抛入十八层地狱而被蹂躏、被践踏的生活？与“牛鬼蛇神”相比，我们没有被戴高帽，没有住过“牛棚”，没有战战兢兢、度日如年，没有像大大小小的刘少奇、贺龙那样，苟延残喘都不可能，唯有惨死狱中。我们习惯拿模作样，在自以为是的狂妄心态中生存。我们自视为“天之骄子”，吃着“皇粮”，拿着“圣旨”，把别人打入“另册”，视作“异类”“异物”，踩在脚底，让别人像虫豸一般隐忍偷生……与他们相比，我们风光过、风流过、叱咤风云过、慷慨激昂过，我们还要什么？遗憾的是，我们一直认为，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从来没有想过其背后可有什么合理性？
从1966到1976年，我们曾是领袖的宠儿，趾高气扬地充任主流社会的角色；又是“人型”机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无情地执行清洗、毁灭任务而面不改色。我们犯下多少罪行，欠下多少孽债？别人用宽容的眼光看待我们，用大度的美德饶恕我们，而我们竟也恬不知耻地试图用“受骗”二字来解脱，把所有的脏水泼向社会。固然，那些打砸抢抄抓的首恶分子应该进监狱、受到严惩，跟着起哄的我们是否也应该至少扪心自问一下：我们使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又使多少人颠沛流离、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在搅乱社会良心、混淆黑白的“革命”中立有大功，然而在重建社会经济秩序、人文精神时又有何良策？我们一筹莫展，只会向隅而泣、嘟嘟囔囊，用历数当年的“辉煌”来掩饰自己的无能，或用“原先比你们阔多了”来发泄内心的不满。我们算什么？
四
可怕的不是曾经失足。人孰无过？可怕的是不愿内省或不会内省，意识不到自己铸有大错，反以为所作所为皆是光荣历史，应享受社会厚待。
这几年，天南地北见过几位当年的知青朋友。他们有的是“文革”初起时有恃无恐，最先侮辱“资本家出身”的女教师，将垃圾架在教室门上，使之灰头土脸、暗中饮泣的英雄；有的是给“走资派”校长搞“喷气式”的好汉。时隔30余年，他们毫无悔恨，只有嘲弄，讲起当年，甚至眉飞色舞。还见过几位，他们曾信誓旦旦地要到广阔天地做启蒙者。在那里，入党，做民兵小分队成员、首脑。就是他们，曾捆绑“有资本主义嫌疑”的农村青年，棍棒打，皮带抽，又反缚在床脚，各种侮辱并举，导致该青年莫名其妙死亡。他们就是这样挣得“表现”，较早返城，被安排工作；至今下岗，没听见一句忏悔，只有怀旧性的幸福回忆，和对企业改制的怨言。这些人当然是知青中的少数，但其心态，让人吃惊。他们的狂热之血似乎尚未冷却，如有机会，可能照样会拉起一彪人马，成为“七八年又来一次”的骨干。又见过几位曾经勇革别人父母之命转眼间自己父母又成了革命对象的知青朋友，讲起父母所受之冲击、自己所受之株连，以至如今一事无成，车载船装，无限委屈，却无半句对别人的道歉。
有时酒酣，听见有些朋友得意洋洋或半自嘲地唱知青之歌，我常常内心发冷，惊诧那可怕的“革命”激情。近来读韩裔美国人郑骐来《中国古代的食人》，又思考鲁迅的《狂人日记》，不禁感慨良多，难道中国人在生理和精神上真有食人基因，通过小知识分子进行遗传吗？作为老三届最低一届（初68）学生，我“有幸”亲眼见过大哥哥大姐姐——高中生、大学生——如何义愤填膺地折磨老师，如何摧残市长、省长、中央局书记，还见过有些人到农村后一本正经地捧着红宝书，铁腕镇压“非我族类”的“五类分子”。那一幕幕令人发指的场面，曾多次引起噩梦，也永远无法从记忆中抹去。至于偷鸡摸狗，互相攻讦，打小报告，暗下杀手……更是小知识分子的拿手好戏。我真诚地相信，在做上述事情时，有的人是被迫的，有的人出于保护自己的灰色心理，但有的人则是嗜好。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知青之多，亦无所不有。善良的知青朋友们，静夜思之，是否如此呢？
说实话，每一位知青是否都应该鞭挞、拷问一下灵魂：在那10年间，到底干了些什么？有没有资格高喊“青春无悔”？再说，这样的青春，真的“无悔”吗？
五
如果从吸取教训、反躬做人的角度说几声“无悔”，倒也罢了；如果私下认为那10年“活得值”，那可真是无可救药——这种人可能不多，但绝不是没有。
更多的知青则是沉浸在一种自我陶醉的情结中。这种陶醉不是狂热的、醇烈的，而是淡淡的、持久的，甚至是反向的，即表面上深恶痛绝，但无意识深处却是对于知青身份的自我认同、自我欣赏。19世纪后期的工人凭借《国际歌》可以在世界各地找到朋友，今天的知青仅凭相同的话题就可能在“江湖”上找到知己。事实上，“知青”成了联络感情的徽章。
知青情结最显著的特征是敏感。自己小心翼翼地护着心理上的病灶或伤口，既想让它愈合，又不想让它彻底痊愈，内里希望保留一些隐痛，以随时提醒自己与众不同、是知青。从弗洛伊德心理学角度看，此情结类似于童年创伤的“固着”。弗洛伊德认为，性欲在口唇期或肛门期被打断，可导致此人一生迷恋乳房、肛门或其替代物、象征物。知青情结是一种社会的、时代的甚至是世纪的精神病，与性欲本能固着在口唇期或肛门期的情况相比较，更形而上一些，因而更具有哲学色彩。
知青情结是被打断的皇权崇拜、领袖崇拜、父亲崇拜向潜意识的移位，是延缓了的封建意识，是中国文化消极面的沉积层透过小知识分子作为中介、傀儡而向表层的泛滥，是民族劣根性的顽强表现。如果说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分别从形式内容两方面对封建思想进行了扫荡，那么知青情结则是暗中的死灰复燃和卷土重来。当然，谁也没有糊涂倒把知青运动看作是对皇权崇拜的彻头彻尾的接续，恰恰相反，它常常反向表现为砸烂一切的痛快或被抛弃、被放逐的痛苦。但是，正像砸烂一切是肛门期发泄欲的表征一样，被放逐的失落感则是口唇期依恋欲的表征，因为只有过度依恋父母却又被宠坏的孩子被迫离开家门，才有双重的情绪投射：无可名状的愤怒和悲戚的放逐感。“天之骄子”、上帝理所当然的“接班人”亚当、夏娃门被逐出天国，“美好的生活”在身后砉然被封闭，又被浇铸了死锁，再也不能打开，由此，缅怀、讴歌以前的岁月，批判、憎恶以后的岁月，成为知青文学和学术的永恒主题。
六
再具体入微地分析一下，也许我们会更清楚地理解这种情结的幼稚和丑恶。
知青情结的核心是自恋，其两翼是极度的神圣主义和悲观主义。自恋，就是把自己看得很高，睥睨一切，自认为是领袖的独生子女，是民族的救星，垄断着启蒙的霸权，可以为所欲为；其余各色人等都是群氓、蝼蚁、痞子，既无权力，亦无权利，更无能力，又傻又蠢，只是接受启蒙和统治的对象。由此出发，我们春风得意时，疯狂地造神，充当打手，搅乱社会，还认为是神圣的天职；被遣送下乡后，仍唐吉诃德似地认真扮演者角色；直到有一天失落感油然而生，悲从中来，一下子又陷入空虚、悲观失望、怨天尤人。自恋、神圣与悲观，是我们永远无法走出的怪圈，三者时而凝为霸气，时而为娇气，时而为老气……纠结一团又互相冲突，这些无一不类似于性欲的口唇期、肛门期被打断的儿童那终生饥渴，企图补偿并超越的作祟性动机。我们是具有多重性格的精神分裂者，手足痉挛，却自命高雅。
从“文革”初起、发展、高潮、结束至今，知青情结害苦了知青们。我们就像无恶不作的少爷、小姐，又像街头的泼皮，人见人厌，却自怜自爱。尤为可悯的是，我们甚至把在“文革”后期从图书馆偷出并传阅西方小说的举动，也看作是为了民族的振兴而率先“下地狱”。我们真是狂妄到了极点，也可笑到了极点，生活在自造的光环中而不能自拔。自大心态（过高看待自己）、强烈地占有欲（以为领袖是自己的、天下是自己的、社会是自己的……别人不许染指）和粗暴的发泄欲、破坏欲（残酷地、无理性地摧残别人），以及受挫折后永无尽头地诉说哀怨的神经质，是知青情结深处最丑陋的成分。
如果说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是通过大禹那样的人物传承的，因而成为“民族的脊梁”（鲁迅语），那么，这个民族的劣根性则似乎是通过不知自省的知青延续的。作为小知识分子阶层的知青群落，天然地具备承接这些劣根性的所有条件。我们没有大知识分子那游历欧、美的人生经验、广博的学识和参悟宇宙、社会的深邃知性，也无广大民众（特别是工、农）的质朴、厚重，我们稍懂一点儿学识，稍具一点儿知性，有血雨腥风革命后余留的狂热，又有错综复杂“阶级斗争”教给的明哲保身的油滑，有小学、中学制式教育所接受的政治皮毛，生来还轮番遭受着教条主义和奴隶主义的地毯式轰炸，这一切造就了我们的无知与狂妄、自大与自卑、善于煽情又易于悲观、身处窘境又毫不知羞、敏于充当“工具”而拙于“旁观”、永远自我感觉良好而不知道德、良心、理性为何物。
与西方差不多同时代的知识青年相比，我们的卑下、小气、土气，我们的鼠目寸光、虚骄而又猥琐的性格，更是昭然若揭。我们与长几岁的美国“垮掉的一代”青年相比，与同龄的巴黎街头敢和警察对垒的青年相比，惟有一点——“闹事”——是相似的，但在根本旨归上，却大相径庭、大异其趣。“垮掉”青年是对于“二战”后“麦卡锡主义”高压政策的不择手段的反叛，巴黎青年则是试图搅动60年代死气沉沉的法国制式生活，在它们背后，都有着相对高尚的目的。前者推动了美国的民主进程，后者，用萨特的话说，则不仅准备提出“新知识分子”概念，而且打算为此树立大众化的形象。这两种青年，在我国历来评价很低。尽管如此，我们也瞠乎其后，无法追踵。
至少在如下三点，我们与人家有根本性差异：首先，他们的运动是自发的，而我们则是被“发动”的；其次，他们要摧毁的是窒息人的政治，而我们恰恰是要维护这种政治；最后，他们完全把自己看作普通一员，把为大众谋利益当作天职，只有行动，并不吹嘘自己如何高大，也不哀诉如何做出牺牲，他们只是耕耘，不求收获，却大有收获；我们傲视一切，视工农为草芥，视大众化为炼狱，没有在碱水、泥水、血水中浴、浸、煮三次的精神准备，更无实际行动，主要靠“最高指示”指引，靠纸上谈兵来拔高自己，一切为了领袖，发觉上当后又一切为了自己，走向伊壁鸠鲁主义，一句话，我们想有大收获却颗粒无归。
撤去哈哈镜，换上平光镜，夸张、不实的形象消失后，再实事求是地照照自己的嘴脸，然后拉过别人并肩比较一下，我不相信有谁还撑得起那纸老虎的架子！
知青运动，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是中国土地上演的最具“中国特色”的活报剧，和最具黑色幽默性质的闹剧，知青情结也是潜藏于部分知青心灵深处最具“中国特色”和黑色幽默性质的情结。马克思曾借用过黑格尔的话，讽刺波拿巴是穿着古代服装扮演古代悲剧的“英雄”，是拿破仑丰功伟业喜剧式的回光返照。用这种眼光打量一下我们自己，知青运动是何等赝品，知青情结是何等无聊，也许会更明晰一些，更豁然开朗一些。
七
知青情结的根源在于教条主义和奴化主义的温床之中，在于尊上、瞒下、欺下的儒家、法家文化的消极面合流所积淀而成的民族潜意识之中。知青情结犹如烂漫的罂粟，娇艳、迷人而毒汁四射、贻害无穷，嗜食者，沉溺者难以自拔，是一种病态的“精神焕发”。不放弃知青情结，将无法善待别人，也无法善待自己，更无法面对儿孙。
放弃知青情结，最要紧的是遵循理性原则并发扬反思精神。理性原则和反思精神都是现代性的基本概念。所谓理性原则，就是抛弃合情观念，抛弃实用主义的狭隘的意义、价值、态度和观念，树立合理观念，用澄明的理性衡量一切。所谓反思精神，就是同已有的东西划出鸿沟，拉开距离，站在较远、较高的视点看待一切。理性是反思的媒介，反思必须通过理性进行。韦伯和哈贝马斯曾用它们无情地解剖资本主义，得出发人深思的结论，我们为什么不能用来反观自我？如果真能确立理性原则和反思精神，我们就有了平等观念。
平等观念是放弃知青情结的基础。说来容易做来难。平等意味着一视同仁，用同一种眼光看待自己、看待别人。几所欲，施于人；几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把自己视为英雄好汉、伟岸乔木，生来手持丹书铁券，而设想自己一样是父母所生、空拳而来的“群氓”之一、小草之一。天地唯一气贯通，天生万物；植物、动物、人，皆为六合之过客，皆为生态平衡之环节。人之生也偶然，死则必然。生也有涯，死则无涯，以有涯追无涯，悖矣。几千年前老子、庄子已经这样告诫我们，今天的生物学、生命科学也反复这样提醒我们。这些至理名言和科学真理背后，潜隐的是一条最浅显的道理。生而为官宦儿女，勿喜；生而为工农子弟，勿悲。因为既生为人，必有死灭；要想不死，除非不生。从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向死亡迈进，不管这一过程短暂还是长久，迟早总会归于寂。既如此，生而为“知青”，又有什么可自大的呢？
凡物都有自己生存的权利，都有在有限的生存时空充分享受生命的权利。推及人，亦如此。不能因为我是人就贱视动物、植物，也不能因为我是官宦儿女就贱视工农子弟，我是“知青”就贱视工农。过度轻视地球与过度轻视他人，都是不对的。损耗地球就等于损耗人类，人类用了数千年时间才明白这个道理；损害他人就等于毁灭自己，这个道理有人至今却还不甚明白。千万要记住，人人皆有同样的权利立足于天地之间！中国人最喜欢讲平等而现实中却最做不到平等。波兰总统瓦文萨任期满后重操旧业——电工，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波兰，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却不足为奇。由此言之，身为“知青”，又有什么了不起？难道因为“造过反”就给皇帝生下了亲子孙，因为“下过乡”就有无上光荣，就有理由向社会索要一切？为什么我们硬要装模作样，把自己打扮成民族救星、启蒙者，打扮成鹤立鸡群的异类？社会已经原谅了我们的过失，我们为什么还要像牛二那样揪住社会不放？
目前整个世界都在考虑如何持续发展，如何与天地自然和睦相处，探讨现代化对于人类的利与弊。人类的事情忙得做不完，我们却仍死守住知青情结，何以面向未来？只有放弃自我才能获得解放，不放弃知青情结将永远是它的囚徒。让死的死去吧，让过去的过去吧！走出知青情结，面前才有一片澄明的时空，才有资格拥有平静而又充实的明天。
知青经历回味与反思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时处“老三届”（即初中六八级到高中六六级），年龄十五六岁至二十一二岁的一大批在校初、高中生，全被纳入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范畴。在当时那种特别年代，领袖的号召几乎可以一夜之间得到落实。学校、街道居委会以最快的速度为符合上山下乡条件的知青们分配了落户地点，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
我们就读的宜宾市一中，学生们的插队地点安排在屏山县和江安县，因我当时年龄尚不足16岁，母亲要我和大姐一起插队。大姐听班上十分要好的一位女同学介绍，她表妹就读的宜宾市民办中学，安排插队的地方是宜宾县。对各个区县地理环境并不了解的我们，以为宜宾县就是宜宾市郊区周围，赶快以投亲靠友的形式，挂靠着市民办中学的学生插队来到宜宾县，结果大家是被安排到宜宾县很偏远的山区——双龙区。我们三人被分到当时的双龙公社光辉大队太平生产队。1969年1月中旬，赶在农历年前，我们就前往落户的生产队报到，熟悉环境。
双龙离宜宾市区一百多里，当时又没通客运班车，我们第一批插队知青三十多人，是包了一辆货运车，大家挤站在车箱，或坐在行李包上，一路高唱“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等豪迈而激昂的歌曲去到双龙区所在地的。从此开始了众多家长牵肠挂肚，众多知青刻骨铭心的蹉跎岁月。
对农村生活完全陌生的我们，面对的是当时相当恶劣的环境：没通电，晚上点煤油灯，煤油还是计划供应，得十分节约使用；卫生差，蚊子满屋飞，跳蚤顺腿爬，几面透风的猪圈旁边搭两块木板就当厕所、浴室；信息闭塞，只能靠赶场天步行七八里路到场镇邮局看看有没有家里或同学的来信；疲惫不堪，既要出工，收工回家还要挑水、找柴、做饭、种自留地。
插队初期，知青生活对我们来说，还有些新鲜，兴奋。没有家长管束我们，一切由我们当家作主。我们用洗脸盆随地去撬侧耳根、野葱葱等野菜，去小溪捉鱼虾，到池塘逮青蛙，自留地里的嫩苞谷随便掰来烤着吃。双龙属山区，地多田少，主产小麦、苞谷。面疙瘩、苞谷粑、苞谷面面饭成为主食，晚饭后推磨是每个家庭的必备功课。为了节省时间和体力，我们甚至偷懒将老苞谷直接炒爆米花当饭吃（当然是偶尔为之）。在下乡初期，我们烧饭时烧不来柴灶，直熏得眼泪鼻涕烟灰满脸花，当然是吃了不少夹生饭菜，闹了不少笑话。
生产队社员看我们也很新奇、新鲜，当时从未到过宜宾市区的农民相当普遍。我们的言谈举止、穿着打扮，我们的饮食卫生习惯，他们都觉得很新奇。在田间地头，或者是回到知青点，队里一些大方开朗的社员，会问我们一些很可笑的问题，诸如，“宜宾有好大喔？十分钟总走得完嘛！”“你们城里有好多人喔？你们肯定认得完吧！”当我们回答连一个院子的人都认不完时，他们十分惊讶，他们不知道我们即使住一个院子，大多都没在同一个学校读书，读书回家也是很少出去四处串门的。作为高六六级的毕业生，大姐她们两人插队时已经年过二十，队上的一些姑娘小媳妇，还悄悄问我，你姐她们肯定已经找婆家了吧？当听说还没找，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在当时的农村，女孩子十六七岁就找婆家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若过了十八岁还没对象就觉得很不正常了。
队里的干部很关照我们，我们的住房分在地理位置比较居中、方便出工的刘家大院，自留地就分在房前屋后，出工的工分按当地女劳力的最高等级计酬，全勤每天九分。贫下中农也很淳朴好客，我们刚去那段时间，恰逢杀过年猪，在猪肉十分紧缺的那个年代，但几乎每家都把我们请去喝“刨锅汤”，让我们大大地解了馋，并把这一作法延续到我们离开农村。平时，左邻右舍还主动教我们种自留地，送一些自己做的咸菜，新鲜菜给我们吃。
说是接受再教育，我们插队时也相当的书生气。我们曾请贫下中农忆苦思甜，结果他们一般都说的是五六十年代困难时期的事。我们请队长讲阶级斗争，队长说，没得啥子，大家都挣工分吃饭。我们请社员指教农活，他们说，农村活路都是眼见功夫，你们读了那么多书，应该你们来教育我们。当时生产队的一位贫协主席，自己平日在队里出工时总爱偷懒，又喜欢顺手牵羊占集体的小便宜，在生产队一点威信也没有，还常常以凶神恶煞的态度监督队里一些家庭出生和成份不好的社员劳动，则给我们留下不好的印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繁重的劳动，枯燥的生活，加上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我们几乎半年才能搭乘运粮食的货车或者走两、三天的路回一次家。思乡，想家，对前途的忧虑，插队生活的遥遥无期，使得知青们从苦闷到开始有些躁动。1970年初夏时节，双龙区的一部分男知青开始闹事，他们互相串联，成群结队去场镇上的餐馆白吃白喝，到公社缠住管知青的领导，要将原本按月领取的安家补助费全部领走。当时国家给每个下乡知青两百元钱的安家费，用于初下乡时购置生活必需品、农具等，其余每月有几块钱，用于补贴插队初期日常生活之用。在双龙区所辖的凤仪公社，据说知青还发生了械斗事件。不久，我们公社的领导赶紧将每位知青尚未领完的安家费，大概有四十多元钱吧，全部一次性发给知青们。我们当时和市民中下放到双龙的知青大多数不熟悉，也不想去参与闹事。通知我们去领钱时，我们还不太愿意，害怕把握不住，一下用光了，以后的日子就全靠挣工分养活自己了。要知道，当年的劳动日值大多仅有三、四毛钱，最多也就六、七毛钱。一般到年终，一个全劳力除了分得几百斤口粮，能分到手的现金也就一、二十元钱罢了。但公社领导坚持让我们领走这笔钱，说是放在公社更不安全。文革期间，很多干部对当过红卫兵小将的知青们所具有的“造反精神”还是心有余悸的。
长期接受正统教育的我们三人，加之家庭成份都不属于”红五类”，一直老老实实在生产队劳动。我们学会了地里的各种农活，挖地、铲坎，下种、施肥，割麦子、打镰架（人工将小麦脱粒），掰苞谷、送公粮等等，还打破当地妇女不下田的传统，怂恿一批队里的年青姑娘一起下田学插秧，薅秧。“烧烟”（工间休息）时，我们坐在田边地坎上向队里的姑娘小媳妇们学纳鞋底，鞋垫。当时我们这样忘命，一方面是心存侥幸，尽力挣表现，想到总会有回城的一天。另一方面，家庭经济不宽裕，我们必须得自己挣工分解决生存问题。
两年后，国家陆续恢复招工、招生，虽然刚开始名额很少，而且基本按当地贫下中农子女三分之二、知青三分之一的比例来推荐，但好歹让知青们看到了希望，大多数知青开始安下心来挣表现。也许我们的努力表现得到当地干部和贫下中农的认同，也因为我们插队的地方较偏远，基层干部很纯朴，两年后，大姐她们率先被推荐出去参加了工作。1972年初，我也被推荐去师范学校读书，终于结束了三年的知青生活。
在宜宾市我家同一大院的二十多户邻居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到几个知青。有随学校安排去插队的，有自己联系到近郊农村投靠亲友的，我和大姐算走得偏远的。也算运气好，由于远，交通不便，倒逼得我们安下心来在农村劳动。加之偏远山区的知青人数比起宜宾近郊农村要少得多，更有希望被推荐出去。所以，我们属于较早离开农村回城的知青，且当时的推荐也很正规，基本没有随后几年出现的“靠关系”、“走后门”现象。而我家同院的知青，有的好歹办了病残才返城，有的插队时间竟达八年，直到知青下乡插队政策结束。有的高六六级的女知青拖到近三十岁才回城，找男朋友、结婚生育等都成了“老大难”。还有一位邻居女知青，下乡时年仅十六岁，公社安排她一个人下乡插队在一个生产队，原本性格开朗活泼的她，心想入乡随俗的学一些农村土话俗语，互相开一些不雅的玩笑，反被当地农民认为她比较轻佻，当地一些痞子不断去挑逗骚扰她，让她感到精神紧张。每天晚上睡觉前，得将房门用重物堵上，还找些刺芭丫枝放在门后防卫，甚至还在枕头边放一把菜刀。她从刚插队时的倾力融入到后来的格格不入，与当地农民的关系也渐渐僵化，加之长期的精神紧张导致精神失常，后来被家人接回城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作为病残知青安排在一家街道企业工作，终身独居，晚境相当凄凉。同院子的另一位高六六级的男知青，本应下乡插队而找了若干理由拖着没下去，当时的政策是凡不下去插队者，一概不安排就业。几年后，当我等知青都陆续返城了，他的年龄也拖大了，安排工作又无望，家长埋怨，自己苦闷，最后也精神失常被送进精神病院。他们的命运，更加令人欷嘘！让人后怕！
每当回味当年知青事，总有诸多感慨和叹息！凡是经历过知青生活的那一代人，在人生的历程中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经过那段身体和心志的磨砺，值得总结和反思，无论个人和国家，都有太多的得与失。
所谓“得”，
——走进生活底层，增进了与农民的感情。
知青插队接受“再教育”，让这批城市青年，走进生活底层了解了当年农村和农民的生活、生产境况，风土人情。切身体会了农村物质的贫乏，精神文化生活的枯燥。体验了“盘中餐”是如何的“粒粒皆辛苦！”晓得了“脸朝黄土背朝天”是如何的劳累！晓得了前途渺茫时是何等的苦闷与无助，切身体会到在农村当一个普通农民是如何的不容易！按当年的时髦话说，和贫下中农有了一定的阶级感情。
——学到了农业知识，培养了独立生活能力。
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知青们从初初插队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到农活基本技能的掌握；从烧火煮饭也要贫下中农手把手教到自食其力，还是不小的锻炼和有收获的。知青插队，是从学校走向社会的开始，从对世事的单纯无知到学会如何为人处世。在与社员，与生产队、大队以及公社干部的相处中，独立面对很多人和事，如何处好关系，如何求生存，如何留下好印象，很多知青逐步成熟，懂事，培养了独立生活能力。当然，也在现实中了解了人生和处世中的很多身不由己与无可奈何，对社会对人生都多了一些思索与顾忌。
——体魄和意志得到磨砺，更知道珍惜机会。
插队期间，繁重的体力劳动，锻炼了体魄，增强了体能。而枯燥无味的生活，孤寂无助的环境，对前途的担忧，思想上的迷惘，更是特别地磨砺了精神和意志。很多知青更加珍惜后来的学习工作机会并十分知道好歹，皆因为有了这段经历。不少知青都说过这样一句话：有当知青这段经历垫底，再大的困难和压力都已经不算什么。他们生活上能艰苦奋斗，学习上能刻苦钻研，工作上能勇挑重担，这部分知青很快脱颖而出，在社会各行各业挑起重担，成为栋梁之材。
所谓“失”，
——青春岁月被蹉跎，“读书无用论”泛滥
对知青个人而言，该长身体，该学习的年龄，被当做廉价劳动力耽误了。整个知青群体，除了少数有继续读书学习的机会外，大多数知青学历不高，影响择业，以至后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对年龄、知识的要求，提前下岗的主要是这一批人。而青春被消磨在农村，错过了婚育的最佳时期，中国第一次“大龄青年潮”就发生在这代知青身上，不得已而为之的晚婚晚育，造成一批知青到下岗或到退休时子女还尚未参加工作。而对国家而言，有点文化知识的青年通通到农村去，导致“读书无用”的效应，造成国民文化素质降低，科技人才断代，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影响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知青政策不明朗，奋斗激情被消磨
当年知青政策的不明朗，让很多知青看不到前途与希望，得不到关怀指点，想在广阔天地大干一场的激情很快被消磨。说是接受“再教育”，应该有明确时限，可又要大家去“安家落户”。很多知青本人和家长都相当反感安家落户的提法，而接收知青的生产队和农民也不满意，终归要分去当地农民十分紧缺的一份田土口粮。对于心态健康，意志坚强的知青，权当“天将降大任”，去接受“劳其筋骨，苦其心智”的磨练。而一些思想脆弱的知青，或身心受到伤害，或留下“孽债”，上演了几多人间悲剧。
——低层次随遇而安，人生目标不高远
当过知青的人，大多数都很知道好歹。但也由于太知道好歹，不少知青人生目标的追求也就不高远。不少人有“比起当知青来，已经好多了”的理念，于是，对人生发展没有追求目标，目光短浅，有个工作就满足，随遇而安，碰到困难和矛盾激流勇退，缺少竞争精神。受年龄和文化知识所限，相当一部分知青的这种低层次生存要求，反而成为一批知青在事业奋斗和前途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并因此而失去诸多发展机遇的人也不在少数。如此心态，如此状况，对国家和民族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哀！
知青时代已经成为一段历史，一段令人难忘而值得深刻反省的蹉跎岁月史。很多知青后来说，如果当初政策明确规定下乡插队的年限，很多人会很珍惜那段锻炼的机会，很多知青的命运将不会如此悲哀如此平淡。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没有如果，历史已经不会重来，吾辈知青，只能默默独自承受，直面人生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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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是你，困难是我。史版欢迎你！君子不可始乱终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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