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无人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有一个感觉，以为“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就盛行的口号，事实却并非如此。

《国家历史》杂志2010年2月刊封面策划:《孔子和他的敌人》

《孔子和他的敌人》

策划文章导读：

孔子“平反”记

洪秀全：从塾师到“上帝之子”

吴虞：一个“反孔健将”的人生起伏

公元前484年，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孔子返鲁。

这一年，孔子六十八岁，结束了长达十四年的漂泊，抛却了政治迷思，开始安心于教书育人。这是一个平和的孔子，没有了政治野心，白天杏坛讲学，夜晚编撰史籍。这也是一个温暖的孔子，谦恭有礼，循循善诱。

正是这个孔子，开创了一个伟大的传统，不但将官学从当政者手中解放出来，以私学传道于普通人。更是拉开了学术与政治的距离，让命运的禁锢转身演化为思想的自由。“在孔子之后，政治和思想分家了，学者的聪明才智不再受到限制，因此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秉性去发挥独特的见解。”（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

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绚烂，最为夺目的“百家争鸣”时代，以此起航。大量的“士人”挣脱过往由封建关系确立的身份，转而成为游走四方的“无根阶层”。他们以弘道为己任，以著书立说为手段，不断开拓自我的活动空间。

这是一个告别孔子的历程，各路思想家以批判孔子的形式，重新完成了自我的定位。在孔子开拓的空间中，最终滋养和蕃息了儒家最早，也最有针对性的反对者。这也是一个中国知识阶层的诞生史，儒、墨、道、名、法、农等等流派纷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灿若星河。

然而，这一局面最终被秦的大一统所打破，以“焚书”事件为标志，以思想钳制为实质，自春秋战国以来诞生的思想活跃，精神独立的士人阶层终致消亡。

当政治重新扼住思想的咽喉，知识人只能成为再度成为体制的附庸。汉代董仲舒将活泼的先秦儒学转变为政治服务的宫廷学说，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自此之后，“尊孔”离不开对政治的谄媚和膜拜，稍与政治疏离，即被视为异端。

晋之嵇康、明之李贽，都是以反孔的面貌出现，却在实质上一次一次的向真实的孔子致敬。这个看似荒唐的悖论，实际上却饱含的是中国有独立品格的知识人的斑斑血泪。

“五四”以降，新文化诸将高举反孔旗帜，试图将禁锢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旧传统全部击碎。在这疾风暴雨的文化狂飙之下，目标指向的并非细致的思想清算，而是国家落后源于政治落后，政治落后源于文化落后的矛盾纠结。旧有的传统文化要为积贫积弱的国家现状负责，孔子再一次承担起替罪羊的角色。

变乱纷扰之间，看似种种新思想处处开花，然而事实证明，这不过是假象，与旧政治纠结了两千年的知识人，转身又陷入新政治纷争的泥淖。尊孔与反孔的缠斗不仅未熄，反而时不时以各种极端的形式展现出来。

一部漫长的“反孔”历史，既是中国知识人的成长史，也是一部知识人的衰亡史。何时知识人能廓清自我的历史，真正认清自己的定位，“反孔”或“尊孔”才不会成为政治表演的玩偶剧，而成为思想碰撞的盛宴。

“打孔家店”，还是“打倒孔家店”？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有一个感觉，以为“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就盛行的口号，事实却并非如此。

北京大学教授王东在他的《五四精神新论》一书中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各种代表人物来看，无论是最主要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还是略逊一筹的刘半农、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人，甚至包括思想最激进、最极端的钱玄同，任何一位代表人物都没有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如今能找到关于“孔家店”最早的记录就是1921年6月16日，胡适在给《吴虞文录》作序中首次提出“打孔家店”。

具体是在什么时候，“打孔家店”演变成了“打倒孔家店”？此事不好考证。王东认为，把“打倒孔家店”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口号，是一种夸大和曲解，如果要为这个升级版的口号寻找一个起源的话，那就是缘于陈伯达等人的加工改造。

新中国成立以前，陈伯达在建议成立“中国新启蒙运动学会”时表示，愿意“接受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号召”。

后来“打倒孔家店”的说法又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不少历史书籍和关于五四的论述中中都可以见到“打倒孔家店”的说法，比如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中说道：“五四运动中的‘名将’之一的吴虞先生，曾被称为‘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萧超然所著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说：陈独秀“高举‘打倒孔家店’的大旗，与当时甚嚣尘上的尊孔复辟倒退逆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经历过“文革”后，“打倒孔家店”更是被广为人知，以至于许多人一提到“五四运动”，立刻便想到“打倒孔家店”。

“打孔家店”与“打倒孔家店”虽只有一字之差，含义却大不相同。“打”只是一种动作，“倒”却昭示了一种结果。“打”的性质侧重于批判，“打倒”就是全盘否定了。

“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流行开来后，也立刻带动了人们对“五四”的符号性理解，在对传统怀有偏激情绪的人看来，“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的革命彻底性之集中；而在对传统文化有深刻认同的人看来，“打倒孔家店”则是全面否定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的罪证。这样一来，“五四”就失去了它的丰富性和立体性。

王东说，由于长期以来“打倒孔家店”一直被当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口号，于是就导致了海外的一些学者多半藉此把断然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判定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主流、精神实质。如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教授周策纵的专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林毓生所著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

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中，林毓生提出，许多五四人物为了提倡自由、科学与民主，认为非全盘而彻底地把中国传统打倒不可。这是与自由主义基本原则完全违背的。

林毓生教授的结论极为精彩，但若是五四中没有“打倒孔家店”的话，这个结论就值得商榷。

事实上，像陈独秀这样的思想领袖，在新文化运动中一直处于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他肯定孔子本人及其学说在当时社会情况下的价值；另一方面，他则坚持认为“孔子之道不适于现代生活”。

1920年，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又说：“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悌的范围太狭了……所以现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现在有一班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

有意思的是，其他“反孔”精英也都一再声明不反对孔子本人，1917年2月4日，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写到：“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即便是最激励地抨击孔子的吴虞也连番说过：“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

但是不管如何，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急风骤雨后，人们再提起“孔子”这两个字时，感受已与往常大不同了。

1921年，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在出版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时，不无心痛地写到：“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以至于“孔子的道理成了不敢见人的东西”，这又是为何呢？

也许鲁迅的一段话可作为答案，他在谈到“袁皇帝”、孙传芳和张邦昌这三个人时说：“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们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既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从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所以把孔子装饰得十分尊严时，就一定有找他缺点的论文和作品出现。”（《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孔子的礼教，是反民主的，人们把不言神怪的孔子打入了冷宫，把建立礼教的孔子尊为万世师表，中国人活该倒霉！”在《孔子与中国》一文中，陈独秀深为这种情况感到痛切，“请看近数十年的历史，每逢民主运动失败一次，反动潮流便高涨一次；同时孔子便被人高抬一次，这是何等自然的逻辑！”

那么，谁才是孔子的真正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