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志江：我提出打倒康生之后

我提出打倒康生之后
文章原标题：救赎
叶志江
【该文章阅读量：395次】【字号：大中小】
美国大片《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讲的是一个青年才俊蒙冤被判了两个终生监禁，在狱中自我救赎和救赎他人的故事。
十年文革对许多中国人而言如同一个无形的肖申克监狱，上演着种种救赎的故事：为自身，或为他人；为自由和美好的生活，也为灵魂。
我在文革初虽然遭受过匪夷所思的折磨，但让我真正感受到进入了这个无形监狱却是在我犯了炮打康生的“滔天大罪”后。
一九六七年一月，我在清华工字厅的一间小屋里阅读文革期间多如牛毛的红卫兵小报时，北京大学红卫兵印发的一份关于一九六四年“北大社教”（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资料吸引了我。
犹如历史长河中一个诡异的政治旋涡，从国家主席和总书记到大学校长和教员，许多人的政治生命都在北大社教事件演变、翻转的过程中浮沉。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就是以北大社教运动为背景的。
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直接卷入了大字报出笼和发表的过程。在北大社教期间和文革初期，康生有过多次涉及社教运动的主要人物陆平、常溪萍和聂元梓的讲话。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他忽而支持陆平、常溪萍，忽而又将自己打扮成反对他们的英雄。当我将他在不同时候和不同场合说的话加以比较后，我突然感到康生是一个两面三刀，文过饰非的阴谋家。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在“西方的一个山洞”和“白云黄鹤的地方”看了数天材料后悟出了一句至理名言：“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在“工字厅的小屋”里看了数天材料后决定“跳”出来写一张炮打康生的大字报。
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工字厅是清华园中一个古建筑庭院，园中曲廊迂回，树木扶疏。据说，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前曾在这里度过了他的最后一夜。
人们无法知道，工字厅的最后一夜是否给了王国维自沉的启迪或暗示。我在革命的洪流中几遭灭顶的纵身一跳倒确实是在工字厅这间小屋里得到了某种“灵感”或“诱惑”。
当然，如毛泽东所说，这和我的某种“本性”也应当有关。
文革初期，康生负责中央党校的运动。
当我忽发奇想后去中央党校调查康生的问题时，我并未意识到我将因此而进入无形的“肖申克监狱”，面临十年的厄运。
时值隆冬。中央党校门可罗雀，院中人迹稀少，几张残破的大字报在寒风中摇曳，仿佛刚遭受过一次洗劫。正当我为无从了解党校的情况而颇感失望时，迎面走来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女孩子。
也算是命中注定，女孩子正是康生治下的一个“叛逆”，十分乐意帮我调查康生的问题。
一九六五年，中央党校成立了一个学制五年的青年训练班，以培养优秀的理论人才，首批招收了三十名男生和十五名女生。这批学生大多是颇有背景的高干子弟。
岁月流逝，我还依稀记得女孩子的音容笑貌，却早已忘记她的名字了，但我清楚地记得她是党校青训班的学生，父亲是军队干部。
女孩子风风火火，立即带我去见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遗孀王丹一女士和艾的秘书卢国英。艾思奇是深受毛泽东器重的哲学家，他的《大众哲学》一书培育了众多共产党人，文革前夕英年早逝。
康生在中央党校培植亲信，支一派打一派。卢国英作为党校红战团的一个负责人，当时正遭受康生支持的党校红旗队李广文，武葆华等人的压迫。
谈话时，我明显地感觉出王丹一和卢国英心情沉重和对康生不满。卢国英同我谈了党校的问题所在和康生支一派打一派的错误，但一再表示他们不会公开反对康生。
我很理解卢国英这一谨慎态度，毕竟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女学生帮我约见的第二个人是她的青训班同学，海军上将苏振华的儿子苏承德。这苏承德是中央党校里敢于公开反对康生的人。因为怕被抓，已处于“地下状态”。
在一间窗户遮得十分严实的房间里我见到了苏承德。苏戴着鸭舌帽，帽沿压得很低，大概是怕被人认出来。他机敏而又滑稽，口无遮拦，有问必答，对康生的种种劣迹显然有深入的了解，这和他的家庭背景应当有关。虽然是在“密室”，他还是一边用低沉的声音回答我的问题，一边东张西望，仿佛康生在党校的爪牙会随时冲进来将我们一网打尽。
苏承德十分高兴有人出来公开炮打康生。他说：中央党校的人都已噤若寒蝉，但清华的学生有资本和胆量向康生公开挑战。
这一番话让我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感觉。
我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康生在延安整风时搞了个“抢救运动”，伤害了很多人，党内有很多高级干部对康生侧目而视。苏承德又说：康生喜欢附庸风雅，欣赏齐白石的画而给自己取了个笔名鲁赤水，平时好题字作画，和文革中被打倒的黑线人物往来密切。邓拓曾写文章赞扬鲁赤水的画。
平心而论，康生虽有奸臣相，但书法功底十分了得，真草隶篆样样皆能，画也可登大雅之堂。中国历史上像康生类型的人，大概先秦酷臣李斯算是第一个。自宋明清以来，蔡京、秦桧、严嵩等也均以奸臣之名加精通书法而著称。
邓拓赞扬康生字画的文章并非溜须拍马之作。
苏承德认为按照文革时候的标准，康生的这些字画都是封资修的东西。他特别提到邓拓和中调部部长孔原，说可以从这两个人的家中找到康生的字画。
苏承德的这个主意可称作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邓拓是文革中首当其冲的人物，他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一些谈论风月的文章都被作为反党的黑话而全国共讨之。假如人们突然发现邓拓居然在《燕山夜话》中写文章吹捧鲁赤水的画，又发现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本人也有不少疑似黑话黑画的作品，那岂不妙哉。
俗话说“一不做，二不休”，我的下一步行动便是寻找邓拓和孔原两家的地址，去搜寻康生的黑字画，用作炮打康生的“物证”。
邓拓的女儿邓小岚是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的学生。她得知我炮打康生的行动后主动跑来找我，秘密地和我一起骑自行车到她家“踩点”。
半年多前，邓拓不堪“全国共讨之”的压力而自杀身亡。邓小岚身处逆境，却不畏风险参与炮打康生一事。那是十分令人感动，但在当时也是必须严守秘密的。
邓小岚赞成炮打康生自有她的切身感受。当她父亲的《燕山夜话》被指为黑话连篇时，她难以理解家中挂着的那些康生字画何以能清白无辜。她说，康生书赠她父亲的一幅字“月如无恨月常圆”不同样流露出一种阴暗心理吗？
我大喜，康生的狐狸尾巴果然露了出来。面对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康生居然怀恨在心。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的联想未免有点幼稚可笑，但那个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就是如此。不仅是邓拓的《燕山夜话》，我的《鬼大夫救鬼秘方》也是这样被革命群众联想为反革命大毒草的。（注一）
寻找孔原家的地址颇费了一点周折。
孔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他的夫人许明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儿子孔丹在北京四中就读。一九六六年冬，孔丹和一批高干子弟组织了“西城区纠察队”和“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西纠”和“联动”被中央文革打成反动组织后，孔丹遭到拘捕。孔原，许明和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等被江青点名诬陷为“西纠”干坏事的后台。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夫妇两人一起服安眠药自杀。结果许明死了，孔原被救活。
我向一些高干子弟打听孔原家的地址，但无人知道。我突然想到，孔原是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的乔冠华应当知道孔原家的地址。
乔冠华是一个才华出众和经历颇为传奇的外交家，他的儿子乔宗淮和我是同系同年级的同学。文革初期，乔宗淮因担任数力系文革临筹的负责人而遭受批判。
我设法找到了一个外交部的电话，接我电话的是外交部传达室的人。我向他说明我是清华大学的，有重要事找乔冠华。他推说他不知道乔的电话，但在我的坚持下，只得将我的电话转给了他的上司。
我如法炮制，电话被转了三、四次，接电话的人都不敢轻易挂断声称有重要事情，并以清华大学学生名义打来的电话。
那时候，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青年学生一个个都仿佛成了天兵天将，四出“火烧”、“砸烂”，谁也不敢怠慢。
最后，电话的另一头传来了乔的声音：“我是乔冠华”。
我压制住成功的激动，告诉乔冠华我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要求他转告乔宗淮回清华做检查。这当然是“子虚乌有”的事。搬出乔宗淮的名字，不过是借此证明我确是清华学生，而“做检查”云云也只是为了“正式谈判”前给乔冠华一点心理上的压力。
大名鼎鼎的“乔老爷”居然不知道我用的是“声东击西”的计谋，在电话里一再承诺会做他儿子的工作，并对我的通情达理表示感谢。我随即切入正题，要求他告诉我孔原家的地址。乔当然知道孔原自杀一事，慌忙辩解他和孔原没有关系。他说国务院外办和外交部不是一个系统，他不知道孔原住的地方。
我耐心地告诉他我们并没有怀疑他和孔原有牵连，但我们有十分重要的事情需要知道孔原的住址。在沉吟片刻并和他的秘书交谈了几句后，他告诉了我孔原的住址！
一九七一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乔冠华以外交部部长身份出任首位中国代表团团长。他在联合国大会上仰天大笑的照片传遍全球，那是何等的风度和自信。但在文革这种特有的环境中，即令乔冠华这样的资深外交家，竟然也会轻信一个从未谋面的青年学生，在电话中泄露一个重要官员的住址。可见人们在那个时候有多大的精神压力。
在搜查孔原家时，室内陈设之奢华和孔原夫妇两人自杀后凌乱的卧床引起了我很深的感慨。在这有限的空间中，人的命运以极具震撼力的反差形式展现在我的眼前。当同去的学生被满屋子稀奇的洋玩意儿和摆设所吸引时，我申明纪律：除了书报字画，其它一切物品都不准触动。没有一个人违背这条纪律，大家都知道这次“抄家”的目的和严肃性。当然，“一饱眼福”还是允许的。
我们找到了几幅字画并拿走了几本杂志。我将所有取走的物品写了一份清单，并签了名。当我将清单交给孔原的亲属，一个面容姣好的少妇，并请她清点物品时，她看了我一眼，似乎对我们的文明态度和拿走这些字画的用意有点好奇。
一九六八年，中央调查部的人拿着那张清单来找我，我如数交还了所有物品。来人告诉我，这是他见到的唯一的抄家的人留了清单并将物品保管好的。
尽管这次抄家“事出有因”，尽管抄家过程“文明”，事后也将抄走的物品“完璧归赵”，但这毕竟是一种侵犯人权，无视法律的行为。文革时期，“打、砸、抢、抄、抓”盛行，其中的“抄”便是指“抄家”。四十多年后回顾此事，确有汗颜之感。
邓拓的家己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占领，他们将它视为私人领地，不准他人染指。我们无缘一窥“月如无恨月常圆”的意境。
唐代诗人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名句“天若有情天亦老”被北宋文人曼卿对以“月如无恨月常圆”，一时传为绝对。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时，毛泽东踌躇满志，挥笔写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一九六五年七月，毛还致信陈毅：“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康生当然知道毛泽东偏爱李贺的诗，他给邓拓题写“月如无恨月常圆”无非是投圣上所好。我们兴师动众，大做文章，未免浅薄幼稚了一点。
数十年后，康生的字画被碾转拍卖，我留心着网上有关的报道，但至今未见这幅字的踪迹。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和一月十九日，我先后贴出两张炮打康生的大字报。这第二张大字报贴出时，清华园里已是一片“炮”声了。
在我起草的大字报上署名的除了同班同学孙常秋和陈国光两人外，还有刘泉。刘泉在大字报上署名实属意外，而在日后却代我受过。
刘泉和我都是工程力学数学系的学生。文革初，他因反对工作组而全校闻名。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周总理和许多中央领导冒雨参加清华全校大会时，曾亲自为蒯大富和刘泉平反。在我的印象中，刘泉虽是高干子弟，但十分朴素随和。刘比我低一级，但他的宿舍和我相邻。我将大字报写好后正是吃晚饭的时候，他端着饭碗笑嘻嘻地走进我的宿舍。我开玩笑地问他是否愿意签名。不料他看完我写的大字报后不加思索便签上了他的名字，并给大字报拟了一个标题：“康生同志，我们怀疑你”，说他早就怀疑康生是坏人，但称康生为同志可以留有余地。
后来我们被批判处理时，“康生同志”并没有因此而领情，给我们留下什么余地。
一月二十二日，陈伯达给蒯大富打来电话，严词指责清华大学学生炮打康生一事。刘泉因他的“井冈山兵团二号人物”地位成了大字报的罪魁祸首，并因此而一生坎坷。
我的“敢不敢从右面这条路走”的玩笑话曾使陈育延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注二），我的“愿不愿在大字报上签名”的玩笑话又使刘泉蒙受了多年磨难。
人生真是玩笑不得。
公正地说，这同当时清华大学越演越烈的派性斗争有关。
在炮打康生一事被镇压后的一天，我在大礼堂前看大字报时遇到日后成为四一四派“一把手”的沈如槐。他搂着我的肩膀说：“和我们一起反老蒯吧。”
我受宠若惊，指着他们那些批判蒯大富和刘泉炮打康生的大字报说：“可是炮打康生的大字报是我写的呀。”
沈的回答颇具政治家的风度：“我们的矛头是针对蒯大富和刘泉的，我们不排斥其他炮打过康生的同学。”
文革中有一句名言：“派性掩护敌人”。看来我便是一个被派性掩护的“敌人”，尽管我后来也并没有逃脱“炮打康生”带给我的厄运。
虽然炮打康生一事对全国的政局并无任何影响，但对清华大学的文革进程却至关重要。我无意评判清华两派的是非恩怨，四一四派的很多政治主张在今天看来确有其“必胜”的道理，但蒯大富和刘泉参与炮打康生一事无疑为沈如槐等四一四派领袖们积聚反对蒯大富的政治力量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当北洋政府撤了蔡元培北大校长一职时，满清保皇派、北大教授辜鸿铭拖着长辫子从妓院赶回学校，在北大教师的抗议书上签上他的大名。他说：我不管你们的抗议书上写了什么理由，我的理由就是保皇。蔡元培是校长，校长就是我的皇上。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文革时期的造反和辜鸿铭的保皇有着同样的逻辑：谁掌权便造谁的反（或保谁的皇）。清华党委掌权时，造党委的反；工作组掌权时，造工作组的反。轮到蒯大富掌权，成了“蒯司令”，他也就成了炮轰的目标，造反的对象。
无论是他目无中央“智擒王光美”，还是胆大妄为“炮打康生”，当时都被反对他的学生一阵猛轰。
而掌了权的蒯司令也如同镇压过他的工作组一样，视反对他的学生为“托派”、“反革命”，必欲除之而后快，最终攘成武斗，走向了历史的反面。
文革中的那些事儿往往扑朔迷离，后人只能以“成败论英雄”。当年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谭力夫后来成了反对中央文革的英雄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文革那段历史是不能深究的，否则，英雄的脸谱上也会被人发现涂有令人可笑的油彩。
文革初期曾出现过一些零星的炮打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北京清华等校学生炮打康生是第一起集体炮打中央文革成员的政治事件。一九六七年一月底和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复旦、交大等校学生两次炮打张春桥成为第二起集体炮打中央文革成员的政治事件。由于卷入人数众多，这两件事对个人命运产生的影响也就广泛而深远得多。
当北京的学生因炮打康生而遭受磨难时，上海复旦大学学生胡守钧等人因炮打张春桥而身系囹圄。
七十年代中，我去上海拜访了“胡守钧小集团”的三号人物、“黑桃皇后”邱励欧。在溧阳路上一间还残留着上海滩旧日建筑韵味的屋子里，历尽磨难的黑桃皇后依旧风姿绰约。当她呷着咖啡，用细软的吴语讲着市井传闻时，我完全无法将她和各种小报上描绘的那个出谋划策的女将联系起来。她喜欢文学，祸从“笔”出，胡守钧一案便是从她的那些通信中找到“突破口”的。
晚年的邱励欧居住在美国俄亥俄州伊利（Erie）湖边，孤寂一人，听着淙淙的雨声回首往事时，不免涕泪纵横，吟诗填词悲叹“人生苦旅本飘蓬”。
一九六八年底，当我面临毕业分配时，工宣队给我作了“犯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严重政治错误”的毕业鉴定。在那个年代，这顶吓人的帽子是足以将我投入大狱的。感谢工宣队“给出路”的政策，我得以分配工作，但如曾昭奋先生所言“他成为数学家的前途是彻底葬送了”。
我被送到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一年半后被正式分配到四川省雅安县一个小化肥厂工作。接待我的是雅安地区大学生分配办公室的一个干部，在得知我在清华学的是流体力学专业时，他先是惊愕，继而十分诚恳地安慰我说：化肥厂的管道里都是“流体”，你的专业会有用的。
其实，我当时关心的并不是专业对口的问题，而是如何应付头上那顶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帽子。离开清华后的十年中，我小心翼翼地“夹着尾巴做人”，因为无论到哪里，我都逃避不了被审查或批斗。来自清华和党校的“外调”公函如同恶梦一样挥之不去。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发现，在我的“档案袋”里各种关于我炮打康生的材料居然有一寸多厚。
沉重的“历史包袱”促使我继续关注风云变幻的中国政治舞台。我将“救赎”的希望寄托在康生的垮台上。文革后期的党内斗争使我完全相信康生的问题会有暴露的一天。那时候我最担心的倒是康生过早死掉而被盖棺论定。
一九七四年我调到武汉一所大学工作。次年十二月的一天，我正在学校附近的一个理发店理发，忽然听到远处收音机里飘来哀乐和“光荣的反修战士”几个字，我立即就明白康生死了。康生参与过中苏论战，“反修战士”是他头上的一顶桂冠。
那是我十年中最感沮丧的一天。
“四人帮”刚倒台时曾盛传“康老临死前揭发张春桥和江青历史上都是叛徒”。这个传闻也让我心凉了好一阵。
康生和“四人帮”狼狈为奸，这本是不争的事实。“四人帮”的倒台让我看到了康生的末日。岂料他临死前还能预知未来，试图将自己和“四人帮”撇清，真不愧是老谋深算。
我从怀疑康生“两面三刀、文过饰非”始，十年后又一次见识了他生平最后一次“欺世盗名”的高超技俩。
一九七八年，这个恶贯满盈，早已在党内遭人侧目而视的弄臣终于难逃遗臭万年的下场。同年，清华大学将我的档案“召回”，销毁了那一寸多厚的炮打康生“罪证”。
炮打康生使我磋砣十年。但我和刘泉等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贴出第一张炮打康生的大字报后，清华园里从者如云，许多人卷入了炮打康生的行列。俗话说“法不治众”，我和其他炮打康生的清华学生后来的遭遇并不悲惨，至少我们没有遭受肉体折磨或牢狱之灾。但北京市其他高校和中央党校的大字报大多是在一月二十日后贴出的，在陈伯达一月二十二日打电话给蒯大富后便无人跟进了，因而这些学校中炮打康生的学生十分孤立，在派性催化下，他们的遭遇要悲惨得多。
苏承德因炮打康生被关押多年，受尽折磨。文革后获得平反，并出任金禾国际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清华红卫兵代表等人时多次点了卢国英的名，称他是坏人。卢国英惨遭毒打和拘捕，最终未能逃脱炮打康生带来的厄运，不管他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文革后，卢国英教授继续从事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著述颇丰。
我不知道那个女学生后来的命运。四十年后，我在网上看到了甄小英的名字，那十五名女生中的一个。她的父亲也是一个军队干部。更巧的是，甄小英也因介入了六七年一月公开炮打康生事件而被打成反革命，经历坎坷。我遇见的女学生和她即使不是同一个人，也应当有相同的命运。甄小英历尽磨难后成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在理论界享有盛誉。
北京大学有一个学生叫樊立勤，文革中反“老佛爷”聂元梓反得颇有名气，也很有骨气。一九六七年一月，他在北大贴出炮打康生的大字报，被聂元梓一派的学生抓住了把柄。先是在校园里游街批斗，施以拳打脚踢，后来又被关押起来。大概是因为他不肯屈膝投降，被人用铁钉钉入他的两个膝盖，使他成了终身残疾。他和邓朴方等十多个北大学生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集团。邓朴方在遭关押毒打后，不堪凌辱，跳楼致残。文革后，听说共同的命运使得樊立勤一度成为邓朴方的座上客。
二００七年初，樊立勤在网上发表了他给邓榕（毛毛）的一封信，谈及他在文革期间的磨难。关于一九六七年一月炮打康生一事，他在信中写道：
我在清华召开了各系被整学生座谈会。会上，多数人都说，北大的事情没法办，聂元梓是毛主席支持的，……。我最后决定，康生支持她，支持她写大字报，又支持抓人，那就认定康生是她的后台。我拍板，就打康生。包括中央党校在内的１６所高校反康生运动就这么打响了。
樊立勤的遭遇十分令人同情，他的骨气也让很多人钦佩。然而，十六所高校反康生运动却不是因为樊某人的“拍板”而打响的，他的这段回忆有违历史事实。
顾名思义，“打响”应当是指第一枪，但我和刘泉都没有参加过他召开的座谈会，而且在他“拍板”之前就己经“抢跑道”将大字报贴出去了。樊立勤本人的大字报也是在清华大学出现反康高潮后贴出的。
顺便提及一点，我不仅没有参加过樊立勤召开的座谈会，也没有参加过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戴国珍等人组织的“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我的大字报纯粹是我的个人行为，和当时任何群众组织都毫无关系。
我后来得知，清华和中央党校里有不少人当时也在酝酿对康生发难。不仅蒯大富这一派的学生中很多人反康生，反对蒯大富的学生中也有人反康生。因此，我当初的个人行动得以在短短的几天中便引发十多所高校的连锁反应。
炮打康生事件前后历时仅五、六天，旋即被中央文革强行制止，在高潮迭起的文革大剧中，只能算是一朵小小的浪花而己。多年后康生的垮台也和这一事件并无太多关联。
然而，康生毕竟是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顾问、政治局常委，四十年后的今天，文革研究者们对于这件在康生生前向他公开发难的往事倒也不乏兴趣。（注三）
当我记载这段往事对，并非要证明我有什么“火眼金晴”，能在文革初期便识破康生这一类妖魔鬼怪。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号召鼓舞下，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潮的影响下，当年青年学生“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事例比比皆是。自毛泽东以下，几乎党内每个高级干部都被“炮打”或“火烧”过。
就我个人而言，除了炮打康生外，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将刘少奇被贬一事公诸于世后，我在八月二十日前后贴出的另一张大字报《肃清原北方局中的黑线》也曾有过非常高的“点击率”。　四十多年后，黄万里的女儿黄肖路还从美国来信告诉我：
至今，我可以“还原”当年你贴那张大字报的动作和神情：十多个人从第一张贴好后就站着不动了，当你从七、八尺高的梯子上下来时，围观的人就成几十位了……。
这张将矛头指向刘少奇等人的大字报虽然曾让我遭到北京中学红卫兵一个多月的追杀，但在十年文革中倒是安然无恙。
一九七八年，当康生被批判而刘少奇即将昭雪时，清华校友屈耀双和我开玩笑：“看来你的两张大字报中，‘错误’的那张（炮打康生）被证明是正确的，而‘正确’的那张（炮打刘少奇）将被证明是错误的。”
无论政局如何变动，我的“命中率”都只有百分之五十，这和扔钱币猜正反面的几率相同，绝无可以炫耀之处。
值得人们钦佩的是那些在文革初期便看清它的荒谬本质并起而反对的人，如“二月逆流”中大闹怀仁堂的老帅们和民间的许多英烈。
而我同多数国民一样，文革初期如醉如痴地投入运动，炮打康生也不过是对文革的一种投入，绝无反对文革的意思。直到文革折腾得天怨人怒后我才有所觉醒，那已是数年之后的事情了。所幸的是出于良知和祟尚思想自由，虽然友人中反对文革的“异端邪说”不绝于耳，我从未出卖或诬陷过任何人，又因手无缚鸡之力，也就失去了“打砸抢”一类建功立业的机会。
回顾这段历史的本意不仅因为它是清华文革“真相”的一部分，而且因为它曾殃及许多人日后的命运。
那些响应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号召而投身文革运动的青年学生因这种难以捉摸的“命中率”而一生遭受厄运恐怕是百分之百不公正的。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保险赔偿案例：一对夫妇因轮胎爆裂而遭车祸身亡，轮胎公司以超速为由拒绝赔偿。辩护律师反驳说，对超速的惩罚只是数十美元，而不是死刑。这对夫妇的亲属获得了巨额赔偿。
在中国，许多人仅仅因为“超速”一类的错误被判处政治上的死刑后一生坎坷。
注释：
一．《万象》第十卷第十一期，叶志江：《“救鬼”》。（见本刊　ｚｋ０８０８ｄ）
二．《万象》第十卷第八、九期合刊，叶志江：《“救美”》。（见本刊　ｚｋ０９０１ｃ）
三．美国人约翰·拜伦（John　Byron）和罗伯特·帕克（Robert　Pack）在他们的专著《康生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有一段记载：
第一次公开的挑战发生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清华大学里出现了许多反对康生的大字报。人们聚集在一起，阅读这些大胆的文字：“康生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刽子手、大两面派，是两手沾满鲜血的酷吏。”……“康生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康生不是治世之能人，而是乱世之鬼雄。”……
外国人评论中国人的事难免给人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相比之下，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回忆》（香港时代艺术出版社）更侧重事件演变的脉络：
１月２１日，清华井冈山联合高级党校“红战团”，天津大学“８·１３”成立了“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并由清华２８团《烈火》战斗组的戴国珍起草了《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公告》。
在这之前，１月１８日，叶志江、刘泉等四人联名写出《康生同志，我们怀疑你！》的大字报，并刊登在当天的《清华井冈山通讯》上。
１月２２日凌晨２点５０分，中央文革马上做出反应。陈伯达、关锋亲自出马，又是打电话，又是写条子，严历批评蒯大富。陈伯达对蒯大富说：“我是陈伯达。今天我们收到一份《公告》，是由《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发出的。这个组织内部有你们井冈山兵团，你知道吗？（蒯答：知道。）你们的态度怎么样？（蒯答：准备退出。）你们应该出一个反公告。出这份《公告》这个行动是错误的、反动的，是同中央文革作对！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顾问，是中央信任的。怎么样？你们能说服他们吗？如果不能说服则开除！你们这样干就等于同中央文革决裂！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康生同志一直是反对杨献珍、反对林枫的。你们的矛头完全错了。红战团是反动的。不能与他联系。
沈如槐虽然是清华计算数学专业的学生，但他在回忆录中多次将同日期有关的数字搞错。我的大字报是一月十七日贴出的，并刊登在第二天的《清华井冈山通讯》上。我事先并未将稿子送交《清华井冈山通讯》，他们是不太可能当天就刊出的。
沈如槐的文章倒是确认了在这次炮打康生的事件中，我是“始作俑者”。《康生同志，我们怀疑你！》是在清华园和北京市出现的第一张把矛头指向康生并产生影响的大字报。
一月十九日我又以《１１７独立营》的名义贴出大字报《谭力夫的后台就是康生》。“１１７”是大字报《康生同志，我们怀疑你》贴出的日期，而取名“独立营”则是想表明我炮打康生的行动和任何群众组织无关。
康生对我的第二张大字报倒是有过公开的答复。一月二十二日，他在接见红卫兵时说：
后来卢国英到你们那去了，造了许多谣，说我是谭立夫的后台，我根本没见过谭立夫，电话是林枫的老婆搞的鬼，她查到我的电话号码告诉谭立夫就给我打电话，我不在，我爱人接的，他说要见我，我爱人拒绝了。
我已不记得是谁“造的谣”，我的大字报应当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一月二十日前后，清华学生炮打康生事件波及北京十多所高校，中央党校有人写了《康生同志，我们也怀疑你》的大字报，甄小英也贴出她炮打康生的大字报《康生质疑X问》。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半年以后，康生在中央党校的亲信，曾参与镇压炮打康生运动的李广文突然在中央党校大礼堂贴出他个人签名的大字报，号召打倒“大野心家、阴谋家和刽子手康生”。
来源：网上文摘      来源日期：2009-2-10       本站发布时间：200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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