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歌 一念执着:北大教授陈独秀嫖妓案改变中国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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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水史河】三：北大教授陈独秀嫖妓案改变中国现代史走向！
文：公理力
一周前，南京某大学副教授马尧海因组织“换妻”，被判聚众淫乱罪，获刑三年半。这个关注度不亚于重庆打黑行动的特殊案件，以这样的结局收场，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尽管包括社会学家李银河女士在内的不少同情者、甚至支持者会有不同看法。
这令人想起90年前发生于北京大学的一起并没有多少人了解，性质亦完全不同，但其重要性却大过此案百倍、千倍的教授嫖妓案。
上世纪二十年代，文人嫖妓根本不算什么大事，更不是新闻。1919年3月，报界却爆出北大教授陈独秀嫖妓行为过分的新闻。据称，陈“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指陈]将妓之下体挖伤泄愤”！
陈乃北大文科学长，引领时代思想潮流的政治刊物《新青年》的创办者和总编。不仅深得著名教育家、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器重，而且在青年学子中享有很高威望。拥颦和粉丝不计其数。此新闻一出，坊间议论纷纷，可谓非同小可！
1919年3月26日夜晚，一个有几分古怪的四人会议决定了陈独秀教授的命运。这四位与会者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唯一一位名正言顺有资格讨论陈的命运的与会者；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医科大学前身）校长汤尔和，其并非北大员工，但当时却是左右北京学界的重要人物；另两位是并无管理职权的北大普通教授马叙伦和沈尹默（他们后来的经历都很不普通）。马和沈虽未在北大担任要职，却与汤尔和私交甚笃，这是他们出现在这个会议上的主要原因。值得一提的是，此四人同为浙江同乡。会议地点也不是在北大的办公室或会议室，而是在汤尔和的家里。
四人同乡会式的“三·二六会议”一直开到十二点，方才散去。虽未留下会议讨论情况的具体资料，但从结果看，在陈独秀的去留问题上，会议达成了共识。并且还拟定了陈离开北大的具体方式。
不久之后，蔡元培主持北大教授会议，决定废除学长制，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教务长代替学长”这一体制更改原定于暑期后实行，现在悄然提前，成为一场体面的人事变动。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虽然继续担任教授，由校方给假一年，但他跟北京大学的关系却从此破裂。
这个“放逐”陈的决定，除了“三·二六会议”本身的不正常之外，四人的作用也很值得玩味。蔡元培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担任北大校长期间被公认是北大最辉煌的时代。大师云集，人才辈出。蔡先生的过人之处，除了大教育家的远见卓识，至少还体现在对人才的尊重和宽厚上。不难推定，他是不会愿意“放逐”陈的。从他回复论战者的公开信中可以看出其立场：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使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显然，在“放逐”陈这件事上是有人说服了蔡先生。这个人会是谁呢？只有在学界有广泛影响力的汤尔和有这个可能。当然与汤私交甚好的另两位教授也站在汤的立场上帮腔，也是不奇怪的。因此，有很大的可能是在一对三的局面下，蔡被说服。最终统一了意见。
此事发生在五四运动前夜，陈在五四运动中因散发传单而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20年初带着他心爱的《新青年》回到上海。全身心投入到马列主义的宣传和实践中。1921年，他和他的同志们在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陈虽未亲自出席建党会议（派代表参加），却被选为领头人。
陈因嫖妓事件被北大放逐16年后，曾同为北大教授和《新青年》同仁的胡适与当年的关键人物汤尔和有过一场通信讨论。当时中共创立的红军挫败了蒋的五次围剿，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九死一生，最终到达陕北。这对国统区震动很大。胡与汤此时的争论无疑与此有关。
有人将这场争论归纳为如下两点。
（一）“胡适认为陈独秀嫖妓属于个人私德，是“私行为”；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是“外人借私行为攻击”。胡适主张把“公行为”和“私行为”分开：一方面认同公共人物(Publicmen)应注意自己的行为，他们的私行为也有可能对公众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不赞成任何人把私行为当做攻击某人的武器。在胡适看来，借私行为攻击陈独秀的真正用意是变相攻击北大新思潮的领袖。汤尔和则认为，陈独秀既然身在教育界，作为北大文科学长，必须做到最基本的“为人师表”，嫖妓行为不可接受。
（二）“另一方面，胡适认为，3月26日的去陈会议，导致了“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陈独秀此后脱离自由主义阵营而迅速左倾。汤尔和则认为陈独秀本为“不羁之才”，不会安于教授生活，即使没有这件事情，最终也会离职而去，其思想左倾同样也无可避免。”
在笔者看来，这种对历史进行假设式的争论，虽然于事无补，对正确评价历史、理解现实、展望未来却并非没有参考价值。
首先，顺境太容易消磨人的意志。陈作为北大的名教授，青年学子们的精神领袖，还拥有自己心爱的刊物，更不必提以胡适为代表的几位大师级的才子们的意气相投。这是一种怎样的意气风发，志得意满！如果没有非常特别的打击，他有什么理由会离开北大？陈如果没有离开北大，他的思想不可能不受到胡适等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制肘。胡与陈曾是新文化运动初期志同道合的战友。请注意一个事实，《新青年》自1919年1月第6卷起，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主编，直至陈离开北大。由此可见同仁们相互的平衡和妥协。只是陈离开北大后，胡的自由主义理念与陈的赤色革命思想无法调和才分道扬镳的。
其次，陈离开北大，重返上海主办《新青年》，才得以全身心地追求自己的理想，成为了职业革命者。客观上为其认识共产国际代表（李大钊介绍），思想上进一步左转，成立共产党均创造了必要条件。
第三，有时挫折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笔者相信，在某种意义上，嫖妓挫折才是陈横下一条心将一生交给共产主义事业的契机！才是其思想激化的最后动因。关于此事件对陈独秀的打击，可以从汤尔和当年的日记中看出端倪。两人在路上相遇，汤看到陈“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
不能否认，历史自有其本身的发展规律和必然性。但是，在不少情况下，历史非规则的曲折性和偶然性同样值得关注！正是北大以不恰当的方式“放逐”了嫖妓的陈独秀这位才高八斗的风流才子，才导致中共在其返回上海后仅一年多一点时间即迅速成立，从而改变了中国现代史的走向！
陈独秀嫖妓 鲁迅邀妓
(2006-04-15 18:58:30)
转载
鲁迅没有嫖过妓，只在1932年2月16日日记里记有：“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42】酒醉之后邀妓，固是平日压抑着的性意识偶然流露。而他的书帐里，除多种讲性与爱的著作外，30年代初还购买了全套的《日本裸体美术全集》和《世界裸体美术全集》，裸体艺术含有性的审美因素，由此也可窥见其性爱心理之一斑。 他在接受许广平爱情的过程中却顾虑重重，难下决心，好不容易下了结合的决心，行动上还迟疑不决。在广州虽与许广平合住一处，却并不同居。到上海同居了，但次年游杭州时，却要弟子许钦文与他们同住一室，睡在他和许广平的中间，每人一张床。与他公开发表的反对压抑的性爱主张相反，鲁迅对待自己的性欲终生都是拘谨和压抑的 侵晨不报当关客”应为“当关不报侵晨客”，出自李商隐的《富平少侯》，陈独秀引此诗自喻，与高君曼爱情之缠绵和风流豪放的气概溢于言表。，【34】主张：“男女之事，不过在生活上和吃饭、穿衣、饮酒、吸烟同样的需要与消遣而已，顽固老辈看做伦理、道德大问题，幻想青年看做神圣事业，都是错了。”他劝为汪原放的婚姻而发生争执的汪氏叔侄，“都勿把此事看做大问题，要看做一种游戏的小问题。”陈独秀在性爱道德上最遭人诟病的是嫖妓。事情的起因是：1919年3月，北京小报争传陈独秀与北大学生在八大胡同嫖妓，因吃醋而将妓之下体挖伤的谣言，一时议论纷纷。26日夜，蔡元培在医专校长汤尔和家召集的有关人员会议上，被汤攻击陈独秀私德之流言所鼓动，决定撤销陈的文科学长职务。于是陈提出辞职，数月后获准。到1935年12月，胡适反思五四以来中国历史和思潮的演变，认为“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而此夜的会议，“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胡适在致汤尔和的信中，旗帜鲜明地批驳了汤的狡辩，客观、公正而又严厉、深刻地指出：“三月廿六夜之会上，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又说：“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public me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当日尹默诸人，正犯此病。以近年的事实证之，当日攻击独秀之人，后来都变成了‘老摩登’，这也是时代的影响，所谓历史的‘幽默’是也。”【37】胡适的信道出了事情的原委、真相和实质，是关于陈独秀嫖妓问题最有说服力的结论。从信中还知道，当时北京的大学教授嫖妓，确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专门的研究结果表明，近代中国依法管理的公娼制度，自租界开始施行，至清末推及全国，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为止。陈独秀在北大任职的几年恰是北京公娼数量最多的时期，1919年北京公娼人数与居民总数比例为1:258，在世界几大名城中密度仅次于上海，位居第二。“如果把私娼也计算进去，仅以当时北京而言，则每81名居民或每21名女性中间就有娼妓1人。”当日小报所传陈独秀去过的八大胡同，清末至民初为北京冶游中心，头等妓院主要分布在内，“房屋设施居一流水平，妓女一般能弹善唱，色艺皆佳，嫖客多为上层官绅，富贵名流。”【38】大学教职员虽非官绅富贵，却可列入名流，流风所及，很难免俗。当时北大文理两科的学长陈独秀和夏浮筠都曾涉足，就连“当日攻击独秀之人，后来都变成了‘老摩登’”，胡适说这是“时代的影响”、“历史的‘幽默’”，正说明已成风气，愈演愈烈，卫道者不过伪君子而已。无怪乎蔡元培长校时发起组织“进德会”，把“不嫖、不赌、不娶妾”作为入会的标准。陈独秀加入了这个进德会，还被选为该会的“评议员”。可见他并非不想克制自己，然而未能克制住自己。据濮德治回忆，陈独秀后来承认，“在建党以前，在这方面，我是放荡不羁的，可是建党以后，我就深自检点没有胡来了。”【39】濮的回忆不太可靠，聊备一说。身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嫖妓的私行为发生了负面的公众影响，被旧派利用来作攻击新思潮的武器，诚然有损其正面形象。但他决不是表里不一的伪君子，无非其张扬的个性不屑于掩盖私德。进一步深入思考就可以看到，他在两性关系上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既表现了现代先进知识分子反礼教崇自由求解放的一面，又显露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名士风流才子佳人的另一面。陈独秀从少年起就是不羁之才，有“皖城名士”之誉，风流倜傥乃是他的本性，经过与近代西方先进文化的融合，提升到新的理论的高度，既是反传统的，又还是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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