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7月22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22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形势总体是好的，同时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矛盾仍然突出，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我们既要正确认识取得的成绩，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又要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冷静观察，未雨绸缪，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和潜在风险的准备，巩固经济社会发展好势头。

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稳定物价总水平，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努力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开局。

会议指出，下半年要重点抓好以下工作。要坚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强化政府责任，加强市场保障，降低流通成本，整治市场价格秩序，对困难群众采取有力有效的救助措施。要全力夺取全年农业丰收，切实抓好秋粮生产，促进生猪等畜牧水产业稳定发展，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认真抓好防汛减灾工作。要坚持不懈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和保障性住房建设，坚持调控决心不动摇、方向不改变、力度不放松，坚决遏制住房价格过快上涨，确保落实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确保建设质量，确保分配公平。要着力促进内需平稳较快增长，完善促进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促进民间投资持续较快发展，优化投资结构，有效发挥财政金融政策作用，优化信贷结构，加强金融监管。要下大力气加快推进结构调整，积极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传统产业结构升级，支持服务业发展，改善小企业发展环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毫不放松地抓好节能减排，明确各级政府目标责任，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强化企业主体作用，深入推进全社会节能减排。要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保持外贸政策基本稳定，促进出口稳定增长，积极扩大进口，有效利用外资，推进企业走出去。要深化医药卫生、资源环境、财税金融、农村、文化体制等重点领域改革。要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就业和创业，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发展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创新社会管理和服务，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工作的总体部署上来，狠抓政策落实，搞好协调配合，不断开拓创新，务求工作实效。

北大教授：告别中国奇迹 防范福利国家陷阱

2011年07月23日 07:49
来源：财新网

中国要放弃单纯地追求GDP增长，也要防范过早地落入“中等收入”和“福利国家”的双重陷阱

黄益平

最近一段时期，中国的宏观经济决策面临许多困难。一方面，通货膨胀压力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流动性全面紧张，同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财务困难日益加重。

深究起来，这些问题都与两年前政府全力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紧密相关。当初政府实行财政扩张，银行不计后果地发放贷款，成功保住了9%以上的GDP增长率。从2009年二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强劲增长，带动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反弹甚至世界经济的复苏。

但是，国际投资者的心态在一年半以前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2010年年初，世界经济刚刚踉跄地走上复苏之路，一些投资者就已经开始担忧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今天看来，这一担忧可能过于悲观，但投资者所关注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房价飙升之后早晚要发生回调；天量信贷之后可能出现不良贷款暴增；地方政府的巨额融资，也可能使得财政体系难以为继。

经济增长的成功与经济风险的恶化，根源在于中国的经济模式一方面是GDP至上，另一方面是政府控制大量经济资源。这个模式在过去创造了“中国奇迹”，但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风险，比如结构失衡、效率低下和收入分配不公等等。东亚金融危机以后，中国通过大约十年的稳定增长来消化过去政策的一些后遗症，很难想象以后还会有这样的机会。要保障可持续增长，必须尽快告别“中国奇迹”。

增长过于平稳并非好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自有其内在逻辑。改革以前经济增长缓慢，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其他资源的利用效率也非常低。因此，改革以后强劲的经济增长，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报复性的反弹。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特定的经济模式，对于促成高速增长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个模式有许多特征，但核心是两条。

一是各级政府不遗余力地追求GDP增长，而且直接控制了大量经济资源，包括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以及货币和财政政策。这就是姚洋教授所称的“生产型政府”，因为GDP增长事关官员的升迁机会，导致地方长官像企业CEO一样招商引资，发展经济。

二是在改革期间推进非对称的市场化进程，在基本实现产品市场化的同时，保留了大量要素市场的政策扭曲，人为压低生产成本，增加生产利润，提高投资回报，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这样的扭曲必定导致部分经济活动异常活跃，但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和收入分配不公也就难以避免。

这样一来，经济增长强劲的时候自然好说，一旦增长疲软，政府就会竭尽所能地刺激经济增长。单从这一点来判断，中国政府在全球危机期间的宏观政策是相当成功的，其非凡的政策执行能力可能还令其他国家的政府羡慕不已。

然而，宏观经济政策固然要追求稳定，但以这种方式把经济波动都熨平了不见得就是一件好事。经济下行就像感冒，身体不适但可以帮助杀毒。而中国政府就像中国的许多医生一样，动不动就用抗生素，虽然避免了短期的痛苦，但身体素质反而下降了。

比如，全球危机期间中国银行[3.09 0.32% 股吧]拼命放贷，就十分值得担忧。它至少说明，国有银行多年来在外资银行的帮助下辛苦建立起来的风险控制体系，基本上就是个摆设。现在的通胀压力和地方投资项目的财务困难，其实都是当初大力“保增长”的后果。这次也许中国还有能力消化这些问题，但无法再经受几次类似的折腾。

进入常规发展阶段

尽管“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但究竟能否实现，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十一五”规划提出了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政策目标，最后却颗粒无收。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因为政府过于看重经济增长这样的短期目标。正因为此，有些学者认为中国自2003年以来并无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还有些学者认为，一些官员和国有企业合流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我更加关心的是，能否真正告别“中国奇迹”，步入“常规发展”阶段？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第一是要改变政府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做法，尤其要减少政府对经济资源的直接控制。第二是要实现生产要素市场化的过程，消除对生产、投资和出口激励的扭曲，纠正经济结构的失衡。如果这两个方面的改变成功实现，那么中国经济就可能进入一个全新的常规发展阶段，也许增长速度会放慢一些，但质量会更高、结构会更平衡、增长也会更加持续。

第二个方面的改变十分关键。实际上，如果把改革以前的中国经济看成无市场经济，过去30年的中国经济至多也只是个半市场经济(产品市场已经形成，但要素市场还没有实现)。现在有必要实现完全的市场经济，这一步做起来难，但已经看到了希望。比如政府不断调整资源价格，并将利率市场化提上了议事日程。最近劳动工资大幅上升，也有利于中国经济转型，促进收入分配的改善、消费的加速增长和地区经济的平衡。

第一个方面的改革可能更难。其实领导人早就意识到过度追求GDP的问题，过去也试图采取一系列校正措施，比如计算绿色GDP、强调民生的重要性，以及在一些重要政策如社会稳定和计划生育等方面采取一票否决制。但其效果不明显，特别是如果指标体系过于复杂，不但执行难，监督也难。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之道还是要靠增强民众在官员任命、升迁上的发言权。但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改变过度追求GDP增长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减少政府对经济资源的直接控制。现在政府“保增长”，说是靠财政、货币政策，最后其实是有利于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机构。但一旦酿成问题，埋单的还是纳税人。换言之，官员的权利和义务并不对称，这非常不合理。国有企业可以存在，但其垄断地位必须打破。因此，即使单纯从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来看，推进政治改革也已经迫在眉睫

防范“中等收入”和“福利国家”的双重陷阱

如果不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结果会怎样？其实多年前温家宝总理已经对此给出了答案。他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协调、不平衡、低效率和不可持续的。举个例子，2003年，投资占GDP的比例约为38%，2010年更高达48%以上。如此高的投资率，显然会影响到投资回报率，最近一段时期各地高速公路和其他一些投资项目的现金流出现问题，其实并非偶然。经济结构需要适当的比例。这样的投资回报，自然难以支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这样，中国面临的一个直接挑战，就是如何避免一些拉美国家曾经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起飞成功了，增长却很快停滞不前。拉美国家的问题是收入分配极其不平等、经济缺乏创新能力等，这些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中国另外还要多出一个问题，就是资源浪费现象非常严重。政府集中大量资源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增长是保住了，但效率非常低，而且在资源和环境等方面还消耗掉了不少未来的增长机会。如此延续下去，中国经济的希望又在哪儿呢？

过去八年，中国在调整结构方面毫无进展。不过政府开始重视民生，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农村医疗保险还是城市养老保险，都取得了不小的进展。这些措施十分必要，毕竟经济发展的目标是提高老百姓的福利水平。收入增长尽管重要，但如果老百姓没有安全感，同样不会感到幸福。这也是我一向推崇政府采取措施保障老百姓享有“免于经济恐惧的自由”的原因。

不过，凡事总有度。社会福利的好处是保障老百姓的安全感，但如果福利过多，经济就会缺乏活力。后一种情形在北欧国家司空见惯，但它们毕竟已经位列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中国在过去八年未见调整经济结构，在社会保障方面却下了不少功夫。尽管中国的福利体系还有待大举发展，但是，如果政府一味地为了讨好民众而承诺各种超出国家经济能力的福利措施，就有违经济发展的规律，最终可能拖垮经济。建立福利体系的原则应该是保障百姓的基本安全感，但是不影响经济的竞争力。

以工资政策为例。政府希望提高工资增加居民收入的愿望可以理解，但过度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有可能让工资水平脱离市场经济的实际水平，并有可能伤害经济部门的竞争力。因此，中国要放弃单纯地追求GDP增长，也要防范过早地落入“中等收入”和“福利国家”的双重陷阱。

极左极右都误国误民

2011-07-21 20: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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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左极右都误国误民

                                           刘立群

目前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暨意识形态领域，各种观点学说纷然杂陈、莫衷一是，尤其是极左和极右的观点和思潮都同时存在，且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极左观点占上风。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角度来说，这种状况和以往相比是很大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产物并推动社会继续前进。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状况也并不完全正常，使得人们思想混乱、无所适从。最关键是要认识到，无论极左还是极右都是误国误民的观点学说，必须予以坚决批驳、逐步纠正并大胆进行理论创新，使正确的观点学说最终占上风。这也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近30年间，极左思潮占主导地位，片面认为马列学说完全正确、是绝对真理，必须坚决照办执行，哪怕稍微偏离马列学说都被扣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右派”等等大帽子，比如马寅初的人口问题观点仅仅因为和马尔萨斯人口学说比较接近而和马列学说不同（其实马列很少提到人口问题，更未系统研究），便被大批特批，并进而否定马寅初等学者提出的要控制人口这一极有远见、正确的政策主张，造成目前人口压力极大及由此引发的资源、环境、教育、就业等一系列严重问题。更不必说十年“文革”使我国陷入极大混乱和倒退。“文革”结束已30多年，可惜对其惨痛的经验教训仍未充分总结吸取，关键在于没有尽可能彻底地清算极左思潮，没有充分认识到马列学说既有正确的一面和可取之处，也有错误乃至十分错误的一面，包括其“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学说虽有一定可取之处，但也都有严重缺陷，不应盲目迷信（详阅笔者《超越西方思想》增订版一书及“重新认识和评价马列学说”等一系列文章，见“学说连线”网站）。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等领导人曾几次受到死抱马列学说教条的极左思潮的排挤甚至迫害、被扣上“不懂马列”的大帽子，而最后正是因为他灵活解释和运用马列学说、理论联系实际才取得革命胜利并建立新中国。不过，在当时特殊情况下，马列学说本身的缺陷远未充分暴露和被人们认识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也相当低，对世界情况的了解更十分有限。所以在建国仅仅7、8年之后，毛及部分理论家对马列学说的教条式理解便开始占上风，开展了“反右”、“三面红旗”等政治运动，直至“文革”达到顶点。不仅在国内大搞“阶级斗争”、“大革资产阶级的命”、“大割资本主义尾巴”，而且要输出革命、“井冈山道路通天下”、“让世界一片红”等等，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都深受其害，国家大伤元气。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的许多言论和行为，实在荒唐可笑甚至不可思议。

极右的观点学说与极左观点学说正相反，完全否定马列学说，完全否定我国迄今所取得的各项业绩和成就，完全否定我国迄今的政治体制有其历史连续性和客观合理性一面（尽管也有不少缺陷并需不断改革），不懂得各国国情不尽相同、其政治体制也不完全相同，主张完全照搬西方国家政治体制、“全盘西化”。持这种观点的人虽然表面上和极左不同，实际上却有相同之处，即都不知道中国国情的特殊性，都是教条式照搬西方的思想学说和做法，完全没有自己的主见和创造力。无论是马列学说还是非马列的西方观点学说，都是西方的舶来品，都不应简单迷信和照搬。具体来说，无论实行市场经济还是实行公有制都不是万能的，都只有一定的意义，而不应思想片面、只顾一面。

左和右是相对而言的，在不同国家及不同时期，其含义都不大相同。问题在于中国迄今所说的“极左”就是指盲目迷信马列学说完全正确、必须完全招办执行，像毛所做的那样；而极右主要指想完全照搬西方、“全盘西化”。

不少人认为极左是主张“姓社”、极右是主张“姓资”。其实“姓社姓资”的区分本身就是简单化、不大科学的，应当跳出这种狭隘的眼界、思路和表达。人类的未来一定是光明的，是简单化的“姓社姓资”之分所不能概况和表达的。还有一些人“宁左勿右”、认为“左只是方法问题、右则是立场问题”，而从实际结果来说，极左和极右都产生极大危害，同样都误国误民。在一定意义上，极左和极右思潮也都是各类腐败现象的思想温床和保护伞，因为它们非但不能对治理腐败提出有效的思想武器和对策，反倒在客观上有利于腐败的存在。

现在所说的“不折腾”应是指不允许极左和极右思潮再兴风作浪，不能再把国家大好形势搅乱，这就需要既批极左思潮，也批极右思潮，尤其是极左思潮在我国仍很有根基，许多十分错误的观点仍被当成正确甚至完全正确的观点进行宣传并写入各类教科书、继续误人子弟，彻底纠正仍需花费极大力气，许多教科书需要做较多修改。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方面，既不应妄自尊大，也不应妄自菲薄，而应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既不应迷信老祖宗即“土教条”，也不应迷信“东教条”和“西教条”。

极左和极右思潮都非中国所特有，而是世界范围内存在的现象（主要诞生于19世纪下半叶），并在相当长时间内仍会存在。不过，哪个国家能尽早认识到这点并跳出这些极端观点的束缚，哪个国家就会得益并在世界范围内赢得思想理论的领先地位，从而获得最为特殊的“软实力”即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强大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同样适用于全世界，关键在于一定是要经得住严密科学论证和广泛实践检验的真正的科学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