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猫饭可以混干粮吗:陈独秀“因嫖妓离开北大”？

陈独秀“因嫖妓离开北大”？

谈天说地 2010-05-17 19:39:00 阅读44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陈独秀致台静农书札、手迹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不仅在新文化运动中走在前列，作过一定贡献，而且在书法实践和理论上也有很深造诣。
　　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回忆：“……至于写字，我喜欢临碑帖，大哥总劝我学馆阁体，我心里实在好笑，我已打定主意，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意再上进，习那种讨厌的馆阁字做什么！”
　　陈独秀在书法上确实下过一番功夫，台静农回忆说：陈早年喜欢书法，并用功于篆字。他以行草写成一幅四尺立轴，体势雄健浑成，不特见其功力，更见其襟怀，真不可测。此幅字写于四川江津，是陈独秀晚年作品。此时，陈独秀已贫病交加，过着凄楚的日子，故台说他“更见此老襟怀”。
　　1932年，陈独秀被捕入狱，当时的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曾请他写字，陈提笔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相赠。据陈独秀当年的下属和朋友包惠僧回忆，陈还给一名侦缉队长写过字，内容为“还我河山”和“先天下忧”两条横幅。
　　画家刘海粟也到监狱探望过陈独秀。陈写了一幅字送刘，刘也送一幅画给陈。包惠僧说，陈独秀能写好几种字体，看起来是相当挺秀的。包喜欢他的行草体和板桥体。包此语不假。早期的《向导》杂志的刊名二字就出自陈独秀之手。我曾在国家图书馆（当时为北京图书馆）期刊库见过《向导》杂志，刊名二字，清秀中透着一股英气，外秀内刚，反映出陈独秀的青春热情。
　　对书法，陈独秀也有一套理论：他认为写字如作画一样，既要有天分，也要有功夫；功夫锻炼内劲，天分表现外秀。字要能达内劲外秀，那就有点样子了，即所谓“中看”了。庸人写字，只讲究临摹碑帖，难免流于笨拙，有点才气的人，又往往不屑临摹，写出字来有肉无骨，两者都难达妙境。
　　陈独秀的朋友沈尹默是著名书法家，其作品在中国书坛颇受青睐。沈在《我与陈独秀》一文回忆：“……陈到寓所来访，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之家看到你写的诗，诗作得很好，字其俗入骨。’当时，我听了颇觉刺耳，而转念一想，我的字确实不好，受南京仇涞之老先生的影响，用长锋羊毫，又不能提腕，所以写不好，有俗气。也许是受陈独秀当头一棒的刺激吧，从此我就发愤钻研书法了。”
　　据沈回忆，此事当发生在1917年之前，晚年，陈独秀定居四川江津时，曾经给台静农写过信，又谈及沈的书法：“尹默字素来功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存世二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那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尊见以为何？”
　　信中“二王”指王羲之、王献之；米南宫就是宋代书法家米芾；“欧”，为欧阳询，是唐代书法家；“褚”，为唐代书法家褚遂良；“真”，为唐代书法家颜真卿。
　　从此简短的文字中，可以看出陈对中国书法史的研究有一定功底，言简意赅。我没有见过沈尹默的书法，不知陈的评价是否正确，不敢妄加评论。但，我相信，陈不会妄言，“然其字外无字”尤为深刻，其意耐人寻味。                                                    （北子）

    陈独秀的签名

延伸阅读（一）

陈独秀书法：骤雨旋风声满堂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中，对陈独秀的名字是不很陌生的。但我们所熟悉的他，却是作为中国革命的“反面人物”来介绍的。记得每一次提到党内右倾和“左”倾的路线斗争，“陈独秀”总是首当其冲，被第一个“粉碎”。因此，我们当时所了解的陈独秀，除了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的主要代表者外，其他就不甚了了了。
    有道是，“百年人物存公论”。陈独秀的是非功过，如今已毋需我辈赘述。但他揭橥新文化启蒙和五四运动的旗帜，作为我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其伟大功绩却是谁也不可抹煞的。然而，陈独秀其实还不仅是一位政治家，他更是一位学人。在五四运动前，他创办《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其后，他出版《字义类例》、《实庵字说》等。许多人也许不知，陈独秀在诗学、文字音韵学以及书法上的造诣都是相当精深的。
    陈独秀论书法，有一则佳话流传甚广。即我们都知道的书法家沈尹默先生，早年就是受了陈独秀的一语“刺激”，而发愤练字，终成一代大师的。当时陈与沈还不熟悉，但性格率直、快人快语的陈独秀初次相见，就当面说：“昨在刘三壁上见了你写的诗，诗很好，而字则其俗在骨。可谓诗在天上，字在地下！”刘三则是江南名士刘季平也，其时刘三和苏曼殊以及陈独秀、沈尹默等，都是东瀛留学归来常在一起诗酒风流的名士。沈尹默并不因陈的批评为忤，相反后来沈入北大任教，还把陈推荐给了蔡元培校长，并委以文科学长之职，足见旧时学人谦虚宽博之胸怀。
    陈独秀批评沈尹默的字“俗在骨”，实际上也是透露了他自己书法上的审美观。一般以帖学为宗的书法，若无厚实的北碑为底，用笔单调柔弱，则容易滑向“媚俗”一路。这一观点也和清代末期由尊帖转而尊碑风尚是一致的。不过后来即便是沈尹默的书法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了，但陈独秀在肯定的同时，依旧保留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在1941年给台静农的信中说：“尹默字素来工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存世二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
    反观陈独秀自己的书法则是碑帖结合，写得汪洋闳肆、兼备众体。我们今天所见的陈氏翰墨中，以书札、诗稿为多，其中大多为率性而作的狂放大草书，铜板铁琶，大江东去。正如那副著名的对子“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一样，录的是怀素《自叙帖》中的句子，写得颇也颠张醉素，奔蛇走虺。雷闪电掣之势，跃然纸上。据说此联为陈独秀于南京模范监狱中所书，那时在狱中他还写过一副著名的对联是“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当场书赠刘海粟的。这两幅书法均写得结体开张，线条生辣，章法极具作者固有的率直豪迈个性，当然，也充分显示他书法上深厚的传统功力。
    要说陈独秀的放诞和率直的豪迈个性，有段笑话最能体现。冯友兰曾回忆说，他在北大毕业时师生一起照了张相，前排的老师中陈独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漱溟很谨慎，把脚收在椅子下面；陈独秀很豪放，把脚一直伸到梁漱溟的前面。相片出来以后，班长给陈先生送去，他一看，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一点。”班长忍不住地说：“这是您的脚呀。”
    当然，陈先生写字也并非都把“脚”伸得很远，笔者曾见他暮年书赠台静农的一幅行楷诗笺，录自己的《对月忆金陵旧游》：“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矶边忆旧游，何处渔歌惊梦醒，一江凉月载孤舟。”通篇气格高古苍莽，线条厚拙凝劲，读罢掩卷，犹似余音袅袅，韵味无穷。著名学者兼书家台静农后来撰文回忆说，独秀早年用功于篆字，当年曾以行草写赠他的一幅四尺立轴，“体势雄健浑成，使我惊异，不特见其功力，更见此老襟怀，真不可测。”
    经历了政治上的跌宕起伏，陈独秀晚年自南京出狱后，他谢绝了高官厚禄的邀诱，蛰居四川江津，在贫病交迫中埋头于作书写诗和文字学研究。其间对书法的爱好始终未有懈怠，即使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当他得知欧阳竟无珍藏着东汉隶书佳拓《武荣碑》时，以诗代简，向欧阳竟无“索借”，诗曰：“贯休入蜀唯瓶钵，久病山居生事微。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欧阳得诗后只得割爱以遂其心愿。另外，晚年的他尤以大量的精力撰述了文字训蒙的专著《小学识字教本》，但稿件送审时，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书名不妥，要陈独秀改书名。陈独秀坚决不同意，并说“一字不能动”，把预支的八千元稿费也退回去了。
    最后直至1942年陈独秀因病谢世，《小学识字教本》仍未出版，成了他晚年未了的一大憾事。                                                                         （佚名）

    陈独秀致胡适书札

延伸阅读（二）

民国文人书法性情
    民国文人，丰富而多彩。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之……一个个都是风标独立、个性粲然之人物。他们的道德文章、他们的传奇经历以及他们的轶事逸话，都成了后辈心口相传、书之不尽的永恒话题。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果由孔孟算起，延绵两千年，可谓是生生不绝，但到了清末民初，有识之士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使中西两种文化在民国初期发生了极大的碰撞。不过，尽管五四期间的那一批文人高举“砸烂孔家店、提倡新文化”的旗帜，然而，他们其实个个都是传统文化的饱学之士。有着非常深厚的国学根底，却不愿做迂腐无用的书蠹虫，不甘于民族的落后，而想借以西方的先进文化，来冲击和唤醒当时那沉闷的中华民族。所以，才有那愤世嫉俗的振臂一呼。但如今，竟发展到抛弃了传统文化，出现了许多精通数门外文却不通中文的精英人才，实在是舍本逐末，也是我们文化上的一种悲哀。
    因此我以为，传统文化到了五四时期的那一拨文人止，几已成绝响矣。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估计我们再也不会出现像章太炎那样的国学大师、像陈寅恪那样的史学大师，再也不会有像民国时那么多博大精深、学贯中西的精彩文人了，即使有，也是个异数。
    文人书法，这是个有趣的选题。它似乎有别于专业书家的书法，而是以凸现文人个性文化、注重趣味和书卷气的一种书法。也许它的点划还不够精到，章法、笔墨也无刻意的安排和讲究，但因为有了上述因素，字里行间也就意味盎然了。其实，这也是现今衍生出来的一种文化现象，书法家和文人居然也可以分家。而在过去，试想从王羲之到吴昌硕，还有哪位书家不是文人？又有几位文人不擅书法呢？我国古时，能书不能文的虽然也有，但只能算是书匠，青史不留名。
    遗憾的是，文人书法如今也愈来愈少，不知在俞平伯、沈从文、钱锺书之后，还能有几人？
    书法性情，也可以说是性情书法，即文人字中所体现出的书卷文化。文人书法，意趣性情为上，杜工部诗云:“由来意气合，直取性情真。”陈独秀也有“书法由来见性真”句，说的都是文人的禀性与气质。书法不仅可见人的性格和气度，还可见出人的学问和趣味。老话说“文如其人”或“字如其人”，若从性格的根本上来看，应该还是相符的。譬如:陈独秀写字大刀阔斧、恣肆汪洋；叶圣陶写字却横平竖直、一笔不苟，这其中难道不是他们的性格所别？还有像王国维的法度谨严、梁漱溟的挺拔清健、周作人的古拙散澹、梁实秋的隽秀雅致……这些其实说到底，都是文人性情在书法上的自然流露。
    说完了本书标题，最后，还得再交代几句:
    我写“文人书法”这个专题，如果从萌生念头算起，至少也有十年以上了。若厚着脸皮说起来，我也算是“少小爱文辞”，自幼喜欢传统文化，爱好读书，也爱好书法，然而，却是个作家做不成，书法家也做不好的“半吊子”也。我想，我这本“文人书法”，就介于文人性情和书法赏析之间吧，让书法爱好者多看看文人的性情逸事，让读书爱好者可看看文人的笔墨趣话，这对于我这么一个作家中的书法家、书法家中的作家而言，岂不正好？                         (管继平)

延伸阅读（三）

陈独秀“因嫖妓离开北大”？

    陈独秀当年究竟是为何离开北大的？2004年10月16日，中央电视台《北京-1918》(纪录片)摄制组就陈独秀问题，采访了陈独秀研究专家唐宝林教授，唐先生回答记者们的提问后，趁机为陈独秀“因嫖妓离开北大之说”辟谣。时间虽已过去了90余年，今天我们重新回顾历史，辨别其真伪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蔡元培聘请陈独秀到北大

    1916年10月2日，远在德国留学的蔡元培接到黎元洪政府教育部敦促其回国的电报。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1917年1月4日到北大任职。早在赴任之前，医专校长汤尔和以及沈尹默就向他举荐过陈独秀。

    汤尔和(1878-1946年)，杭州人。曾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金泽医学专门学校，又入德国柏林大学学医，获博士学位。1912年10月筹办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任校长，后任教育部次长、教育总长职务，在北京教育界威望极高。他与沈尹默又都是蔡元培的浙江老乡，所以蔡元培到北京后便去拜访汤尔和。汤尔和说，陈独秀“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并拿出多本《新青年》给蔡元培看，随后汤尔和又补充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

    蔡元培对陈独秀“本有一种不忘的印象”，这印象开始于他创办《警钟日报》时。当时刘师培曾对蔡元培说：“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陈仲甫一人支持了好几个月。”而后，陈独秀去了日本，蔡元培去了欧洲的德国。

    蔡元培仔细阅读了陈独秀办的《新青年》杂志，当场就决意聘请陈独秀到北大来，任文科学长(月薪300元)，文科学长一职相当于副校长。

    而陈独秀当时就在北京。1916年11月，陈独秀和老乡、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汪孟邹来北京办事，住在北京前门中西旅馆64号。一天，陈独秀在北京琉璃厂附近遇到在北大教书的好友沈尹默，两人相见喜出望外。沈尹默与陈独秀分手没几天，就遇见了在北京医专任校长的挚友汤尔和，并惊喜地对汤尔和说：“如见蔡校长，可引荐陈君。”汤尔和早就认识陈独秀，光绪廿八年冬，他们曾在日本一起发起成立过“青年会”，也是老朋友了。当蔡元培知道陈独秀在北京的消息后，高兴地直扑前门外那家旅馆。

    第一次见面是在1916年12月26日上午，与陈独秀同住的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日记》载：“早九时，蔡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吉，令人起敬，吾国之惟一人物也。”之后，蔡元培又去过多次，汪孟邹回忆说：“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后来我和仲甫商量，晚上早睡，早上要早起些才好。”只有秀才学历(相当于中学学历)的陈独秀最终被长他12岁、翰林出身、并两次留学德国的蔡元培的诚意打动，同意进北大任职，还按蔡元培的意思把《新青年》杂志带到北大来办。

    考虑自己学历太低，陈独秀说：“我有一位朋友留学美国，是哲学博土，年龄比我小，学识不薄，诗书文论俱佳，能有他任文科学长最好。”蔡元培说：“仲甫推荐的人才，想必不差，不妨请仲甫代劳，替我写一封求贤信，言辞写恳切些。若不当学长，文学教授、哲学教授请他任选，你看如何？”蔡元培还是希望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同时也聘胡适。

    1917年1月，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以《新青年》为阵地，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清算封建主义的旧道德，反对迷信与偶像崇拜，反对旧文学，摆脱孔教对于人思想的控制，营造了知识分子自由思考的氛围，一批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活跃在北大，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旧势力对陈独秀的攻击

    不过，这也遭到了来自社会及学校各方守旧派人士越来越强烈的反对，他们先是请军阀徐树铮等进行镇压，后又在国会中通过议案的方式，弹劾北大校长蔡元培，并要蔡元培开除陈独秀、胡适等人。

    1919年2月17日，林纾在上海《新申报》发表了文言文政治小说《荆生》，文中用田其美、金心异、狄莫分别影射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三人，把荆生比作“伟丈夫”，恶毒诋毁新文化运动。1919年3月19-23日，林纾又在《新申报》上发表《妖梦》，表达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的“食肉寝皮”的仇视心理。1919年初，桐城派古文家，安徽孔教会会长马其昶拿几本《新青年》找到总统徐世昌，强烈要求惩治陈独秀、蔡元培等人。实力派人物段祺瑞的安福系办的刊物《公言报》，也攻击陈独秀等人。

    北大学文科的学生也有人投靠旧势力的。政治系四年级学生兼《神州日报》记者张厚载1919年2月两次在《神州日报》说，“陈独秀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对此传言，胡适站出来在《北京大学日刊》进行辟谣。陈独秀也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说“他们因为反对《新青年》，”而又不便正常辩论，只得让张厚载“闭着眼睛说梦话”，以中伤异己。他们没有别的本领，只能“用‘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武器。”蔡元培也专此辟谣，称“陈学长并无辞职之事”，并将传播谣言，损坏学校名誉的张厚载开除学籍。

    各方旧势力围攻陈独秀的同时，北京大学的一些教师也要求遏制陈独秀，认为陈独秀破坏了北大的声誉。陈独秀已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处境艰难，离开北大，似乎已是无可挽回的事实。

    在各种围攻方式失败后，一个流言让陈独秀离开北大成为必然：陈独秀常到北京的八大胡同(妓院密集的地方)嫖妓，还与另一人(有的说是北大的一个学生)争同一妓女，陈独秀还为此抓伤妓女下身的隐私部位。

    一时间，人人信以为真，连过去向蔡元培推荐陈进北大的汤尔和，以及陈独秀的好友沈尹默也相信。1919年3月，国会议员张元奇在国会上弹劾教育部长傅增湘与北大校长蔡元培纵容陈独秀嫖娼。1919年3月26日，总统徐世昌指令教育总长傅增湘致信蔡元培，称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言论过激。

    1919年3月26日的晚上

    1919年3月26日晚上，蔡元培在巨大压力下，来到汤尔和家开会，和另两位北大教员沈尹默和马叙伦讨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去留问题。汤尔和虽然不是北大教员，但他是当时能左右北京教育界最重要的人物，所以汤尔和在这场讨论中唱主角。沈尹默和马叙伦当时虽没有在北大担任要职，但与汤尔和私交甚笃，也有一定的发言权。四个浙江人凑在一起商议“陈独秀嫖娼的事件”的解决办法，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2点钟。汤尔和与沈尹默“力言其私德太坏”，“如何可作师表”，而“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

    蔡元培刚进北大时，发现北大师生有人经常出入于当时的“红灯区”八大胡同。而蔡元培恰恰是一个注重道德教育的学者，所以，蔡元培发起成立了进德会，设立许多戒条，陈独秀积极响应加入，成为甲种会员并以152票当选为评议员。按照规则，甲种会员必须遵守“不嫖、不赌、不取妾”的要求，如果陈独秀真的嫖娼了，无疑是犯了会规，蔡元培也只能照章办事。事实上，在进德会的会员戒条中，有不少内容是不太近情理的，如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不赌等。陈独秀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当时写了大量文章，但对于进德会至今还没有发现他有过任何批评的话。

    最后蔡元培同意汤、沈的提议。陈独秀也很快通过友人知道了会议的决定。4月8日，蔡元培主持召开文理两科教授会主任会议，陈独秀缺席了会议。会议上，蔡元培宣布废除学长制，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由教务长代替学长，马寅初担任首任教务长。“教务长代替学长”这一新的体制原定于暑假后实行，现在由于突发“陈独秀嫖妓事件”，突然提前实行，对于陈独秀及各方都是一场体面的人事变动，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同时同意陈独秀继续担任教授，并由校方给假一年，实际上是以一种体面的方式让陈独秀离开北京大学。

    这件事对陈独秀的打击很大，他最恨的就是汤尔和，是汤尔和决定他进了北大，又是汤尔和决定他离开北大，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件事可以在汤尔和 的 日 记 中 寻 找 到记录——后来两人在路上相遇，陈独秀看到汤尔和“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

    “谣言止于智者”。当时，胡适看到了造谣者的恶毒用心，拒绝信谣传谣。随着后来胡适与汤尔和友谊的加深，汤尔和就把自己的日记送给胡适看。为此，1935年12月28日，胡适在给汤尔和的信中，愤怒谴责汤尔和等“为理学书所误”，责问汤：“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

    “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传，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

    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外人借私行攻击陈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个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坠奸人术中了。”批驳汤尔和“当时我颇疑心尹默等几个反复小人造成一个攻击独秀的局面，而先生不察，就做了他们的发言人了。”

    1935年12月23日，胡适再次致信汤尔和，大胆提出1919年3月26日晚上会议的重大意义，信中说，“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晚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陶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虽有尹默(沈尹默)，夷初(马寅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指汤尔和)，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定论。”

    1919年3月26日晚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历史时刻！                 （苗体君）

    陈独秀书作

    陈独秀致黄宾虹书札

    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一大至五大党的最高领袖。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

    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进行建党活动。1921年3月24日，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在广东建党。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1925年到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中，多次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为了保证合作，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但是由于缺乏有系统的、独立的阶级纲领指导，使得陈独秀等一次次被共产国际领导层错误的行政指令压下去。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在党报上发表公开信，单方面宣布退出国民党，引起党内外轰动，因为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服从后者的纪律，是共产国际为确保国共合作的既定战略路线的中心政策（共产国际为何执行这一政策的部分原因参见百度百科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词条）。但不久后共产国际领导层发来的指令，使大多数中共党员继续坚持旧政策，而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异议分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与这种路线彻底决裂，另立独立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他们并没有形成完全有别于共产国际的另一种国际国内革命纲领，更不了解当时国际领导层内部托洛茨基一派与斯大林一派正在就同一个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激烈的纲领斗争。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陈独秀等少数共产党人的异议外，其他大多数中共党员（包括毛泽东）都没有对共产国际指令，提出哪怕一鳞半爪的反对意见和公开质疑。这就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员虽然是中国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却是为国民党做苦力的政治局面（随便举个例子：1927年上海第三次大罢工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党员，但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党员，全世界都看到的是国民党取得了大权，而不是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强烈冲击，大批优秀干部在反革命屠杀中丧失，27年到30年代初的失败浪潮使中共在城市工人中的影响力严重削弱.。对这次革命失败负有第一责任的共产国际领导层（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把全部责任推卸在它的中国支部——中共的头上，中共又把主要责任推卸在总书记陈独秀头上，指责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这个栽赃陷害也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冤案。
　　其后，陈独秀在苦闷中反思，开始接受国际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反对斯大林主义荒唐透顶的左倾暴动路线，同时也反对盲目向农村发展力量甚至把游击队高抬为红军（诚然，不仅陈独秀而且当时相当多数国际国内共产党人都低估了农民运动），而主张以国民会议为中心，主张从民权民主斗争开始重新聚集力量。1929年11月，因为中东路事件，共产国际远东局从一开始就明确要求中共中央要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对此，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积极的响应。他们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并在8月1日“反帝日”举行示威，而且争取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对于中共中央的做法，陈独秀专门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批评，主张在这个时候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于我们不利”，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7月28日，8月11日。为此，并鉴于陈独秀等人事实上根本反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共中央很快正式决议将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江苏省委为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的决议》，1929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549－555页。中共中央明确认为，陈独秀等人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是党内一些动摇的机会主义分子的立场的最露骨的表现”。《评陈独秀的信件》，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12月，与彭述之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同时，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1937年，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此时的陈独秀已偏离了托派纲领，并遭到多数中国托派的反对，但仍与托派组织保持关系直至逝世也未曾脱离过这种组织和思想、政治关系。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晚年陈独秀最终的立场是要求建立民主的政权，开始对共产主义理论进行反思。1942年5月，陈独秀作为二十多年来一直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战士于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陈独秀 行书屏

    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

    中共一大的出席者（包惠僧为陈独秀特派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