胝胼的药物:有关“官”类款瓷器及官窑问题

xjjk雅儒
有关“官”类款瓷器及官窑问题
欧阳希君
随着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出土了大量陶瓷文物。其中有“盈”、“大盈”、“官”、“新官”款白瓷及“官”、“大官”、“官样”款青瓷等“官类”瓷器。目前这些材料已比较丰富，可结合传世馆藏品进行较系统地研究，而与之相应的研究尚欠深入与全面。笔者拟通过多年收集的资料，在前人研究之基础上再对部分薄弱环节加强研究，并通过它们之间的相关联系，做些综合整体的初步探讨。考证、研究，本身就是最好的学习，让我们必须认真的去读相关大量书籍，尽于能找全所需这方面的资料。只有这样才能经历从表层到深入，由粗略到细微，以至从谬误而步入或接近真理。
一、“盈”、“官”等相关瓷器统计
1、据笔者统计，目前国内所见“盈”（包括残器，还有1件“盈、翰林”双款器）字款白瓷共计50件（窑址出土者不计）（见表一）。河北17件、陕西16件、北京2件，内蒙古、浙江、山西、上海各1件，另有11件出土与藏地不详。器型有碗、盘、带盖执壶，执壶、罐、盏托、藏枕、盖盒等。
“大盈”字款白瓷共计16件（窑址出土者不计）（见表二）。河北14件、陕西2件。器型均为大平底碗。
2、“翰林”（包括双字款“盈、翰林”罐）共计10件（窑址出土者不计）（见表三）。陕西5件、河北4件，另1件出土与藏地不详。器型仅见罐，部分有盖，款识均刻于罐底。窑址曾出土1件白釉器盖，上刻“翰林”款［1］，流通成品中未发现有器盖上刻款者。
3、“官”、“新官”款白瓷
目前所见“官”款白瓷158件（窑址出土者不计）（见表四）。陕西42件、河北31件、河南18件、浙江15件、辽宁14件、北京8件、内蒙古及湖南各6件、四川及台湾各3件，山东及江苏各1件。器型有碗、盘、碟、洗、钵、瓶、瓿、枕、罐、托盏、水盂、水丞、水注、温碗、温壶、执壶、净瓶、长颈瓶、盘口瓶、海棠杯、葫芦执壶、盘口穿带壶、腰形高足盘、高足亚形盒等，器形多种多样。
“新官”款白瓷24件（窑址出土者不计）（见表五）。浙江14件、河北7件，河南、辽宁、北京各1件。器型有碗、盘、钵、把杯、盏托几种。“官”、“新官”款白瓷合计180件，若加上窑址出土标本，估计有200件以上。
一、“盈”、“官”等相关瓷器统计
1、据笔者统计，目前国内所见“盈”（包括残器，还有1件“盈、翰林”双款器）字款白瓷共计57件（窑址出土者不计）（见表一）。陕西17件、河北20件、北京2件、内蒙古2件，浙江、山西、上海各1件，另有13件出土地与藏处不详。器型有碗、盘、带盖执壶，执壶、罐、盏托、枕、盖盒等。
“大盈”字款白瓷共计16件（窑址出土者不计）（见表二）。河北14件、陕西2件。器型均为大平底碗。
2、“翰林”（包括双字款“盈、翰林”罐）共计10件（窑址出土者不计）（见表三）。陕西5件、河北4件，另1件出土与藏地不详。器型仅见罐，部分有盖，款识均刻于罐底。窑址曾出土1件白釉器盖，上刻“翰林”款［1］。流通成品中未发现有器盖上刻款者。
3、“官”、“新官”款白瓷
目前所见“官”款白瓷158件（窑址出土者不计）（见表四）。陕西45件、河北34件、河南18件、浙江15件、内蒙古14件、辽宁11件、北京9件、湖南6件，四川及台湾各3件，山东及江苏各1件。器型有碗、盘、碟、洗、钵、瓶、瓿、枕、罐、托盏、水盂、水丞、水注、温碗、温壶、执壶、净瓶、长颈瓶、盘口瓶、海棠杯、葫芦执壶、盘口穿带壶、腰形高足盘、高足亚形盒等，器形多种多样。字款均刻于足底，惟陕西出土一件碗或罐残片“官”字刻于腹外壁釉面上（表四陕西35）。河北曲阳许城出土的花口盘的“官”字较特别，宝盖头写法独一无二。
“新官”款白瓷24件（窑址出土者不计）（见表五）。浙江14件、河北7件，河南、辽宁、北京各1件。器型有碗、盘、钵、把杯、盏托、、鎏金银套凤首瓶几种。“官”、“新官”款白瓷合计182件，若加上窑址出土标本，估计有200件以上。
二、“盈”、“官”等相关瓷器的时代、窑口及涵义
1、“易”、“易定”铭款白瓷
要谈“盈”、“官”等款白瓷，必须先说“易”、“易定”款白瓷，它们之间似有一定关联。关于“易”、“易定”款白瓷的涵义，目前没有人能真正解释清楚。陆明华做了一些研究，认为“易”为“昜”之误，“昜”即“阳”字，“昜定”也即是曲阳定州窑的意思［2］。汪庆正也从为“昜”为“阳”的古体，“昜定”又似可解释为曲阳定瓷，问题是福建王审知夫人墓出土的盒子仅一“昜”字，又很难理解了，确切意义有待进一步探讨［3］。笔者认为“昜”确为阳的通假字，如我祖籍湖南宁远县，姓欧阳的很多，通常将欧阳写成“區昜”（为一字，造字），昜就代表阳字。“昜”移强切，音阳，阳韵，开也，一曰飞扬，一曰长也，一曰强者众貌。说文勿部段注“此阴阳正字也。”［4］“易定”［5］是以前的研究者对“昜定”的误读或误书［6］。从图片看，清晰无误的刻写“昜定”二字［7］。但福建王审知夫人墓出土的“易”字款白瓷盒，却为“易”字［8］，非“昜”字。河北古代确有易州，“隋置，兼置易县为州治”［9］。按陆明华解释：“‘昜定’似是曲阳、定州之意。制作者在这种碗底刻划‘昜定’二字的目的显然是标明自己是产于定州之曲阳。”从目前资料看，定窑出土物中无一件有“定”款，若标明产地，此时定窑已属名窑，早已进贡，刻“定”款即可，何需画蛇添足。吕成龙坚信“昜定”为“易定”，认为“易定”可理解为“用来交换的定瓷”［10］。李建毛则认为：“易”当是易州，“易定”则是易、定两州［11］。早年出土流散国外的定窑白瓷盘有“会稽”刻款，可以肯定是吴越钱氏定烧之器［12］。那么“昜定”是否为“易定”之误刻，也为定烧之物呢？河北曲阳五代王处直墓出土多件白瓷，其中有“新官”款钵。却无“易”、“昜定”款者。王处直为易州、定州、祁州等节度使，被封为太原王和北平王，是河北地区的重要藩镇将领［13］，“易定”如果真系易州定烧之义，其墓中似应该有，也许此时还不见这种“古怪款铭”（但福建王审知夫人墓出土的“易”字款白瓷盒的制作年代下限不晚于唐长兴三年（932年））。定州出土的“盂”字款白瓷碗［14］也与“盈”字刻划相似，我们能凭想象说“孟”是“盈”之误吗？因此我认为定（或邢）窑有“昜”款，也有“易”款，有“盈”款，也有“孟”款。“易”款不能强解成“昜”款，“孟”款不能误解成“盈”款。除“盈”外，其他款识与贡瓷无关。
《中国陶瓷史》［15］将传世“昜定”款碗定于五代后期定窑产品。而福建王审知夫人墓出土的“易”字款白瓷盒的制作年代下限不晚于唐长兴三年（932年），从刻款“易”、“易定”看，应属同一时代，同一窑属［16］。
定窑并未出土过“易”、“昜”、“会稽”刻款白瓷标本，因此目前将之视为定瓷的结论为时尚早，也可能这些带款白瓷是邢窑器。从目前仅有的3件“易”、“昜”款出土和传世白瓷看，可以相信它们并不是贡瓷，因资料少目前还无法正确地对其进行研究。
2、“盈”、“大盈”、“翰林”铭款白瓷
关于“盈”、“大盈”、“翰林”款白瓷的窑口为邢窑，目前学术界多认可。确定瓷器的窑属，最可信的是在窑址中发现相同的标本，甚至相同的款识。
1984年内丘邢窑出土“盈”字款细白瓷标本数件［17］。 1987～1991年较系统的调查、试掘邢窑遗址中，出土“盈”字款执壶、碗、盘标本多件［18］，确定了“盈”字款的产地。但也有研究者坚信辽墓中出土的“盈”字款白釉芒口碗为定窑产品［19］。是否意味着他们确信定窑遗址也终会出土五代“盈”字款白瓷标本呢？
“大盈”铭款白瓷，目前窑址尚未见出土。但在邢台市数处建筑工地中却多见出土。从型制、工艺、胎釉及刻款等风格看，与“盈”铭款白瓷相同，可确定为同一窑场产品。“盈”字款多见圈足碗，也有少数平足无釉的刻“盈”款碗［20］。“大盈”款均为平底足碗，可见“大盈”款平足碗早于“盈”字款圈足碗，最初刻“大盈”款，后改刻“盈”款，所以不见“大盈”款圈足碗。有人以为：地方在贡物上是不能随意刻字的，邢窑贡瓷上所刻“盈”字是地方官府奉上方的指示。故遗址和墓葬中没有发现“大盈”款器物，可知工匠们将“盈”刻成“大盈”违背了上方的指示，因此邢州官府处理的最好办法就是销毁。“大盈”款残器之所以在清风楼发现，与当时邢州官署将“大盈”款器物销毁后的残片弃于官署附近正相吻合［21］。如按此说，那么陕西西安市丰登路南口空军某部院内及西安市泮镐路工地出土的“大盈”字款白瓷，又作何解？可见销毁 “大盈”款之说无法成立。
“翰林”款白瓷，窑址也有出土。2003年邢窑发掘中，一些唐代细白瓷碗、盒、罐类的器底部或盖上刻有“盈”、“翰林”等字款［22］，如礼堂窑出土了一件器盖，“翰林”竖行排列，为刻后施釉［23］。2003年内丘县南郊唐墓同墓出土了“翰林”、“盈”款罐各一件，2005年和西永安唐墓同墓又出土了“翰林”款罐2件、“盈”款花口盘1件。陕西西安唐大明宫遗址还出土过一种双款白瓷罐，足底刻“翰林”“盈”等。因此可证“翰林”“盈”双款白瓷为邢窑烧造，同时可确证“盈”、“翰林”铭款白瓷为同一时期产品。李知宴称：西安唐开元二十四年墓出土1件底部刻“翰林”铭的白瓷罐［24］，但无资料出处。这件未经证实的资料已被人引用［25］。笔者认为，如果开元纪年墓出土“翰林”铭白瓷罐，可以说是最早的邢窑“翰林”铭白瓷纪年器，如此重大发现，为何无任何陕西研究人员提起？又其所言：“盈”字款白瓷专供皇帝私人使用，任何人都不能使用，故在各大墓葬中都不见，惟西安大明宫有发现。其实自1975年以来，河北已发现17件“盈”字款白瓷，其中14件出自唐墓，而且内蒙古、北京及西安大明宫以外均有出土（见表一），甚至海外印尼沉船中都见出水［26］。因此，笔者实不敢轻信这件不见任何记录的所谓开元二十四年墓出土“翰林”铭的白瓷罐。
关于年代，有研究者认为：“盈”款瓷的确切入贡时间在中唐与晚唐之间的“大中”年间［27］。
有纪年可考者，最早为西安唐青龙寺遗址出土的一件“盈”款执壶，底部有墨书“大中十三年三月十三日”等18字，那么它的年代要早于大中十三年（859年）；最晚者为辽会同五年（942年）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盈”款芒口碗。1998年印尼勿里洞岛沉船中打捞中国瓷器6万余件，主要是烧造于9世纪前中期的产品，包括了长沙窑、越窑、邢窑、巩县窑和广东瓷窑陶瓷产品。其中一件长沙窑彩绘碗外壁刻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林亦秋误为“敬宗二年七月十六日”［28］铭款，因此沉船中的陶瓷可确信为宝历二年（826年）前后。沉船遗瓷中还有一件于碗内绘挂钟图形，其左右两侧绘饰带桿旗帜，其中一旗面圆形开光内书“丙”，另一旗面则书“了”字。由于前述宝历二年纪年正是丙午年，因此不由得会让人怀疑“丙了”或为“丙午”之讹。沉船中的纪年器还有一件铜镜，镜背的外侧铸有“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于扬州扬子江心百炼造成”，乾元元年为758年，但不能代表沉船瓷器年代。沉船中1件绿釉裹足花口碗，外底心釉下刻“盈”字；还有1件白釉绿彩盘，外底刻“进奉”铭记［29］。这件“盈”款绿釉碗为低温铅釉陶，“进奉”铭白釉绿彩盘亦为低温铅釉陶。其产地均为邢窑。因此“盈”款陶瓷在宝历年间已生产进贡可得以确认。关于邢窑土贡时间，《新唐书·地理志》载：“邢州钜鹿郡，上。本襄国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丝布、磁器、刀、文石。”《唐六典·尚书户部》曰：“河北道，古幽、冀二州之境……厥贡：罗、绫、平紬、丝布、凤翮、苇蓆、墨。……（注）邢州（贡）瓷器。”等。研究者一般认为《唐六典》成书于开元十年至二十年，故认为邢窑始贡时间为开元年间，但未考证加注时间。杨文山多方考证后认为邢窑白瓷的始贡时间为天宝年间（742～756年）［30］。笔者同意其论点。但“大盈”款瓷的始贡时间是否也在天宝年间？这是需要加以充分论证的。
“进奉”是指中央和地方高级官僚向皇帝的额外贡献，它不同于法定赋税和各地的常贡。进奉的财物纳入内库，即琼林、大盈二库，供皇帝私人支赐。《旧唐书·食货志》载：“先是兴元克复京师后，府藏尽虚，诸道初有进奉以资经费，复时有宣索。其后诸贼既平，朝廷无事，常赋之外，进奉不息。”《新唐书·食货志》载：天宝时“王鉷为户口色役使，岁进钱百亿万缗，非租庸正额者积百宝大盈库，以供天子燕私。”《唐陆宣公翰苑集·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曰：“今之琼林、大盈，自古悉无其制，传诸耆旧之说，皆云创自开元。贵臣贪权，饰以求媚，乃言郡邑贡赋，所用盖各区分，税赋当委之有司，以给经用，贡献宜归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悦之，新是二库。”可见开元年间已设琼林、大盈二库，在玄宗统治时期，进奉之风已相当盛行［31］。王永兴［32］指出《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土贡时间约为长庆四年（824年）或稍后，称之为“长庆贡”。谢明良［33］以为，由于内库物可经由赏赐、供军、马市等方式流通，故不排出“进奉”款白釉绿彩盘是长庆年间的贡品之一。那么，“盈”款绿釉碗也应为这一时期之物。
笔者以为“大盈库”的设置时间，目前可考的文献最早的是天宝。“今之琼林、大盈，自古悉无其制”，虽传创自开元，但“玄宗悦之，新是二库。”开元为传说，那么天宝是设置时间，“新是”即才有大盈库。大盈库从天宝年之后，一直存在至唐末。以墓志、神道碑等文字资料看，程希诠大历年间（766～779年）任大盈库副使［34］；仇士良太和七年（833年）任大盈库领染坊使［35］；刘遵礼大中五年（851年）任大盈库宫闱局令［36］；张叔遵宣宗时期（847～860年）“转授大盈库”［37］；似先义逸宝历年间（825～827年）任琼林库使，会昌年间（841～846年）任大盈库使［38］；田师巽懿宗时期（860～874年）任“大盈库内囗囗”［39］等。唐朝灭亡后，大盈库即不复存在。辽会同五年（942年）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盈”款芒口碗，应该是通过其他多种渠道流传而来，并非五代制品，也许是唐代大盈库之物。因为内库物可经由赏赐、供军、马市等方式流通［40］。
从出土的“翰林”款瓷看，应与翰林院有关。翰林院为唐代宫廷机构，初唐置翰林院为内廷供奉之所，当时是以艺能技术见著召于翰林院供职，并非特为文学侍从而设。玄宗时，置翰林侍诏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其职始重。玄宗又别置学士院，并兼翰林之称，遂称为翰林学士，侍直禁廷，专司制诏，甚至参议机密。其后，翰林学士之职渐显赫，历代相沿，直至被称为“内相”。翰林学士虽无正式官职，却为皇帝心腹。《新唐书·百官一》载：“翰林院者，侍诏之所也。”［41］因此“翰林”款瓷决非翰林院的定烧之物，而是大盈库的赏赐之物，“盈、翰林”双款瓷即有最有力的证物，因为定烧物不可能有大盈库的“盈”字。
“盈”款瓷是否真为专供大盈库的供奉瓷呢？陆明华曾作过考证［42］。但当时尚未发现“大盈”款瓷，1999年陕西西安市丰登路南口空军某部院内出土了“大盈”款唐白釉器残件，西安市泮镐路工地也出土了“大盈”款唐白釉器残件。2001年河北邢台老城清风楼工地、邢台市区工地、邢台市区顺德路附近、邢台市南长安街等工地，均见“大盈”款瓷出土，可以说这些“大盈”款瓷为“盈”款作为大盈库标识的解释提供了有力证据。
3、“官”、“新官”字款白瓷
关于“官”、“新官”字款白瓷的产地、时代及字款的内涵问题，目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但有一点目前学术界已达成共识，即定窑是“官”、“新官”字款白瓷的产地之一。
1954年赤峰辽驸马赠国王墓出土4件“官”款白瓷，后在北京故宫举办“五省出土文物展览会”展出，引起了关注和对此的讨论。金毓黻认为：凡有“官”字的白瓷，都是辽官窑产品。为此，很多专家提出不同看法，陈万里认为“官”字款白瓷以往在河北、河南两省曾出土过，产地非定窑莫属［43］。事隔两年多，定窑窑址出土了“官”字款白瓷残片［44］，1985年定窑又发掘出土“官”款白瓷标本14件，“新官”款白瓷标本1件［45］。从而更加肯定了陈万里最初的意见正确，并一直影响着考古界。中外学者多数认为这类带款白瓷是定窑产品无疑［46］。
除定窑外，是否其它窑也烧造“官”、“新官”款白瓷呢？学术界意见不一，分歧较大，难以达成共识。部分学者认为定窑和辽代瓷窑都有生产［47］。讨论较多的是“辽官窑”。
关于“辽官窑”的讨论，主要是围绕内蒙古缸瓦窑、林东窑和北京龙泉务窑及辽墓出土的“官”、“新官”字款白瓷及缸瓦窑“官”、“新官”字款窑具而展开的。
我国最早提出“辽官窑”概念的是上世纪50年代。1955年2月11日《光明日报》首次提出，同年《文物参考资料》3期［48］加以引述。1956年金毓黻指出：辽墓出土的足底刻“官”字的白瓷是宋人行程录中所记“官窑馆”所在地的辽官窑产品［49］。1958年日本学者黑田源次等人持上述相同观点［50］。1979年冯先铭也肯定了辽官窑［51］。但未指明具体窑址。1961年李文信、朱子方［52］加以明确肯定，并指出缸瓦窑即可能是辽官窑，其依据是宋人使辽行程录中所记“官窑馆”。1982年阎万章、郭文宣结合缸瓦窑采集到的“官”字款窑具，证明该窑为官窑无疑，被正式载入《中国陶瓷史》［53］。冯永谦掘缸瓦窑采集“官”、“新官”字款窑具，进一步多次指明辽境出土的 “官”、“新官”字款白瓷中部分是缸瓦窑烧造，同时肯定部分为定窑产品［54］。《中国古陶瓷图典》等也将缸瓦窑定性为辽官窑［55］。至此缸瓦窑定性为辽官窑似已成定论。
也有不少中外学者将巴林左旗林东辽上京临潢府故城窑视为辽官窑［56］。以致有研究人员称：辽墓出土的部分“官”字款白瓷是辽上京临潢府故城窑的辽官窑产品。如李红军认为［57］：林东辽上京临潢府故城窑也可能是辽代官窑，是早于缸瓦窑的官窑。最有利的证据是辽宁省硅酸盐研究所关宝琮等人对辽宁建平万寿乡小坤兑沟辽墓出土的“官”字白瓷盘所做的科学测试，该“官”字白瓷盘烧成温度为1260度正负20度，与辽白瓷的烧成温度（1270度）相当，釉的组成点在釉式图中与辽上京临潢府故城窑细白瓷组成点相近，这件白瓷盘的外观也与上京临潢府故城窑的细白瓷酷似，故推测，该“官”字白瓷盘很可能是辽上京临潢府故城窑产品［58］（。
1975年北京龙泉务村发现辽窑，以烧造白瓷为主。故有人提出：北京历年出土的大批辽白瓷，无论形制或釉色都与龙泉务窑出土的标本基本相同。如辽赵德钧墓、辽净光舍利塔基出土的白瓷碗（2件“官”、1件“新官”款）、白瓷花瓣小罐（底部刻“官”款）等，应属龙泉务窑烧造［59］。因此，有人就认为“新官”款辽白瓷除缸瓦窑产品外，也可能是龙泉务新官窑烧造［60］。
1954年陈万里指出：一些长沙出土的唐代白瓷与邢窑显示特征一无相似之处，很可能在长沙附近有当时仿邢窑的窑场［61］。冯先铭认为：“带‘官’字款的白瓷除了定窑和辽官窑之外，还应考虑到其他产地……钱宽墓出土的白瓷胎釉与北方产品不同，薄胎特征与湖南地区出土的白瓷颇为近似，似有较大可能来自湖南地区。”［62］不少学者从此说［63］。
也有学者主张浙江出土的“官”、“新官”字款白瓷也许是浙江本地生产的［64］，冯先铭［65］认为：钱宽夫人水邱氏墓出土的“官”、“新官”字款白瓷与钱宽墓出土的14件白瓷大体相似，属于同一南方瓷窑的产品，可能是湖南地区瓷窑产品，也可能是浙江地区瓷窑产品。最近又有人指出水邱氏墓出土的“官”款执壶可能是安徽繁昌柯家村窑烧造［66］
蔡乃武指出：钱宽、水邱氏两墓出土的“官”、“新官”字款白瓷是邢窑产品［67］。但未作任何论证。之后，水邱氏墓出土的“官”、“新官”字款的收藏单位作者蓝春秀认为：这批白瓷有邢、定两窑的共同点，但又不完全相同，产地究竟是是邢窑还是定窑需进一步考证，但决非浙江制品［68］。
笔者以为目前可肯定烧造“官”款白瓷的仅为定窑与邢窑。目前辽窑和浙江、湖南、安徽的窑址均未发现“官”款白瓷，不宜臆断。
“辽官窑”的主要依据是窑址出土“官”、“新官”窑具和“官”、“新官”款白瓷中有部分造型为契丹风格。笔者认为“新官”窑具［69］上的“新”字残缺过多，仅能看出“于”不能臆测为“新”字。从另一件所谓“新官”窑具［70］看，残缺不多，可看出“¥”形，绝对不是“新”字，有可能是“辛”字。邢窑曾出土2件“盈”款玉璧底碗，在玉璧上阴刻有“辛”字［71］。因此，可确信目前未见“新官”款窑具。而刻“官”字的匣钵，湖南湘阴窑［72］、广西容县城关窑［73］和浙江上林湖越窑［74］均见出土，不能仅凭此而言“官”、“新官”款白瓷部分是岳州窑、容县窑、越窑烧造的。造型有契丹风格的白瓷，河北曲阳、定州等地也有出土，不能简单归于辽瓷，邢窑、定窑也见生产。再加上辽窑址中从未见到“官”、“新官”款残瓷［75］，“官”款窑具的文化层都不清楚，而将出土与传世的“官”、“新官”款白瓷定为辽官窑产品的结论，确难使人信服。
辽上京临潢府故城内窑的年代是辽亡后金人所烧［76］，窑址正处于奉安太祖宴寝的日月宫所在地，实难设想辽太祖家庙山门前会设窑烧造陶瓷，这种事只能发生在辽亡后的一段时间以后。上世纪50年代李文信曾明确肯定它“不是官窑”［77］。
龙泉务窑址已经过科学发掘［78］，不见任何“官”、“新官”特征器物。辽墓、辽塔出土“官”、“新官”款白瓷与龙泉务窑出土白瓷，胎、釉特征明显相异，在烧造方法上也截然不同。辽墓、辽塔出土“官”、“新官”款白瓷施满釉，而龙泉务窑多施半釉，且内底见支钉痕迹。马希桂认为：赵德钧墓“官”、“新官”款碗及净光塔基“官”款小盖罐是定窑产品无疑［79］。龙泉务窑发掘也认为：“辽白瓷中除明显具有定窑特点的刻莲小盖罐、芒口器及带‘官’字款等器物外，其它大部分白瓷应为龙泉务窑所烧。”［80］
部分学者指出：78长科M31出土的“官”款白瓷碟，可能产自湖南地区瓷窑［81］。但未举证。而高至喜却认为该白瓷碟似为定窑产品，高氏同时从为两件“官”款白瓷粉盒北方不见，可能是长沙一带所产［82］。笔者认为78长科M31出土的“官”款白瓷碟为北方定窑或邢窑产品，而高足亚形方盒在邢定二窑中不见，湖南生产的可能性是有的，但依据尚嫌不足，还需更多资料论证。
主张浙江出土的“官”、“新官”字款白瓷也许是浙江本地产品者［83］）纯属臆测，毫无依据。冯先铭［84］虽认为浙江钱宽夫人水邱氏墓出土的“官”、“新官”字款白瓷与钱宽墓出土的14件白瓷，可能是湖南地区瓷窑产品。但数年之后，冯氏对该观点进行修正，指出：经过多次调查，在曲阳定窑发现了与钱宽、水邱两墓出土白瓷相同标本，底部也划有类似铭文，因此上述两墓出土白瓷以曲阳窑所产可能性最大［85］。近年来，邢台市宋墓首次出土了“官”款白瓷碗，《邢台日报》又报道了邢窑遗址首次发现“官”款白瓷。故邢台宋墓发掘者认为：邢台市宋墓出土的“官”款白瓷碗的窑口归属问题有待于对邢窑的进一步发掘来证实［86］。2003年夏为配合内丘县旧城改造，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拆迁旧礼堂建设步行街工程中，对建筑物地下的邢窑（县城窑）遗址抢救发掘，在晚唐文化层中发现10余件“官”款白瓷碗、盘标本，均为圈足，除足根无釉，余施满釉，字款均为行书（也许有楷书），字体大致雷同，分施釉前和施釉和刻款两种。其中有的“官”款白瓷碗还粘连大半个匣钵，可确信为该窑烧造无疑［87］。此次晚唐“官”字款白瓷在邢窑的出土，将打破研究者对“官”款白瓷定窑说的单一思维模式。证明李家治推测有可能“来自北方邢窑和定窑”［88］及蔡乃武所言钱宽、水邱氏两墓出土的“官”、“新官”字款白瓷是邢窑产品［89］，部分推测无误，但“新官”款白瓷邢窑目前还未见标本。
“官”、“新官”字款白瓷的时代。以纪年瓷来看，“官”款白瓷以河北灵寿县景福二年（893年）墓［90］出土的2件白釉钵最早，辽宁朝阳辽开泰九年（1020年）耿延毅墓则最晚。一般人都认为“官”、“新官”白瓷为同一时期的产物。笔者但却认为有先后之分，如河北灵寿县景福二年（893年）墓不见“新官”款白瓷出土。895年钱宽墓有17件“官”款，仅1件“新官”款［91］；901年水邱氏墓仅3件“官”款，却有11件“新官”款。就目前考古资料看，晚唐时的定窑白瓷尚过于初始阶段，根本无法与此时的邢窑白瓷相抗衡，定窑“官”款白瓷为五代至北宋，而邢窑“官”款出现于晚唐文化层，早于定窑“官”款白瓷。因此，对国内外出土或收藏的“官”款白瓷的产地就必须进行重新甄别。但这项工作是复杂困难的，笔者将从时代、胎釉、器形以及窑业技术等方面另文进行探讨。但可以肯定晚唐墓出土的“官”款白瓷部分是邢窑所产（邢窑目前虽不见“新官”款白瓷，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会大白于天下），而部分非纪年墓出土“官”款白瓷也多被推定为唐墓，其中部分应为宋墓，宋墓出土的“官”款白瓷也应该有邢窑产品。
“官”稍早于“新官”。定窑的很多技术是学术邢窑，且品形也多相似，并有更新。邢窑“官”款出现于“盈”款之后，定窑继邢窑后才出现“官”款，不久又有“新官”款。之后取代邢窑“官”款，北宋时邢窑又一度再次生产“官”款瓷。
4、“官”、“太官”字款青瓷
青瓷中也有“官”、“官样”字款及“大官”款。
浙江临安板桥五代墓出土五代青瓷双系罐，肩刻“官”字［92］；宁波火车部袁从章墓出土“官”字罐［93］；浙江临安唐乾宁二年（895年）钱宽墓，青釉“官”款器［94］；浙江新昌县曾出土龙泉窑青瓷碗，刻有“官”字款［95］；内蒙古奈曼旗辽开泰七年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一件“官”款越窑青瓷花口盘［96］。这类青瓷“官”款器产地为浙江应是不争的事实。因为，浙江上林湖越窑马溪滩、后施岙窑址曾出土青釉凤纹碗、青釉莲瓣纹碗，外底刻 “官”字款［97］；上林湖越窑马溪滩、后施岙窑址还见青釉莲瓣纹碗，外底刻 “官样”字款［98］。龙泉大窑村枫洞岩窑址也出土过明初青釉“官”款盘，外底刻“官”字款［99］。另外杭州老虎洞窑址出土过几件底都铁书“官窑”款的元代青瓷碗［100］等。
湖南省博物馆有1件隋青瓷杯，印“大官”款［101］。其窑址是湖南湘阴窑，湘阴窑址已采集和发掘到隋唐青瓷杯，内心印“官”字［102］，在湘阴窑址隋代龙窑下部出土一件“南朝圆饼底碗残片”，内底印“太官”铭［103］等。
此外，辽宁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有一件青瓷芒口盘，外凸雕双层仰莲瓣，足端无釉，圈足内刻“官”字款［104］；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一件“官”款青瓷器底足，施满釉裹足支烧［105］。辽上京博物馆的“官”款盘，真赝存疑。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满釉裹足支烧“官”款青瓷器底足，为五代黄堡窑产品。70年代初，有人在黄堡窑址首次采集到“官”款青瓷器，80年代又采集到1件［106］。黄堡窑发掘时又出土十余件“官”款青瓷器［107］，均为满釉裹足支烧，器型、胎釉基本相符。
四川邛窑窑址还出土有“乾德六年二月上旬造官样杨全记用”铭印模（前蜀后主王衍乾德六年为924年）［108］、越窑出土有“美头人鲍五郎者用烧官物不得乱将恶用”铭垫圈［109］、福建建窑出土“官囗”（疑为“官皿”）［110］、河北井陉出土宋“天威军官瓶”铭褐釉瓶［111］、河北唐山市陡河金墓出土茶绿釉“官”字款鸡腿瓶［112］、江西景德镇明代窑址出土褐书“官用供器”铭白瓷碗［113］等。
由此可见，“官”类款瓷器，除白瓷外，也有青瓷，还偶见黑釉瓷、茶绿釉瓷。有模印、刻划及褐书的。从时间上讲，最早为隋［114］，最晚的是明。涉及窑场除白瓷外，有湖南、陕西、浙江、广西（窑具）、辽宁（窑具）等。时代从隋至宋都有延续，且明代还见一例。从这来看，至少说明“官”类款并不是某一特定时代、特殊窑场的特有产物，这类陶瓷制品的类似标记不少。
三、 “官”类字款窑口的性质
1、“官”、“太官”字款瓷性质的几种主要意见
以往研究者一般见到“官”类款瓷器，习惯性的想到官窑并与之与御窑或贡瓷相提并论。具体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一为“官”的字义是官窑瓷［115］、御窑瓷［116］或与官府和与朝廷有关［117］，这类看法最具普遍性；另为“官”款标识与“设官监窑”或“禁廷制样须索”有关，属贡窑瓷［118］；也有板少人认为很可能是“作为封建贵族加工定货和对外出口的一种标记”［119］、可能是工匠的姓氏［120］等。
2、“官”字款窑口的性质
要谈“官”、“新官”等“官类”款窑口的性质，就必须重新讨论“官窑”的概念，力求统一对“官窑”的正确认识。名正才可以言顺，只有理顺了“官窑”的来龙去脉，才可能心平气和地探讨“官类”款窑口的性质。
谈官窑，就必须对现有“官窑”的概念进行重新探讨，正本求源。“官”字释义，从语言来讲，古代“官”有“公”之意，如公廨即官府；“官”有“君”之意，如《广籍·释诂》释曰：“君也”，《礼记·玉藻》：“凡君召……在官不俟屦，在外不俟车。”郑注：“官，谓朝廷治事处也。”以后“官”逐步演变成“官家”，成为对皇帝的称呼。《晋书·石季龙载记》有：“官家难称，吾欲行冒顿之事，卿从我乎？”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称天子为官家，始见于此。西汉谓天子为县官，东汉谓天子为国家，故兼而称之。”［121］唐宋以来，“官家”其意乃对皇帝之特别称谓。如白居易《喜罢郡诗》： “自此光陰为己有，从前日月属官家。”《名义考》引《广记》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称官家犹言帝王也。”《池北偶谈》卷八：“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122］此后又有尊贵宾客的意思，如“客官”等。
查文献，虽有官窑之词，却未形成概念。“官窑”传统概念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它是受历代文人笔记影响，由人为想象臆测而得出的一个概念。南宋叶寘《垣斋笔衡》［123］、顾文荐《负喧杂录》其中一段文字是所有官窑研究者都不约而同，津津乐道地。但这段文字都是转引于元代陶宗仪《辍耕录》和《说郛》。
现将《垣斋笔衡》、《负喧杂录》所记这段文字如下：
本朝从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宣政间（《垣斋笔衡》为：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旧徽宗遗制（《垣斋笔衡》为：袭旧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下（为：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垣斋笔衡》无此句）。比旧窑（《垣斋笔衡》为：比之内窑）大不俟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
《垣斋笔衡》早《负喧杂录》约半世纪［124］，可知是顾文荐《负喧杂录》是抄录的，在抄袭叶寘《垣斋笔衡》时，对这段文字时作了有意改动，顾文荐根本未见实情，《负喧杂录》不可信。从这段文字中可看出，只有一处称官窑，京师自烧；一处修内司烧的内窑，一处为郊坛下另烧的新窑。明曹昭《格古要论》将内窑更名为：“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高濂《遵生八箋》也曰：“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以至后来研究者将内窑、新窑均改称为官窑。内窑、新窑不存，只留下三窑名称中的官窑。而“京师自置”的官窑（汴京官窑）根本就没有［125］，或许有但目前没找到，但决不是汝窑［126］；内窑（修内司窑）也是不存在的［127］，或有争议［128］；新窑（郊坛下窑）是否为官窑存疑（《垣斋笔衡》没有说它是官窑），从该窑出土的粗瓷看，外观仅相当于同时期的民窑产品［129］，另外从出土荡箍上的铭文“囗囗囗公用”［130］看，属几家或几人合用工具，笔者也曾在福建宋窑采集到“石陈家字置公用”铭瓷锤。不似官窑所为。该窑同时存在两种产品，因此有人认为“新窑”、“旧窑”可能存在于同一地点［131］。
从文献上看，即使这几所窑都存在，生产性质也相同，但并不是都叫官窑。它们有各自不同的名字：官窑、内窑、新窑。元人孔齐《至正直记》卷二有“御土窑，烧置即封，土不敢私也。”［132］也基本同于官窑、内窑、新窑的性质，却称御土窑。因此，那怕是生产御用瓷的窑炉，也并非都称官窑。
另外，文献中还记载五代至宋有：“昔置官窑三十六所，有官院故址”［133］、“郡置窑其旁，取土为砖埴，号官窑”［134］、“更初遇士颖于官窑”［135］以及明仁宗洪熙元年（1426年）正月十五日《郊恩诏》有：“广东珠池及各处官封金银场，并江西饶州烧造磁器官窑仍前禁止外……”［136］等。
目前，瓷器中自铭“官窑”二字的实物标本仅见杭州老虎洞窑元代地层出土有铁褐书“官窑”铭青釉碗残件［137］，却为非官制品。有人认为是元代哥窑［138］，也有人认为是元代官窑［139］。笔者认为纯属民窑，可能是哥窑烧造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窑，因为官窑瓷从不见、也不需要刻意地在器物上写上字迹拙劣的“官窑”二字。
此外，尚有几组自铭“××官窑”的陶瓷器：
安徽芜湖县东门渡窑址采集十余件罐底残件，钤印“宣州官窑”款［140］；安徽芜湖县东门渡窑址采集1余件罐底残件，刻有“宣州官窑”款［141］；安徽合肥阜阳路陶瓷窖藏出土8件黄釉或酱黄釉四系罐，刻有“宣州官窑”款［142］。
以上四字官窑款明确告诉人们，×州是指地方官府，是地方官府开设的“润州官窑”、“宣州官窑”等。如广西博物馆藏晚清白泥陶直颈瓶，底钤篆书“钦州官窑”［143］，据《钦县志》记载：“清光绪二十九年，李象来钦做官，曾由官家开设泥兴习艺所，该所生产出来的泥兴，叫钦州官窑产品，在产品的底部有‘钦州官窑’小方印。”［144］。它们并非御用陶瓷器。
砖瓦上也有官窑字样：如江苏镇江出土唐宋护城砖，印“润州官窑”等［145］；河南巩义县宋定陵附近窑址出土一批印有“定陵官窑”、“官窑”铭的大板瓦［146］；北京故宫坤宁宫花墙上有印“嘉庆三年官窑敬造”的黄、绿琉璃砖［147］，福建宫琉璃瓦上印“嘉庆五年官窑敬造”、“宣统年官琉璃窑造”［148］等。据宋人李纲《梁溪全集》卷九三“乞用瓦木盖置房札子” 条载：“置官窑以造砖瓦，下傍近州县以摘那工匠”［149］，明确记载了专烧砖瓦的官窑，这些官窑中有中央官窑和地方官窑。
原台北故宫博物院庄严60年代就认为：“凡称官窑，皆御窑之谓也。”［150］《中国陶瓷史》也认为：浙江余姚越窑、河南开封北宋官窑和杭江杭州南宋官窑为两宋宫廷所垄断，烧瓷全部供宫廷专用，失去了商品瓷的性质［151］。“官窑”即“御窑”的这种概念，基本上一直影响着陶瓷研究领域，成为长期以来困惑人们的怪圈。袁南征较早对此问题进行反思［152］，为我们开了个好头。刘兰华、王光尧［153］等人也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研究。
笔者以为，要解开“官”类款瓷器的内涵或这些窑场的性质，我们还必须链接属于社会政治、经济等范畴的种种因素，以及其它文物中的类似标识。出土文物中，“官”类字款瓷器以外，还有金属器、漆器、砖瓦、陶器等，时代从春秋战国至明清。如河南新郑出土的战国陶盆，口沿刻“官”铭［154］；广东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砖瓦中，有“官”、“工官”、“官富”、“官酒”、“官伎”、“左官”、“右官”、“左官奴兽”、“左官侈忌”、“左官卒犁”等［155］；广东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银盒，盖及足上都刻有“私官”等铭文［156］；江苏仪征螃蟹地7号汉墓出土的西汉铜钫2件，口沿外侧刻“食官”铭［157］；广东广州出土的西汉陶甗，有“食官第一”铭［158］；江苏仪征赵庄汉墓出土的西汉漆耳杯及盘，耳杯刻“内官”铭，盘刻“十五年内官赐器府义工秉造”铭［159］；湖北鄂城古井出土的三国吴黄武元年（222年）纪年铜釜，腹刻“官”、“武昌”款［160］；安徽马鞍山三国吴赤乌十二年（249年）纪年墓出土的宴乐图漆案，朱书篆体“官”字［161］；河南洛阳隋唐城址出土印“官”、“官工囗囗”、“官匠囗囗”、“官匠申诞”等砖瓦［162］；江苏扬州唐城遗址出土大板瓦，印“官”字［163］；陕西临潼唐墓出土墓砖，刻“天七官砖”、 “天七军制官砖”铭［164］；河北曲阳北镇村出土唐白瓷碗，内刻“官囗”，外壁刻“刘八年五月一日官……”［165］；江苏扬州出土唐五代铜镜，上有“官”字，竖二行为“匠人王典  都省铜坊”铭［166］；安徽合肥五代墓出土铜镜，有“官  都省铜坊  匠人房宗”铭［167］；江苏连云港五代墓出土铜镜，有“官  都省铜坊  匠人倪成”铭［168］；江苏仪征五代墓出土铜镜，有“官  都省铜坊  七月匠人蒯受”铭［169］；铭江苏镇江出土唐宋护城砖，印“官窑”、“官窑巳”、“润州官窑”等［170］；河南巩县北宋李后陵出土不少有字砖，有模印“官”款等［171］；江西彭泽北宋墓出土银手镯一对，内壁有“官”字铭［172］；云南西部地区出土南诏、大理国时期的板瓦和筒瓦，印“官”、“官瓦”、“官作”、“官买”、“官尚方”、“元年官瓦”、“十年官作”等［173］；北京金墓出土长方形素面砖，印“官”字［174］；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城基砖，阴刻“官”字［175］；北京元代居住遗址出土“官”字铜权［176］；北京延庆窖藏出土元代漆盘，外底朱书“内府官物”及“泰定元年三月漆匠作头徐祥天，武昌路提调官同知外家奴朝散”铭［177］；广东高要出土明初铜铳，铸“官”字［178］等。笔者不厌其烦的罗列这些“官”类其它手工业产品，主要是阐述当时的手工业生产制度应有相当的一致性，在瓷制品上出现“官”款的前期、同期和后期，“官”类款的其它手工业制品也一直存在，且较多见。
“官”款瓷器不仅有烧前刻划，也有后书写者。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前瓦窑沟辽金遗址出土白移瓷、黑釉瓷等，器底墨书“官”、“官仁”字款多次出现［179］；辽宁法库县辽墓出土“官”款瓷器的同时，还有木胎漆小碗，圈足墨书“官”字［180］，它们的含义是相同的。可以引证的实物有二，其一： “翰林”款白瓷多为刻划的，而西安地区则出土过墨书和书写的“翰林”款白瓷［181］；其二：元代磁州窑褐书“内府”铭梅瓶及明代青花“内府”铭梅瓶均习见，而墨书、朱书或刻划“内府”款梅瓶、漆碗亦有出土［182］等。
从出土物看，“工官”是掌管工务的官吏。两汉时期工官是中央设在郡的官吏，主造器械、日用金属及各项手工艺品。“食官”是汉广陵国设置的一种官制，掌管广陵国日用器皿和饮食方面的事务。“左官”、“右官”、“官酒”、“官伎”等正是南越国“百官建制如同京师”的具体表现［183］。“左官奴兽”、“天七军制官砖”、“天威军官瓶”、“官  都省铜坊  匠人倪成”、“官匠申诞”、“官工囗囗”、“官瓦”、“官窑”等铭部分指官史、官匠或与官府有关的铭记，反映了统治阶级为防止官手工业内部造作不力而规定的“物勒工名”制度［184］。从以上考古实物资料论，“官”类铭确代表官府手工业，“官”铭陶瓷就是官府手工业的一种，是广义的“官窑”产品。官窑很早有，秦始王兵马俑的制作即是官府行为，秦始皇陵出土的陶文有“宫水”、“左司空尚”、“左司歃瓦”等，宫水、左司空、右司空为官署名，是少府的属官［185］。
我国古陶瓷窑场分布广，数量大。笔者以为，按生产性质可分为民窑、官窑两种。民窑中有贡瓷、贸易瓷等，贡窑也属民窑的一部分；官窑又可分为中央官窑与地方官窑，中央官窑又派生出“御窑”，它的名称仅存在于明清［186］，属非商品性，其产品仅限皇室，非奉旨或赏赐，任何人不敢使用。
2、“官”、“新官”不等于“官样”
傅振伦最早著文提到浙江省博物馆藏有上林湖越窑出土的莲瓣纹青瓷碗，底刻“官样”款，并认为该款为御窑瓷［187］。以后有人认为“官样”款可能与宋人庄季裕《鸡肋篇》记载“禁廷制样须索”有关［188］，是文献“禁廷制样须索”的实物依据［189］。并把“官”理解成“官样”，均为“禁廷制样须索”有关［190］。银早就有人对《鸡肋篇》提出质疑，该书是文澜阁传抄本，据咸丰三年仁和胡挺《鸡肋篇校勘记》言：“其书各家书目绝少著录，又以素无刊本，相马芋羊，沿误颇多。”《四库全书·鸡肋篇提要》曰：“疑书成之后，又续有所增……后有至元乙卯仲春日观陈孝先跋云：此书经秋壑点定，取以悦生随抄，而讹误最多，因为是正如右，然扫之如尘，尚多有疑误……”以文中所述与考古材料相比，颇多抵牾，很难尽信［191］。
从目前“官样”铭实物看，越窑青瓷7件［192］、卭窑莲纹印模1件（铭文“乾德六年二月上旬造官样杨全记用”）［193］。其实，“置官监窑”与窑场性质和贡瓷无关。置官监窑的主要目的是加强瓷窑的税收，而非“着重于对御用瓷的生产、拣选的监督管理”。《由秘色瓷论及唐宋“官监”问题》［194］、《越窑贡瓷与相关问题》［195］、《越窑“置官监窑”史事辨析》［196］、《“监瓷窑务”官考辨》［197］等已有充分论述。“官样”究尽是什么寓义呢？顾名思义，“官样”就是官府制定的标准样制。官府制定“官样”的目的是为了适应收取实物税的标准实物样。这方面已有学者作了考释［198］，此不赘述。
自湘阴窑出土“太官”铭青瓷标本后，有研究者指出：“官”字是太官署的简称，是官府订烧物，非官窑或御用器［199］。太官或大官是指太官署，这在学术界是认可而无异议的。但将之与“官”款标识等同，却是穿凿附会之举，已有学者论证并指出［200］。大官之设始于秦，大官也即为太官。河北定县汉墓出土过“大官釜”铭陶釜［201］、湖南永州汉墓出土朱书“大官”铭漆栀［202］、河北满城汉墓出土“大官五斗五升，今长乐飤官”等铭乳钉铜壶及“楚大官……”铭蟠龙铜壶［203］等。“太官”铭的实质与西汉“食官”铭铜钫［204］、“内官”铭漆耳杯［205］等的铭文应是相通的，是官府订造（或官府制造）物品，为宫廷太官、内官、食官等所有，上述出土物部分应为赏赐物。有西汉漆盘可证，盘沿锥刻“十五年内官赐器府义工秉造”铭文［206］。但它们与唐宋的“官”、“新官”、“官样”瓷器是不同的。
笔者并不认同“官”、“新官”款等同于“官样”的说法。试看，唐宋贡窑不少［207］，如邢窑［208］、巩县窑［209］、定窑［210］、越窑［211］、耀州窑［212］、龙泉窑［213］、景德镇窑［214］、建窑［215］等。如果“官样”等同于“官”，那么说，这么多贡窑中为什么只有越窑出土“官样”瓷呢？也有人将“官”、“新官”等同于“官样”，认为“官”、“新官”是“官样”、“新官样”的省写，均为收取实物税的标准实物样，北宋早期以后“官”铭就消亡不见了［216］。那么，匣钵［217］、投柴孔塞［218］、印模［219］上有必要刻“官”、“官样”作为“官样”收取实物税的标准实物样吗？明初龙泉窑 “官”款青瓷［220］又当何解？
自“美头人鲍五郎者用烧官物，不得乱将恶用”瓷垫圈在上林湖后施岙窑址发现后，有人认为“官”、“官样”款瓷器的性质迎刃而解，它们属同一性质——“官样”收取实物税的标准实物样［221］。笔者以为可以这样解释：庞大的窑场群中，部分为地方官窑，多数为私窑。鲍五郎是地方官府“和雇”［222］的匠人，为官府从事“官作”［223］，他为防止私窑业者用其窑具，故刻上此句。从目前考古资料看，很多窑场中都有“官”、“新官”、“官匣”、“官样”窑具和工具出土，总不成窑具、工具也要也要“有官须者，十取其一”［224］的抽税收吧？如果说“官”等于“官样”，是实物税的样物，那么君不见“官”、“新官”款白瓷、青瓷这种“样品”怎么会频频出土于国内外墓葬、遗址、塔基中呢？“样品”不是商品，只是官府收购或征取实物税时的质量标准物样。
“官物”顾名思义为官方之物，可由地方官手工业作坊制造，以及税收、収购等等，尽管来源渠道不同，都是官物。目前未发现一件有“官样”款的经流通后的瓷产品，说明作为“官样”的产品只是官府用于税收的实物质量参照体系——即样品，不同于“官物”。“官物”两字见于文献不少，如：《通典》卷六“食货六·赋税下”载：“天下诸郡每年常贡……并以官物充市”；《十国春秋》卷八十“吴越四·忠逊王世家”载：“忠懿王命东府以官物充王取给……”；《全宋文》：“诸州通判、粮料官至任，并须躬自检阅帐籍所列官物”；《宋会要辑稿》：“诸州吏护送官物至京，藏吏率捶钩为奸，吏负官物至于破产不能偿”等。它们与少数几件“官样”是不同的。官府窑场的各类陶瓷器是否是“官物”之一呢？文献失载，但从历代瓷器及其它文物上的铭记内容及其发展轨迹，似可得到相应的答案。唐至宋瓷器上的“官”、“新官”、“尚食局”等，其本质性含意都只不过是“官物”的标志符号。转言之，出自历代官府窑场的陶瓷器都应归入官物的范畴。官窑作为官手工业体系中的陶瓷作坊，它一直存在于我国古代各历史时期［225］。所谓“王贡奉加奇数，奇器精缣皆制于官，以充朝贡。”［226］就是指“制于官”的官府手工业产品，瓷产品也属其中之一项。
从以上可看出，一部分人将“官”、“新官”等同于“官样”，与“禁廷制样须索”有关；部分人也将“官”、“新官”等同于“官样”，却都是“收取实物税的标准实物样”。笔者通过考证，认为“官”、“新官”为地方官窑产品，是地方官府“官搭民烧”（类似于现代著名品牌寻找优质厂家加工自己的品牌，贴上自己的商标，曰“贴牌”。）的产品或地方官府自营烧造。“官样”为收取实物税的标准实物样，不具备式样、图样之意，与“禁廷制样须索”无关。
唐白居易《缭绫》有：“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唐韩偓《香奁集·袅娜》有：“袅娜腰肢淡薄妆，六朝官样窄衣裳。”宋人楼钥《攻媿集》卷四有再题韩幹所绘的十二匹马题名“行看子”画卷一诗：“圉人贵介多雍容，三花剪鬣自官样。”这里的“样”、“官样”是指一种式样，如“天上取样人间织”是指皇宫式样由民间织制，并无“官”字；“六朝官样窄衣裳”是指身穿六朝宫廷流行式样的衣裳；“三花剪鬣自官样”是指当时宫廷和贵族间流行“三花饰马”风尚。这就是所谓的“官样”［227］。可知与“禁廷制样须索”确不是一码事。而与“收取实物税的标准实物样”有关的文献还有几条，如《唐六典》卷二十“大府寺·两京诸市署”载：“京都诸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丞为之贰。凡建标立候，陈肆辨物，以二物平市（谓秤以格，斗以概），从三贾均市（精为上价、次为中价、粗为下价）。凡与官交易及悬平赃物，并用中贾。其造弓矢、长刀，官为立样，乃题工人姓名，然后听鬻之，诸器物如之”。可见立样有上中下三价的样。唐王建《织锦曲》有：“大女身为织锦户，名在县官供进簿，长头起样呈作官，闻道官家中苦难。”［228］贡户先要在县府登记备案，由长头起样（即样品）报送官府，而不是朝廷制样。《旧唐书》卷四八“赋税”载：“开元八年正月，敕：顷者以庸调无凭，好恶须准，故遗作样以颁诸州，令其好不得过精，恶不得至滥，任土作贡，防源斯在。而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于斤两，遂则加其丈尺，至有五丈为疋者，理甚不然。阔尺八寸、长四丈，同文共轨。其事久行，立样之时，亦载此数。”《新唐书》卷五一“食货一”载：“凡庸、调、租、资课，皆任土所宜，州县长官莅定粗良，具上、中、下三物之样输京都。有混滥恶，督中物之值。”州县长官根据样品精或滥定为上中下三样，送京。另《宋会要》记载：宣和七年，诏罢减六尚局的岁贡物中，包括了尚食局之中山府瓷中样里拨盘龙汤盏一十只［229］。该“中样”应为“上、中、下三物之样输京都。有混滥恶，督中物之值”的中样。因此，“官样”款瓷器代表官府认可的质量体系，都是唐代实行两税法以后，以实物税方式征收税赋的标准样物的质量参照物。唐宋是我国陶瓷生产的辉煌时期，政府对其生产、交易等控制也较严格，置官监税已成为很普遍的社会现象。河北邮日涧磁村立于五代后周显德四年（957年）王马院碑记落款有：“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殿中侍御使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税务使冯翱”［230］，山西介休洪山镇源神庙内立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的源神庙碑碑阴题名有：“瓷窑税务任韬”、“前瓷窑税务武忠”［231］，宋周密《志雅堂杂钞》卷上“雷威百衲琴”条载：“李公略收藏雷威百衲琴……内题：‘大宋太平兴国七年岁次壬午六月望日，殿前承旨监越州瓷窑务赵仁济再补修吴越国王百衲雷威琴’。极薄而轻，异物也。”这些瓷窑税务使多由地方官兼任，负责征收瓷器交易税，窑场中有无“置官监窑”机构和发现“官样”瓷残片都不是判定官窑与否的依据。越窑、定窑、介休窑、白舍窑、龙泉务窑等在文献中都有过置官监窑的记载［232］，从“唐宋时置官监窑，寻废”［233］这种语焉不详之句中，可知“置官监窑”仅存在于唐宋，与明清的御窑督造官不同。明清的“官样”［234］应包括色、型、纹饰等，亦与唐宋代表宫廷风尚、税物立样的“官样”实质不同。
四、结语
通过上述考证、研究，厘清了大部分“官”类款瓷的时代、窑口及其涵义。解决了部分遗留难题，对“贡窑”、“官窑”、“御窑”、“民窑”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并总结出只有官窑与民窑之两大类。首次提出生产“官”、“新官”款的窑址是地方官窑，如越窑、邢窑、定窑、建窑、耀州窑等，均发现“官”款瓷和窑业工具。同时部分窑址又出土了“官样”，如越窑、卭窑等，说明窑场群中设立了“监瓷窑务官”，目的是负责税务。邢窑、定窑中发现的多种字款瓷，如“盈”、“翰林”、“官”、“新官”等，证明在这两大窑址群中，有民窑与地方官窑共存，而民窑中的“盈”款等瓷为贡瓷，“官”款等瓷为地方官窑的商品流通瓷，这此窑场中都有瓷贩商人活动［235］。故“官”款瓷见于我国的陕西、河南、河北、辽宁、北京、山东、内蒙古、四川、湖南、浙江、江苏、广东等地及海外北非埃及福斯塔特遗址［236］、韩国庆州皇龙寺遗址［237］等就不足为奇了。充分论证了“官”、“新官”不是所谓的“官样”、“新官样”。“官样”也不是所谓的“制样须索”，“制样须索”只适用于官方祭祀礼器方面，与日用器具等燕器无关。而礼器中从未见到过有“官样”铭传世或出土，窑址中出土的“官样”铭瓷器仅见碗盘，且不见流通成品传世和出土。以往学者在 “官”款瓷研究中，给笔者启示深，但过多的要臆测，种种疑点说明：他们的解释有些早就预先准备好了，而不是在事实本身中去寻找解释，是用现成的解释去套事实。人们往往用观念来代替实际事物，有时甚至把自己的想象当作事物的实质，这种方法往往思想在先，事实在后，引证事实只不过是为了证明人们预先得到的观念或者结论，并非把事实放在首位研究。这种方法中，事实仅仅是作为思想验证的东西，而不是科学的对象，人们从观念估量事物，而不是从事实归纳出观念。
从目前考古资料看，很多“贡窑”和大型窑址群，甚至置官监窑收瓷税的窑场都未见到“官样”款瓷具出土，曲阳县也仅见一件疑似“官样”的白瓷碗［238］。在陶瓷窑业已成为征税对象后，“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督、监押同掌。”［239］各大窑场都要征税，那么各大窑场发现“官样”就应该较普遍。这又如何解释“官样”是“收取实物税的标准实物样”呢？是否意味着我们对“官样”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看来这应该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关键问题。愚以为大多数窑业都是从征收货币为主，只有“十取其一”实物税的高品质窑场才会出现“官样”这种特殊的历史遗物，而部分窑场中又已设立地方官窑，地方官窑产品已足够朝贡，所以“官”款是地方官窑产品，出现“官”款瓷的窑场中多无“官样”铭瓷。越窑中“官”、“官样”共存，试可从以下方面阐释。史籍所载，宋立国以前的吴越贡瓷仅后唐清秦二年贡有确切数量，以“百事”计而已；宋立国以后的开宝六年贡，依然只有“百五十事”，到开宝九年和太平兴国三年时，竟急剧增加至“万余事”和“五万余事”。宋《两朝贡奉录》所载吴越国末代王钱弘俶所贡“一十四万余事”“金银饰陶器”［240］。在短时间内需要数量如此巨大的高品质青瓷，完全依靠地方官窑很难办到，只有加上实物税的地方民窑可能完成。因此，越窑就有了“官”、“官样”共存的特殊现象。
附表一“盈”款瓷器一览表
序号
出土时间及地点或收藏单位
时代及名称
尺寸（㎝）
资料来源
陕西01
1957年西安唐大明宫遗址
唐白釉碗残片
不详
冯先铭：《近十年陶瓷考古主要收获与展望》，《中华文物学会1991年刊》6页，台湾中华文物会，1991年。
陕西02
1980年西安唐大明宫麟德殿遗址
唐白釉碗
不详
毕南海：《西北、华东五省市隋唐白瓷考察纪要（一）》，《河北陶瓷》1988年3期10-14页。
陕西03
1984年西安唐大明宫遗址
唐白釉碗
不详
毕南海：《西北、华东五省市隋唐白瓷考察纪要（一）》，《河北陶瓷》1988年3期10-14页。
陕西04
1985年西安唐西明寺遗址
唐白釉碗残片
不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1期53页及图版染：3。
陕西05
1992年西安青龙寺遗址
唐中晚期白釉执壶，底有墨书“大中十三年”等18字
高20.1、口径6.6、足径6.9
翟春玲、王兴启：《青龙寺遗址出土“盈”字款珍贵白瓷器》，《考古与文物》1997年6期6-7页图一：5。
陕西06
1992年西安青龙寺遗址
唐中晚期白釉碗
高4.6、口径15.4、足径7.4
翟春玲、王兴启：《青龙寺遗址出土“盈”字款珍贵白瓷器》，《考古与文物》1997.6期9-10页及图四。
陕西07-10
2002年陕西西安南郊古井
唐白瓷带盖执壶4件
通高23.9-27、口径8.4-9、底径6.8-7
尚民杰、程林泉：《西安南郊新发现的唐长安新昌坊“盈”官款瓷器及相关问题》，《文物》2003年12期81-82页图一～四。
陕西11-14
2002年陕西西安南郊古井
唐白瓷五曲花口盘4件
通高2.1-2.8、口径14-14.7、底径8.4-10
尚民杰、程林泉：《西安南郊新发现的唐长安新昌坊“盈”官款瓷器及相关问题》，《文物》2003年12期83页及图五、六、七、九。
陕西15
2001-2004年西安唐大明宫太液池遗址
唐白瓷碗
不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独立行政法人文化财研究所奈良文化财研究所联合考古队：《西安市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遗址》，《考古》2005年7期33页。
陕西16
西安唐大明宫遗址
唐白瓷罐足底刻“盈”“翰林”
高22.5、口径10.5、底径9.2
王长启：《西安市出土“翰林”、“盈”字款邢窑白瓷罐》，《文物》2002年4期83～84页。
陕西17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唐白瓷罐
不详
尚民杰、程林泉：《西安南郊新发现的唐长安新昌坊“盈”官款瓷器及相关问题》，《文物》2003年12期87页。
河北01
1975年易县北韩村唐墓
唐白釉带盖执壶
高22.3、口径6、足径6.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易县北韩村唐墓》，《文物》1988年4期66-67页。
河北02
1990年宁晋县北河庄唐墓
唐白釉碗
不详
支广正：《唐代邢窑贡瓷“盈”字款研究》，《文物春秋》2006年5期39页。
河北03
1990年宁晋县北河庄唐墓
唐白釉罐
不详
支广正：《唐代邢窑贡瓷“盈”字款研究》，《文物春秋》2006年5期39页。
河北04
1991年隆尧县旧城镇唐墓
唐白釉罐
不详
支广正：《唐代邢窑贡瓷“盈”字款研究》，《文物春秋》2006年5期39页及40页图一。
河北05
2000年内丘县北大丰唐墓
唐白釉罐
不详
支广正：《唐代邢窑贡瓷“盈”字款研究》，《文物春秋》2006年5期40页。
河北06-07
2001年内丘县唐墓
唐白釉罐2件
不详
支广正：《唐代邢窑贡瓷“盈”字款研究》，《文物春秋》2006年5期40页。
河北08
2001年内丘县唐墓
唐白釉碗
不详
支广正：《唐代邢窑贡瓷“盈”字款研究》，《文物春秋》2006年5期40页40页及图二。。
河北09
2003年邢台市邢钢东生活区唐墓
唐白釉盏托
高8、口径17.2、底径13.6
李恩玮：《邢台市邢钢东生活区唐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2005年2期47-48页。
河北10
2003年邢台市邢钢东生活区唐墓
唐白釉平底碗
高4.7、口径14.2、底径5.2
李恩玮：《邢台市邢钢东生活区唐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2005年2期48页。
河北11
2003年内丘县南郊唐墓
唐白釉罐
高16、口径7.6、足径6.5
贾成惠：《河北内丘出土“盈”“翰林”款白瓷器》，《考古与文物》2008年1期110页。
河北12
2004年邢台中兴西大街唐墓
唐白釉罐
高25.6、口径10.8、足径10
邢台市文物管理处：《河北邢台中兴西大街唐墓》，《文物》2008年1期33页及封面、封二：3。
河北13
2004年邢台中兴西大街唐墓
唐白釉碗
高8、口径22.8、足径14
邢台市文物管理处：《河北邢台中兴西大街唐墓》，《文物》2008年1期33页及封二：4。
河北14
2005年内丘县西永安唐墓
唐白釉花口盘（海棠碗）
高3.1、口长10.4、口宽8.1、足长6.8、足宽4.1
贾成惠：《河北内丘出土“盈”“翰林”款白瓷器》，《考古与文物》2008年1期110-111页。
河北15
邢台市区
唐白瓷罐
不详
贾成惠：《浅谈邢窑的款识》，《邢窑遗址研究》523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河北16
邢台市区
唐白瓷敛口碗
不详
贾成惠：《浅谈邢窑的款识》，《邢窑遗址研究》523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河北17
邢台商都博物馆藏
唐白釉瓣口碗
高7.6、口径23.4、足径11
赵庆钢、张志忠主编：《千年邢窑》85页彩图，文物出版社，2007年。
河北18
邢台商都博物馆藏
唐白釉风炉托
高7.7、口径9.3、足径6.7
赵庆钢、张志忠主编：《千年邢窑》98页彩图，文物出版社，2007年。
河北19
临城县文物保管所藏
唐白釉盖罐
通高31.5、口径9.8、足径9.5
赵庆钢、张志忠主编：《千年邢窑》174页彩图，文物出版社，2007年。
河北20
邯郸私人藏
唐白釉饼足碗
高5、足径7
何伯阳、张慧红：《邢窑瓷器鉴识》，《收藏》2003年3期26页图5。
内蒙古
01
1992年阿鲁科尔沁旗辽会同五年（942年）耶律羽之墓
辽白釉“芒口”大碗
高8.4、口径23.6、底径10.8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1期26页。也有人称（杨文山、张志忠：《邢窑大事记》，《千年邢窑》285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该墓还出土一件“盈”款白瓷注子。可能是笔误。
内蒙古
02
准格尔旗城坡古城
辽白釉碗残件
残高2.4、底径8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准格尔旗城坡古城发掘报告》，《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考古报告集》110页及109页图二、六：14，远方出版社，2001年。
浙江01
杭州建筑工地
唐白釉碗残件
不详
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757页图版232，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
山西01
1960年长治市东郊唐墓
唐白瓷枕
高7.7、面径15.2×11.2
崔利民：《“盈”字款邢窑白瓷枕》，《中国文物报》2003年3日12日“收藏周刊”8版。
北京01
北京
唐白釉碗残件
不详
胡志刚：《对北京出土邢、定、龙泉务窑白瓷的几点认识》，《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50页及图2，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
北京02
故宫博物院藏
唐白釉瓜棱罐
不详
赵庆钢、张志忠主编：《千年邢窑》170页彩图，文物出版社，2007年。
上海01
上海博物馆藏
唐白釉盖盒
高7.2、口径15.7
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陶瓷馆》图版1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不详01
不详
唐白釉盖盒
高4、直径8.3
赵庆钢、张志忠主编：《千年邢窑》189页彩图，文物出版社，2007年。
不详02
不详
唐白釉盖罐
通高23.1、口径6.6、足径8.2
赵庆钢、张志忠主编：《千年邢窑》175页彩图，文物出版社，2007年。
不详03
不详
唐白釉罐
高16.5、口径7.2、足径5.1
赵庆钢、张志忠主编：《千年邢窑》180页彩图，文物出版社，2007年。
不详04
不详
唐白釉圈足碗
高4.2、口径13.8、足径6.8
赵庆钢、张志忠主编：《千年邢窑》82页彩图，文物出版社，2007年。
不详05
不详
唐白釉花口碗
高4.4、口径11、足径3.8
赵庆钢、张志忠主编：《千年邢窑》86页彩图，文物出版社，2007年。
不详06
不详
唐白釉花口碗
高3.8、口径11.3、足径5.6
赵庆钢、张志忠主编：《千年邢窑》87页彩图，文物出版社，2007年。
不详07
不详
唐白釉五出带流盏
高3.6、口径9.6、足径4.5
赵庆钢、张志忠主编：《千年邢窑》101页彩图，文物出版社，2007年。
不详08
不详
唐白釉执壶
高14.5、口径5.9、足径5.2
赵庆钢、张志忠主编：《千年邢窑》152页彩图，文物出版社，2007年。
不详09-10
不详
唐白釉托盏2件盏底与托底共刻4个“盈”字
通高5.8、口径11.2、托径10.9
赵庆钢、张志忠主编：《千年邢窑》153页彩图，文物出版社，2007年。
不详11
不详
唐白釉茶炉
高9、口径7.4、足径4.5
赵庆钢、张志忠主编：《千年邢窑》196页彩图，文物出版社，2007年。
不详12
私人藏
唐白釉圈足碗
不详
黄雄等：《雅昌藏友论文·精品集》129页，第六届雅昌艺术论坛北京研讨会组委会2006年9月编印。
不详13
私人藏
唐白釉圈足碗
不详
黄雄等：《雅昌藏友论文·精品集》186页图102，第六届雅昌艺术论坛北京研讨会组委会2006年9月编印。
湖南
衡阳高山村衡州窑
唐至宋青釉残片，印“盈”字
不详
周世荣、郑钧生：《湖南衡州窑瓷器欣赏》，《收藏家》2007年11期46页。
湖南衡阳高山村衡州窑出土一件晚唐至宋青釉残片，印有“盈”字（）
附表二“大盈”款瓷器一览表
序号
出土时间及地点或收藏单位
时代及名称
尺寸（㎝）
资料来源
陕西01
1999年西安市丰登路南口空军某部院内
唐白釉器残件
不详
王长启：《唐代白瓷器在西安的发现》，《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13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
陕西02
西安市泮镐路工地
唐白釉器残件
残长5、残宽4.3
卢均茂、张国柱：《西安古瓷片》3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河北01-08
2001年邢台老城清风楼工地
唐白瓷残片8件
不详
支广正：《唐代邢窑贡瓷“盈”字款研究》，《文物春秋》2006年5期40页。
河北09-13
邢台市区顺德路附近、南长安街等工地
唐白瓷碗残片5件
不详
贾成惠：《浅谈邢窑的款识》，《邢窑遗址研究》522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河北14
邢台市区工地
唐白瓷残片
不详
姚卫国：《邢窑款识谈》，《中国文化报》2001年7月12日。
附表三“翰林”款瓷器一览表
序号
出土时间及地点或收藏单位
时代及名称
尺寸（㎝）
资料来源
陕西01
陕西西安唐大明宫遗址
唐白瓷罐足底刻“翰林”“盈”
高22.5、口径10.5、底径9.2
王长启：《西安市出土“翰林”、“盈”字款邢窑白瓷罐》，《文物》2002年4期83～84页。
陕西02
1956年陕西西安东郊唐墓
唐白瓷罐
高21.7、口径9、足径7
冀东山主编：《神韵与辉惶——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陶瓷器卷》90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
陕西03
1956年陕西西安东郊唐墓
唐白瓷盖罐
高26、口径9.6、足径8.2
冀东山主编：《神韵与辉惶——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陶瓷器卷》91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
陕西04
西安唐开元二十四年墓
唐白瓷罐
不详
李知宴：《论邢窑瓷器的发展和分期》称唐开元时期墓，《中国文化研究所》第17卷83页，香港中文大学，1986年。李知宴：《内丘邢窑的重大发现》，《河北陶瓷》1987年4期32页。笔者存疑，暂列出供参考。
陕西05
西安市发掘工地
唐白瓷罐
不详
冯先铭：《近十年陶瓷考古主要收获与展望》，台湾《中华文物学会》1991年刊。
河北01
2003年内丘县南郊唐墓
唐白瓷罐
高18.2、口径7.5、足径7.3
贾成惠：《河北内丘出土“盈”“翰林”款白瓷器》，《考古与文物》2008年1期110页。
河北02
2005北内丘县西永安唐墓
唐白瓷罐
高25.5、口径10.4、足径10.5
贾成惠：《河北内丘出土“盈”“翰林”款白瓷器》，《考古与文物》2008年1期110页。
河北03
2005年内丘县西永安唐墓
唐白瓷罐
高20、口径8.8、足径8
贾成惠：《河北内丘出土“盈”“翰林”款白瓷器》，《考古与文物》2008年1期110页。
河北04
1987年内丘县集上寨村唐墓
唐白瓷罐
不详
贾永禄：《河北内丘出土“翰林”款白瓷》，《考古》1991年5期。
不详
不详
唐白瓷罐
高12.3、口径6.5、足径5.7
赵庆钢、张志忠主编：《千年邢窑》177页彩图，文物出版社，2007年。
附表四“官”字款白瓷一览表
序号
出土时间及地点或收藏单位
时代及名称
尺寸（㎝）
资料来源
陕西01
1964年西安市建国路
晚唐白釉花口盘
高3.6、口径17.7、足径9.2
王长启：《唐代白瓷器在西安的发现》，《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15页图11，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
陕西02-18
1985年西安火烧壁窖藏
晚唐白釉三尖瓣口盘17件
高2.9、口径11.7、底径5.9
王长启、成生安：《西安火烧壁发现晚唐“官”字款白瓷》，《考古与文物》1986年4期20页。
陕西19
1985年西安火烧壁窖藏
晚唐白釉五双脊瓣口盘
高3.4、口径14.4、底径6.4
王长启、成生安：《西安火烧壁发现晚唐“官”字款白瓷》，《考古与文物》1986年4期20页。
陕西20-25
1985年西安火烧壁窖藏
晚唐白釉五尖瓣口盘6件
高3.4、口径13.5、底径6.1
王长启、成生安：《西安火烧壁发现晚唐“官”字款白瓷》，《考古与文物》1986年4期20页。
陕西26-27
1985年西安火烧壁窖藏
晚唐白釉五宽瓣口盘2件
高2.5、口径13.6、底径6
王长启、成生安：《西安火烧壁发现晚唐“官”字款白瓷》，《考古与文物》1986年4期20页。
陕西28-31
1985年西安火烧壁窖藏
晚唐白釉五宽瓣浅口碗4件
高3.5-4.5、口径13.8-21、底径6.4-9.6
王长启、成生安：《西安火烧壁发现晚唐“官”字款白瓷》，《考古与文物》1986年4期20页。
陕西32-33
1985年西安火烧壁窖藏
晚唐白釉敞口碗2件
高4.5、口径16.8、底径7
王长启、成生安：《西安火烧壁发现晚唐“官”字款白瓷》，《考古与文物》1986年4期20页。
陕西34
1985年西安火烧壁窖藏
晚唐白釉瓿残件
不详
王长启、成生安：《西安火烧壁发现晚唐“官”字款白瓷》，《考古与文物》1986年4期20页。
陕西35
1995-96年西安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
唐白釉碗或罐腹片（“官”字刻于腹外壁）
残高5.3、宽3.3、厚0.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1995-1996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3期388页及图四五：8、图版叁拾：7。
陕西36-43
2001年西安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遗址
唐白釉碗残件8件
底径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独立行政法人文化财研究所奈良文化财研究所联合考古队：《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11期23页及图一三：9；图一五：2。
陕西44
2005年西安唐大明宫丹凤门遗址
唐白釉碗残件
残高2、壁厚0.5
何岁利：《陕西西安唐大明宫丹凤门遗址》，《200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139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西安市唐长安城大明宫丹凤门遗址的发掘》，《考古》2006年7期46页及图七：8、图八：7。
陕西45
西安市北大街工地
唐白釉碗残件
足径6
卢均茂、张国柱：《西安古瓷片》3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河北01
1950年以前河北
唐白釉器残件
不详
陈万里：《我对于辽墓出土几件瓷器的意见》，《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11期15页。
河北02
1965年曲阳许城
五代五花口盘，“官”字的宝盖头较特别。
高2.4、口径13.5
马自树主编：《中国文物定级图典·二级品》7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
河北03
1969年定县静志寺塔基
北宋白釉五花口蝉纹盘
高2.8、口径12.7、足径8.7
赵静主编：《保定市馆藏文物精选》122页，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7月。据冯先铭《有关临安钱宽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问题》（《文物》1979年12期）文中所言：“静志寺塔基出土‘官’款白瓷16件，‘新官’款白瓷1件，共17件”。笔者查到21件，但无“新官”款。杜会平《定窑白釉莲纹“官”款碗》（《文物春秋》2002年4期）曰：“官”款瓷器“定县这两座塔基地宮出土的就有20余件。”是可信的。
河北04
1969年河北定县静志寺塔基
北宋白釉六花瓣口蝉纹盘
口径12.8
日本出光美术馆：《地下宫殿の遗宝——中国河北省定州北宋塔基出土文物展》图73，日本平凡社，1997年。
河北05
1969年定县静志寺塔基
北宋白釉花口对蝉纹盘，墨书“供养舍利太平兴国二年五月廿二日施主男弟子吴成训钱叁拾足陌”
高2.7、口径12.3、足径8.4
赵静主编：《保定市馆藏文物精选》137页，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
河北06
1969年定县静志寺塔基
北宋白釉花口盘，墨书“吴成训施”
高2.8、口径12.2、足径8.8
冯永谦：《“官”和“新官”字款瓷器之研究》，《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395页及399页图二：11，文物出版社，1984年。
河北07
1969年定县静志寺塔基
北宋白釉花口盘，墨书“太平兴国二年五月廿二日……”
高2.8、口径12.2、足径8.8
冯永谦：《“官”和“新官”字款瓷器之研究》，《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395页及399页图二：12，文物出版社，1984年。
河北08
1969年定县静志寺塔基
北宋白釉盘，变形
高3.7、口径15-16.1、足径7
冯永谦：《“官”和“新官”字款瓷器之研究》，《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395页及399页图二：13，文物出版社，1984年。
河北09
1969年定县静志寺塔基
北宋白釉花口扣金盘
高3、口径10.7、足径5.9
赵静主编：《保定市馆藏文物精选》141页，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
河北10
1969年定县静志寺塔基
北宋白釉盘，墨书“僧崇裕施叠子壹只雄黄四斛并施随年钱二十陸足陌”
口径14.2
日本出光美术馆：《地下宫殿の遗宝——中国河北省定州北宋塔基出土文物展》图72及135页解说，日本平凡社，1997年。
河北11
1969年定县静志寺塔基
北宋白釉碗
高5.5、口径20.9、足径6.1
冯永谦：《“官”和“新官”字款瓷器之研究》，《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395页及399页图二：4，文物出版社，1984年。
河北12
1969年河北定县静志寺塔基
北宋白釉莲纹碗
高8.3、口径19.5、足径7
赵静主编：《保定市馆藏文物精选》132页，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
河北13
1969年定县静志寺塔基
北宋白釉花口托盏
高7.6、口径9、足径8.2
赵静主编：《保定市馆藏文物精选》123页，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
河北14
1969年定县静志寺塔基
北宋白釉花式盏托
高7.5、口径9、足径7.8
赵静主编：《保定市馆藏文物精选》136页，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
河北15
1969年定县静志寺塔基
北宋白釉洗
高4.9、口径15.9、足径10
赵静主编：《保定市馆藏文物精选》144页，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
河北16
1969年定县静志寺塔基
北宋扣银白釉洗
高3.7、口径9.7、足径8.1
冯永谦：《“官”和“新官”字款瓷器之研究》，《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396页及399页图二：18、400页图三：4，文物出版社，1984年。
河北17
1969年定县静志寺塔基
北宋白釉莲纹净瓶（腹饰双重莲瓣纹）
高31、腹径12.8、足径6.3
赵静主编：《保定市馆藏文物精选》154页，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
河北18
1969年定县静志寺塔基
北宋白釉莲纹净瓶（肩饰覆莲，胫饰仰莲）
高30.3
日本出光美术馆：《地下宫殿の遗宝——中国河北省定州北宋塔基出土文物展》图60及133页解说，日本平凡社，1997年。
河北19
1969年定县静志寺塔基
北宋白釉莲纹净瓶（颈部划莲瓣纹，肩胫凸雕仰覆莲纹）
高30.4、腹径12.3、足径8.3
冯永谦：《“官”和“新官”字款瓷器之研究》，《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396页及399页图二：20，文物出版社，1984年。
河北20
1969年定县静志寺塔基
北宋白釉莲纹净瓶（腹部雕三重仰莲纹）
高17.8、腹径13.5
冯永谦：《“官”和“新官”字款瓷器之研究》，《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396页及399页图二：21，文物出版社，1984年。
河北21
1969年定县静志寺塔基
北宋白釉净瓶
高18.5、腹径8.3、足径5.1
冯永谦：《“官”和“新官”字款瓷器之研究》，《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396页及399页图二：19、400页图三：5，文物出版社，1984年。
河北22
1969年定县净众院塔基
北宋白釉盖罐
高14.8、口径16.2
李辉柄主编：《中国陶瓷全集·7·宋》（上）64页图29，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河北23
1969年定县净众院塔基
北宋白釉莲纹盖罐
高11.5、腹径9.3、足径4
赵静主编：《保定市馆藏文物精选》129页，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
河北24
1969年定县净众院塔基
北宋白釉莲纹罐
高15、口径9、腹径15.9、足径8.3
冯永谦：《“官”和“新官”字款瓷器之研究》，《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396页及399页图二：23，文物出版社，1984年。
河北25
1995年定州尧方头村
五代白釉枕，枕面竖刻“官”字，底部正中横刻“官”字
高7-9.9、长11.6-16.5、宽9.8-12
刘福珍：《定州出土定窑双“官”字款枕》，《文物春秋》1997年2期87页。孙彦平等：《定州市博物馆收藏瓷枕介绍》，《文物春秋》2004年1期60页。赵静主编：《保定市馆藏文物精选》116页，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
河北26
1995年定州尧方头村
五代白釉罐
高12.9、口径7.2、足径7.8
刘福珍：《定州出土定窑双“官”字款枕》，《文物春秋》1997年2期87页。
河北27
2002年邢台市桥东区宋墓
宋白釉碗
高5.8、口径12.5、足径5.2
李军：《邢台宋墓出土“官”字款瓷碗》，《文物春秋》2005年5期31-32页。
河北28
定县卢庄子墓
五代白釉五花式盏托
高2.8、托盘径15、足径6
冯永谦：《“官”和“新官”字款瓷器之研究》，《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397页及399页图二：38、400页图三：9，文物出版社，1984年。
河北29
香河
白釉六花口温碗
高16.8、口径18.4、足径9.3
冯永谦：《“官”和“新官”字款瓷器之研究》，《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398页及400页图三：13～14，文物出版社，1984年。
河北30-31
灵寿县景福二年（893年）墓
唐白釉钵2件
不详
穆青：《定瓷艺术》42页注1及169页注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河北32
定州博物馆藏
五代白釉盘
不详
冯先铭：《有关临安钱宽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问题》，《文物》1979年12期28页。
河北33
邢台商都博物馆藏
唐白釉三瓣花形碟
高3.8、口径11.7、足径5.5
赵庆钢、张志忠主编：《千年邢窑》97页彩图，文物出版社，2007年。
河北34
邯郸私人藏
唐白釉粉盒
高3、直径6.3
何伯阳、张慧红：《邢窑瓷器鉴识》，《收藏》2003年3期27页图8。
浙江01-10
1978年临安明堂山唐钱宽墓
唐晚期白釉花口碟10件
高3.5、口径14、底径5.5
浙江省博物馆等：《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出土天文图及“官”款白瓷》，《文物》1979年12期21页。
浙江11
1978年临安明堂山唐钱宽墓
唐晚期白釉海棠杯
高6
浙江省博物馆等：《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出土天文图及“官”款白瓷》，《文物》1979年12期21页。
浙江12
1978年浙江临安明堂山唐钱宽墓
唐晚期白釉腰形高足盘
高4.4
浙江省博物馆等：《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出土天文图及“官”款白瓷》，《文物》1979年12期21页。
浙江13
1980年临安西市街明堂山唐水邱氏墓
唐晚期白釉海棠杯
高6.3、口径16.1、宽7.8
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99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浙江14
1980年临安西市街明堂山唐水邱氏墓
唐晚期白釉葵口盘
高3-3.5、口径15、底径6
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99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浙江15
1980年临安西市街明堂山唐水邱氏墓
唐晚期白釉注壶
通高15.5、口径4.5、足径6
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99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河南01
1950年以前河南
唐白瓷器
不详
陈万里：《我对于辽墓出土几件瓷器的意见》，《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11期15页。
河南02-09
1984年巩县宋太宗元德李后陵
北宋白釉盘8件
高3.4-4.7、口径14.5-21、底径7-9.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年3期39页。
河南10-17
1984年巩县宋太宗元德李后陵
北宋白釉碗8件
高5-7.9、口径12.8-20.5、底径5.6-7.8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年3期40页。
河南18
1989年洛阳唐东都宫城应天门遗址
唐白釉碗
不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工作队：《唐洛阳宫城出土哀帝玉册》，《考古》1990年12期1088页。
湖南01
1951年长沙黄泥坑
唐白釉碗
不详
冯永谦：《“官”和“新官”字款瓷器之研究》，《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400页图三：11、12，文物出版社，1984年。
湖南02
1955年长沙“长.柳.铁”M1
唐白釉高圈足亚形盒
高7、盖长8.2、宽8.1、足径5.6
高至喜：《长沙出土唐五代白瓷器的研究》，《文物》1984年1期85页（年代为唐）。周世荣：《湖南古墓与古窑址》184页（年代为北宋），岳麓书社，2004年。
湖南03
1958年长沙“长.左.新”M6
唐白釉五曲花瓣形圆盒
高1.8、腹径4.2
高至喜：《长沙出土唐五代白瓷器的研究》，《文物》1984年1期85页（说：年代为唐，刻划官字）。周世荣：《湖南古墓与古窑址》184页（曰：年代北宋，印有阴文官字），岳麓书社，2004年。
湖南04
1978年长沙上大垅唐墓
唐末白釉五出莲花形碟
高3.5、口径14、底径5.4
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唐墓出土“官”字款白瓷器》，《湖南考古辑刊》（2）211页，岳麓书社，1984年。
湖南05
湖南长沙五代墓
五代白釉碗
高6.1、口径19
冯先铭：《有关临安钱宽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问题》，《文物》1979年12期28页。高至喜：《长沙出土唐五代白瓷器的研究》，《文物》1984年1期92页。
湖南06
湖南省博物馆藏
五代白釉罐
高9.8、口径5.2
冯先铭：《有关临安钱宽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问题》，《文物》1979年12期28页。高至喜：《长沙出土唐五代白瓷器的研究》，《文物》1984年1期93页。
辽宁01
1956年辽宁建平硃碌科乡辽墓
辽白釉长颈盘口瓶
高40.3、口径14.3、足径11.3
冯永谦：《辽宁省建平、新民的三座辽墓》，《考古》1960年2期20页及图五：3；图版叁：2。
辽宁02
1956年辽宁建平硃碌科乡辽墓
辽白釉碗
高6
冯永谦：《辽宁省建平、新民的三座辽墓》，《考古》1960年2期20页及图五：2。
辽宁03
1971年北票水泉一号辽墓
辽白釉花口大碗
高11、口径24-26、足径3.4
辽宁省博物馆文文物队：《辽宁北票水泉一号辽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12期46页及图版陆：2。
辽宁04
1972年北票扣卜营子辽墓
白釉瓶
不详
辽宁朝阳地区文物组：《北票扣卜营子辽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2）129页，文物出版社，1978年。
辽宁05-06
1974年法库叶茂台辽墓
辽白釉扣银花口碗2件
高4.6、口径15.6、足径9.8
冯永谦：《叶茂台辽墓出土的陶瓷器》，《文物》1975年12期40页。
辽宁07-08
1974年法库叶茂台辽墓
辽白釉大碗2件
高6.3、口径20.8-21.6、足径7
冯永谦：《叶茂台辽墓出土的陶瓷器》，《文物》1975年12期40页。
辽宁09
1985年康平县后刘东屯二号辽墓
辽白釉莲纹葫芦执壶
通高20.4、口径3.3、上腹径8、下腹径14.3
铁岭市文物办公室等：《辽宁康平县后刘东屯二号辽墓》，《考古》1988年9期821页及图版陆：7、8。
辽宁10
义县邵家屯辽墓
辽白釉碗
不详
冯永谦：《“官”和“新官”字款瓷器之研究》，《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397页及399页图二：37，文物出版社，1984年。
辽宁11
1976年朝阳辽开泰九年耿延毅墓
辽莲瓣纹白釉盖罐
高11.7、口径6.8、足径7.9
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姑营子辽耿氏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3集184页及图二○：1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内蒙古01-02
1954年赤峰大营子辽应历九年驸马赠卫国王墓
辽白瓷五花式大碗2
高9.4、口径24.8、底径9.5
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3期15～16页及图版陆：5。
内蒙古03-04
1954年赤峰大营子辽应历九年驸马赠卫国王墓
辽白瓷花式镶金口足盘2件
高3.9、口径21.6、底径8.7
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3期16页及图版柒：3。
内蒙古05-08
1957年赤峰大窝铺辽墓
辽白瓷三尖瓣口盘4件
高2、最大口径11-12
郑隆：《赤峰大窝铺发现一座辽墓》，《考古》1959年1期48页。
内蒙古09
内蒙古敖汉旗驿马吐辽墓
辽白釉温壶
通高22.5、口径4.8、底径8.6
邵国田主编：《敖汉文物精华》125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年。
内蒙古10
1971年巴林左旗哈达图辽墓
辽白釉刻花盏托
高3.2、口径14、足径7
冯永谦：《新发现的几件辽代陶瓷》，《文物》1981年8期67页。唐彩兰：《辽上京文物撷英》61页，远方出版社2005年。
内蒙古11
1985年奈曼旗辽开泰七年（1018年）墓
辽白釉莲纹盖罐
通高11.4、口径5.8、底径5.1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1期17-18页及图版伍：5。
内蒙古12
70年代巴林左旗十三敖包乡宝泉村辽墓
辽白釉盘口穿带壶
高28.5、腹径20、口径12、足径10.7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辽宁北票水泉一号辽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12期48页注14。唐彩兰：《辽上京文物撷英》59页，远方出版社2005年。
内蒙古13
巴林左旗林东镇辽上京城址内
辽白釉盘口穿带壶
高22、腹径17.5、足径9.5
冯永谦：《“官”和“新官”字款瓷器之研究》，《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397页及399页图二：24，文物出版社，1984年。
内蒙古14
敖汉旗驿马吐辽墓
辽白釉温壶
高22.5、口径4.8、足径8.6
邵国田主编：《敖汉旗文物精华》125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年。
北京01-02
1960年市南郊辽赵德钧墓
辽白釉碗2件
不详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南郊辽赵德钧墓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5期249页。
北京03
1963年顺义辽开泰二年塔（1013年）
辽白釉莲菊纹盖罐
高9.4-11、口径5.2-5.5、足径5-5.8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顺义县辽净光舍利塔基清理简报》，《文物》1964年8期50页。
北京04
故宫博物院藏
五代白釉水丞
高6.4、口径5、足径3.5
李辉柄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晋唐瓷器》220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
北京05
故宫博物院藏
五代白釉碗
高6.6、口径17、足径6
李辉柄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晋唐瓷器》221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
北京06
故宫博物院藏
五代白釉莲瓣盖罐
通高6.7、口径5、足径4.9
李辉柄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晋唐瓷器》226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故宫藏有五代带“官”字款白瓷有碗、壶、瓶、水注、罐等，226页）
北京07
故宫博物院藏
五代白釉壶
不详
李辉柄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晋唐瓷器》226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
北京08
故宫博物院藏
五代白釉瓶
不详
李辉柄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晋唐瓷器》226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
北京09
故宫博物院藏
五代白釉水注
不详
李辉柄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晋唐瓷器》226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
四川01
“文革”期间三台县煤建公司窖藏
北宋白釉水盂
高7.5、口径5.5、足径4.8
景竹友：《三台出土的白定“官”字款瓷器》，《四川文物》1996年1期57页。
四川02
“文革”期间三台县煤建公司窖藏
五代白釉三出花瓣口碗
高3.9、口径12.8、足径6.2
景竹友：《三台出土的白定“官”字款瓷器》，《四川文物》1996年1期57页。
四川03
成都江南馆街唐宋遗址
唐白釉长颈瓶
不详
王光尧：《关于越窑瓷器所见“官样”铭的思考——兼释“官”、“新官”款的含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五辑）178页注11，杭州出版社，2002年。
山东01
青州市博物院藏
五代白釉执壶
高15.9、口径5.5、足径6.3
青州市博物馆：《青州市博物馆》70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江苏01
扬州
唐五代白釉盒
不详
马富坤：《试述唐代扬州经济繁荣》，《扬州博物馆建馆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东南文化》2001年增刊）63页。
台湾01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五代白釉五双脊瓣口碗
不详
台北故宫博物馆：《定窑白瓷特展图录》图版4，台北故宫博物院，1992年。
台湾02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五代白釉五花口莲纹碗
高11、口径19.2
台北故宫博物馆：《定窑白瓷特展图录》图版6，台北故宫博物院，1992年。
台湾03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五代白釉五双脊瓣口托
不详
台北故宫博物院：《定窑白瓷特展图录》图版5，台北故宫博物馆，1992年。
附表五“新官”字款白瓷一览表
序号
出土时间及地点或收藏单位
时代及名称
尺寸（㎝）
资料来源
河北01
定县宋塔（考虑有2位作者提及，本人并未到藏处考察，故暂列于此）
宋白釉大碗
不详
冯永谦：《叶茂台辽墓出土的陶瓷器》，《文物》1975年12期48页注9。冯先铭《有关临安钱宽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问题》，《文物》1979年12期28页。资料出土均为《文物》1972年8期，但原文并没有“新官”款瓷器。
河北02
1995年曲阳县五代后唐同光二年（924年）王处直墓
五代白釉钵
高11.5、口径12、足径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曲阳五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9期4-12页及图八：2。
河北03-04
定县电力局窖藏
五代白釉五花口大碗2件
高5.8、口径24.1、足径9.6，另1件略小
冯永谦：《“官”和“新官”字款瓷器之研究》，《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398页及399页图二：39～40，文物出版社，1984年。
河北05
曲阳县
唐～五代白釉花口盘
不详
穆青：《定瓷艺术》169页注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河北06
定州贡院内
五代白釉花口碗
高5.8、口径24.1、足径9.6
赵静主编：《保定市馆藏文物精选》116页，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
河北07
定州博物馆藏
五代白釉碗
不详
冯先铭：《有关临安钱宽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问题》，《文物》1979年12期28页。
浙江01
1978年临安明堂山唐钱宽墓
唐晚期白釉敞口碗
高5.8、口径20、底径7.4
浙江省博物馆等：《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出土天文图及“官”款白瓷》，《文物》1979年12期21页及图九、图版叁：4。
浙江02
1978年临安明堂山唐钱宽墓
唐晚期白釉敞口碗
高4、口径15.5、底径5.8
浙江省博物馆等：《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出土天文图及“官”款白瓷》，《文物》1979年12期21页及图九、图版叁：4。
浙江03
1980年临安西市街明堂山唐水邱氏墓
唐晚期白釉云龙把杯
高4、口径8、底径4.1
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99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浙江04-11
1980年临安西市街明堂山唐水邱氏墓
唐晚期白釉菱口盘8件
高3-3.5、口径15、底径6
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99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浙江12
1980年临安西市街明堂山唐水邱氏墓
唐晚期白釉敞口碗
高5.1、口径17、底径6.6
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00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浙江13
1980年临安西市街明堂山唐水邱氏墓
唐晚期白釉杯托
高4、口径16.7、底径9.9
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00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浙江14
温州博古斋
北宋鎏金银凤首瓶
高21.5、底径5.8
陈纪平：《温州博古斋藏品精选》136页，2007年编印。从彩图看，为赝品无疑，且其它鎏金银瓷器也无一真品。鉴于诸多专家鉴定为真品，故暂列于此。
河南01
1986年洛阳五代后梁高继蟾墓
五代白釉五曲葵口碗
高9、口径16.4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后梁高继赡墓发掘简报》，《文物》1995年8期53页。
辽宁01
1956年建平张家营子乡辽墓
辽白釉碗残件
胎厚0.2
李文信：《辽瓷简述》，《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2期15页。冯永谦：《辽宁省建平、新民的三座辽墓》，《考古》1960年2期17页及图五：1。
北京01
1960年市南郊辽赵德钧墓
辽白釉碗
不详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南郊辽赵德钧墓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5期249页。
附表六“官”类字款的其它类瓷及窑具一览表
序号
出土时间及地点或收藏单位
时代及名称
尺寸（㎝）
资料来源
浙江01
临安板桥五代墓
五代“官”青瓷双系罐
高28.2、口径9.5、腹径21.5、足径8.5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临安板桥的五代墓》，《文物》1975年8期66-71页及图6、7。林士民言：双系“官”字罐5件（林士民：《谈越窑青瓷中的秘色瓷》，《文博》1995年6期59页。林士民：《青瓷与越窑》2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越窑青瓷文化史》（徐定宝主编：《越窑青瓷文化史》200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也言：双系“官”字罐5件。资料来源同上发掘简报，但简报仅言1件官字罐，故林氏及《越窑青瓷文化史》所言不予采信。
浙江02
宁波火车部开运三年（964年）袁从章墓
五代“官”青瓷罐
不详
林士民：《谈越窑青瓷中的秘色瓷》，《文博》1995年6期59页。林士民：《青瓷与越窑》2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林士民指出宁波火车部袁从章墓出土“官”字青瓷罐，资料出处为《考古》1984年11期，该期并未提及“官”款青瓷，仅在《杭州三台山五代墓》（1045-1048页）提到宁波火车站袁从章墓。但考虑林氏为宁波考古人员，故暂从之，资料待进一步核实。
浙江03
临安唐乾宁二年（895年）钱宽墓
唐“官”款青釉罐
不详
牟永抗、任世龙：《“官”、“哥”，简论》，《湖南考古辑刊》第三辑253页，岳麓书社，1986年。但前见发掘简报（浙江省博物馆等：《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出土天文图及“官”款白瓷》，《文物》1979年12期18-23页。）中未提到有“官”款青瓷，简报中仅见盆、壶、盏3件青瓷。而林士民（林士民：《谈越窑青瓷中的秘色瓷》，《文博》1995年6期58页。林士民：《青瓷与越窑》2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言：盒、盏、四系罐各一件，上有官字款，资料来源同上发掘简报，可信度不高，盒为盆误。牟、任二氏尚有可信之处，故暂从牟、任之说：“官”款青瓷器1件。
浙江04
新昌县
龙泉窑“官”款青瓷碗
不详
冯永谦：《“官”和“新官”款瓷器》，《辽宁省博物馆藏宝录》112页注21，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
浙江05
龙泉大窑村枫洞岩窑址
明初青釉“官”款盘
不详
国家文物局主编：《200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177-181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4月。沈岳明等：《中国青瓷史上最后的亮点——大窑枫洞岩明代龙泉窑址发掘》，《文物天地》2007年7期105页。
浙江06
上林湖越窑
北宋“官”青釉碗2件
不详
慈溪市博物馆：《上林湖越窑》52、94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浙江07
上林湖越窑
北宋“官样”青釉碗7件
不详
慈溪市博物馆：《上林湖越窑》49、94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文物精华》246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浙江08
浙江省博物馆藏
越窑“官样”青瓷碗
不详
傅振伦：《继往开来的唐越窑》，《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173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浙江09
上林湖后施岙越窑
凹面直筒形及钵形匣钵3件，壁刻“官”字
不详
郑建华：《越窑贡瓷与相关问题》，《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20周年论文集》188页，西泠印社，1999年。
浙江10
上林湖寺龙口越窑
碗形匣钵底刻“官”字
高7.6、口径17、底径7.2
李政：《慈溪上林湖寺龙口越窑窑址》，《中国文物报》1999年9月26日日一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寺龙口越窑址》291页及彩图441，文物出版社，2002年。
浙江11
上林湖越窑
M形匣钵2件，壁刻“官”字
不详
慈溪市博物馆：《上林湖越窑》204页及图九六：13、14，科学出版社，2002年。
浙江12
上林湖越窑
“官”字投柴孔塞
不详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寺龙口越窑址》369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浙江13
上林湖越窑
“美头人鲍五郎者用烧官物不得乱将恶用”铭垫圈
不详
郑建华：《越窑贡瓷与相关问题》，《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20周年论文集》190页，西泠印社，1999年。
浙江14
老虎洞窑址
元铁褐书“官窑”款青瓷碗
足径5.7
杜正贤主编：《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165页图138、139，文物出版社，2002年。
浙江15
温州博古斋藏
北宋官窑“官”款青瓷贯耳瓶
高23.5、口径9.7×8、底径10.8×9.2
陈纪平：《温州博古斋藏品精选》100页，2007年编印。从彩图看，为赝品无疑，且其它鎏金银瓷器也无一真品。鉴于诸多专家鉴定为真品，故暂列于此。
河北01
唐山市陡河金墓
金茶绿釉鸡腿瓶
不详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山市陡河水库汉、唐、元、明墓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3期13页及图版叁：6右。
河北02
曲阳县北镇村
唐白釉碗内刻“官囗”，外刻 “八年五日一日官……”铭
高6、口径23
赵静主编：《保定市馆藏文物精选》105页，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
河北03
井陉出土
宋褐釉瓶十余件，釉上书“天威军官瓶”铭
不详
据民国二十年本《井陉县志》载：“天威军官瓶”铭褐釉瓶于民国四年在县立高级小学出土较多，完好无缺者十余枚。冯先铭：《宋“天威军官瓶”考》，《故宫博物院院刊——建院七十周年纪念特刊》1995年增刊52页。
北京01
故宫博物院藏
宋褐釉瓶，刻“天威军官瓶”铭
冯先铭：《宋“天威军官瓶”考》，《故宫博物院院刊——建院七十周年纪念特刊》1995年增刊52页。
湖南01
湖南省博物馆藏
隋青瓷杯，内心印“大官”
不详
李建毛：《大官款瓷器及相关问题小议》，《东南文化》2002年2期54页。
湖南02
湘阴窑址
南朝青瓷碗，内底印“太官”
不详
刘永池《湘阴窑发现两晋至隋代官窑》，《中国文物报》1999年5月9日一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考古漫步》84页，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
湖南03
湘阴城关窑址
隋唐青瓷杯，内心印“大官”
不详
周世荣：《湖南古墓与古窑址》411页，岳麓书社，2004年。
湖南04
湘阴窑址
隋唐青瓷杯，内心印“官”
不详
周世荣：《从湘阴古窑址的发掘看岳州窑的发展变化》，《文物》1978年1期71页。
湖南05
湘阴窑址
匣钵，刻“官”
不详
刘永池：《湘阴窑发现两晋至隋代官窑》，《中国文物报》1999年5月9日一版。
湖南06
湘阴马王土勘窑址
匣钵，刻“官”
不详
周世荣：《岳州窑源流考》，《金石瓷币考古论丛》，岳麓书社，1998年。
内蒙古01
奈曼旗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
辽青瓷盘，底刻“官”
高4.6、口径17、足径10.7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陈国公主墓》55页及图33：2；图版一三：5；文物出版社，1993年。但之前的《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1期17-18页及图版伍：5）不知何故，并未提及这件重要“官”款青瓷盘。
内蒙古02
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
辽“官”青釉盘
高4.6、口径20、足径8.6
唐彩兰：《辽上京文物撷英》62页，远方出版社2005年。被定名为：辽绿釉定窑盘。笔者认为实为青釉，且与定窑特征相悖，也不同于黄堡窑的特征，可能属现代仿品。
内蒙古03
赤峰猴头沟
匣钵上刻“官”字
不详
辽宁省博物馆文文物队：《辽宁北票水泉一号辽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12期48页注14。
内蒙古04
赤峰缸瓦窑
筒状匣钵上刻“官”字
残高9.7、口径12
冯永谦：《赤峰缸瓦窑村辽代瓷窑址的考古新发现》，《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387页及图二：1，文物出版社，1984年。
内蒙古05
赤峰缸瓦窑
柱形垫柱上刻“新官”字
直径9.5、残高7.3
冯永谦：《赤峰缸瓦窑村辽代瓷窑址的考古新发现》，《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387页及图二：3，文物出版社，1984年。
内蒙古06
托克托旗博物馆藏
酱釉鸡腿瓶肩上刻“官”字
高40、口径6、足径8.5
石俊贵主编：《托克托文物志》（上）149页，中华书局，2006年。
广东01
2000年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
五代青瓷碗底刻“官”
不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2000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2年2期250、251页图版十五。
广东02
2003年广州中山四路致美斋工地
五代青瓷盘底刻“官”
足径9
冯永驱主编：《铢积寸累——广州考古十年出土文物选萃》193页图190，文物出版社，2005年。这件“官”款盘被发掘者认为是越窑产品，笔者以为实为耀州窑产品。
广西01
容县城关窑址
匣钵，刻“官”
不详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考古十年新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240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陕西01
礼泉出唐郑仁泰墓郑仁泰卒于龙朔三年（663年），葬于麟德元年（664年）。
唐青瓷五葵口碗，刻“官”
不详
耿宝昌：《越窑“秘色瓷”琐谈》认为是“唐代耀州窑器”，《文博》1995年6期130页。但郑仁泰墓未出土过五葵口“官”款青瓷碗，仅出土一件六瓣形青瓷碗（《文物》1972年7期38页）。唐黄堡窑未出土过唐代“官”款青瓷，仅五代窑址出土，若郑仁泰墓“官”款青瓷与黄堡窑相同，可确定唐至五代黄堡窑均有“官”款青瓷烧造。反之即非该窑产品。
陕西02
铜川黄堡窑址发掘
五代青瓷12件，刻“官”
不详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五代黄堡窑址》303页言12件，文物出版社，1997年。杜葆仁：《耀州窑出土的五代“官”字款瓷器》，《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40周年纪念文集》862页曰11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
陕西03
70代初年铜川黄堡窑址采集
五代青瓷1件，刻“官”
不详
薛东星：《耀州窑史话》31-32页及图三，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
陕西04
1985年铜川黄堡窑址采集
五代青瓷1件，刻“官”
不详
薛东星：《耀州窑史话》31-32页及图三，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
陕西05
私人藏
五代青瓷1件，刻“官”
不详
聂晶磊：《柴窑——最美的青瓷》，《收藏家》2001年5期7页
陕西06
私人藏
青瓷1件，刻“官”
不详
马文彦：《古瓷片三说》，《说瓷论藏》48页彩图，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从图片看，刻字小心构拘谨，稍疑。
陕西07
铜川黄堡窑
五代青釉碗残件，刻“官”
不详
刘遵义、贾琪主编：《耀州窑》（无页码），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
福建01
建阳建窑
宋黑釉盏，刻“官囗”
不详
叶笑苹：《黑釉奇观》，《中国文物报》2002年7月31日四版。虽未见图片，但从北宋黄庭坚《和答梅子明王杨休点密云龙》诗：“元丰龙焙承诏作，二月常新官字盏……建安瓮碗鹧鸪斑，谷帘水与月共色。”可见北宋建窑有“官字盏”的记载。
四川01
邛崃市唐代民居建筑遗址
莲纹印模，刻“乾德六年二月上旬造官样杨全记用”
直径13、厚3.3
李子军：《邛崃市发现纪年铭文印模》，《成都文物》1996年1期70页。另外还见1件兽头印模，铭文相似“乾德六年囗囗中旬造杨囗”（汪雄等：《卭窑出土铭文器初探》，《成都文物》1999年1期11页）。
四川02
邛崃龙兴寺遗址
宋黄釉琉璃瓦不少，印“官”
不详
国家文物局主编：《200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150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江西01
景德镇明初窑址
匣钵，戳印“官匣”
高19.5
刘新园：《景德镇珠山出土的明初与永乐官窑瓷器之研究》，《鸿禧文物》1996年2月创刊号9页。鸿禧美术馆：《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图版145，台湾鸿禧艺术文教基金会，1996年。
江西02
景德镇明代窑址
明初白瓷碗，褐书“官用供器”铭
不详
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等：《景德镇出土陶瓷——景德镇出土五代至清初瓷展》，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92年。
注释：
［1］贾成惠：《浅谈邢窑的款识》，《邢窑遗址研究》523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2］陆明华：《邢窑“盈”字以及定窑“昜定”考》，《上海博物馆集刊》第4集260-2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3］汪庆正：《记上海博物馆所藏带铭定瓷》，《上海博物馆集刊》第5集122页及124页注1（认为：郑国珍《福州出土的唐五代白瓷及其窑属》文中“易”字恐系“昜”字之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4］舒新城等主编：《辞海》辰集27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汪庆正误为：“疆者众貌”（汪庆正：《记上海博物馆所藏带铭定瓷》，《上海博物馆集刊》第5集1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5］冯先铭：《定窑》，《中国陶瓷·定窑》（无页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
［6］（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235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7］图见陆明华：《邢窑“盈”字以及定窑“昜定”考》，《上海博物馆集刊》第4集262页图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708页图版67，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
［8］福建省博物馆等：《唐末五代审知夫妇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5期３页文字及4页线图。
［9］舒新城等主编：《辞海》辰集16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
［10］吕成龙：《故宫博物院藏邢窑定窑瓷器选介》，《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35页。
［11］李建毛：《大官款瓷器及相关问题小议》，《东南文化》2002年2期58页
［12］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235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1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曲阳五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9期4-12页。
［14］刘福珍：《定窑“孟”字款直口碗》，《文物》1999年2期96页及封三。
［15］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235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16］郑国珍：《福州出土的唐五代白瓷及其窑属》，《东南文化》第三辑30-3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
［17］内丘县文物保管所：《河北省内丘县邢窑调查简报》，《文物》1987年9期9页及图一六：9、10、14，图版貳：7。
［1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邢窑遗址调查、试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4）221页图25：1-4，文物出版社，2004年。
［19］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1期26页。
［20］赵庆钢、张志忠主编：《千年邢窑》250页彩图，文物出版社，2007年。
［21］支广正：《唐代邢窑贡瓷“盈”字款研究》，《文物春秋》2006年5期45页。
［22］王会民、樊书海：《邢窑遗址考古发掘有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03年10日29日。
［23］贾成惠：《浅谈邢窑的款识》，《邢窑遗址研究》523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24］李知宴：《内丘邢窑的重大发现》（原载于《河北陶瓷》1987年4期），《邢窑遗址研究》267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25］秦大树：《试论北方青瓷的改进和白瓷发展的分野》，《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40周年纪念文集》852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
［26］谢明良：《记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国陶瓷器》，《美术史研究集刊》2002年9月第十三期31页。
［27］支广正：《唐代邢窑贡瓷“盈”字款研究》，《文物春秋》2006年5期44页
［28］林亦秋：《唐代宝藏——“黑石”号沉船》，《古陶瓷科学技术（6）2005年国际讨论会论文集》140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唐敬宗名李湛，登基后改元为宝历，仅在位三年，死后溢号为“敬宗”。可见这种不应该的误失，却常见于出版物。
［29］谢明良：《记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国陶瓷器》，《美术史研究集刊》2002年9月第十三期31页。
［30］杨文山：《关于邢窑的文献记载问题》，《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2年2期107-113页。
［31］卢兆荫：《从考古发现看唐代的金银“进奉”之风》，《考古》1983年2期173-179页。
［32］王永兴：《唐代土贡资料系年——唐代土贡研究之一》，《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4期60-65页转59页。
［33］谢明良：《记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国陶瓷器》，《美术史研究集刊》2002年9月第十三期32页。
［34］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全唐文补遗》第六辑96页，三秦出版社，1999年。
［35］董诰等：《全唐文》卷79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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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全唐文补遗》第三辑271页，三秦出版社，1996年。
［38］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全唐文补遗》第七辑125页，三秦出版社，2000年。
［39］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全唐文补遗》第三辑244页，三秦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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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陈万里：《我对于辽墓出土几件瓷器的意见》，《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11期。阎万章指出河南并不见“官”字款白瓷出土，河南应是湖南之误笔（《中国陶瓷全集·17·辽代陶瓷》170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美乃美联合出版，1986年）。从表四中可见河南出土官款白瓷不少，陈万里所言可信，并非笔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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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关宝琮等：《辽代白瓷的研究》，1988年打印本。转引自李红军：《辽代陶瓷鉴定与鉴赏》34页及注42，江西美术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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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李红军：《辽代陶瓷鉴定与鉴赏》207页，江西美术出版社，2003年。
［61］陈万里：《写在看了基建出土文物展览的陶瓷以后》，《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9期95页。
［62］冯先铭：《有关临安钱宽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问题》，《文物》1979年12期27页。
［63］高至喜：《长沙出土唐五代白瓷器的研究》（认为：除“官”款白瓷盒为湖南生产以外，“官”款碟似为定窑产品），《文物》1984年1期92-93页。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唐墓出土“官”字款白瓷器》，《湖南考古辑刊》（2）213-214页，岳麓书社，1984年9月。李辉柄：《关于“官”“新官”款白瓷产地问题的探讨》（认为：除“官”款白瓷盒为湖南生产以外，其它均为定窑产品），《文物》1984年12期58页。
［64］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03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65］冯先铭：《近几年中国古陶瓷研究现况》，《景德镇陶瓷》1983年增刊（总第21期）4页。
［66］杜劲甫：《晚唐、五代南方白瓷研究初步报告》，《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66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
［67］蔡乃武：《﹤茶经·四之器﹥质疑——兼论瓯窑越窑邢窑及相互关系》，《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193页。
［68］蓝春秀：《晚唐水邱氏墓出土的白瓷》，《故宫文物月刊》（台北）1999年总191期100-107页。蓝春秀：《浅谈临安水邱氏墓出土的晚唐白瓷器》，《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18-222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
［69］图见冯永谦：《辽代官窑的考古新发现——辽代官窑遗址的确定兼论辽代设窑的时间问题》，《辽宁省博物馆藏宝录》221页图3，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
［70］图见李红军：《辽代陶瓷鉴定与鉴赏》20页图15，江西美术出版社，2003年。
［71］贾成惠：《浅谈邢窑的款识》，《邢窑遗址研究》523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72］刘永池《湘阴窑发现两晋至隋代官窑》，《中国文物报》1999年5月9日一版
［73］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考古十年新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240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74］李政：《慈溪上林湖寺龙口越窑窑址》，《中国文物报》1999年9月26日一版。慈溪市博物馆：《上林湖越窑》204页及图九六：13、14，科学出版社，2002年。
［75］袁南征：《重新认识官窑——关于官窑概念的探讨》曰：“赤峰辽缸瓦窑窑址中也发现过带‘官’字款的瓷片标本”（《文博》1995年6期152页）。是毫无根据的（无资料出处），可能是将窑具误为“瓷片”。姬乃军：《关于耀州窑五代时期“官”字款青瓷的认识》曰：“上京临潢府故城的林东辽上京窑窑址，也出土有带‘官’字款的白瓷穿带壶……赤峰市缸瓦窑址内发现有带‘官’字款的支垫窑具”（《文博》1996年3期30页）。其角注8（《林东辽上京临潢府故城内瓷窑址》，《考古学报》1958年2期）、角注9（《赤峰缸瓦窑村辽代瓷窑调查记》，《考古》1973年4期）的原文均未言及上述内容，可知作者未读或未认真读过角注中所指之原文。因此，该文的学术态度大打折扣，不可信。
［76］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上京城址勘察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一）53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77］李文信：《林东辽上京临潢府故城内瓷窑址》，《考古学报》1958年2期104页。
［78］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龙泉务窑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
［79］马希桂：《建国以来北京辽墓和塔基出土白瓷简述》，《首都博物馆国庆四十周年文集》34-35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
［80］齐鸿浩等：《北京出土辽白瓷与龙泉务窑关系初探》，《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四辑92页，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1994年编印。
［81］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唐墓出土“官”字款白瓷器》，《湖南考古辑刊》（2）213-214页，岳麓书社，1984年9月。
［82］高至喜：《长沙出土唐五代白瓷器的研究》，《文物》1984年1期92-93页。
［83］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03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84］冯先铭：《近几年中国古陶瓷研究现况》，《景德镇陶瓷》1983年增刊（总第21期）4页。
［85］冯先铭：《冯先铭古陶瓷论文集》318页，紫禁城出版社、两木出版社联合出版，1987年。
［86］李军：《邢台宋墓出土“官”字款瓷碗》，《文物春秋》2005年5期32页。
［87］王会民、樊书海：《邢窑遗址考古发掘有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03年10日29日。李振奇等：《再说邢州瓷窑》，《邢窑遗址研究》509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贾成惠：《浅谈邢窑的款识》，《邢窑遗址研究》524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88］李家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147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
［89］蔡乃武：《﹤茶经·四之器﹥质疑——兼论瓯窑越窑邢窑及相互关系》，《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193页。
［90］穆青：《定瓷艺术》42页注1及169页注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91］蓝春秀：《晚唐水邱氏墓出土白瓷》，台北《故宫文物月刊》1999年第16卷11期106页。冯先铭说只有13件“官”款，1件“新官”款（冯先铭：《有关临安钱宽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问题》，《文物》1979年12期27页。）。发掘简报（浙江省博物馆等：《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出土天文图及“官”款白瓷》，《文物》1979年12期21页及图九、图版叁：4。）言：15件精制白瓷中除执壶无款外，余均有“官”、“新官”字款，但未说明“官”几件、“新官”几件，图九“‘新官’款白瓷碗”有2件。故笔者认为共有12件“官”款及2件“新官”白瓷。
［92］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临安板桥的五代墓》，《文物》1975年8期67页及图五：6、7。林士民言：双系“官”字罐5件（林士民：《青瓷与越窑》2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越窑青瓷文化史》（徐定宝主编：《越窑青瓷文化史》200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也言：双系“官”字罐5件。资料来源同上发掘简报，但简报仅言1件官字罐，故林氏及《越窑青瓷文化史》所言不予采信。
［93］林士民：《青瓷与越窑》2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但原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11期）亦未提及，但考虑林氏为宁波考古人员，故暂从之，资料待进一步核实。
［94］牟永抗、任世龙：《“官”、“哥”，简论》，《湖南考古辑刊》第三辑253页，岳麓书社，1986年。但前见发掘简报（浙江省博物馆等：《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出土天文图及“官”款白瓷》，《文物》1979年12期18-23页。）中未提到有“官”款青瓷，简报中仅见盆、壶、盏3件青瓷。而林士民言：盒、盏、四系罐各一件，上有官字款，资料来源同上发掘简报（林士民：《青瓷与越窑》2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可信度不高，盒为盆误。牟、任二氏尚有可信之处，故暂从牟、任之说：“官”款青瓷器1件。
［95］冯永谦：《“官”和“新官”款瓷器》，《辽宁省博物馆藏宝录》112页注21，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
［96］权奎山：《关于唐宋瓷器上的“官”和“新官”字款问题》，《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五辑224页，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郑建华：《越窑贡瓷与相关问题》，《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20周年论文集》182页，西泠印社，1999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
［97］慈溪市博物馆：《上林湖越窑》52页及图二二：9，94页及图四九：8，科学出版社，2002年。
［98］慈溪市博物馆：《上林湖越窑》49页及图二三：1、彩版三：3，94页及图四九：7、彩版一一：3，科学出版社，2002年。
［99］国家文物局主编：《200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177-181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100］杜正贤主编：《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165页图138、139，文物出版社，2002年。
［101］李建毛：《大官款瓷器及相关问题小议》，《东南文化》2002年2期54页。
［102］周世荣：《从湘阴古窑址的发掘看岳州窑的发展变化》，《文物》1978年1期71页。
［103］刘永池：《湘阴窑发现两晋至隋代官窑》，《中国文物报》1999年5月9日一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考古漫步》84页，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
［104］唐彩兰：《辽上京文物撷英》62页，远方出版社，2005年。该书定名为：辽绿釉定窑盘。笔者认为实为青釉，而且与定窑特征相悖，也不同于陕西黄堡窑的特征，可能属现代仿品。
［10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2000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2年2期251、254页图版十五。
［106］薛东星：《耀州窑史话》31-32页及图三，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
［10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五代黄堡窑址》303页言12件，文物出版社，1997年。杜葆仁：《耀州窑出土的五代“官”字款瓷器》，《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40周年纪念文集》862页曰11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
［108］陈丽琼：《邛窑古陶瓷发展概述》，《邛窑古陶瓷研究》107-108页，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
［109］郑建华：《越窑贡瓷与相关问题》，《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20周年论文集》190页，西泠印社，1999年。
［110］叶笑苹：《黑釉奇观》，《中国文物报》2002年7月31日四版。虽未见图片，但从北宋黄庭坚《和答梅子明王杨休点密云龙》诗：“元丰龙焙承诏作，二月常新官字盏……建安瓮碗鹧鸪斑，谷帘水与月共色。”可见北宋建窑有“官字盏”的记载。
［111］据民国二十年本《井陉县志》载：“天威军官瓶”铭褐釉瓶于民国四年在县立高级小学出土较多，完好无缺者十余枚。故宫博物院也藏宋“天威军官瓶”铭褐釉瓶（冯先铭：《宋“天威军官瓶”考》，《故宫博物院院刊——建院七十周年纪念特刊》1995年增刊52页）。
［112］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山市陡河水库汉、唐、元、明墓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3期图版叁：6右。
［113］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等：《景德镇出土陶瓷——景德镇出土五代至清初瓷展》，1992年。
［114］也有人认为其时代是南朝。刘永池：《湘阴窑发现两晋至隋代官窑》，《中国文物报》1999年5月9日一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考古漫步》84页，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
［115］《热河省清理了两座辽代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3期148-149页。金毓黻：《略论近期出土的辽国历史文物》，《考古通讯》1956年4期1-4页。黑田源次、杉村勇造：《陶器全集·14·辽の陶磁》12-13页，平凡社，1958年。辽宁省博物馆：《辽瓷选集》112页“编后记”，文物出版社，1961年。辽宁省博物馆、辽宁铁岭地区文物组发掘小组：《法库叶茂台辽墓记略》，《文物》1975年12期32页。冯先铭：《有关临安钱宽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问题》，《文物》1979年12期27页。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316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朱伯谦：《越窑》，《中国陶瓷·越窑》文字部分（无页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
［116］傅振伦：《继往开来的唐越窑》，《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173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傅振伦：《中国古代制造陶瓷的规范》，《东南文化》第一辑155页，1985年。禚振西：《耀州窑唐五代陶瓷概论》，《考古与文物》1988年5、6期合刊。
［117］谢明良：《有关“官”和“新官”款白瓷官字涵义的几个问题》，《故宫学术季刊》1987年5卷2期1-14页。
［118］牟永抗、任世龙：《“官”、“哥”，简论》，《湖南考古辑刊》第三辑254页，岳麓书社，1986年。谢明良：《有关“官”和“新官”款白瓷官字涵义的几个问题》，《故宫学术季刊》1987年5卷2期1-14页。林士民：《越（明）州“贡窑”之研究》，《古陶瓷科学技术（2）1992年国际讨论会论文集》478页，上海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会，1992年。唐炜：《试论唐宋越窑的性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五）“2002越窑国际学术讨论会专辑”39-54页，杭州出版社，2002年。
［119］李辉柄：《定窑的历史以及与邢窑的关系》，《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3期71页。
［120］前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3期。
［121］姬乃军：《关于耀州窑五代时期“官”字款青瓷的认识》，《文博》1996年3期29页。
［122］庄严：《北宋汴京无官窑瓷器说》，《故宫学术季刊》1985年3卷1期31-32页。
［123］《垣斋笔衡》多数人误为《坦斋笔衡》。李刚《宋代官窑探索》（《东南文化》1996年1期107页。）、《南宋官窑断想》（《南方文物》1999年2期71页）等，已更正为“垣”。之前的为“坦”。《四库全书》（文渊阁本）较可靠，作“垣”。
［124］据陶宗仪《说郛》于作者名下注：“垣斋笔衡，六卷，宋叶寘，字子真，号垣希，池州青阳人，隐居九华。”“负喧杂录，三卷，又补遗一卷，宋顾文荐，字伯举，号兰谷倦翁，崑山人。” 前书言及“中兴以来六七十载”（高宗登基于1127年，70载后应是1197年属十二世纪末）以及韩佗冑事败之事（1208年），故可信前者成书于十三世纪初之后。后书中提及赵孟坚与景定庚申（1260年）之事，故后者成书于十三世纪中后期可信。蔡玫芬（《论“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句的真确性及十二世纪官方瓷器之诸问题》《故宫学术季刊》1997年15卷2期66页。）认为两书约为南宋中叶以后十二、十三世纪时所作，前者为十三世纪初，后者为十二世纪中晚期之后成书，可能属笔误，两书所言均有十三世纪之事。
［125］庄严：《北宋汴京无官窑瓷器说》，《故宫学术季刊》1985年3卷1期31-34页。
［126］多数学者认为“京师自置”的北宋官窑为汝窑。笔者认为：《垣斋笔衡》的这条语焉不详的记录中，错漏不少，如“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是指两个不同事件，中兴指赵构登基的建炎元年，渡江指有赵构被金兵追遂南逃的建炎三年。邵成章在建炎二年正月十六日被除名，根本没到临安。邵局是以邵谔而得名（《永乐大典》载：“秦桧修礼乐，文太平，止专用一宦者邵谔主之，人呼为邵局”）。叶寘乃民间文人，宫廷之事不可能详悉，闻风写作、博闻强识，肯定有误。南宋人记南宋事都出现如此李戴张冠之大错，其所言北宋之事可能谬误更不在少数。所以“京师自置窑”的可能性也引起质疑。官窑不是汝窑，《武林旧事》有：“官窑、定器……及大食玻璃、官窑等瓶……水晶玻璃、天青汝窑金瓶”，将两种产品分得很清楚，分别用了不同名称，可知不是一个品种。
［127］沙孟海：《南宋官窑修内司窑址问题的商榷》，《考古与文物》1985年6期105-106转104页。沙孟海：《再谈南宋官窑窑址和有关资料》，《浙江省博物馆馆刊》第1期“纪念浙江省博物馆建馆六十周年专辑”3-4页。
［128］李民举：《宋官窑论稿》，《文物》1994年8期19-20页。
［129］陈显求等：《郊坛官窑粗瓷和黑釉瓷》，《古陶瓷科学技术（1）1989年国际讨论会论文集》183-190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张翔：《杭州乌龟山南宋官窑遗址出土的粗瓷纪实》，《古陶瓷科学技术（3）1995年国际讨论会论文集》386-390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7年。
［1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南宋官窑》54页及图版四四：5，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131］王海明：《杭州考古琐谈》，《杭州考古》1990年1期。
［132］熊寥、熊微：《中国陶瓷古籍集成》186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
［133］光绪《上虞县志》转引《万历志》“广教寺”条。转引自汪济英：《记五代吴越国的另一官窑——浙江上虞县窑寺前窑址》，《文物》1963年1期47页。
［134］范成大：《吴郡志》卷三十九“冢墓”。转引自李刚：《宋代官窑探索》，《东南文化》1996年1期108页。
［135］楼钥：《攻媿集·北行日录》卷一百十一，涵芬楼排印明代《说郛》本。
［136］刘海年、杨一凡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三册199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137］杜正贤主编：《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165页图138、139，文物出版社，2002年。
［138］杜正贤主编：《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17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139］王光尧：《杭州老虎洞瓷窑遗址对研究官、哥窑的启示》，《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5期11页。
［140］谢小成：《芜湖县东门渡唐宋陶瓷窑址的调查——兼议“宣州官窑”》，《东南文化》1991年2期213-218转112页。谢小成：《“宣州官窑”探微》，《文物研究》第十期36页，黄山书社，1995年。
［141］张勇：《浅议宣州窑》，《文物研究》第十期53页，黄山书社，1995年。
［142］胡欣民：《宣州窑浅见》，《文物研究》第十期50页，黄山书社，1995年。
［143］黄启善主编：《广西博物馆古陶瓷精粹》170页图181，文物出版社，2002年。
［144］张凯：《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古陶瓷概述》，《广西博物馆古陶瓷精粹》23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145］镇江博物馆：《镇江市东晋晋陵罗城的调查和试掘》，《考古》1986年5期426、428页。
［146］席彦昭：《巩义发现一处宋代大型官窑遗址》，《中国文物报》1994年11月20日。
［147］王光尧：《清代御窑瓷器上的篆体规矩年款》，《收藏家》1999年6期6、7页及图一、二。
［148］王光尧：《元明清三代的官琉璃窑制度研究》，《中国古代官窑制度》106页，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149］转引自刘兰华：《唐宋以来宫廷用瓷的来源与烧造》，《文博》1996年3期15页。
［150］庄严：《北宋汴京无官窑瓷器说》，《故宫学术季刊》1985年3卷1期32页。
［151］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289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152］袁南征：《重新认识官窑——关于官窑概念的探讨》，《文博》1995年6期150-154转144页。
［153］刘兰华：《唐宋以来宫廷用瓷的来源与烧造》，《文博》1996年3期14-20转25页。刘兰华：《中国古代陶瓷窑址的三大类别》，《跋涉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七五届毕业生论文集》259-27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王光尧：《中国古代官窑制度》，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154］河南省博物馆新郑工作站等：《河南新郑郑韩故城的钻探和试掘》，《文物资料丛刊》（3）60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155］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州南越宫署遗址1995-1997年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9期1-24页。
［156］《西汉南越王墓》210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157］刘勤主编：《仪征出土文物集粹》42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158］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三年来广州市古墓葬的清理和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5期页。
［159］刘勤主编：《仪征出土文物集粹》54、56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160］鄂钢基建指挥部文物小组等：《湖北鄂城发现古井》，《考古》1978年5期358页及图版拾贰：1、4。
［16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3期3页。
［16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记》，《考古》1978年6期363、365、378页。
［163］南京博物院：《扬州唐城手工业作坊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3期13页。
［164］赵康民：《秦子婴墓之讹》，《考古与文物》1983年5期5页。
［165］赵静主编：《保定市馆藏文物精选》105页，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
［166］周欣、周长源：《扬州出土的唐代铜镜》，《文物》1979年7期54页图二。
［167］葛介屏：《安徽合肥发现南唐墓》，《考古通讯》1958年7期。
［168］南京博物院等：《江苏连云港市清理四座五代、北宋墓葬》，《考古》1987年1期53页。
［169］刘勤主编：《仪征出土文物集粹》122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170］镇江博物馆：《镇江市东晋晋陵罗城的调查和试掘》，《考古》1986年5期426、428页。
［17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年3期43页。同时还出土“官”款白瓷盘8件。
［172］彭适凡、唐昌朴：《江西发现几座北宋纪年墓》，《文物》1980年5期29页及图版肆：7。
［173］张增祺：《南诏、大理国时期的有字瓦——兼谈白族历史上有无“白文”的问题》，《文物》1986年7期43页。
［174］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金墓发掘简报》，《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一辑76页及图版叁：4，北京历史考古丛书编辑组1983年编印。
［175］张宁：《记元大都出土文物》，《考古》1972年6期29页。
［17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北京西绦胡同和后桃园的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3年5期283-284页。
［177］高桂云：《元代“内府官物”漆盘》，《文物》1985年4期96页。
［178］古运泉：《广东高要县发现明初铜、铁铳》，《文物》1981年4期94页图三：1。
［179］乌兰察布博物馆：《和林格尔县前瓦窑沟辽、金时代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一）557-564页及图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180］辽宁省博物馆、辽宁铁岭地区文物组发掘小组：《法库叶茂台辽墓记略》，《文物》1975年12期32页。
［181］贾成惠：《浅谈邢窑的款识》，《邢窑遗址研究》523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李知宴：《内丘邢窑的重大发现》，《邢窑遗址研究》264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182］北京房山良乡镇窑藏中出土元代瓷器35件，有盘和经瓶（梅瓶），底部有墨书“余或兀刺赤王余”、“内府”等字款（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182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出土黑釉梅瓶，肩部刻“内府”字款（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2年6期9页图七。）北京延庆窖藏出土元代漆盘，盘底朱书“内府官物”及“泰定元年三月漆匠作头徐祥天，武昌路提调官同知外家奴朝散”铭（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183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经查，所谓墨书“内府”铭梅瓶，可能是铁褐书，且字款不是底部，是有肩部（图见田敬东：《北京良乡发现的一处元代窖藏》，《考古》1972年6期33页图四。）。该梅瓶与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出土的白瓷梅瓶款铭一样，均为“内府”，发掘者亦称釉下墨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2年6期9页图八。）。
［183］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州南越宫署遗址1995-1997年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9期1-24页。
［184］物勒工名制度始于战国中期，以后一直存在。《吕氏春秋·孟冬纪》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新唐书·百官志》载：“教作者传家技，四季以令丞试之，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
［185］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354、361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186］也有人称：南宋官窑是“南宋宫廷的御窑厂”（王国平：《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序一》，《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9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烧制御用瓷器的窑”（林士民：《越（明）州“贡窑”之研究》，《古陶瓷科学技术（2）1992年国际讨论会论文集》478页，上海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会，1992年。）、“御窑场”（周少华：《南宋官窑探源》，《古陶瓷科学技术（4）1999年国际讨论会论文集》404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
［187］傅振伦：《继往开来的唐越窑》，《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173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傅振伦：《中国古代制造陶瓷的规范》，《东南文化》第一辑155页，1985年。
［188］牟永抗、任世龙：《“官”、“哥”，简论》，《湖南考古辑刊》第三辑254页，岳麓书社，1986年。童兆良：《贡窑概论》，《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7年晋江年会论文集》148页，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189］唐炜：《试论唐宋越窑的性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五）“2002越窑国际学术讨论会专辑”47页，杭州出版社，2002年。
［190］谢明良：《有关“官”和“新官”款白瓷官字涵义的几个问题》，《故宫学术季刊》1987年5卷2期1-14页。
［191］任世龙：《龙泉青瓷的类型与分期试论》，《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127页注16，文物出版社，1981年。
［19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文物精华》246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193］李子军：《邛崃市发现纪年铭文印模》，《成都文物》1996年1期70页。另外还见1件兽头印模，铭文“乾德六年囗囗中旬造杨囗”（汪雄、李子军：《卭窑出土铭文器初探》，《成都文物》1996年1期70页。）与前述相似，无“官样”文字。
［194］任世龙：《由秘色瓷论及唐宋“官监”问题》，《文博》1995年6期49-56页。
［195］郑建华：《越窑贡瓷与相关问题》，《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20周年论文集》174-201页，西泠印社，1999年。
［196］郑嘉励：《越窑“置官监窑”史事辨析》，《东方博物》第九辑73-77页，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
［197］王光尧：《中国古代官窑制度》50-55页，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198］郑建华：《越窑贡瓷与相关问题》，《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20周年论文集》174-201页，西泠印社，1999年。王光尧：《关于越窑瓷器所见“官样”铭的思考——兼释“官”、“新官”款的含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五）“2002越窑国际学术讨论会专辑”174-179页，杭州出版社，2002年。郑嘉励：《说“制样须索”》，《南宋官窑文集》88-96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199］权奎山：《关于唐宋瓷器上的“官”和“新官”字款问题》，《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五辑222-229页，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200］李建毛：《大官款瓷器及相关问题小议》，《东南文化》2002年2期54-59页；李刚：《古瓷“官”款论》，《南宋官窑与哥窑——杭州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71-280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
［201］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64年2期。
［20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永州鹞子岭二号西汉墓》，《考古》2001年4期。
［20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
［204］刘勤主编：《仪征出土文物集粹》42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205］刘勤主编：《仪征出土文物集粹》54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206］刘勤主编：《仪征出土文物集粹》56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207］据《宋会要·食货》载：“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定、青州白瓷及漆器以给用……”。
［208］据《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三”载：“邢州钜鹿郡，上。本襄国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丝布、磁器……”。
［209］据《元和郡县志》卷5载：“河南道贡赋，开元中河河南贡白瓷，领登封、新安、巩县……”。
［210］据《吴越备史》载：“太平兴国五年，王进朝谢于崇德殿，复上金装定器两千事……”。
［211］据赵令畴《侯鲭录》卷六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唐时已有秘色，非自钱氏始。”（《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一》，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影印本，1983年。）
［212］据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三载：“耀州华原郡……土贡瓷器五十事。”
［213］据宋人庄季裕《鸡肋篇》卷上载：“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一》，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影印本，1983年。）
［214］据《景德镇陶录》卷五载：“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名天下。”
［215］据《宣和遗事》载：“又以惠山泉、建溪异毫盏烹新贡太平嘉瑞茶，赐蔡京饮之。”
［216］王光尧：《关于越窑瓷器所见“官样”铭的思考——兼释“官”、“新官”款的含义》，《中国古代官窑制度》40-49页，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217］冯永谦：《“官”和“新官”字款瓷器之研究》，《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393-407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考古十年新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240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刘永池：《湘阴窑发现两晋至隋代官窑》，《中国文物报》1999年5月9日一版。）李政：《慈溪上林湖寺龙口越窑窑址》，《中国文物报》1999年9月26日日一版。
［21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寺龙口越窑址》369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219］陈丽琼：《邛窑古陶瓷发展概述》，《邛窑古陶瓷研究》107页，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
［220］国家文物局主编：《200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177-181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221］郑建华：《越窑贡瓷与相关问题》，《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20周年论文集》190-191页，西泠印社，1999年。
［222］吴自牧：《婪梁录》载：“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见与当行同也。然虽差役，如官司和雇支给钱米，反胜于民间雇倩工钱，而工役之辈则欢乐而任也。”
［223］岳珂：《愧郯录》有：“今世郡县官府管缮创缔，募匠庀役……其入役也，苟简钝拙，务闷其技巧，使人之不己知；务夸其工料，使人之不愿为，而亟其斥且毕也，谓之官作”。
［224］《宋史》卷一百八十六《志》第一百三十九《食货》（下）八“商税”条。
［225］王光尧：《从官手工业制度看汝窑——兼论宋代的官府窑业制，度》，《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1期53页。
［226］《十国春秋》卷八十一《吴越》五《忠懿王世家》上。
［227］夏鼐：《西安唐墓中出土的几件三彩陶俑》，《夏鼐文集》（中）15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28］《全唐诗》第九册卷二百九十八，中华书局点校本，1960年。
［229］《宋会要辑要》崇儒七之六○，转引自蔡玫芬：《论“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句的真确性及十二世纪官方瓷器之诸问题》《故宫学术季刊》1997年15卷2期73页。
［230］周斯亿等：《重修曲阳县志》卷十一“金石录上”135页，光绪三十年本。
［231］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250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232］如《南丰县志》：“宋时置官监造”；《宋会要辑稿》：“山后八军伪瓷窑官”等。转引自刘兰华：《中国古代陶瓷窑址的三大类别》，《跋涉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七五届毕业生论文集》26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233］《余姚县志》卷六引《嘉靖志》，转引自童兆良：《贡窑概论》，《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7年晋江年会论文集》147页，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234］《明实录·英宗正统实录》卷四十九：“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仍敕内官样，赴饶州更造之”。
［235］“重修马夔碑记”有：“时宋宣和二年庚子八月十五日中山府贩瓷器客赵仙重修记”（周斯亿等：《重修曲阳县志》卷十二125页，光绪三十年本。）。
［236］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3页及图版肆：1，紫禁城出报社，1987年。
［237］韩国文化财管理局等：《皇龙寺遗址发掘调查报告书（I）》245页插图9、10，1984年。
［238］赵静主编：《保定市馆藏文物精选》105页，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
［239］《宋史》卷一百八十六《志》第一百三十九《食货》（下）八“商税”条。
［240］转引自郑建华：《越窑贡瓷与相关问题》，《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20周年论文集》193页，西泠印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