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包里可以放元宝吗?:胡适与中华传统文化

胡适与中国传统文化
作者：胡明
今年是胡适诞生一百一十周年，今天来讲“胡适与中国传统文化”，显得很有意义。我们讲传统文化，实际上有两层内涵。一个是三千年来的文化，即孔子所谓“文学”，主要层面在于文化建设。另一个是五四新文化的传统。胡适既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也是新文化的开创者，并且是融合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文化巨人。谈论传统文化，想绕开胡适是说不清的，也是绕不开的。我这里主要讲讲胡适对传统文化研究的贡献。
胡适这个人介绍得已经很多，国际国内开过许多学术研讨会，但他的形象还谈不上完整。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意识形态的介入。大家都知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胡适运动，千军万马，口诛笔伐，紧张地持续了十个月，至到官方精力转移到批判胡风，运动才草草收场。运动是由红色小将蓝翎、李希凡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引发的，俞平伯的思想观点方法是来自他老师胡适的，所以很快转而批判胡适。运动面很广泛，文学、史学、哲学、政治、教育，各个方面都上阵批胡，众口一词，集中在两个方面。一、胡适是中国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典型代表，二、胡适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买办。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直接操纵批胡运动。郭沫若对《光明日报》记者说，过去我们把胡适当成孔夫子，现代的圣人，现在是剥掉他的外衣，暴露他真面目的时候了。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都要批胡，要深入下去。郭沫若同时也表示，可以允许有不同意见，可以反驳。但实质上，运动一开始就很粗暴，全国上下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从各个知识领域，都展开批胡运动，在大一统的舆论下，根本没有不同意见发表。一九七九年开始，风气有所转向，学术界开始重新评价胡适，肯定他的学术成就，但对他的思想还是基本持否定态度。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开篇就是论胡适、陈独秀、鲁迅。对中国思想文化界影响最大是胡适；陈独秀影响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鲁迅则偏重于对文学领域的影响。斯诺《西行漫记》记毛泽东说，他青年时崇拜梁启超、康有为、胡适、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是胡适。胡适的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他将传统文化转向新文化。新文化运动一举成功，非常有势力，胡适就是新文化的杰出代表人物。但他并不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而与传统文化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中国，把名字与思想联系起来，形成专有的固定的具有学术文化意义的，近代以来只有胡适和毛泽东：胡适思想，毛泽东思想，这需要专章讨论。胡适本人更看重自己的思想。当年周鲠生托请在英国的陈源，劝说在美国的胡适归国。陈源写信给胡适说，大陆现在只是批判你的思想，并不涉及你的人格，对你这个人还是很敬重的，希望你回来。胡适回复说：“我不回去！批去我的思想，我还剩下什么？什么是我？”胡适固然获得巨大的学术声誉，但最具影响的还是胡适思想，离开思想，就不成其为胡适。胡适常说，思想者就是我的战友和朋友，不论他是左倾还是右倾。不思想是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胡适就是要在思想的高度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终生致力的就是把中国带到一个思想的时代。做独立思想的人，教育人要思想清晰，思想浑沌本身就是罪恶。胡适影响中国最大的也是胡适思想。
中国第一部哲学史是胡适作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具有开拓意义；再加上胡适主张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就打破了传统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在近代学术史上，章太炎、罗振玉、叶德辉是标准的传统旧学人物，王国维、梁启超则是过渡性人物，胡适、陈寅恪属是新旧中西为一体而又以中国传统为主的人物。新文化运动声势旺盛，白话文、新诗占据主导地位，《新青年》、《新潮》及翻译的英美诗歌风行一时。但保守主义者如林琴南看不起这些，斥为“引车卖浆者流”的东西。胡适从美国博士毕业回来，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学术，哲学、文学，颇开风气。胡适既通西方新学，又精于传统文化，好比既擅长演奏古典的莫扎特、贝多芬，也能演唱流行音乐的多面手，为我国文化的现代化奠定基础。梁启超是个半新旧的人物，他的《中国哲学大系》影响也很大，后生仰望如云端天人。胡梁二人交往很有意思。梁启超晚年也跟胡适跑，“甘媚后生”，却也有几次交锋。中国传统最高深的学问是《墨经》研究。梁启超研究《墨经》，着眼于政治、法律，而胡适则认为《墨经》的精华在于认识论、逻辑学。梁启超成《墨经校释》，请胡适作序。胡写了篇长序，用八成篇幅批评梁启超的研究不好、不清楚。梁启超看了当然很不舒服，可碍于情面又不能不用，就写了答辩和质疑文章，来回敬胡适，并把它放在胡序的前面。这也是梁启超浪漫可爱之处。梁启超病死，胡适沉痛哀悼。还有个小故事。无名氏长诗《孔雀东南飞》，梁启超认为是魏晋六朝的作品，胡适则断定是汉魏──不晚于魏──的作品，因为里面没有六朝盛行的宗教色彩，像什么“净土”、“天堂”、“来世”、“投胎”都没有出现在诗里，只说“黄泉不相见”、“黄泉共为友”，还有“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没有印度哲学的影子。中国受印度哲学统治很久，宋程朱理学起来，才把它赶跑。梁启超对胡适的分析判断很是佩服。
九十年代大家讨论王国维、胡适、陈寅恪，很热烈。他们无疑都是第一流大师级学者，但他们的历史位置，则说法不一，经常有人问到我。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水经注校注》以及对尼采哲学、甲骨文金文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王国维和胡适关系挺特殊，王国维经常从清华园古月堂到钟鼓楼四十四号胡宅拜访胡适，请教西方哲学问题，像杀父情结之类的。王国维对美国糜费巨资拍摄电影大片不理解，认为播放美国电影就是用资本主义思想瓦解中国人思想。胡适则认为，美国花大钱拍电影，和我们乾嘉学者的考据，如顾炎武举一百二十二个书证来解释“拂”字，有同样意义，都是人类追求尽善尽美的表示。西方物欲膨涨，但有宗教、道德来制约和调节。中国跟着美国走，张扬物欲，发展经济，也是不得不然的历史大趋势。王国维当然很敬重胡适。一九二五年清华改制为大学，创办国学研究院，胡适力荐王国维为院长，梁启超、陈寅恪被聘为导师。一九二五年王国维自杀，胡适哀痛，“独为神州惜大儒”。胡适与陈寅恪关系也特殊。陈寅恪是中国历史学的重镇，极其著名。一九四○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逝世，陈寅恪特意跑到重庆，吁请胡适出任院长；结果由官方选定的朱家骅担任。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北平已成围城，胡适时任北京大学校长，他的学生邓广铭劝说胡适留下来，说共产党爱惜人才，胡适不信，和陈寅恪一起乘机到南京，最终去了台湾，而陈寅恪到了广州。
胡适一直是学界的领袖人物。陈垣也是史学大师，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但谦称不懂哲学，常向胡适请教，说外文的东西只有请教胡适他才放心。一九五○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致胡适的公开信，劝胡适回国。蔡元培是北京大学校长，是个好好先生，但他为学生写推荐信，有时都不好用。而胡适则不然。胡适推荐周作人做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请胡适做所长，胡适去考察体验了三个月，拟出了切实可行的改革计划，最后推荐王云五。王云五任职其间，商务印书馆工作大见起色，振兴了商务印书馆，影响非常大。当时共产党领袖瞿秋白写了《饿乡记程》、《赤都新史》两部书稿，宣传共产主义，拿到商务印书馆，商务老板思想保守，不敢出。陈独秀就给胡适写信，请胡适出面说服商务印书馆。胡适照办了，以为共产主义可以试验，介绍苏俄，可以开阔眼界，打开思路。瞿秋白的著作最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并确实给商务印书馆带来麻烦。吴晗是著名的明史专家，但他最初想治先秦史。他到清华大学念书，胡适就劝他专攻明史，说明史材料多，可以做为专攻方向，应该先把《明史》校点清楚，《明史纪事本末》也得整理清楚；要善于小题大做，把一个个具体问题搞清楚。史学家孟森的研究南洋史也是受胡适的启发。胡适与吴晗通讯很多。吴晗后来成了革命家，隐瞒了他与胡适的师生关系，逃过了几次运动。一九六七年吴晗被打倒，和胡适的师生关系也是一款罪状，被打成反革命，被迫自杀。还有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在北京大学读二年级时就崭露才华，经济学文章写得很好。胡适看到千家驹的文章，大为欣赏，后来主动为他介绍工作，让他到陶孟和主持的社会调查所做研究。陶孟和博士也是胡适的朋友，一度热衷闹运动，自毁才华。
作为思想大师和道德楷模，胡适的朋友、学生很多，各行各业都有崇拜胡适的人。戏剧大师梅兰芳也是胡适的朋友。胡适爱看京戏，写过京剧改革的文章。梅兰芳要到美国去演戏，不知美国人口味，也怕砸了自家的牌子，就特意请胡适选择判断，一连专门为胡适唱了三天京戏。胡适考虑了美国人的接受能力和欣赏趣味，圈定了七出戏。梅兰芳的美国一行，果然深受美国人欢迎，大获成功。国画大师齐白石想请胡适为自己写年谱，把自己的材料都送给胡适，怕胡适不答应，就送幅画给胡适。胡适是洋派新人物，书房素来不挂书画，不摆古玩。齐白石费尽心血画了一幅，觉得不算好，想起前不久给琉璃厂的一幅好，就连画三幅，用来换回那幅画，送胡适。胡适对政治也很有影响，有不少政界朋友，共产党陈独秀、李大钊都是他的朋友，《向导》、《新青年》胡适也参与。泰戈尔到中国访问，歌颂东方文化，胡适的朋友徐志摩等欢迎接待。而胡适在报上写文章批评泰戈尔，没有参与接待工作。这也说明胡适影响之大。胡适于现代文学的影响更不用说。胡适的《尝试集》开新诗先河，影响一大批人。康白情、俞平伯、陈梦家都得到胡适的扶持，经他做序推荐，声名一时雀起。但有一个例外。胡适没评论过郭沫若的《女神》。一九二一年创造社的郁达夫翻译英文诗发表，胡适直率指出其中的毛病，惹得创造社人不高兴。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三日，胡适、郭沫若等文人有文酒之会，胡适谈他看过《女神》，一度想写评论。郭沫若一听，乐得赶紧跑过来，连声道谢，还亲吻了胡适，可见胡适在郭沫若心中的位置。《女神》的声誉超过《尝试集》，其中有意识形态因素。
胡适为人向来光明磊落，堂堂正正，从不暗中放箭。我举三个例。胡适夫人江冬秀是小脚女人，没文化。传言陈独秀曾拍桌子叫胡适离婚，胡适了解陈独秀，说绝没这种事，不可信。又传梁启超来访，胡适送他出书房，而王国维来访，胡适送他出大门。胡适说这不是事实。梁启超从未到我家来过。林琴南做《荆生》，漫骂新文化运动，表明其心理阴暗，但胡适却阻止别人去攻击林琴南。胡适与鲁迅关系也不错。鲁迅做左联领袖，一九三六年病逝，苏雪林（与冰心齐名）大骂鲁迅是绍兴师爷，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看日本大夫、吃日本药。胡适深不以为然。认为评论是非，不应受情绪左右，要做持平之论，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做负责任的评价。胡适朋友陈源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剽窃了日本人，鲁迅忌恨一辈子。胡适说，陈西滢如有绅士风度，就应向鲁迅道歉。胡适主张，做学问应于无疑处有疑，而对人则有疑处不疑，要待人以君子。胡适说，韩昌黎教我怀疑，不要相信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教我思想独立，凡事要问个为什么，要有思想的生活，独立思考。他的名言有：“拿证据来！”；“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二分证据说二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
新文化运动影响很大，一度全盘否定和怀疑传统文化。但胡适主张，应保留国粹，取其精华，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国故。胡适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涉及面非常广泛。他的小说考证、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及后来的《水经注》、禅宗研究，都取得很大成就，但其重点在于国故整理。毛子水当初主张扫荡一切国故，后来请教胡适；胡适说，应该有良好的学术态度，发现一个字读音的价值，和天文学家发现一个星，具有同样的价值。一九二○年五月，胡适撰文指出，多研究问题，输入西方学理，来整理国故，再造中国文化，与世界同步并轨，开创文化新纪元。二三十年代以《国学季刊》为中心，形成了整理国故的高潮。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嵇康集》也是那时的成果。胡适的小说考证，使历来不入大雅之堂的小说获得正统地位，与诗文同样成为国粹。传统文化一向视小说为小道，词、曲也地位卑下，只有注经之作汗牛充栋。梁启超、胡适曾开过一个研究国学的必读书目，“最低限度之国学书目”，鲁迅颇为反感，反而说青年应少读中国书。
胡适研究国故，主张还其本来面目，以免多诬古人、多误今人。要对名家是非疑难处加以清理，否则就不配说三道四。要认知完整，做到以汉还汉，以今文还今文，以陆、王、朱、程还陆、王、朱、程，古乐府、唐诗、宋词，都要各归其位，还其本来面目。胡适比较重视欣赏宋学、理学，因为理学家戴眼镜，看人看物有自己的判断和比较。汉儒始终不肯戴眼镜，所以思想简陋。胡适还眼光放远，学习西学，了解外国东西。他的《墨经》研究即得力于西学。胡适写文章谈王莽的社会主义经济统治，谈司马迁有资本主义经济观念，谈王安石的社会主义国有制观念。我写过文章讨论胡适的经济学研究。胡适的研究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他的思想涉及到每个学科。顾颉刚编辑《古史辨》，形成了“疑古学派”，也是受胡适影响，胡曾指导顾看明进士题名录。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也受胡适指导。胡适的指导，都是有纲领意义的。罗尔纲原是胡适中国公学的学生，原想搞先秦史研究。胡适说，你才力薄弱，不能胜任先秦史的研究。你是桂县人，太平天国洪秀全的老乡，你应该去研究太平天国，去填补这个空白。罗尔纲不辱师命，成为太平天国研究专家。他感戴老师，写了《师门辱教记》，后改名为《师门五年记》。我拜访过罗尔纲。陈独秀在狱中要看太平天国的文献，胡适说，你火气大，又是革命家，看了要真枪实刀干起来的，还是让罗尔纲去研究吧。总而言之，胡适就像善于勘探宝藏的大师，他指点此处有金矿有银矿，只要开掘下去，准能挖掘出金山银山来。听胡适老师的话，准能成为专家权威，别人无法绕过去的权威。胡适尽了大师指导义务，而他自己则是大忙人，广交朋友，三教九流，来者不拒。当年他住在钟鼓楼米粮胡同四十四号，每周日九点，任何人都可以来胡家和胡适交谈。“我的朋友胡适之”就成了佳话。胡适精力健旺，同时做好几件工作：在北大，既教书，又编《独立评论》杂志。有学历史的学生向他请教做毕业论文，他说翻看《申报》广告，即可略见社会经济状况。足见大师的才胆识力、博览多闻。大师和领袖应该眼光普照。
文学研究，胡适影响后世颇深。他读《楚辞》，怀疑屈原的存在。先秦典籍没提到屈原，《史记》的记载不大可靠，汉武帝时，提倡君臣大义，忠君爱国。楚国时不可能有这种观念。屈原是箭垛式人物，许多民间歌曲经整理而归在屈原名下。《离骚》、《九歌》的一部分可能是屈原所作。他这一说影响很大，郑振铎、刘大白、陆侃如都持此观点，日本铃木青儿也考证屈原的存在与否。八十年代国内还有争论。胡适对词学造诣也很深。他编的《词选》，小传、序都是重要研究成果。词介于诗、曲之间，由文言文转向白话文的关键。这抓住了词史演变的关键。他认为，曲是下一时代的词，词是上一时代的曲。词本是民间艺术，由歌舞者演唱，很粗糙，经文人修饰加工，才变得优美。柳永、欧阳修、黄庭坚、秦观都有不少淫词艳曲，那是帮助歌女舞伎写的，代言。苏轼开始才有真正诗人的词、文人的词。还有王安石、陈亮，在词里谈古论今，抒发英雄抱负。到了南宋，姜夔、吴文英、周邦彦成了专业的词人，流于婉约。文学都起源于民间，都经形式革命，经文人加工改造，以臻于完善。再讲一下胡适的小说考证。胡适几乎研究了所有现在看来著名的小说，有的小说就是经胡适考证而流行的，如《醒世因缘传》；其他像《聊斋志异》、《儒林外史》，胡适都有精湛的研究。小说的起源，只是民间的简短传说，像《水浒》，原先只有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到明代，经无数艺人文人的参与创造，才慢慢演变成今天的样子。《三侠五义》也如此。顾颉刚就受了胡适小说研究的启发和影响，产生了“层累地造成古史”这一观点。时间越后，追叙的时间就越长，历史人物也就随之放大。夏、商、周，商还可以，夏就靠不住了。现在搞夏商周断代工程，学术界还是有争论的。胡适的考证对今天是有思想意义的。胡适注重小说的思想性，因此认为《儒林外史》比《红楼梦》好，表现的思想性超过《红楼梦》。《镜花缘》涉及女权问题，其思想意义远大于《官场现形记》这类谴责小说。谴责小说暴露黑暗，揭示丑态，以利改革现实，引起社会变化。《儒林外史》对中国知识分子进行反省，有思想意义。小说并非纯粹的审美、语言方面的问题。
今天把胡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讲了一些，应该给大家一个大致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