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功能不全能吃山药吗:“十二五”华丽转型 全面小康新进程

        “十二五”华丽转型  全面小康新进程

       ——学习十二五规划《建议》的体会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于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突出“主题”，贯穿“主线”

到2020年建成发展水平更高、人民生活更加富裕的全面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六大确立的目标。当时没有使用“人均”一词，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这更能反映居民在经济发展中分享的成果。“十二五”规划，必须“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为全面小康新进程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确保党对全国各族人民的庄严承诺如期实现。

第一，突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建议》首次未写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与此前“十一五”规划的最大不同。“发展是硬道理”确实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为我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物质条件。但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主要是一些地方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经济与社会两层皮。结果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但环境急剧恶化，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增强，民众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看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没有动摇，动摇的是不能单纯搞经济建设，不能发展经济就不及其余，更不能唯GDP论。“发展是硬道理”理应有着更丰富的内涵，正如《建议》的概括：“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个对以科学发展为主题的最新解释，它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科学发展。这是得到全体公民认同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们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愿望得到了极大的张扬和满足，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手段就是“以发展为硬道理”，这个硬道理的本质在当今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它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种核心价值的概括性表述。二是公平正义。在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中，还包括着公平正义，这到是人们以往所忽略的。《建议》提出科学发展要落脚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上，这无疑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因为发展只是绝对量的增加，更多地体现在生产力领域中，而公平正义的价值观的实现，实际上是更加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体现着生产关系的和谐，所以同样是人们所追求的核心价值理念。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我们如果能够坚定地沿着现有的道路继续前进，克服种种困难，未来中国还可以保持快速持续的发展。但公平正义的问题，似乎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显得更为突出了，公平正义的问题不会因发展自然而然地得以实现，这个问题要通过国家一系列的政策的调整，才能够逐步得到解决。这也是“十二五”规划所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

第二，贯穿以转变方式为主线。中国经济能否长期平稳较快发展？这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需要在国际竞争中争创新优势，等等。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是解决难题的唯一途径，华丽转型就是贯穿发展与改革等一切活动的主线。中国经济转型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经济制度变迁。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制度向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变迁；二是指经济体制转型。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三是指经济模式转型。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从单纯经济增长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变。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中，我们看到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过程，都伴随着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包括发展理念和发展路径的创新、经济效益和经济结构的提升、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的降低、社会福利和居民生活的改善等等。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也往往发生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即通常所说的“经济起飞”的前夜。就我国的现实情况看，中国经济转型已势所必然、中国经济转型关键在加快、中国经济转型出路在改革。随着“十二五”规划的落实，2015年将实现中国经济转型的第三次华丽转身。

贯彻“五个坚持”，加快经济转型

《建议》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应该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法在党的文件中早就有了，但说它是一场“深刻变革”则是第一次，而实现变革必须贯彻好“五个坚持”：

第一，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经济转型的主攻方向。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深层次问题的根本举措。一是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这是《建议》针对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的问题提出来的，改变了“三架马车”的排序，把消费放到了第一位。由过去促进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对扩大消费，我们提了多年，长效机制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而那种用一些短期政策来刺激消费有一个某个时点上的快速增长，则是不可取的。所以《建议》提出“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这是个新提法。我们扩大消费要着眼于人民生活的改善这样一个目标，让它可持续、可保持的扩大起来，这是最重要的呀。它理应包括内外需结构、内需中消费与投资结构在内的整体需求结构的调整方向。一方面，要调整内外需结构。我们曾向亚洲“四小龙”学，靠外向型经济拉动了增长，但那毕竟不是大国经济。内需才是大国经济的基础，1979年至2005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6%，其中国内需求的贡献率高达92.6%，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只有7.4%；即使近几年，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达到91.9%；2009年,在出口下降16%的情况下，国内消费却增长了16.9%。而且，我国今后仍然能够主要依靠不断扩大国内需求来推动发展。另一方面，要调整消费与投资结构。有研究表明，我国消费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速将提高1.5—2.7个百分点。提高消费率，不仅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而且将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空间。近几年，我国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由2000年的22.4%急剧增加到2007年的40.9%；同时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由65.1%下降到39.4%。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年均增长8%，远远高于美国的3%、世界平均的2.4%。但我国投资增长更快，从而使投资与消费出现不协调，经济增长过多依靠资本形成。从消费领域自身来看，消费结构性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农民和城市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不强，这制约了经济健康发展。要保持持久稳定的增长而不是短期的繁荣，就必须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把经济发展根植于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上，加快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这将为经济增长创造庞大的消费需求。二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十二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将呈现一种新的趋势，那就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驱动力，以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为发展的两个车轮，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产业关联角度来看，应以三次产业协同发展为目标。即经济增长主要由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三次产业协同带动转变。这是针对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以及三大产业之间比例不合理等问题提出来的，也是针对着三大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化方向出现了偏差，二产业增加值一路攀升，三产业增加值一路走低，此类不合理的状况提出来的。因此，必须把三次产业结构调整成在更高水平上的协同发展。从产业创新角度来看，应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代表着科技创新的方向，也代表着产业发展的方向。科学制定发展规划，选择若干重点领域作为突破口，力争在较短时间内见到成效，是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尽早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正确选择，所以产业政策应向新能源、新材料、半导体照明、激光显示、现代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倾斜，以构建“核心技术—战略产品—工程与规模应用”的创新价值链。从产业链构成来看，应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产业的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于设计策划、技术研发、物流等商务服务业的支撑，单纯靠扩大加工规模降低成本的空间已经不大，未来工业竞争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服务业的发展，例如信息、科技、金融、会计、咨询、法律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其中，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个重要的突破口，并通过生产性服务向制造业渗透，提高制造业附加值和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含量，使之与推进新型工业化有机结合。三是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这也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十二五”期间，要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突出要解决三个问题：一个是促进科技进步，提高我国的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一个是建立健全能够调动各方积极性的体制和政策体系；一个是扶持能够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农业经营组织的发展。只有这三方面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农业的现代化。

第二，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撑。科技进步和创新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核心和关键，要在强化原始创新的同时，重视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培育自主创新品牌。突出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以科技力量推动发展方式转变。针对我国经济增长中过于依赖物质资源投入的增加和简单劳动，而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的问题，我们必须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打造世界知名品牌，再也不能过多地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换来微薄的利益，成为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无论是从国际科技竞争加剧的趋势看，还是从我国劳动力供给出现的新情况以及资源环境的压力看，我国已经到了必须更多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等带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二是要抢占高新技术战略制高点。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在开发新能源方面处于世界领先的国家，将领导21世纪的全球经济。”当前，发达国家大力开发节能环保和清洁能源技术，在率先推进信息技术革命和发展知识经济后又掀起了发展绿色能源科技与低碳经济的浪潮。我国在信息技术革命任务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又将面临绿色能源科技竞争的严峻挑战；在传统产业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又将面临发展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的新的竞争。我们抢占绿色能源科技的战略制高点，理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第三，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转型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保障民生要优先保障就业。据国家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预测，“十二五”期间我国劳动人口比重会发生重要变化，2013年左右，15-64岁这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最高值72.1%，随后将逐年下降。这样，劳动力数量供过于求的总量矛盾将有所减轻，但劳动力供给在层次和区域方面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为此，政府将不仅努力创造总体就业岗位数量，更将重点关注就业质量的提升。同时，“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比较突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水平与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和健康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中央提出在2011年底前，重点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医疗保险制度建设，到2020年要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建议》突出了诸如此类的民生问题，主要有三大特点：一是从“强国富民”转变为“富民强国”。这决不是位置的简单颠倒，而是“十二五”规划与此前的规划的本质差别，过去的规划追求“强国富民”，“十二五”规划则追求“富民强国”，从“国富”到“民富”的转变，使之成为公众关注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最大亮点。但不能由此而把“国富”与“民富”对立起来，因为当今世界仍然是依靠经济实力来说话的，如果国力衰弱、国家不够强盛，“民富”根本没有可能；同样单纯只有“国富”，老百姓生活改善不快，那也不是我们的发展目标。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生活，应该正确处理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这是收入分配当中的一贯主张。因此既要注意国富，又要注意民富，这是一个辩证关系。根据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际情况和当今社会积累的一些矛盾，提出要更加强调民富应该是非常适时的。二是从基本公共服务的“二元结构”转变为“均等化”。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十一五”期间也有所提及，但这次《建议》在这句话的前面，加上了“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等前提。符合国情，就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要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需求相适应，把握好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的关系；比较完整，就是这一体系应该包括涉及基本民生保障的各个主要领域；覆盖城乡，就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既覆盖城镇居民，也覆盖农村居民，特别是社会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要实现城乡全覆盖，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和个人账户跨省可接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持续，就是制度的设计和财力的保障，要形成一种常规的、长效的机制，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随着国力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这就改变了过去那种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个目标更具体化，操作性更强了。三是从“逐步提高”转变为“努力提高”。《建议》在收入分配改革方面提出：“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个提法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七大报告有所不同。上述两个报告都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10月16日举行的中国改革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在讲上述两个比重时仍使用“逐步提高”。但《建议》公布后，人们却发现措词已发生了变化，“努力提高”意味深长呀，这反映出国家将出台提高居民收入的相关政策。

第四，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经济转型的重要着力点。《建议》强调：“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保护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个“两型社会”建设，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将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统一起来，将当代人的发展与下代人的发展统一起来，全面推进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实现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在这里，低碳转型和循环经济是“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抓手：一是实现低碳转型。这既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国家权益和人类命运的全球性革命,又是全球经济不得不从高碳能源转向低碳能源的一个必然选择。因此被誉为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新的文明。为实现低碳转型，有节制地使用私家车很重要。日本私家车普及率达80%，但出行并不完全依赖私家车。在东京地区私家车一般年行使3000至5000公里，而上海私家车一般年行使1.8万公里。国内人们无节制地使用私家车竟成了炫耀性消费生活的嗜好。有些城市的重点学校门口，接送孩子的一二百辆私家车将周围道路堵得水泄不通。这是与倡导低碳生活背道而驰的。二是发展循环经济。这是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和消费范式，它可以实现“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的目标，并通过对产业链的输出端——废弃物的多次回收和再利用，促进废物多级资源化和资源的反馈式良性循环，实现低碳的节能减排目标。

第五，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经济转型的强大动力。经济转型要以破除体制性障碍为根本出路。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已经提了好多年了，但长期难以落实，主要原因在哪？是存在着一些体制性障碍。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原来一些旧的体制并没有完全革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新形成的某些体制随着形势变化，也有的成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障碍。例如：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很多地方仍然把GDP增长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现行财政体制和支出责任过于下移使各级政府将财政税收和物质生产的增长紧密地联系；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尚需推进，等等。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过程中，原先计划经济的靠行政定价、人为压价的情况普遍存在，它所造成的价格扭曲，又使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同时造成稀缺资源的低效使用和大量浪费。所以，破除体制性障碍，既是我们解决问题的难点所在，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根本出路。为此，《建议》强调，“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重点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加快社会事业体制改革等六大改革。

科学规划“十二五”，确定目标和任务

《建议》综合考虑了未来发展的趋势和条件，战略性、前瞻性和指导性地提出了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大目标和十大任务。

1、今后五年我国发展的五大目标。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与以往的五年规划相比之最大的不同点是，在发展目标上“十二五”规划《建议》没有提出“数量型”的指标，全部是方向性、战略性的，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具体的指标将在全会之后，由国务院根据中央《建议》来编制，并将于明年“两会”提交全国人大进行审议讨论。这五大目标包括：“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从而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牢固。这五大目标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长短结合，把“十二五”规划的各项目标任务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重大阶段性目标紧密衔接，与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紧密衔接。二是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更加明确了调整经济结构和保障改善民生方面的目标。这就使科学发展的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更加突出，并有了具体的考核标准和抓手。

2、今后五年我国发展的十大任务。《建议》部署的“十二五”期间的重大任务，分为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和深化改革开放等三个方面，共十大任务。分别为：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快改革攻坚步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这十大任务中的扩大内需在“十一五”规划《建议》中也被提及，但未独立成篇。“十二五”规划《建议》把它列为十大任务之首，并第一次在五年规划《建议》中独立成篇。这主要是由于“十一五”后期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根据中央的预判，这场金融危机很可能持续到“十二五”后半期，所以“十一五”后期实施的扩大内需政策在“十二五”时期仍将继续。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虽然这几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不可否认，城乡差距拉大，所以推进农业现代化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排第二位。再就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首次独立成章，并且要求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是个提法是新的。“软实力”，是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基础设施等“硬实力”而言的，是指一个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感召力的因素。20 世纪90 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软实力”概念，从此启动了“软实力”研究与应用的潮流。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法最先见诸于党的十七大报告。这次不仅纳入“十二五”规划《建议》，还将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个定位很有预见性，更具实践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未来文化的发展、文化产业的进步，将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人文环境发生重大影响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