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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生命价值观源于《周易》。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学者不对《周易》做研究。谁是重卦的作者，历史上代表性的观点有四种，其中一种是司马迁经过考证提出来的。他认为：重卦的作者是文王; 八卦的作者是伏羲。在研习《周易》的过程中,司马迁确定了自己的生命价值观。《周易》提出了效法天道、与天相同的刚健奋发的人生观。《乾文言》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作者主张通过不懈的努力，培养一种忠信诚实、富于文采、文质彬彬的德行品质，再以此种品质推己及人，外化到事业之中。《坤文言》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致也。”从内在美到外在美，由道德而外化为事业，这是从伦理到事功的途径。《周易》强调效法天道。《乾》卦最集中地体现了刚健之德。乾又代表着天象，因而《乾》卦刚健之德也就是天德。上天处于永恒的运行之中，从日起月落到四时代序，没有片刻止息，这是自强不息精神的展现。人们通过效法上天刚健笃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奋发向上，就会使人生体现出应有的价值。这一刚健有为的思想对司马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人生观体现在对待生与死的态度上。
汉初文人学士秉承春秋战国之风，积极参与现实生活，并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建构自己的人生理想，积极展示自己以实现理想，司马迁就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司马迁在李陵之祸前，其人生理想同诸多文人一样，建功立业，扬名后世，这是一种时代特征的表现，也是一种积极入世的表现。在李陵之祸时，受到沉重打击，但由于《周易》价值观的潜移默化，司马迁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更加坚定，成功应对了人生的劫难，用完成《史记》与皇权的迫害进行对抗。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种抱负集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价值观。
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开始全身心撰写《史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事件使他遭遇横祸，被处以令人耻辱难当的腐刑。他经历了“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的不知所措的过程。
悲痛欲绝的司马迁想到了“引决自裁”，但想到，“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联想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最终毅然接受了残酷的腐刑，活下来完成《史记》。儒家说,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司马迁和屈原，则是不管穷达，都要兼济天下。屈原为《楚辞》而死，死的其所；司马迁为《史记》而生，生的其所。屈原的死和司马迁的活，同样感天动地，他们的名字同样令人敬仰。屈原为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心没有动摇选择死亡，“於是怀石遂自沈汨罗以死”。屈原是一个殉道者的形象，这个“道”就是理想和信仰，就是祖国和民众。以自决形式死亡，是对无意义生命的强烈否定，是对无价值生存的藐视。当感到难再有作为时，屈原选择“自沉”是对人生意义的肯定和高扬，是生命的一种辉煌。在司马迁看来，《史记》就是泰山。选择忍辱负重活下来，发愤著述，最终完成自己的著作《史记》，就是在实践《周易》倡导的人生观。这是自己生命的不同于屈原的另一种形式的辉煌。应当庆幸，由于司马迁没有选择放弃生命，给后人留下了这部光照千秋的《史记》。在生死之际，是《周易》的生命价值观留住了司马迁的生命。
司马迁刚健有为，奋发向上的人生观体现在《史记》中。
《史记》的七十列传是直接在司马迁功名人生观指导下完成的。战士的鏖战痛杀，英雄的勇冠三军，壮士的抉眼自屠出肠，女侠的呼天而死，思想家的追求真理，乃至商人趋时若猛隼……，这一切功名业绩无不可歌可颂。司马迁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不重视贵贱贫富等外在条件，而是视历史人物的内在价值及其实现程度，即看这个历史人物是否最大程度地实现了自我价值。像项羽、吕后之入本纪，孔子、陈涉之入世家，滑稽、龟卜、货殖、刺客、医生、游侠之入列传，都是《史记》中的不凡之处。只要人物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建功立业，司马迁就为他们立传。司马迁刻意强调人对悲剧命运的抗争，提倡在困境之中发愤而起，用立言、立德、立功洗涮耻辱，实现对人生苦难的补偿。
司马迁惩恶劝善，鼓励个人立名立节，劝导为政者清平尚贤。“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天下晏然。”这是司马迁对吕太后、惠帝执行无为政治的赞赏，司马迁对于有德之人，如黄帝、帝尧、舜等，情有独钟；对于失德之人，如以暴伤民的桀，淫乱不止的纣等等，持强烈批判态度。在司马迁看来，即使政治失意，出身低微，只要对社会有贡献、有作为，就应当给以肯定，功过应当分明。如项羽，他在与刘邦的角逐中虽然是失败者，然而他领导的农民起义为推翻腐败的秦皇朝，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项羽在司马迁的笔下是一个慷慨悲壮的人物。又如秦始皇，司马迁对于秦始皇苛政暴虐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可是对其继承先人业绩统一中国的事实,予以明确的肯定。
秉笔直书客观记叙
可征可信是《史记》最大特色。然而，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原因有六：
其一，阿时循情。历史上由于文字狱迭出，造成修史者写当代事顾忌太多。通常失实之处不可胜数。即使是写前代事，也大多迎合当朝统治者，“取悦当代，轻辱前朝”的现象普遍存在。
其二，修史者由于社会地位、政治倾向、出身、品质等主观因素的影响而造成记载失真。从个人情感、好恶出发，丧失了客观标准。如沈约的《晋书》、《宋书》，魏收的《魏书》等正史。此外，加上为帝者、王者、尊者、贤者避讳，于是在古文献中，虚美之词充斥其间。其次，历史上视北狄为犬羊、南蛮为虫豸的大汉族主义引起的地方民族主义也是造成作者不能据实记叙的原因。
其三，记事的依据与事实本身多有出入，记叙者未作审慎核实，轻信片面传闻。一件事情有几种不同记载，就是由于传闻造成的。
其四，由于统治者内部政治斗争，从而导致了伪书、伪证的出现。唐代李德裕门人编写的《周秦行纪》诬陷牛僧儒；宋朝时为反对王安石变法，有人编造了攻击他的书。
其五，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有崇古鄙今的社会风气。有人恐怕自己的著作被埋没，于是假借前人的名字，以达到问世的目的。这就是所谓医必托名黄帝，礼必托名于周公。因此，就出现了伪造曹植、柳宗元著作的事情。尤其是汉朝前后，这样的事不足为奇。还有人为使自己的观点能够成立，便伪称其立论是根据名家的作品而来。
其六，一些史书不是出自史家，而是出自文士之手。这些人不具备修史的基本素质，便自觉不自觉地“喻过其体，词没其义”，造成文辞华美而事实失真，议论充斥而内容空泛。历史不是文学，客观事实忌一字己出，而文士却将文史混为一谈。
而司马迁，是一个具有史德、史才、史识的历史学家，上述司空见惯的现象没有出现在他身上。他正确理解原著，仔细鉴别史料，在利用借鉴前人劳动成果的同时，用分析批判的态度严肃审慎地对待历史资料，然后寻其内外联系，加以排列、贯穿，科学地反映客观社会的状况。
除此外，司马迁还有史胆。他由于说实话，道实情，在李陵事件中，受到了几乎是致命的打击；但他在《报任少卿书》还是再次奋笔疾书，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社会的真实看法，再一次表达了对李陵的同情。凭他的见识，难道预料不到这样做的后果吗，回答是否定的。正因为他是司马迁，必然会这么选择。或许司马迁就是因为在《报任少卿书》坦露了真实的思想，命丧汉武帝之手的，这无从考证；但对这时的已经一吐为快、该说的话已经说完的司马迁来说，什么时间死，怎么个死法，已经不重要了，他可以去见屈原了！司马迁在人格上是以屈原为榜样的。
为了达到真实可信，留下一部信史，司马迁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反复核对。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把握和理解后形成的思想感情进行表达。从皇帝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官吏，司马迁不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对于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百姓的压迫也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汉武帝的过失，司马迁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描绘得淋漓尽致。
司马迁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他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他首创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爱憎寓于客观秉笔直书的叙述之中。其爱憎态度通过叙事，使读者一目了然。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他高度评价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是一介平民、农民起义的领袖，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有这样的见识是非常不容易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都是怀着崇敬的心情为他们立传的，而没有顾及当代统治集团会有怎样的看法。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的游侠和名士，这些人在当时社会是没有地位的，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是高贵的，是值得后人效仿的。
对封建统治者的残酷无道，司马迁有深刻的体会，他直笔揭露了这些官吏的暴虐，称之为“酷吏”。在《酷吏列传》中，他为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大部分是汉武帝的臣子。
全过程的情感介入
创作是人类心灵至高的情感活动，而优秀的作品是照耀人们思想和心灵的火炬。如果仅靠理想的力量而没有情感因素，司马迁能塑造出如此众多的个性鲜明的一个个生动的形象，那是不可想象的。带着情感全身心投入的司马迁在创作时，文字生动，意气纵横，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司马迁扎根于社会生活和民众之中，了解社会真情，把握时代脉搏，体验百姓情感，以恢弘的气势和绚丽的色彩，激越的豪情和优美的旋律，谱写了民族的史诗，塑造了众多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独特艺术魅力的人物形象。司马迁为大众而写，为大众而歌，他燃起的精神火炬，吹响的奋进号角，感召和激励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自强不息。
司马迁著史绝不是简单的对文献进行搜集、整理、考证，或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观察历史，而是带着深切的痛苦去理解过去时代人物的奋斗与成败。《史记》是文学的历史，也是历史的文学，而文学必然渗透着情感。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谈到《史记》的艺术勉力时说“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传、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
司马迁的叙述语语传情，字字达意，情感倾向极其明朗，绝少掩饰和隐藏。读司马迁的散文，极容易为他散文叙述语言的情感力量所打动，跟他一起喜，随他一起忧，这正是司马迁散文的动人之处和魅力之所在。凡是读过《报任少卿书》的人，无不为之感动。这除了叙事明白、说理透彻、语言生动外，主要是思想上的真情实感感动了读者。文章总要写得情真意切，才能够感动人。《报任少卿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篇足以使司马迁“复生”的奇文，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真切地表达了作者激扬喷薄的思想感情，这是“为情而造文”，而不是“为文而造情”。
《史记》体现出的平民化的情感因素是，我们今天研究《史记》重要内容，也是司马迁思想本质特征的钥匙。是对统治者的失望，使他回归到了自我精神的觉醒。从情感上说，受刑后的司马迁作《史记》，可以看作对是从精神上对武帝进行的抗争，而《史记》的完成则是对武帝的战胜。因为腐刑没有摧毁他的意志，受刑之后在抗争情感的推动下，依然按照自己的意志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有足够的信心，让未来人知道自己的事业对他们是有意义的。
“毕竟孔子是哲人，司马迁是诗人，在性格上司马迁没法做第二个孔子！”他只能依靠情感的力量、形象思维的成就来表达自己对现世的态度和人生的理想，通过《史记》，他将主体个人情感和诗人的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司马迁创作《史记》的情感，不是狭隘的个人情感，是对笔下人物的爱和恨，更是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理想境界的全身心投入。
对社会经济规律的认识
西汉是一个农、工、商百业兴隆的时代，这样的社会使司马迁形成了进步的经济思想。他在《货殖列传》中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就是说肯定人类求利致富的本性。希望改善生活状况是人的本能活动，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生态。这种本能，不须学习，人人都有，生而俱有。司马迁更为深刻地认识是，“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认为人们对欲望和财富的追求带有普遍性的特征，在这里是不分身份高低贵贱的。
因此，司马迁提出，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应当是 “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经济政策的最善者，是顺其自然，对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加干涉；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人民；再次是用刑罚规限人民；最差的方法是与民争利。他指出，为适应人们求富之“天性”，制定政策者要“因之”、“利导之”、“教诲之”，因势利导，鼓励人们“乐其事”，积极进行创造性劳动，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他列举了不少从事生产活动富裕起来的事实，如田农，有盖（甲）一州的秦扬；“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世，与王者将富”；以冶铁兼商贾“致富数千金”的南阳孔氏等，说明只要尽其所长，勤劳专一，“竭其力”，确能发家致富，同时与国有利。据此说明，人们的求富欲望是社会经济得以发展的主观因素，只要引导到正常的活动中，就会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
司马迁突破了传统的“民以食为天”思想，把农业、手工业、商业、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一并作为“衣食之源”。他认识到只有发展生产，才能家给人足；只有四业繁荣，才可以民富国强。
《货殖列传》中总结归纳出的许多经济理论既使在今天来看，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个人，如果没有资本，就只有靠出卖劳力赚钱；如果有少数本钱，则要靠智能；再如果本钱多了，则要观察货物生产及供应的周期，而且要把握住这个周期，买入或卖出，就可以赚钱。他举了许多事例，如“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来说明这个问题。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任何一个社会，民众道德质素的高低，都取决于该社会富裕与贫穷的程度。在富裕的社会，人民讲求礼节，热心公益，相互以礼相待；在贫穷的社会，人民缺乏礼让，社会不安。孟子所说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恐怕只有少数的 “士”才能做得到，多数的“士”在穷极无聊的时候，难以维持“恒心”。
“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司马迁在这里强调，发家致富不分行业，需要的是勤劳。财货是流动的，任何人不可能长期持有，只要你尽力去做，从事哪个行当，都能致富。而那些不思进取的无所事事者，无论先人给他留下多少财富，最终也会土崩瓦解。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表明了他写《货殖列传》的目的，他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 司马迁说明自己在传中所列举的人，都是布衣匹夫，都是平民，而他们在创业致富的过程中，没有借助于政治势力，没有妨害百姓。他们的事迹，世人可以借鉴，可以模仿。中国根深蒂固的农为本思想，本质上是排抑工商的商为末思想。我国的历代统治者在制度的安排上尽量贬抑工商，所以我国的工商业两千年来步履艰难，发展缓慢。原因在于封建统治者想方设法将全国的劳动力，都聚集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如此一来，人口不流动，信息不流动，资金不流动，技术不流动，思想不流动，甚至百姓的通婚也局限在一个村落的范围。于是，民间波澜不起，民众容易治理，他们的统治就能稳定了。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综观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在于敢倡言利，盛誉致富，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解放人们的思想；大讲四业俱兴，发展生产，用提高生产，发展经济，满足人民生活的需求，作为治国安邦的大计；提倡“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放松对商贾的种种限制政策，求得山泽辟而百物通；奖勉百姓发展生产，经营产业致富，不要谋求做官致富，更鞭挞非法谋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