肠癌大便凹槽的图片: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是“神奇”还是“腐朽”？

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是“神奇”还是“腐朽”？

     ——评厦门海峡两岸首届国学论坛

              许锡良

本来这个话题并不能够成为问题，因为任何文化都养育了一方水土的人，要说哪种文化神奇，哪种文化腐朽，还得作具体的细致分析。中国的法家是恐怖文化，儒家是腐败文化，这是因为这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决定的。法家通过严刑峻法，维护家天下的统治，受朕即法，这些决定了其性质。儒家则因追求等级制度，学会为奴，形成一个特定的官僚体制与特殊利益集团，想不腐败都是不可能的。

广州《南方周末》2010年12月16日发表长篇大论文章《万万不能化“神奇”为“腐朽”》则对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作了大大的美化。刺激我的观点不少，我在这里暂且列上几条。比如，儒学是被鲁迅、顾颉刚他们妖魔化的；国学在中国太弱势了；国学没有野心。台湾的民主政治，是靠传统文化推动的，传统文化一直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充当正面的力量。儒教必须在大陆复兴，并且作宗教性的复兴。“连最功利的人都重视传统”。等等不一而足。这是对在厦门召开的首届海峡两岸国学论坛会议的一篇综述性的文章，云集的是大陆与台湾的一些国学家或者做国学生意的一些商人，他们一个个自我感觉良好，互相吹嘘，却没有一丁半点不同的声音，这样的会议仿佛让人听到的一种十分耳熟的声音：又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似乎又是儒学传统文化的又一次胜利。

通篇文章，一点不同意见都没有，全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神奇的证据，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所谓“腐朽”，就是自鲁迅、顾颉刚等人之后，被这些人搞坏的，是这些人自虐才造成了儒家文化的妖魔化。文章说：“龚鹏程认为，甲午战争后，儒学传统开始被抛弃；鲁迅、顾颉刚等人之后，国学被‘化神奇为腐朽’，从此就像余英时所说，变成了没有躯体的‘游魂’。”中国的儒学传统真的只是在甲午之后才出现危险吗？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没落，反反复复，积贫积弱，如果不是这样，甲午战争之前的鸦片战争中满清的表现又是怎样的？那时的中国人生活状况又怎样？曾经对世界文明有过什么拿得出手的贡献？如果能够举出几个活生生和例子说明一下，就不会至于如此地空洞乏力。

 说实在的，鲁迅只是把中国腐朽的文化作了一个客观的表述。阿Q、祥林嫂这些人即使不是鲁迅用小说描述出来，他们也是客观存在中国社会中的。男人太监、女人缠小脚、吸食鸦片、宫廷腐朽残酷，愚昧迷信，本来数千年来，就那样客观存在中国社会中。这正是中国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即使没有鲁迅说出来，难道就不存在中国历史上了吗？一个好文化是说不坏的。美国讽刺作家也非常多，他们的总统首先是被讽刺娱乐的对象，他们的社会并没有因此就腐朽不堪。其实一种文化的好坏，恰好常常就表现在这种文化有没有较强的自我反省能力上，有没有自我批判精神与反思能力。中国的国学的这种自我反省能力与批判精力都是非常差的。凡是国学所在的地方，就没有平等对话、互相批评的可能。正像这次厦门的两岸国学论坛一样，大家都是关起门来的君主，孤芳自赏、自吹自擂，一点不同意见都听不到。国学的这种特性，其实自《论语》就奠定了基础，埋下了种子。那独断的语言表达方式，其实就决定了自由、平等、开放的讨论在中国国学中的死亡。

国学不是在中国太弱势，而是在世界上太弱势。这个概念不要搞错了。在中国，国学热已经占据了太多的社会公共资源，浪费了太多的孩子的生命。还有哪个国家会把一种不成体系的学问，花掉那么多公共资源，会作出那么大的投入？在全国，乃至在全世界会花那么巨额的资金办国学院、孔子学院。有人解读《论语》，一部心灵鸡汤式的解读心得而已，却借助政府的力量发行近千万册。有些地方政府已经规定每个公务员人手一册，并且用公款购买，试问这样的情形在哪个民主法治国家会允许存在？如此肆意妄为，还感觉国学的投入太弱势。我想只能够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当今中国，儒学并没有恢复像中国二千多年历史上那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地位。因此，一些儒学学者感觉自己目前还当不上国师，有些许的失落。因为光靠国学赚钱还是不够的，还得有政治地位与文化传承。正如台湾来的儒家学者宋光宇先生在文章中说的那样：“经济那都是过眼云烟，500年以后谁还记得你有多少钱？全盘西化，怎么可能呢？再说西方文化传统也不止一种，你是哪一种西化？”我知道仅靠儒学赚了点钱是远远满足不了国师们的野心与欲望的,还得发出声音，在国内发声还不够，还得在世界上发声。可惜是的，你办了五百多家的孔子学院，你的声音没有力量。因为这种声音本身就是反现代文明，与普世价值相左的。世界的潮流是以人为本，你却在宣扬“学而优则仕”、“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谁能够听得进去呢？全盘西化怎样可能？这倒是问得好。其实，后面的潜台词就是，有我们这些儒学家、国师们在，你们想要向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学习，那怎么可能呢？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是有许多的，你怎么学得过来？既然学不过来，还是学我们宣扬的儒学吧。我想这种荒谬的想法，几个儒学家关起门来，自我臆淫，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要走上世界，还得拿出有生命力的价值观来。儒学那个馊馒头二千多年来，尽管居于独尊的地位，可惜，从来没有在历史与现实中给中国人带来过什么福祉。二千多年来吃人的黑暗历史让人看不到曙光。乱离人不及太平犬。亡百姓苦；兴百姓苦。这种反复循环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就没中断过。连自己都没有能够解救出来，现在反倒要去解救别人！其实欧美这些国家，现在哪个不比中国生活得和谐幸福？哪一个国家的环境不比中国优美？自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反倒要去解救别人，走出国门那是要惹人笑话的。

最让我感觉不爽的观点，恐怕就是文章中引用原台湾省主席、“立法院”民进党原总召集人林光华先生所说的：“在台湾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一直是正面力量。”台湾的民进党一直在致力于台湾的本土化，尽力摆脱中国大陆的文化之根，并且在教科书中尽量去大陆化。突然冒出一个如此崇尚中国大陆传统文化民进党总召集人，确实大大出乎意料，也确实令人，特别是令大陆的儒学家们感动。

但是，我不知道林光华先生此言的证据何在。我只知道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我不能够忘记的名字有这些：胡适：新文化倡导者，白话文运动的发起人，原北大校长、抗战时期中国驻美国大使——主张中国必须充分世界化，受到迫害逃往美国十年避难；雷震：原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创办并主编《自由中国》杂志，并因此触犯了台湾蒋家王朝而入狱十年；殷海光：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因发表演说并撰写自由、民主、科学方面的文章，激烈抨击台湾当年的领袖迷信崇拜、专制独裁，而被台湾大学开除其教授职务，并限制其思想言论，禁止刊登他撰写的文章与出版发行其书籍，其去世后出版的专著《中国文化展望》可以看看殷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持什么态度的；柏杨：台湾著名作家——因讽刺蒋家独裁统治，因言获罪，被判刑十年。在狱中，研究中国历史，翻译《资治通鉴》白话本；撰写专著《丑陋的中国人》，影响世界华人圈。李敖：台湾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因在杂志上发表讽刺蒋氏家族统治的漫画《父子王国》而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实际坐牢约六年，至今对这段往事仍然耿耿于怀。龙应台：当代台湾新生代作家，著名思想家，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发表杂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著有《野火集》在当年的台湾影响十分巨大，其个人的影响至今由台湾波及中国大陆。目前仍然十分活跃。历史可以为鉴，台湾的那些所谓的新儒学是维护了一个专制统治，还是促进了一个民主的台湾，只要看看儒学家们在台湾的所作所为就一清二楚了。他们为民主的台湾有谁受过难？坐过牢？这可能是最好的试金石。

以上列举的是五代台湾民主法治政治运动中的显赫人物。当然，这些只是比较突出的。这些人中有哪些是中国国学的鼓吹者？同时台湾的中国国学家，特别是儒学家中有哪位做过类似的工作？台湾那么多的所谓的新儒家，哪个人为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做过抗争？作出过牺牲？什么事情就怕认真，只要认真追究起来，其实那些空洞的漂亮话立即就会现出原形。

儒学作为中国国教的梦想总在一些国师心中魂牵梦萦，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并且代代相传，全然不顾，中国的儒学不过是一种世俗的政治与伦理学问，所持的核心价值观：学而优则仕；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升官发财，其实根本不可能构成宗教的要素。加上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杜绝对人世彼岸世界的追问，因此，不可能能够形成宗教。对于这一点，中国数千年来，儒学从来没有被当成宗教看待过。孔子本人也从来没有被神化过。他的圣化过程其实也仍然是世俗的，并没有宗教性的超越。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至今韩国、日本这些宗教发达国家，尽管历史上受到过儒学的深刻影响，但是也不将儒学当成宗教看待，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中国政府设有宗教事务局，也不把儒学当成一个宗教来看待。因为儒学并不具备宗教的那些起码条件。一个世俗的文化可以影响很大，但是，却达不到宗教的效果。因此，文章说“连最功利的人都重视传统”是一点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本身就是功利文化，越是功利的人越是重视传统文化——升官发财，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一些人不顾这些事实，反复在那里痴心妄想让儒学成为世界性的宗教，那是要贻笑大方的。

文章中还列出了日本现代化过程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例子。说，日本“经济现代方面，国学在国外也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都师范大学李均洋教授专门向两岸论坛介绍了被誉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1840——1931），这些经济界巨人功成名就后著有洋洋数十万言的《论语讲义》。”因此，就“对日本的经济现代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真是十分荒唐可笑。日本的现代化历程中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至今还被日本人普遍怀念并且将其头像印上最大币值——万元日钞上的福泽谕吉，曾经著有《文明论概略》，在书中他大胆提出“脱亚入欧”，并且明确向当时的日本国人提出过：“要晓得汉学已经失效”，在这篇文章中福泽谕吉是这样说的：“在这里，姑且不谈和学汉学理论。先就今日少年们的浮躁而言，这是我们最忧虑的。预防它的方法在于在全国大力奖励洋学，学术、经济、政治学一切均以西洋的原著为根据进行教授，以使少年们知道学术之艰难，学问之高尚，这是惟一的良策。这样，可使他们心事繁多，有忧患感，再也无暇从事脱离实际的政治空谈。让他们品尝学术日新月异之真正意义，以达到其佳境，并引导他人也进入佳境。”然后他又反问那些是洋学把日本当时的社会风气弄坏的人：“现在的治世家果真有真知灼见吗？少年的轻躁真是学习洋学之过吗？正如用儒家学说、周公、孔子的教导来平息社会上的风潮一样，这实在令人感到可笑又可怜。少年的浮躁不是学洋学之过，相反是不知洋学之罪。试想善于进取者，亦是好的维护者。十六年来对国家的经营管理是什么的功劳呢？不外乎是洋学者们的功绩，即遵奉洋学者的教导做了事情。”（王桂主译，《福泽谕吉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2005年1月版，第46—48页。）面对这些在当时日本明治维新时令人振聋发聩的文字，在厦门儒学论坛上怎么就没有人提及过呢？我想出现这样荒唐的事情的解释只能够有两个：一是中国的那些儒学家们常常就是一些不学无术之士，视野狭窄，鼠目寸光；二是有些人可能知道这些历史常识，但是故意无视历史常识而别有用心地隐瞒，以达到神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与功效。

但是，这能够长久吗？会有力量吗？该是腐朽的还是腐朽的，并不会因为有人花费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就会变成神奇。最有说服力的还是你得在现实中兑现。能够建设出一个美好的新世界来。

2010年12月30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