肠炎会引起大便凹槽吗:改革之肋：东西部经济版图l

改革之肋：东西部经济版图

□    邹    蓝（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的构成

中国区域发展的巨大差异

巴西研究中有“两个巴西”的说法，一个是以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和米纳斯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发达地带，另一则是内陆人烟稀少、贫困欠发达的中西部。中国的情况也与之类似。

与巴西不同的是，历史上的中国，西部反而有不少发达地区，今日中国的状况是历史的逆转。汉唐年间，现今中国最贫困的西北地区，因为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是中国也是全球最发达的地区。后来，蒙古铁骑阻断了丝路的贸易交通，政治经济中心向东南转移，沿海日渐发达，而西北部则成了跷跷板压低的那一端。

西部陷于闭塞和贫困之中，人们为此做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卢作孚先生打通川江航道，致力于四川保路行动，可以看作是20世纪西部人打破封闭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次努力。而抗战中首都转移至重庆，随之进入西南和西北的资金设备和科研教育人才，客观上成就了西部的第一次现代化进程。新中国成立以来，50年代前期的156个重大建设项目，过半布局在西南和西北，这可看作是在中央政府层面第一次着力抑制并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改革开放后，1983年，胡耀邦也就大西北加快发展有过影响巨大的指示，譬如西北种树种草就是那时提出的，这是具有先见之明的举措。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则是国力进一步强盛后，对于国土整治的重新考虑和部署。

然而，改革开放30年来，东西部差距依然在持续扩大。这个差距达到了什么程度呢？金融海啸前的2007年曾有一组数据对比：据《第一财经日报》称，2006年时，东部一些地级市年GDP已超过3000亿元，而当年甘肃、贵州、海南、青海、西藏等5个省、自治区的GDP总和尚未超过3000亿元。如果和当年全国GDP最后一名的青海省相比，广东佛山的经济总量相当于5个青海省。

对于人均GDP全国垫底的贵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有这么一段描述：“如果贵州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人类发展指数刚超过非洲的纳米比亚。”据贵州省统计局数据，2009年贵州省人均GDP突破万元大关，达到10258元。尽管如此，贵州仍然是全国排名最后的一个。在贵州，在宁夏，有人曾如此说，对木楼或窑洞用鸟铳开一枪，什么东西都不会被破坏——因为基本上什么值钱的都没有。湖北的恩施州与贵州接壤，但湖北的经济指标比贵州高出3倍；而浙江则比湖北高出1倍。如此梯级，可以明显观察到中国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区域差距之大。

政府的公仆意识亟待加强

沿海发达，也意味着各种要素成本高。而战后国际经济发展历程表明，企业成本高到一定水平，向低成本地区迁移的进程就会启动。比如纺织业，美国先迁移到墨西哥，后移至日本，再迁到“四小龙”。上世纪70年代后期正值中国内地改革开放，香港多数纺织企业也移至内地，主要集中在珠三角。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扩张，如今中国的纺织企业转移到西部的有之，转移到东南亚甚至孟加拉、非洲的也有之。除了纺织业，不少其他类型的制造业企业也加入了转移的行列。

早在1993年，笔者在《人民日报》的一次专访中，就曾根据前期在新疆等地的调研结果表示过，近年沿海劳动力成本上升很快，照此下去，我国劳动力密集型廉价工业品的出口优势会迅速丧失。西部劳动力成本低，原材料丰富，这正是沿海产业升级换代的市场机遇；而沿海要素流向西部，会拉动西部产业发展。这是国内学者首次从东西部活动的关系入手看西部发展。

沿海地区调整改善产业结构，一些加工制造企业迁到中西部，从而摆脱工薪上涨、缺电、缺地等限制，帮助中西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多个中西部省份，也提出了“凡可以下放的权力一律下放，凡可以取消的收费一律取消，凡可以精简的审批事项一律精简，尽力让初来乍到的企业落地就能生根并壮大”的口号。但好事多磨，因为企业和经济发展诸要素无法同时迁移，如同移栽一两棵大树到异地固然问题不大，但要连同灌木、草本植物及相应的温湿度等整个生态环境移植到一个全新的地方，可不是易事。

转移的企业落地了，生根倒未必，壮大更是难以期盼。为什么？问题出在综合商业环境，以及随之而来的某些官员“要、卡、拿”的刁难行为，俗称“关门打狗”。所谓商业环境，就是哈佛大学教授波特所提出的“工业集群”，或者说是“企业的扎堆”——除非企业可以巨无霸到从生产流程的最上游至终点都控制在自己的围墙内，否则企业总需要向外采购原材料，需要别的企业给自己提供中间产品和各种相关服务，如物流、仓储、报关等。若企业不能就近采购并得到服务，即使劳工成本降低了，地租降低了，物流成本和资金占用成本也会相应升高——转移节约控制成本的目的就难以达到。从沿海转移到中西部省份后遭遇到产业链不配套的麻烦，这是常见的现象。

至于“关门打狗”，其含义是相关地方政府招商时热情有加，信口许诺这许诺那，而一旦投资落地后或优惠条件难以兑现，让人进退两难；或百般盘剥，使得企业主被迫放弃投资。网络上随手便可找到类似的投诉：例如有企业受某县招商引资政策的鼓励投资某厂后，当地政府连连加重税费，投资商上访，政府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借景区整治之名，逼迫企业停产甚至关闭。投资者遭遇麻烦后，相关主管部门则相互推诿，行政不作为现象突出。乱作为现象也存在，据某直辖市市经委的相关信息，在当地民营企业投资的超市，每新办一个分店，都要到职能部门办理几十个前置许可证，盖几十个图章才能申请执照，且各区县收费标准不统一，就是同一区县同一部门遇到不同的办事人员，收费标准都可能不一样。

据中国外经贸企业协会信用评估部的调查，有四成左右的西部企业认为“体制障碍”是导致政府信用缺失的重要因素。可见某些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缓慢，公仆意识远未形成。

西部大开发不是“西部大开挖”

西部向来是中国的原料提供者。改革开放前期，沿海省市产业中能源和原材料工业比重在10%至30%之间，而中西部地区则多在50%以上。现在如此分工的格局有增无减。

西部拥有充足的原材料，这导致大量的动土开发。西部计划实施以来，众多重大工程和项目同时动工，有人调侃说，这是“西部大开挖”。

无论开发还是开挖，西部资源产品廉价输出到东部加工增值，以前就引发过“输血”和“抽血”的争论。西部认为我们的资源以超廉价拨给了东部，加工增值后的产品又卖回了原产地，这是抽血；东部则辩驳，中央长期对西部补贴，就是我们的加工增值所支撑的，这是东部对西部的输血。

开挖就要动土，而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60多万平方公里，约80％在西部；每年因植被破坏、干旱化而新增的荒漠化土地也大都在西部。不提高能源效率，不降低物耗，西部的资源再丰富也架不住如此开发。另外，单纯以矿业资源为依托建立的城市和经济体，一旦矿挖完了怎么办？云南的东川，甘肃的玉门，辽宁的阜新等都已遭遇类似麻烦，一些地区甚至已不适合人类生存。如果以已经危急的环境生态为进一步代价，西部的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宁夏、甘肃和内蒙都采取了将该类地区居民整体迁移到自然条件好一些的地方，让大自然休养生息的做法，这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另外，西部的教育生态也令人担忧。如果不能有效减少文盲，尤其是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准，西部非农产业和中小城镇的发展，将面临人力资源短缺的窘境。因为西部大开发必然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而文盲和半文盲缺乏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和管理能力。在中央政府有关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中，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改善、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和教育发展、进一步改革开放是五个重点，其中就包括了教育和生态环境，这表明，政府对这两个问题是有充分考虑的。但在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日程表上，这两项工作不一定排在优先地位，这何尝不是一种失职呢？

改革滞后导致发展滞后

笔者在国家体改委研究所工作时，通过在西部各省区的调研确认，西部发展滞后实际上是改革开放滞后的结果。观念落后是官民普遍存在的问题：排斥新鲜事物，不敢创新是其一，“等靠要”大概是其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按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的说法，就是要通过创新杀出一条血路来。东部已经普遍采纳的做法，西部有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固守陈规，其结果自然是贻误发展机遇。

我国600个国家级贫困县，基本分布在中西部。戴上了贫困县的帽子，就能享受财政上各种名目的补贴和财政转移支付，因此曾有如此案例：当县委书记在全县干部大会上面带喜色地宣布“我们争取上了贫困县资格”时，全场欢声雷动。官员们知道，从此便可以高枕无忧地吃上级拨的补贴了。即使有了发展，也要瞒下来，因为一旦“超标”而毕业，各种好处就没了——如此心态，怎么可能会给地方发展带来动力？

心态和心理的转变，比政策和体制的转变难多了，但再难还有比从计划向市场转型的改革难吗？就是非贫困县，发展上除了投资环境确实难有吸引人之处，体制障碍重重也是原因。西部要素东移一般遭遇问题很少，而东部要素向西移则障碍还较多。中西部只有着力改善投资环境，才能有效吸引投资，而做到这点，首先要深化改革，这主要反映在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三方面。所有制改革方面，中西部民营经济发展较差。东部的高速增长及就业，主要靠民营经济的增长，而国有企业在中西部工业经济中的比重没有显著下降，有的还略有上升。这种所有制结构特点，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育。经济结构改革方面，中西部的经济结构调整显然很不够，农牧业等传统部门所占比重仍然很高。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三次产业的比例跟沿海相反：农牧等第一产业比重超高，第二产业发育不良，第三产业主要是传统饮食服务业而基本没有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只有在生产性服务业的配合下，才能提高附加值，将知识含量在市场套现。而沿海地区这三大方面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笔者还要指出的是，在沿海企业的搬迁潮中，应警惕一种现象：部分在沿海地区生存不下去的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被饥不择食的部分县乡政府引进内地。笔者以前和时任乌鲁木齐市长的努尔•白克力聊天时，他介绍说，乌鲁木齐断然关闭了一些高污染企业，制止冬天空气污染程度的恶化。乌市因此得到了新的生机——环境改善了，客商愿意来投资的反而更多。这一思路，值得西部各级政府思考和借鉴。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