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中国的未来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陈志武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

过去的三十余年，中国的经济获得了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这一现象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关注，国际和国内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都非常热烈，但各方面的观点却大相径庭。有的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非常好的模式，并总结出了它的诸多特定，表示可以向国际上大肆推广;而反对的人则表示，所谓的“中国模式”实际上是既低自由又低福利而体现出“竞争优势”，不但没有推广价值，而且亟需转型。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所谓的“中国模式”?这一模式有什么样的优点和缺点?我们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如何转型?下一个十年如何避免落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带着这些问题，和讯网郭哲连线了远在大洋彼岸的著名学者陈志武教授，就这些话题一一进行了解读。

“中国模式”实际上很多国家都经历过

和讯网：最近几年来，国际和国内对“中国模式”的讨论都非常热烈，但各方面的观点却可以说是大相径庭，那么你认为究竟有没有一种“中国模式”?什么是“中国模式”?它有什么特点?

陈志武：如果说是中国经济体系、政治体系是不是跟美国或其他的私有制经济国家体系有差别，从这个差别的角度来看有没有中国的模式，那肯定是有中国模式的。但要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模式是不是很特殊，是不是以前其他的国家没有做过的，人类历史上没有其他的国家实验过，没有做过，从这个角度来讲，那肯定没有中国模式。

中国现在政府的权力，在经济领域里面无所不入，在金融领域里面占绝对的控制地位，如果以这两点作为特点，那要到历史上去找的话那太多了，19世纪后半期的德国是这样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当时的洋务运动也是这样的，然后到20世纪的时候，前苏联当然走到更加极端，甚至民国时期的30、40年代中国经济也是这样的，因为当时的民国政府有好几个部门专门管制，以政府资金渗透到不同的银行，包括现在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然后一些关键的行业里面也是有当时民国政府渗透进去。到后来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巴西就是这样的，跟现在中国的做法类似。那时候巴西军政府也是利用行政的权力、国家的权力去控制那些新兴现代工业、金融行业由，也是通过“铁公基”这些基础设施使它的GDP增长很多，有大概有15年、20年的时间巴西GDP也是按照8%到10%左右的速度在增长。所以从政府操控经济、控制资源或者直接通过国有制、公有制拥有资源，政府通过绝对的垄断和控制支配金融资源，由政府大规模征税这些方面来看，在19世纪后半期和整个20世纪不同国家都按照不同程度去这样做过。

这些国家的经历告诉我们共同的一点，到最后也许像人吸毒一样，可以去通过吸毒让自己可以“嗨”一段时间，“嗨”一段时间以后以为自己不是靠吸毒使自己变的那么强壮、那么肥胖的，以为真的是自己的健康，但是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国家最后都是以财政危机、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危机来结束这样的发展。所以我觉得一些人尤其是“新左派”去强调今天中国模式怎么怎么好，把它说成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说成是中国的5000年历史上最好的，讲这些话的人都应该去多看看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史，包括中国自己19世纪和20世纪的一些经历。

和讯网：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模式可以说有，但实际上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而且这种模式并不是一个好的模式?

陈志武：对，如果是好的可以使中国持续稳定增长的模式的话，那世界不用等到今天需要中国向人们证明，早就有很多国家尝试过了。在当初的互联网泡沫时期，很多的人说这次跟以往不一样，1998、1999年都是这样的，到后来发现那一次泡沫仍旧是泡沫，最后还是破灭了。

很多人说现在中国跟以前那些按照类似经济模式、经济模式去实验过的国家不一样，这一次不会有问题的，就像罗奇说的中国的决策者总是可以发现问题看出问题，然后做一些调整，我觉得这可能是他良好的愿望，因为中国也是人，人有一个通病就是不悲观，再那些问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之前，总觉得还没有什么问题，越来越自信，这种情绪不管当年的巴西还是德国，不管是前苏联还是晚晴中国、民国的中国、日本等等都是试过这种做法的国家，当时都以为自己可以逃 开其他国家最后的命运，但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逃开。

当前的中国就像温总理讲到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绕不过去了，你想要跳过去不经历这样很难，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但是总理讲完了以后，那么多的媒体和相关机构都出来说，中国政治改革已经进行的很好了，这样子说又把生活中、社会中明确存在的问题变得好像没有看见一样。人的社会就是这样，问题总是假装没看见最后就会以危机的形式表现和暴露出来。

未来5、6个月的外交格局变化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和讯网：“中国模式”之所以被热烈讨论，关键还是认为正是这种模式是的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成功。你怎么看待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

陈志武：当前经济形势不管从那个角度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点。第一个很明显的就是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依赖出口、依赖投资的模式增长方式，已经是形成惯性了，出口市场的空间越来越小，金融危机把WTO红利消耗的差不多了，当然很多人说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实际上相当程度受益于WTO，而现在WTO红利也用的差不多了。

第二个因素就是整个世界经济环境、政治格局的转变。2009年、2010年中国所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国际贸易秩序转折期。中国过去一年在亚洲的外交很严峻，到目前为止这种外交局面还并没有影响到中国经济领域和国际贸易的情况。但是如果再过6个月，中国的这种外交格局仍旧持续下去的话，肯定会影响到经济和贸易领域。因为在“9.11”事件之前，美国的商界领袖、军队的将军、负责国家安全那些官员就已经在各种媒体上做了很多的呼吁，呼吁美国的商界、跨国公司要减少对中国的投资，减少对中国的出口产品的依赖，因为它们觉得美国的社会、经济、美国的企业对中国的经济、对中国的商品依赖度过高的话，会对美国的战略安全会构成威胁。但是后来9.11以后就把美国整个的注意力从中国转移到中东和阿富汗了。所以回过头来看，WTO红利是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9.11事件实际上为中国后来10年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但是现在美国慢慢从伊拉克战争，从阿富汗战争中抽出身来，就又有精力来对付中国了。

未来5、6个月是很关键的，如果未来5、6个月中国在亚洲面临的这种外交格局没有好的改变的话，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压力。国内经济领域里面还没有太多的人关注这个问题，总以为政治就是政治，经济就是经济。

和讯网：这两者实际上密不可分的。

陈志武：对，但实际上如果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变化的时候，的确政治就是政治，经济就是经济，各玩各的。但现在的局面是整个格局的大调整，所以这个会对中国2011年和2011年以后的经济构成新的挑战，而这种挑战是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绕过去的。解决挑战的办法，一个是中国外交重新要进行思考，中国到底是希望建立和维持什么样的世界秩序。第二更关键的是中国的增长方式，必须要往民间消费带动型增长方式转变。

眼前最大的挑战是“泡沫双雄”及通货膨胀

和讯网：确实，中国现在的经济主要靠外贸和投资拉动，而我们对房地产的依赖更是巨大，如果夸张一点说，中国发展就是房地产发展，你怎么看待中国过渡依赖房地产产业的状况，它会对我们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如何看待房地产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你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否过度依赖房地产业?这对我们的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是否需要调整?如何调整?

陈志武：如果说中国现在哪个领域泡沫是最大的，那肯定是房地产，这个是很明显的。当然还有一个泡沫就是各级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泡沫，那个因为没有价格衡量，所以很多人不一定能看得到。但是地方政府基础设施项目的泡沫，最后很可能会对中国银行体系、金融体系带来大的冲击。

和讯网：对，现在特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一块风险非常大。

陈志武：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失控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称为中国的泡沫双雄，在这双雄泡沫中间，其中一个出现大的问题，就可以把中国经济、金融体系、财政系统会拖下水。

当然，2011年另外一个在眼前的挑战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如果失控的话，会对中国过去20年左右金融化、资本化的发展构成很大的挑战。通货膨胀一旦失控，金融资产等任何以金融票据为基础的价值载体，都会被人们遗弃，资金会更大规模的流向看得见、摸得着房地产和其他实物资产。如果真这样，可能会从根本上行成对2011年经济增长的打击。

如果通胀的压力进一步上升，房地产价格会更加泡沫化，股票市场和其他的金融证券、票据市场都会受到更大的打击。金融市场本身就是一个为整个经济供血的体系，它的供血的功能会大大被失控的通胀局面给压下去，进而严重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拉美国家在80年代、90年代经常经历这些事情。

另外，通货膨胀对社会会带来大的冲击，特别是对于中低收入阶层、农民，对他们的打击会不成比例的大，一般来说我们认为通货膨胀是把老百姓的财富以看不见、摸不着的形式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里面一种方式。

西方更多怀疑的声音没有传到国内

和讯网：你刚才说了中国新左派对“中国模式”非常推崇，其实西方经济学界好像也是这样，一些学者表示，现在国际上社会学界、政治学界对中国批评还是有的，但是在经济学界我们所看到却是一片赞扬声，一开始是“左派”、凯恩斯主义者赞扬，说中国不搞自由放任，真好!后来“右派”也跟上来，说中国不搞福利国家，真行!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是真心实意的赞扬中国吗?

陈志武：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国内的媒体总的来讲更喜欢去说好的，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学者说中国好，国内的大报小报互联网就会到处都登了。但是沉默的是大多数的人，他们不一定会去说，即使这些人去说了什么质疑的话，国内的媒体不一定会转载和报道。由此产生一种结果，因为以自己愿望所带来的选择偏差，让国内的读者和老百姓产生一个让自己很“嗨”那种感觉。

当然我不是说在美国没有人赞扬中国目前经济和政治体制，这样的人肯定是有的。但是我所看到更多是质疑，更多持怀疑态度的人，但是这些人的声音并没有传到国内，在国内媒体并没有反映出来，大家从报纸上、电视上、互联网看到的和现实是不一样的。

第二这个事让我看到那么多人很容易健旺，那些学者，包括那些“新左派”和“老左派”的人之所以喜欢那样，就是因为他们喜欢专门去看自己愿意看到的东西，根据他们自己的价值偏好来看待中国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客观来讲，尤其在现在这种时候，稍微认真的一些学者、知识分子和年轻人，甚至是老年人和决策层的人，多去了解一点世界经济史，尤其世界在19世纪后半期、20世纪前半期各个国家和全球经济史，经济变迁的过程和历程，包括经济模式、政治模式的选择和经历、最后的结局，特别是多去看看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巴西的情况和当年苏联的情况，可以让决策层和整个社会更加冷静，对中国过去30年、现在和未来的情况能够有一些更理性、更清醒的认识。

和讯网：还是有不少人是比较清醒的，比如有学者就认为，“中国模式”实际上是既低自由又低福利而体现出“竞争优势”。

陈志武：是这样的，这样的经济发展又有什么意义，人这样活又能够有什么意义呢。

和讯网：我以前跟你讨论过杨小凯、林毅夫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问题，现在杨小凯先生早已经仙逝，林毅夫先生则已经贵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那么你认为从中国这些年的发展情况来看，谁的判断更为准确?

陈志武：现在我们每天在互联网、纸媒上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故事，大家不要把这些看成是一些孤立的事件，实际上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联系，就是政治经济制度，是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的政治和法律的制度，这就是后发国家劣势今天通过这些具体的方式表现出来了。

中国的发展恰恰验证了“华盛顿共识”

和讯网：说到发展模式，我们不能不提起著名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怎么看待这两个“共识”?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不同?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诸多困难，是否意味着“北京共识”存在着很大的不足?

陈志武：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蛮有意思的，中国过去32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相当的程度上恰恰说明了“华盛顿共识”在中国得到了验证。因为中国的起点是政府无所不管的，大家都是国家的人，是单位的人，而那些单位都是国有的单位，包括私人的婚姻、恋爱到生儿育女，到养老，还有住房，什么时候可以结婚，什么时候可以生小孩，生多少小孩，全部都是由行政权力来控制，都由领导来控制的。如果说“北京共识”很伟大的话，那么1978年以前那个时候的中国模式应该比现在方方面面会更强，但是为什么要改变呢，之所以要改革就是因为以前的模式不是一个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更不能让全社会的人们生活的福利的一个制度架构。我们看到过去的30几年，随着政府的行政权力从经济领域退出，退出的越多，整个经济活力和大家的财富增加的就更多，这个恰恰说明华盛顿共识开的那些药方，至少对中国来说起到了解放人的创造力、解放人的活力这样一个特点，中国的经历恰恰是证明了华盛顿共识的有效性。

现在不应该再“摸着石头过河”了

和讯网：“北京共识”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摸着石头过河”，你怎么看这一点?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现在还应该“摸着石头过河”吗?

陈志武：现在不应该再是摸着石头过河了。当时邓小平在80年代初提出这个可以理解的，那时候人们还没有感受到市场化以后、私有化以后社会的好处，因为大多数人都是没办法超出今天的经历去想人类社会的未来和人类社会规律性的东西，所以在那个时候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可能是唯一可行的做法。

但是现在，对于理性的人来说，他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意识到这种自由化、市场化的改革肯定可以给中国社会进一步带来好处，因为过去30多年已经亲自感受、体验到了这些方方面面的好处。那么在这个时候，应该是通过温总理所倡导的政治改革，面对真实的现实，就中国30年、50年以后希望达到的目标进行方方面面的制度架构和制度安排，选择今天就必须开始做的一些改革，包括宪政改革、政治改革和进一步增加司法独立性、增加全国人大体系的权力等等，这些改革是不应该再回避、再推迟了，所以现在不能再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哲学去度过未来的30年，那样做的话，最后社会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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