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用测速仪:中国的未来

 中国的末来

    所有这一切，看起来无比光鲜。毕竟，相对于民主制度的拖沓低效，一个专制政权要迅速修建些铁路、公路并非难事。大型国企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正在享受这些经济成果，不过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富裕，而且他们在这个越来越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受到的待遇越来越粗暴。即使有些中国领导人试图把中国导向新加坡式的发展道路，另外一些强大的力量却把中国往相反的道路越推越远。

    首先来看看中国正被全世界赞誉的方面：教育。在世界经合组织（OECD）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的最新世界学生排名中，上海学生在数学、科学和阅读能力排名第一，领先其他60多个国家的所有学生。同时中国的高等教育也被称为崛起中的力量。高等教育学校的数量在过去十年中增加了一倍多，从1022所增加到了2263所。接受学位教育的学生人数则从十年前的100万增加到今天的500万。

    迷人的美景背后，可能并不那么尽善尽美。崭新的大学校园足够宽敞，可惜它们的大门只为中产阶级无条件地敞开：中国贫穷的市民大多认为高校学费高不可攀。上海的中学也并不是PISA结果显示的那么出色。即使按照发展中国家的标准，中国对教育的投资也是一直很低。早在1993年，中国承诺要把国民生产总值的4%投入到教育上。到了2006，这个数字还是2%，达到4%目标的时间于是被推迟到了2010年。现在又被推迟到了2012年。中国共青团的机关报《中国青年报》的报道称中国地方政府用于吃喝的支出是用于16岁以下儿童教育支出的5倍。

   农村学校的情况更为悲观。最近政府取消收费，更多儿童有机会进入校园，不过这也刺激地方政府减少教师数量以减少开支。城市在教育上投资较多，不过要想让孩子上好学校，不找关系不送钱肯定是不行的。城市里最贫困家庭的儿童则无缘任何形式的公众教育。

   深圳的新市民社会就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子：慈善机构慈卫为农民工子女建立了一学校。城里学校拒绝接收的132名儿童在这里接受教育。他们的父母是在附近的一个核电厂打工的外地农民。表面上这些临时工的子女并未受到不公平待遇，事实上这些孩子就在深圳出生而且一直在深圳长大，他们中有些人一生都要在深圳度过。深圳人口总数超过1400万，其中常驻人口只有250万。  

   中国其他地区的地方政府对农村的态度如出一辙。中国主体税的大部分都会上缴给北京，然后中央政府把其中一部分退还给各省区，作为基本服务支出分流至更基层地方政府。入不敷出的城市只能依靠出卖土地寻求平衡，政府购买郊区地块出让给开发商，所谓购买还有个名字叫“强拆”，而开发商建好房屋后卖给富裕的城市中产阶级。财新网的报道称，卖地收入已占到地方政府收入的46%。这看起来很难持久。

   大惊小怪惹的祸

   很多人对公共服务的水平非常气愤，杨建昌也有同感。他是深圳市工商局罗湖区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他的工作职责是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不过杨先生作为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被誉为中国最负责任的代表而广为人知。

   2005年，杨建昌做出了一项令人意外的举动：开设个人办公室。人群和邮件蜂拥而来，大多是为了表达对政府的不满。过去五年中，他接受了2000人的3000多个案件。杨建昌的健康状况不好，同时屡屡受到威胁和殴打。很多出售不安全食品或从事其他违法活动的恶棍和官员被他送进监狱。当然还有很多人仍然逍遥法外，深圳的人们说这些人是“强大的利益集团”。不过杨建昌的存在有时让他们有所收敛。

  杨建昌是一名光荣的党员：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他身着制服与党内领导的合影。您可能会想一个立志消除腐败的政权一定会很欢迎这样的机构。现实是：去年十月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禁止个人设立办公室的法律。这项法律适用于全国各地，而且似乎已很快就见到了成效，杨建昌关闭了他的个人办公室。不过他仍然会收到大量的邮件，其中很多设置了收信回复，这样人们就能知道邮件是被杨建昌收到了，而且会被转发给相关负责人。

  所有这些都彰显出了大多数政府是多么的不负责任。大型跨国公司的老板要见政府高官非常容易，而一个中国老百姓要想受到基层官员的接见就是一种折磨：他需要通过不止一个办公室、警卫和冷漠的助理，而这些人想做的就是把他轰出去。

  地方大员们对北京政府也不是言听计从。在处理外国投资等重大国家事务或应对SARS疫情等突发事件时，中央政府能够促使各级官员快速行动。不过在其他问题上，地方政府往往是阴奉阳违。

  对高层聪明年轻的知识型领导人来说，他们面临的国家中期前景非常可怕。国家需要寻求一种更稳健的地方融资方式，必须改善目前基本医疗服务的覆盖水平，尤其是应对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老龄化难题。

  任重而道远

  温总理去年参加深圳建立经济特区30周年庆时，发表了很多言论，表达了对于执政地位的担忧。总理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深圳“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令国人瞩目。该市的政府部门已经缩减了三分之一，而且新聘用公务员全部是合同制。通过一个办公室，政府把某些工作外包给非政府组织。慈卫学校的创办人Sunny Lee指出：不久以前，像他这样的非党员要建立一所学校还是不可想象的。他说深圳市是“一个非政府组织的黄金国”。市区广告牌上的标语是“公民社会 共同成长”。

  不过，改革进展缓慢。有些部门合并了，原来的负责人仍然在做自己的工作。结果就是新成立的部门有大批的副职。机构依旧是复杂的：技术上这个城市的市政工作人员只有40000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指出：地方政府部门和开发商已经能置北京于不顾，因为中央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地方根本就没有具体的实施目标。如何改善当地人民生活的提案在人代会上一直被搁置，关于建立反腐委员会的讨论已是明日黄花。

   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大多数改革者要下放权力，不过一个喜欢控制一切的政府显然不能接受。金融危机的后果降低了改革者的声音。西方资本主义陷入绝境的同时中国国有企业和总体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却更加兴旺。

  中国向往新加坡和香港式的高效率社会，不过却对“小政府”的想法有所顾忌。最高层似乎也受累于这种矛盾。温总理呼吁深圳带头改革，几个月后胡主席也访问了深圳，却并无类似表示。

  从下往上的压力不会消失。杨建昌的办公室没有了，网络论坛上对官僚的诟病从未停歇，虽然没有或无法出现涉及官员的名字。北京政府最后将不得不进行政府改革，就像当然邓小平极力推行经济改革一样。

  在此之前，无论达沃斯参会者怎么想，中国不会在政府行为方面为世界提供什么经验教训。如果西方希望中国改进处理事务的方式，寄希望于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改革更为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