肚子胀气怎回事:遇害军统站长：曾为刘少奇同事 身份仍成谜

核心提示：而周世光甚至不知道这个儿子的出生，他一心北上潜伏。1934年周世光联系上了昔日在安源的同事邓文仪，这位中国驻苏联使馆的首席武官曾经担任过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周世光和他联系上之后，加入了蒋介石的南昌行营成为情报人员。

上世纪80年代，湖南娄底市修《娄底市英烈》一书，将周世光为抗日牺牲的光荣事迹列入，但当时负责娄底市地方志编修的干部也不能确定，到底周世光是带着命令潜入了军统，还是脱离共产党后加入了军统？而革命低潮期，确实也有很多人在压力下重新做了抉择。

为了搞清楚父亲的身份，在因为反革命罪坐牢数年之后，周汉君找到了当年和自己的父亲一起从湖南逃到安徽避难的陈恕，陈恕后来在一所县城做小学老师。

“你去找刘少奇，他是你父亲的老同事，他可以帮你。”这是陈老师对周汉君的建议。但是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周世光到底是不是中共潜伏者？（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13期，作者：汤涌，原题：《我的军统站长父亲》

年近八旬的周汉君希望有生之年看到民政部承认他父亲为烈士，七十年前他的父亲、军统北平站负责人周世光被日本宪兵队毒刑拷打后残酷杀害

安徽省黄山太平镇的一个村子里，79岁的周汉君一直忙于寻找关于父亲的一切资料。他的父亲叫周世光，1938至1940年曾经是“军统”北平站的副站长，由于当时的站长马汉三长年在后方，周世光其实是当时军统北平工作的实际负责人。

“我父亲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英雄。”周汉君无数次对自己这样说。为此，他坚持搜索着自己记忆当中关于父亲的一切细节。

潜伏者周世光

“大丈夫，死就死了。你不要太难过。”这是周汉君记得的父亲最后的话，那是1940年，他9岁，父亲周世光被关在北京大学沙滩红楼地下室里，刑痕累累。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宪兵队把这所名校的地下室变成了一个审问拷打的地狱。

那一次母亲去给父亲送换洗衣服，周汉君只记得母亲不停地哭，而父亲，说了这样一句话，轻描淡写，没有那种后来的电影里烈士就义前的威武。不久，周世光被日本宪兵杀害，年仅32岁。

周汉君和父亲前前后后一起生活过两年时间，但在四个兄弟之中，他已经是和父亲相处时间最长的一个了。1935年底，经过蒋介石的南昌行营的训练后，周世光和后来任军统督察长的乔家才来到北平，周担任军统北平站书记。北平沦陷之后，周世光担任军统北平站副站长。

“那段时间我家经常搬家，”周汉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1939年3月我和母亲到北平找到了我父亲，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搬了六次家。我至少记得小席胡同十一号、东城贡院七号、护国寺后院七号、府右街还有一处，90年代的时候我出差去北京，还曾经去找贡院我们曾经住过的房子，还在那里。”

做间谍的儿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周汉君曾经对一次搬家印象深刻，父亲急急地回来，说赶紧收拾，一家人上了人力车，邻居问起，周世光说，“带‘小蹦豆’（周世光的女儿，周汉君的妹妹，后来夭折了）去看病”。但是洋车进了协和医院，周世光绕上几绕，坐上别的车带着全家到了一处新家。周世光把儿子叫到跟前：“你这几天先不要出去玩，如果有人问你，你就说姓李。”周汉君则看到了父亲拿到了新的“良民证”。

周汉君近距离接触情报人员，是有一次父亲带他去澡堂泡澡，在池子里和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聊了很久，周汉君发现那人把指挥刀和脱下的日式的军便服放在更衣处。周汉君童心大起，想把刀拔出来却不会拔，刀的主人看见了哈哈大笑，把周汉君抱过来教他如何拔刀。

当时周世光曾经以中国大学助教、燕京大学职员的身份在北平活动。燕京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的学生当时都被认为是比较爱国的学生，周世光也主要和这几个大学的师生来往，从中发展爱国学生从事情报工作。周世光曾经和辅仁大学校长英千里（英若诚的父亲、英达的祖父）来往密切，周汉君也曾经见过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校长。周世光被捕之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还曾经派人来周家探望过周汉君和他母亲。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国校长司徒雷登和英美有密切关系的英千里都被日本宪兵抓进了监狱。1938年，周世光曾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过一次，由于应付得当，化险为夷，幸免于难。

“我们家也来过西什库教堂的神甫。”周汉君说，“我多年之后查资料才知道，原来那曾经是（军统）北平站的一个很重要的联络点，其他的，还有洋车行和鲜果店。”

平津两站被破坏

电视剧《潜伏》中描绘的军统天津站，在抗战爆发之前曾经是一支非常强大的特务力量，当时的军统内部认为天津站玩枪的实力第一。但是1938年之后，天津站的战斗素质大不如前。按照后来去台湾的“军统督察长”乔家才1990年时的回忆，当时他也观察了老部下周世光领导的北平站，北平站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周世光“斗志高昂、精神旺盛”。但周世光告诉乔家才，北平站的李少白已经背叛，已经获得了制裁李少白的许可。乔家才认识李少白，认为是一名青年才俊，因此建议周世光谨慎，最好把李少白送回重庆细细审查。

不过李少白很快就被“执行了”，这次有争议的执行家法是由北平站李广和进行的。乔家才认为此人是一个爱吹嘘的人，居然敢带着手枪在北平街头逛，遇到同乡就跟人推心置腹，说自己是军统的中将特派员（当时戴笠只是少将），李广和被日军逮捕后投敌，因为自吹中将还曾被日军派回重庆去劝降。

李少白被发现埋在了西直门内的一个葡萄园里，由于尸体埋得很浅，很快就被日本宪兵发现，并开始调查。日本宪兵队给当时的《北平晨报》提供的消息称，“其同伙间之私刑，极其残酷……转变者一名，系袒在雨中之葡萄园被扑杀。”

此时的北平站已经危机四伏。乔家才后来在台湾《中外杂志》发表回忆录，题为《想当年在敌后》，详尽地谈及周世光牺牲的始末。他曾建议天津站曾澈和北平站周世光都尽快离开，但两人都认为自己的工作没做完，不愿意走。1939年中秋节过后，天津站站长曾澈和两名组长、一位军事特派员遭到日本宪兵逮捕。此时重庆派来的新站长刘艺舟也来到了北平，但是周世光认为自己筹划已久的计划还没完成，没有交接工作。乔家才劝周世光：“天津出事、危及北平，应全力防范，不能再作行动，给日本宪兵以侦破机会。”

“北平没有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比不上上海，也比不上天津，我实在没有脸回去见戴先生（戴笠）。”周世光表示。乔家才则认为在沦陷区周旋了两年，已经是有不少苦劳了。他们谁也没能说服谁。乔家才感到风声越来越紧张，脱身去了张家口。周世光与李广和则在西单附近开枪打伤了一名地位很低的汉奸，这一枪导致了军统北平机关的全面暴露。

1939年10月24日，周世光在与人接头时被捕，囚禁于北京东城沙滩的日本宪兵队。日本宪兵发现北平站有一个庞大的刺杀计划，包括杉山元大将（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喜多诚一中将（日军在华北的特务头子）、王克敏（伪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伪内政部总长）……

那一批被杀害的平津两站重庆特工一共有14人，21人被判处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还有2人病死在狱中。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戴笠传》下册中，有“从容就义谈何易”一章，提到“北平区副区长周世光一一都死于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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