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脏再造术的骗局:遇害军统站长：曾为刘少奇同事 身份仍成谜2

烧掉“哀荣状”

周汉君在父亲被逮捕后也被关进了北大红楼的地下室，关了整整一夜，后来日本宪兵认为他们母子身上问不出太多东西，就把他们放了。

在目睹父母诀别之后，周汉君再也没有见过父亲。1940年8月25日的《北平晨报》号外刊登伪中华社消息，题目为《京津蓝衣社机关破获·首领曾澈等均被捕·遍张谍报网谋暗杀中日要人》，文章称周士光（周世光的化名之一）已经被处以死刑。周汉君的母亲黎绛英曾经去北京先农坛、地坛、永定门、八圣庙等刑场的坟地去找丈夫的尸首，都没有找到。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给周世光的家人颁发了“陆军预备16师上校参谋周士光抚恤令”。1947年，在戴笠飞机失事死亡一周年的纪念仪式上，周汉君作为遗属代表受邀参加，他的父亲周世光被追认了一个少将军衔，周汉君得到了一张有蒋中正签名的“哀荣状”。

在“国防部二厅”长长的走廊上，挂着军统能够找到的所有遇难者遗照，周汉君看见了自己父亲的照片挂在右手边的墙壁上，工作人员告诉他，“你的父亲是一位英雄，他是为国捐躯的。”

那天蒋介石、毛人凤和周汉君握了手，晚上有大规模的招待宴会和堂会戏，周汉君还记得当晚的戏是程派戏《荒山泪》，一部反战的戏。周汉君还见到不少像他这样的军统遗属，这些未成年的遗属子女一直得到“国防部二厅”提供的学费和膳食费，直到蒋介石逃离南京。当时有几个工作人员还给互相介绍，“你们不认识吗？你们的父亲是很好的朋友，是同事……”但是那些年纪相仿的少男少女后来少有来往，他们在1949年走上了不同的路。

因为有一个“大特务”的父亲，1952年，刚刚21岁、曾任安徽石台县县联社供销总社会计的周汉君在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当中，被以“贪污罪”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周汉君在监狱里待到1956年才收到了判决书，判决书的说法是：“有贪污行为”“对自己的父亲是特务，不以为耻反以为功。”

刑期是有期徒刑三年，周汉君出狱的时候，监狱的负责同志对这位南京市立一中高中毕业、能写能算的年轻人依依不舍，“不如你呆满第四年，我们给你开工资好不好。”有点像《肖申克的救赎》。

周汉君谢绝了监狱的邀请，回到村子里成了一名农民，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重新回到当地的供销社货栈工作，那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上世纪90年代，周汉君才开始了为自己“翻案”的漫长努力，终于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干部身份。

而令周汉君万分遗憾的是，入狱时，周汉君的家被搜查过一次，后来反右和文革的时候，他的家又被抄过两次，他坚持把有“蒋中正”签字的军统烈士遗属“哀荣状”藏到了文革抄家之前，心里太害怕，还是在1966年下半年烧掉了。

错综复杂的身份

周世光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乱世中，因着大时代的影响，个人命运有了太多戏剧性因素。

“他到底是国民党，还是潜伏进国民党的共产党？”这个问题曾困扰了周汉君很多年。

在追寻父亲的身世的过程中，周汉君发现父亲周世光其实是湖南娄底人，在湖南他叫做周华封，娶妻曾谷珊，育有两子。可以确认的是，他在大革命时期曾经是一位共产党员，1926年曾经去安源发动过工人暴动。1928年革命转入低潮，周世光逃避追捕去了安徽石棣（后为石台县，今属于黄山市），在那里和小学教员黎绛英结婚，生下周汉君。

在湖南家乡，周世光曾经被认为是一个被民团逼得下落不明的共产党，第一个妻子曾谷珊也不知道周世光后来做了军统特务，他在湖南的儿子周鼎基还以“革命有功人员子女”享受过少征公粮的照顾。

而周世光甚至不知道这个儿子的出生，他一心北上潜伏。1934年周世光联系上了昔日在安源的同事邓文仪，这位中国驻苏联使馆的首席武官曾经担任过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周世光和他联系上之后，加入了蒋介石的南昌行营成为情报人员。

上世纪80年代，湖南娄底市修《娄底市英烈》一书，将周世光为抗日牺牲的光荣事迹列入，但当时负责娄底市地方志编修的干部也不能确定，到底周世光是带着命令潜入了军统，还是脱离共产党后加入了军统？而革命低潮期，确实也有很多人在压力下重新做了抉择。

为了搞清楚父亲的身份，在因为反革命罪坐牢数年之后，周汉君找到了当年和自己的父亲一起从湖南逃到安徽避难的陈恕，陈恕后来在一所县城做小学老师。

“你去找刘少奇，他是你父亲的老同事，他可以帮你。”这是陈老师对周汉君的建议。但是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周汉君也曾经找到过以前和父亲同事过的熊召璧女士，她曾经被军统安排扮演过周世光的“假太太”，在真太太到北平后就搬走了，有点像《潜伏》里翠平的角色。

她被日本宪兵队拷问后释放，抗战胜利后曾经在南京遇到过周汉君，周汉君问起自己的父亲，她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他为人审慎，从不多言，不知其渊源。”熊召璧说。

随着知情人的相继离世，周世光的真实身份成为了一个难解的谜，但是他为抗日捐躯的事迹毋庸置疑。

1984年周汉君重新工作之后，曾经借去北京出差的机会找到民政部，询问能否承认自己的父亲为烈士，但是当时的政策是，“国民党军队将士在正面战场上牺牲的，可以追认为烈士。”当时接待周汉君的干部非常尴尬地说：“您父亲是被宪兵队逮捕杀害的，不符合条件。”

2005年4月，两岸关系出现转机，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周汉君又一次找到民政部，得到的回答和21年前如出一辙。

“我只想问一句，我父亲因为抵抗日本侵略而被宪兵队杀害了，你说，他应该算是什么人？”周汉君这样问每个有关部门接待来访的干部，而回答几乎一致：

“从个人感情上，我认为他是民族英雄，但是政策……”

周汉君手头父亲的纪念品寥寥无几，几张父亲手写的信封，几张老照片。他本来有一张父亲手写的遗嘱，是母亲拿回换洗衣服时在血衣里拆出来的，显然这是一封早已写好的遗书：“吾为国事，今以身殉，从容就义，古人难之。吾获师承相国文公（文天祥），凛存燕都之正气，虽死犹生……”

周世光的这份遗书在周汉君被判刑的那一年，被安徽石台县法院拿去装入了案件卷宗，现在周汉君只保留着复印件。

当然他忘不掉里面的任何一个字，他已经默默地背了成千上万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