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比亚6寸用什么装备:广播生涯中的金色音符

中广网    01月20日 11:53
刘振敏/文
庆幸自己与广播有缘。
第一次接触广播，是1956年上高二时，被请到河南南阳市文化馆广播站简陋的机房里，对着话筒讲话，号召青年积极植树。农村丫头显得惊奇、胆怯。
第二次发现广播，是1959年在北京的国庆之夜，在景山公园联欢。我指着一座镶着串串黄灯的尖高楼，问学姐李恂：“那是什么单位？”李姐答：“广播事业局”。无知的大学生在向往、期盼。
第三次是1961年8月，我走进这座米黄色的苏式广播大楼，正式成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员。热血青年激动、感恩。
人民广播迎来了70个春秋。我在这个多彩的旋律中，已度过了49个冬夏。我在中央电台做了49年时事政治记者，采访过我国许多重大政治外事新闻。追忆往事如流水那样平凡，有兴奋、辛酸；有成功、遗憾；有欢笑、泪水；有痛苦、甜蜜。故事多多，、一些金色的音符时常会在我的脑海中回响、跳动。
周总理给我批示“同意”的条子
我最愿意采访周恩来总理的活动，每次见到他，就像见到了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也许是我头上的小辫梳得太歪的缘故，周总理很快就记住了我这个土拉巴唧的小记者。一次，在东郊老飞机场的休息室里，周总理进来了，我赶快躲在一旁不言语，谁知他主动与我握手，还伸出左手食指，指着我说：“广播电台的！”
1967年10月7日16：00，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这里会见3个国家的11个代表团。那激动人心的场面、那丰厚的音响、那辉煌的灯光，激发了我的灵感。过去，这样的活动只写“谁谁见了谁。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地谈话”就可以了。而这次的机会难得，如果按常规的办法处理，就太可惜了。然而，那个年代还没有人敢突破格式。正在为难时，我想到了周恩来总理。于是，随手撕下一张稿纸，翻过来，歪歪扭扭地写下几行字：“总理：广播电台用此稿时，再配上现场的欢呼声、鼓掌声的实况。是否可以？”由于我从来没有写过什么请示报告，新华社记者汪波清又帮我填上“请批示”3个字。不一会儿，我就看到周恩来总理在我的那张纸条上用铅笔工工整整批写了“同意7 /10”。我高兴极了。当晚的《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用录音报道的形式播出毛主席会见外宾的消息，这算是广播史上的第一次。
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又为我念了一遍
在印度尼西亚反动政权掀起一股反华浪潮的情况下，1966年4月15日，全副武装的法西斯暴徒，翻墙冲进我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企图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赵小寿等8位同志保护着旗杆，维护祖国尊严。在枪林弹雨中，子弹射进赵小寿的胸膛。年仅25岁的赵小寿危在旦夕，被送回国抢救。
1966年4月27日上午，我背着笨重的录音机到北京阜外医院采访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看望赵小寿的现场。
陈毅把一束鲜花轻轻地放在小赵的床头并握着他的手说：“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和国务院来慰问你。你经受了考验，你是好样的。大家都要向你学习”。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只见陈毅从裤兜里掏出三四张白纸，并且笑嘻嘻地说：“我为你写了一首诗”。接着，他就用浓重的四川话大声朗读了起来。
从广播媒体的特点出发，可以采播一篇很好的录音报道，况且在广播史上还从来没有播出过陈毅亲自朗诵诗的节目。可惜，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机的声音太大，杂音压过了陈毅的朗诵声音。我实在不愿失去这个机会。于是，怯生生地小声说：“陈老总！您能不能再念一遍？”陈毅看了看我手中的话筒，爽快地答应：“好嘛！再为你念一遍”。这是陈毅在广播中的绝唱。几天之后，还有人学着陈老总的四川话对我说：“好榜样！好榜样！”
刘少奇当选主席那一刻
广播的优势之一是时效性强，可以让听众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所发生的重大事件。
1964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选举。当时的选举方式非常落后，现场没有表决器，没有可视大屏幕。发票、投票、计票都是“手工作业”。在没有手机、呼机、对讲机的情况下，广播电台要尽快把这一消息传送给中国和世界人民，就采取老中青接力的方式发稿。即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副局长顾文华在大会现场听计票结果，电台时政组组长陈寰在大礼堂东门口看顾文华的手势，我死把着礼堂南边的电话亭，不让任何人使用。只要陈大姐的手一挥，我就立刻通知编辑部可以向国内、国外广播。由于事先已把刘少奇当选为主席、董必武当选为副主席的未定稿翻译成英文，选举结果一出来，两分钟就向全世界广播了。这样的时效在当时通讯设备还极其落后，外国记者不得入内的情况下，算是惊人的。
江泽民夸我普通话比他说得好
担任党的总书记不久的江泽民应金日成的邀请，访问朝鲜60个小时。1990年3月15日 ，金日成到百花园宾馆拜会江泽民。大家提前站在门口迎接。突然听到江泽民同志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昨天平壤欢迎的盛况。”这时，我很紧张。我深知因风大，通讯线路不好，音响欠佳，怕听不清楚，但又不好不回答。我轻轻地问：“总书记！您听广播了？”他说：“使馆给录的，送来了。”在场的新华社记者李生南嘴快，指着我说：“是她播的。”我在等待接受批评。没想到江泽民说：“普通话比我好多了！”一句话使我轻松了许多。我说：“不行，我是河南人。”他说：“河南是个好地方。有古城洛阳、开封。”他接着说：“广播电视是一门艺术。”他朝大门口望了望，断定金日成还没有到，又问我：“你从什么时候学的普通话？”我回答：“1957年来北京上大学，没有专门学过”。
1990年12月3日，我去北京郊区昌平县采访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水利建设。事先已宣布，领导人不对记者发表谈话，所以，警卫围了里3层，外3层，记者无法靠近领导，但我还是往里挤。我背着机器，一手录音，一手记录。突然，有人把话筒抢了过去。我抬头一看，是国务委员李铁映。之后，他又替我背着机器。江泽民也把话筒接了过去。他一口气说出我国有1133482503人呐！他说：“为了保证这11亿多人吃饱穿暖，我衷心希望我们每个人，各级干部永远不要忘记农业为基础。”在热烈的掌声中，总书记又把话筒递给了李鹏总理。这篇现场报道获全国广播特等奖。
1994年4月，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北京朝阳区碧玉公园植树。我手举话筒问江泽民主席：“您能不能说一句带‘春’字或者带‘绿’字的诗词？”我原以为他要背“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结果他回答得更好。他对着话筒，一字一字地吟诵：“春风杨柳万千条，6亿神州尽舜尧。现在尧舜更多了，多了一倍了，我国人口有12亿了”。这样的提问方式成为专家讲课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