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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融入宇宙大生命
摩罗
摩罗曾经生活在底层，对体制和人性之中的虐害有着痛切的体验。在破败的乡村苦苦煎熬过着贫寒而又屈辱的生活，而后打工谋生和流浪游学，最后读研又在都市勉强立身，多年辗转的生活，自然对苦难有着深刻的体验。摩罗曾在早年出版的《耻辱者手记》里这样说：“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苦难，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耻辱，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罪恶，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耻辱。”摩罗的出现打破了昏聩、朦胧、浑噩、冥味的平庸精神世界，迅速成为新一代人的精神起点。钱理群先生因此称，摩罗承续上了鲁迅所开创已中断了的“精神界战士”的精神谱系。后来，摩罗在回答人民大学学生提问时反思说：“一个人只有承担得跟鲁迅一样多，才有可能比他走得更远。如果没有这个前提，这句话就不要谈。很显然，在个人所承担的责任、苦难、痛苦、绝望以及反抗的猛烈与沉勇上，当代没有谁能跟鲁迅相比。”尽管，摩罗批评现实的丑陋、文化的疾患、精神的堕落，呼唤具有担当精神的知识分子的出现，但是，中国根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实际上还是一种集体主义式的思维模式，放弃了作为个体的责任。
在我看来，摩罗不是钱理群所说的所谓“精神界战士”，精神气质倒很象一个抒情诗人，就像他文章《站在自己墓碑上发问》中的毕巧林一样，在十二月党人进行社会变革失败之后，痛感社会层面改革的不通，回归到个人，开始新的灵魂层面的祈求。实际上呢，摩罗那里社会关怀相对较少，文章中更多关注的是信仰和精神层面的东西，他反复言说上帝、爱、悲悯和宽容，意义也即在此。摩罗说：“不是有一个慈悲的上帝，站在东正教教堂尖顶上，时时呼唤着迷途的羔羊吗？毕巧林为什么不可以以其虔敬的追求之心，博得上帝的抚慰吗？但是，不幸他生活在无神论占上风、上帝的辉光日趋暗淡的十九世纪，生活在一心要以人文主义理想来改造俄罗斯生活的俄国贵族阶级的文化传统中，要他将生命的热情从失败的痛苦中撤回，投向上帝的怀抱，这不是一朝一夕之间能实现的转变，甚至也不是毕巧林这一代人所能实现的。”这表明摩罗从毕巧林的不幸之中，开始明析了自己的精神出路。摩罗通过对近代以来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质疑，消解了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不切实际的华丽宏大的精神期待，转向成为独立的个体，并走向对信仰的求索，因大地的绝望而走向对天空的仰望。摩罗最近在《低调地生活，低调地写作》一文中承认，早年对自己缺乏的省察，他这几年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从来不用“知识分子”这个词，并反思到“可以把心思多多用于审视生命、体验人生，尤其多多用于细细体会那个超越所有个体生命的宇宙大生命。与其在俗尘中孜孜以求，不如与之隔着一条虚虚淡淡的小河，在柳枝摇曳的疏影中低调地生活，低调的写作，慢慢寻找个体生命与宇宙大生命的生物脐带和精神通道。”
摩罗对底层苦难生活的体验，使他过多感到了人在荒漠宇宙中的渺小，促使他关注生命和寻索信仰的根基。但在摩罗自觉实现了“精神界战士”的自觉变异之后，前期的激情不复存在。我要阐明的是，自救与救世，本就不是可分离的。自我找到精神的终极依靠，并不能使人因此安生。因为自我不是孤立的，是与社会关联在一起的。倘若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政治经济制度没有改变，小环境—个人信仰建得再美也无用。一个人就算有能力把自己从苦海中拯救出来，仍然面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地球不存，人将安在的威胁问题。人把握世界的真实手段，不能只停留在空洞的思想上，而在具体的践履的。摩罗称他最近几年以来的变化之一就是不用“知识分子”这个词，从而避免知行脱节精神分裂，这当然说明了摩罗对内的省察。一个人的求真欲，倘只驻足在思维阶段，他至多只是个有着良好的求真愿望，但不是纯粹的求真者。他至多只能做到思想的真实，做不到实存中的真实。摩罗果真找到战胜苦难的方式吗？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