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生平事迹及书法介绍

　　                                                                                       康有为照片.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长素、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晚年别署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出身于士宦家庭，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和学者，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一八九八年领导“戊戍变法”，失败后流亡国外。善书，取法《石门铭》，参以《经石峪》、《金刚经》、《云峰山石刻》等。符铸评其书：“盖纯从朴拙取镜者，故能洗涤凡庸，独称风格，然肆而不蓄，矜而益张，不如其言之善也”。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陈千秋、梁启超协助编纂 ）、《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欧洲十一国游记》、《广艺舟双楫》等。论书提倡碑学，攻击帖学，有尊魏（碑）卑唐（帖）之说，对清末书风，颇具影响。卒年七十。
　　
　　　

                                                                                           康有为书法斗方
　　
　

   　康有为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还是近代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他提倡北碑，领导了近现代书坛碑派的书法创作流派。他的书法影响了清末民初的书风。受其理论影响，同时期书法界许多人从碑版中寻找新的艺术资源，并通过各种大胆实践，体现出了各自与众不同的的艺术创造力。
　　　
　　
　　
　　
　　
　　　康有为在变法失败后流亡于日本和东南亚，此后他创作了大量的书法作品。尽管当时的他已经退出政治漩涡，但康有为仍然十分关心时局，也未完全放弃自己的政治信念和主张。作为康体书法的代表作，西安博物院收藏的康有为两副对联就深刻反映了他的这种思想。
　　
　　
　　

　　
　　
　　
　　上联书“斯文在天地”，下联书“孤愤寄山林”。上联右书“芝田贤兄卅年久别阅刦重逢临别写赠于长安”、左书“揖庭表姐丈惠存”。下联右书“愚表弟宋曾诒敬赠”，后有三方印模糊不清。左下落款“康有为”。



　　
　　                                                                                           康有为书法对联　　
　　　
　　

上联书“度刦在超脱”，下联书“游天解忧患”。上联右书“孟符贤兄久别人生多意癸亥冬再见于长安赠此解意”，下联左下落款“天游化人 康有为”。
　　
　　
　　
　　
　　两副对联的上联右上均有钤章一枚，内书“御赐天游堂”，下联左下有印两方，一为“康有为印”，一为“维新百日出亡二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
　　
　　　　
　　
　　
　　“斯文”代指儒家经典和思想。癸亥，甲子纪年法，公历1923年。“孟符”，清末民初陕西咸阳人李岳瑞的字，“芝田”，清末民初陕西醴泉人宋伯鲁的字，李岳瑞、宋伯鲁二人1898年曾积极参与以康有为为首的戊戌变法救国运动。宋曾诒，宋伯鲁之孙。
　　
　　
　　
　　
　　
　　
　　从其落款可知，这两副对联是康有为1923年11月受陕西省督军兼省长刘镇华之邀，西赴西安游历讲学时拜访戊戌变法中的同仁陕西宋伯鲁、李岳瑞两先生而为二人题写的。两副对联是康有为的“粗头乱服”之作，书法特征以圆笔为主、中宫紧收，四面放逸。用笔圆浑苍厚，收放有度，拙朴开张，迟送涩进，长撇大捺，通体风格酣畅淋漓，苍辣朴茂，颇能体现其才情与气质，堪称是康有为的以书寓怀之作。
　　

　　
　　                                                                                 康有为书法扇面.　　
　　　
　　
　　
　　

       由于自己从事的改造中国的事业一再受到挫折，步入晚年的康有为积极入世之心锐减，消极出世之心顿生。他逐渐退出政治旋涡，兴趣转向书画、古董、讲学诸方面，时常遨游世界各地，观湖光山色、名胜古迹，“天游化人”就是他的这种心境的反映。康有为的天游思想，始于1900年，这是他由积极入世进入消极出世的一个思想趋向。他把眼光投向了现实世界之外，神思天游。康有为早年曾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叹神州之壮丽，流亡期间又周游欧美各国，亲睹西方建筑之堂皇、物质之繁盛。随着对西方天文学的深入了解，他的感情又移向飘渺无垠的太空，被浩瀚无垠的宇宙所折服，感到个人的渺小。面对红尘中的芸芸众生，产生了遗世独立、飘然物外的心境，仿佛自己“心游物表，乘云气而驾飞龙”，又如庄周之梦蝴蝶。
　　
　　

　　                                                                            康有为书法对联　　
　　　
　　
　　
　

　    然而，天游倾向逃避人世，与康有为强烈的救世心愿相违背，因此，他的天游思想也在于“欲为吾同胞天人发聋振聩，俾人人自知为天上人”，启发同胞振作起来。1923年的康有为，已届66岁高龄，尽管已经淡出了政治的旋涡，但他依然关心着时局，关心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这两幅对联就是他当时矛盾心理的写照。
　　
　　
　　
　　
　　
　　
　　康有为是一位对现代书法史影响很大的大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他在清末之际惊世骇俗地提出了“尊碑卑唐”和“尊碑抑帖”学说，从而终结了中国古典书法思想史。他的书学名著《广艺舟双楫》，更是继阮元、包世臣之后，再举碑学大旗，将魏碑、北碑等推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
　　
　　
　

　　
　　
　　
　　《广艺舟双楫》问世前，书史中真正称得上书法理论之著作凤毛麟角。汉代赵壹的《非草书》是最早以书法为对象的文章，唐张彦远编有《法书要录》十卷，宋陈思编成《书苑菁华》二十卷，然不过是文集，无体系可言。至宋朱长文编撰《墨池编》，始分字学、笔法、杂议、品藻、赞述、宝藏、碑刻、器用八门，初见系统。明清以降，论书者虽众，但无一人能对书学作全面的叙述，包世臣《艺舟双楫》也只是零碎信札、论文辑成。唯《广艺舟双楫》体例严整，论述广泛，从文字、书体之肇开始，详叙历朝变迁，品评各代名迹，论述执笔用笔，权衡优劣得失，实为一部前所未有的系统的书法理论专著。同时，它又是继《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及《艺舟双楫》之后，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刻的总结碑学理论和实践的一部著作，从而使碑学成为有系统理论的一个流派，并在书法史上牢牢地占据了它应有的地位。
　　　　
　　
　　
　

　尊碑，是《广艺舟双楫》的中心思想。他认为碑刻有“十美”即“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志奇逸、精神飞动、天趣酣足、骨气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奉为书法的圭臬。同时他在书学上崇尚“变”，其认为：“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这对于后世书坛的演变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实现其书学思想，康有为在个人创作上，进行了大胆地实践。其书法从碑刻中汲取营养，尤其是在《石门铭》、《泰山经石峪金刚经》诸碑中获得结字造型和用笔方法，逐渐地涵养提炼，从而创造出独特的魏碑行楷书，这就是风格特出的“康南海体”。此体”体阔势宽，平正端庄，中宫收紧，下部疏散，结体疏密得宜，字风浑厚雄放，有纵横奇宕之气。从三个字可以概括“康体”的主要特点： “重”、“拙”、“大”。所谓“重”，指的是浑厚、凝炼，有金石之感；所谓“拙”，指的是古朴、率真、有生涩之感；所谓“大”，指的是险峻、舒朗，有高远之感。康有为的文章天下称道，他写的“康体”字大气磅礴，笔下生波澜，令其文风和书风互为映衬。
　　
　　
　　
　　
　　
　　
　　康有为在书法理论上的卓越建树，对中国书法史上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为中国书法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但需要指出的是，康有为在书法实践方面毕竟未能达到其理论上的高度，而且他所倡导的不无偏激的“尊魏卑唐”“尊碑抑帖”，实质上也使他的书法实践在一段时期之内进入了一个“死胡同”。这个似乎和他在政治方面的表现有一脉相承之处。他本人在后来也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转变某些观点，积极向帖学取法。但由于一个人一生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难免会留下许多遗憾。因此，我们今天面对他的理论和创作，都要以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来对待，既不宜盲目崇拜，也不宜随意轻视。唯其如此，我们对前辈书家的研究和学习才更加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