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的世界大师被我们妖魔化

40%的世界大师被我们妖魔化

主持人苏小和：今天我们请到非常有才华的、也很知名的读书人余世存老师。还有最近很火的乡下孩子十年砍柴、张翕老师、老嘉宾张弘。很多人看过世存老师《非常道》的第一本，最近又出了一本《非常道2》。张翕老师说这是一本非常好的公民教育的读本,我觉得这个解释很准确。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

嘉宾：十年砍柴、张翕、苏小和、余世存、张弘（从左至右）

余世存：今天把“砍柴”请过来，我还是非常高兴的，我觉得我和“砍柴”这些农村来的孩子，有一种基本的底色没有变——一种对农村天然的感情，对社会的平民精神，或者平民生活的一种坚守。“砍柴”说IT工作者、打工的人现在成为他的读者，我觉得这很好。我的两本《非常道》也希望是这个社会最广大的平民大众。我觉得它还是一个通史教育、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是想拓展一个社会的公共空间或者公民空间。它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或者专业上的作用肯定是“卑之无甚高论”的。我希望更多的读者把这本书当做一本枕边书、入门书。它肯定不是一个成体系的导师式的书，或者成形的建构某种思想观念的书。它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参照，但这个参照本身已经给大家提供了某种开放性或者敞开性。

我有时候觉得也很遗憾，这本书假如出现在八十年代它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知道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文和社科类的书动辄都是发行百万、几百万。但是这本书现在的遭遇不算太好——虽然在出版系统它已经很好了。这也促使我思考，我们号称改革开放三十年，但社会不是更加开放了，而是更加狭隘化了或者圈子化了。虽然我们有更多的的知识产品，但是在大众文化和市民社会当中，这种公共知识产品是不多的。而且即使有了这种公共知识产品，这个社会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这是我想表述的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我这本书希望让社会上更多的人，对人类的知识总量抱有足够的尊重和足够的信心。我当年读北大中文系的时候，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对国学、对经学，对传统文人的诗词歌赋几乎是不屑一顾的，看都不看，一棍子打死。或者轻率地判别它，说它是代表迂腐的、腐朽的、遗老遗少的东西。回过头看，我的知识结构是有严重的缺陷的，补齐这个工作几乎花了我一、二十年的时间。今天我可以心态平和地跟大家做一些交流，跟学术界、知识界的同行做一些交流，我觉得是因为我知道，我们面对了一个浩瀚的人类知识背景。在这个知识海洋中间，任何的知识碎片都不足以去审断这个知识总量。

我开玩笑讲，中国社会目前变得越来越简单化，“左”和“右”几乎是水火不容，包括知识界“左”“右”的分歧，都面临着一个危机。好像大家都觉得社会问题到了一个严重的时刻，非常想迅捷地提供答案和表述对中国前途的关注。但是我觉得他背后倚仗这样的知识资源、思想资源肯定是有问题的。他在跟这个社会进行风车式的较量的时候。其实不是他在较量，而是他头脑里面最敬服的一个知识人或者一块知识资源和这个社会发生了冲突。我现在较为系统的把这个东西表述出来，希望读者能够看到我们已有的知识的丰富性和浩瀚性。这样我们面对文明知识的时候，就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尊重，或者建立起我们知识的尊严。而不是把某一个门类的知识像宗教信仰一样去信仰它，再用它来审判我们现实，或者校正我们的现实。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足够让我们有信心往前走。这就是我最近经常说的，人生没有绝路，人类也是有希望的。我希望这本书给大家提供的一个答案，希望读者通过阅读这本书能够确立起生活的信心。这本《非常道》没有更多、更深的意义，只是在常识意义上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所以有时候看到大家对这本书把握不够的时候，我都很着急。为什么没有更多人来关注这本书呢？多一个人读这本书，就会少一个年轻人去唱红；多一个人读这本书，就少一个人变成知识暴发户的信徒或跟班了。

主持人苏小和：在我看来第一本《非常道》主要是中国语境，第二本《非常道》应该是世界语境。这个您跟我们讲一讲。

余世存：写完《非常道1》的时候，莫之许（图书策划人）他们希望我做这本书的工作。但是做完一本后已经是很累了，不太想做这个东西，也没有下定决心。只不过有这个意识，所以读书的时候也会留意，继续做这方面资料的搜集。但那时候我的阅读又转向了先秦时代，我在云南大理住了两年多，也是读古书。读《左传》、《春秋》、《庄子》、《老子》、《易经》……国外的启蒙时代以来的历史和人物传记都是读闲书的办法，不是很刻意的。

2009年的时候，《中国不高兴》这本书出来了，我当时还住在道观里。有人就跟我说，有一本《中国不高兴》专门骂你的。那时候我还很奇怪，他那个标题很耸人听闻，取得还不错，但是一看内容，没法看。我在云南一个边陲地带想这事的时候，也很同情他们。我觉得他们有一种“我们富起来了，我们不差钱之后，我们要有一种国际的身份”的感觉，这是一种身份认同的焦虑感。只不过他们的断言都是过于简单化，过于急躁了一点。我觉得既然他们有这种意识了，我们应该一起来参与中国国家形象的身份认同。那时候我整理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的资料也整理了两年多，我觉得可以加快速度。在2009年年底回到北京后，我又有更多的机会来做这个事，去年夏天基本上把这本书稿整理出来了。

为什么要做一本世界版的 《非常道》？我觉得，这几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身份的焦虑感太强烈了。虽然大家在一个认为是非常开放的语境里面，但无论是上层精英的心理，还是下层人的心智，还是极度封闭的。用我朋友的话来讲，中国这一百多年来对世界的感觉和认知，还比不上当年的徐继畲，可能比林则徐强一点。林则徐被称为睁眼开世界的人，但是他在历史学家眼里实际上是个睁眼瞎子。我们中国现在很多人也是如此，对国际社会的现、当代史和背景知识是极度欠缺的。正好我可以给大家来补一点这个课，所以我觉得能够把《非常道》的“世界篇”给大家。而且当时我的感受很强烈。我在微博上一直说这个事：这本书搜集了一千多个世界人物，这一千多个人物中，大概有40%左右的人都被妖魔化过。

我们骂老外妖魔化中国人，其实我们也妖魔化了他们。从爱因斯坦、托尔斯泰以来的外国的科学家、作家，这些大师们都被我们妖魔化过。我觉得我把这个东西整理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使我们无论是跟人交流也好，跟人论证也好，不要轻易的贴标签，不要轻易的批评对方。我把这个给读者呈现出来，希望能够在国家认同感焦虑的当下，在民族、民粹主义高涨的当下，这本书有它的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