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雷托有效概念是如何为富人服务的？

帕雷托效率中的意识形态

——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反思（九）

主流经济学往往以强调效率的名义，把效率视为是没有意识形态的技术性概念；但问题是，何为效率呢？效率本意上是指达到目的的速度，因此，讲效率概念时必须首先规定一个目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价值的取舍问题；同时，也必须界定是对谁而言的效率，譬如，产品的生产效率是对厂商而言还是社会而言，如果仅仅考虑厂商，那么它就可以不考虑方环境污染等社会成本。正因如此，我们认为，不仅各种效率概念本身总要以某种常常有争议的道德假设为前提，而且，当一个具体的社会安排满足其中一种效率标准时，要确定我们应该赋予这个事实以多大的意义也不是与道德无关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尽管主流经济学往往强调“价值无涉”，但经济学中的所有主要效率概念——如总体效率、生产效率、卡尔多效率、常识效率、帕雷托效率等——都含有意识形态的考虑；其实，这些效率概念都是福利经济学的核心概念，而帕雷托概念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硬核。

特别是，福利经济学关注个体或社会福利状况，因而更是不能离开伦理的考虑；但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西方主流的福利经济学往往是仅仅基于某种效率标准来评价市场，而市场是一种无需一种伦理的基础。但事实是，西方本身对市场的强调本身就内含了意识形态取向，它是建立在单一的原子个体主义意识形态之上的；因此，主流福利经济学基于市场为基准的效率概念明显就是一种同义反复，因为“西方经济学——它强调的是‘市场’——发展了一个分析框架，它既定义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也同样用这个框架判定资源的某种具体配置是有效率的”。也正因如此，布罗姆利认为，“判断资源的每一种配置是否有效率得取决于经济深层的制度结构——产品的所有权、经济主体的财富状况和其他界定交换领域和范围的‘博弈’规则”；显然，这种判断本身就涉及到了价值观，即隐含了伦理关系。

也正是出于“无伦理”的考虑，主流经济学把主流福利经济学建立在通常视为是一个纯技术性概念的帕雷托效率之上；但是，帕雷托效率根本上不是道德中立的，它是建立在原子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上。其实，帕累托概念之所以得到普遍的承认，是与西方讲究财富最大化，崇尚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分不开的；例如，H.史卓顿和L.奥查德就认为，选择帕累托效率作为个人惟一的效率准则，这是一个道德选择，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价值判断，但这是另一种价值判断，是利用它来为赞成政治的一致性原则和否决权利辩护。而且，从完全个体的角度看，每个人似乎都希望自己的收益不断增进，但又不愿自己的任何私利有所损失；也正因如此，人们往往认为帕雷托概念接近常识，接近于社会安排应当是互利这一伦理原则，从而使它得到了普遍承认。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任何福利经济学都不仅是个体的，更重要是关注整个社会的，社会福利必然会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帕雷托效率却建立在一系列严格而脆弱的假设基础之上：私恶即公益。其实，尽管帕雷托效率表面上着眼于社会成员的福利，但显然，它更主要的是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不保证竞争过程导致的分配与广为接受的公平概念相一致（不管公平概念是什么内容）”。究其原因在于，帕雷托改进仅仅强调没有损害任何一个人的利益，但却根本没有考虑福利增量在相关者之间的分配比例问题；因此，即使某些人的应得权利与福利供给朝相反方向发展，这种状况也可能帕雷托优化的。而且，对于收入在大众之间每一种可能的分配而言，都存在一种帕雷托最优配置，因而许多帕雷托最优的结果本身就是帕雷托不可比的；例如，森就指出，“如果不分享富人的奢侈荣华，穷人就无法快乐自在，那么，随着一些人的极度贫困和了一些人的极度奢侈，这种社会状态也可以被称之为帕雷托最优。这样，帕雷托最优可以像‘凯撒的精神’那样，‘从地狱到天堂’”。

显然，尽管资源配置本身存在着许多种帕雷托最优，而每一种均与社会成员对不同的分配状况的满意程度相联系；但是，帕雷托最优概念却根本无法提供判别标准，相反，它往往还会为既得利益者强化自身的利益提供理论支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帕雷托概念可以为不平等的交换辩护。根据帕雷托有效原则，一个人从垄断者那里购买东西也可以获得自己希望的东西，从而也体现了某种帕雷托优化，尽管这种收益的分配明显是非常不公平的。正因如此，在当前中国社会这种掠夺性市场中，农民工与企业主的互动就是这种弱者与两端者的关系，因而可以出现工人只能获得“最低生活费”的工资而那些企业主（如那些煤老板）却可以一本万利。事实上，市场中的互动双方本来就没有相等自由的，基于帕雷托的改进也就不可能是平等的；正如奥尔森所说，“理性的自利会使自愿交换变得相互都有好处，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它也会满足社会利益。但是，它也会引导人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强迫他人。用赫什莱佛的话说，就是存在‘武力的黑暗面’”。

其次，帕雷托概念可以为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辩护。根据帕雷托有效原则，对于收入和效用在社会成员之间的任何一种可能分配都有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正是在这种帕雷托最优理论的指导下，当前主流经济学可以听任社会收入差距急速拉大，可以无视人们的应得权利和社会财富供给之间的背反发展；譬如，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在增长了的100单位的社会财富中，少数富人可以分得90，而大量的底层百姓只能获得10。然而，主流经济学却依旧为之辩护，因为制度变革毕竟使得百姓也获得了10 ，这是帕雷托改进；相反，如果通过别的方式来改变一下当前的这种分配状况则被视为意识形态的，非帕雷托改进的，因而某些富人遭受了一些损失。

再次，帕雷托概念还可以为不公正的社会制度辩护。根据帕雷托最优原则，奴隶主就可以否决奴隶制，富人可以否决任何对他们财产的调整或减少，就业者可以否决任何向失业者的收入补贴，超级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否决任何国际协定。显然，如果基于帕雷托有效原子，任何社会改革都是不可能的，例如，苏东的倒台显然也不是帕雷托改进的，因为有很大一部分官僚的利益是受损的；同样，纳粹德国的崩溃也不是帕雷托改进的，因为至少希特勒的效用更低了。当然，西方社会在运用帕雷托有效标准本身也是有所选择的；否则，它不可在维护在掠夺性市场下暴富的寡头利益的同时，又支持一些国家的“颜色革命”。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西方社会强调财富的最大化，但帕雷托最优原则却并不一定满足功利主义的最优原则。事实上，从一个帕雷托最优状态移动到一个非帕雷托最优状态也不一定会导致社会总效用的减少，这实际上也体现了“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所以，布罗姆利指出，“人们普遍确信的经济学家通过主张效率避免了价值判断显而易见是大错特错了”，相反，“公共政策涉及到资源禀赋和效用在个人和集团之间的变化”。同样，如果要比较不同制度安排下的效率也面临着帕雷托的非可比性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正因为如此，森强调，“要达到用于社会评价的‘公认’的区间，就必须对于权数，或至少是权数的区间，有某种理性的‘共识’，这是一种‘社会选择’工作，它要求公共讨论，以及民主的理解和接受”。

总之，尽管主流经济学强调价值无涉，但它的所有一切概念术语都存在着价值判断；事实上，这些声称价值中立的经济学家并不是没有个人价值判断，而是无时无刻不在做着功利主义的价值判断（即从增进社会效率一维来观察社会问题）。譬如，在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帕累托最优却被视为是最理想的，任何帕累托增进也就是一个道德上的改善；而且，按照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只有完全竞争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因而这些实证经济学家们实际上假定完全竞争才是最符合道德的。普特南就指出，“如果把帕雷托最优作为标准的理由是人们赞成每个人把他或她的效用最大化的权利是与其他人的权利一样重要的这一潜在的价值判断，那么帕雷托最优就似乎根本不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最优’标准。无论如何，怎么可能有一种价值中立的最优标准呢？”。特别是，在个人主义和社会功利发生矛盾时，主流经济学往往毫不犹豫地选择个人利益；正因如此，豪斯曼和麦克佛森不无讽刺地说：“经济学家们并不费心研究道德哲学，但却[常常]自我感觉拥有道德权威”。

而且，帕雷托概念明显有利于既得利益者，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就强调，经济学家应该努力超越建立在帕雷托原理之上的经济效率概念，需要去研究社会不同成员效用的决定方式，而这是一个需要有很强的价值判断的过程；显然，这种价值判断就出现在当前社会福利函数的特定形式。也正因如此，以特定社会福利函数体现出来的总体效率概念本身也就包含的价值的考虑，因为任何一种特定的社会排序就是让社会成员接受一种价值判断；例如，加和式的伯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体现的基数效用的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乘积式的纳什社会福利函数体现了社会平等的思想，而最小决定的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体现了关注贫困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