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岚枫：悬崖上的虎耳草——沈从文与张兆和

岚枫：悬崖上的虎耳草——沈从文与张兆和时间:2010-09-28 10:29 作者:岚枫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556次
　　1928年，上海，中国公学。
　　大学部一年级的现代文学课上，一个年轻的教师站在学生们面前，说不出一句话，在这样令人窘迫的沉默里，他背过身，提笔在黑板上写：“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学生们善意地笑了，宽容了他的惊惶。
　　他便是沈从文，他是诗人徐志摩推荐过来的，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接纳了他。
　　作为近代新文学运动的发动者，胡适是开明的，沈从文行伍出身，只有一张小学毕业文凭，却被胡适聘为了大学部的讲师，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这个从湘西大山里走出的年轻人，在三十年代的大都会上海，没有学历，殊无背景，唯一能凭借的，便只有才华。
　　在他的学生里，有一位十八岁的少女，极其清秀美丽，被认做中国公学的校花，她的名字叫做张兆和，是苏州乐益女子中学校长张冀牗的三小姐。
　　张家祖籍合肥，是有名的望族,张兆和的曾祖父张树声,历任两广总督和代理直隶总督,张兆和的父亲张冀牗受“五四”新风潮的影响，独资创办了乐益女中，终身致力于教育。在合肥，张家有万顷良田，光是收租就能收十万担，可是张冀牗却担心久居合肥会让自己的子女沾染陈旧积习，遂举家搬迁到了上海，尔后，又迁居到了苏州，从此便在这婉约清嘉的江南古城定居了下来，成为了苏州城里的“名门”。
　　张兆和还有三位姐妹，嫁给了昆曲名家顾传玠的大姐元和，嫁给了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二姐允和，和嫁给著名汉学家傅汉思的四妹充和。张家姐妹均是一流的人物，相貌秀美，知书达礼，而且精通昆曲，写过小说《秋海棠》的上海作家秦瘦鹃曾说“张氏四兰，名闻兰苑”，文学家叶圣陶也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沈从文与张兆和，一个来自蛮荒之地的湘西山间，一个生长在富饶秀丽的江南古城，一个是先参军后凭着一股热情闯入都会的清贫男子，一个是温柔富贵乡里长大的名门闺秀，他们全然是两个世界的人，然而，缘分就那样的奇妙，将这两个人联系在了一起。
　　沈从文对张兆和的爱不知始于何时，却是一发不可收拾。他向她写情书，一封接一封，源源不绝地表达着心中的热恋。
　　他写：“我曾做过可笑的努力，极力去同另外一些人要好，到别人崇拜我愿意做我的奴隶时，我才明白，我不是一个首领，用不着别的女人用奴隶的心来服侍我，却愿意自己做奴隶，献上自己的心，给我所爱的人。我说我很顽固的爱你，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来代替，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
　　他还写：“三三，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读了你的。”
　　在信中，沈从文毫不掩饰地，将自己摆在了一个奴隶的位置，他近乎卑微地爱着，把张兆和当作他顶礼膜拜的女神。
　　如果一个男子爱一个少女爱到这样程度，有时都叫人忍不住怀疑，他究竟是爱着那个叫“三三”的姑娘，还是爱着他自己心中构建出的“女神”幻影。
　　沈从文的情书，如狂风暴雨一般，携着不顾一切的勇气和热情向张兆和席卷而来，那些信，几乎封封都能当做美文来读。这叫人想起徐志摩，那个推荐沈从文来中国公学的诗人，他也曾写下过无数诗句，那首《再别康桥》甚至成了流传于世的名篇，他也像沈从文，将一颗心都融化了那些诗里，双手捧着敬献给他热恋的女神林徽因。
　　可是，他们都被拒了。
　　张兆和对沈从文很冷淡，他的信，她几乎一封也没回过。
　　后人评说的时候，总说是因着“女神”们与生俱来的理性，然而，她们那时都还只是少女，恐怕还未必有那样的清醒明白。
　　单纯从少女的心思去揣摩，谁会爱上一个在自己面前全无自尊的男子呢？更多时候，少女们会因为崇拜而爱上一个人吧，那是个仰慕英雄的年纪。
　　沈从文其实不必这样的，他那时出版了很多小说，已经有了一些名气，他的人也生得清秀斯文，他全然可以借着教师的名义，去接近张兆和，替她修改几次作业，或者扯上几个文学的话题，在她面前侃侃而谈，借以显示自己渊博的学识，又或者，他可以耐心地倾听，始终微笑着，让她沉浸在他的“懂得”里。胡兰成就是这么做的，也许，很快，少女张兆和也会像少女张爱玲一样爱上他。
　　可惜，沈从文并不是胡兰成，他去世的时候，张家四姐充和为他写挽联，她形容他是“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充和是了解他的，他确实就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他的爱澄澈极了，全然不涉机心与手段，他就那样单纯地，将一个全无保留的自己，献给了她。
　　这件事让整个中国公学议论纷纷，给张兆和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作为一个大家闺秀，她不甘心也不愿意陷入这样的桃色新闻里，于是，她带着沈从文的一沓子情书去见了胡适校长。
　　没想到的是，胡适并不站在她这方，反而大力夸奖着沈从文的天才，说他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
　　胡适这话并不算夸张，沈从文并没受过多少教育，他靠自学成才，写小说的能力完全来自天赋。可是，天赋的力量这样强大，就如胡适预见的，后来，他凭着一部《边城》成了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胡适对张兆和说：“他顽固地爱着你。”
　　张兆和的回答倔强而骄傲，她说：“我顽固地不爱他。”
　　这场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之后胡适写信给沈从文：同“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可是，胡适的劝导什么也没有改变，沈从文依然一封接一封写着信。
　　1930年，沈从文离开上海，赴青岛大学任教，他的情书从上海写到了青岛，也许是那海滨城市比上海宁和，他的信也变得端然静好起来。
　　“我希望我能学做一个男子，爱你却不再来麻烦你，我爱你一天总是要认真生活一天，也极力免除你不安的一天。为着这个世界上有我永远倾心的人在，我一定要努力切实做个人的。”
　　沈从文的态度转变，不再寻死觅活，张兆和这一方的态度，便也有些微妙的变化。
　　她在日记中写：“自己到如此地步，还处处为人着想，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 ”
　　她想到他居然守候了这么久，坚持不懈地写了这么多信，更何况，他的信写得那样好，当他用温暖庄重的方式表达他的深情时，她“顽固不爱”的心有了动摇。
　　如此一晃便是四年。
　　1933年暑假，张兆和从中国公学毕业了，回到苏州，沈从文便从青岛来到苏州九如巷张家探访。
　　那天，张兆和正好去图书馆看书了，沈从文却以为是张兆和避而不见，正在进退两难之时，二姐允和出来了，问清了，才知道他就是那个写了许多情书的沈从文，允和邀他进门坐坐，他却执意走了。
　　也许是他黯然的神情打动了允和，张兆和回来的时候，允和便要她去旅馆看望沈从文，允和对兆和说：“你去就说，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来玩玩。”
　　于是，张兆和去了，站在旅馆门外，老老实实地将姐姐的话一字不落背出来：“沈先生，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你来玩！”背了以后，再也想不出第二句了，两人便一起回了张家。
　　沈从文有备而来，带了一大包礼物送兆和，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有托尔斯泰，妥斯陀也夫斯基，屠格涅夫等等著作，这些都是托巴金选购的，又有一对书夹，上面有两只有趣的长嘴鸟，为了买这些礼品，他卖了一本书的版权。兆和也极有教养，她觉得礼物太重，便退了大部分书，只收下《父与子》与《猎人日记》。
　　张家的姐妹对沈从文都很友善，“五弟寰和还从他每月二元的零用钱中拿出钱来买瓶汽水，沈从文大为感动，当下许五弟：“我写些故事给你读。”后来写了《月下小景》，每篇都附有‘给张小五’字样。”
　　每每看到这一段，沈从文的感动总叫我有些心酸，不过是一瓶汽水，他却是这样的受宠若惊，铭刻于心。
　　也许，就像钱钟书的那篇有名的《猫》中影射的，“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其作品给读者野蛮的印象；他现在名满天下，总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还觉得那些‘正途出身’者不甚瞧得起自己”。
　　沈从文心里是有些自卑的，这并不是他的敏感所致，这确是事实。
　　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时候，清华外文系出身的查良铮（即诗人穆旦）说：“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的。”
　　国学名家刘文典更是公开的轻蔑，据说在讨论沈从文晋升教授职称的会议上，他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还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对同行的学生说：“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他替谁跑？”
　　这还是在沈从文成名之后，成名之后尚且如此，那未成名前，处境可想而知。那时，沈从文刚从湘西来到北京，他向北京各大杂志和报纸的副刊投稿，当时《晨报副镌》的编辑在一次聚会上，将他投寄该刊的十数篇文章连成一个长条，摊开后当众奚落说：“这是某大作家的作品！”随后把文章揉成一团，向字纸篓里扔去。
　　行伍出身的沈从文曾受过“科班出身“的知识分子诸多冷落，可以想象，当他拜访门第高华的张家时，怀着怎样一种忐忑的心情，所以，当他听到兆和不在家的消息时，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张兆和避而不见，他心里潜藏的自卑让他有了这样的想法，当允和请他进门坐坐的时候，他也连忙推辞，匆匆离开，他害怕高贵的张家瞧不起他。
　　好在有了小五的那瓶汽水，那个炎热的夏天，那瓶冰凉透彻的汽水，成了他心底最清甜的回忆，那意味着他不需要自卑，他在张家受到了欢迎。
　　从这以后，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关系有了质的变化，四年的时光如水，“顽固爱着”的沈从文终于打动了“顽固不爱”的三三的心。
　　沈从文又请二姐允和去征询张父的意见，并向兆和说：“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父是极开明的人，他向来主张自由恋爱，曾说“儿女婚事，他们自理，与我无干”，他欣然认可了沈从文。
　　于是，允和给沈从文发了一封电报，只写了一个“允”字，既是她的名字，又表达了意思，被后人称作“半个字的电报”。
　　兆和还担心沈从文看不懂，于是又拍了一封，写着“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成婚。
　　婚后，张兆和随沈从文去了青岛，在那段新婚的甜蜜时光里，沈从文的创作力也极大地迸发，著名的《边城》就写在那段时间，小说里那“黑而俏丽”的翠翠，便是以张兆和为原型写的，张兆和生得眉清目秀，皮肤微黑，在中国公学，被叫做“黑凤”。
　　因为母亲生病，沈从文回了一趟湘西，在路上，他又为张兆和写了许多情书，张兆和也愉快的回了，往来书信集后来也汇集出版了，就是《湘行书简》。
　　《湘行书简》完全可当作优美的散文集来读，在那里面，他叫她“三三”，而她叫他“二哥”。
　　张兆和担心着：“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了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我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
　　沈从文安慰她说：“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
　　两人的信都写得那样好，用清丽的语言写着绵绵的思念，款款的深情。
　　那是1934年，若是一切在这里截然而止该多好，童话里，那些历尽艰难的王子最后终于娶到了美丽的公主，“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可惜，这不是一个童话。
　　三年后，抗战爆发了。
　　1938年，沈从文离开了北京，去了西南联大任教，因为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张兆和留在了北京。
　　分离的日子，他还是向她写着信，而她也依旧回着，这时的书信后来汇编成了《飘零书简》，然而，《飘零书简》早已不复当年的《湘行书简》。
　　在张兆和的信里，柴米油盐的琐事成了写信的主题，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后，两个人都不善理财，家中没有什么积蓄，留在北京的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很困难，于是，她开始说沈从文过去不知节俭，“打肿了脸装胖子”，“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
　　而在沈从文的信里，却充满着对感情的疑虑与猜疑， 他认为，张兆和有多次离开北京去与他相会的机会，但总是“迁延游移”，故意错过，他怀疑张兆和不爱他，不愿意与他一起生活，故设法避开他。他甚至告诉张兆和：她“永远是一个自由人”。
　　面对困窘的生活，面对纷飞的战火，童话也褪了色，优美诗意终究敌不过柴米油盐，徒留下一片现实的苍白。
　　在《飘零书简》里，“三三”走下了神坛，其实她根本也无意做个“女神”，她不过是个寻常女子，拖着两个孩子，独立面对窘迫的生活，她忍不住出言抱怨丈夫。
　　然而，在沈从文那方，却无法接受这样一个兆和，他心底的自卑又一次本能的腾起，将她家常的抱怨归结到了移情别恋，所以他急匆匆地写信去告诉兆和，如果她爱上别人，可以自由地走。
　　他是那样的不自信，觉得与其让她来告诉他，她爱上别人，不如自己抢先一步说了，
　　还能全一个风度和体面。
　　他的误解让张兆和感到失望，她回到：“来信说那种废话，什么自由不自由的，
　　我不爱听，以后不许你讲。……此后再写那样的话我不回你信了。”
　　张兆和这一生，也许都不曾体会过沈从文的自卑，建国后，当沈从文被郭沫若批为“桃红色文艺”“反动”时，世态炎凉又一次在他们面前展开，艰难的生活加上众人的冷眼，张兆和又一次抱怨了，她不明白为什么沈从文不积极向上，不向新中国靠拢。
　　她全然不知，她在沈从文的心中有着怎样的地位，她只知道，她已经不再是当年中国公学里的那个女学生，九如巷张家那个明媚的少女，她已经是妻子，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要面对柴米油盐，盘点一家人的生计，从小的衣食无忧让她忍不住对现在困窘的生活心生怨责。
　　可是沈从文做不到转变，他的“三三”不是他的妻子，还是那位“女神”，“女神”的责备，加上世俗的批判，双重压力下，他几乎精神失常。
　　很多年后，张兆和曾写过一段话——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她懂了，可他已经走了，她永远也没法重头来过了。
　　二姐允和回忆过，她去看望沈从文——
　　沈二哥说：‘莫走，二姐，你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他也尊称我三妹为‘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我说‘我能看看吗？’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
　　这事过了没多久，沈从文就去世了。
　　他至死都深爱着她的，为她的第一封信哭得又伤心又快乐，为她的一个笑容一句赞赏“欢喜得要飞到半空中”，为她的一次生气一个抱怨而陷入无穷的苦恼里，想去轻生。
　　他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终于，他还是回到了故乡，归葬在了湘西灵秀的山水里。
　　他坟地的对面，是一片悬崖，崖上蓬勃生长着大丛的虎耳草，《边城》里的翠翠，只有在梦中才能摘到。他爱过的“那个正当年的人”，便似那悬崖上的虎耳草，这一生他没有摘到，于是，他将生生世世守望她。
 来源:《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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