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内地基础教育在教材内容上政治渗透很深

　　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璇 实习生 卜海霞

　　中学语文课文《最后一课》，以爱国主义的伟大形象印刻在人们的脑海中。不过，最近这篇课文却被网友指称为“与史实不符”。

　　这么“遥远”的一件事，都引发了大量中国网民对“语文教材真实性”的激辩。有网友称：“课本的谎言，实在太多了，我们从小就这么被骗过来的！”谈及语文教材的真实性，不少人都很无奈。翻开中小学语文课本，类似的课文比比皆是，学生被感动的同时却被欺骗着。

　　《最后一课》是爱国谎言？

　　在网络上，有网友称十九世纪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与史实不符”，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羊城晚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广州市中学语文老师。

　　“在上课时，我会跟学生讲清楚这是一篇小说，作为文学作品可以虚构，不排除作者为了写作目的对文章进行加工。”广州市七中语文老师弓廷红说，毕竟语文课不是历史课，应该单纯从课文文本入手，从文学角度去分析，史实让有兴趣的学生去深究。

　　“这是鸡蛋里挑骨头，哗众取宠！”有广州重点中学语文老师对此很不屑，“语文课文在于让学生掌握语言和写作技巧，引起学生的情感体验和共鸣，达到这样的效果就够了，何必去追究阿尔萨斯小镇到底是德国的还是法国的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太在意。”

　　采访中多位语文老师坦言：教《最后一课》备课时完全没有考虑到该课文的史实问题，语文课不是历史课，况且这是一篇小说，不必求证，也无法求证。

　　语文书也要“排毒”？

　　早在2009年，浙江的郭初阳、蔡朝阳等三位语文老师发起了给语文课文“找茬”的行动，他们经过详尽的调查出具了一份“化验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小学语文教科书“有毒”。据调查，当下小学语文课文的通病是：内容随意“改编”、事实模棱两可和杜撰“名人故事”。

　　比如，小学二年级课文《爱迪生救妈妈》，课文讲爱迪生小时候用反光镜提供“照明”帮助医生为母亲实施阑尾炎手术。经考究得知，医学史上关于阑尾炎手术的最早论述是在1886年，而爱迪生生于1847年。也就是说，爱迪生7岁时，还没有阑尾炎手术。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达芬奇画蛋”、“贺龙同志草帽计”、“陈毅探母”等经典故事，研究者经过细心地探究，发现都不同程度有违反史实的嫌疑。比如达·芬奇从来就没有画过鸡蛋；陈毅回家探母洗衣服的时间居然差出十年来。可是这些还在如今的教材中供小学生学习。

　　不过，这些荒诞不经的笑话，却被不少人理解为“善意的谎言”。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副主任桑志军表示，不少课文有杜撰的痕迹，但其历史的真实性不可考究，不能用解读历史的眼光来解读语文。“文学不可能跟镜子一样反映现实，重在老师引导学生进行解读”。

　　广州市七中语文老师邵长思也认为，小说创作要尊重历史，但有时为了表现主题，会有善意的谎言，讲清楚后让学生自己去评判。假如不是原则性错误不必较真，除非是故意歪曲史实，恶意篡改历史。如果作者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那是可以理解的，否则文学创作就会变成“史记”。

　　然而，坚持需要给语文课本“排毒”的郭初阳老师表示，这些课文有赞美母亲的、提倡发明的、歌颂伟人的，却极少富有童趣、符合少年儿童心理特点，有的价值观陈旧，用美德“绑架”孩子，已经不能让时下的孩子们信服。“或许这些故事的本意是好的，但孩子们不需要善意的谎言”。

　　善与美的课文不需真？

　　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中发现，对于语文教材违背史实的现象，教育界持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线教学老师大多不太较真，但学术研究者却痛心疾首。

　　有语文老师认为，语文坚持的原则应该是“善”和“美”，没有“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博士王涛说，语文教学其主要任务不在于传授而在于体验。对于学生甚至教师而言，不能苛求其辨别文中的真与假。“语文课文是属于文学类性质还是纪实性新闻？写历史的和写课文的或许就是一类人甚至就是同一批人，如果真是同一批人，那么连历史也会不可信的”。

　　对此，兰州大学教育学院高等教育专业研究生杨琴观点与前者迥异：“课文不能没有‘真’，否则就会扭曲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而会导致学生对‘真’的标准判断不清。一旦学生了解到所学课文失真，此后他可能会对很多事件都持怀疑态度，这会影响学生的人生观。”

　　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管理专业学生徐乐乐也认为，有些课文不惜用歪曲历史事实的手段对民众进行政治教化，这是一种侮辱民众智商的做法：“由于小学生没有太多的历史知识，也没有意识到教材上的故事居然与历史不符，所以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接受了，但当他们成人后发现了‘谎言’，就会对当前的政治失去信任。”

　　教材为道德所“绑架”？

　　语文教材的谎言也引起了中山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副教授柯倩婷的关注。柯倩婷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她一直从事性别特别是女性主义研究，专业的敏感以及身为母亲的她发现，教材里面的母亲形象被标签化，不外乎两张脸孔：要么苦大仇深，要么道德完美如同圣女，很少见到有血有肉的真实生活中的母亲。“之所以这样塑造母亲，目的是为了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

　　柯倩婷举例，小学课文《母亲的纯净水》讲述一位下岗的贫困母亲，为了让女儿在学校不丢脸，每天给她带凉白开水冒充纯净水。被同学们发现真相后，面对女儿的质疑，母亲说：“我们是穷……但再穷，也得看得起自己。要是看不起自己，心就真穷了。”后来，女儿可以随心所欲地喝各种名贵的饮料了，但她觉得哪一种都比不上母亲的“纯净水”。

　　“这故事的前提就是不道德的，它们传递的也必然是一些不道德的‘道德’：面对贫困，不是质问社会，而是隐瞒，通过撒谎与富人看齐；母亲是伟大的、同时也是卑贱的，她总是‘被迫’成为撒谎者……”

　　柯倩婷说，道德不是简单的教条，不一定非要煽情的文章作为载体，并且不能为了营造一个道德模范，把道德和榜样凌驾在真实之上。其实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教给孩子诚实、自主、独立、沟通分享、责任感、关心社会等诸多美好的品质。

　　不过，一位教材主编则回应她称，将文章收入教材时做一定修改是需要的，但指责教材太过重视道德教育、爱国教育，甚至用上“道德绑架”这样的词语也是不可理解的，“对孩子的教育不用正确的、道德的例子，难道用不道德的？”

　　面对这样的质问，柯倩婷坦言，中国的语文课文向来是意识形态挂帅、理念先行，这刚好跟中国的文学提倡的“文以载道”不谋而合，但时代已变，让学生学观念先行的文章，跟当代的教育目标发生了冲突，应该进行很好的反思。

　　基础教育多假大空？

　　采访中，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教材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它代表着国家意志，课程知识中渗透着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我国基础教育在教材内容编写上政治渗透很深，这是教材编写上的劣势。”西南大学课程与教学论博士王芳芳也认为，当前基础教育教材的最大缺点是假大空，不实用，对学生的学习需要关注不够，基本上是专家学者多头协商确定的，内容选择上没有国外的教材鲜活、多样、丰富。

　　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研究生李菊说，国外基础教育重视学生的才智、独立思考能力、创造力、想象力、学习方法等的培养，他们的教学都是按照这些要求来制定的。而我国的基础教育劣势早就凸显出来，如死记硬背、应试、思维不发散、以单一的标准来评判学生，这种教育磨灭了很多创新思维，素质教育亟须不断深化。

　　陈晓璇、卜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