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60年阅读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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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阅读记忆之70年代： 阅读小人书和手抄本 2009年10月19日12：06 人民网 开篇语：阅读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记忆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变迁，到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丰富，无不折射出社会的进步。
《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在结构上，自1949年共和国起始之年，至2009年，实行“计划单列”，将其中的时光按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新千年依次展开。每个年代的开篇，都有一个概括性的年代特征和生活记忆关键词；每个年代的结束，都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语。这是为了给读者提供阅读便利。
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比如50年代的“列宁装”、“布拉吉”、粮票和上海弄堂里的给水站，60年代的“红宝书”、弹弓、斗鸡，70年代的八个样板戏、小人书、36条腿和“三转一响”、爆米香、鸡毛换糖和喇叭裤，80年代的红裙子、假领子、迪斯科、邓丽君和“大哥大”，90年代的“一步裙”、踏脚裤、“菜篮子工程”、生猛海鲜、股票、超市和甲A联赛，新千年的“肚兜”、唐装、房奴、“人造美女”、超级女声和“动车组”??希望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给勤劳勇敢、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民。 动荡结束 新生活开始了 70年代，是一个转变的时代。70年代最重要的事，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家和人民的动荡生活结束了，新生活重新开始了。
小人书《钢铁是怎么炼成的》
70年代的小人书，通俗但不低俗，很有品位，好多知识是从里面来的，记得小时候的四大名著、历史故事、诗词歌赋，好多知识都是来源于小人书。
“小人书”又叫“连环画”，“小画书”，在生于70年代的人们的童年记忆里刻骨铭心。《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岳飞传》《杨家将》这些小人书，常常是很多小孩子星期天打发时间的好东西。
那时候绘制小人书的作者水平就是高。小人书的画面大多都很丰富和精彩，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绘制的，一种是电影。这种电影的小人书很神奇，其实就是一个个的电影剧照，下面有文字说明。不过估计因为印刷条件和成本的限制，这种书除了封面是彩色的以外，内容都是黑白的。
小人书中最流行的是《西游记》《封神演义》这样的神话故事，还有如《三国演义》《水浒》等根据名著改编的小人书，这类书很多都是系列的。
一本小人书的售价从几分钱到几角钱，那时候绝对是个很大的开支，于是小人书的阅读主要靠传阅，从这家借到那家，再从那家再转回这家。许多人都有收藏小人书的经历。那时，把买来的或者借来的小人书放到一个纸箱子里，不少人能够收藏20本以上。遇到好的书就不想还给别人。
得到了一本新的小人书，再着急也不会立刻就把它读完，而是找到一个最安静的时刻，搬一个小凳子，把书放在大凳子上，然后开始阅读，很快就沉浸在小人书里的故事情节中去了。看完以后，再找时间看第二遍。
《第二次握手》
手抄《第二次握手》，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1963年2月，18岁的张扬，以自己舅舅的爱情悲剧为题材，写出了短篇小说《浪花》。从1964年起，他几经修改，扩充为中篇小说《香山叶正红》。1970年，小说改名为《归来》。此后，张扬因反对“文化大革命”入狱近三年。其间，《归来》逐渐在全国范围内，以手抄本的形式传抄开来。1972年春，小说被北京标准件机修厂工人刘展新翻刻成油印本；因手抄本封面遗失，遂被改名为《第二次握手》。
《第二次握手》只是叙述了一个并不高明的爱情故事：药物学家苏冠兰和物理学家丁洁琼，年轻时曾真诚相爱。但他们的爱情，遭到了苏冠兰父亲的反对。后来，丁洁琼只身前往美国留学，参与了原子弹的设计制造工作；苏冠兰则由父亲包办，与医学专家叶玉菡结婚。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丁洁琼毅然回国，留在国内参加建设。历尽爱情磨难的苏冠兰与丁洁琼也终于重逢，实现了“第二次握手”。
在那个只讲“革命”、不谈“感情”的年代里，丁洁琼说过的“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只有一次爱情，也只能有一次爱情”的名言，让整整一代中国人刻骨铭心。在那个知识分子被贬斥为“臭老九”的年代里，苏冠兰、丁洁琼、叶玉菡等正面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使无数饱受磨难的心灵得到了慰藉。小说中，对科学知识的推崇，对科学权威的尊重，对周恩来总理的歌颂，说出了当年许多人早就想说的心里话。
尤其是在那个用空洞的政治口号来代替丰富的人生的疯狂年代里，谈人生、谈爱情、谈理想的《第二次握手》，使当时别无选择的读者们眼前一亮。而小说中第二次握手之后，苏冠兰、丁洁琼、叶玉菡三人的关系该如何相处，更成为手抄本的读者们私下里津津乐道的话题。
现居新加坡的上海人SOUP，在自己博客的文章中回忆道，当年，他躲在“二楼一个完全没有窗的小阁楼里”，偷偷摸摸地抄完了这部小说。抄的过程中，“手酸、头酸、背酸、眼睛酸，反正什么都酸”。抄完后，“我还在扉页上自己画了一男一女握手的图，使这本手抄本更像是从书店买来的”。
1974年，出狱后的张扬又再次改写。小说被扩充为20万字的篇幅，并再次被传抄，终于引起了姚文元的注意。1974年10月14日，姚文元在一个电话里口头批示：“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1975年1月7日，张扬再次以“反革命罪”入狱，罪名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
幸运的是，在当年的法院里，还有正直的法官。湖南省法院“张扬案”的主审法官李海初，靠着“拖”的办法，将案件拖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保住了张扬的命。
1979年1月20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右上角以“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本好书”为题，刊发了湖北省宜昌树脂厂工人李谦的来信，公开提出：“迅速调查《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的情况，给予平反。并希望早日公开出版这本书。”李谦的来信，1998年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作为文物收藏。
在胡耀邦的关怀下，张扬终于得到了平反。（以上内容参考《一部小说一个时代 我的手抄本〈第二次握手〉》，2007年3月11日《厦门日报》）
《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在结构上，自1949年共和国起始之年，至2009年，实行“计划单列”，将其中的时光按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新千年依次展开。每个年代的开篇，都有一个概括性的年代特征和生活记忆关键词；每个年代的结束，都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语。这是为了给读者提供阅读便利。
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比如50年代的“列宁装”、“布拉吉”、粮票和上海弄堂里的给水站，60年代的“红宝书”、弹弓、斗鸡，70年代的八个样板戏、小人书、36条腿和“三转一响”、爆米香、鸡毛换糖和喇叭裤，80年代的红裙子、假领子、迪斯科、邓丽君和“大哥大”，90年代的“一步裙”、踏脚裤、“菜篮子工程”、生猛海鲜、股票、超市和甲A联赛，新千年的“肚兜”、唐装、房奴、“人造美女”、超级女声和“动车组”??希望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给勤劳勇敢、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民。 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
60年代，北京掀起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高潮。图为女六中(今第156中学)的学生正在阅读雷锋生平事迹 60年代，是英雄人物辈出的年代，他们作为榜样的力量，一言一行都被灌输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60年代，中国人民经历了生活的苦难——饥饿，生活必需品的极度匮乏，“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左”倾错误占据上风，当日常生活异化为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整个民族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60年代的生活，艰苦在先，狂热在后，政治、革命，不断地干预人们的衣食住行。“文化大革命”持续到70年代，终于将国民经济引向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原地踏步，改善甚微。国家和人民也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缝缝补补衣服
60年代物质生活极为匮乏，体现在衣着上：“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家里小孩子多的，没有那么多新衣服，“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那时穿补丁的衣服，随处可见，即使穿得不能再穿的衣服，也被用来拆了当补丁、纳鞋底。
艰苦自有艰苦的办法。上海服装鞋帽公司寿吉生，介绍拆洗缝补整旧如新。
大改小、旧翻新，比如退色的卡其衣裤、棉袄，翻一个面，又是一件很好的衣服；衬衫领子、袖口破了，换一条新领子，补一补袖口，又可穿一个时期；裤脚破了改短裤，长袖破了改短袖；裤脚嫌短，可以加长；裤后磨破可以补丁翻新，也可以改制成裙子、拉链衫或者两用衫。
在很多人家的箱底里，都积压了一些式样古老的衣服，这也可以拿出来加以利用。一件男式呢绒长衫可改一套中山装，也可以改制一件长大衣、二件两用衫、二条男式西裤或者一件派克大衣等59种服装。一件绸的或者夏布长衫，可改男女西裤各一条。一件老式马褂，可改一条男式裤子。一件中式裤子，可改成一件香港衫，旗袍裙或男女西裤。一件旗袍可改拉链衫、裙子、男女西裤、小孩连衫裙等几十种服装。一件小腰身短大衣，也可改成一件两用衫，等等。（1960年8月10日上海《青年报》）
1960年党中央决定：减少民用棉布供应。布票按人头发放，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吃商品粮的）每人全年4尺5寸，实际够打补丁用。当时的拆洗缝补业总有做不完的活儿——您送去无论多么破旧不堪的衣物都能补好、做上。打一块补丁，除了收钱，还要按尺寸大小收取布票。
1964年后，情况稍缓，发放布票略增。除布票外，还发行过：棉花票、绒衣票、汗衫票、背心票、裤衩票、胶鞋票、棉鞋票……有一时期，买缝衣线也收布票，一寸布票可买一小团。生了小孩的妇女，发给“油布票”一张，凭票可买到三尺油布。
1969年3月4日，中央就1969年城乡居民棉布分配问题发出通知，规定按人口平均的棉布基本定量为16尺1寸，比上年增加7尺1寸；各省、市、自治区的调剂用布，规定平均每人1尺，比上年增加5寸。买蚊帐布减收布票。这一年，全国居民每人平均棉布消费量达到21尺6寸，比上年增加6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第一版）
五六十年代，衣料多用平阳布、劳动布、斜纹、咔叽、灯芯绒、府绸。
只有过年，才会有新衣裳。
一开始，是大人拿布票去商店剪布，然后送到裁缝店里让师傅去做。在商店的某个角落，有一个木头做成的高高的台子，是那时的“收银处”，高台上面有许许多多的线，这些线连接到商店店堂里的各个柜台，顾客买了东西后，售货员就把票证、钞票什么的一起夹在挂在线上的铁夹子里，铁夹子就“嗖”的一下滑到“收银处”去，等那边结算好了，再“嗖”的一下子滑回来，整个交易过程就是这样。过年前，乡下的人进镇置办年货，那些铁家伙更是“嗖—嗖”地在头顶飞来飞去，场面异常壮观。
做好或买回家的新衣裳，一般是在大年三十晚上拿出来，挂在床顶的木架子上。小孩子常常躺在暖暖的被窝里，无限遐想地看着它，有时候还坐起来就近地细细地瞧，忘了外面是冰天雪地，寒气逼人，心里就想着明天一早能穿上它走亲串户，几乎是一夜无眠，舍不得睡觉，就盼望着天快快地亮起来。第二天，也不再死命地赖床了，赶紧穿上新衣裳，吃上一碗奶奶和妈妈三十晚上做的汤团，跑到外面去和小伙伴玩去，其中一个大的竞争项目就是：比谁的衣裳好看。 60年代，孩子们冬天多穿棉袄棉裤，套制服外罩。无论胖瘦，人人臃肿，看上去身材都差不多。后来出现一种制服式棉袄，将棉袄和罩衣合二为一，但臃肿依旧，且拆洗麻烦。倘为了硬充帅哥而不穿棉衣冻着，则被称为“耍单儿”。
还有一种叫“懒汉鞋”的布鞋，后来又称“片儿鞋”，十分流行。这种鞋廉价、方便，松紧口，提上就走。最流行的，是黑布面、白边、白塑料底的懒汉鞋，俗称“白边儿懒”，以天津产的“天津便”为最好。上了中学，萌发了点招摇心劲的孩子，将这种鞋视为追求对象，一旦穿上了它，其他款式的懒汉鞋就不在眼里了。
冬天都穿条绒面的五眼棉鞋，俗称“北京棉”，区别在于鞋底。和“懒汉鞋”一样，白塑料底最流行，下雪时孩子走路爱打“出溜滑”，这种鞋脚感特滑溜。
口罩是当年的重要装饰。其实也不正经戴，而是把口罩塞进上数第二和第三个扣子之间的上衣里面，带子留在外面。这是一种不容忽略的时尚标志。其功能近似今天男人的领带或女人的首饰。孩子都难免毛糙，丢三落四，经常是人已经走在上学的路上了，忽然发现没戴口罩，那是一定要回家去取的，否则，这身衣裳再时髦，也差着行市。口罩带子竟成为一种最时髦的点缀，反衬出孩子穿着上的单调和苍白。
6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已改罩一种前翻一字领、小西服领、上肩、五个扣的布上衣了。这种衣服曾被称为“迎宾服”，大约是因为它可以用作接待外宾等重要场合，与当年男人的布面中山服相比只有领式和口袋儿上的变化。这种所谓的“迎宾服”，不罩棉袄时也可作春秋两季的外衣，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十余年中非常普遍，后来已显得土气，但在中老年妇女（特别是部分普教女教师、女干部）中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后期。 60年阅读记忆之70年代： 品牌“老三件”和上海货 2009年10月19日12：06 人民网 开篇语：阅读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记忆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变迁，到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丰富，无不折射出社会的进步。
《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在结构上，自1949年共和国起始之年，至2009年，实行“计划单列”，将其中的时光按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新千年依次展开。每个年代的开篇，都有一个概括性的年代特征和生活记忆关键词；每个年代的结束，都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语。这是为了给读者提供阅读便利。
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比如50年代的“列宁装”、“布拉吉”、粮票和上海弄堂里的给水站，60年代的“红宝书”、弹弓、斗鸡，70年代的八个样板戏、小人书、36条腿和“三转一响”、爆米香、鸡毛换糖和喇叭裤，80年代的红裙子、假领子、迪斯科、邓丽君和“大哥大”，90年代的“一步裙”、踏脚裤、“菜篮子工程”、生猛海鲜、股票、超市和甲A联赛，新千年的“肚兜”、唐装、房奴、“人造美女”、超级女声和“动车组”??希望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给勤劳勇敢、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民。 动荡结束 新生活开始了 70年代，是一个转变的时代。70年代最重要的事，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家和人民的动荡生活结束了，新生活重新开始了。
老三件之一：缝纫机 
老三件之二：手表
70年代，聘礼或嫁妆俗称“老三件”，也就是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这既是为新人开始婚后新生活准备的生活用品，也是家庭生活水平的体现，所以有这“三件”的婚礼才“体面”。
后来这三件被概括为“三转”，有些女方要求加上“一响”，即收音机。有的家里买不起缝纫机的，甚至要先借一台缝纫机来结婚。“三转一响”形成了当时公认的结婚必备品。
70年代末期，结婚组成家庭的物质条件，表现为：36条腿和“三转一响”。
一个家庭有36条腿当然不是指有18口人，更不是说必须拥有一个家庭动物园，而是当时女性要求未来的新家必须有足够的家具。至于具体品种好像各地都不一样，有些地方把立在墙角的三脚架也算在内，一直没闹明白另一件腿数也为奇数的家具是什么。
按当时的生活条件，结婚时能备齐“老三件”已经高兴得不得了，条件好一点的家庭会买钻石牌手表，凤凰牌自行车和五羊牌缝纫机，这就是当时的品牌货。那时候谁要是骑一辆凤凰牌自行车，无异于现在开着私家车，总会让人艳羡不已。
1979年1月到4月，全国半导体收音机销售额比1978年增长了34.9%，由长期积压变成畅销。
新郎俞志民和新娘孔绥红于1978年12月20日结婚，不妨看看他们当时的嫁妆：
订婚的时候，还有100元订婚聘金，媒人再把结婚的日期定下，结婚聘金也是100元。
接新娘子的前一天，男方根据女方的要求准备好“三杠”，即一杠酒（一坛老酒）、一杠粽子（按女方亲戚的户数）、一杠猪肉（基本上是半头猪），先期送到女方家里，以便在第二天的喜宴中用。
舅妈送了一幅被面，表姐送了一个暖水瓶……绥红一一记下，以备将来还礼。在当时，上了10元可都是重礼，是自家至亲好友才舍得送的。
娘家嫁妆的多少，不完全取决于男方聘礼的多少。依当时的“行价”，男方出的聘礼是100元的现金，外加几十斤的被棉、十几丈的布票，或几坛老酒。可娘家至少得嫁上一套圆件（木制的脚盆、马桶等）、床、八仙桌、椅子、凳子、面盆架、丁香柜、平面柜、箱子等木器，六条以上的新被，还有一些瓷器、锡器、新衣服等。为了在场面上好看些，女方的父母会千方百计地为出嫁的女儿挣面子，于是就有了一句戏谑的话：“养囡养强盗”。
嫁妆除了床是用手拉车装的，其他的都是壮汉用肩膀挑的挑、扛的扛。新娘子坐的是自行车（路近的就走路，当时用自行车接新娘子是最时尚了），“驾驶员”就是自行车车主。当时的农村，一个村子要借6辆自行车都很困难，俞志民向外村借了3辆自行车。接新娘子的自行车最好是名牌的“永久”、“凤凰”，就像现在要用“宝马”和“奔驰”一样。（《30年间的婚礼变化》，2008年12月8日《诸暨日报》）
70年代，上海货，以品质、款式享誉全国，上海货，就是品牌。
那时候物资匮乏，而上海，作为我国轻工业最发达的地方，它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如手表、缝纫机、自行车，还有其他所有的日常用品，不仅经久耐用，而且外观也很精美。上海货是一块“金字招牌”，钻石牌、宝石花牌手表，永久牌、凤凰牌自行车，上海牌、蜜蜂牌、标准牌、蝴蝶牌缝纫机，红灯牌收音机……无不是过去那个时代的骄傲。那个时候，国货就是指上海货，上海货遍布大江南北。
外地人只要到上海出差，总会买回一些家里用得上的东西，或者自己去不了，有朋友同事到上海出差，就会托人家帮忙，买回一两件自己需要的用品。
当年“带东西”的风气很盛，什么东西都是上海货好，你要这，他要那。出差一趟上海好似跑一回“单帮”。乘船的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空着双手的，不是手拎的、肩背的，便是肩挑的。回到家里还顾不上休息，你一包、他一包的要赶快去送。
一位当时曾在供销社工作、1937年出生的肖汉木老人说：
上海并不产烟叶，但有香烟之极品“中华”、“熊猫”；上海并不牧羊，可全国的毛衣毛料又以上海为最。老人告诉记者，那时的“上海牌”、“上海货”，成为千千万万中国家庭财富的象征，而名牌荟萃也曾是上海的辉煌和骄傲。还有上海的服装、麦乳精、奶糖、的确良、丝袜、白球鞋，都是时尚生活的标志。那时能戴块手表，比现在有钻戒的人还得意。肖汉木当时就拥有一块“上海”牌手表，很长的一段时间，戴的时候唯恐别人不知道，经常故意捋高袖管来炫耀。
肖汉木老人介绍，上世纪80年代初，他有一个用旧了的印有“上海”字样的黑色手提包，给了在农村的表弟。表弟当时的神情是两眼放光，做庄稼的表弟有事无事便提着手提包四处招摇：“看到吗？上海的！表兄给我的。”就算把提包用破了，在田间地头劳作的表弟总爱用那个包装些种子等小玩意儿。
更多的市民有排队购买上海货的经历。71岁的程细香老人介绍，那时市区的“东方红五金交电”商店是她的最爱。老人兴奋得直摇头：“家里有了一张供应票，我就要去‘东方红’排队买东西。买过收音机、自行车，都是上海货。”
1974年，张艳英和丈夫选择到上海旅行结婚。夫妻俩的结婚用品都是专门跑到上海去采购的。“那个年代男女恋人结婚前，有条件的都要去上海采购，或干脆叫旅行结婚，弄得民政局结婚登记处设在上海一样。”住了一个多星期，用光了所有的钱，张艳英夫妇带回了大包小包的上海货。（邹春生：《上海货，曾经的“金字招牌》，2009年3月17日《东楚晚报》）
上海产的奶糖是孩子们最钟情的食品，上海的的确良、灯芯绒，都是女孩子眼里朝思暮想的高档货。到了80年代中期，纺织品又有了许多款式：夹丝膨体纱、涤纶草绿府绸、薄形弹力袜、仿烤花大衣呢、真丝软缎被面……
计划经济凭的是计划供应，什么商品你没有一张领导签了字的或单位盖了章的条子，你是买不到上海货的。上海的香皂、毛巾、麦乳精，这些现在不起眼的东西，在那时绝对算宝贝。
全国人民都对上海货推崇有加：质量好、款式新、价格合理，几乎没有假货，上海货真正是金字招牌。确切地说，对“上海货”的钟爱，源于上海货的款式新颖，经久耐用，前卫时尚，更源于一种岁月的情结。
60年阅读记忆之70年代： 恢复高考 政治局讨论决定报名费收5毛 2009年10月19日12：06 人民网 开篇语：阅读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记忆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变迁，到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丰富，无不折射出社会的进步。
《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在结构上，自1949年共和国起始之年，至2009年，实行“计划单列”，将其中的时光按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新千年依次展开。每个年代的开篇，都有一个概括性的年代特征和生活记忆关键词；每个年代的结束，都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语。这是为了给读者提供阅读便利。
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比如50年代的“列宁装”、“布拉吉”、粮票和上海弄堂里的给水站，60年代的“红宝书”、弹弓、斗鸡，70年代的八个样板戏、小人书、36条腿和“三转一响”、爆米香、鸡毛换糖和喇叭裤，80年代的红裙子、假领子、迪斯科、邓丽君和“大哥大”，90年代的“一步裙”、踏脚裤、“菜篮子工程”、生猛海鲜、股票、超市和甲A联赛，新千年的“肚兜”、唐装、房奴、“人造美女”、超级女声和“动车组”??希望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给勤劳勇敢、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民。 动荡结束 新生活开始了 70年代，是一个转变的时代。70年代最重要的事，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家和人民的动荡生活结束了，新生活重新开始了。
1977年恢复高考
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提议召开并主持了一个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上，他同意恢复高考制度。
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谈话，提出“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
消息在中国飞快地传播着，人们奔走相告。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到来了。
考生们希望报名费能够定在一块钱。当时政治局讨论说，不要增加群众的负担，收5毛就行了，这都是政治局讨论决定的。
由于准备工作来不及，1977年的高考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命题，考试工作于年底进行，文理两类都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新生于1978年春入学。
这是世界教育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而极富讽刺意味的是，面对如此庞大的应考队伍，偌大的中国，竟然无力提供足够的试卷纸张。
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历史由此出现了极富喜剧色彩的一幕。
1977年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关闭十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这也是恢复高考以来，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考试，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迄今为止，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
参加考试的人群年龄严重悬殊，长者已经年过而立，已婚或者已育，幼者才初开混沌，始醒人事。一些82届毕业生回忆，在当时，他们最爱开的玩笑之一就是，年长者对年幼者说“我都可以把你给生下来。”
南京师大文学院教授何永康回忆：
我曾经教过一位33岁的78级学生，同学们都称他为“班级之父”。他告诉我，当他走向考场的时候，身后有4个儿女在向他招手，稚声稚气地祝爸爸考上大学……这一“历史镜头”应当永远印刻在中国教育的历史天空，让后来的青年学子更加懂得珍惜“春天的故事”，珍惜宝贵的学习机遇。（《30年见证：南京老教授讲述1978年高考阅卷经历》，2008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
也有大量的考生最后败下阵来，是时代而不是他们自己伤害了他们的命运。冬夏两季，共招生录取了40.1万多名大学生，只是参考人数的二十九分之一。
链接：1977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
一、给下面这句话注音，要标调（3分）
将正确的答案填写到下面的横线上
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温暖。
二、回答下列问题
将正确的答案填写到下面的横线上
1.指出下面句子中加粗的词属于什么词类（2分）
雷锋为人民服务的心最红
2.指出下面复杂词组中的每个词组属于哪种类型（4分）
恢复和发扬毛主席树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3.分析句子成分（4分）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我要献出自己的毕生精力和整个生命。
4.分析多层复句的层次关系（3分）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三、什么叫拟人的修辞方法？举出一例（4分）
四、写出毛主席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中心思想（6分）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五、将下面两段文言文译成现代汉语，标清题号（14分）
1.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7分）
2.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7分）
六、作文60分作文题：
1.在沸腾的日子里；2.谈青年时代（二题任选其一） 60年阅读记忆之60年代： 凭票供应和限量供应：造就中国市场排队特色 2009年10月19日11：41 人民网 开篇语：阅读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记忆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变迁，到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丰富，无不折射出社会的进步。
《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在结构上，自1949年共和国起始之年，至2009年，实行“计划单列”，将其中的时光按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新千年依次展开。每个年代的开篇，都有一个概括性的年代特征和生活记忆关键词；每个年代的结束，都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语。这是为了给读者提供阅读便利。
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比如50年代的“列宁装”、“布拉吉”、粮票和上海弄堂里的给水站，60年代的“红宝书”、弹弓、斗鸡，70年代的八个样板戏、小人书、36条腿和“三转一响”、爆米香、鸡毛换糖和喇叭裤，80年代的红裙子、假领子、迪斯科、邓丽君和“大哥大”，90年代的“一步裙”、踏脚裤、“菜篮子工程”、生猛海鲜、股票、超市和甲A联赛，新千年的“肚兜”、唐装、房奴、“人造美女”、超级女声和“动车组”??希望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给勤劳勇敢、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民。 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
60年代，北京掀起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高潮。图为女六中(今第156中学)的学生正在阅读雷锋生平事迹 60年代，是英雄人物辈出的年代，他们作为榜样的力量，一言一行都被灌输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60年代，中国人民经历了生活的苦难——饥饿，生活必需品的极度匮乏，“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左”倾错误占据上风，当日常生活异化为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整个民族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60年代的生活，艰苦在先，狂热在后，政治、革命，不断地干预人们的衣食住行。“文化大革命”持续到70年代，终于将国民经济引向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原地踏步，改善甚微。国家和人民也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凭票排队购物
1959年10月31日，北京市副食品商业局、市公共卫生局发出《关于修订对病人肉食、鸡蛋、蔬菜供应标准的通知》，其中规定，对产妇给予一次性补助，鸡蛋2斤、肉2斤、红糖2斤。1960年6月1日起，对献血人员每次输血200cc以上一次性补助肉食1斤、400cc以上一次补助肉食2斤。对托儿所、幼儿园、街道儿童每人每月补助食糖1斤、鸡蛋0.25市斤、糕点、饼干1.5斤、奶制品2斤。从1961年1月起，对浮肿病人每人补助鲜鱼2斤。
1960年副食品货源进一步紧张，如在北京，猪、牛羊肉到4月15日的全部库存只有361万斤，仅能维持1个月的定量供应（居民每人每月4两）。针对这一情况，在主要副食品实行凭证（票）按人（户）定量供应的基础上，又大幅度地增加了凭证凭票定量供应商品的范围，达到了21种。除肉、蛋、食糖以外，又增加了肉罐头、熟肉及干货制品（折合顶肉量凭肉票供应）、糖果、糕点、饼干、奶制品、露酒、干菜、鲜菜、鱼、海味、干鲜果、酱、调料、食盐、豆制品、淀粉、粉条、粉丝等。这一年凭证凭票商品销售额已占副食品零售额的29.3％。
1961年肉、禽、蛋库存急剧下降，紧张达到极点。如肉食货源，只能保持特需供应，对居民所发肉票无货兑现，从4月起，用生、熟肉、鸡鸭、鱼及其罐头制品等折合顶肉量供应。由于后续货源无望，从6月至1962年2月，对居民平日不得不停发肉票。鸡蛋除供应部分特需、病人、产妇、托儿所等，对居民的平日定量亦无法保持，基本上停止了供应。
北京市二商局干部高智勇对这一段困难时期北京的副食品供应作了详细的回忆：
居民凭证供粮改为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所谓“吃商品粮的”）每人按月发放粮票。粮票分为：粗粮票，面粉票，大米票……粮食定量依年龄大小，因人而异，从婴儿降生的3斤、少儿6斤、儿童8斤……至成人21斤不等。其中面粉供应占总定量20%，大米占10%，其余供应粗粮——玉米面、白薯干、有时即高粱面儿、鲜白薯等杂粮。
婴儿发给奶证，每日两瓶，每瓶半磅。满周岁的，供应1瓶，再掺兑“代乳粉”。代乳粉票和婴儿糖票，每月各发一张。凭票到指定商店可购代乳粉1市斤（由黄豆粉、大米粉及少许奶粉掺兑而成）和黄砂糖2两（古巴产的）。
粮票自然炙手可热。1961年1市斤北京市粮票黑市价格3元（当时生产第一线的工人80%以上月薪为三四十元），1市斤全国通用粮票黑市价格4元，1市斤北京市面票黑市价格5元。
1960年猪肉货源急剧减少，到当年7月起已无鲜肉可供应居民，即月市场投放陈年肉罐头顶替鲜肉供应。数张票集中起来可买到一盒（听）罐头。
1961年起，将原发放的每张肉票面额最多3两削减为2两。同年4月，用库存的鸡、鸭、鱼罐头顶替鲜肉。6月到年底，对居民停止供猪肉。
据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全年），是有史以来北京居民消费水平最低的一年。但仍远远高于其他兄弟省市。（统计数字见《北京副食品商业志》2002年版）
1960年，蔬菜被正式划为“国家二类商品”。对居民实行凭票限量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天供应鲜菜2两（100克），但品种不限。萝卜、土豆、白菜等任择其一。但以土豆居多。另外还发放有少量的“葱票”，持票可购买到少许葱、姜、蒜等，主要由“居委会”安排，重点是照顾基层革命军烈属。有时出现凭票也无菜可买的情况，但仍可持票买到腌菜或咸菜（腌酱菜也凭票供应）。 许多东西要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购买，比如，冬贮大白菜每户供应数斤、10余斤不等；食糖每人每月供应2两；食盐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芝麻酱逢三节（春节、国庆、五一）每户供应1两（50克）、茶叶1两（低档），茶叶自1959年起被划为“国家二类物资”，市场罕见；逢年过节还有粗粉条2两，粉丝1两，花椒半两、大料半两、木耳半两，黄花半两，碱面儿半两，皆按户供应。
花生和瓜子一年“品尝”一回。每逢春节光临，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花生半斤（含皮）和瓜子2两（熟）。直到1965年以后，才由每户居民每年供应半斤改为每人供应半斤和瓜子2两。
食油供应按在京正式户口，每人每月发放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食油三两，品种以豆油或棉籽油（当时叫卫生油）居多。花生油则在年、节期间少量投放市场。
此外，春节每户额外增发“节日补助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香油（芝麻油）1两。
稀黄酱每月每户凭证供应半斤（无包装，自备器皿），超过十口人“大户”增加半斤。
酱油（低档）、醋（散装）基本是敞开供应，但每次购量不得超过3斤。所幸不限次数。群众称之“限量不限次”。
每户每月发给糕点票和饼干票各一张。凭票购买糕点半斤和饼干2两，同时另加收北京市粮票4两（全国通用粮票不行）。（以上内容参考《北京市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炎黄春秋》2007年第8期）
1959年开始，上海的市场副食品供应全面紧张，对大白菜、萝卜、葱、蒜、副食调味品、糕点、糖块也采取按人口分配，限量供应或凭票证供应的办法。此后，限量供应或凭票供应的种类逐年增加。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保证人民生活基本需要，上海市区商业部门发放的各种商品供应票证多时达53种，141个票面。按人或按户分配的票证，由粮店代发。
为了分配有限商品，北京还发放过：肥皂票、火柴票、烟筒票、铁炉子票、铁锅票、铝壶票、生炉子用的“劈柴票”和“炭煤票”。还有大衣柜票、大木箱子票、木床票、圆桌票、闹钟票、手表票、电灯泡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等。这些票都是一次性的，按票面规定的数量购买。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1961年度凭票供应物品达69种，还不包括凭证的。
1961年底，北京又发行“工业券”。从此，除凭证和凭票之外的商品皆凭券供应。工业券发放是在职人员按其工资收入比例，平均每20元工资配一张券。购买范围较广：毛巾、毛毯、毛线、手帕、电池、轴线、铁锅、铝盆、铝饭盒、搪瓷面盆、搪瓷口杯、搪瓷便盆、线手套、铁壳暖水壶、竹壳暖瓶、运动鞋，雨伞、棉胶鞋、缝衣针、缝衣线、油布雨衣、夹胶雨衣，人造棉制品，尼龙内衣裤、皮鞋、闹钟、收音机、腰带、刀剪、进口刀片、各类箱包、巧克力糖块及定量之外的香烟、茶叶、白酒等。
城里供应紧张，农村更困难。由于办“人民公社”，社员被迫吃集体食堂，淳朴的农民响应党的号召，把自家铁锅、铁勺等家什无偿捐献出来，投入高炉熔炼，大炼钢铁。1961年，公共食堂办不下去了，各家农户不得不重起炉灶，但又买不到铁锅等炊具，纷纷涌入城里寻购。然而，市区的商品几乎全都凭证或凭票供应，农民根本买不到东西。
由于票证太多，什么票买什么，很难完全记得住。
有时临时公布几号票证买什么，复杂得很，老百姓要花很多精力打听。
商品短缺，票证奇多，造成当年中国市场一大特色——排队。人们上街，只要见到排队，先不问卖什么，赶紧先排上队再说。
白排一通也是常有的事，眼看快排到了，突然东西卖完了，只好沮丧回家。只好再等下一次排队的机会，怕再也买不到，浪费了票证。
后来，人们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词，改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嘿，九十号！九十号呀，九十号，九十号！
烟号票，酒号票，豆瓣儿豆粉全要票。
肥皂一月买半块，火柴两盒慢慢烧。
妈妈记，娃娃抄，号票不能搞混了。
原歌词中的“就是好”，改为谐音“九十号”，这真是苦涩的幽默。
60年阅读记忆之60年代： 三年困难时期：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 2009年10月19日11：41 人民网 开篇语：阅读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记忆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变迁，到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丰富，无不折射出社会的进步。
《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在结构上，自1949年共和国起始之年，至2009年，实行“计划单列”，将其中的时光按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新千年依次展开。每个年代的开篇，都有一个概括性的年代特征和生活记忆关键词；每个年代的结束，都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语。这是为了给读者提供阅读便利。
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比如50年代的“列宁装”、“布拉吉”、粮票和上海弄堂里的给水站，60年代的“红宝书”、弹弓、斗鸡，70年代的八个样板戏、小人书、36条腿和“三转一响”、爆米香、鸡毛换糖和喇叭裤，80年代的红裙子、假领子、迪斯科、邓丽君和“大哥大”，90年代的“一步裙”、踏脚裤、“菜篮子工程”、生猛海鲜、股票、超市和甲A联赛，新千年的“肚兜”、唐装、房奴、“人造美女”、超级女声和“动车组”??希望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给勤劳勇敢、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民。 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
60年代，北京掀起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高潮。图为女六中(今第156中学)的学生正在阅读雷锋生平事迹 60年代，是英雄人物辈出的年代，他们作为榜样的力量，一言一行都被灌输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60年代，中国人民经历了生活的苦难——饥饿，生活必需品的极度匮乏，“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左”倾错误占据上风，当日常生活异化为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整个民族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60年代的生活，艰苦在先，狂热在后，政治、革命，不断地干预人们的衣食住行。“文化大革命”持续到70年代，终于将国民经济引向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原地踏步，改善甚微。国家和人民也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用作代食品的野菜 
60年代发行的菜票
50年代末，“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称为“三面红旗”）席卷中国，加上其他天灾人祸，中国人民进入了后来被称为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叫“三年困难时期”。
水稻专家袁隆平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参考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A19版）
进入1960年春，粮荒问题日见严重，为了能用有限的粮食做出更多的饭，这年1月上旬，在西安还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增量做饭法”先进经验交流会。会后不久，广西柳州地区在大力推广“增量做饭法”时，提出了一些主要的方法，如所谓的双蒸法：办法之一是将米放进罐内干蒸20分钟，然后加水，每斤米加水3斤3两，用猛火蒸40分钟即可。办法之二是将米干蒸半小时后分装入罐，加上凉水，1斤米加4斤水，用猛火蒸1小时即可。双蒸法能使每斤米出饭5斤，比原来能增加40％以上，且饭粒不烂，味道好。
“粮食增量法”或“增饭法”，辽宁黑山县可谓是发源地。1959年5月，该县大虎山卫星人民公社三台子副业生产队创造了“苞米食用增量法”。但黑山在推广这一“先进经验”之初，有些干部群众对此表示怀疑：“无土不砌墙，加水不能顶粮，出的最多，也不过是多加点水而已。”有的甚至讽刺说：“增量增量，米泡膨胀，饿坏肚子，撑坏膀胱。”但黑山县“苞米食用增量法”还是被要求推向全国各地。
同时，由于口粮标准低和副食品严重短缺，人们摄取热量不足，不少群众患了浮肿、肝炎等疾病。
当时，一些地方规定，经医院确诊“无误”可领取“康复粉票”一张，凭票到指定地点可买“康复粉”一份（麦麸、豆粉与砂糖掺制），每日用开水冲食数次。据老者回忆：“疗效还行”。
鉴于农村严重缺粮的紧张形势，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降低口粮标准，“同时，大搞瓜菜，大搞副食品，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正式提出了“低标准、瓜菜代”（“代”即代食品）的要求。11月14日，党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群众运动，以渡困难。
所谓代食品，是指人们用于充饥，但在正常年成不作为食品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化学合成物等。
三年困难时期的代食品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农作物类代食品，它包括各种非灾难年份人们不曾食用的农作物的秸秆、根、叶及壳类，如水稻、小麦、大麦、玉米、高粱等的叶、秆、根及玉米皮、玉米芯、稻谷壳等，以及薯类作物的叶、茎、根等。
第二类为野生代食品，是指野生植物的秸秆、根、叶、皮、果实等，如榆树叶、树皮、橡子、芭蕉芋、蘑芋、石蒜、土茯苓、大百合、野苋菜、洋槐叶、沙枣、鸭跖草之类。
第三类为小球藻、红萍等浮游植物。小球藻是一种球形藻类，直径仅数微米，体内有一绿色杯状或板状色素体，种类繁多，生长于淡水中。小球藻最初是用来当猪饲料的，1960年7月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明确提出，小球藻不仅是很好的精饲料，而且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该社论还举例说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试制糕点、面包、糖果、菜肴、藻粥、藻酱等食品，清香可口；有人用小球藻粉哺育婴儿，效果跟奶粉不相上下。
第四类指合成类代食品，如“人造肉精”、“人造肉”、叶蛋白等，它们相对于前三类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而且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因此也被称作精细代食品。
利用麦秸、油菜秸秆、谷壳、豆秆、豆壳、玉米根、玉米秆、玉米包皮、玉米芯、高粱秆等制作淀粉。在各种农作物中，玉米从“饲料之王”，提到“杂粮首要地位”，一直到“主粮地位”。以甘薯的茎叶、木薯的块根、芭蕉芋的根作为代食品，也被推广，而南方的广西等地大种“费工少、成本低”的木薯，用它的块根和叶做成食品。（熊新文：《共和国史上的代食品运动》，2006 年7 月3 日《新闻午报》）
在粮食极度匮乏的情况下，采集和生产各种代食品，不失为一种动员群众渡过难关的办法。不过，许多代食品，几乎没有什么营养可言，仍难以遏止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发生。
60年阅读记忆之60年代： 从蕃瓜弄到“高干楼” 生炉子要用蜂窝煤 2009年10月19日12：02 人民网 开篇语：阅读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记忆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变迁，到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丰富，无不折射出社会的进步。
《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在结构上，自1949年共和国起始之年，至2009年，实行“计划单列”，将其中的时光按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新千年依次展开。每个年代的开篇，都有一个概括性的年代特征和生活记忆关键词；每个年代的结束，都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语。这是为了给读者提供阅读便利。
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比如50年代的“列宁装”、“布拉吉”、粮票和上海弄堂里的给水站，60年代的“红宝书”、弹弓、斗鸡，70年代的八个样板戏、小人书、36条腿和“三转一响”、爆米香、鸡毛换糖和喇叭裤，80年代的红裙子、假领子、迪斯科、邓丽君和“大哥大”，90年代的“一步裙”、踏脚裤、“菜篮子工程”、生猛海鲜、股票、超市和甲A联赛，新千年的“肚兜”、唐装、房奴、“人造美女”、超级女声和“动车组”??希望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给勤劳勇敢、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民。 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
60年代，北京掀起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高潮。图为女六中(今第156中学)的学生正在阅读雷锋生平事迹 60年代，是英雄人物辈出的年代，他们作为榜样的力量，一言一行都被灌输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60年代，中国人民经历了生活的苦难——饥饿，生活必需品的极度匮乏，“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左”倾错误占据上风，当日常生活异化为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整个民族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60年代的生活，艰苦在先，狂热在后，政治、革命，不断地干预人们的衣食住行。“文化大革命”持续到70年代，终于将国民经济引向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原地踏步，改善甚微。国家和人民也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蕃瓜弄改造成功
60年代，不少农户开始翻建新居。但总的来看，变化不大，仍然以草房为主，条件稍好些的，盖上了简单的瓦房。瓦房的地基亦用砖或石头砌成，墙壁次者用土坯垒就，稍好者采用双层，即里边是土坯，外面用砖砌，俗称“里生外熟”，最好者是全部用砖砌成，民间称之为“混砖到顶”。墙壁之上是房架，其基本组成沿袭了50年代，亦是梁上架檩，檩上架椽，椽上铺笆。而有钱人家的大瓦房，一般不是用笆，而是用专门烧制的方形薄片砖。
1960年10月15日，建筑工程部向中央提出关于解决城市住宅问题的报告，提出，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城市住宅面积远远落后于实际需要，各地都有无房不能结婚、婚后不能同住、几户同住一屋的现象。要调动国家的、地方的、工矿企业和广大群众的力量，分期分批地建设住宅，力争三五年内基本缓解居住紧张的局面。
上海中心城区新中国成立前遗留下来的旧住房、棚户简屋较多。从60年代起，以街坊为范围的旧房改造规划展开，1962年改造蕃瓜弄，1972年改造明园村，1975年改造万体馆对面漕溪路西侧街坊，旧房改造较为成功的是蕃瓜弄改造。
蕃瓜弄改造前总用地面积4.45公顷，拆除棚户、简屋面积2.69万平方米，公共建筑面积340平方米，居民户数1964户，居住人口8771人。改造后人均建筑面积由原来的3.06平方米，提高到7.27平方米，街坊环境由原来的棚户密集、地势低洼积水区，变成街坊外绿带环绕、街坊内建筑整齐、环境优美的新型住宅街坊。
蜂窝煤
60年代，农村烧草烧柴火，城市，则烧蜂窝煤。冬天，没有暖气，要生炉子取暖。快入冬，先要去买那种铁皮烟筒，然后自己装烟筒，装炉子。
生炉子取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点火，要先拿一张报纸塞在炉膛里面，报纸要揉皱，上面放一块引火的草炭，在草炭上面再放蜂窝煤块。然后用火柴在下面点着报纸，报纸快烧完的时候引着草炭，草炭再引着煤，这样一步一步把炉子点着。这个过程烟雾很大，往往弄得满屋都是浓烟。
点火不是很难，所以学会并不难。难的是，炉子生着之后保持它不灭，还要达到取暖的目的。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每天从早上开始的顺序是：（1）起床打开炉子，撤炉灰，把煤添上，15~20分钟后封炉子；（2）下班回来，打开炉子撤灰，加煤，等新加的煤燃烧旺盛时，就大概到了晚上8点了；（3）享受2小时稍微暖和的时刻，就要封炉睡觉了。这样，室内晚上最高的温度，也就在10℃~13℃。
但是，事情不是这样简单，炉子灭了的时候经常发生。
使用蜂窝煤，最担心的是一氧化碳中毒，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煤气中毒”。
每到送煤的师傅给各家各户送煤的时候，大家都会很客气的倒茶送烟的，为的就是希望能够给自家送一些干的蜂窝煤，因为刚做出来的煤很湿，很不好点燃，而且还容易产生煤气（一氧化碳），所以每到这个时候大家对送煤的师傅都很客气。当然，街坊们也都很体谅那些送煤师傅，一车煤几百斤重，一个人又要拉又要搬的，要是赶上几个院子深的就更累了，搬完煤往往是深秋的天气，却出了一身的透汗。挣的都是辛苦钱，所以大家能送点什么也就送点什么了。
一般这蜂窝煤被送到家之后还需要在院子里面吹上几天，直到差不多干透了才会全家总动员的一起搬到自家盖的小煤池或者窗台底下，再在上面盖上一层塑料布并压上几块砖或者瓦什么的，才算大功告成。因为这一冬天就靠这些煤了。谁也不希望下雨的时候给淋湿了。
1965年11月，第一座供应民用液化石油气的灌瓶站在北京西郊建成，并率先向北京一些居民区域发展用户。有人回忆，当时一罐煤气是2.7元，议价是每罐3.2元。
北京曾经有三座“人民公社”楼，西城区的福绥境大楼、东城区北官厅大楼、还有就是崇文区的安化楼。
安化楼——因建于拆毁的安化寺之上而得名。1960年5月竣工入住，曾经是北京最著名的“楼盘”，也曾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酒店式公寓”，还拥有北京最早的社区会所……
安化楼的主体有9层，附属楼8层，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这在当时属于相当大规模的建筑物，大楼竣工时曾经轰动一时，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公社大楼的。
刚建成的安化楼中，每层都有5盏大型玻璃吊灯，4扇玻璃大门，把长长的走廊空间进行了有机分割。将近3米宽的楼道，转角处的一些大空间除了用来堆放一些杂物之外，就是晾衣服的好地方，因为宽敞，能直接通风采光。
安化楼当年的结构充分体现了“公社化”的原则，房间里没有厨房等生活设施，所有的服务设施都在大楼的一层，那里是公共大食堂和开水间。平时居民们工作日都在单位就餐，孩子也都送到托儿所，所以很少有人到楼下食堂就餐。
食堂的工作人员都会在周六晚上挨家询问居民们晚餐和第二天是否订餐。订餐者想吃什么就在食堂准备的小本本上写下来，然后食堂的服务员会把饭菜送上门去，再把各家空的暖水瓶取走，打满开水再送上来。
入住安化楼，不仅要有身份，还要有足够高的收入。1962年入住大楼的居民中，大部分的月收入都有差不多200元，而分给他们的两居室当时的房租是10多元，相当于北京市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因此被称为当时的“高干楼 ”。
在北京的历史上，安化楼是第一座安装了电梯的居民楼，在大楼中心的电梯间，有两部电梯，最早的电梯，是有拉手的单开门。在大楼东侧的楼梯旁，原本设计预留了另两部电梯的位置，但是后来为了节约经费，就没再安装。
那时候附近的孩子都到安化楼乘电梯，电梯内部空间不到3平方米，除去电梯管理员和她的桌椅、电暖气的空间，最多也就能容纳五六个人。于是远近的大人小孩儿都会来看看，小孩们更是把这儿的电梯当玩具了，刚上了9层，就又跑到8 层等着往下坐。当时，很多人觉得安化楼就像是出差时候住的宾馆一样高级。
虽然当年在楼的设计中不包括厨房，但都有比较宽敞的卫生间，还设计给家家户户都装上浴缸，虽然后来因为没有钱被放弃了，但还留了浴缸的位置。
1964年，各楼层尘封已久的食堂被装上了煤气，变成公共大厨房，住户集中在这里做饭。厨房里面靠墙是一排炉灶，可以想象家家户户挨着做饭炒菜，肯定是很热闹的景象。（参考方璐：《北京最后的公社大楼》，2005年7月1日《新世纪周刊》） 60年阅读记忆之50年代： 印450万册的《高玉宝》和夜半鸡叫的“周扒皮” 2009年10月19日11：27 人民网 摘自《中国生活记忆》 编著：陈煜 开篇语：阅读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记忆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变迁，到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丰富，无不折射出社会的进步。
《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在结构上，自1949年共和国起始之年，至2009年，实行“计划单列”，将其中的时光按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新千年依次展开。每个年代的开篇，都有一个概括性的年代特征和生活记忆关键词；每个年代的结束，都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语。这是为了给读者提供阅读便利。
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比如50年代的“列宁装”、“布拉吉”、粮票和上海弄堂里的给水站，60年代的“红宝书”、弹弓、斗鸡，70年代的八个样板戏、小人书、36条腿和“三转一响”、爆米香、鸡毛换糖和喇叭裤，80年代的红裙子、假领子、迪斯科、邓丽君和“大哥大”，90年代的“一步裙”、踏脚裤、“菜篮子工程”、生猛海鲜、股票、超市和甲A联赛，新千年的“肚兜”、唐装、房奴、“人造美女”、超级女声和“动车组”??希望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给勤劳勇敢、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民。 摘要：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备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小说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们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高玉宝》在国内外有二十几种版本，仅汉文版印数就高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和12种文艺演唱形式及其戏曲书籍，其中尤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深远。“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刻薄举动，最终成为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形象。
50年代出版的《高玉宝》图书封面 1950年，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
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参加过土改的作家邵燕祥回忆：我们的工作团里，有一支中央戏剧学院的劲旅，一路文娱活动很热闹，至少普及了一首配合土改发动群众的歌曲《谁养活谁》：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没有咱劳动，粮食不会往外钻。耕种锄刨，全是我们下力干；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粮食一滴汗。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呀堆成山。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瞧一瞧，没有咱劳动，棉花不会结成桃。纺纱织布，没有咱们做不了；新衣裳，大棉袄，全是我们血汗造。地主不劳动，新衣穿成套呀穿成套。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想一想，吃穿和住的，全是我们出力量。咱和地主，怎么生活不一样？不是咱种上粮，地主早就饿断肠。到底谁养活谁，大家想一想呀想一想。
老乡们以为我们住在北京就常能看见毛主席，因而关切地问：“毛主席的生活好吧，能赶上富农了吧？”
邵燕祥还回忆，在没收、征收阶段，有一个地主寡妇曾经大哭大闹过。那是因为土改积极分子说她“转移”亦即藏匿了“浮财”，她说没有，于是僵持不下。我看她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女儿面对一大群人的指斥围攻，双方都不好下台，便提出让男人们退出，让积极分子中的妇女们继续追查。后来好像软硬兼施都不奏效，没有搜缴出什么值钱的物件。（邵燕祥：《1951年：到甘肃参加土改》，《温故》第九期，2009年4月7日）
土改，在人的印象中是诉苦和斗地主。
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备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小说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们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高玉宝》在国内外有二十几种版本，仅汉文版印数就高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和12种文艺演唱形式及其戏曲书籍，其中尤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深远。
“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刻薄举动，最终成为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形象。
全国土改有先有后，但基本在1952年完成。这次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大约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每年交给地主的700多亿斤粮食的地租。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据统计，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42.8%。
50年代的中国人，经历了“一化三改造”。“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造”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实行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4年至1956年底全面进行。
央视法治频道主持人劳春燕曾回忆，她的外公世代从医，在绍兴上大路开了一家药房，叫“致大药栈”。新中国成立前，致大药栈在绍兴城里也算数一数二的大药房了。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外公从药店老板变成了一名普通的药店倌，也被命令去改造，和其他改造对象一起住在绍兴城里唯一的一座教堂里，每天挑河泥。年幼的妈妈去给他送饭，发现他的腿都肿了，一掐一个小坑，原来是得了浮肿病。
一些公私合营的资本家，意识到工商业改造已是大势所趋。也有一些人开始对前途感到茫然，终日惶惶不安，顾虑重重，心甘情愿把家产献出来的毕竟是少数。有的资本家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也有的说“多年心血，一朝付之东流；几声锣鼓，断送家财万贯”。
正当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搞得如火如荼时，北京市也在加紧推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1954年，北京选择大有粮店、稻香村食品店、同仁堂国药店、六必居酱园等10家较大的、具有传统特色的资本主义零售商店进行公私合营试点。8月27日，同仁堂公私合营大会召开，公私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
实行定息之后，原先拥有100万元资产的资本家名义上还拥有100万元的资产，实际上只拥有100万元产生的利息。除个别情况外，统一定为年息5％，这个比率略高于当时的银行利息。从1956年1月1日起计息。这个办法保持七年不变。到了1963年，又决定延长三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1966年9月才停发定息。国家先后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向资本家支付了30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
对资本家进行“和平赎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将所有制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努力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共和国一大创举。
《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在结构上，自1949年共和国起始之年，至2009年，实行“计划单列”，将其中的时光按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新千年依次展开。每个年代的开篇，都有一个概括性的年代特征和生活记忆关键词；每个年代的结束，都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语。这是为了给读者提供阅读便利。
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比如50年代的“列宁装”、“布拉吉”、粮票和上海弄堂里的给水站，60年代的“红宝书”、弹弓、斗鸡，70年代的八个样板戏、小人书、36条腿和“三转一响”、爆米香、鸡毛换糖和喇叭裤，80年代的红裙子、假领子、迪斯科、邓丽君和“大哥大”，90年代的“一步裙”、踏脚裤、“菜篮子工程”、生猛海鲜、股票、超市和甲A联赛，新千年的“肚兜”、唐装、房奴、“人造美女”、超级女声和“动车组”??希望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给勤劳勇敢、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民。
全国遍地是炼钢铁的土高炉 “夜晚，列车在原野上奔驰，不时从成群成列的高炉旁穿过，旺燃的火焰‘呼呼’作响，映红了漆黑的夜空。”
“千百万钢铁大军开进荒山野岭，唤醒了无数沉睡的山冈。爆破手们在常年寂静的山谷里，点燃了开掘的雷管、炸药；无尽的矿石、煤炭，像流水一样涌向炼铁、炼钢炉前。”
“千万条道路赶筑起来了，条条通向矿山和熔炉。火车加快了运行的速度，船只乘风破浪地急驶，都在为钢铁奔忙。”
这是当年《人民日报》记者写下的《沸腾的日日夜夜》，真实地记录了全民炼钢的狂热场面。
一切为“钢铁元帅升帐”让路。一时间大江南北，高炉林立，人山人海，热火朝天。
全国遍地都是炼钢铁的土高炉。工厂、部队、公社、机关、学校，连外交部都办起了炼钢炉、炼铁厂。不管男、女、老、少，不分外行、内行，凡是人都成了钢铁工人。没有煤的地方，就砍树烧炭；城里没有树木，就烧家具、床板。没有铁矿石，就砸锅子、鼎锅。建土高炉没有砖石，就拆祠堂、庙宇，毁围墙、宝塔。北京王府井大街两边人行道上的砖头，一夜之间，不翼而飞，都到土高炉上去了。
往常宁静的学校也沸腾起来了，学生放下了手中的书本走近高炉。长年操持家务的妇女也出来了，把铁锅铁锄送作炼钢的原料。
由于采取了许多非常措施，至1958年底，全国用在钢铁战线的劳动力超过了一亿，参加大炼钢铁的人力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经过几个月的蛮干，加上相当程度的浮夸，到年底，宣布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生铁产量达到1369万吨。但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合格的铁也只有900万吨，有些则完全是废品。
大炼钢铁对生态环境和物质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浪费，进一步造成了群众生活的严重困难。轻工业产品的生产品种和产量也大幅度减少，直接导致人民生活日用品供应极其紧张。 60年阅读记忆之50年代： 城市交通基本靠走 第一代公车会发“当当”声 2009年10月19日11：04 人民网 摘自《中国生活记忆》 编著：陈煜 开篇语：阅读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记忆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变迁，到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丰富，无不折射出社会的进步。
《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在结构上，自1949年共和国起始之年，至2009年，实行“计划单列”，将其中的时光按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新千年依次展开。每个年代的开篇，都有一个概括性的年代特征和生活记忆关键词；每个年代的结束，都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语。这是为了给读者提供阅读便利。
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比如50年代的“列宁装”、“布拉吉”、粮票和上海弄堂里的给水站，60年代的“红宝书”、弹弓、斗鸡，70年代的八个样板戏、小人书、36条腿和“三转一响”、爆米香、鸡毛换糖和喇叭裤，80年代的红裙子、假领子、迪斯科、邓丽君和“大哥大”，90年代的“一步裙”、踏脚裤、“菜篮子工程”、生猛海鲜、股票、超市和甲A联赛，新千年的“肚兜”、唐装、房奴、“人造美女”、超级女声和“动车组”??希望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给勤劳勇敢、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民。
当当车已成展览“文物” 基本靠走的城市交通已成记忆 “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取暖基本靠抖，治安基本靠狗”。这则幽默小文的第一句，也是50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交通工具的真实写照。
50年代的农村，不但绝大多数人没有乘过公共汽车，就是自行车，也只有极少数有职工的家庭才有。北京市农村每百户拥有自行车数，1956年为13辆，1957年为16辆。人们的出行主要靠步行、畜力车、牲畜等，用独轮车(木轮)、大车、地排车(死胎)运输。当时交通工具基本上没有，闲暇时走亲访友，就只有靠两条腿用步子量着走了。
在城市，公共汽车虽然不断增加，但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完全依靠公共汽车出行。这样，自行车就成为机动车之外的主要城市交通工具。
到1958年，北京共有有轨电车九路，每一路都有不同颜色的车牌：
环路（白牌）：平安里出发，回到平安里；
1路（红牌）：西直门到永定门；
2路（黄牌）：东直门到永定门；
3路（蓝牌）：西直门到东单；
4路（浅蓝牌）：西直门到东直门；
6路（粉红牌）：虎坊桥到三里河（临时线）；
7路（灰牌）：崇文门到永定门；
8路（绿牌）：西直门到体育馆。
1958年以前，上海的有轨电车有八路，无轨电车有十路，公共汽车共有四十九路。
有意味的是，北京的有轨电车没有“5路”，而上海的有轨电车没有“4路”，是1、2、3、5、6、7、8、12路。
1955年，上海公共汽车票价分为5分、1角、1角5分和2角四档；无轨电车票价分为4分、7分、1角、1角3分四档；有轨电车票价分为3分、6分、9分、1角2分四档。
1958年 7月，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简称市公交公司）成立，公司电车修造厂试制红旗牌大客车和第一辆铰接式大客车(无轨电车)， 在北京、上海展出。
1956年5月11日，上海《青年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讲了一件事：4月一团支部在上海西郊公园举行一次主题会，支部书记通知大家：明天集体乘公共汽车去。当时有很多人提出意见说：
“我们有脚踏车，可以直接去，在公园门口等你们。”可是支部书记强调说：“我们要培养集体主义精神，一定要集体乘公共汽车去，骑脚踏车去就是没有集体主义精神。”
写这封信的上海市眉州路底西方子桥王仕成，怎么也想不通：
我们都是还没有走上工作岗位的自学青年，经济比较困难。可是自己有了脚踏车却不能骑去，一定要出钱乘汽车，否则就说没有集体主义精神，我认为这样地理解集体主义是不对的。
50年代，北京还有“当当车”。“当当车”是老北京（北平）对有轨电车的称呼。历史上，北京的第一条有轨电车于1924年12月17日在前门正式通车。当时，共有10辆有轨电车往返于前门至西直门之间。因为电车顶上的接线设备和电车行驶中发出的声音，老百姓也把有轨电车叫“摩电车”或“当当车”。它的车头挂了一只铜铃铛，司机只要一踩脚下的踏板，铃铛便会发出“当当”的声响，提醒行人闪避车辆。这也算是北京第一代现代化交通工具。前门有轨电车最早采用法国样式，之后也用过日式和国产电车。
1958年，前门有轨电车停运。
2008年初，改造中的前门大街按照计划铺设了有轨电车的铁轨，使消失了50年之久的“当当车”得以重现京城。
50年代，摩托车是稀有之物，很少用于日常交通。
1956年5月22日，上海《青年报》刊登了署名“路源”的《摩托车手之歌》：
摩托车的马达隆隆轰响，声音震动了远处的山冈，
我像安上了强健的翅膀，勇敢地向前飞翔。
50年代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也有出租车，只不过离普通的老百姓很远。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就有出租汽车行29家，营业汽车近400辆。在北京，政府专门从东欧和苏联进口了一批崭新的“华沙”和“胜利”轿车，用做出租车。另外，也有三轮车，但价格不低，比如当时从前门车站到西单，要2角。 60年阅读记忆之50年代： 公共食堂不要钱和举世罕见的“票证时代” 2009年10月19日11：04 人民网 摘自《中国生活记忆》 编著：陈煜 开篇语：阅读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记忆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变迁，到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丰富，无不折射出社会的进步。
《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在结构上，自1949年共和国起始之年，至2009年，实行“计划单列”，将其中的时光按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新千年依次展开。每个年代的开篇，都有一个概括性的年代特征和生活记忆关键词；每个年代的结束，都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语。这是为了给读者提供阅读便利。
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比如50年代的“列宁装”、“布拉吉”、粮票和上海弄堂里的给水站，60年代的“红宝书”、弹弓、斗鸡，70年代的八个样板戏、小人书、36条腿和“三转一响”、爆米香、鸡毛换糖和喇叭裤，80年代的红裙子、假领子、迪斯科、邓丽君和“大哥大”，90年代的“一步裙”、踏脚裤、“菜篮子工程”、生猛海鲜、股票、超市和甲A联赛，新千年的“肚兜”、唐装、房奴、“人造美女”、超级女声和“动车组”??希望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给勤劳勇敢、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民。
北京市菜票 有效期10天 1958年，“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成为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的著名口号。
“放开肚皮吃饭”之后，不少公共食堂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办，倾其所有，倾其所能，不但吃饭不限量，就是吃菜，也强调“一个星期不重样”、“半个月不重样”，大吃大喝，穷吃海喝。
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的常庄管理区第一大队第一生产队的食堂，自称能做到一个星期饭菜不重样，每天三餐，每餐四个菜。一周一会餐，节日大会餐。他们还特地公开了一星期不重样的饭菜单，其中有：
和平汤凉粉、豆芽、银丝菜、红丝菜穿汤面、白菜、炒豆腐、炒百合、七糕点肉丝、肉片、炒白菜、炒韭菜、红烧肉、小苏丸、大苏肉、穿汤丸子、拔丝山药、焦烧肉、木耳汤油馍百合汤、金丝菜
这段时间，不少公共食堂还开起了“流水席”，社员随到随吃。有些地方还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仿照汉末张鲁设义舍的办法，五里设一凉亭，十里设一饭铺，行人来了就吃，吃了就走，人家不吃，还劝人家，说是反正吃饭不要钱。
“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实行不到两三个月，多数食堂已寅吃卯粮。
河北徐水县则在全县范围实行基本生活供给制。其中，针对农民的供给内容有：
伙食：男女整半劳力，大、中学生（这里的大学生是指红专大学的学生）每人每月5元，小学生每人每月4元，幸福院老人每人每年4元5角，幼儿园儿童每人每月3元5角，托儿所儿童每人每月3元。伙食费一律不发给本人，以食堂为单位掌握。伙食用粮发给食物，以食堂为单位发给供应证，凭证到附近粮库领取，其他部分一律折款发给货币。为了便于掌握，各食堂可发给个人饭证。农民出门原数带走饭费，到另一食堂吃饭交费。
服装日用品：男女整半劳力，每人每年发给服装布24尺，棉花1斤，鞋3双，袜子2双，毛巾1条，肥皂2块，根据需要发给草帽1顶。大中小学生、幸福院老人、儿童都有相应的规定，连托儿所儿童，每人每年也发给服装布8尺，袜子3双，毛巾2条，帽子1顶，香皂1块，小毛巾1条。
当时的民谣也热情地唱道：
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
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总之一句话：“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办好公共食堂》。社论提出了办好公共食堂的具体要求，比如食堂饭菜多样化，饭要粗细搭配，有干有稀，菜要多种，有菜有汤，尽量免费供应酱油、醋、葱、蒜、辣椒等调味品。要注意改善伙食，应当争取每月吃两三次肉，每逢节日会餐。食堂要讲究卫生，要有自己的蔬菜基地，对年老社员、儿童、病员、孕产妇应在饮食上适当照顾，要利用旧有房屋改建饭厅或尽可能地新建简易饭厅等，可谓事无巨细，都作了详细的要求。
公共食堂及其供给制，脱离当时中国国情，超越人的觉悟，有些做法也很荒唐。
50年代初，我国粮食短缺。中央政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办法，粮票出现了。
1953年11月1日，北京市首次发行面粉购买证，上面写着“遗失不补，过期无效”。
1955年10月，实行粮食以人定量供应后，粮食部发行“全国通用粮票”。
学界对于票据的起端，公认的时间是1955年，是以发行第一套全国粮票为标志的。之后，食用油票、布票相继面世。全国2000多个市、县都分别发放和使用了各种商品票证，进行计划供应。此外，一些较大的厂矿、学校等也印发了各种票证。
从此，票证范围之广、地域之宽、品种之全、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极为少见。除了买“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不用票，买其他东西都要票。
城镇粮食的凭折定量供应始于1955年，国务院《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时办法》规定居民口粮依据劳动差别、年龄大小以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确定了9个等级的供应标准。
副食经营货品，除食油（包括麻酱）早于1954年实行计划供应并由粮食部门管理外，1958年春节开始，对猪肉、牛羊肉、鲜蛋、红白糖、粉丝、糕点等8种副食品实行凭票定量供应。汉民每月每人供应猪肉6两，牛羊肉5两；回民每月每人供应牛羊肉1斤4两；红白糖各4两，鲜蛋2个。另外“五一”节供应鲜鱼，“端午”节供应粽子，采取多供户少供数的办法，供应日期在3天至7天以内售完为止。
据《上海地方志》记载：1955年10月，上海市印制发行“五证一票”。五证是：上海市居民购粮证、工商行业购粮证、伙食团购粮证、特种用粮供应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各户用粮均由粮食部门核定数量，发给购粮证，向指定粮店凭证计量购买粮食。一票是：1955年上海市粮票。
这些粮票、粮证是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的凭证，属无价证券。凡居民在市内伙食单位或在亲友家搭伙，以及购买粮食复制品等，凭购粮证向定点供应的粮店，在定量计划内，按照需要量换取上海市粮票。
50年代粮票的出现，标志着后来整整实行了40年的商品票证制度的开始，小小粮票，曾陪伴了所有中国人。
结婚购买票 60年阅读记忆之50年代： 小伙子要穿列宁装 姑娘们爱上工装裤[组图] 2009年10月19日11：04 人民网 摘自《中国生活记忆》 编著：陈煜 开篇语：阅读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记忆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变迁，到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丰富，无不折射出社会的进步。
《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在结构上，自1949年共和国起始之年，至2009年，实行“计划单列”，将其中的时光按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新千年依次展开。每个年代的开篇，都有一个概括性的年代特征和生活记忆关键词；每个年代的结束，都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语。这是为了给读者提供阅读便利。
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比如50年代的“列宁装”、“布拉吉”、粮票和上海弄堂里的给水站，60年代的“红宝书”、弹弓、斗鸡，70年代的八个样板戏、小人书、36条腿和“三转一响”、爆米香、鸡毛换糖和喇叭裤，80年代的红裙子、假领子、迪斯科、邓丽君和“大哥大”，90年代的“一步裙”、踏脚裤、“菜篮子工程”、生猛海鲜、股票、超市和甲A联赛，新千年的“肚兜”、唐装、房奴、“人造美女”、超级女声和“动车组”??希望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给勤劳勇敢、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民。 50年代，百废待兴。
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朴素简单如当时一首民谣所说：“四个兜的中山装，小米高粱吃得香，几户人家一个庄，走亲访友靠步量。”
革命的激情，心中的理想，引领着50年代人们的生活，他们工作繁杂但没有怨言，生活清苦但没有牢骚，遇到困难也不气馁。虽然他们曾经砸掉家里的铁锅去大炼钢铁，虽然他们曾经误以为粮食亩产几十万斤，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无可厚非。
直到现在还有人怀念：50年代，多单纯啊！
50年代生活关键词：列宁装，布拉吉，粮票，公共食堂，广播体操，打麻雀，土地改革，公私合营，全民炼钢。
毛泽东在开国大典时穿中山装的形象，引起世界瞩目。
中山装和列宁装
新中国刚成立时，人们的服装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样式。城市市民一般穿侧面开襟的长袍，妇女穿旗袍。农村男子一般穿中式的对襟短衣、长裤，妇女穿左边开襟的短衫、长裤，有的还穿一条长裙。衣服面料多是机织的“洋布”、粗棉布、麻布。此外，还时行西装和中山装。
50年代以后，穿衣打扮与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西装和旗袍渐渐地被看作资产阶级情调，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消失了几十年。男人开始以中山装为主装，不再穿长袍马褂；女人穿的是对襟袄，不再“裹足不前”。特别是中山装，成为中国最庄重也最为普通的服装。
初期的中山装上衣的纽扣很多，四个口袋平平整整，但样式过于呆板正统，缺乏创新。
那时拥有一套毛料中山装是令人羡慕的事情，而在中山装的右上口袋插上一支甚至两支钢笔，则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象征。
后来，受革命的感召和对共产党干部的崇敬，中山装引起一些青年学生的追捧，有人根据中山装的特点，设计出了款式更简洁、明快的“人民装”、“青年装”和“学生装”。
还有一种稍加改进的中山装，就是将领口开大，翻领也由小变大，很受人们的欢迎。当时，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就特别喜欢穿这一款式的中山装。开国大典时，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集体亮相，毛泽东和他身边的领导人穿中山装的形象，更是引起世界瞩目。以后，国外有人便将这一款式的中山装称作“毛式中山装”。
新中国成立之初南京有童谣唱到：一进堂屋亮堂堂，房里摆的大花床，姑娘穿的花衣裳，小伙子穿的“列宁装”。
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服装成为当然的革命象征，深深地影响着城镇居民。“列宁装”一度成为最流行的服装。
“列宁装”，因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常穿而得名，它的式样为西装开领，双排扣、斜纹布的上衣，有单衣也有棉衣，双襟中下方均带一个暗斜口袋，腰中束一根布带，各有三粒纽扣。
“列宁装”开始本是男装上衣，在中国却演变出女装，并成为与中山装齐名的革命“时装”。穿上“列宁装”这种公认的“苏式”衣服，显得既形式新颖又思想进步，“列宁装”一时成为政府机关女干部的典型服式，因此也被称为“干部服”。
“列宁装”或多或少带有装饰性元素——双排纽扣和大翻领，腰带的作用有助于女性身体线条的凸显。
这款服装后来成了无数中国女性最崇尚、青睐的“时装”，穿“列宁装”、留短发是那时年轻女性的时髦打扮，看上去朴素干练、英姿飒爽。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君、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田桂英，都曾是“列宁装”的模特，劳模的示范，带动了时代的风尚潮流。
美中不足的是，当时“列宁装”可供挑选的颜色并不多，清一色的蓝、灰、黑，彰显艰苦朴素的时代风气。
年轻姑娘喜欢穿工装裤
上海著名配音演员苏秀在《我的配音生涯》一书中回忆难忘的“列宁装”：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那时我虽然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但实足年龄尚不满24岁。看着满街红旗，听着那令人振奋的腰鼓声，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剪着短发、戴着蓝布帽、穿着蓝布列宁装的女干部啊！我渴望自己也能那样地穿着，渴望着走到社会上去，渴望着工作。
其实，我在广播剧团很受重用，工作得很快活，可心里总以自己不是国家干部为憾。觉得既然不是国家干部就不能去穿那象征干部身份的列宁装。所以当我在报上又看到北京电影演员表演艺术研究所（即北京电影学院前身）招生的时候，我就又去应考了。
“列宁装”穿在叶琳琅饰演的女特务王曼丽身上，更让人难忘。在一部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反特片《铁道卫士》中，叶琳琅扮演的特务王曼丽是一个潜伏的女特务，“列宁装”，直发型，单布鞋，而并不是观众印象中女特务常有的花旗袍、烫发头和高跟鞋，难怪观众印象深刻。
多年后，步入老年的叶琳琅，在江南某农村拍摄《香魂女》的时候，被许多围观看拍戏的农民给认了出来，大家在指指点点地小声议论着她饰演的王曼丽，快人快语、为人豪爽、充满喜剧细胞的叶琳琅，于是来了个现场发挥，她不无幽默地拱手抱拳，连声说道：“是我，是我，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一席话，逗得大家开怀大笑。
年轻姑娘爱上工装裤和“布拉吉”
1949年以后，生产领域的工人阶级地位得到提高，劳动最光荣，朴素是时尚，穿工装成为一种荣耀。年轻姑娘们曾一度爱上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
工装裤为背带式，胸前有一口袋。与之相配的，一般是圆顶有前檐工作帽、胶底布鞋，布鞋多为手工制作。另外，前后挂胶、以草绿色帆布为面，橡胶为底的“胶鞋”，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穿用而得名“解放鞋”，成为这一时期城镇民众广为使用和喜欢的鞋型。
一般新鞋上脚前，要先钉上掌，孩子的鞋往往前面还打一个皮包头，后跟也补块皮子。男孩子的鞋，大脚趾前面缝一小块“膏药”补丁，很常见。
新中国成立后，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绸缎面料，显得封建味道有些浓。所以，参加工作的女性和女学生就摒弃了缎面，而采用具有农民文化特色的花布来做棉衣，以显示与工农的接近。
穿小棉袄时，为不失进步形象又防止弄脏棉衣（以免去频繁拆洗），一般外穿一件单层的罩衣。50年代，大部分女性用“列宁装”做罩衣。
1955年5月17日，上海《青年报》刊登了署名“启新”的文章《支持姑娘们穿花衣服》，文章认为，现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美丽一些了，然而姑娘们的服装大都还是“清一色”，有的姑娘全身一色蓝。我们不但要把国家打扮得像一个百花盛开的大花园那样，也要把姑娘们打扮得像一朵鲜花、一颗宝石一样。文章最后呼吁：姑娘们，你们大胆地穿起花衣服来吧！
1956年1月，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举办了花布、丝绸、织锦图案展览会，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注意，其中有不少鲜艳丰富、健康而富有生命力的花布图案，如红枫小菊、小玫瑰等，深受人们喜爱。1月10日上海《青年报》报道了这次展览会，并再次提出：
姑娘们，别老是穿得灰溜溜的，穿得漂亮些，把自己打扮得和鲜花一样。
当电影《护士日记》中的女护士简素华哼唱着“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时，看过这部影片的中国男性，也为这位有点小资情调的美丽护士所倾倒。
1956年，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流行的色彩也从蓝色、灰色变得丰富多彩了。从苏联传入的连衣裙“布拉吉”成为最受欢迎的服装：宽松的短袖、褶皱裙、简单的圆领、碎花、格子和条纹，腰际系一条布带。
“布拉吉”本是苏联女子的日常服装，50年代，在中国大众的视野中，多是苏联画报、期刊和电影，那里面人物的着装和专门开辟的时装专栏间接影响着中国大众，身穿“布拉吉”的援华女专家则成了大众直接模仿的对象。
当苏联女英雄卓娅穿着飘逸的“布拉吉”就义时，“布拉吉”成为一种革命和进步的象征，也因此成为50年代最流行的女性服饰之一。
大街小巷、建设工地，上至知名女性，社会名流，下至基层女工，都曾穿过“布拉吉”，甚至幼儿园的小女孩也会有一件属于自己的“布拉吉”。“布拉吉”在女性之中几乎人手一件。一群年轻的女孩子，脸上写满笑容，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满怀着革命的激情，她们梳着油黑的大辫子或刘海齐眉的短发，穿着五颜六色的“布拉吉”，嘴里唱着流行的歌曲，上学、上班、开会、集会、游园，投身于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建设之中。
后来，由于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布拉吉”的名称不用了，但“连衣裙”即“布拉吉”的意译名一直沿用下来。
《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在结构上，自1949年共和国起始之年，至2009年，实行“计划单列”，将其中的时光按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新千年依次展开。每个年代的开篇，都有一个概括性的年代特征和生活记忆关键词；每个年代的结束，都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语。这是为了给读者提供阅读便利。
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比如50年代的“列宁装”、“布拉吉”、粮票和上海弄堂里的给水站，60年代的“红宝书”、弹弓、斗鸡，70年代的八个样板戏、小人书、36条腿和“三转一响”、爆米香、鸡毛换糖和喇叭裤，80年代的红裙子、假领子、迪斯科、邓丽君和“大哥大”，90年代的“一步裙”、踏脚裤、“菜篮子工程”、生猛海鲜、股票、超市和甲A联赛，新千年的“肚兜”、唐装、房奴、“人造美女”、超级女声和“动车组”??希望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给勤劳勇敢、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民。 动荡结束 新生活开始了 70年代，是一个转变的时代。70年代最重要的事，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家和人民的动荡生活结束了，新生活重新开始了。
小人书《钢铁是怎么炼成的》70年代的小人书，通俗但不低俗，很有品位，好多知识是从里面来的，记得小时候的四大名著、历史故事、诗词歌赋，好多知识都是来源于小人书。
“小人书”又叫“连环画”，“小画书”，在生于70年代的人们的童年记忆里刻骨铭心。《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岳飞传》《杨家将》这些小人书，常常是很多小孩子星期天打发时间的好东西。
那时候绘制小人书的作者水平就是高。小人书的画面大多都很丰富和精彩，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绘制的，一种是电影。这种电影的小人书很神奇，其实就是一个个的电影剧照，下面有文字说明。不过估计因为印刷条件和成本的限制，这种书除了封面是彩色的以外，内容都是黑白的。
小人书中最流行的是《西游记》《封神演义》这样的神话故事，还有如《三国演义》《水浒》等根据名著改编的小人书，这类书很多都是系列的。
一本小人书的售价从几分钱到几角钱，那时候绝对是个很大的开支，于是小人书的阅读主要靠传阅，从这家借到那家，再从那家再转回这家。许多人都有收藏小人书的经历。那时，把买来的或者借来的小人书放到一个纸箱子里，不少人能够收藏20本以上。遇到好的书就不想还给别人。
得到了一本新的小人书，再着急也不会立刻就把它读完，而是找到一个最安静的时刻，搬一个小凳子，把书放在大凳子上，然后开始阅读，很快就沉浸在小人书里的故事情节中去了。看完以后，再找时间看第二遍。
《第二次握手》 手抄《第二次握手》，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1963年2月，18岁的张扬，以自己舅舅的爱情悲剧为题材，写出了短篇小说《浪花》。从1964年起，他几经修改，扩充为中篇小说《香山叶正红》。1970年，小说改名为《归来》。此后，张扬因反对“文化大革命”入狱近三年。其间，《归来》逐渐在全国范围内，以手抄本的形式传抄开来。1972年春，小说被北京标准件机修厂工人刘展新翻刻成油印本；因手抄本封面遗失，遂被改名为《第二次握手》。
《第二次握手》只是叙述了一个并不高明的爱情故事：药物学家苏冠兰和物理学家丁洁琼，年轻时曾真诚相爱。但他们的爱情，遭到了苏冠兰父亲的反对。后来，丁洁琼只身前往美国留学，参与了原子弹的设计制造工作；苏冠兰则由父亲包办，与医学专家叶玉菡结婚。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丁洁琼毅然回国，留在国内参加建设。历尽爱情磨难的苏冠兰与丁洁琼也终于重逢，实现了“第二次握手”。
在那个只讲“革命”、不谈“感情”的年代里，丁洁琼说过的“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只有一次爱情，也只能有一次爱情”的名言，让整整一代中国人刻骨铭心。在那个知识分子被贬斥为“臭老九”的年代里，苏冠兰、丁洁琼、叶玉菡等正面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使无数饱受磨难的心灵得到了慰藉。小说中，对科学知识的推崇，对科学权威的尊重，对周恩来总理的歌颂，说出了当年许多人早就想说的心里话。
尤其是在那个用空洞的政治口号来代替丰富的人生的疯狂年代里，谈人生、谈爱情、谈理想的《第二次握手》，使当时别无选择的读者们眼前一亮。而小说中第二次握手之后，苏冠兰、丁洁琼、叶玉菡三人的关系该如何相处，更成为手抄本的读者们私下里津津乐道的话题。
现居新加坡的上海人SOUP，在自己博客的文章中回忆道，当年，他躲在“二楼一个完全没有窗的小阁楼里”，偷偷摸摸地抄完了这部小说。抄的过程中，“手酸、头酸、背酸、眼睛酸，反正什么都酸”。抄完后，“我还在扉页上自己画了一男一女握手的图，使这本手抄本更像是从书店买来的”。
1974年，出狱后的张扬又再次改写。小说被扩充为20万字的篇幅，并再次被传抄，终于引起了姚文元的注意。1974年10月14日，姚文元在一个电话里口头批示：“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1975年1月7日，张扬再次以“反革命罪”入狱，罪名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
幸运的是，在当年的法院里，还有正直的法官。湖南省法院“张扬案”的主审法官李海初，靠着“拖”的办法，将案件拖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保住了张扬的命。
1979年1月20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右上角以“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本好书”为题，刊发了湖北省宜昌树脂厂工人李谦的来信，公开提出：“迅速调查《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的情况，给予平反。并希望早日公开出版这本书。”李谦的来信，1998年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作为文物收藏。
在胡耀邦的关怀下，张扬终于得到了平反。（以上内容参考《一部小说一个时代 我的手抄本〈第二次握手〉》，2007年3月11日《厦门日报》）
60年阅读记忆之70年代：
文化生活:八个样板戏八亿人看八年
2009年10月19日12：06 人民网
开篇语：阅读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记忆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变迁，到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丰富，无不折射出社会的进步。
《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在结构上，自1949年共和国起始之年，至2009年，实行“计划单列”，将其中的时光按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新千年依次展开。每个年代的开篇，都有一个概括性的年代特征和生活记忆关键词；每个年代的结束，都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语。这是为了给读者提供阅读便利。
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比如50年代的“列宁装”、“布拉吉”、粮票和上海弄堂里的给水站，60年代的“红宝书”、弹弓、斗鸡，70年代的八个样板戏、小人书、36条腿和“三转一响”、爆米香、鸡毛换糖和喇叭裤，80年代的红裙子、假领子、迪斯科、邓丽君和“大哥大”，90年代的“一步裙”、踏脚裤、“菜篮子工程”、生猛海鲜、股票、超市和甲A联赛，新千年的“肚兜”、唐装、房奴、“人造美女”、超级女声和“动车组”??希望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给勤劳勇敢、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民。
动荡结束 新生活开始了
70年代，是一个转变的时代。70年代最重要的事，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家和人民的动荡生活结束了，新生活重新开始了。
样板戏《智取威虎山》
7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的生活，特别是文化生活，被八个样板戏包围了。后人称之为：八个样板戏被八亿人看了八年。
这八个样板戏是：
京剧：《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
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
交响音乐：《沙家浜》
八个样板戏更是大众中的大众与经典。主人公清一色的刚烈，男主角都没有老婆，女主角都不见丈夫。往往是拳头捏紧，嘴一抿，而后大义凛然地开唱，连摇头晃脑都极具革命性。装容前所未有地同化，而脸谱则精简得让人惊骇。
八个样板戏的普及程度，后来的文艺作品很难超越，这当然与特定的政治气候有关。八个样板戏中的许多台词，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至今难忘，比如《红灯记》中李玉和唱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李铁梅的“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
《沙家浜》中，大家最喜爱的仍然是阿庆嫂与胡传魁、刁德一之间的“智斗”。
“智斗”这场戏，充分展示了阿庆嫂的风采，她不但具有一个地下工作者所应有的机智和敏锐的斗争经验，同时也具有开茶馆的老板娘所应有的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处事作风。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
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来者都是客，全凭嘴一张
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
人一走，茶就凉
这一脍炙人口的唱段，传唱至今，久演不衰。
内蒙古某边远旗县在排练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到乡镇苏木巡回演出时，突然发生问题：买不到女演员套在腿上的半透明尼龙丝袜，那时，这种丝袜本来就产得少，人们嫌其暴露性强，有资产阶级味道，都不敢穿。大家最后讨论，领导决定用红墨水涂在腿上，既代替尼龙袜，又避免过分暴露，跟尼龙袜性质相似，女演员一律在腿上涂满红墨水上场，但见场上一片红腿翻飞，如同女巫作法。成了红腿娘子军。
后来对样板戏的争论，也没有断过，肯定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一些人还是非常喜欢样板戏的，原因就是听熟了；巴金则说，在听到样板戏重播的当晚，做起“文革”噩梦。
“罗马尼亚电影又搂又抱，朝鲜电影又哭又笑，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越南电影真枪真炮，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这是人们对70年代影片的生动概括。
城市里一般是集体组织观看，一些青年通过看电影谈恋爱、找对象，台词都很熟了，进影院是为了消磨时光。
在农村，那时看电影，可是一件大事，人山人海，许多人要翻山越岭，赶几十里路。夕阳西下，放映员幕布就已经撑好，大家争着将板凳靠到放映机的位置。放映员在调焦的时候、或者换片子的时候，一些人将手对着投射灯直挥，然后照射到幕上，很得意。碰到放映员深夜从其他地方放完影片后再来连放，那大家更是盼望得直伸脖子。
观众很多，几乎将银幕四面围住，后边的爬到房顶、树上、电线杆上，常有不小心摔伤的。有的人到银幕背后从反面看，没办法，正面人太多。
也有小青年在看电影的过程中，一帮一帮地打群架、逞威风。
那时朝鲜影片《卖花姑娘》放了一遍又一遍，看的人眼圈发红，“男的要带两条手绢，女的要带四条手绢”。
放正片子之前，少不了新闻纪录片，一般都是尊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这些“新闻简报”放好后，才是当天的主菜影片上场。
作家叶兆言回忆：
记得那时候公演的外国电影，只有苏联的《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以及阿尔巴尼亚的几部电影。有一部阿尔巴尼亚的儿童片叫《勇敢的米哈依》，其中有个镜头是一群小孩去河里游泳，一个少女只穿着胸罩和三角裤，这个一闪而过的镜头在当时很激动人心。黑暗中不知谁喊了一声，于是一片叽叽喳喳。《列宁在一九一八》中有一小段“天鹅湖”舞，有些人买了票，反复看，只要那半分钟的“天鹅湖”一结束，就立刻堂而皇之地退场。
上海联合院线负责人吴鹤沪回忆：
在“文革”处于如火如荼的日子里参军当上了一名电影放映员，有一天，放映《列宁在一九一八》，影片中有两组镜头是无法删剪的，一组是特务在剧场密谋刺杀列宁的镜头，长镜头中总有天鹅湖作背景，特务窃窃私语的特写与四小天鹅欢快的芭蕾舞步交替闪现，声画是不一致的，营造出紧张气氛；另一组是以防不测，列宁在瓦西里家的客厅里席地而睡，脑袋底下枕着几本无聊的书本，瓦西里的爱妻指着熟睡的列宁将头靠在丈夫的肩上，进而相拥相吻。按领导的指示精神，每当放到这两组镜头时，放映员必须准确无误地用手挡住镜头，银幕上不能出现小天鹅穿超短裙赤裸大腿跳芭蕾舞和瓦西里夫妇相拥相吻的画面。毫无疑问，我这个放映员也只能不折不扣地执行，几场电影下来也就做到“准确无误”了。（《六十年代记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1978年，揭露50年前日本少女被卖到南洋当娼妓的辛酸史的日本影片《望乡》，在中国上映，引起的反响远远超过了日本国内。
一些人看到一部公然描写妓女的影片上映，勃然大怒，在大街上贴出大幅标语，要禁止和批判这部“黄色电影”。结果有关部门又剪掉了一些镜头才重新放映。
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有很多人，抱着看一场“黄色”电影的心态买了票，却在被主人公阿崎深深感动之后走出影院。
后来还有一部日本影片《人证》，同样吸引了中国观众。有人为了看片中一闪而过的光屁股撒尿的镜头，而反复观看影片。但更多的人，则为影片中妈妈为了维护自己的名望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的情节震撼，连同影片的主题歌《草帽歌》。歌曲以女主人公八杉恭子的黑人儿子焦尼的口吻唱出，深沉、哀婉的歌声表达了儿子对母亲的眷恋和失去母爱的悲哀：
妈妈你可曾记得，你送给我那草帽，很久以前失落了
另一部引进的日本影片《追捕》，以及片中高仓健凭着硬汉形象毫无争议地占据了中国观众的心。
此后经常听见寻找男子汉的呼声；同时，留着披肩长发，穿着皮靴，外表清纯，内心如火的真由美，成了中国男青年的第一代梦中情人。
片中的经典对白流传至今：
“跳啊，跳啊，朝仓不是跳下去了吗，唐塔不是也跳下去了。”
当年《大众电影》因这张接物剧照被指责为堕落
1979年5月，复刊不久的《大众电影》在第5期封底刊登了英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王子与灰姑娘在欧洲中世纪华丽宫殿中接吻的剧照。
接吻照片的刊登，引发了风波。
一位读者写给《大众电影》的信中称：“万没想到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文革”的洗礼，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竟然堕落到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
1978年《望乡》海报。电影《望乡》是根据日本女作家山崎朋子的文学作品《山打根八号娼馆》改编的，当时很多人都是反复看两三遍的。电影故事引发了国内人们对人性的思考以及各种思想的激烈碰撞。
《大众电影》杂志从侧面见证了中国电影不屈不挠的旺盛生命力，以及中国电影人对艺术的执著追求。
60年阅读记忆之60年代： 衣着:“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2009年10月19日11：41 人民网 开篇语：阅读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记忆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变迁，到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丰富，无不折射出社会的进步。《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在结构上，自1949年共和国起始之年，至2009年，实行“计划单列”，将其中的时光按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新千年依次展开。每个年代的开篇，都有一个概括性的年代特征和生活记忆关键词；每个年代的结束，都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语。这是为了给读者提供阅读便利。
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比如50年代的“列宁装”、“布拉吉”、粮票和上海弄堂里的给水站，60年代的“红宝书”、弹弓、斗鸡，70年代的八个样板戏、小人书、36条腿和“三转一响”、爆米香、鸡毛换糖和喇叭裤，80年代的红裙子、假领子、迪斯科、邓丽君和“大哥大”，90年代的“一步裙”、踏脚裤、“菜篮子工程”、生猛海鲜、股票、超市和甲A联赛，新千年的“肚兜”、唐装、房奴、“人造美女”、超级女声和“动车组”??希望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给勤劳勇敢、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民。 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
60年代，北京掀起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高潮。图为女六中(今第156中学)的学生正在阅读雷锋生平事迹 60年代，是英雄人物辈出的年代，他们作为榜样的力量，一言一行都被灌输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60年代，中国人民经历了生活的苦难——饥饿，生活必需品的极度匮乏，“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左”倾错误占据上风，当日常生活异化为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整个民族都为此付出了代价。60年代的生活，艰苦在先，狂热在后，政治、革命，不断地干预人们的衣食住行。“文化大革命”持续到70年代，终于将国民经济引向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原地踏步，改善甚微。国家和人民也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缝缝补补衣服60年代物质生活极为匮乏，体现在衣着上：“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家里小孩子多的，没有那么多新衣服，“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那时穿补丁的衣服，随处可见，即使穿得不能再穿的衣服，也被用来拆了当补丁、纳鞋底。
艰苦自有艰苦的办法。上海服装鞋帽公司寿吉生，介绍拆洗缝补整旧如新。
大改小、旧翻新，比如退色的卡其衣裤、棉袄，翻一个面，又是一件很好的衣服；衬衫领子、袖口破了，换一条新领子，补一补袖口，又可穿一个时期；裤脚破了改短裤，长袖破了改短袖；裤脚嫌短，可以加长；裤后磨破可以补丁翻新，也可以改制成裙子、拉链衫或者两用衫。
在很多人家的箱底里，都积压了一些式样古老的衣服，这也可以拿出来加以利用。一件男式呢绒长衫可改一套中山装，也可以改制一件长大衣、二件两用衫、二条男式西裤或者一件派克大衣等59种服装。一件绸的或者夏布长衫，可改男女西裤各一条。一件老式马褂，可改一条男式裤子。一件中式裤子，可改成一件香港衫，旗袍裙或男女西裤。一件旗袍可改拉链衫、裙子、男女西裤、小孩连衫裙等几十种服装。一件小腰身短大衣，也可改成一件两用衫，等等。（1960年8月10日上海《青年报》）
1960年党中央决定：减少民用棉布供应。布票按人头发放，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吃商品粮的）每人全年4尺5寸，实际够打补丁用。当时的拆洗缝补业总有做不完的活儿——您送去无论多么破旧不堪的衣物都能补好、做上。打一块补丁，除了收钱，还要按尺寸大小收取布票。
1964年后，情况稍缓，发放布票略增。除布票外，还发行过：棉花票、绒衣票、汗衫票、背心票、裤衩票、胶鞋票、棉鞋票……有一时期，买缝衣线也收布票，一寸布票可买一小团。生了小孩的妇女，发给“油布票”一张，凭票可买到三尺油布。
1969年3月4日，中央就1969年城乡居民棉布分配问题发出通知，规定按人口平均的棉布基本定量为16尺1寸，比上年增加7尺1寸；各省、市、自治区的调剂用布，规定平均每人1尺，比上年增加5寸。买蚊帐布减收布票。这一年，全国居民每人平均棉布消费量达到21尺6寸，比上年增加6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第一版）
五六十年代，衣料多用平阳布、劳动布、斜纹、咔叽、灯芯绒、府绸。
只有过年，才会有新衣裳。
一开始，是大人拿布票去商店剪布，然后送到裁缝店里让师傅去做。在商店的某个角落，有一个木头做成的高高的台子，是那时的“收银处”，高台上面有许许多多的线，这些线连接到商店店堂里的各个柜台，顾客买了东西后，售货员就把票证、钞票什么的一起夹在挂在线上的铁夹子里，铁夹子就“嗖”的一下滑到“收银处”去，等那边结算好了，再“嗖”的一下子滑回来，整个交易过程就是这样。过年前，乡下的人进镇置办年货，那些铁家伙更是“嗖—嗖”地在头顶飞来飞去，场面异常壮观。
做好或买回家的新衣裳，一般是在大年三十晚上拿出来，挂在床顶的木架子上。小孩子常常躺在暖暖的被窝里，无限遐想地看着它，有时候还坐起来就近地细细地瞧，忘了外面是冰天雪地，寒气逼人，心里就想着明天一早能穿上它走亲串户，几乎是一夜无眠，舍不得睡觉，就盼望着天快快地亮起来。第二天，也不再死命地赖床了，赶紧穿上新衣裳，吃上一碗奶奶和妈妈三十晚上做的汤团，跑到外面去和小伙伴玩去，其中一个大的竞争项目就是：比谁的衣裳好看。 60年代，孩子们冬天多穿棉袄棉裤，套制服外罩。无论胖瘦，人人臃肿，看上去身材都差不多。后来出现一种制服式棉袄，将棉袄和罩衣合二为一，但臃肿依旧，且拆洗麻烦。倘为了硬充帅哥而不穿棉衣冻着，则被称为“耍单儿”。
还有一种叫“懒汉鞋”的布鞋，后来又称“片儿鞋”，十分流行。这种鞋廉价、方便，松紧口，提上就走。最流行的，是黑布面、白边、白塑料底的懒汉鞋，俗称“白边儿懒”，以天津产的“天津便”为最好。上了中学，萌发了点招摇心劲的孩子，将这种鞋视为追求对象，一旦穿上了它，其他款式的懒汉鞋就不在眼里了。
冬天都穿条绒面的五眼棉鞋，俗称“北京棉”，区别在于鞋底。和“懒汉鞋”一样，白塑料底最流行，下雪时孩子走路爱打“出溜滑”，这种鞋脚感特滑溜。
口罩是当年的重要装饰。其实也不正经戴，而是把口罩塞进上数第二和第三个扣子之间的上衣里面，带子留在外面。这是一种不容忽略的时尚标志。其功能近似今天男人的领带或女人的首饰。孩子都难免毛糙，丢三落四，经常是人已经走在上学的路上了，忽然发现没戴口罩，那是一定要回家去取的，否则，这身衣裳再时髦，也差着行市。口罩带子竟成为一种最时髦的点缀，反衬出孩子穿着上的单调和苍白。
6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已改罩一种前翻一字领、小西服领、上肩、五个扣的布上衣了。这种衣服曾被称为“迎宾服”，大约是因为它可以用作接待外宾等重要场合，与当年男人的布面中山服相比只有领式和口袋儿上的变化。这种所谓的“迎宾服”，不罩棉袄时也可作春秋两季的外衣，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十余年中非常普遍，后来已显得土气，但在中老年妇女（特别是部分普教女教师、女干部）中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后期。 60年阅读记忆之70年代： 品牌“老三件”和上海货 2009年10月19日12：06 人民网 开篇语：阅读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记忆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变迁，到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丰富，无不折射出社会的进步。
《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在结构上，自1949年共和国起始之年，至2009年，实行“计划单列”，将其中的时光按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新千年依次展开。每个年代的开篇，都有一个概括性的年代特征和生活记忆关键词；每个年代的结束，都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语。这是为了给读者提供阅读便利。
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比如50年代的“列宁装”、“布拉吉”、粮票和上海弄堂里的给水站，60年代的“红宝书”、弹弓、斗鸡，70年代的八个样板戏、小人书、36条腿和“三转一响”、爆米香、鸡毛换糖和喇叭裤，80年代的红裙子、假领子、迪斯科、邓丽君和“大哥大”，90年代的“一步裙”、踏脚裤、“菜篮子工程”、生猛海鲜、股票、超市和甲A联赛，新千年的“肚兜”、唐装、房奴、“人造美女”、超级女声和“动车组”??希望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给勤劳勇敢、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民。 动荡结束 新生活开始了 70年代，是一个转变的时代。70年代最重要的事，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家和人民的动荡生活结束了，新生活重新开始了。
老三件之一：缝纫机 老三件之二：手表70年代，聘礼或嫁妆俗称“老三件”，也就是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这既是为新人开始婚后新生活准备的生活用品，也是家庭生活水平的体现，所以有这“三件”的婚礼才“体面”。
后来这三件被概括为“三转”，有些女方要求加上“一响”，即收音机。有的家里买不起缝纫机的，甚至要先借一台缝纫机来结婚。“三转一响”形成了当时公认的结婚必备品。
70年代末期，结婚组成家庭的物质条件，表现为：36条腿和“三转一响”。
一个家庭有36条腿当然不是指有18口人，更不是说必须拥有一个家庭动物园，而是当时女性要求未来的新家必须有足够的家具。至于具体品种好像各地都不一样，有些地方把立在墙角的三脚架也算在内，一直没闹明白另一件腿数也为奇数的家具是什么。
按当时的生活条件，结婚时能备齐“老三件”已经高兴得不得了，条件好一点的家庭会买钻石牌手表，凤凰牌自行车和五羊牌缝纫机，这就是当时的品牌货。那时候谁要是骑一辆凤凰牌自行车，无异于现在开着私家车，总会让人艳羡不已。
1979年1月到4月，全国半导体收音机销售额比1978年增长了34.9%，由长期积压变成畅销。
新郎俞志民和新娘孔绥红于1978年12月20日结婚，不妨看看他们当时的嫁妆：
订婚的时候，还有100元订婚聘金，媒人再把结婚的日期定下，结婚聘金也是100元。
接新娘子的前一天，男方根据女方的要求准备好“三杠”，即一杠酒（一坛老酒）、一杠粽子（按女方亲戚的户数）、一杠猪肉（基本上是半头猪），先期送到女方家里，以便在第二天的喜宴中用。
舅妈送了一幅被面，表姐送了一个暖水瓶……绥红一一记下，以备将来还礼。在当时，上了10元可都是重礼，是自家至亲好友才舍得送的。
娘家嫁妆的多少，不完全取决于男方聘礼的多少。依当时的“行价”，男方出的聘礼是100元的现金，外加几十斤的被棉、十几丈的布票，或几坛老酒。可娘家至少得嫁上一套圆件（木制的脚盆、马桶等）、床、八仙桌、椅子、凳子、面盆架、丁香柜、平面柜、箱子等木器，六条以上的新被，还有一些瓷器、锡器、新衣服等。为了在场面上好看些，女方的父母会千方百计地为出嫁的女儿挣面子，于是就有了一句戏谑的话：“养囡养强盗”。
嫁妆除了床是用手拉车装的，其他的都是壮汉用肩膀挑的挑、扛的扛。新娘子坐的是自行车（路近的就走路，当时用自行车接新娘子是最时尚了），“驾驶员”就是自行车车主。当时的农村，一个村子要借6辆自行车都很困难，俞志民向外村借了3辆自行车。接新娘子的自行车最好是名牌的“永久”、“凤凰”，就像现在要用“宝马”和“奔驰”一样。（《30年间的婚礼变化》，2008年12月8日《诸暨日报》）
70年代，上海货，以品质、款式享誉全国，上海货，就是品牌。
那时候物资匮乏，而上海，作为我国轻工业最发达的地方，它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如手表、缝纫机、自行车，还有其他所有的日常用品，不仅经久耐用，而且外观也很精美。上海货是一块“金字招牌”，钻石牌、宝石花牌手表，永久牌、凤凰牌自行车，上海牌、蜜蜂牌、标准牌、蝴蝶牌缝纫机，红灯牌收音机……无不是过去那个时代的骄傲。那个时候，国货就是指上海货，上海货遍布大江南北。
外地人只要到上海出差，总会买回一些家里用得上的东西，或者自己去不了，有朋友同事到上海出差，就会托人家帮忙，买回一两件自己需要的用品。
当年“带东西”的风气很盛，什么东西都是上海货好，你要这，他要那。出差一趟上海好似跑一回“单帮”。乘船的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空着双手的，不是手拎的、肩背的，便是肩挑的。回到家里还顾不上休息，你一包、他一包的要赶快去送。
一位当时曾在供销社工作、1937年出生的肖汉木老人说：
上海并不产烟叶，但有香烟之极品“中华”、“熊猫”；上海并不牧羊，可全国的毛衣毛料又以上海为最。老人告诉记者，那时的“上海牌”、“上海货”，成为千千万万中国家庭财富的象征，而名牌荟萃也曾是上海的辉煌和骄傲。还有上海的服装、麦乳精、奶糖、的确良、丝袜、白球鞋，都是时尚生活的标志。那时能戴块手表，比现在有钻戒的人还得意。肖汉木当时就拥有一块“上海”牌手表，很长的一段时间，戴的时候唯恐别人不知道，经常故意捋高袖管来炫耀。
肖汉木老人介绍，上世纪80年代初，他有一个用旧了的印有“上海”字样的黑色手提包，给了在农村的表弟。表弟当时的神情是两眼放光，做庄稼的表弟有事无事便提着手提包四处招摇：“看到吗？上海的！表兄给我的。”就算把提包用破了，在田间地头劳作的表弟总爱用那个包装些种子等小玩意儿。
更多的市民有排队购买上海货的经历。71岁的程细香老人介绍，那时市区的“东方红五金交电”商店是她的最爱。老人兴奋得直摇头：“家里有了一张供应票，我就要去‘东方红’排队买东西。买过收音机、自行车，都是上海货。”
1974年，张艳英和丈夫选择到上海旅行结婚。夫妻俩的结婚用品都是专门跑到上海去采购的。“那个年代男女恋人结婚前，有条件的都要去上海采购，或干脆叫旅行结婚，弄得民政局结婚登记处设在上海一样。”住了一个多星期，用光了所有的钱，张艳英夫妇带回了大包小包的上海货。（邹春生：《上海货，曾经的“金字招牌》，2009年3月17日《东楚晚报》）
上海产的奶糖是孩子们最钟情的食品，上海的的确良、灯芯绒，都是女孩子眼里朝思暮想的高档货。到了80年代中期，纺织品又有了许多款式：夹丝膨体纱、涤纶草绿府绸、薄形弹力袜、仿烤花大衣呢、真丝软缎被面……
计划经济凭的是计划供应，什么商品你没有一张领导签了字的或单位盖了章的条子，你是买不到上海货的。上海的香皂、毛巾、麦乳精，这些现在不起眼的东西，在那时绝对算宝贝。
全国人民都对上海货推崇有加：质量好、款式新、价格合理，几乎没有假货，上海货真正是金字招牌。确切地说，对“上海货”的钟爱，源于上海货的款式新颖，经久耐用，前卫时尚，更源于一种岁月的情结。
60年阅读记忆之70年代： 恢复高考 政治局讨论决定报名费收5毛 2009年10月19日12：06 人民网 开篇语：阅读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记忆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变迁，到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丰富，无不折射出社会的进步。
《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在结构上，自1949年共和国起始之年，至2009年，实行“计划单列”，将其中的时光按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新千年依次展开。每个年代的开篇，都有一个概括性的年代特征和生活记忆关键词；每个年代的结束，都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语。这是为了给读者提供阅读便利。
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比如50年代的“列宁装”、“布拉吉”、粮票和上海弄堂里的给水站，60年代的“红宝书”、弹弓、斗鸡，70年代的八个样板戏、小人书、36条腿和“三转一响”、爆米香、鸡毛换糖和喇叭裤，80年代的红裙子、假领子、迪斯科、邓丽君和“大哥大”，90年代的“一步裙”、踏脚裤、“菜篮子工程”、生猛海鲜、股票、超市和甲A联赛，新千年的“肚兜”、唐装、房奴、“人造美女”、超级女声和“动车组”??希望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给勤劳勇敢、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民。 动荡结束 新生活开始了 70年代，是一个转变的时代。70年代最重要的事，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家和人民的动荡生活结束了，新生活重新开始了。
1977年恢复高考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提议召开并主持了一个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上，他同意恢复高考制度。
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谈话，提出“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
消息在中国飞快地传播着，人们奔走相告。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到来了。
考生们希望报名费能够定在一块钱。当时政治局讨论说，不要增加群众的负担，收5毛就行了，这都是政治局讨论决定的。
由于准备工作来不及，1977年的高考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命题，考试工作于年底进行，文理两类都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新生于1978年春入学。
这是世界教育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而极富讽刺意味的是，面对如此庞大的应考队伍，偌大的中国，竟然无力提供足够的试卷纸张。
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历史由此出现了极富喜剧色彩的一幕。
1977年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关闭十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这也是恢复高考以来，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考试，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迄今为止，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
参加考试的人群年龄严重悬殊，长者已经年过而立，已婚或者已育，幼者才初开混沌，始醒人事。一些82届毕业生回忆，在当时，他们最爱开的玩笑之一就是，年长者对年幼者说“我都可以把你给生下来。”
南京师大文学院教授何永康回忆：
我曾经教过一位33岁的78级学生，同学们都称他为“班级之父”。他告诉我，当他走向考场的时候，身后有4个儿女在向他招手，稚声稚气地祝爸爸考上大学……这一“历史镜头”应当永远印刻在中国教育的历史天空，让后来的青年学子更加懂得珍惜“春天的故事”，珍惜宝贵的学习机遇。（《30年见证：南京老教授讲述1978年高考阅卷经历》，2008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
也有大量的考生最后败下阵来，是时代而不是他们自己伤害了他们的命运。冬夏两季，共招生录取了40.1万多名大学生，只是参考人数的二十九分之一。
链接：1977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
一、给下面这句话注音，要标调（3分）
将正确的答案填写到下面的横线上
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温暖。
二、回答下列问题
将正确的答案填写到下面的横线上
1.指出下面句子中加粗的词属于什么词类（2分）
雷锋为人民服务的心最红
2.指出下面复杂词组中的每个词组属于哪种类型（4分）
恢复和发扬毛主席树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3.分析句子成分（4分）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我要献出自己的毕生精力和整个生命。
4.分析多层复句的层次关系（3分）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三、什么叫拟人的修辞方法？举出一例（4分）
四、写出毛主席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中心思想（6分）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五、将下面两段文言文译成现代汉语，标清题号（14分）
1.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7分）
2.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7分）
六、作文60分作文题：
1.在沸腾的日子里；2.谈青年时代（二题任选其一） 60年阅读记忆之60年代： 凭票供应和限量供应：造就中国市场排队特色 2009年10月19日11：41 人民网 开篇语：阅读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记忆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变迁，到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丰富，无不折射出社会的进步。
《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在结构上，自1949年共和国起始之年，至2009年，实行“计划单列”，将其中的时光按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新千年依次展开。每个年代的开篇，都有一个概括性的年代特征和生活记忆关键词；每个年代的结束，都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语。这是为了给读者提供阅读便利。
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比如50年代的“列宁装”、“布拉吉”、粮票和上海弄堂里的给水站，60年代的“红宝书”、弹弓、斗鸡，70年代的八个样板戏、小人书、36条腿和“三转一响”、爆米香、鸡毛换糖和喇叭裤，80年代的红裙子、假领子、迪斯科、邓丽君和“大哥大”，90年代的“一步裙”、踏脚裤、“菜篮子工程”、生猛海鲜、股票、超市和甲A联赛，新千年的“肚兜”、唐装、房奴、“人造美女”、超级女声和“动车组”??希望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给勤劳勇敢、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民。 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
60年代，北京掀起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高潮。图为女六中(今第156中学)的学生正在阅读雷锋生平事迹 60年代，是英雄人物辈出的年代，他们作为榜样的力量，一言一行都被灌输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60年代，中国人民经历了生活的苦难——饥饿，生活必需品的极度匮乏，“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左”倾错误占据上风，当日常生活异化为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整个民族都为此付出了代价。60年代的生活，艰苦在先，狂热在后，政治、革命，不断地干预人们的衣食住行。“文化大革命”持续到70年代，终于将国民经济引向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原地踏步，改善甚微。国家和人民也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凭票排队购物1959年10月31日，北京市副食品商业局、市公共卫生局发出《关于修订对病人肉食、鸡蛋、蔬菜供应标准的通知》，其中规定，对产妇给予一次性补助，鸡蛋2斤、肉2斤、红糖2斤。1960年6月1日起，对献血人员每次输血200cc以上一次性补助肉食1斤、400cc以上一次补助肉食2斤。对托儿所、幼儿园、街道儿童每人每月补助食糖1斤、鸡蛋0.25市斤、糕点、饼干1.5斤、奶制品2斤。从1961年1月起，对浮肿病人每人补助鲜鱼2斤。
1960年副食品货源进一步紧张，如在北京，猪、牛羊肉到4月15日的全部库存只有361万斤，仅能维持1个月的定量供应（居民每人每月4两）。针对这一情况，在主要副食品实行凭证（票）按人（户）定量供应的基础上，又大幅度地增加了凭证凭票定量供应商品的范围，达到了21种。除肉、蛋、食糖以外，又增加了肉罐头、熟肉及干货制品（折合顶肉量凭肉票供应）、糖果、糕点、饼干、奶制品、露酒、干菜、鲜菜、鱼、海味、干鲜果、酱、调料、食盐、豆制品、淀粉、粉条、粉丝等。这一年凭证凭票商品销售额已占副食品零售额的29.3％。
1961年肉、禽、蛋库存急剧下降，紧张达到极点。如肉食货源，只能保持特需供应，对居民所发肉票无货兑现，从4月起，用生、熟肉、鸡鸭、鱼及其罐头制品等折合顶肉量供应。由于后续货源无望，从6月至1962年2月，对居民平日不得不停发肉票。鸡蛋除供应部分特需、病人、产妇、托儿所等，对居民的平日定量亦无法保持，基本上停止了供应。
北京市二商局干部高智勇对这一段困难时期北京的副食品供应作了详细的回忆：
居民凭证供粮改为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所谓“吃商品粮的”）每人按月发放粮票。粮票分为：粗粮票，面粉票，大米票……粮食定量依年龄大小，因人而异，从婴儿降生的3斤、少儿6斤、儿童8斤……至成人21斤不等。其中面粉供应占总定量20%，大米占10%，其余供应粗粮——玉米面、白薯干、有时即高粱面儿、鲜白薯等杂粮。
婴儿发给奶证，每日两瓶，每瓶半磅。满周岁的，供应1瓶，再掺兑“代乳粉”。代乳粉票和婴儿糖票，每月各发一张。凭票到指定商店可购代乳粉1市斤（由黄豆粉、大米粉及少许奶粉掺兑而成）和黄砂糖2两（古巴产的）。
粮票自然炙手可热。1961年1市斤北京市粮票黑市价格3元（当时生产第一线的工人80%以上月薪为三四十元），1市斤全国通用粮票黑市价格4元，1市斤北京市面票黑市价格5元。
1960年猪肉货源急剧减少，到当年7月起已无鲜肉可供应居民，即月市场投放陈年肉罐头顶替鲜肉供应。数张票集中起来可买到一盒（听）罐头。
1961年起，将原发放的每张肉票面额最多3两削减为2两。同年4月，用库存的鸡、鸭、鱼罐头顶替鲜肉。6月到年底，对居民停止供猪肉。
据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全年），是有史以来北京居民消费水平最低的一年。但仍远远高于其他兄弟省市。（统计数字见《北京副食品商业志》2002年版）
1960年，蔬菜被正式划为“国家二类商品”。对居民实行凭票限量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天供应鲜菜2两（100克），但品种不限。萝卜、土豆、白菜等任择其一。但以土豆居多。另外还发放有少量的“葱票”，持票可购买到少许葱、姜、蒜等，主要由“居委会”安排，重点是照顾基层革命军烈属。有时出现凭票也无菜可买的情况，但仍可持票买到腌菜或咸菜（腌酱菜也凭票供应）。 许多东西要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购买，比如，冬贮大白菜每户供应数斤、10余斤不等；食糖每人每月供应2两；食盐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芝麻酱逢三节（春节、国庆、五一）每户供应1两（50克）、茶叶1两（低档），茶叶自1959年起被划为“国家二类物资”，市场罕见；逢年过节还有粗粉条2两，粉丝1两，花椒半两、大料半两、木耳半两，黄花半两，碱面儿半两，皆按户供应。
花生和瓜子一年“品尝”一回。每逢春节光临，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花生半斤（含皮）和瓜子2两（熟）。直到1965年以后，才由每户居民每年供应半斤改为每人供应半斤和瓜子2两。
食油供应按在京正式户口，每人每月发放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食油三两，品种以豆油或棉籽油（当时叫卫生油）居多。花生油则在年、节期间少量投放市场。
此外，春节每户额外增发“节日补助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香油（芝麻油）1两。
稀黄酱每月每户凭证供应半斤（无包装，自备器皿），超过十口人“大户”增加半斤。
酱油（低档）、醋（散装）基本是敞开供应，但每次购量不得超过3斤。所幸不限次数。群众称之“限量不限次”。
每户每月发给糕点票和饼干票各一张。凭票购买糕点半斤和饼干2两，同时另加收北京市粮票4两（全国通用粮票不行）。（以上内容参考《北京市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炎黄春秋》2007年第8期）
1959年开始，上海的市场副食品供应全面紧张，对大白菜、萝卜、葱、蒜、副食调味品、糕点、糖块也采取按人口分配，限量供应或凭票证供应的办法。此后，限量供应或凭票供应的种类逐年增加。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保证人民生活基本需要，上海市区商业部门发放的各种商品供应票证多时达53种，141个票面。按人或按户分配的票证，由粮店代发。
为了分配有限商品，北京还发放过：肥皂票、火柴票、烟筒票、铁炉子票、铁锅票、铝壶票、生炉子用的“劈柴票”和“炭煤票”。还有大衣柜票、大木箱子票、木床票、圆桌票、闹钟票、手表票、电灯泡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等。这些票都是一次性的，按票面规定的数量购买。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1961年度凭票供应物品达69种，还不包括凭证的。
1961年底，北京又发行“工业券”。从此，除凭证和凭票之外的商品皆凭券供应。工业券发放是在职人员按其工资收入比例，平均每20元工资配一张券。购买范围较广：毛巾、毛毯、毛线、手帕、电池、轴线、铁锅、铝盆、铝饭盒、搪瓷面盆、搪瓷口杯、搪瓷便盆、线手套、铁壳暖水壶、竹壳暖瓶、运动鞋，雨伞、棉胶鞋、缝衣针、缝衣线、油布雨衣、夹胶雨衣，人造棉制品，尼龙内衣裤、皮鞋、闹钟、收音机、腰带、刀剪、进口刀片、各类箱包、巧克力糖块及定量之外的香烟、茶叶、白酒等。
城里供应紧张，农村更困难。由于办“人民公社”，社员被迫吃集体食堂，淳朴的农民响应党的号召，把自家铁锅、铁勺等家什无偿捐献出来，投入高炉熔炼，大炼钢铁。1961年，公共食堂办不下去了，各家农户不得不重起炉灶，但又买不到铁锅等炊具，纷纷涌入城里寻购。然而，市区的商品几乎全都凭证或凭票供应，农民根本买不到东西。
由于票证太多，什么票买什么，很难完全记得住。
有时临时公布几号票证买什么，复杂得很，老百姓要花很多精力打听。
商品短缺，票证奇多，造成当年中国市场一大特色——排队。人们上街，只要见到排队，先不问卖什么，赶紧先排上队再说。
白排一通也是常有的事，眼看快排到了，突然东西卖完了，只好沮丧回家。只好再等下一次排队的机会，怕再也买不到，浪费了票证。
后来，人们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词，改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嘿，九十号！九十号呀，九十号，九十号！
烟号票，酒号票，豆瓣儿豆粉全要票。
肥皂一月买半块，火柴两盒慢慢烧。
妈妈记，娃娃抄，号票不能搞混了。
原歌词中的“就是好”，改为谐音“九十号”，这真是苦涩的幽默。
60年阅读记忆之60年代： 三年困难时期：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 2009年10月19日11：41 人民网 开篇语：阅读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记忆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变迁，到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丰富，无不折射出社会的进步。
《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在结构上，自1949年共和国起始之年，至2009年，实行“计划单列”，将其中的时光按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新千年依次展开。每个年代的开篇，都有一个概括性的年代特征和生活记忆关键词；每个年代的结束，都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语。这是为了给读者提供阅读便利。
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比如50年代的“列宁装”、“布拉吉”、粮票和上海弄堂里的给水站，60年代的“红宝书”、弹弓、斗鸡，70年代的八个样板戏、小人书、36条腿和“三转一响”、爆米香、鸡毛换糖和喇叭裤，80年代的红裙子、假领子、迪斯科、邓丽君和“大哥大”，90年代的“一步裙”、踏脚裤、“菜篮子工程”、生猛海鲜、股票、超市和甲A联赛，新千年的“肚兜”、唐装、房奴、“人造美女”、超级女声和“动车组”??希望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给勤劳勇敢、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民。 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
60年代，北京掀起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高潮。图为女六中(今第156中学)的学生正在阅读雷锋生平事迹 60年代，是英雄人物辈出的年代，他们作为榜样的力量，一言一行都被灌输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60年代，中国人民经历了生活的苦难——饥饿，生活必需品的极度匮乏，“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左”倾错误占据上风，当日常生活异化为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整个民族都为此付出了代价。60年代的生活，艰苦在先，狂热在后，政治、革命，不断地干预人们的衣食住行。“文化大革命”持续到70年代，终于将国民经济引向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原地踏步，改善甚微。国家和人民也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60年代发行的菜票50年代末，“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称为“三面红旗”）席卷中国，加上其他天灾人祸，中国人民进入了后来被称为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叫“三年困难时期”。
水稻专家袁隆平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参考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A19版）
进入1960年春，粮荒问题日见严重，为了能用有限的粮食做出更多的饭，这年1月上旬，在西安还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增量做饭法”先进经验交流会。会后不久，广西柳州地区在大力推广“增量做饭法”时，提出了一些主要的方法，如所谓的双蒸法：办法之一是将米放进罐内干蒸20分钟，然后加水，每斤米加水3斤3两，用猛火蒸40分钟即可。办法之二是将米干蒸半小时后分装入罐，加上凉水，1斤米加4斤水，用猛火蒸1小时即可。双蒸法能使每斤米出饭5斤，比原来能增加40％以上，且饭粒不烂，味道好。
“粮食增量法”或“增饭法”，辽宁黑山县可谓是发源地。1959年5月，该县大虎山卫星人民公社三台子副业生产队创造了“苞米食用增量法”。但黑山在推广这一“先进经验”之初，有些干部群众对此表示怀疑：“无土不砌墙，加水不能顶粮，出的最多，也不过是多加点水而已。”有的甚至讽刺说：“增量增量，米泡膨胀，饿坏肚子，撑坏膀胱。”但黑山县“苞米食用增量法”还是被要求推向全国各地。
同时，由于口粮标准低和副食品严重短缺，人们摄取热量不足，不少群众患了浮肿、肝炎等疾病。
当时，一些地方规定，经医院确诊“无误”可领取“康复粉票”一张，凭票到指定地点可买“康复粉”一份（麦麸、豆粉与砂糖掺制），每日用开水冲食数次。据老者回忆：“疗效还行”。
鉴于农村严重缺粮的紧张形势，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降低口粮标准，“同时，大搞瓜菜，大搞副食品，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正式提出了“低标准、瓜菜代”（“代”即代食品）的要求。11月14日，党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群众运动，以渡困难。
所谓代食品，是指人们用于充饥，但在正常年成不作为食品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化学合成物等。
三年困难时期的代食品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农作物类代食品，它包括各种非灾难年份人们不曾食用的农作物的秸秆、根、叶及壳类，如水稻、小麦、大麦、玉米、高粱等的叶、秆、根及玉米皮、玉米芯、稻谷壳等，以及薯类作物的叶、茎、根等。
第二类为野生代食品，是指野生植物的秸秆、根、叶、皮、果实等，如榆树叶、树皮、橡子、芭蕉芋、蘑芋、石蒜、土茯苓、大百合、野苋菜、洋槐叶、沙枣、鸭跖草之类。
第三类为小球藻、红萍等浮游植物。小球藻是一种球形藻类，直径仅数微米，体内有一绿色杯状或板状色素体，种类繁多，生长于淡水中。小球藻最初是用来当猪饲料的，1960年7月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明确提出，小球藻不仅是很好的精饲料，而且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该社论还举例说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试制糕点、面包、糖果、菜肴、藻粥、藻酱等食品，清香可口；有人用小球藻粉哺育婴儿，效果跟奶粉不相上下。
第四类指合成类代食品，如“人造肉精”、“人造肉”、叶蛋白等，它们相对于前三类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而且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因此也被称作精细代食品。
利用麦秸、油菜秸秆、谷壳、豆秆、豆壳、玉米根、玉米秆、玉米包皮、玉米芯、高粱秆等制作淀粉。在各种农作物中，玉米从“饲料之王”，提到“杂粮首要地位”，一直到“主粮地位”。以甘薯的茎叶、木薯的块根、芭蕉芋的根作为代食品，也被推广，而南方的广西等地大种“费工少、成本低”的木薯，用它的块根和叶做成食品。（熊新文：《共和国史上的代食品运动》，2006 年7 月3 日《新闻午报》）
在粮食极度匮乏的情况下，采集和生产各种代食品，不失为一种动员群众渡过难关的办法。不过，许多代食品，几乎没有什么营养可言，仍难以遏止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发生。
60年阅读记忆之60年代： 从蕃瓜弄到“高干楼” 生炉子要用蜂窝煤 2009年10月19日12：02 人民网 开篇语：阅读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记忆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变迁，到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丰富，无不折射出社会的进步。
《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在结构上，自1949年共和国起始之年，至2009年，实行“计划单列”，将其中的时光按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新千年依次展开。每个年代的开篇，都有一个概括性的年代特征和生活记忆关键词；每个年代的结束，都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语。这是为了给读者提供阅读便利。
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比如50年代的“列宁装”、“布拉吉”、粮票和上海弄堂里的给水站，60年代的“红宝书”、弹弓、斗鸡，70年代的八个样板戏、小人书、36条腿和“三转一响”、爆米香、鸡毛换糖和喇叭裤，80年代的红裙子、假领子、迪斯科、邓丽君和“大哥大”，90年代的“一步裙”、踏脚裤、“菜篮子工程”、生猛海鲜、股票、超市和甲A联赛，新千年的“肚兜”、唐装、房奴、“人造美女”、超级女声和“动车组”??希望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给勤劳勇敢、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民。 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
60年代，北京掀起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高潮。图为女六中(今第156中学)的学生正在阅读雷锋生平事迹 60年代，是英雄人物辈出的年代，他们作为榜样的力量，一言一行都被灌输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60年代，中国人民经历了生活的苦难——饥饿，生活必需品的极度匮乏，“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左”倾错误占据上风，当日常生活异化为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整个民族都为此付出了代价。60年代的生活，艰苦在先，狂热在后，政治、革命，不断地干预人们的衣食住行。“文化大革命”持续到70年代，终于将国民经济引向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原地踏步，改善甚微。国家和人民也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蕃瓜弄改造成功60年代，不少农户开始翻建新居。但总的来看，变化不大，仍然以草房为主，条件稍好些的，盖上了简单的瓦房。瓦房的地基亦用砖或石头砌成，墙壁次者用土坯垒就，稍好者采用双层，即里边是土坯，外面用砖砌，俗称“里生外熟”，最好者是全部用砖砌成，民间称之为“混砖到顶”。墙壁之上是房架，其基本组成沿袭了50年代，亦是梁上架檩，檩上架椽，椽上铺笆。而有钱人家的大瓦房，一般不是用笆，而是用专门烧制的方形薄片砖。
1960年10月15日，建筑工程部向中央提出关于解决城市住宅问题的报告，提出，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城市住宅面积远远落后于实际需要，各地都有无房不能结婚、婚后不能同住、几户同住一屋的现象。要调动国家的、地方的、工矿企业和广大群众的力量，分期分批地建设住宅，力争三五年内基本缓解居住紧张的局面。
上海中心城区新中国成立前遗留下来的旧住房、棚户简屋较多。从60年代起，以街坊为范围的旧房改造规划展开，1962年改造蕃瓜弄，1972年改造明园村，1975年改造万体馆对面漕溪路西侧街坊，旧房改造较为成功的是蕃瓜弄改造。
蕃瓜弄改造前总用地面积4.45公顷，拆除棚户、简屋面积2.69万平方米，公共建筑面积340平方米，居民户数1964户，居住人口8771人。改造后人均建筑面积由原来的3.06平方米，提高到7.27平方米，街坊环境由原来的棚户密集、地势低洼积水区，变成街坊外绿带环绕、街坊内建筑整齐、环境优美的新型住宅街坊。
蜂窝煤60年代，农村烧草烧柴火，城市，则烧蜂窝煤。冬天，没有暖气，要生炉子取暖。快入冬，先要去买那种铁皮烟筒，然后自己装烟筒，装炉子。
生炉子取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点火，要先拿一张报纸塞在炉膛里面，报纸要揉皱，上面放一块引火的草炭，在草炭上面再放蜂窝煤块。然后用火柴在下面点着报纸，报纸快烧完的时候引着草炭，草炭再引着煤，这样一步一步把炉子点着。这个过程烟雾很大，往往弄得满屋都是浓烟。
点火不是很难，所以学会并不难。难的是，炉子生着之后保持它不灭，还要达到取暖的目的。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每天从早上开始的顺序是：（1）起床打开炉子，撤炉灰，把煤添上，15~20分钟后封炉子；（2）下班回来，打开炉子撤灰，加煤，等新加的煤燃烧旺盛时，就大概到了晚上8点了；（3）享受2小时稍微暖和的时刻，就要封炉睡觉了。这样，室内晚上最高的温度，也就在10℃~13℃。
但是，事情不是这样简单，炉子灭了的时候经常发生。
使用蜂窝煤，最担心的是一氧化碳中毒，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煤气中毒”。
每到送煤的师傅给各家各户送煤的时候，大家都会很客气的倒茶送烟的，为的就是希望能够给自家送一些干的蜂窝煤，因为刚做出来的煤很湿，很不好点燃，而且还容易产生煤气（一氧化碳），所以每到这个时候大家对送煤的师傅都很客气。当然，街坊们也都很体谅那些送煤师傅，一车煤几百斤重，一个人又要拉又要搬的，要是赶上几个院子深的就更累了，搬完煤往往是深秋的天气，却出了一身的透汗。挣的都是辛苦钱，所以大家能送点什么也就送点什么了。
一般这蜂窝煤被送到家之后还需要在院子里面吹上几天，直到差不多干透了才会全家总动员的一起搬到自家盖的小煤池或者窗台底下，再在上面盖上一层塑料布并压上几块砖或者瓦什么的，才算大功告成。因为这一冬天就靠这些煤了。谁也不希望下雨的时候给淋湿了。
1965年11月，第一座供应民用液化石油气的灌瓶站在北京西郊建成，并率先向北京一些居民区域发展用户。有人回忆，当时一罐煤气是2.7元，议价是每罐3.2元。
北京曾经有三座“人民公社”楼，西城区的福绥境大楼、东城区北官厅大楼、还有就是崇文区的安化楼。
安化楼——因建于拆毁的安化寺之上而得名。1960年5月竣工入住，曾经是北京最著名的“楼盘”，也曾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酒店式公寓”，还拥有北京最早的社区会所……
安化楼的主体有9层，附属楼8层，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这在当时属于相当大规模的建筑物，大楼竣工时曾经轰动一时，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公社大楼的。
刚建成的安化楼中，每层都有5盏大型玻璃吊灯，4扇玻璃大门，把长长的走廊空间进行了有机分割。将近3米宽的楼道，转角处的一些大空间除了用来堆放一些杂物之外，就是晾衣服的好地方，因为宽敞，能直接通风采光。
安化楼当年的结构充分体现了“公社化”的原则，房间里没有厨房等生活设施，所有的服务设施都在大楼的一层，那里是公共大食堂和开水间。平时居民们工作日都在单位就餐，孩子也都送到托儿所，所以很少有人到楼下食堂就餐。
食堂的工作人员都会在周六晚上挨家询问居民们晚餐和第二天是否订餐。订餐者想吃什么就在食堂准备的小本本上写下来，然后食堂的服务员会把饭菜送上门去，再把各家空的暖水瓶取走，打满开水再送上来。
入住安化楼，不仅要有身份，还要有足够高的收入。1962年入住大楼的居民中，大部分的月收入都有差不多200元，而分给他们的两居室当时的房租是10多元，相当于北京市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因此被称为当时的“高干楼 ”。
在北京的历史上，安化楼是第一座安装了电梯的居民楼，在大楼中心的电梯间，有两部电梯，最早的电梯，是有拉手的单开门。在大楼东侧的楼梯旁，原本设计预留了另两部电梯的位置，但是后来为了节约经费，就没再安装。
那时候附近的孩子都到安化楼乘电梯，电梯内部空间不到3平方米，除去电梯管理员和她的桌椅、电暖气的空间，最多也就能容纳五六个人。于是远近的大人小孩儿都会来看看，小孩们更是把这儿的电梯当玩具了，刚上了9层，就又跑到8 层等着往下坐。当时，很多人觉得安化楼就像是出差时候住的宾馆一样高级。
虽然当年在楼的设计中不包括厨房，但都有比较宽敞的卫生间，还设计给家家户户都装上浴缸，虽然后来因为没有钱被放弃了，但还留了浴缸的位置。
1964年，各楼层尘封已久的食堂被装上了煤气，变成公共大厨房，住户集中在这里做饭。厨房里面靠墙是一排炉灶，可以想象家家户户挨着做饭炒菜，肯定是很热闹的景象。（参考方璐：《北京最后的公社大楼》，2005年7月1日《新世纪周刊》） 60年阅读记忆之50年代： 印450万册的《高玉宝》和夜半鸡叫的“周扒皮” 2009年10月19日11：27 人民网 摘自《中国生活记忆》 编著：陈煜 开篇语：阅读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记忆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变迁，到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丰富，无不折射出社会的进步。
《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在结构上，自1949年共和国起始之年，至2009年，实行“计划单列”，将其中的时光按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新千年依次展开。每个年代的开篇，都有一个概括性的年代特征和生活记忆关键词；每个年代的结束，都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语。这是为了给读者提供阅读便利。
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比如50年代的“列宁装”、“布拉吉”、粮票和上海弄堂里的给水站，60年代的“红宝书”、弹弓、斗鸡，70年代的八个样板戏、小人书、36条腿和“三转一响”、爆米香、鸡毛换糖和喇叭裤，80年代的红裙子、假领子、迪斯科、邓丽君和“大哥大”，90年代的“一步裙”、踏脚裤、“菜篮子工程”、生猛海鲜、股票、超市和甲A联赛，新千年的“肚兜”、唐装、房奴、“人造美女”、超级女声和“动车组”??希望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给勤劳勇敢、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民。 摘要：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备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小说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们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高玉宝》在国内外有二十几种版本，仅汉文版印数就高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和12种文艺演唱形式及其戏曲书籍，其中尤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深远。“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刻薄举动，最终成为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形象。
50年代出版的《高玉宝》图书封面 1950年，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
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参加过土改的作家邵燕祥回忆：我们的工作团里，有一支中央戏剧学院的劲旅，一路文娱活动很热闹，至少普及了一首配合土改发动群众的歌曲《谁养活谁》：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没有咱劳动，粮食不会往外钻。耕种锄刨，全是我们下力干；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粮食一滴汗。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呀堆成山。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瞧一瞧，没有咱劳动，棉花不会结成桃。纺纱织布，没有咱们做不了；新衣裳，大棉袄，全是我们血汗造。地主不劳动，新衣穿成套呀穿成套。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想一想，吃穿和住的，全是我们出力量。咱和地主，怎么生活不一样？不是咱种上粮，地主早就饿断肠。到底谁养活谁，大家想一想呀想一想。
老乡们以为我们住在北京就常能看见毛主席，因而关切地问：“毛主席的生活好吧，能赶上富农了吧？”
邵燕祥还回忆，在没收、征收阶段，有一个地主寡妇曾经大哭大闹过。那是因为土改积极分子说她“转移”亦即藏匿了“浮财”，她说没有，于是僵持不下。我看她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女儿面对一大群人的指斥围攻，双方都不好下台，便提出让男人们退出，让积极分子中的妇女们继续追查。后来好像软硬兼施都不奏效，没有搜缴出什么值钱的物件。（邵燕祥：《1951年：到甘肃参加土改》，《温故》第九期，2009年4月7日）
土改，在人的印象中是诉苦和斗地主。
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备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小说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们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高玉宝》在国内外有二十几种版本，仅汉文版印数就高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和12种文艺演唱形式及其戏曲书籍，其中尤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深远。
“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刻薄举动，最终成为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形象。
全国土改有先有后，但基本在1952年完成。这次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大约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每年交给地主的700多亿斤粮食的地租。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据统计，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42.8%。
50年代的中国人，经历了“一化三改造”。“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造”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实行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4年至1956年底全面进行。
央视法治频道主持人劳春燕曾回忆，她的外公世代从医，在绍兴上大路开了一家药房，叫“致大药栈”。新中国成立前，致大药栈在绍兴城里也算数一数二的大药房了。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外公从药店老板变成了一名普通的药店倌，也被命令去改造，和其他改造对象一起住在绍兴城里唯一的一座教堂里，每天挑河泥。年幼的妈妈去给他送饭，发现他的腿都肿了，一掐一个小坑，原来是得了浮肿病。
一些公私合营的资本家，意识到工商业改造已是大势所趋。也有一些人开始对前途感到茫然，终日惶惶不安，顾虑重重，心甘情愿把家产献出来的毕竟是少数。有的资本家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也有的说“多年心血，一朝付之东流；几声锣鼓，断送家财万贯”。
正当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搞得如火如荼时，北京市也在加紧推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1954年，北京选择大有粮店、稻香村食品店、同仁堂国药店、六必居酱园等10家较大的、具有传统特色的资本主义零售商店进行公私合营试点。8月27日，同仁堂公私合营大会召开，公私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
实行定息之后，原先拥有100万元资产的资本家名义上还拥有100万元的资产，实际上只拥有100万元产生的利息。除个别情况外，统一定为年息5％，这个比率略高于当时的银行利息。从1956年1月1日起计息。这个办法保持七年不变。到了1963年，又决定延长三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1966年9月才停发定息。国家先后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向资本家支付了30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
对资本家进行“和平赎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将所有制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努力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共和国一大创举。
60年阅读记忆之50年代： 全国遍地是炼钢铁的土高炉 没有铁矿石就砸锅 2009年10月19日11：04 人民网 摘自《中国生活记忆》 编著：陈煜 开篇语：阅读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记忆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变迁，到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丰富，无不折射出社会的进步。
《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在结构上，自1949年共和国起始之年，至2009年，实行“计划单列”，将其中的时光按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新千年依次展开。每个年代的开篇，都有一个概括性的年代特征和生活记忆关键词；每个年代的结束，都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语。这是为了给读者提供阅读便利。
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比如50年代的“列宁装”、“布拉吉”、粮票和上海弄堂里的给水站，60年代的“红宝书”、弹弓、斗鸡，70年代的八个样板戏、小人书、36条腿和“三转一响”、爆米香、鸡毛换糖和喇叭裤，80年代的红裙子、假领子、迪斯科、邓丽君和“大哥大”，90年代的“一步裙”、踏脚裤、“菜篮子工程”、生猛海鲜、股票、超市和甲A联赛，新千年的“肚兜”、唐装、房奴、“人造美女”、超级女声和“动车组”??希望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给勤劳勇敢、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民。
“千百万钢铁大军开进荒山野岭，唤醒了无数沉睡的山冈。爆破手们在常年寂静的山谷里，点燃了开掘的雷管、炸药；无尽的矿石、煤炭，像流水一样涌向炼铁、炼钢炉前。”
“千万条道路赶筑起来了，条条通向矿山和熔炉。火车加快了运行的速度，船只乘风破浪地急驶，都在为钢铁奔忙。”
这是当年《人民日报》记者写下的《沸腾的日日夜夜》，真实地记录了全民炼钢的狂热场面。
一切为“钢铁元帅升帐”让路。一时间大江南北，高炉林立，人山人海，热火朝天。
全国遍地都是炼钢铁的土高炉。工厂、部队、公社、机关、学校，连外交部都办起了炼钢炉、炼铁厂。不管男、女、老、少，不分外行、内行，凡是人都成了钢铁工人。没有煤的地方，就砍树烧炭；城里没有树木，就烧家具、床板。没有铁矿石，就砸锅子、鼎锅。建土高炉没有砖石，就拆祠堂、庙宇，毁围墙、宝塔。北京王府井大街两边人行道上的砖头，一夜之间，不翼而飞，都到土高炉上去了。
往常宁静的学校也沸腾起来了，学生放下了手中的书本走近高炉。长年操持家务的妇女也出来了，把铁锅铁锄送作炼钢的原料。
由于采取了许多非常措施，至1958年底，全国用在钢铁战线的劳动力超过了一亿，参加大炼钢铁的人力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经过几个月的蛮干，加上相当程度的浮夸，到年底，宣布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生铁产量达到1369万吨。但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合格的铁也只有900万吨，有些则完全是废品。
大炼钢铁对生态环境和物质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浪费，进一步造成了群众生活的严重困难。轻工业产品的生产品种和产量也大幅度减少，直接导致人民生活日用品供应极其紧张。 60年阅读记忆之50年代： 城市交通基本靠走 第一代公车会发“当当”声 2009年10月19日11：04 人民网 摘自《中国生活记忆》 编著：陈煜 开篇语：阅读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记忆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变迁，到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丰富，无不折射出社会的进步。
《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在结构上，自1949年共和国起始之年，至2009年，实行“计划单列”，将其中的时光按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新千年依次展开。每个年代的开篇，都有一个概括性的年代特征和生活记忆关键词；每个年代的结束，都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语。这是为了给读者提供阅读便利。
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比如50年代的“列宁装”、“布拉吉”、粮票和上海弄堂里的给水站，60年代的“红宝书”、弹弓、斗鸡，70年代的八个样板戏、小人书、36条腿和“三转一响”、爆米香、鸡毛换糖和喇叭裤，80年代的红裙子、假领子、迪斯科、邓丽君和“大哥大”，90年代的“一步裙”、踏脚裤、“菜篮子工程”、生猛海鲜、股票、超市和甲A联赛，新千年的“肚兜”、唐装、房奴、“人造美女”、超级女声和“动车组”??希望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给勤劳勇敢、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民。
50年代的农村，不但绝大多数人没有乘过公共汽车，就是自行车，也只有极少数有职工的家庭才有。北京市农村每百户拥有自行车数，1956年为13辆，1957年为16辆。人们的出行主要靠步行、畜力车、牲畜等，用独轮车(木轮)、大车、地排车(死胎)运输。当时交通工具基本上没有，闲暇时走亲访友，就只有靠两条腿用步子量着走了。
在城市，公共汽车虽然不断增加，但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完全依靠公共汽车出行。这样，自行车就成为机动车之外的主要城市交通工具。
到1958年，北京共有有轨电车九路，每一路都有不同颜色的车牌：
环路（白牌）：平安里出发，回到平安里；
1路（红牌）：西直门到永定门；
2路（黄牌）：东直门到永定门；
3路（蓝牌）：西直门到东单；
4路（浅蓝牌）：西直门到东直门；
6路（粉红牌）：虎坊桥到三里河（临时线）；
7路（灰牌）：崇文门到永定门；
8路（绿牌）：西直门到体育馆。
1958年以前，上海的有轨电车有八路，无轨电车有十路，公共汽车共有四十九路。
有意味的是，北京的有轨电车没有“5路”，而上海的有轨电车没有“4路”，是1、2、3、5、6、7、8、12路。
1955年，上海公共汽车票价分为5分、1角、1角5分和2角四档；无轨电车票价分为4分、7分、1角、1角3分四档；有轨电车票价分为3分、6分、9分、1角2分四档。
1958年 7月，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简称市公交公司）成立，公司电车修造厂试制红旗牌大客车和第一辆铰接式大客车(无轨电车)， 在北京、上海展出。
1956年5月11日，上海《青年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讲了一件事：4月一团支部在上海西郊公园举行一次主题会，支部书记通知大家：明天集体乘公共汽车去。当时有很多人提出意见说：
“我们有脚踏车，可以直接去，在公园门口等你们。”可是支部书记强调说：“我们要培养集体主义精神，一定要集体乘公共汽车去，骑脚踏车去就是没有集体主义精神。”
写这封信的上海市眉州路底西方子桥王仕成，怎么也想不通：
我们都是还没有走上工作岗位的自学青年，经济比较困难。可是自己有了脚踏车却不能骑去，一定要出钱乘汽车，否则就说没有集体主义精神，我认为这样地理解集体主义是不对的。
50年代，北京还有“当当车”。“当当车”是老北京（北平）对有轨电车的称呼。历史上，北京的第一条有轨电车于1924年12月17日在前门正式通车。当时，共有10辆有轨电车往返于前门至西直门之间。因为电车顶上的接线设备和电车行驶中发出的声音，老百姓也把有轨电车叫“摩电车”或“当当车”。它的车头挂了一只铜铃铛，司机只要一踩脚下的踏板，铃铛便会发出“当当”的声响，提醒行人闪避车辆。这也算是北京第一代现代化交通工具。前门有轨电车最早采用法国样式，之后也用过日式和国产电车。
1958年，前门有轨电车停运。
2008年初，改造中的前门大街按照计划铺设了有轨电车的铁轨，使消失了50年之久的“当当车”得以重现京城。
50年代，摩托车是稀有之物，很少用于日常交通。
1956年5月22日，上海《青年报》刊登了署名“路源”的《摩托车手之歌》：
摩托车的马达隆隆轰响，声音震动了远处的山冈，
我像安上了强健的翅膀，勇敢地向前飞翔。
50年代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也有出租车，只不过离普通的老百姓很远。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就有出租汽车行29家，营业汽车近400辆。在北京，政府专门从东欧和苏联进口了一批崭新的“华沙”和“胜利”轿车，用做出租车。另外，也有三轮车，但价格不低，比如当时从前门车站到西单，要2角。 60年阅读记忆之50年代： 公共食堂不要钱和举世罕见的“票证时代” 2009年10月19日11：04 人民网 摘自《中国生活记忆》 编著：陈煜 开篇语：阅读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记忆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变迁，到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丰富，无不折射出社会的进步。
《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在结构上，自1949年共和国起始之年，至2009年，实行“计划单列”，将其中的时光按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新千年依次展开。每个年代的开篇，都有一个概括性的年代特征和生活记忆关键词；每个年代的结束，都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语。这是为了给读者提供阅读便利。
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比如50年代的“列宁装”、“布拉吉”、粮票和上海弄堂里的给水站，60年代的“红宝书”、弹弓、斗鸡，70年代的八个样板戏、小人书、36条腿和“三转一响”、爆米香、鸡毛换糖和喇叭裤，80年代的红裙子、假领子、迪斯科、邓丽君和“大哥大”，90年代的“一步裙”、踏脚裤、“菜篮子工程”、生猛海鲜、股票、超市和甲A联赛，新千年的“肚兜”、唐装、房奴、“人造美女”、超级女声和“动车组”??希望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给勤劳勇敢、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民。
“放开肚皮吃饭”之后，不少公共食堂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办，倾其所有，倾其所能，不但吃饭不限量，就是吃菜，也强调“一个星期不重样”、“半个月不重样”，大吃大喝，穷吃海喝。
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的常庄管理区第一大队第一生产队的食堂，自称能做到一个星期饭菜不重样，每天三餐，每餐四个菜。一周一会餐，节日大会餐。他们还特地公开了一星期不重样的饭菜单，其中有：
和平汤凉粉、豆芽、银丝菜、红丝菜穿汤面、白菜、炒豆腐、炒百合、七糕点肉丝、肉片、炒白菜、炒韭菜、红烧肉、小苏丸、大苏肉、穿汤丸子、拔丝山药、焦烧肉、木耳汤油馍百合汤、金丝菜
这段时间，不少公共食堂还开起了“流水席”，社员随到随吃。有些地方还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仿照汉末张鲁设义舍的办法，五里设一凉亭，十里设一饭铺，行人来了就吃，吃了就走，人家不吃，还劝人家，说是反正吃饭不要钱。
“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实行不到两三个月，多数食堂已寅吃卯粮。
河北徐水县则在全县范围实行基本生活供给制。其中，针对农民的供给内容有：
伙食：男女整半劳力，大、中学生（这里的大学生是指红专大学的学生）每人每月5元，小学生每人每月4元，幸福院老人每人每年4元5角，幼儿园儿童每人每月3元5角，托儿所儿童每人每月3元。伙食费一律不发给本人，以食堂为单位掌握。伙食用粮发给食物，以食堂为单位发给供应证，凭证到附近粮库领取，其他部分一律折款发给货币。为了便于掌握，各食堂可发给个人饭证。农民出门原数带走饭费，到另一食堂吃饭交费。
服装日用品：男女整半劳力，每人每年发给服装布24尺，棉花1斤，鞋3双，袜子2双，毛巾1条，肥皂2块，根据需要发给草帽1顶。大中小学生、幸福院老人、儿童都有相应的规定，连托儿所儿童，每人每年也发给服装布8尺，袜子3双，毛巾2条，帽子1顶，香皂1块，小毛巾1条。
当时的民谣也热情地唱道：
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
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总之一句话：“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办好公共食堂》。社论提出了办好公共食堂的具体要求，比如食堂饭菜多样化，饭要粗细搭配，有干有稀，菜要多种，有菜有汤，尽量免费供应酱油、醋、葱、蒜、辣椒等调味品。要注意改善伙食，应当争取每月吃两三次肉，每逢节日会餐。食堂要讲究卫生，要有自己的蔬菜基地，对年老社员、儿童、病员、孕产妇应在饮食上适当照顾，要利用旧有房屋改建饭厅或尽可能地新建简易饭厅等，可谓事无巨细，都作了详细的要求。
公共食堂及其供给制，脱离当时中国国情，超越人的觉悟，有些做法也很荒唐。
50年代初，我国粮食短缺。中央政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办法，粮票出现了。
1953年11月1日，北京市首次发行面粉购买证，上面写着“遗失不补，过期无效”。
1955年10月，实行粮食以人定量供应后，粮食部发行“全国通用粮票”。
学界对于票据的起端，公认的时间是1955年，是以发行第一套全国粮票为标志的。之后，食用油票、布票相继面世。全国2000多个市、县都分别发放和使用了各种商品票证，进行计划供应。此外，一些较大的厂矿、学校等也印发了各种票证。
从此，票证范围之广、地域之宽、品种之全、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极为少见。除了买“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不用票，买其他东西都要票。
城镇粮食的凭折定量供应始于1955年，国务院《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时办法》规定居民口粮依据劳动差别、年龄大小以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确定了9个等级的供应标准。
副食经营货品，除食油（包括麻酱）早于1954年实行计划供应并由粮食部门管理外，1958年春节开始，对猪肉、牛羊肉、鲜蛋、红白糖、粉丝、糕点等8种副食品实行凭票定量供应。汉民每月每人供应猪肉6两，牛羊肉5两；回民每月每人供应牛羊肉1斤4两；红白糖各4两，鲜蛋2个。另外“五一”节供应鲜鱼，“端午”节供应粽子，采取多供户少供数的办法，供应日期在3天至7天以内售完为止。
据《上海地方志》记载：1955年10月，上海市印制发行“五证一票”。五证是：上海市居民购粮证、工商行业购粮证、伙食团购粮证、特种用粮供应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各户用粮均由粮食部门核定数量，发给购粮证，向指定粮店凭证计量购买粮食。一票是：1955年上海市粮票。
这些粮票、粮证是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的凭证，属无价证券。凡居民在市内伙食单位或在亲友家搭伙，以及购买粮食复制品等，凭购粮证向定点供应的粮店，在定量计划内，按照需要量换取上海市粮票。
50年代粮票的出现，标志着后来整整实行了40年的商品票证制度的开始，小小粮票，曾陪伴了所有中国人。
结婚购买票 60年阅读记忆之50年代： 小伙子要穿列宁装 姑娘们爱上工装裤[组图] 2009年10月19日11：04 人民网 摘自《中国生活记忆》 编著：陈煜 开篇语：阅读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记忆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变迁，到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丰富，无不折射出社会的进步。《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在结构上，自1949年共和国起始之年，至2009年，实行“计划单列”，将其中的时光按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新千年依次展开。每个年代的开篇，都有一个概括性的年代特征和生活记忆关键词；每个年代的结束，都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语。这是为了给读者提供阅读便利。
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比如50年代的“列宁装”、“布拉吉”、粮票和上海弄堂里的给水站，60年代的“红宝书”、弹弓、斗鸡，70年代的八个样板戏、小人书、36条腿和“三转一响”、爆米香、鸡毛换糖和喇叭裤，80年代的红裙子、假领子、迪斯科、邓丽君和“大哥大”，90年代的“一步裙”、踏脚裤、“菜篮子工程”、生猛海鲜、股票、超市和甲A联赛，新千年的“肚兜”、唐装、房奴、“人造美女”、超级女声和“动车组”??希望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给勤劳勇敢、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民。 50年代，百废待兴。
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朴素简单如当时一首民谣所说：“四个兜的中山装，小米高粱吃得香，几户人家一个庄，走亲访友靠步量。”
革命的激情，心中的理想，引领着50年代人们的生活，他们工作繁杂但没有怨言，生活清苦但没有牢骚，遇到困难也不气馁。虽然他们曾经砸掉家里的铁锅去大炼钢铁，虽然他们曾经误以为粮食亩产几十万斤，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无可厚非。
直到现在还有人怀念：50年代，多单纯啊！
50年代生活关键词：列宁装，布拉吉，粮票，公共食堂，广播体操，打麻雀，土地改革，公私合营，全民炼钢。
毛泽东在开国大典时穿中山装的形象，引起世界瞩目。中山装和列宁装
新中国刚成立时，人们的服装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样式。城市市民一般穿侧面开襟的长袍，妇女穿旗袍。农村男子一般穿中式的对襟短衣、长裤，妇女穿左边开襟的短衫、长裤，有的还穿一条长裙。衣服面料多是机织的“洋布”、粗棉布、麻布。此外，还时行西装和中山装。
50年代以后，穿衣打扮与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西装和旗袍渐渐地被看作资产阶级情调，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消失了几十年。男人开始以中山装为主装，不再穿长袍马褂；女人穿的是对襟袄，不再“裹足不前”。特别是中山装，成为中国最庄重也最为普通的服装。
初期的中山装上衣的纽扣很多，四个口袋平平整整，但样式过于呆板正统，缺乏创新。
那时拥有一套毛料中山装是令人羡慕的事情，而在中山装的右上口袋插上一支甚至两支钢笔，则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象征。
后来，受革命的感召和对共产党干部的崇敬，中山装引起一些青年学生的追捧，有人根据中山装的特点，设计出了款式更简洁、明快的“人民装”、“青年装”和“学生装”。
还有一种稍加改进的中山装，就是将领口开大，翻领也由小变大，很受人们的欢迎。当时，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就特别喜欢穿这一款式的中山装。开国大典时，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集体亮相，毛泽东和他身边的领导人穿中山装的形象，更是引起世界瞩目。以后，国外有人便将这一款式的中山装称作“毛式中山装”。
新中国成立之初南京有童谣唱到：一进堂屋亮堂堂，房里摆的大花床，姑娘穿的花衣裳，小伙子穿的“列宁装”。
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服装成为当然的革命象征，深深地影响着城镇居民。“列宁装”一度成为最流行的服装。
“列宁装”，因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常穿而得名，它的式样为西装开领，双排扣、斜纹布的上衣，有单衣也有棉衣，双襟中下方均带一个暗斜口袋，腰中束一根布带，各有三粒纽扣。
“列宁装”开始本是男装上衣，在中国却演变出女装，并成为与中山装齐名的革命“时装”。穿上“列宁装”这种公认的“苏式”衣服，显得既形式新颖又思想进步，“列宁装”一时成为政府机关女干部的典型服式，因此也被称为“干部服”。
“列宁装”或多或少带有装饰性元素——双排纽扣和大翻领，腰带的作用有助于女性身体线条的凸显。
这款服装后来成了无数中国女性最崇尚、青睐的“时装”，穿“列宁装”、留短发是那时年轻女性的时髦打扮，看上去朴素干练、英姿飒爽。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君、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田桂英，都曾是“列宁装”的模特，劳模的示范，带动了时代的风尚潮流。
美中不足的是，当时“列宁装”可供挑选的颜色并不多，清一色的蓝、灰、黑，彰显艰苦朴素的时代风气。
年轻姑娘喜欢穿工装裤 上海著名配音演员苏秀在《我的配音生涯》一书中回忆难忘的“列宁装”：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那时我虽然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但实足年龄尚不满24岁。看着满街红旗，听着那令人振奋的腰鼓声，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剪着短发、戴着蓝布帽、穿着蓝布列宁装的女干部啊！我渴望自己也能那样地穿着，渴望着走到社会上去，渴望着工作。
其实，我在广播剧团很受重用，工作得很快活，可心里总以自己不是国家干部为憾。觉得既然不是国家干部就不能去穿那象征干部身份的列宁装。所以当我在报上又看到北京电影演员表演艺术研究所（即北京电影学院前身）招生的时候，我就又去应考了。
“列宁装”穿在叶琳琅饰演的女特务王曼丽身上，更让人难忘。在一部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反特片《铁道卫士》中，叶琳琅扮演的特务王曼丽是一个潜伏的女特务，“列宁装”，直发型，单布鞋，而并不是观众印象中女特务常有的花旗袍、烫发头和高跟鞋，难怪观众印象深刻。
多年后，步入老年的叶琳琅，在江南某农村拍摄《香魂女》的时候，被许多围观看拍戏的农民给认了出来，大家在指指点点地小声议论着她饰演的王曼丽，快人快语、为人豪爽、充满喜剧细胞的叶琳琅，于是来了个现场发挥，她不无幽默地拱手抱拳，连声说道：“是我，是我，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一席话，逗得大家开怀大笑。
年轻姑娘爱上工装裤和“布拉吉”
1949年以后，生产领域的工人阶级地位得到提高，劳动最光荣，朴素是时尚，穿工装成为一种荣耀。年轻姑娘们曾一度爱上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
工装裤为背带式，胸前有一口袋。与之相配的，一般是圆顶有前檐工作帽、胶底布鞋，布鞋多为手工制作。另外，前后挂胶、以草绿色帆布为面，橡胶为底的“胶鞋”，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穿用而得名“解放鞋”，成为这一时期城镇民众广为使用和喜欢的鞋型。
一般新鞋上脚前，要先钉上掌，孩子的鞋往往前面还打一个皮包头，后跟也补块皮子。男孩子的鞋，大脚趾前面缝一小块“膏药”补丁，很常见。
新中国成立后，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绸缎面料，显得封建味道有些浓。所以，参加工作的女性和女学生就摒弃了缎面，而采用具有农民文化特色的花布来做棉衣，以显示与工农的接近。
穿小棉袄时，为不失进步形象又防止弄脏棉衣（以免去频繁拆洗），一般外穿一件单层的罩衣。50年代，大部分女性用“列宁装”做罩衣。
1955年5月17日，上海《青年报》刊登了署名“启新”的文章《支持姑娘们穿花衣服》，文章认为，现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美丽一些了，然而姑娘们的服装大都还是“清一色”，有的姑娘全身一色蓝。我们不但要把国家打扮得像一个百花盛开的大花园那样，也要把姑娘们打扮得像一朵鲜花、一颗宝石一样。文章最后呼吁：姑娘们，你们大胆地穿起花衣服来吧！
1956年1月，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举办了花布、丝绸、织锦图案展览会，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注意，其中有不少鲜艳丰富、健康而富有生命力的花布图案，如红枫小菊、小玫瑰等，深受人们喜爱。1月10日上海《青年报》报道了这次展览会，并再次提出：
姑娘们，别老是穿得灰溜溜的，穿得漂亮些，把自己打扮得和鲜花一样。
当电影《护士日记》中的女护士简素华哼唱着“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时，看过这部影片的中国男性，也为这位有点小资情调的美丽护士所倾倒。
1956年，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流行的色彩也从蓝色、灰色变得丰富多彩了。从苏联传入的连衣裙“布拉吉”成为最受欢迎的服装：宽松的短袖、褶皱裙、简单的圆领、碎花、格子和条纹，腰际系一条布带。
“布拉吉”本是苏联女子的日常服装，50年代，在中国大众的视野中，多是苏联画报、期刊和电影，那里面人物的着装和专门开辟的时装专栏间接影响着中国大众，身穿“布拉吉”的援华女专家则成了大众直接模仿的对象。
当苏联女英雄卓娅穿着飘逸的“布拉吉”就义时，“布拉吉”成为一种革命和进步的象征，也因此成为50年代最流行的女性服饰之一。
大街小巷、建设工地，上至知名女性，社会名流，下至基层女工，都曾穿过“布拉吉”，甚至幼儿园的小女孩也会有一件属于自己的“布拉吉”。“布拉吉”在女性之中几乎人手一件。一群年轻的女孩子，脸上写满笑容，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满怀着革命的激情，她们梳着油黑的大辫子或刘海齐眉的短发，穿着五颜六色的“布拉吉”，嘴里唱着流行的歌曲，上学、上班、开会、集会、游园，投身于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建设之中。
后来，由于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布拉吉”的名称不用了，但“连衣裙”即“布拉吉”的意译名一直沿用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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