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回忆毛泽东1971年的南方巡视活动

毛泽东1971年南巡解密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主席1971年的南方巡视活动

　　　　汪东兴同志撰写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最近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后，一直写到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其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这对于党史研究有重要价值。汪东兴同志在撰写、出版此书的过程中，我参与做了审校工作，看了他记录的部分资料，并听了介绍的有关情况。现就汪东兴同志书中记述的毛泽东１９７１年南巡活动的主要内容综合整理如下。

　　　　毛泽东主席１９７１年的南方巡视，是“文化大革命”中一次极为重要的政治行动，对于挫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毛泽东对某些政策的调整及“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进程，有着重大的影响。

　　　　毛主席这次南巡，从８月１５日开始到９月１２日结束，历时２９天。南巡期间，毛主席在湖北武昌同刘丰、刘建勋、王新，后来又同***谈话；在湖南长沙同***、卜占亚，后来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谈话；在江西南昌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在浙江杭州先后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白宗善谈话；在上海同王洪文、许世友谈话；在北京郊区丰台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谈话。这些人当时分别担任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上海、江苏、北京等省市和武汉、广州、福州、南京、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这期间，毛主席除同个别人谈话以外，还同各地负责人谈话共１３次。这些谈话，汪东兴同志均在场，并作了详细记录。

　　　　一、毛主席南巡的背景

　　　　据汪东兴同志讲，毛主席身体好的时候，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工作，作调查研究。一般７、８月出去，９月底回北京。这次因发现林彪一伙有不测行为，于是提前赶回北京。

　　　　１９７１年毛主席南巡，直接原因是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至９月６日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引起的。庐山会议原定议程是讨论修改宪法、抓国民经济和战备等问题。林彪一伙利用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和“天才”问题“发难”，打乱了会议的正常进程。他们想利用合法的手段，窃取国家最高权力，充分暴露了企图纂党夺权的野心。毛主席在会上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判了陈伯达，以此来揭露和打击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

　　　　党的九大以后，毛主席把工作重点放在政府工作方面，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等问题。他在考虑政府机构重建时，按照国家体制来讲，应设国家主席。后来，他又考虑如果设国家主席的话，首先他自己不适宜当国家主席。因为１９５６年９月他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了。他说：“让我暂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１９７１年，毛主席已７７岁高龄，更不宜当国家主席了，因此，他表示自己不当国家主席。

　　　　毛主席也考虑如果他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谁当呢？有一次林彪曾要他的秘书向毛主席秘书打电话，向毛主席建议“由毛主席兼任主席”。毛主席说过“反正我不能当了，那就让董老（必武）当吧！”这时董必武已８４岁了。在当时的条件下，除林彪当国家主席以外，其他没有合适的人选。但是，毛主席认为林彪当国家主席也是不适合的。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主席讲过：苏联攻击我们的领导体制是“军事官僚体制”，是“军事官僚专政”，因此在政府机构重建上，要改变这种“形象”。毛主席还考虑到，通过“三支两军”，林彪已经掌握了相当大的实际权力，军队干部在绝大多数地方革委会中起着主要的作用。这种以军代政、以军管党的作法，毛主席是不满意的。他说：“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地方党委定的事，要拿到部队党委来讨论，这不是颠倒了吗？”所以毛主席主张政府机构搞“文官”班子，军队干部不宜过多地参政，因此，他不同意林彪担任国家主席。

　　　　毛主席考虑当时历史的特殊情况，提出了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１９７０年３月初，周恩来总理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到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修改宪法时，原宪法中设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当时毛主席在武汉视察，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１号。３月７日，毛主席看信后对汪东兴说：“在宪法中不写设国家主席这一节，我也不再当国家主席。”要汪东兴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３月８日，汪东兴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见到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感到此问题重大，要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汪东兴在周总理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到会的政治局委员讨论后，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意见。因林彪在苏州，未参加政治局会议，总理委托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叶群向林彪传达毛主席的意见和政治局讨论的情况。会后，叶群向林彪进行了通报。林彪听后，要叶群转告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３月１６日，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中一些原则问题，给毛主席写了一个请示报告，毛主席阅后在文件上明确批示不设国家主席。３月１７日至２０日，中央政治局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会上讨论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时，林彪一伙按照林彪的旨意，坚持设国家主席，所以在会上引起激烈的争论。当时毛主席在外地。会议期间总理曾打电话给汪东兴，要他向毛主席反映会议讨论情况。会议结束后，总理把宪法修改草案报送毛主席审批，并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电话中还给汪东兴交待，要他把会上争论情况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听完汇报后说：“不设国家主席的话，我早就说过了，还派你回京传达过。宪法上不要写了，我也不当国家主席。”在这期间，林彪曾通过他的秘书给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主席没有理会，只是要秘书回个问候性的电话。林彪于４月１１日晚１１时３０分，在苏州要他的秘书给中央政治局打电话，转达他的三条意见，再次建议设国家主席，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４月１２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后，把林彪的“建议”转报毛主席。毛主席提笔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但林彪仍然坚持已见。４月下旬，毛主席回京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用三国时期孙权要曹操当皇帝的典故，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再一次讲了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７月１７日至２２日，中央召集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开会，又有些人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主席得知后说：“不要设国家主席。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毛主席最后一次讲不设国家主席、他不当国家主席，是在庐山会议期间。他察觉林彪一伙不顾他的一再反对，利用设国家主席问题和天才问题“搞突然袭击，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阴谋活动。后来，毛主席曾气愤地说：“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术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８月２５日在庐山会议期间召开的政治局常委和各讨论小组组长会议上，毛主席严肃地讲：“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并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

　　　　林彪在庐山会议前及会议期间一再坚持设国家主席，早就引起毛主席不满，加上种种迹象，使毛主席由不满引起了对林彪一伙的警觉。主要有以下几件事：

　　　　首先，１９７０年７月２３、２５日，政治局开会讨论纪念八一建军节社论草稿时，发生了争论。陈伯达主张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句中“毛主席和”４个字删掉。当时毛主席在杭州，周总理写了一封信给汪东兴，对社论中这个提法请汪东兴转报毛主席审定。毛主席当时眼睛患白内障，视力模糊。汪东兴将信念给主席听。毛主席听后没有表态，说：“你（指汪东兴）划个圈退回去！”汪东兴考虑此事他不好划圈。三天后，即７月２９日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上海接见外宾。接见后，周总理、黄永胜问汪东兴，毛主席对建军节社论的提法定了没有？汪东兴说：你们请示毛主席吧！周总理、黄永胜找毛主席请示，毛主席问汪东兴：“怎样搞的？”汪东兴回答说：“这样大的事，我不敢圈。两种意见，您到底赞成那一种？”毛主席正点燃一支香烟，抽了几口，然后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毛主席说完后，汪东兴仍按照毛主席讲的“划个圈退回去”的意见【注:１９７０年８月１日两报一刊“八一”社论提法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画了圈，把稿子交给总理。

　　　　毛主席对此事很不满意，认为林彪一伙突出林彪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是有所用心的。他说：“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其次，１９７０年７月３１日，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了一个所谓“讲用报告”。这个报告的讲稿是王飞、周宇驰等人起草的。林彪听了报告录音后，大加赞扬说：“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这样，８月４日，吴法宪把林立果报告录音拿到空军“三代会”上播放，并吹捧：“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后来周宇驰、王飞、陈励耘等人吹捧林立果“讲用报告”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等等。毛主席得知此事后，非常不高兴。他多次说：“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并说：“路线不对，那些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

　　　　还有，林立果的权力膨胀，也引起毛主席的注意。林立果１９６７年４月还不是党员，林彪把他安插到空军司令部工作，同年７月１日入党；１９６８年就开始“独立活动”；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７日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还授予林立果“两个一切”（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林立果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林立果指挥）的特权，空军一些领导干部职务提升，由林立果代表林彪出面谈话。

　　　　再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前夕，毛主席要汪东兴先到庐山检查会议安排及安全情况。汪东兴发现在毛主席住处的山顶，正在突击修建一座直升机机场。汪东兴就此事问了周总理，周总理说他不知道。后周总理追问黄永胜。黄说是他下“命令”建的，经过“林副主席批准的”。像这样的事，事先必须报告总理和毛主席，并经他们同意后才能进行。后来，毛主席交待汪东兴进一步了解有关情况，得知庐山周围部署有陆军师和空军师，陆军的坦克内有火箭装置，空军装置机动能力很强。汪把这些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了。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期间，８月３１日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中，以点陈伯达为名，揭露林彪一伙“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毛主席这样写《我的一点意见》，显然和他在庐山会议前，了解和掌握林彪一伙一系列不正常活动情况是分不开的。毛主席在庐山会议结束时，还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庐山会议上林彪一伙野心暴露后，促使毛主席下决心解决他们在党内“搞宗派活动”的问题，击破其抢班夺权的阴谋。

二、毛主席南巡的目的

　　　　庐山会议结束后，毛主席着手解决庐山会议中暴露的问题。他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抓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在庐山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就着重讲了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他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就上这些黑秀才（指陈伯达）的当”。后来，毛主席在审阅《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文时批道：“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毛主席强调学马、列著作的目的是要大家搞清理论是非；揭露陈伯达“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在庐山会议后，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６日，党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其中规定学习６本马、恩、列著作和５本毛泽东的著作。　　

　　　　二是通过揭发批判陈伯达，解决林彪一伙“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错误”和“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的问题。毛主席批判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实际是揭批林彪一伙人。庐山会议结束后，毛主席要黄、吴、叶、李、邱等军委办事组几个人作检查，明确讲：“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可是林彪一直不肯作个认错的“表态”，黄、吴、叶、李、邱等也迟迟不作检查。在毛主席催促下，叶群于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１２日向毛主席交了第一份检讨书。毛主席在叶群检讨书上，作了１０处批语。对林彪一伙犯错误的性质、表现、严重性、对待的方针政策都点明了。毛主席在叶群检讨书末尾批语中写道：“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实际上毛主席是向他们交待政策，再一次催促他们作深刻检查。但是林彪一伙仍然执迷不悟，对此毛主席非常不满。他在某人检讨的材料上批道：“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毛主席见林彪一伙人大搞宗派活动，就采取“甩石头”，即连批几个文件和发指示进行“批陈（林）整风”；“掺沙子”，派纪登奎等同志参加被林彪、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把持的中央军委办事组；“挖墙脚”，改组北京军区，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这些措施是为了削弱林彪一伙对军队的影响和控制。

　　　　三是对部队某些不正之风进行整顿，解决军队与地方的关系以及军队自身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毛主席认为，在军队一些同志中存在着“打仗有功”、“文化大革命支左有功”的“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情绪。他说：“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通过整风，“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毛主席为此批转了济南军区政治部等两份文件，还安排华北会议和军委座谈会来进行“批陈整风”，在基层开展了“批修整风”、“反骄傲自满”等教育活动。

　　　　毛主席虽然采取了这些措施，但并没有彻底解决林彪集团这个隐患。毛主席在庐山会议的后期同林彪谈过一次话，林彪没有认错的表示。以后毛主席说林彪“想通后表个态也可以”，但林彪一直沉默不言。叶群给毛主席检查书中虽然提到林彪想写信给毛主席，由于她的劝阻，“结果帮了倒忙”，毛主席认为这不过是林彪有意虚晃一枪。后来，毛主席曾派周总理、纪登奎到北戴河找林彪谈话，林彪不仅没有悔改表示，反而“消极怠工”，基本上不参加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文件也不看不批，并加紧搞结党营私活动。这就大大增加了毛主席的忧虑。　　

　　　　开始毛主席还是想挽救林彪的，在庐山会议上只打击了“投机分子”陈伯达，间接批判林彪，削弱林彪集团的势力。但事与愿违，林彪集团顽固地抵制批判，并继续进行宗派阴谋活动。因而毛主席非常担心掌握军权的林彪集团搞分裂活动，因为当时军队是控制和稳定“文化大革命”局面的主要因素。于是，他决定采取“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到南方各地“巡视”，给各地党、政、军，特别是军队领导人打招呼，说明“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庐山会议问题的性质是“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只批陈伯达而不触动林彪一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毛主席希望通过和各地负责同志谈话，能帮助当时的党政军高级干部，特别是军队的高级干部认识九届二中全会问题的严重性，捅开中央内部的矛盾和问题，使大家了解林彪一伙阴谋活动的情况，防止党内同志因不了解情况而继续跟着林彪一伙人走。毛主席对“由几个人（在庐山会议上）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过”的情况，认为在党内不能再出现。

　　　　毛主席南巡的另一个目的是为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作准备。毛主席在南巡前和南巡讲话中，对林彪仍是坚持“帮助林彪等犯错误的人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真正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目的，克服分裂的危险”。毛主席当时还没有把林彪从党的副主席职务上拿下来的想法。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主席还讲过，只要林彪不跑，政治局委员还得让他当。毛主席打算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改组军委领导班子，不能让林彪一伙继续控制军权。这些意图，毛主席打算在南巡中进行宣传和贯彻。

　　　　三、毛主席南巡讲话的主要内容

　　　　毛主席于８月１５日下午１时乘火车离开北京，１６日到达武昌。２７日晚从武昌动身，抵达长沙。３１日中午１２时半多离开长沙，晚上９时抵达南昌。９月２日中午饭后离开南昌，３日零点抵达杭州。１０日下午４时匆匆由杭州出发，晚上１０时前后到达上海。毛主席在上海停留了１４个半小时，于１１日中午１２时半离开上海，直发北京。中途在南京停留１５分钟，毛主席未下车，让汪东兴下车见了许世友。以后在蚌埠站停车５分钟；在济南站停车５０分钟（在这里，汪东兴按毛主席指示，临时通知北京市和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在丰台开会）；在德州站停车２０分钟；在天津西站停车１５分钟。１２日下午１时１０分到达北京丰台站，停留两个多小时，４时零５分抵达北京站。除了中途停车的时间，毛主席专列从上海到达北京，路上只走了２５个多小时。在当时的条件下，列车是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北京的。

　　毛主席在沿途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内容非常广泛，但都紧扣南巡的目的。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历数党内路线斗争，反对分裂，讲“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

　　　　毛主席每到一地，除了先了解当地工作、生产情况及人事情况以外，着重讲路线斗争及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强调党内不要搞分裂，进行路线教育，然后讲到庐山会议上的问题。

　　　　８月１６日，毛主席一到武昌，就在车站找来当时担任武汉军区政委的刘丰谈话。他开门见山地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说：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经过五十年没有分裂。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然后毛主席谈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说“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分裂党，也没有得逞”。“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党，是犯了路线错误”。“全国胜利以后，高、饶就想夺权，搞反党联盟，没有夺成”。他说：“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毛主席对刘丰说，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是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他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毛主席在离开武汉前，对刘丰等人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定的责任。”

　　　　在长沙讲话中，毛主席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有５０年的历史。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你们说怪不怪呀？从５０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１０次。”在讲到庐山会议斗争时，毛主席说：他们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指黄、吴、叶、李、邱）以外”。

　　　　毛主席到南昌，车一停下来，就找来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等人谈话。一开头就说：“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

　　　　毛主席到杭州，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等人谈话，在追问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的情况后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那份简报（指九届二中全会六号简报）影响最大，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可能是心里有鬼”。毛主席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毛主席对在座的人打招呼说：“听话要分析，不要听小道的话，不要尽听，人家一吹就听了，受蒙蔽了，不了解情况。所以要调查研究：听话要分析。”

　　　　在上海，毛主席同王洪文、许世友等人谈话讲述了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

　　　　在丰台，毛主席对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等人讲话时，全面系统地讲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庐山会议斗争的性质、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他说：“我们的万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人和也可能丢掉。”他还说，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三天也讲不完”。“我们党已经有５０年的经验，中国人不喜欢分裂，我们党内１０次路线斗争，没有一次把党给分裂了的”。最后指出：“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毛主席在武昌第二次同刘丰谈话（８月２７日）时，说“陈伯达也是反党阴谋集团”，没有点林彪的名，并说这次要保护他；到丰台（９月１２日），毛主席说陈伯达后面还有“黑手”，这显然是指林彪。这可能是因为毛主席在南巡沿途中，进一步发现林彪集团在搞更严重的阴谋活动。毛主席在丰台讲话结束前，重述在武昌第一次谈话时说的：要全党“三要三不要”的原则。他最后说：“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可能是毛主席南巡活动的最大的愿望和要求。

　　　　第二，强调全党要增强团结，遵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

　　　　为了反对和防止党内分裂，毛主席在南巡讲话中，反复强调要增强团结，遵守纪律。他多次与南巡随行人员和参加座谈的同志一起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毛主席与刘丰第二次谈话时，刘丰主动检讨说，他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心情很沉重”。毛主席说：“你沉重什么？问题不在你，问题在北京。”毛主席还给刘丰做工作，强调党内不要搞分裂。这时，刘丰表示：“有主席领导，有主席思想，解放军也是分裂不了的。请主席放心。”毛主席叮嘱刘丰不要把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告诉别人。并说，我是给你打招呼，有些事回去（中央）还要讨论。刘丰当即作了明确表示：不会的。

　　　　毛主席离开武昌去长沙，刘丰到车站送毛主席。上车时，毛主席问刘丰看了新印的《国际歌》歌词没有，刘丰说没有。上车后，毛主席叫工作人员给了刘丰一份。刘丰还问毛主席：“翻印下发，可不可以？”毛主席点点头表示同意，并对刘丰说：“《国际歌》就是讲要团结，讲全世界无产阶级要团结。”毛主席同随行人员唱完《国际歌》后，又与刘丰等人一起唱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主席对刘丰说：“是呀！你看，就是要步调一致嘛！不一致还行呀？”

　　　　毛主席这样做是极有用心的。可是，在毛主席离开武昌到长沙，９月６日李作鹏在武汉接见外宾后，刘丰把毛主席与他两次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李作鹏。当天李作鹏回到北京告诉了黄永胜。黄永胜当晚打电话告诉了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　　

　　　　８月２７日，毛主席到长沙与***、卜占亚等人谈党内路线斗争情况后，又带领在场的人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主席说：“你们不光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它去做。”他说：“‘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样能得胜利呢？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然后，他逐句讲解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他说：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最重要，“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这样我们多好呀！”毛主席讲到后两条时，强调部队在整风中要防止和克服骄傲自满和军阀作风。然后，毛主席叫工作人员找《国际歌》本发给在座的同志，并要他们“把《国际歌》念一念、议一议、谈一谈”。２８日，毛主席在长沙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等人谈话。讲党内路线斗争历史后，再次强调要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

　　　　９月３日零点毛主席到杭州，稍停后就在车上与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等人谈话。毛主席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追问陈励耘及空军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的事，陈回答时含糊其辞，毛主席就讲：你们要搞“三要三不要”，“要学习列宁为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２５周年撰写的那篇文章”，“要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主席还对陈励耘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要陈等听话要分析，不要受蒙蔽。陈励耘听了表情紧张。
第三，进一步指出林彪一伙人的错误问题，强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求犯错误的人认识和改正错误。

　　　　毛主席南巡讲话，在叙述党内历次路线斗争之后，重点讲“第十次路线斗争”——庐山会议的问题。他除了讲这次“路线斗争”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以外，还讲了其特点是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出简报煽风点火”；“瞒着人，私下串连，一点气都不透”；指出“如果有理，为什么不坚持”，可是“后来一说，又慌了手脚，赶快收回记录”；“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点出他们的目的是“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同时，还讲了林彪及黄、吴、叶、李、邱等人的问题。

　　　　讲林彪的问题，主要是：

　　　　——一再讲“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点明庐山会议出问题与林彪这个讲话有关，或者说是林彪首先发起的。

　　　　——说庐山会议问题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设国家主席问题”，这“实际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把问题的严重性点出来了。　　

　　　　——又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说明天才问题，也出自林彪。毛主席还说：“我不是天才，读６年孔夫子，读７年资本家的洋学堂，到２５岁那年正是１９１８年开始读马列主义。”“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多次讲到“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指出林彪突出他在军队中的地位也是有所用心的。

　　　　——还讲到“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指叶群）”。“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一些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叶群，这样不好。还指出：“你在那里搞什么所谓‘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指林立果）就捧得这样高，实际上是害他。”对林彪的工作作风和对待亲属的做法，也进行了批评。

　　　　对黄永胜等人，毛主席说：“我找黄永胜他们谈了话，当面批评了黄。黄永胜不会不摇鹅毛扇子吧！他一字不提林彪。”“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不怎么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显然毛主席对黄永胜不肯检查交代错误，紧跟林彪有意见。而当时林彪也紧紧抓住黄永胜不放松。因为黄永胜代表林彪控制军权，所以毛主席在南巡讲话中，特别提到“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华北八个军，就有五个军反对他们。就是那三个军，还有军长、政委、师长、政委、团长、政委，会听他们的吗？”毛主席还说：“五个人（黄、吴、叶、李、邱）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承认在政治上是方问、路线错误，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但是他们的检讨里面是吞吞吐吐，因而使人怀疑他们能否改好。”“我看前途有两个，一个是改，一个是改不了，他们可能改，有的不一定能改。”

　　对于在庐山会议上受骗、受蒙蔽而犯错误的人，毛主席强调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因此，毛主席在南巡谈话的对象中，对一些与林彪集团关系很密切的或者陷得很深的人，对一些起哄而犯了错误的人，毛主席针对性地打了招呼和进行教育。

　　　　毛主席南巡第一个谈话的是刘丰。他和刘丰两次谈话的时间都很长。毛主席南巡同各地负责人谈话的基本内容，差不多都同刘丰说了。毛主席希望刘丰能成为一个经过教育改正错误的人。　　

　　　　毛主席第二次同***谈话时，***已调入国务院管农业生产，但仍兼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向毛主席汇报农业生产情况时，毛主席说***“满脑子的农业”，没有注意更大的问题是“路线问题”，“应抓路线斗争，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到长沙，同***、卜占亚谈话后，跟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等人谈话。毛主席讲了党内路线斗争历史，提出要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接着关切地问刘兴元、丁盛：你们对庐山会议怎样看法？你们犯了错误，作了检讨，认识是不是转变过来了。毛主席听他们回答后，又说：“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我和你们吹的这些……我是程咬金三板斧，我是到处讲，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大好吧！”

　　　　毛主席在南昌，给程世清打招呼，也是在讲了党内路线斗争历史之后，问程世清：“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回答说：“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

　　　　在杭州，毛主席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问题时，问南萍、陈励耘等人：“庐山会议你们有什么错，听说吴法宪找你们谈了，他搞的那一套，说不是有八个人嘛？”毛主席面向陈励耘，问道：“其中有你一个，还有上海的那个王什么（指王维国），还有福建的那个叫什么？是不是就是那几个人，你们空军就八个中央委员嘛？”陈励耘很紧张，敷衍回答：“在庐山，吴法宪找我布置空中警戒时，阴一句，阳一句，这个人说话不算数的。”毛主席说：“是啊，说话不准确！”陈励耘接着说：“上山前都不知道他们这些事。”毛主席说：“噢，上山前你不知道。空军有，海军有没有？他们是不是内部有通知了呀？”陈吱吱唔唔没有回答。后来，陈励耘解释说：“九届二中全会上我不了解情况，跟着犯了主观唯心主义错误。”

　　　　毛主席南巡期间，与之谈话的人中，在庐山会议上上当受骗而犯错误的同志，都向毛主席承认了错误，如韩先楚对毛主席说：“九届二中全会我们大家都起了哄，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做自我批评，请主席放心。”在上海，毛主席也问过许世友：“对庐山会议想得如何呀？是不是思想上解决了问题了呀？”许世友很快就回答：“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毛主席又问：“我有什么指示呀？”许世友说：“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点意见》。”毛主席说：“那个不是在后头吗？是你们犯了错误之后，我想了五天才写的。”毛主席问许世友，在此文发表前你认识怎么样？许世友说：“我就是按您的意见办的。”毛说：“不见得吧，我那个意见你学了没有？我那个意见上说，什么叫唯心论，什么叫唯物论，你讲一讲，我听听！”许世友一时说不上来，不由自己哈哈大笑。毛主席和在场的其他人也都笑起来了。

　　　　毛主席对在庐山会议上犯一般错误的同志是谅解的。他说：我认为犯点错误不要紧，属于认识问题，现在认识到了就好了。问题是，“犯了错误，也不认识，也不去想办法认识，在那里顶着，这个不好。”他还说，“我可以耐心地等待”，“回到北京以后，或一个一个的，或者三、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包括“再找林彪谈谈”。

第四，倡导读马、列著作，提高识别能力，用行动检验学习的好坏。

　　　　毛主席南巡每到一处，都给党内高级干部讲要吸取庐山会议教训，要认真学马列著作。毛主席说：“我经常提学习问题，大家在这方面口头上是同意的，但在实际中看法就不统一了。你看，这一次在庐山会议上，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自己又不看马列主义的书，陈伯达搞的那一套就相信了，而且照着念，照着引用。”现在有些“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他还说：“现在看来，是马列主义没有学好。”他要求党内高级干部“现在学六本，文化高一些的，有人可能突破，明年再学几本”。

　　　　毛主席南巡沿途对陈伯达利用“天才”问题欺骗人，搞阴谋活动，多次进行批判。他说，我对“天才”的问题和“伟大”的提法一贯态度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挂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是那个‘伟大’，我就有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他对一些人讲什么英明呀、伟大呀很反感，说：“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上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又说：“‘万岁’，英文翻译为ＬｏｎｇＬｉｖｅ，是‘长寿’的意思，对年轻人可喊，对年纪大的就不要喊了。”

　　　　毛主席除了要求大家学马列著作以外，还提出高级干部学点历史知识和国际知识。他说：“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同时，他还强调，检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好坏要看行动。他说：“马克思经常讲，不要看人家的声明，要看行动。声明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那比较容易，真正实现，就难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要看几年、十几年、二十年吧。”

　　　　第五，提出要加强对军队的领导，整顿军队的作风，号召“人民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感到军队问题很多。他在南巡讲话中说：“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他认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军队中滋长的居功骄傲和宗派主义，足以影响党的团结统一、国家稳定和“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毛主席强调说：“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要犯错误。”“军队要谨慎，首先不要搞山头主义。”

　　　　毛主席在南巡讲话中，还谈到加强对军队的领导，特别讲到他要亲自抓军队工作。他说：“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指建国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他说，建国后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后来是彭德怀管的，以后就是林彪，实际上贺龙、罗瑞卿管理多。后来就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强”。他说：“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毛主席认为，他在庐山会议后除了对部队采取的“三板斧，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以外，他还在部队基层中开展批修整风教育，普遍进行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活动，他说：“我希望你们试试看，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要那么长篇大论的报告。”

　　　　毛主席在南巡讲话中，还提出：“现在有个口号，叫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要加一条，人民解放军学全国人民。”以此来改善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四、毛主席是怎样发现林彪集团搞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的

　　　　党的九大之后，在筹备四届人大、修改宪法和组建新一届政府机构时，林彪一伙得知毛主席明确表示不设国家主席、他也不当国家主席之后，企图以坚持设国家主席为名，使自己通过合法手段当上国家主席，夺取国家最高权力。那么，毛主席是怎样发现林彪集团搞夺权阴谋活动的呢？

　　　　（一）在庐山会议前，大概是１９７０年３月，林彪亲自给中央政治局写报告，要求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在遭到毛主席拒绝后，林彪仍然坚持己见，毛主席就说“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

　　　　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夕，毛主席派汪东兴到庐山检查会议准备和安全工作情况，发现林彪一伙瞒着中央调动陆军、空军在庐山周围布防，并在毛主席住所山顶上修建直升机场。毛主席感到林彪一伙这样做“很不正常”。

　　　　庐山会议８月２３日上午开幕，林彪突然发表讲话。２４日下午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一齐上阵，在各小组讨论会上按照事先商量好的统一口径，进行煽动性的发言，鼓噪要设国家主席。２５日中午，毛主席看到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全会第六期简报，就判断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地搞阴谋活动。于是分别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谈话，批评这样做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三项议程”的；然后开常委会，决定停止开小组会，收回简报。３１日，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一文，揭露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并首先揪出陈伯达进行批判，从而挫败了林彪集团纂权的阴谋活动。

　　　　（二）庐山会议后，林彪一伙不仅没有悔改之意，反而加紧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

　　　　庐山会议结束前，毛主席分别同林彪、陈伯达谈话，希望林彪对庐山会议问题有个“态度”，要陈伯达作深刻的检查交代。但后来林彪装病不出，沉默不语；黄、吴、叶、李、邱根据林彪的旨意，迟迟不作检查。在毛主席多次催促下，各人才敷衍地写了检查。中央军委召开有１４３人参加的批陈座谈会，也是表面对付，毛主席批评黄永胜等人“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后来军委办事组写了一份检讨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批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用“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的方法，限制和削弱林彪集团在军队中的势力。　　

　　　　这时，林彪一伙已经感到毛主席这些措施已危及他们的地位和权力，不甘心失败。１９７１年２月在苏州，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加紧密谋武装政变活动，林彪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

　　　　１９７０年９月６日庐山会议结束时，林立果就说“文的不行来武的”。１０月间他从看日本影片《山本五十六》、《啊，海军》中得到“启示”，以“江田岛精神”组建他直接操纵的秘密组织“联合舰队”。１９７１年３月２１日至２４日，林立果按照林彪的旨意，在上海召集他的“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制定武装政变计划，并成立“指挥班子”，要用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当时这些情况，毛主席当时都不知道。毛主席只感到林彪及其一伙人并没有改辕易辙，并采取各种手段封锁对他们的批评和庐山会议的真相。此时，毛主席认为有必要给各地党、政、军主要领导人打招呼，防止一些人继续跟着林彪走，使党发生分裂。于是毛主席亲自到南方巡视，给各地负责人讲庐山会议问题的实质，使大家心中有数。

　　　　（三）毛主席南巡讲话的初衷是“帮助林彪等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真正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目的，克服分裂党的危险”。但是，毛主席南巡，引起林彪一伙的注意。他们布置各种渠道打听毛主席活动情况及讲话内容。林彪得知毛主席南巡讲话的内容，最早是９月６日晚从武汉刘丰那里经李作鹏、黄永胜传来的；还有就是９月５日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听了刘兴元、丁盛传达毛主席谈话内容后，连夜告诉于新野、周宇驰，周在６日乘飞机赶到北戴河，将整理的记录交给林彪、叶群。林彪得知毛主席讲话内容后，十分惊慌，立即策划对毛主席下毒手，７日，布置死党实施政变计划。

　　　　毛主席从北京到杭州的沿途，从一些当地负责人的谈话中，了解到叶群、林立果进行阴谋活动的一些情况。毛主席到杭州后，感到情况有些异常。一是对他的警卫工作，按惯例是地方管的，而这次却由当地空五军政委陈励耘掌握杭州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住所的警卫工作。一些多次接待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毛主席时，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二是毛主席知道陈励耘在庐山会议上跟林彪一伙很紧，起了很坏的作用。当９月３日凌晨毛主席一到杭州，在列车上与陈励耘和南萍、熊应堂等人谈话时，追问陈励耘庐山会议的情况，陈励耘不是说假话，就是避而不答。毛主席明明知道吴法宪在上庐山前，给陈励耘打过“招呼”，但陈励耘却回答：“上山前都不知道他们这些事。”因此，毛主席对陈励耘印象很坏。三是毛主席身边的有些服务人员是空五军派的。９月７日，某些服务人员气氛紧张。有个别服务人员，出于对毛主席崇敬和热爱，将陈励耘布置的监视任务，报告了毛主席。这时毛主席心中有底了，立即警觉起来。四是９月８日晚，即林彪下达反革命政变手令的这一天，在杭州一位与毛主席关系密切、友情很深的领导干部，托人给毛主席捎口信，有些人在装备空军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暗示“请速离开”。毛主席初听到这一口信时，还感到纳闷，“我会妨碍谁呀！”这天毛主席还得知，杭州空军在改装伊尔—１０飞机，飞机上装有炸弹和机枪。毛主席根据前后所了解和掌握的一系列情况，此时感到情况极为严重，要防止林彪一伙人的不测行为。于是当机立断，找汪东兴商议，专列立即转移。当时因不了解林彪集团具体阴谋活动计划，列车是向后转移到浙江金华一线，还是开到上海拿不定主意。于是决定，把专列开到杭州到宁波的支线上，静观动向。专列当晚离开杭州，９日凌晨停靠在绍兴的一条专线上。专列在绍兴停了３６个小时，从各方面得到的信息，还没有发现非常危急的信号，毛主席通知汪东兴，专列立即从上海赶回北京。中午，毛主席通知南萍、陈励耘、白崇善等人见面，谈了半个小时。这期间，专列做开车准备工作。为了安全，还把专列排列次序作了调整。谈完话后，１０日中午１点４０分，列车由绍兴出发，２时５０分钟到达杭州。离开杭州去上海时，没有通知当地领导干部送行。陈励耘虽然到了车站，见毛主席表情严肃，由于他心里有鬼，神情很不自然，不敢接近毛主席，所以也没有握手告别。　　

　　　　就在８日晚毛主席让专列开到绍兴支线时，于新野赶到杭州，与陈励耘商议如何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谋害毛主席的事。９日上午，于新野把与陈励耘商议的意见带回北京，向林立果汇报。９月１０日这一天，林彪通过叶群，多次与黄永胜等人通电话商议，林立果也和“联合舰队”的一帮人商议如何在上海“解决问题”。

　　　　毛主席的专列从杭州到达上海，停在虹桥机场专用线上。刚好是林彪一伙企图利用炸机场油库，以救火名义，杀害或绑架毛主席方案的地方。但是，由于毛主席专列赶在林彪一伙准备工作之前到达，“联合舰队”的南线指挥江腾蛟还没有赶到上海。专列刚停，汪东兴就下车观察地形，把带来的训练有素，装备粮良的中央警卫团干部队１００人，部署在毛主席的主车周围警戒，以防不测。把地方警卫部队，全撤到外围。离列车１５０米的机场油库，因为对列车安全有严重威胁，汪东兴派了警卫严格把守。所以林彪一伙无法实施其阴谋计划。

　　　　原来毛主席打算在上海、南京停留，一般在９月底回到北京。所以林彪一伙也是按照这个时间表策划在上海、江苏的硕放铁路桥等地布置谋害活动的。虽然毛主席当时并不知道林彪一伙的阴谋计划，由于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养成的高度警惕性和敏锐、果断、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使林彪一伙人的阴谋计划落空。毛主席在上海短时间停留后，直回北京。毛主席考虑要给北京的同志谈一谈，又要了解北京的动向，所以专列在济南停车，叫汪东兴打电话要北京市委、北京军区的负责人在丰台车上谈话。专列工作人员利用在丰台３个小时谈话的时间摸清北京情况后，再把专列开回北京站，然后毛主席回到中南海休息了。当汪东兴在中南海打电话向周总理报告毛主席回到北京时，总理还惊奇地说：“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

　　　　从杭州动身到北京，毛主席已经３天没有很好休息。１２日下午回到中南海住所，就睡下了。到１３日凌晨１时，林彪等人从山海关乘飞机逃离半个多小时后，周总理、汪东兴叫醒毛主席汇报情况，这时毛主席才知道林彪叛逃。发生这种事，就连毛主席在内的许多同志都是想不到的。林彪一伙制定的《“５７１工程”纪要》和商定的八种谋害方案，是在缴获周宇驰等人逃跑所乘的直升机上的材料之后，毛主席才知道的。

　　　　（本文整理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秘书长）